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冠皇帝选陵寝(3)
七月二十二日，万历皇帝谕令内阁首辅申时行、定国公徐文璧、司礼监太监张宏前去陵区核视。两天后，申时行等人回京。在给万历的奏文中有这样的陈述：除石门沟山坐离朝坎，方向不宜、堂局稍隘、似难取用外，看得形龙山吉地一处，主山高耸，叠嶂层峦，金星肥员，木星落脉，取坐乙山辛向，兼卯酉二分，形如出水莲花，案似龙楼凤阁，内外明堂开亮，左右辅弼森严，且龙虎重重包裹，水口曲曲关阑，诸山皆拱，众水来朝，诚为至尊至贵之地。又见大峪山吉地一处，主势尊严，重重起伏，水星行龙，金星结穴，左右四铺，拱顾周旋，云秀朝宗，明堂端正，砂水有情，取坐辛山乙向，兼戊辰一分。以上二处尽善尽美，毫无可议。 梁子琦得知此情后，恼羞成怒，认为这是申时行与徐学谟故意与自己作对，盛怒之下，上疏皇帝攻击徐学谟，奏称申时行与徐学谟本是儿女亲家，“附势植党”，故意不给皇上选择最上“吉壤”。 万历见到梁子琦的奏疏后，大怒，立即将徐学谟罢职。申时行见此情景，感到形势严峻，大祸欲临，只得上疏奏辩，并联合礼、工二部及钦天监重臣，一起揭露梁子琦在踏勘过程中好刚使气、固执褊狭、自以为是，不顾吉凶等罪行。由于申时行的特殊地位和在朝廷的威望，他们的陈奏自然使万历皇帝坚信不疑。于是，当即谕旨：“子琦挟私渎奏，夺俸三个月。” 梁子琦的陈奏不仅使徐学谟被罢职的同时，自己遭到了惩罚。然而，这个惩罚对于他来说只是一个信号，不久之后，还将有更大的灾难落到他的头上。 九月六日，万历皇帝再次以行秋祭礼为名，率后、妃进行第三次谒陵。九月九日，万历亲登形龙山、大峪山主峰阅视，经过反复比较之后，谕旨内阁：“寿宫吉壤，用大峪山。”这里所指大峪山，原称小峪山，真正的大峪山在昭陵主峰。因万历忌讳“小”字，便不顾与父皇昭陵的大峪山重名，将“小”改“大”，小峪山变成大峪山。 九月十九日，礼部上疏，认为陵址既已选定，就应该钦定日期营建。但万历仍然不允，非要待两宫圣母看后才能确定。为此，御史朱应毂以谒陵耗费太巨，陈请两宫太后不必再去阅视，但仍未得到万历皇帝的允可。 十一月十三日，在申时行的暗中指使下，贵州道试御史周之翰再次上疏弹劾梁子琦说，已奉皇上谕旨，寿宫定在大峪山下，可见徐学谟当初对皇上并未欺罔。徐学谟既已被罢职，梁子琦岂宜独留？ 万历皇帝览奏之后，立降梁子琦为右参议，令其闲住，永远不许起用。 梁子琦接到圣旨，悲愤交集。落到今天这般地步，是他始料不及的。也只有在此时，他才真正知道面对这个强大的文官集团，他所要做的是什么。 万历十一年九月十三日，万历皇帝奉两宫太后并率后、妃进行第四次谒陵。十六日，万历与两宫太后亲登大峪山主峰阅视。两宫太后也一致认为大峪山最“吉”。 至此，近一年半的“吉壤”纷争，总算告一段落。
青白顽石是吉是凶？(1)
万历十一年十月初六卯时，大明万历皇帝朱翊钧的寿宫正式在大峪山下破土动工。 兴建陵寝是本朝头等大事，有司职责所系，组成了一个专门机构。成员有尚书三人、司礼监太监和高级军官数人，定国公徐文璧、内阁首辅申时行总管建造事宜。军官之所以参加这个机构，是由于大量的土木工程需要兵士的体力。徐文璧是开国勋臣徐达之后，各种重要的礼仪都少不了由他领衔指点，而全部的筹划经营无疑还要由申时行一人承担。 在这之前，礼部曾按照万历皇帝的意图上疏奏请：山陵依永陵规制营建，“规制尽美，福祚无疆”。 所谓依照永陵规制，就是占地面积要宽广；地下玄宫仿九重法宫之制；明楼用预制石件构成；宝城垛口【5】、殿堂、方城【6】、地面等处，均用花斑石铺砌；宝城之外，再筑一道外罗城；大木、砖石等物料，必须按照标准严格选验。 永陵为万历祖父嘉靖皇帝朱厚的寿宫。嘉靖帝在位长达45年，陵寝也在生前预建，规模较大，建筑也比其他陵墓华丽壮观。永陵的总面积虽比定陵大8395.6万平方米，但定陵的陵院面积却比永陵陵院大1765.1平方米。因而，今天的观光者，假如有心把永、定二陵作一比较，就会发现定陵比永陵显得更为宽大深邃，这充分反映出万历皇帝对自己寿宫建造的高要求，也显示出定陵设计者匠心独具的聪明才智。假如把定陵和仅隔一里的万历父亲穆宗的昭陵相比，就更显出定陵的博大宏伟与昭陵的渺小拘谨。这一点，在定陵预建初期就为群臣所察觉，并引起一阵争议。当时的侍读讲官朱赓曾向万历谏奏：“昭陵在望，制过之，非所安。”万历未予理睬，依然谕令工部按原计划修建。 所谓九重法宫之制，是指我国古代帝王居住和祭祀的宫殿规制。它以纵横各三，形成一个棋盘型的九宫平面图。在九宫当中，中央一宫称太庙太室，中上称玄堂太庙，中下称明堂太庙；中左称总章太庙，中右称青阳太庙，四角四殿称作个室。定陵建成的300年后，从发掘的地下宫殿看，虽然它的个室已经省略，但其基本规制依然是九重法宫的格局。 十三陵除永、定二陵以外，其余诸陵明楼的楼顶部分全是木质结构，因此经不起风雨剥蚀，都已严重损坏。今天看到的长、景、献三陵明楼，则是1935年和解放初期分别修缮而成。只有永、定二明楼，虽历经四百余年而安然无恙。究其原因，就是因为整个明楼顶部，包括额枋【7】、斗拱【8】、檐椽【9】以及又宽又长的角柱【10】，全是由汉白玉石所雕琢的预制石件组成。这种由预制石件建造的明楼，在明朝的所有陵墓中，仅此两座。 既然按照永陵建制，花斑纹石自不可少。此石由多种颜色的鹅卵石经过地壳变动，受到高温高压以后，再生而成，当时仅在河南的浚县能够采到。这种岩石，虽然五颜六色光彩夺目，但却没有纹理，质地坚硬，雕琢十分困难。开采时，只能按最大尺寸开成毛材，然后用手工反复研磨，其费工耗时，可以想象。据《帝陵图说》载，定陵所用的花斑纹石做工极细，“滑泽如新，微尘不能染”，“光焰灼人”。 定陵自万历十一年十月开工，每天直接进入现场施工的军民夫役和瓦木石匠达二三万人。第二年八月经过近一年的紧张施工，陵园工程已有相当进展。但太仆寺少卿李植、光禄寺少卿江东之、尚宝司少卿羊可立三位大臣突然上奏万历皇帝：“大峪非吉壤。申时行与已故尚书徐学谟昵，故赞其成。憾尚书陈经邦异议，故致其去。” 三位少卿素与申时行不合，想借此机会，给申时行难堪，并替因反对申时行而被贬职的陈经邦鸣冤。面对此情，老谋深算的申时行自然不会相让，立即向皇帝陈疏自己的观点，使刚要偏向于三位少卿的皇帝，不得不做出另一种选择：“阁臣职在佐理，岂责以堪舆伎耶！夺三臣俸半年。传谕内阁：大峪佳美毓秀，出朕亲定，又奉两宫圣母阅视，原无与卿事。李植等亦在扈行，初无一言，今吉典方兴，辄敢狂肆诬诟。朕志已定，不必另择，卿其安心辅理。”
青白顽石是吉是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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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少卿李植、江东之、羊可立三人，曾在参奏张居正和冯保的活动中受到万历皇帝的宠幸，并得到首辅张四维的青睐。正当他们青云直上之时，却遇到了以前的劲敌申时行。他们每个人心中都十分清楚，不扳倒申时行，不但前程无望，后果也不堪设想。正是出于这种考虑，他们才冒险进谏，想不到制敌未成反遭敌击。对于这次的失败，他们自然不会善罢甘休，既然阵势已公然摆开，就必须拼个鱼死网破。 机会终于来了。 八月二十七日，在宝城西北角的地下发现了大石块。这是一种不祥的预兆。 如果说上次的疏奏过于直白，那么现在证据在握，真乃天赐良机。于是，李植等三人将此事上奏万历，并提议宝城地址前移，以躲过石块。 万历阅奏，大为震惊，急令徐文璧、申时行前去察看。八月二十九日，两人看毕回京，向万历陈奏：“宝城西北地下确有石头，陵址是否前移请皇上酌定。” 万历心急如火，这次他再也不以行秋祭礼为借口去天寿山了，而是直截了当地传旨说：“朕闰九月初六日再阅寿宫。” 闰九月初八日，万历皇帝匆匆拜谒完长、永、昭三陵以后，就去大峪山阅视自己的寿宫。 此时定陵动工已整整一年，除重要的物料堆存在昭陵神马房和西井两庑之外，其他物料在寿宫现场堆积如山。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万历在闪念间谕令更改陵址，一来会造成巨大的人力和物力的浪费，二来对当时在选址大峪山时起重要作用的徐文璧和申时行大为不利。徐文璧、申时行不愧是政坛老手，在这紧急关头，立即串通礼、工二部尚书，一齐向万历陈请不必再更改陵址。但万历对此却不予理睬，形势进一步恶化。 第二天，万历皇帝在黄山岭、宝山、平岗地、大峪山之间亲自往返阅视两次，仍下不了决心，这时，申时行拿出看家本领，再次向皇帝陈请不必再改陵址，并针对三人上疏中的“青白顽石”的词句辩驳道：“李植等说青白顽石，大不是。大凡石也，麻顽或带黄黑者，方谓之顽。若色青白滋润，便有生气，不得谓之顽石。”万历琢磨再三，终于同意陵址不必前移。 李植等人不甘心自己的失败，决定孤注一掷，冒死再向皇帝陈请，说：“宫后凿石数十丈如屏风，其下便如石地。今欲用之，则宝座安砌石上，实不吉利。” 而御史柯挺等人见大势已定，急忙见风使舵，由先前上疏宝山不吉，立即改为：“大峪之山万马奔腾，四势完美，殆天秘真龙以待陛下。” 朝中派系间纷繁的角逐以及大臣们反复无常、前后不一的态度，搞得万历心烦意乱十分恼火，即召申时行至行殿问道： “兹事朕自主张，而纷纷者何？” 申时行趁机以解释为名，在反对派的背后猛刺了一刀：“以陵址选于己，沽名钓誉，以示于后。” 万历一气之下，谕令李植调外地任职，将柯挺夺俸三个月，张邦垣因对地下有石块大惊小怪，夺俸四个月。 为避免群臣再度纷争，万历传谕： “今廷臣争言堪舆。彼秦始皇葬骊山，亦求吉地，未几遭祸。由此观之，选择何益？朕志定矣，当不为群言所惑。” 从万历十年二月四日，祠祭署员外郎陈述岭等人开始踏勘，到万历十二年闰九月初九，万历谕令陵址“无辄改”为止，历经两年半的时间才把陵址最后确定下来。
无字碑之谜(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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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年后的今天，人们走进这座陵园，所得到的第一感觉依然是它的辉煌与壮丽。面对一块块雕刻精美的巨石和华丽壮观的地下宫殿，感叹之余，不免对当初的建造者有如此精湛的技艺而感到惊诧。因为它几乎囊括了中国古代建筑风格与艺术之精髓。这是中华建筑史上一部不可多得的杰作。 兴建定陵的建筑物料，主要是城砖、巨石、楠木和琉璃制品。由于陵墓规模宏大，工艺要求十分精细，所以对建筑物料的选验就显得格外严格。 定陵用料最多的当属城砖，其产地主要是山东的临清。临清地处黄河下游，又是京杭大运河的所经之地，土质优良，交通便利，是制砖和运输最为理想的地方。自黄土高原流失下来的黏土，经过千里浪淘淤积到临清以后，已经变得质纯无沙，细腻无比。制砖的过程是这样的：首先将泥土挖出，经过冬季冷冻，春天化开晾晒，然后再经过滤、长期浆泡、摔打、制坯等多道工序，最后才烧制成砖。这种砖长0.49米，宽0.24米，厚0.12米，重24公斤，抗压系数大，质量极好。为便于检验，每块砖上都有窑户、作头匠人、年月等标记。查验不合格者，一看标记便知出自何窑何人之手。因为此砖色灰稍白，故称“白城砖”。当时虽然没有大的工程项目，但早在万历二年（1574年），已开始谕令临清各窑，每年为皇家烧造白城砖120万块。除临清外，河北省武清县也曾烧制白城砖。自定陵动工后，两地的烧造数量又有大幅度增加。 除白城砖以外，还有供殿堂铺地用的铺地方砖。它只产在江南苏州。其烧造工艺，比之白城砖更为复杂。泥土必须久经浆泡、筛罗，犹如河中淘金，故有“金砖”之称。其质地之细腻，砖面之光滑，为世之少有。可惜因工艺失传，今天再也无法烧制了。 砖料的运输，多采用囚犯专职从事。这种运输，文献记载最早见于永乐七年（1409年）。当时永乐帝多次出征漠北，俘虏了大量的瓦剌军人，他们被带到关内之后，大多做搬运之类的苦力。城砖的运输便是一项重要内容。除此之外，来往于大运河中的粮船、商船也义务为工地带运。在当时的京杭大运河内，无论是专职为皇家运粮的漕船，还是商贾私船，只要通过苏州和临清，都要为皇家带运一定数量的砖料。到达京东通州以后，再由车户走旱路运往天寿山。万历十年十二月，工部郎中何起鸣，陈请在夏季水涨季节，将砖料直接运往小汤山以南或沙河朝宗桥以东。如此一来，船队运输就将京杭大运河的北端一直伸延到了沙河巩华城下。 定陵的兴建，给京杭大运河上的船工和往来商贾带来沉重的负担，从而引起这些人的怨恨与不满，纷纷要求停止无偿运输城砖。1587年，也就是定陵动工三年之后，工部上奏万历皇帝，请求船只减免载砖事宜。万历没有同意，只是作了一些补充规定： “至于带砖一节，寿宫用砖方急，理应照旧，待落成之日，每船量减四十块，以二百块著为定例。苏州、松江、常州三府各有白银，其免税带砖及减派船价。” 事实上，定陵完工后，这种载砖方式仍没有取消，并一直为后来的大清帝国所沿用。 定陵之所以能构成如此辉煌的整体，与它所采用的巨石有着极其重要的关系。正是由于这些天然巨石的存在，才使定陵陵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建筑风格和磅礴非凡的艺术造型。它在给人以艺术享受的同时，不禁使人回归自然的画廊之中，既漂浮于尘世之外，又仿佛进入生命本体的境地。 定陵所用巨石，大部分来自房山县大石窝，主要有青白石、白石、汉白玉等数种。在几十万块大石中，最重的可达上百吨，如此大的巨石，给运输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因为巨石来自大石窝，只能采取旱路运输。永陵修建时，巨石全由旱冰船进行人工曳运。其方法是每隔一里之遥凿一深井，冬天到来时，将水打出，泼在路面冻成冰被，巨石沿冰路滑行，到达天寿山。当时从大石窝往京师运送长三丈、宽一丈、厚五尺的一块巨石，就需要民夫两万人，用时28天，耗银11万两。如果运往天寿山，其人力、时间、耗资还需再加一倍。嘉靖十六年（1537年），工部尚书毛伯温，针对旱冰船曳运耗财、费时、费力，又受季节和气温限制的弱点，特地令工匠试制出8轮马车。此车不仅可以用骡马代替人力，节省财力和时间，而且相当安全可靠。到万历年间，工部郎中贺盛瑞又在8轮大车的基础上，进一步研制出16轮大车，运输效率进一步提高。尽管如此，其开采运输之艰难，仍为世之罕见。
无字碑之谜(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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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定陵屡遭焚烧，大殿荡然无存，今天的观光者已无法从中领略木料的珍贵与风采。但从长陵恩殿现存的60根楠木柱中，仍可想象定陵初建之时，所用木料该是何等气派。定陵大殿多采用金丝楠木，主要产地在湖广、云贵和四川诸省。此木料质地坚硬，耐腐蚀且有香味，是明代皇家建造宫殿的主要用料。皇宫大殿的主要木料，大多来自这些地方。楠木的贵重除这些特点外，主要还在于它的稀少和成长的缓慢。在朝廷大量采伐之初，这种树木零星地散见于原始森林，随着采伐量的逐渐增加，能够利用的楠木大都只在“穷崖绝壑，人迹罕至之地”了。定陵所用木料大都在此种地段开采，这些地方不仅难于攀登，而且有毒蛇猛兽、瘴气蚊虫，砍伐极为困难。 陵园所需用的楠材大木，共计万余根，最粗的直径可达1.4米以上。要采伐一根大木，所付出的代价可想而知。当木夫将楠木砍倒之后，便沿着行进路线先行修路，然后由人工将巨木拖到江河之滨，待水涨季节，将木掀于江河，让其漂流而下。在这漩涡急流、惊涛骇浪之中，又不知有多少人为之丧生。 和砖石木料相比，琉璃品的制作和运输最为省力和方便。定陵所需用的琉璃制品，比其他陵墓的数量都多。出于建筑艺术的需要，城墙与殿宇除常用的琉璃瓦、脊兽等外，陵门、享殿【11】等重要建筑，全部用带有山水、花卉、龙凤、麒麟、海马、龟蛇等图案的琉璃砖进行装饰，不仅辉煌壮观，而且比其他陵园又增添了一份瑰丽和华美。 这些琉璃制品主要产在京师。先把陶料粉碎，经过筛罗、和泥、制坯、烘干、上釉，最后以高温烧制而成。现在北京的琉璃厂，早在元代就是窑址，明永乐十八年以前，又在此处设厂，专为皇家烧造琉璃制品。这个厂址名称一直流传至今。 定陵虽然按照永陵的规制建造，但它却在总体上超过了永陵。整个陵园显得比永陵更为壮观深邃，花斑石的用量及装饰都大大超过了永陵。除所有宝城的垛口、明楼的女儿墙【12】全用花斑石砌成外，文献记载明楼的地面也是以花斑石铺砌，而且为了坚固起见，砌石夹缝中还浇灌了铁汁。遗憾的是，几经沧桑，铁汁灌缝的花斑石地面已荡然无存，换成了砖面。从永陵与定陵两个恩殿残存的柱础分析比较，定陵使用的楠木大柱比永陵使用的还要粗大。而定陵梁椽之坚固、砌石之厚重、做工之精细、装饰之精美，不仅永陵无法比拟，就是在整个明代的陵墓中也无与之匹敌者。 明定陵建成后的地上建筑，除部分地段的神路以外，其主体建筑，均在大峪山与蟒山两山主峰之间的中轴连线上。定陵神路起于七孔桥总神路以北100米处，然后蜿蜒伸向西北，跨过三孔桥，穿越金水桥，直抵定陵陵园前的无字碑，全长3公里，路宽7米，中间铺青石板，两侧砌条石为边。可惜神路、三孔桥均未保存下来。 无字碑是置于金水桥后第一道陵门前的巨型石碑，螭首龟趺，通碑无字。明十三陵诸陵前都有碑亭及螭首龟趺碑，但除神道上成祖的“神功圣德碑”外，其余各碑均不着一字。 无字碑的出现，给后人留下了一个谜团，即使明、清遗老也难以破解。《范文忠公【13】集》中有句诗，道出了对此碑之谜的心境： 片石峰头古并垂， 无端玉简使人疑。 何书不被山林怒， 深谁知无字碑。 明末清初的顾炎武曾六谒十三陵，在他所著的《昌平山水记》中，也未释清碑上无字的谜团。 访问十三陵区的老者，传说嗣皇帝谒陵时，曾问过随从大臣：“皇考圣德碑为何无字？”大臣回答：“皇考功高德厚，文字无法形容。” 这种说法显示了大臣的聪明才智，却未能道破真正的“天机”。倒是在清朝人梁份所著的《帝陵图说》中，对无字碑之谜作了初步解释。 安徽凤阳县西南明祖陵前的神道口，有一块“大明皇陵之碑”，其碑文为开国皇帝朱元璋亲自撰写。本来，洪武二年二月，朱元璋命立皇陵碑，由翰林院学士危素撰文，但碑文成后，朱元璋却感到“儒臣粉饰之文，恐不足为后世子孙戒”，故在洪武十一年四月为皇陵新建祭殿之时，亲自动手撰写碑文。朱元璋幼年务农为业，家境十分贫寒，不幸后来又遇上天灾人祸，父母兄长连续遭难丧命。据《太祖洪武实录》载：“岁甲申，上年十七，值四方旱蝗，民饥，疾痢大起。四月六日乙丑仁祖崩。九日戊辰，皇长兄薨。二十二日辛巳，太后崩。上连遭三丧，又值岁歉。”地主刘继德不仅不给他埋葬三个死人的墓地，而且对他百般申斥，想要驱赶他出村。幸亏刘继德之兄刘继祖相助，才匆匆将三人埋葬。朱元璋回想开国之艰辛、前辈之劳苦、岁月之苍凉，不禁悲愤交集，激情奔涌，他奋笔疾书，一气完成了长达1105言的碑文：
无字碑之谜(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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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子皇帝元璋谨述 洪武十一年夏四月，命江阴侯吴良督工新造皇堂，予时秉鉴窥形，但见苍颜皓首，忽思往日之辛。况皇陵碑记，皆儒臣粉饰之文，恐不足为后世子孙戒，特述艰难、明昌运，俾世代见之。其辞曰： 昔我父皇，隅居是方，农业艰辛，朝夕彷徨。俄而天灾流行，眷属罹殃。皇考终于六十有四，皇妣五十有九而亡。孟兄先死，合家守丧。 田主德不顾我，呼叱昂昂。既不与地，邻里惆怅。忽伊兄之慷慨，惠此黄壤。殡无棺椁，破体恶裳。浮掩三尺，奠何肴浆。 既葬之后，家道惶惶。仲兄少弱，生道不张。孟嫂携幼，东归故乡。值天无雨，遗蝗腾翔。里人缺食，草木为粮。子亦何为，心惊若狂……泪笔以述难，谕嗣以托昌…… 碑文情真意切，气魄非凡。现代著名文学家、定陵发掘指导者郑振铎在讲到此文时曾说：“《皇陵碑文》确是篇皇皇大著，其气魄直足翻倒了一切夸诞的碑文。它以不文不白、似通非通的韵语，记载着他自己的故事，颇具有浩浩荡荡的气势。” 既然有祖训在先，为何后来的皇帝不撰写碑文？据史料载，原长、献、景、裕、茂、泰、康七陵门前，并没有碑亭和碑，到嘉靖时才逐一建成。当时的礼部尚书严嵩曾请世宗撰写七碑之文，但正迷恋酒色、沉浸于修道成仙幻想的嘉靖皇帝，却无心思和才华撰写。自此，十三陵前的碑文便空了下来。事实上，明朝中期以后，皇帝多好嬉戏，懒于动笔费神，而最主要的原因，则是感到江河日下，帝国飘摇，其“功德”已经不能直言了。 定陵无字碑初建时置于亭内，亭呈方形，每边长11米。清初被八旗军所毁，但石碑仍然完好无损。乾隆时重新修葺，但未恢复原亭，仅建矮墙环以四周，四墙正中各置一门以便出入。今天，只有矮墙存在，围绕着一块巨大的石碑矗立在蓝天白云之下，目睹世间沧桑。 据《帝陵图说》载：定陵有朱门三道。外罗城墙门，就是定陵的第一道门，重檐黄瓦，雄伟壮阔。墙上镶有山水、花卉、龙凤、麒麟、海马等图像，登高观之，山明水净，花艳叶翠，龙飞凤舞，马跃麟腾，构成了一幅风情画廊。 第二道门，即为恩门。恩门实则是一座大殿，共由五间组成，清初毁于八旗军之手，乾隆时重修，在原来的基座上缩为三间。民国时期遭到大火焚烧，大殿荡然无存。恩门两山接于宫墙，左右各置腋门，至今保存完好。宫墙以西与第二道门之间，构成陵园的第一个院落。 进入恩门之后，为陵园的第二个院落。院落正中为恩殿即为祭祀陵寝的宫殿，这是陵园前部的中心建筑。恩殿原为七间，亦毁于清初。乾隆时期虽加重修，但在原来的基座上缩小为五间，现仅存殿座及石栏板。 定陵恩殿与永陵恩殿大小相同，座前亦有月台，月台两侧各有石阶一道，台前有石阶三道。阶中丹陛雕龙云纹，刀法凌厉形象逼真，堪称石刻艺术之精品。 恩殿之后为棂星门，其状如牌楼，故有“牌楼门”之称。门两侧高耸长方形汉白玉柱各一根，柱顶雕石兽，两柱之间为门楼，楼上覆盖黄瓦。每当红日初照，棂星门灿烂辉煌，如空中楼阁，引人遐思。 明楼与宝城看似分离，实则是一个完整的整体。明楼建于宝城前的方城之上，方城两侧与宝城城墙相接。方城正中，即为明楼，明楼全部为砖石结构。楼上额枋正中，榜书涂金“定陵”二字。明楼四周为平台，内竖石碑一座，碑额刻篆书“大明”，碑身则用楷书雕刻“神宗显皇帝之陵”七字。皇帝死后，有“庙号”、“谥号”，为嗣皇帝所尊封，“神宗”即庙号，“显”即谥号。碑座上窄下宽，四周雕云龙纹饰。整座明楼在追求艺术效果的同时，也含有宗教色彩。 最显赫的宝城，则是陵园的坟冢部分。由城墙围成圆圈形，城墙外侧置垛口，内置矮墙，顶部铺砖为道。如此建造除追求逼真的艺术效果外，还有在墙上屯兵、对付外敌入侵的考虑。每隔一定距离，于城墙外侧设石螭首伸于墙外。每逢雨季，城墙上的雨水便可通过螭首之口流出，以保城墙的干燥。城墙外侧底部，再置散水道，将水排入下水沟中。宝城之内用黄土填实，其中心点用黄土加白灰夯实隆起，形成坚固的宝顶。宝城之内，遍植苍松翠柏，在保持古代礼仪的同时，亦有皇帝及朱家江山万年长存之意。
无字碑之谜(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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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主体建筑外，尚有服务于陵寝的附属建筑。定陵金水桥以南，为神宫监，是提督太监的衙署。监东为神马房，豢养马匹供陵园使用。金水桥北与神宫监隔神路相对者为祠祭署，专为料理祭祀事宜。饲祭署西南，为宰牲亭，为上供宰杀猪羊所用。外罗城以内两侧，各建朝房数十间，为祭陵官员休息之舍。用于生产供品的果园，置于昌平县西门外御路以南；榛厂则设在密云县深山；负责陵园守卫的卫署，设在昌平城内。 就整座陵园而言，那壮阔深邃的整体构图，金碧辉煌的殿宇，规则方正的城墙，秀丽无比的雕梁画栋，别具神韵的艺术轴线，无论是它的宏伟还是精微，都闪烁着中华民族的聪明和才智，形成中华建筑艺术之精髓和东方文化之魂魄。 经过万历皇帝的四处搜刮和群臣的东拼西凑，定陵总算于万历十八年（1590年）六月全部建成。整个工程总耗银800万两，相当于两年国库的全部收入。 当万历在寿宫中大摆酒宴，为忠实于他的臣僚加官晋爵之时，他不会想到也无法想到，世界局势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明帝国的末日也将来临。
伊丽莎白女王给大明皇帝的信(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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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3年，就在万历皇帝到天寿山寻找寿宫所在地时，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派出商人约翰·纽伯莱率船队前往东方，寻找打开中国门户的航线。这段史实除英国史书的记载外，尚有一封伊丽莎白女王给中国皇帝的信，至今仍在大不列颠历史博物馆收藏可以作为鉴证。原文如下： 天命英格兰诸国之女王伊丽莎白，致最伟大及不可战胜之君王陛下： 呈上此信之吾国忠实臣民约翰·纽伯莱，得吾人之允许而前往贵国各地旅行。彼之能作此难事，在于完全相信陛下之宽宏与仁慈，认为在经历若干危险后，必能获得陛下之宽大接待，何况此行于贵国无任何损害，且有利于贵国人民。彼既于此无任何怀疑，乃更乐于准备此一于吾人有益之旅行。吾人认为：我西方诸国君王从相互贸易中所获得之利益，陛下及所有臣属陛下之人均可获得。此利益在于输出吾人富有之物及输入吾人所需之物。吾人以为：我等天生为相互需要者，吾人必需互相帮助，吾人希望陛下能同意此点，而我臣民亦不能不作此类之尝试。如陛下能促成此事，且给予安全通行之权，并给予吾人在与贵国臣民贸易中所极需之其他特权，则陛下实行至尊贵仁慈国君之能事，而吾人将永不能忘陛下之功业。吾人极愿吾人之请求为陛下之洪恩所允许，而当陛下之仁慈及于吾人及吾邻居时，吾人将力图报答陛下也。愿上天保佑陛下。 耶稣诞生后1583年，我王在位第25年，授于格林威治宫 玛丽亚在位时（1553—1558年），英国政治完全服从于西班牙的利益，玛丽亚自己和西班牙国王腓力第二结了婚。玛利亚死后，腓力第二又向伊丽莎白求婚，但这位登位不久的女皇毅然拒绝了腓力第二的要求，并开始执行反西班牙的外交政策。这时英国的经济发展状况不比东方的大明帝国更快，新贵族与资产阶级还无力建立一个自己的资产阶级国家。因此，统治者便加快发展工商业和采取积极的外交政策，同时，殖民扩张的思想也在上层统治者中兴行起来。英国的报刊出现了许多关于航海、旅行与地理发现的文章，而如何发现通往中国的新航路，成为当时人们关注的重要问题。1573年，威廉·布雨出版了《论海上霸权》一书，他在书中详尽地介绍了从英国到中国可能通航的五条道路：一、取道好望角，为葡萄牙人所专有的航路；二、取道麦哲伦海峡，为西班牙人所专有的航路；三、西北航路，要通过北美；四、东北航路，通过俄罗斯；五、北极航路，通过北极。 在殖民扩张宣传的同时，英国也开始了具体行动。约翰·纽伯莱第三次被派出寻找到中国的航路。在这之前的1576年，著名的探险家马丁·傅洛比雪尔，沿西北航道寻找中国遭到失败；1578年，弗兰西斯·德罗克率领五艘航船渡过麦哲伦海峡，企图驶往中国，依然没能成功，只得于1580年返回英国。 约翰·纽伯莱吸取了上两次航海失败的教训，取道好望角向东方行进。然而，当他到达忽鲁漠斯时，就被葡萄牙人发现并逮捕，航船再度搁浅。 这时的西方列强纷纷成立东印度公司,将他们的殖民魔爪探向了南中国海地区。一次次的失败并没有阻止英国打开中国门户的决心，他们除了开始向北美输出殖民统治之外，仍继续寻找经过北美到中国的西北通道。经过几十次失败，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印地号”船队终于在1644年到达中国的澳门。 在英国开辟中国航路的几十年里，特别是在南洋探寻时期，虽然没有夺得中国商人在南洋贸易中的领导权，但也使中国控制的南洋贸易领导权摇摇欲坠。这里的中国商人也因为得不到国家支持，无法击退这些从西方来的戴着商人或探险者面具的英国人，大批的商品被他们掠走。遗憾的是大明帝国一直到灭亡时对这个新兴的欧洲民族还没有丝毫的了解，在中国文献中唯一提到英国人的记载是1637年威德雨来到广州的事件，而中国政府竟糊里糊涂地把英国人当作荷兰人，而将这次事件记入《明史·荷兰传》中，却不知在这之前英国人已开始在南洋抢掠中国财富了。
伊丽莎白女王给大明皇帝的信(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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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印地号”船队到达澳门海岸时，大不列颠本土已开始了震惊世界的资产阶级革命并向工业社会大踏步前进。而这时的大明京师已被清军占领，大明帝国不复存在，资本主义萌芽在八旗军的铁骑下，终于化作灰土。民族兴盛的朝晖已从东方隐去，久久未能重新升起。
在泥水中拖曳前行的皇帝棺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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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十一年（1583年），就在万历皇帝清算张居正，并到天寿山寻找自己死后乐园的这一年，生活在白山黑水之间的女真族人、25岁的努尔哈赤开始显示他过人的军事才华。由于明朝辽东总兵李成梁用计杀死了努尔哈赤的祖父和父亲，他便凭借祖上遗下的13副铁甲，和族人一起对明发难。当万历皇帝接到边廷上传来努尔哈赤要求归还祖父、父亲尸体的消息时，他绝没有料到不久的将来，就是这位努尔哈赤会和大明分庭抗礼。万历皇帝心平气和地封努尔哈赤为建州卫都督，并加龙虎将军衔。万历的册封，使努尔哈赤如虎添翼，他不断吞并周围部落，在征战中创立和完善自己的军事组织；与此同时，他下令开采金银铜矿，置办冶炼，鼓励民间养蚕，发展手工业生产。努尔哈赤已不满足于做明朝的臣民，他觉得自己应该拥有更多的土地和人民，就像历史上所有的君主那样，凭着不断的进取赢得天下。这样的理想和由此而来的奋发精神，是在故纸堆和脂粉中长大的万历皇帝所不具有的。 努尔哈赤出生于建州左卫苏克素浒河部、赫图阿拉一个没落的奴隶主家庭。他的祖先猛哥帖木耳曾被朝廷任命为建州左卫指挥使。由于家道中衰，努尔哈赤年轻时，为生活所迫采集松子和人参到抚顺出售，在与汉人接触的过程中，学到了很多本族所没有的东西。出于好奇和崇尚武功的天性，努尔哈赤从小喜读《三国演义》，但那时他从未想到正是这些汉人所创造的用兵之计，若干年后，助他率铁骑征服了大汉子孙的帝国之邦。 从万历十一年（1583年）到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正当万历浑浑噩噩、沉溺于酒色之中，热衷于搜刮珠宝时，努尔哈赤已经在东北的莽莽雪原上建立起了一支与明王朝争夺天下的军队。同时，趁明军抗倭援朝、辽东空虚之机，继续扩张势力，并针对明帝国狂妄自大和辽东总兵李成梁的骄横，巧妙地实行对明朝表面恭顺，暗中称王称汗、积极发展势力的两面政策。经过35年的积极准备，终于在万历四十六年四月十三日，以发布“七大恨”告天为起点，把进攻的矛头正式指向明朝，从此，揭开了中国历史以清代明的序幕。 努尔哈赤亲率二万铁骑，直入要地抚顺，迫使守将李永芳投降，并将救援的张承荫等将领一举击毙。然后，乘胜进兵抚顺东南的鸦鹘关，再克清河，一路势如破竹，锐不可当，大军横扫北国朔漠平川，疾速向关内挺进。这时万历才和他的臣僚们感到事态发展的严重性。 边防的军事危机飞报皇帝，但是万历自己不能统率兵将，在平日又没有整顿军备，自然他更谈不上离开京城巡视边关了。既然他的权力产生于百官的俯伏跪拜之中，那么在这边关危难、大兵压境之际，万历皇帝只能盲目听从大学士方从哲的请命，慌忙之中任命那位在抗倭战争中讳败为胜的杨镐为将，从而使明军在关键的一仗中丧师失地。 万历见明军已无力阻挡努尔哈赤的铁骑，却通过太监找来阴阳术士王老七，施展阴阳之术，以破敌军。王老七一番占卜之后，跪请皇帝说道：“女真人之北关，与其祖坟风水有关。如将房山金人陵寝捣毁，泄其王气，明军可能转为胜矣。”万历皇帝闻听此言，大为惊喜，努尔哈赤自称“后金”，意为金人之后，于是谕令兵部急速派人赶往房山，捣毁金人陵寝。 金朝原是居住在长白山和黑龙江流域的女真族建立，公元12世纪初，其部落联盟的首领完颜阿骨打战胜辽，夺得了东北和华北的统治权，当上了皇帝，是为太祖。阿骨打死后，原葬于东北海古勒城西的泰陵，其弟太宗之陵原来也在上京。1153年海陵王迁都燕京之后，又把他们二陵及其同葬十陵迁到中都（今北京）。两年之后，房山寿宫建成，便把棺椁运往房山陵地安葬。由此，这里便形成金代太祖、太宗、十帝和其他后妃王公的数十处陵墓组成的皇家陵区禁地。 明军进入房山金人陵区之后，大肆焚烧盗掘，整个陵区烈焰升腾，烟尘四起。不到两个月，建筑规模和历史艺术价值比明十三陵毫不逊色的房山金陵，毁坏殆尽。
在泥水中拖曳前行的皇帝棺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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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到此并未结束，万历皇帝死后，他的孙子天启皇帝朱由校见努尔哈赤不但没能自灭，反而锐气剧增，又听阴阳术士之言，在房山金人陵区修建一座关公庙，以压其胜……而最后的结局是清军入关，多尔衮下令捣毁十三陵，以报房山金陵被毁之仇。其中定陵遭其毁坏最为严重，宝城垛口、明楼地面的花斑石、外罗城等建筑全被焚烧捣毁，辉煌的定陵园林只剩一座明楼。这个报复性的毁灭要在万历死后24年才得以应验，当然这是后话。 面对这艘帝国古船，万历已经准备好了一切，决心沿着他选择的道路径直走下去。病入骨髓的他自知必定先于古船沉没，尽管船上救命的号子喊得翻江倒海，他却再也无力顾及了。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四月六日，孝端皇后王氏气绝身亡。按照她生前的地位要葬于定陵地宫。为担心雨水进入玄宫，礼部左侍郎孙如游上疏说：皇后发葬，惯例要出百日，可玄宫隧道不可久泄，眼下正处大雨季节，臣等非常担忧。万历皇帝连战事都不再顾及，哪还有心思去理睬这些事，所以王皇后的棺椁一直没有入葬。从此，群臣们不再过问，只管在沉沦中苟且偷生。 七月二十一日，万历皇帝终于一病不起。这位“难识君王真面目，三十余载匿深宫”的帝国君主，在将要撒手归天的弥留之际，竟然连太子常洛也不见，更不允许大臣们去问安，他只要既带给他欢乐、又带给他苦恼的郑贵妃陪伴。两人相对，多少往事涌上心头。他庆幸，在这郁闷苍凉的人生旅途中，能和这位美丽聪明的爱妃相遇。同时，他又感到无限的内疚和忧虑，他辜负了爱妃和爱子的期望，使她和她的儿子落到今日天各一方、茕茕孑立的可怜境地。他无法知道自己死后，太子常洛会对郑贵妃施以什么样的残酷的手段。他第一次感到了时间的珍贵与紧迫，在这阳气尚存的最后一刻，他强打精神，谕令方从哲等几位重臣前来受顾命。 当方从哲等几位大臣赶到乾清宫时，见万历皇帝面如灰土，奄奄一息，急忙跪地痛哭流涕。万历轻微地抬了抬手，示意方从哲上前，两滴浊泪夺眶而出。他颤巍巍地拉了拉方从哲的手，有气无力地说道：“念郑贵妃待我好，册立为皇后，死后葬入定陵寿宫同朕做伴……”说完，撒手而去。 万历死后，皇太子朱常洛即位，年号泰昌，是为光宗。朱常洛的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逆境中度过的，由于长期忧郁苦闷，清闲无聊，只得把全部精力寄托在酒色上。虽然他年龄还不到40岁，身体的健康状况却已到了崩溃的边缘。 万历驾崩之后，郑贵妃知道自己地位岌岌可危，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一反过去之常态，千方百计地奉迎讨好这位新皇帝，除了赠送大量珍珠异宝以外，又赠送八名绝色美女供他享用。结果，由于色欲过度，这个一生受尽苦难的短命皇帝，不到一个月就一命呜呼了。 从万历四十八年四月六日到九月一日，明帝国先后死去一后二帝，这在中国历朝的宫廷史上是极为罕见的。朱常洛的儿子、16岁的小皇帝朱由校（年号天启）一登基，就要大办喜事。可此时宫廷内部正争权夺利，钩心斗角，吵闹不休，边关异族不断入侵，内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此种情形，万历皇帝的丧事举办得如何，是可想而知的。 按惯例，送葬前，杠夫要在北京德胜门外“演杠”十天，按正式送葬的要求，抬着一具木箱，木箱上方中心位置放着满满一碗水，演练到滴水不洒为止。但这一切都无人要求了。九月二十八日，万历皇帝、孝端皇后梓宫同时发引。护丧的是孙如游、黄克缵、李腾芬、王永光等24员大臣，共有军夫8000人抬灵。走在最前面的是引幡队，举着花花绿绿的万民旗万民伞；后面紧跟上千人的法驾卤薄仪仗队，高举如林的金瓜钺斧、朝天镫，幡旗蔽日。跟在棺椁后面的是十路纵队的兵丁；最后面是由数百辆车子组成的文武百官、皇亲国戚的车队。整个送葬队伍蜿蜒十几里，所到之处，凡有碍通行的建筑物，无论大小，一律拆除……由于事前未演练抬棺技巧，又因棺椁太重，一路上常有绳索损伤，行走极慢。早上从宫中走出，天黑才到德胜门，只好再增加600名杠夫。三十一日傍晚，当棺椁运到沙河时遇到风雨，先是北风大作，黄尘升腾弥漫，接着大雨飘落。风雨潇潇，天地苍茫，送葬队伍乱作一团。恰在这时，托灵龙木（主杠）轰然断裂，万历皇帝的棺椁一角坠地，跟随的重臣闻此不测之事，急喊“停下献酒……”竟无人理睬，棺椁依然在泥水中拖曳而行。直到十月三日，棺椁才进入寿宫。
在泥水中拖曳前行的皇帝棺椁(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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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驾大明帝国48年的万历皇帝朱翊钧，确实是愧对祖先于地下。虽然他死后24年明朝才被农民军和大清帝国灭亡，但后来的政治家和历史学家都承认这样的评判：明朝灭亡原因不在崇祯，而在万历。至少在万历年间，帝国沦亡便开始了。 注释： 【1】1582年，曾经辅佐万历十年之久的首辅张居正溘然长逝。其死后仅3个月政治对手就罗织罪名，抄没了张居正的家产。其子张敬修在抄家过程中不堪忍受非人折磨，悬梁自尽。张居正的弟弟、儿子、孙子都发戍充边，其本属、亲属、邻里也被株连治罪。 【2】钦天监：明、清掌管天文历法的官署。 【3】祠祭署：明、清太常寺所属辨事机构，掌各坛祭祀事宜。 【4】夺情：朝臣丧服未满，朝廷强令出仕。 【5】垛口：俗称“躲口”，城墙皮面向外的外檐墙上所砌起的凹凸状小墙，用以排遮己方兵员、抵挡来攻兵器，垛口下亦可砌一小方孔，以便望敌情。 【6】方城：方城在坟冢外围圆形城墙之前方，为方形城台，城台与城墙连为一体。方城两侧建梯道，供上下。有的方城之下作成券洞，可从券洞进入宝城前部的月牙城，再由梯道登上宝城。 【7】额枋：中国传统木结构建筑中檐柱之间的联系构件，用以承托其上的斗拱。 【8】斗拱：中国传统木构架体系建筑中独有的构件。用于柱顶、额枋和屋檐或构架间，宋《营造法式》中称为铺作，清工部《工程做法》中称斗科，通称为斗拱。斗是斗形木垫块，拱是弓形的短木。拱架在斗上，向外挑出，拱端之上再安斗，这样逐层纵横交错叠加，形成上大下小的托架。斗拱最初孤立地置于柱上或挑梁外端，分别起传递梁的荷载于柱身和支承屋檐重量以增加出檐深度的作用。唐宋时，它同梁、枋结合为一体，除上述功能外，还成为保持木构架整体性的结构层的一部分。明清以后，斗拱的结构作用蜕化，成了在柱网和屋顶构架间主要起装饰作用的构件。为中国传统建筑造型的主要特征之一。 【9】檐椽：建筑物之墙体与顶部中间之木构件的统称。 【10】角柱：建筑物转角处之立柱。为使陵墓明楼坚固，转角处用大型石材做成。 【11】享殿：即恩殿。由于它用于祭享，故常简称为享殿。 【12】女儿墙：又称“女墙”，即高度不超过人身胸部、位于露天、处在房上、台上或墙上之矮墙，作用与护身栏杆相同。 【13】范文忠公：范景文，明代人，字梦章，号思仁，万历进士，曾为工部尚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