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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中国：定陵地下玄宫洞开记 作者：岳南 杨仕
官司打到国务院，周恩来一锤定音(1)
1934年初夏，北平清华园中的古月堂。 即将赴河南安阳殷墟参加田野考古实习的历史系学生夏鼐和他的同窗好友吴晗，踏着绿茵茵的草地在亲切交谈，畅述着自己日后的志愿。夏鼐问打算留校任教的吴晗：“如果由你来选择，你打算挖什么古迹？” 以研究明史崭露头角从而成为胡适爱徒的吴晗，不假思索地说：“当然挖明十三陵。” 两人相视一笑，握手言别。他们谁也没有想到，20年后，这次看似无足轻重的闲聊，竟成为现实，并由此引发了一场纷争。 1955年10月4日，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的办公桌上，平放着刚送来的一份关于发掘明长陵的请示报告。习仲勋看罢报告，觉得事关重大，立即批转主管文化的陈毅副总理并呈报周恩来总理阅示。 消息传开，文化部文物局局长郑振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夏鼐大惊。当他们得知这份报告的发起人是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时，便急忙前来劝阻并希望其收回报告，一场争论由此开始。 “出土器物是最可靠的历史资料，我们发掘长陵【1】之后，可利用明成祖的随葬器物，进一步开展对明朝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史实的研究工作，同时将出土文物整理后，就地成立博物馆，对首都人民进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增加首都人民的文化生活内容……” 郑振铎听罢吴晗的叙述，从椅子上站起身，急不可待地说：“我国目前考古工作的技术水平还难以承担这样大规模陵墓的发掘工作，出土的古物在保存、复原方面的技术也不过关，如此规模庞大的陵墓发掘和出土文物的保存，就连世界上技术先进的国家也会感到头痛……” 未等郑振铎说完，吴晗接着反驳：“全国已经解放五六年了，有老一辈的考古专家，也有新培育的一批大学生，从人力物力都有条件胜任这项巨大的工程。” 夏鼐见两人难分胜负，便及时出来助郑振铎一臂之力。他先是不动声色地望望吴晗这位同乡加同学，然后诙谐地讲道：“老吴，眼下全国都在大规模地搞基本建设，考古人员严重不足，今天西北告急，明天东南告急，我们的人全所出动，配合基建还应付不了局面，又怎能主动发掘皇陵呢？再说出土的许多古物都要保存和复原，这方面的人手更少。你应该从全国考古工作的轻重缓急来考虑问题，不能以明史专家的角度来安排发掘工作。老兄！你已经不再是清华园那个吴晗了啊！” 整整一个下午，争论仍无结果。发掘明陵对于主管北京市文化教育的副市长吴晗来说，既然决心已下，就很难有外来的力量能改变。 郑振铎、夏鼐走后，吴晗怕风云不测，立即找到郭沫若、邓拓等好友，通过不同的方式在中央领导人面前加紧了对发掘长陵重大意义的宣传和鼓动。与此同时，郑、夏也间接地向中央提出了自己对长陵发掘的不同观点，争论双方都把希望寄托在周总理身上。周恩来不敢擅自做主，专门请示毛泽东，得到了毛的首肯。五天之后，有消息传来，周恩来总理已经做出裁决并在报告上签字——同意发掘。 这一历史性的抉择，使中国的考古事业揭开了新的一页。同时，有许多意想不到的故事，也要在这一页上书写。 1955年12月初，在吴晗的鼎力主持下，成立了“长陵发掘委员会”。委员会成员为： 中国科学院院长 郭沫若 文化部部长 沈雁冰 北京市副市长 吴 晗 人民日报社社长 邓 拓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所长 范文澜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秘书长 张 苏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 夏 鼐 文化部文物局局长 郑振铎 北京市副市长 王昆仑 长陵发掘委员会下设一个考古工作队，工作队由文化部文物局、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市文物调查研究组共同抽调人员组成。其成员为：
官司打到国务院，周恩来一锤定音(2)
赵其昌 队长，28岁，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 白万玉 副队长，58岁，小学毕业 于树功 队员，52岁，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 刘精义 队员，23岁，南开大学历史系肄业 冼自强 队员，17岁，初中毕业 曹国鉴 队员，18岁，初中毕业 庞中威 队员，19岁，初中毕业 李树兴 队员，19岁，初中毕业 王 杰 队员，19岁，初中毕业
尚未被惊动的明朝帝王后妃(1)
既然发掘明陵已成定局，身为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并主管业务的夏鼐，责无旁贷地承担起发掘的指导工作。他催促工作队长赵其昌——也是他的学生尽快上路，去明陵调查。 1955年最后的一天，赵其昌同探工赵同海携带着考古专用的各种工具，走出古城北京，冒雪北上，来到十三陵这块昔日的皇家圣地。 寒风呼号，雪花纷飞。起伏的群山和荒芜的陵墓蒙上了一层惨白的葬衣，沉睡了几百年的皇家陵园越发显得死寂与凄凉。赵其昌踏着没膝的积雪，越过恩殿【2】，爬上长陵宝顶【3】。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站在长陵的这座辉煌、雄伟的宝顶之上，举目四望，群陵棋布，高低错落，黄瓦红墙，掩映在绿松白雪之间，真是一幅绝妙的风景画。俯首南眺，一条长达7公里的中轴线如同宽大壮美的银链，从遥远的天际横空而降，直通脚下，巨石雕刻的文臣武将排列两侧，形成一条“神道”，显示着威严而肃穆的皇陵气派。狂风劲吹，积雪翻腾，树枝撼动，嗡嗡之声伴随旋转飘扬的雪片忽隐忽现，此起彼伏，遮云蔽日，如战鼓擂响，似万马奔腾。 “靖难之役”后，获胜的朱棣于南京称帝，改年号为永乐。他镇守北平多年，深知其在军事上的重要地位，便决定迁都北平，并于永乐四年（1407年）征调工匠、民夫上百万人，开始营建北京宫殿。今天的故宫、天坛、太庙（劳动人民文化宫）等规模宏大的建筑，就是在此期间及以后陆续建造的，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文化遗产。 永乐五年（1408年），皇后徐氏死去，因为正在修建北京，朱棣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没有在南京建陵安葬，而是派礼部尚书赵及江西术士廖均卿等人去北京寻找“吉壤”。他们遍访北京四郊，足足跑了两年时间，才找到几处可供挑选的地方。最先是口外的屠家营，但因皇帝姓朱，“朱”和“猪”同音，皇帝认为猪要进了屠家定要被宰杀吞剐，未能同意。另一处选在昌平西南的羊山脚下，羊和猪本可相安无事地各自生活，但山后有个村子叫“狼儿峪”，猪的旁边有狼出没危险可怕，也未被采用。再一处是京西的“燕家台”，可那位永乐皇帝感到“燕家”和“晏驾”是谐音，不吉利，又遭否定。京西的潭柘寺景色虽好，但山间深处地方狭窄，没有子孙发展的余地，亦未能当选。直到永乐七年，才在昌平县黄土山下选中陵地，并由朱棣亲自察看后决定下来。 这里的确是一块最为理想的风水宝地，燕山余脉自西北逶迤而来，曲折环绕，成为一道天然的屏障。中间一片平原，广袤宽阔，风景绮丽，泉水顺山而下，沿平原两侧缓缓流过，真可谓山清水秀。更为奇特的是，在平原的东西两侧，有青山两座，成守卫之势，俨然是两位顶天立地的将军。在此处兴建陵墓，不只风景美好，更主要的是这里山势如屏，易守难攻，一旦驻军把守，既可护卫陵寝，又便于保卫京师。朱棣立即降旨，“圈地八十里为陵区禁地”，开始动工修建长陵，并派军守护。 朱棣不愧是明代少有的军事家和政治家，对陵区的选择和驻军的守卫，再一次显示了他非凡的才华，其苦心远见在他死后不久便可得到证实。无论是瓦剌大军，还是努尔哈赤的铁骑，都把十三陵视为通向北京的咽喉和畏途，从而费尽心机、不惜余力进行攻打。即使在中原纵横驰骋的李闯王，也是从柳沟先入德胜口，再下十三陵，只因居庸关守将投降，才使十三陵变得唇亡齿寒，导致北京陷落。 自永乐皇帝圈地筑陵的圣旨传下，黄土山四周百余里便成为禁地，凡在此居住的百姓，十日之内必须迁往外乡。于是，一场悲剧的帷幕随之拉开——官兵们披挂整齐，手持棍棒，残忍地殴打和驱赶着迟迟不肯离开的百姓。推车挑担的男人，抱着婴儿的女人，面对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家园顷刻间变为废墟，不禁声泪俱下。 永乐七年，浩大的陵墓工程在黄土山下正式动工，所用军工、民夫40余万。据《明实录》等书记载，当年朱棣生日，在黄土山上饮酒作歌，百官上寿时为讨他欢喜，称此山为天寿山。朱棣听罢大喜，即传旨改黄土山为天寿山。
尚未被惊动的明朝帝王后妃(2)
长陵的营建，先后用了18年时间才完成。朱棣的皇后徐氏于永乐五年去世后，在南京停尸6年，直到永乐十一年，长陵的地宫建成后，才由南京移来入葬，成为十三陵第一个入葬者。 公元1424年，朱棣第五次率大军出征漠北，病死于归途中。这位在历史的中心舞台上活动了22年的君王，终于走进了长陵的地下玄宫，寻找他的生前伴侣去了。 从成祖朱棣在天寿山下建造长陵起，到明代最后一个皇帝思宗朱由检（年号崇祯）止，除代宗朱祁钰因故别葬外，其他诸帝都在天寿山附近营葬，共13处。陵区周围依山势筑有围墙，长达12公里，围墙设垛口、城关、敌楼，驻军守护。十三陵各陵建筑自成整体，布局、形制与皇祖朱元璋的孝陵一脉相承。祭殿在前，寝宫在后，门廊、殿堂、明楼【4】、宝城【5】排列得层次分明，严肃整齐，从宫前庄严的神道、石桥、无字碑，直达宝城，一线相贯，地势逐步升高，有曲有直，有高有低，远山近水，连成一个气势宏伟的建筑整体，不愧是中国古代人民非凡的智慧与才华的结晶。 遗憾的是，这笔财富大都没能完整地保留下来。从正统十四年（1450年）“土木之变”，来自北方的瓦剌大军在十三陵燃起焚烧殿宇的大火之后，这文明便开始了它悲剧性的毁灭。最能象征十三陵各陵建筑艺术与风格的恩殿，经过数次战火之后，也只剩长陵的一座顾影自怜了。这座建成于宣德二年的辉煌建筑，历经500余年沧桑而无恙。恩殿以60根金丝楠木大柱形成构架，中间4根高14.3米，直径1.17米。这样高大的楠木柱，是我国古建筑史上独一无二的奇迹，即使故宫的太和殿也不能与之匹敌。恩殿无论是形体结构、建筑风格，都堪称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典范，它的出现同样反映了当时国家的富庶与强盛。 风雪早已停歇，夕阳西下，余晖洒在起伏的山峦上，翻起银色的光芒。苍凉的北国之冬，一片肃静。赵其昌、赵同海两人经过对长陵三天的勘察，虽没有发现可供发掘的线索，却得到新的启示：这个陵墓规模太大了，能否找一个较小的陵墓进行试掘，等积累了经验再掘长陵呢？ 三天之后的夜晚，吴晗家中不大宽敞的书房中灯烛明亮，长陵的照片、草图、各种数据资料和几块填土标本摆满了地板。吴晗和夏鼐静静地听着赵其昌的调查汇报：“我们在长陵的宝城、宝顶上上下下来回跑了两天，找不到半点可供考虑的线索。在明楼后的宝城内打了两个探眼，全是填土，没有生土比较，打铲已经没什么意义了。没有线索，仅靠臆测，会使我们走向失败……” 吴晗低着头，拿铅笔轻轻地敲打着桌子。夏鼐用放大镜不停地检查填土标本。书房中悄然无声。一位小姑娘送来一大盘水果，几碟小点心。她走后，屋子里仍然一片寂静。 赵其昌又提出一个建议，打破寂寞的氛围： “现在天寒地冻，调查中动土又很困难，能不能给我两个月时间，查查文献。十三陵的皇帝、皇后，无论生前建陵或死后建陵，总不会同时死去，如果不能同时入葬，就有个再次挖开二次入葬问题。类似的问题，他们又是怎么处理的？我想带着一些问题，再着重调查一下，多住些日子。” 夏鼐一向重视调查，尤其注重结合文献的调查，所以非常支持。他说：“十三陵的建造，前后延续200多年，无论建筑布局和形制，早、中、晚期总是有些变化的，应该普遍调查，再归纳一下，比较异同，总会提出些问题来，结合丧葬制度，相互参照、印证，可能会有些收获。然后动工，才有把握，我看这样好。” 吴晗也表示同意，他指了指书架，对赵其昌说：“查文献，好！我这里讲明代的书不少，你随便拿去看，今天就可以带走些。再去调查，你打算住多久？”他转向夏鼐：“作铭（夏鼐字），多长时间合适？” 赵其昌伸出两个手指。夏鼐接下来：“两个月可以，一个陵总要几天，两个月不算多。”
尚未被惊动的明朝帝王后妃(3)
也许吴晗原以为两个手指是指两周，既然是两个月，也不再说什么了。他拿起水果、点心：“来，尝尝，尝尝！”下一个步骤、时间大体有了眉目，紧张的气氛松弛下来，话题又转入闲谈。 正吃着水果，也许是赵其昌感到肩上的担子太重了，顺口冒出一句：“吴副市长，长陵太大了，能不能找个小的，试掘一个？”吴晗一怔，转身问夏鼐：“什么叫试掘，哪个‘试’？”夏鼐笑笑：“辰伯（吴晗字），考试的‘试’！你考试得不及格的‘试’。”吴晗也笑了：“那试掘与发掘又有什么不同？” 夏鼐道：“试掘与发掘，其实方法程序上完全一样，完工后整理材料没什么不同，照样印出报告，只是没有很大把握时叫法谦虚一些而已。国外也有这样的先例。” 在试掘问题上，两人意见完全一致。至于是否试掘，要等调查后的结果再定，而且还要上报批准。 春天转眼就要到来，十三陵的积雪开始融化。再次北上十三陵，他们将有什么收获呢？
中华文明源于西方？(1)
在中国历史上，罗布泊的地理位置曾有明确的文字记载。然而，这个记载在19世纪末却被俄国军官普尔热瓦尔斯基推翻，从而引起世界学术界对这个神秘之湖的热烈争论。 普尔热瓦尔斯基在两次去新疆塔里木河下游进行考察后，宣称中国史书上的记载是完全错误的，他所发现的台特马湖才是历史上真正的罗布泊。 他的一家之言使世界地理考古学界为之哗然，欧洲一些国家的科学家也撰文大力吹捧。英国的卡莱、达格里、木瓦罗特和爱尔兰的亨利亲王，还有俄国的普热尔佐夫、科兹洛夫等人相继前赴罗布泊考察后，对普尔热瓦尔斯基的观点表示认可和称赞。为此普尔热瓦尔斯基这位普通的俄国军官名噪一时，连连加官晋职。 正当普尔热瓦尔斯大走红运、得意忘形之时，斯文·赫定的导师、德国著名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却对这个“划时代的发现”提出了质疑。他认为普尔热瓦尔斯基所找到的新湖泊为淡水湖，而罗布泊实为咸水湖，历史上的罗布泊该在塔里木河东流的尽头，并不在普尔热瓦尔斯基所勘定的位置。从此，新旧罗布泊的学术大争论在世界范围内展开。 这场旷日持久的学术大讨论，将瑞典地质学家斯文·赫定的兴趣引向东方这块神秘的土地，也正是导师李希霍芬的积极支持与鼓励，使他踏上了通往罗布泊的征途。 1900年3月，斯文·赫定胜利地跨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从英库勒北行，穿过孔雀河，沿库鲁克干河床，在楼兰遗址的东南一带发现了一块大洼地，他惊喜地探测到此地是一个干涸的湖泊。经过仔细的勘察和鉴定，斯文·赫定认为这就是历史上真正的罗布泊，这一论断在28年之后得到证实。 令人惊叹的是，斯文·赫定无意中发现了被人类历史遗忘了千余年的古楼兰遗迹。第二年，他又来到此地，组织人力对古城遗址进行发掘，事实再次证实了他的论断，沉默死寂的楼兰古城终于重见天日。罗布泊荒漠隐藏的千古之谜终于被一个瑞典人解开。斯文·赫定的探险发现顿时传遍整个西方。 可惜，以地质学为基础发展而成的田野考古学这棵刚刚破土而出的稚嫩幼芽，并没有引起中国人的注意和兴趣，他们奉行和沿用的依然是清代顾炎武、阮元、王国维等从宋代沿袭发展而来的以研究古文字为主要内容的金石学。真正认识到这棵幼芽的价值并为之培土，从而在中国诞生田野考古这门学科，是在斯文·赫定离开的20年之后。那时，西方的田野考古学已经盛行，东方的版图自然成为这门新兴学科的试验基地和掠夺目标。从英国的斯坦因于1906年第二次在中国西部地域的古楼兰、阳关、敦煌等城堡和洞窟掠夺大批珍贵文物之后，中国的古代文化便开始遭到了空前的劫难。敦煌、龙门、云冈等石窟的壁画、石雕像等古代艺术品，被盗凿得伤痕累累、百孔千疮；西安、洛阳的古墓被掘，随葬品被西方人洗劫一空；大批古建筑被毁，许多古遗址和文物古迹被掘得破烂不堪、一片狼藉…… 残酷的事实使中国人猛醒，不能再沉默了。中华民族有自己丰厚的文化积累，中国人有自己的文化事业，更应当有一支研究、考察、发掘和保护自己古代文化的队伍。于是，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黄河流域的考古工作便兴盛起来，国民党中央地质调查所从1921年开始，陆续派人到各地勘察，发现和发掘了一系列石器时代遗址，其中包括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指导发掘的著名的仰韶文化遗址。北京地区周口店的古人类遗址在1921年由裴文中博士主持的发掘中，发现了第一个著名的“中国猿人北京种——北京人”完整的头盖骨化石，并首次通过研究，确认石器、烧骨和用火后灰烬的存在，从而明确了“北京人”的文化性质，将它纳入了考古学范围。稍后，他和贾兰坡教授主持发掘的山顶洞遗址，又获得了旧石器时代晚期山顶洞人化石及文化遗物。尽管这些遗址的早期发掘是国际合作性质的，但它却是中国考古事业崛起的先声。1935年，安阳殷墟的发掘工作由中国人首次独立完成。可以说，中国近代考古学是从这时开始诞生的。
中华文明源于西方？(2)
1950年10月，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建立，标志着中国考古事业一个新时代的到来。通过对中原、西北、东北、西南、东南一系列文化遗址的发掘，翔实的出土资料否定了法国人约瑟夫·德·歧尼和波堤埃等提出的关于中国文明之源来自西方的学说。中国史前和早期历史的发现、发掘和研究，终于在全世界的考古学领域内占据了自己应有的位置。
风流皇帝与“遮羞山”之谜(1)
新的一年开始了，对于赵其昌来说，也是一个新的开始。他在大学时代学的是旧石器、新石器、甲骨文金文、商周的青铜器，以及秦砖汉瓦、魏晋碑刻、唐宋诗文等等，一下子转到明朝，真是个新课题新工作，必须从头开始。 他在导师夏鼐的指导下，进行了几个月的实物与史料研究。已掌握的中国考古资料和出土文物表明，在每一个历史阶段，不仅有大量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和装饰品等实物出土或遗留下来，并有许多古遗址和古墓葬，尤其是古城遗址和帝王墓葬更是屡见不鲜。 西安曾经是11个朝代建都的地方，周围有周、秦、汉、唐时期帝王墓72座，仅唐代就有19座。洛阳为9个朝代建都之地，东汉13个皇帝就有9个将陵墓建在洛阳，五代十国时期的7座帝陵也在此处。南京亦有9个朝代建都，并以六朝古都著称于世，六朝为汉唐过渡阶段，历经300余年，其帝后王侯陵墓共71处，已有31处在南京近郊和丹阳一带发现。北宋的9个皇帝，除徽宗、钦宗被金人所虏囚死漠北外，其余7个均在河南巩县入葬，加上赵匡胤父亲的陵墓，谓之“七帝之陵”。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只有元代帝王墓葬仍是一个难解之谜。因蒙古贵族盛行“深葬不坟”，所以葬地无处寻找。史书记载：“其墓无冢，以马践蹂。”即埋葬之后，万马踏平，不留痕迹。 赵其昌当前研究的重点自然是明清两代帝王陵墓的史料。他几乎跑遍北京各大图书馆，在浩如烟海的史籍中查找着有关的资料。《明实录》、《大明会典》、《明史》、《国榷》、《日下旧闻考》等经典他一一仔细揣摩，连明清人的笔记、野史，都尽可能一一翻阅。他要弄清众多的帝后、王侯、嫔妃和各种陵墓的建筑形制、布局规格、祭祀礼仪、埋葬制度、随葬器物，以及帝王墓葬的发展演变过程，尤其是地下建筑的形制。遗憾的是这最为关键的一环，文献史料却极少记载。要想弄清皇陵真相，就必须做实际的探访和勘察，舍此别无选择。 积雪消融，枯草微露，走出巨大的皇家陵园，立感悲怆凄凉。辉煌的明楼、大殿、宝城，俱已失去原有的风采雄姿而变得满身疮痍，残垣断壁、荒草凄迷，一代豪华璀璨的建筑群，已经成为一片废墟。“昔日皇陵胜地，垒垒荒冢伴斜阳。”工作队的几位同志来到长陵管理处，开始了调查和访问。他们白天一座一座陵墓仔细查看，晚上走访当地老乡。十三座皇陵，想要找到一点线索，真如大海捞针。 经过几天的探访，工作队决定把目标重点放在献陵。 献陵位于长陵西侧一华里的黄泉寺山下，埋葬着朱棣的长子朱高炽。陵园规模较小，距长陵地域最近，入葬时间上前后紧接，从发掘工作考虑，如果试掘，以献陵最为合适。它不仅埋葬制度、地下建筑结构等有很多可供参考之处，试掘之后还可以直接把设施、人员拉到长陵，工作、食宿解决起来都比较方便。于是对献陵开始了第一步工作：查阅史书，收集资料，实地勘察，寻找线索。 朱高炽47岁当上了明朝的第四位皇帝，改元洪熙。可他只在皇帝的宝座上坐了10个月，就一命呜呼了，死后谥庙号为“仁宗”，葬于献陵。 把朱高炽称为“仁宗”，这“仁”字用得倒也确切。对于一个封建帝王来说，像他那样关心百姓疾苦的实在不多。洪武二十八年，他由祖父朱元璋亲自册立为燕王世子。朱高炽文笔华美，诸王世子中无人能与之相比。朱元璋时常让他帮助自己批阅奏章，而朱高炽选批最多的是那些关于百姓生活的，特别是各地上报灾情的奏疏，他总是立即让爷爷过目，朱元璋曾不解地问他： “怎么你选的尽是些上报灾情的奏疏?” “孙儿觉得民以食为天。现下有的地方闹灾，民不聊生，乃是最急迫的事情，才请皇爷优先处理。” “唔!”朱元璋点点头，又问：“尧在位时闹了几年水灾，汤时七年大旱，百姓又靠什么活下来的呢?”
风流皇帝与“遮羞山”之谜(2)
“靠的是尧、汤圣人有恤民的政策。” 朱元璋听后大喜：“你这孩子虽然生长在深宫，却关心民间疾苦。好!”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是农民起义领袖出身，深知民间疾苦，建国以后，实行了一些较开明的政策，经济得到复苏，国库也颇为殷实。但朱棣好大喜功，频繁地进行大规模征战，加之建都北京、疏浚运河等浩大工程，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朱高炽登基当天，第一道命令就是追回第七次下西洋的郑和远洋船队，召回在交趾采办珍珠的中使和在西域买马的官员，并停止为皇宫采购、烧铸、供应等一切花钱的勾当。可惜这位雄心勃勃、一心强国富民的皇帝在位仅10个月，无法实现其抱负了。 献陵和其他各陵有一个明显的不同之处，就是在恩殿和明楼之间有一座小山相隔，把陵墓切割成两块。如今前方大殿已不存在，仅留有山后一片残破的建筑。赵其昌率人在山后的明楼和宝城内外查找线索，仔细辨别，分析当年入葬的隧道口可能留下的痕迹。明朝陵墓制度，一般是宝城内用厚实的黄土填满，并筑起高大的宝顶。但献陵的宝顶却掩埋不住宝城内墙，显得极为简单和寒酸。 近半个月的勘察仍无线索，工作队开始分头探访。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们得知附近村里存有祖宗留下的《陵谱》，据说上面记载有陵墓的建筑和入葬经过。这些村庄大多是由当年的守陵宫监发展而来，有秘籍存留也许可能。当赵其昌查访三天，终于从当地一富农家中借来《陵谱》时，却不禁哑然失笑，原来所谓《陵谱》所记全是臆说传闻，毫无史料价值。 《陵谱》中关于献陵的记载： ……仁宗朱高炽为太子时，每日在宫中游荡。其时，宫中规矩，凡夜晚宫中妃子门口挂红灯，太子方可进入。挂绿灯，表明内住长辈，不得入内。 一夜，朱高炽游宫，见一楼内窗棂上挂着红灯，便喝退侍从，径直入楼。待其宽衣上床后，却见床上竟是姨娘…… 此事在皇宫里哗然传开，或曰太子对比其年长几岁之姨娘早有此意。当夜，是其事先将姨娘房门绿灯摘下，于窗棂之上换成红灯；或曰姨娘早对太子有情，是其亲摘绿灯，换上红灯…… 仁宗皇帝驾崩，其子朱瞻基命人将父皇陵墓建于小土山后，使石碑殿堂及明楼宝顶互不能见，意在以小山将父皇仁宗与其姨娘之丑行遮掩。故此小山谓之“遮羞山”…… 老乡们自然不会知道，据文献记载，这座陵墓的建造形制实则与风水有关。皇家园陵最重要的一条就是选择“龙脉”，这起伏的山丘就是“龙脉”的象征。献陵建造时，因这小山形如几案，是作为“龙脉”而完好保存下来的，史书上称为“玉案山”，殊不知风水反给这位仁宗皇帝蒙上一层不白之冤。 史书缺乏记载，《陵谱》只能当作饭后谈资，面对一座座巨大的陵园，却找不到一点可供科学方法发掘的线索。时间一天天过去，吴晗、夏鼐不断派人前来询问，工作队员心急如焚。 正当工作队一筹莫展时，两位全副武装的公安人员却找上门来。原来工作队被当成盗墓的了。这个让人忍俊不禁的插曲，却给工作队带来新的启示：能不能从被盗的墓葬中发现点线索，或者从盗墓者的口供里判断陵墓玄宫的结构？主意商定，工作队员再度分头行动。赵其昌去曾经被盗过的万贵妃墓地寻觅踪迹，于树功则干脆去了监狱，想从盗墓者口中探出蛛丝马迹。只可惜，两路人马都无功而返。
城墙黑洞是地宫入口？(1)
正当工作队困惑着找不到头绪的时候，吴晗和夏鼐有了新的想法，就是把定陵作为突破口。因为第一，定陵是十三陵中营建年代较晚的一个，地面建筑保存得比较完整，将来修复起来也容易些。第二，万历是明朝统治时间最长的一个，做了48年皇帝，可能史料会多一些。 定陵虽是明代陵墓中建成较晚的一个，至今只有300多年，但风雨剥蚀、战乱兵燹，使这座巨大陵园残破不堪。高大宽厚的朱红色外罗城【6】早已荡然无存，陵墙两处倒塌，那辉煌的象征皇帝权力与威严的黄色琉璃瓦大殿，只残存几排柱础石，似乎在向世间诉说着所经历的劫难。 据史料记载，定陵曾遭受过三次大火的焚烧，以致造成毁灭性的破坏。清军入关后，对明陵进行了大规模破坏，并放火焚烧了万历帝的定陵和天启帝的德陵。 此前不久，李自成率大军逼近京城，从柳沟入德胜口，因居庸关守将投降，十三陵被起义军攻下。李自成下令焚烧十三陵大殿，捣毁定陵、庆陵、德陵宫墙与宫门，整个十三陵“砖石遍地，大火三日不绝”。 顺治四年（1647年）以后，清朝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为缓和民族矛盾，安抚明朝遗老，说江山并非得自朱明王朝，而是取自李自成之手，还对明陵进行了一定的保护，设陵户、给赡田、禁樵采，并对崇祯的思陵进行了修葺。乾隆五十年（1785年），高宗弘历在明成祖朱棣的“神功圣德碑”碑阴镌刻“哀明陵十三韵”，略示对明代帝王哀悼之意，并对曾经遭到破坏的定陵、德陵进行较大规模的修缮。 经工作队考察，所谓乾隆帝对十三陵的修缮，只是利用旧料，拆大改小而已，这在定陵的恩门、恩殿遗迹中反映最为明显。而天启皇帝的德陵，史料虽记有修缮事宜，但实际并未动工。 民国初年，陵区附近一家姓郭名五的接替陵户，负责十三陵的看管和保护。政府除免其租税外，每年尚略有补助。当地一个闲汉王某感到护陵的差使有油水可捞，便找到郭五要当陵户，遭到郭五拒绝后，王某恼羞成怒，趁夜深人静，提一桶煤油悄悄来到定陵，把油泼在恩大殿上，放火焚烧。顿时，烈焰冲天，映红了整个陵区，方圆数十里可见烟火升腾。 三天后，恩殿就变成了一堆灰炭。王某嫁祸郭五未成，自己反吃了官司，暴死狱中…… 赵其昌忽地又想起了《文物参考资料》月刊中一段令人难忘的记载： 1948年岁尾，清华、燕京两所大学已先于北平解放了。一日，解放军某兵团政治部主任来清华作形势报告。有学生问： “大军为什么还不对北平发起攻击？一旦攻打，对保护古都有什么打算？” 主任回答：“我们随时都可以打下北平。但是为了保护古都，尽可能减少损失，我们敦促傅作义将军和平谈判。万一非打不可，我党中央已严令部队保护文物古迹。” 不几日，设在城外的北平军事接管委员会文物部，特地派人来清华园访问营建系主任、著名的建筑大师梁思成教授，请他把北平的重要古建筑在地图上一一标出，以备万一和谈不成，在攻打中宁可多流血也不能损毁古都。 没过多久，北平和平解放，京城安然无恙，大军挥师南下和西进前，党中央又派人来找梁思成指点全国文物古建之处，梁思成教授立即组织建筑系教师夜以继日编出一本长达百页的《全国重要文物建筑简目》，供大军沿途参考。 赵其昌手提考古探铲【7】，又到宝城外侧，铲开一堆杂草和尘土，仔细辨析外罗城城墙的残迹。在十三陵全部陵宫建筑中，唯有嘉靖皇帝的永陵与万历皇帝的定陵建有外罗城，其他陵宫则没有。史料记载：永陵建成后，嘉靖皇帝前去巡视，他登上阳翠岭，往下一望，见只有明楼、宝城一座，便问督工大臣：“陵寝这算完工了吗？”言下之意自然是不满。大臣见皇上不甚满意，赶忙说：“还有外罗城一座未建。”自此之后，就日夜赶工加筑外罗城，定陵的建筑全仿永陵，因此也筑有一道庞大的外罗城。
城墙黑洞是地宫入口？(2)
外罗城原有朱门三孔，门楼重檐，上覆黄瓦，镶有山水、花卉、龙凤、麒麟、海马、龙蛇图像，约在康熙四十三年之后渐被毁坏。时至今日，这外罗城墙遗址也埋在黄土之下，只有一道朱红色的内罗城墙，历经沧桑劫难，一直忠心耿耿地守护着它的主人。 赵其昌扛起探铲，来到宝城墙下，自东向西仔细察看。7米多高的城墙，虽经300余年风雨剥蚀而变得残破，但仍不失它的威严。 自古以来，建筑都包含着强烈的政治色彩。古罗马巴勒登山丘上的凯旋门，无疑是奥古斯都伟业的象征。尼罗河畔那古老硕大的金字塔，则是法老权势的辉煌杰作。而欧斯曼大刀阔斧拓出的巴黎宏伟的协和广场和放射形道路，则更是为了炫耀拿破仑帝国的盖世雄风。面对这道古貌尚在、雄风犹存的朱红色城墙，似有一股巨大的震慑力直射而来，它同雄伟的故宫一样，显示着自己坚不可摧的力量和永恒的权威，人类在它面前顷刻变成渺小。 赵其昌一步步向前走去，他感到脖子发木，腰酸腿痛，精疲力竭，在身边找块石头坐下，点燃一支烟，阵阵烟雾从喉管喷出，在眼前弥漫开来。顺着缥缈的烟雾，望望远处的山峦和蓝蓝的天空，又把眼睛转向前方不远处的红色高墙。就在这一刹那间，奇迹出现了——在离地面3米多高的城墙上方，几块城砖塌陷下去，露出一个直径半米的圆洞。 “这是怎么回事？”赵其昌自问着，揉揉被太阳刺花的眼睛，紧紧盯住黑糊糊的洞口，心脏加剧了跳动。 他突然想起前几天一个老乡对自己讲过的话：“长陵西面说不准是哪座陵墓，城墙外面塌了一个大洞。村里百姓遇到土匪绑票、日本鬼子抢烧，就把人捆牢后藏在里面……”眼前的洞穴难道就是老乡所说的那个藏人的地方？假若是真的，此处必有文章可做。正可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他再也无法抑制自己激动的心情，撒腿向后跑去。 “发现了，发现了！”“快来看，快来看！” 洪亮的声音沿着宝城回荡，又从宝城传向旷野。 两个伙伴闻声跑来。三个人六只眼睛死死地盯着那个洞口。 没有梯子，附近又找不到大块石头和木料，怎么办？两个伙伴望着赵其昌激动的面孔，立即蹲下身：“来吧，蹬着我们的肩膀上去看看，这个葫芦里到底装的什么药！” 赵其昌踩上他们的肩头，三人组成一个“众”字形，沿城墙慢慢地升起来。正午的阳光照射在洞口，里面的景物若隐若现，像是一个门券【8】的上端，光照处可辨别出砖砌的痕迹，但一时难以证实门券是否存在。三个人轮流看过一遍，仍未得出一致的结论。 “你们在这里守着，我去长陵村打电话请夏鼐老师来看看。”赵其昌嘱咐完同伴，转身向长陵村跑去。 夏鼐接到电话，立即驱车赶到定陵，同时还带来了几位年轻的考古工作者。 发掘队员按原来的方法搭成人梯，让夏鼐站在肩上沿墙慢慢升起。 夏鼐从腰中掏出手电筒，认真察看洞中的一切，不时地用探铲叮叮当当地敲打着洞中的砖石……一刻钟之后，才回到地面上。 队员们纷纷围拢上来，用期待的目光望着考古大师，希望尽快找到正确答案，解开百年之谜。 夏鼐沉思片刻，转身望着大家：“据我观察，里面的砌砖不像是原来筑成的，有再砌的痕迹，可能是一个门券的上缘。” “宝城砌得这么结实，怎么会有门券藏在里头？”不知是谁问了一句。 夏鼐望望大家，似在讲解，又像自言自语：“定陵的历史有三百多年了，可能因为原砌的和后砌的两层砖之间衔接不紧，经过风吹雨打，外面的砌砖，也就是后来砌成的砖墙就塌陷了。”讲到这里，他望望赵其昌，不再言语。 赵其昌豁然开朗：定陵是皇帝生前营建的，万历十二年（1584年）开工，历时6年完成。这一点《明实录》记载得很清楚。可是，陵墓建成，人并没死，怎样办？地宫就必然再埋好。事实上，又过了30年，即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王皇后才死，紧接着万历皇帝也死了，二人一起入葬定陵。再度挖开入葬，二次砌砖的现象就可以解释了。不过，定陵明楼下面不建通道，棺椁灵柩又从何处进入地宫呢？
城墙黑洞是地宫入口？(3)
考古所的青年考古同行们也议论纷纷。有的说：“如果真的是门券上缘，那它很可能就是入葬的通道。”这句话又提醒了赵其昌，史料记载，定陵仿永陵建筑，宝城外面都有一道外罗城墙。现在外罗城墙虽已毁坏，但遗址可以证实这道城墙的存在。“是不是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如果是入葬的通道，它正处于外罗城之内，内宫墙之外，帝后的棺椁进入大门之后，绕到宝城外面，再从这里进入地宫？” 赵其昌说完，看看夏鼐。大家顿时骚动起来：“夏所长，会不会这样？” 夏鼐不露声色地点点头：“说得有道理，我回市里和吴副市长商量一下下一步的打算。”说完，驱车同赵其昌向北京奔去。 一见面，未等夏鼐讲话，吴晗就急不可待地问：“作铭，调查的结果怎样？” “我看是一条极有希望的线索。” “有把握吗？” 夏鼐望着老同学焦急的面孔，笑着说：“辰伯！我看你对考古倒真是外行，我们只有挖开后才能下结论哟！” 吴晗的脸微微红了一下，在屋内踱了几步，略带埋怨的口气：“你倒是说一句有把握的话呀！” 夏鼐沉着地回答：“像是通往地下玄宫的入口。” 吴晗立即站住，面露喜色：“那就和大家研究一下，上报试掘，开始行动吧。” 注释： 【1】长陵：明成祖朱棣的陵墓。 【2】 恩殿：即享殿，是祭祀时举行典礼的处所。 【3】宝顶：坟丘封土中央再堆一个小丘，常用灰土作成。 【4】明楼：陵寝建筑中的明楼建在方城之上，作用接近碑亭，方城与宝城连成一体，明楼四面各开一门，四出重檐，屋顶为十字形穹隆。 【5】宝城：坟冢外围之圆形城墙。 【6】外罗城：陵宫外再筑一道大墙，将恩殿、宝城等都包围在内。 【7】考古探铲：一名“洛阳铲”，由洛阳盗墓人所创。用以钻探地下古物，根据铲头带上的土质及其他物质，判知地下堆积的情况。如图所示，洛阳铲上端装木柄，木柄顶端可系绳索，探地下浅埋土时，手握木柄用力钻探取土，分辨土质，探深埋土时用铲的重量下钻，可取土至20米。 【8】门券：门的顶部做成半圆形，常用砖或石材做成。
迷路石？隧道门？(1)
在原始社会时期，人类的心中产生了灵魂的概念之后，死后的墓葬就被看得越来越重了，但还没有永远祭祀的意图。由于有了“灵魂不死”的观念，人们更认为，死者虽然离开了人世，但灵魂尚存，只不过随着躯壳去到另一个世界而已。这些不死的灵魂，还能回到人间降临祸福，因此，人们对死去的祖先除了存有感情上的怀念之外，还盼望他们能够在另一个世界过美好生活，并对家族的后人加以保佑和庇护，这就自然地形成了一套隆重复杂的埋葬制度和祭祀崇拜礼仪。这一发展过程经历了漫长的岁月，其事实与结论不仅从历史文献上可以看出，在中外考古发掘中也可以得到验证。 中国几十年考古发掘的墓葬遗址，证实原始社会的母系、父系墓葬都没有发现过封土或标志。只是在甘肃临洮的马家窑文化氏族墓葬中，曾经在人骨附近发现有一块小石板，似是这位死者墓内的标记，但却不能作为墓上的标志。在夏、商的大规模墓葬中，也尚未发现过巨大的封土和标志。河南安阳的殷墟，自盘庚迁都于殷之后，作为殷都近300年之久，而奴隶主殷朝帝王生前虽然穷奢极欲，但他们的王陵到现在在地面上也很难看出迹象，由此可知当时还处于不封不树的阶段。正如《礼记·檀弓》所载：“古也，墓而不坟。”“凡墓而无坟，不封不树者，谓之墓。” 从周代起，在墓上开始出现封土坟头。《周礼·春官》上曾载：“以爵为封丘之度。”这也就是说，按照官爵的等级来定坟头封土的大小。春秋战国之后，坟头封土逐渐高大，形状好似山丘，因此有人把墓称为丘，如赵武灵王的赵丘、燕昭王的昭丘即是实例。 从考古中得知，在墓顶之上要垒土成坟、植树做标，这与奴隶制度的完善和经常需要向祖先的鬼魂祈祷、祭祀有关。殷人尚鬼，凡事先要祈告。除向天神祷告之外，向祖宗先王祷告也是一项重要的制度。 为怀念祖先而在墓前拜奠，也需封土、植树作为标志。《礼记》上有一段孔子寻找他父母之墓的故事，说明了封土坟头和植树作标的重要性。孔子3岁时，父亲就撒手归天了。孔子长大成人后，想要祭祀一下他的父亲，却找不到墓地所在。后来经过许多老人的回忆，辗转数月方找到。以重礼著称的孔子，认为子孙祭祀祖宗是必要的礼节，于是便在父亲的墓上培土垒坟，作为标志，以便经常前来祭祀悼念。培土垒坟可能在孔子之前就已出现，但人们常以孔子的故事作为封土坟头的起源。 帝王陵墓发展到明清时代，布局、建筑形式趋向定式，封土都采取宝城宝顶的形式。两朝30多个皇帝和上百个后妃的坟头，都是宝城、宝顶。其建筑方法是在地宫之上砌筑高大的砖城，在砖城内填土，使之高出城墙成一圆顶。城墙上设垛口和女墙，宛如一座小城。城墙称为“宝城”，高出的圆顶称为“宝顶”。这种宝城宝顶和前方的明楼构成一个整体，不仅突出地显示了陵寝的庄严肃穆，也增强了建筑艺术效果和神秘气氛。 明十三陵中的宝城形制，景、裕、茂、泰、康、昭、庆、德八陵，明楼下面既设券洞【1】，券洞后边又设月牙城【2】，月牙城的后壁即是琉璃屏。长、献二陵明楼下面虽然设有券洞，但其后面没有月牙城，因而看不到琉璃屏。尽管这十陵在形制上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如果宝城不是伪装的话，宝顶之前、明楼之后就是通往地下宫殿的隧道口，其准确位置当是在琉璃屏之前。 除思陵属于特殊情况外，永、定二陵明楼之下，既无券洞，其后更无月牙城和琉璃屏。它的形制明显地告诉研究者，其地宫隧道不在明楼之后而在别处。因为明楼高大沉重，牢固起见，未在明楼底下设券洞。既然没有券洞相通，后面的月牙城和琉璃屏便无存在的必要，但无论如何变化，定陵地宫的入口一定直冲明楼，只是隧道口要设在别处。而宝城的墙皮脱落之处，作为通向地下宫殿的隧道口已成定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