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圣皇太后终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告别她为之费尽心血但仍牵肠挂肚的朱家江山和不争气的儿子，溘然长逝。就在临死之前，她又办了一件足以令群臣热血沸腾、让万历十分尴尬、让郑贵妃恨之入骨的大事。
按照明朝祖制，所封藩王必须住在自己的封国里，非奉旨不得入京。但郑贵妃的儿子朱常洵却恃父母之宠，竟在皇宫中十多年不赴封国洛阳。正当皇帝和群臣为常洵就藩一事争得难解难分之际，行将就木的“幽灵”出现了，她先是召问郑贵妃：“福王何未赴封国？”
极端聪明伶俐的郑贵妃不像上次万历皇帝在母亲跟前那样慌乱和愚笨，她沉着地回答：“太后明年七十寿诞，福王留下为您祝寿。”
慈圣太后毕竟深怀城府，她冷冷地反问：“我二儿子潞王就藩卫辉，试问他可以回来祝寿否？”郑贵妃无言以对，只得答应督促福王速去封国就藩
万历和他的“野蛮”妃子(4)http://book.sina.com.cn 2007年09月09日 00:06
连载:考古中国：定陵地下玄宫洞开记 作者：岳南 杨仕 出版社:海南出版社
万历皇帝敌不住太后和大臣们的轮番攻击，在慈圣太后去世一个月后，终于让福王赴洛阳就藩去了。临行那天早晨，天空阴沉，时有零星雪粒落下，北国的冷风从塞外吹来，使人瑟瑟发抖。宫门前，郑贵妃和儿子面面相对，泪如泉涌。福王进轿启程的刹那间，已是两鬓斑白、长须飘胸的万历皇帝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他抬起龙袖，想遮掩自己发烫的眼睛，但浑浊的泪水还是哗哗地流了下来。
回到宫中，万历皇帝即卧龙榻，悲痛欲绝。他感到深深的内疚，因为自己到底还是辜负了郑贵妃的一片痴情，没能把常洵立为太子。自己虽贵为天子，而终被群臣所制，让爱子离京而去。一切都在失去，权威、父子深情、荣耀……备受创伤的心中只剩一个郑贵妃了。
正是出于这种心理，万历才在生命最后一刻，遗命封郑氏为皇后，死后葬于定陵玄宫。可300余年后，定陵玄宫洞开，人们发现所有的棺床上都没有郑贵妃的影子。后殿并列的三口朱红色棺椁，中间是万历皇帝，左边是孝端皇后王氏，右边是孝靖皇后王氏，也就是太子朱常洛的母亲。这一悲剧性的安排，确乎在他的意料之外。但是，既然生前就已对臣僚失去威力，那么在他死后，这种威力就更不存在。他的遗诏没能实现，因为大臣们认为大行皇帝（对刚死去皇帝的称呼）的遗诏“有悖典礼”。皇帝将死，再来册立皇后，谁来主持这个结婚仪式？
不过，这出悲剧不是太子朱常洛所为，因为他只当了29天皇帝便命赴黄泉。倒是朱常洛的儿子、16岁的朱由校在当上皇帝后，将他的祖母王贵妃追尊为孝靖太后，并从东井把棺椁迁来，和万历皇帝、孝端太后一起葬于定陵玄宫，成就了这段“好事”。
万历皇帝宠爱的郑贵妃比他多活了10年，她被认定是祸国殃民的妖孽，得不到朝中群臣的同情。这10年，她住在紫禁城一座寂寞的宫殿里，和她的爱子福王天各一方，饱尝母子分离之苦和世态炎凉。1630年，郑贵妃在凄苦郁闷中死去，带着无比的绝望与怨恨走进了银泉山下一座孤零零的坟墓。而她的儿子福王朱常洵，倒真是一个祸患。就藩洛阳后，朱常洵昏庸无道，鱼肉人民。在郑贵妃死去11年后，为李自成农民军所杀，尸体跟鹿肉掺在一起，被做成福禄酒肉，供军士填了肚子。
走进阴冷的地下玄宫，面对三口朱漆脱落的巨大棺椁，留给人们的印象仍是命运的残酷。假如中间棺椁内的万历皇帝还有知觉，大概是不会瞑目的。因为他心爱的女人，这唯一一个把他当成“人”的女人，并没有长眠在他身边。他们的恩爱生前未得到认可，死后同样无法如愿，这不能不算作万历皇帝的一出凄婉的爱情悲剧。同时，面对棺椁，也不能不为帝国欷叹息。传统观念不可逾越，一个年轻聪颖的皇帝在政治生涯中无法充分利用自己的创造力，个性也无从发挥，反而被无形的锁链牵引进阴森可怖的洞穴。一位富有诗意的哲学家说：“生命不过是一种想象，这种想象可以突破人世间的任何阻隔。”在这地宫深处，潮湿霉烂的棺木和胶结污腐的油泥给人的感觉，却是无法冲破的凝固和窒息。更为可悲和令人遗憾的是，那个曾经为万历皇帝付出过青春和爱情的郑贵妃，一直为后人所唾骂。即使史学家也未必给予这个悲剧性女人公正的评价。“女人乃亡国之祸水”，同样是对郑贵妃的结论。在“国本之争”这个主题上，尚有为数众多的历史研究者，其观点依然站在四百年前万历一朝的臣僚一边。似乎郑贵妃天生就该安分守己地做任人宰割的妃嫔，而不应有做皇后的非分之想；万历皇帝天生就该和王恭妃恩恩爱爱，不应有真正的爱情……这些有悖常情的论断大多出于一种僵化、保守、人云亦云的思想驱使，无疑有失公允，弄得是非渐已分明的历史，再度蒙上了一层难以辨认的锈迹。
这是郑贵妃的悲哀，也是后来者的不幸。
同床异梦的一帝二后(1)http://book.sina.com.cn 2007年09月09日 00:06
连载:考古中国：定陵地下玄宫洞开记 作者：岳南 杨仕 出版社:海南出版社
我国古代的皇家建筑，讲究雄伟高大、富丽堂皇。这一点，北京的故宫表现得最为明显。一踏进这座宫院的大门，旅游者就会感到冥冥中一股强大的震慑力迎面扑来，人突然变得渺小了。随着一步步登高，这种力量随之加强，如同置身浩瀚无涯的苍宇。面对这璀璨辉煌的艺术之海，仿佛人的精神和意志都会崩溃，不得不匍匐在地、顶礼膜拜，以示臣服。故宫的建筑风格及艺术效果正在于此。而地下建筑，除考虑坚固宽敞、抗挤耐压外，同时还要具有一种超尘脱俗之感。定陵玄宫的南北两壁，均用九层条石叠砌，是为九重法宫。这是一种吉利的象征，一种至高无上占有一切的体现。整个看来，玄宫的宗教和迷信色彩极浓。石制座案缀饰帝后标志的龙凤，其下则装饰仰俯莲花瓣，这是佛家传统，其所隐含来世超生的观念，实际上也是一种希望、一种幻想。有哲学家说：“死是人生所达到的最高峰，是短暂生命交响诗中的华彩乐段。”且不知玄宫的主人们是否有这种体验。
定陵地下玄宫，在力学的应用上极为巧妙并具有非凡的创造性。从金刚墙到玄宫后殿，通长为70米，最大的宽度为9.16米，最小的宽度为6.03米，而且都是下挖土方、上盖黄土的人工造型，不仅工程量大，且顶部负载十分沉重。为增加抗压能力，匠师们凭着日常的经验和非凡的创造力，巧妙地采用了双交券结构【2】，融艺术与实用为一炉，完成了这部辉煌的杰作，使定陵玄宫历近400年沧桑而岿然不动。
整座玄宫除后殿放置的三口朱漆棺椁和26只零乱的木箱外，显眼的当是中殿的汉白玉神座和青花龙缸，其他均为零星的点缀，使硕大的宫殿不免有些空荡和寂寥，由此也就越发让人感到人生的苍凉与凄清，并对生命的本意到底为何物这个永恒主题，再作一次全新的探索。
玄宫内很少见到文字的雕刻，只在中殿左侧右门背后，曾发现有八处墨书字迹，经辨认为：
王忠下
陈洪
刘佐下
曾万叛
……
这些字迹是用竹签蘸墨写成的。用竹签蘸墨在做好的石件或木件上做文字标记，这是我国石、木匠人的传统习惯。因此，从墨迹分析，这些人名当是制作石门的匠师。再从人名的排列顺序和隔人便带“下”推断，可能是两人一组，上下分工，其目的在于责任分明以便查验。
玄宫地面上铺放的木板为其他陵墓所少有，从前殿、中殿，直到安放棺椁的后殿，整个地面铺满了横向排列的木板条，虽经潮气霉蚀，大部分已经腐烂变质，但仔细观察，仍可看见木条上有车轮轧过的痕迹。毫无疑问，这是运载棺椁的车辆留下的印痕，铺设木条当是为了保护地面的金砖免遭车轮碾坏。左右配殿没有铺设木条，是由于棺椁并未放置于此。
一切谜团似乎都已解开，但唯独这帝后的奇特葬例，自发掘50多年来，一直令考古学家争论不休。
既然玄宫的左右配殿都有棺床和金井，为何空空荡荡，无人入葬？这棺床到底应该放置何人？是为皇后还是为妃嫔而设？这不仅成为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研究的课题，也是许许多多旅游者关注的热点。
定陵地下玄宫，由前、中、后、左、右五座石结构的殿堂联结而成。这种形制的建筑方式，只是宫殿的格局，汉唐以来的大型坟墓，考古发掘中也并不少见。可以认为明十三陵各陵的地下玄宫，除崇祯思陵外，在形制上基本与定陵地宫相同。按一般规律推断，每座陵墓的地下，尤其是皇陵，其前、中、后三殿是必不可少的。而左右配殿则是根据传统的建筑形制——对称结构设计而成，主要是出于传统习惯和美学上的考虑。像这样的地下建筑形制，从文献分析，在十三陵中最晚也应自明英宗的裕陵就已形成。
成化四年（1468年），英宗皇后钱氏崩。为葬钱氏，宫廷内曾有过一场不小的论争。从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创立一帝一后的葬制后，其下的几代帝后均按此制度执行。第五代皇帝英宗朱祁镇，见皇后钱氏无子，为避免死后发生纠纷，临死前留下遗诏：“皇后钱氏，名位素定。当尽孝养，以终天年。”并要钱氏死后同他合葬。其后宪宗皇帝即位，因他是皇贵妃周氏所生，故又封生母为皇太后。
同床异梦的一帝二后(2)http://book.sina.com.cn 2007年09月09日 00:06
连载:考古中国：定陵地下玄宫洞开记 作者：岳南 杨仕 出版社:海南出版社
在葬钱氏时，周皇太后想，从大明洪武至仁宗，陵内均是一帝一后，如果钱氏葬于英宗的裕陵，自己寿终后就不能与英宗合葬了，因此主张把钱氏另葬别处。
消息传出，举朝震惊。群臣以英宗遗诏为据进行抗争，但周皇太后仍不改初衷。群臣见上疏无效，就跪在文华殿前哭争。宪宗朱见深看到群臣伏地不起，便提出将玄宫分成三殿，这样既能葬钱氏，也能照顾母亲周皇太后。事情发展到如此程度，周皇太后只好答应，但又别出心裁，提出一个条件，要把钱氏入葬的左配殿隧道口堵死，只让将来安放自己的右配殿和皇堂相通。埋葬钱氏时，朱见深按母亲的要求做了。所以裕陵地宫，左右配殿一通一塞。朱元璋之后的一帝一后的葬制，从此便被打破了。从这段史料分析，地宫的左右配殿是安放皇后的。
万历皇帝也曾想打破此制度，1597年皇贵妃李氏崩，他传下口谕将皇贵妃李氏安葬在寿宫右穴。但被大臣以无妃嫔葬寿宫为例阻拦，没有成功。最后只好把李氏葬在定陵以南的银钱山下。
既然地宫左右配殿专为皇后设置，为何定陵玄宫的配殿空荡无人，而两个皇后的棺椁却都放在了后殿？
定陵发掘时，考古人员在玄宫后面的宝城内侧，发现了刻有“左道”、“右道”的字样。从字迹的用意分析，应是通往左右配殿中，也就是这两殿的隧道入口。因为没有发掘，只在里面看到石门和门外的金刚墙，其隧道的具体形状尚不清楚。当时推断，这两条隧道应是皇后棺椁的入口。那么，两位皇后的棺椁进入陵园后，应先绕到玄宫之后，沿两条隧道分别进入左右配殿。但帝后入葬时，正处在大雨季节，“玄宫不可久泄”，整个地宫只挖开前方的一条隧道通往前、中、后三殿，配殿隧道没有打开。这时的皇后棺椁，也只好跟随万历皇帝一起从正门隧道运往玄宫。进到中殿后，由于通向配殿的甬道狭窄，巨大的棺椁无法进入，匆忙中只好将两个皇后的棺椁都运往后殿，跟万历皇帝“同床共寝”了。
既然两条甬道不能通行棺椁，那么如此设计又有何益？
从皇帝生前筑造豪华的寿宫来看，无非是相信灵魂不灭，人死后灵魂依然像在人间一样生活。配殿中设甬道和正殿相接，正是为了帝后的灵魂在宫内相通，彼此恩爱如故。这一点从裕陵地宫配殿的一通一塞，便可窥其一斑。
谜团已经解开，但似乎又不尽如人意。新的谜团仍缠绕着后来的研究者和刨根问底的观光人，于是生出一个个疑问。
孝端皇后四月病故，其棺椁应已完备。六月隧道被打开，直到十月三日，她的棺椁才和万历皇帝一起运进玄宫。玄宫内甬道狭窄，皇后的巨大棺椁不能穿过它进入配殿，在长达3个月的时间内居然无人想到是不可能的。既然已经想到，为何不开配殿的隧道，以至破坏帝后葬制呢？更奇怪的是，为埋葬孝端后打开玄宫隧道时，万历皇帝尚且健在，也就是说，这左右配殿隧道是专为埋葬皇后而设，为何不开左右配殿隧道而非开玄宫前殿隧道？这就不能不提出一个新的问题：定陵玄宫内的配殿，是否专为妃嫔设计的？
十三陵区，除十三座帝后陵墓外，尚有七处陪葬墓。它们分别是东井、西井和五处妃嫔墓。史料载“盖无隧道而直下，故谓之井尔”。我们不妨回过头看一看这井与葬制的关系。残酷野蛮的殉葬制度，始于原始社会末期，随着阶级的出现和奴隶制国家的确立，殉葬制度有所发展。殉葬人的身份由奴隶扩大到近臣近侍，人数也大为增加。这种制度在春秋以后即不多见，汉唐以后已不存在。到了明朝，又死灰复燃。从太祖朱元璋始，到代宗朱祁钰，五朝皇帝死后皆以妃嫔宫女殉葬，至英宗遗诏始罢。
考古发掘证明，殷商时代贵族奴隶主墓葬，殉葬人大多放墓室中，明代情况尚无发掘资料可证，依传统习惯，亦当葬于陵内。《明会典》载：“孝陵四十妃嫔，惟二妃葬陵之东西，余俱从葬。长陵十六妃俱从葬。献陵七妃，三葬金山，余俱从葬。景陵八妃，一葬金山，余俱从葬。裕陵以后妃，无从葬者。”
同床异梦的一帝二后(3)http://book.sina.com.cn 2007年09月09日 00:06
连载:考古中国：定陵地下玄宫洞开记 作者：岳南 杨仕 出版社:海南出版社
由引文可知，殉葬诸妃凡未葬在陵内者，均指出所葬地点，如孝陵“惟二妃葬陵之东西”，献陵“三葬金山”，景陵“一葬金山”。这一推理如果不误，那么东西二井如果埋葬的是长陵殉葬的十六妃，似应作“长陵十六妃，葬东西二井”，或言“葬陵之东西”，不会说“十六妃俱从葬”。再者，长陵16妃殉葬如不在陵内，献景二陵从葬诸妃又当葬在何处？既不见于史籍，实地调查又无遗迹可寻。
葬于十三陵内的诸妃，多数为皇帝的宠妃，生前备受恩遇，封以皇贵妃、贵妃；有的虽不受宠，但曾生育皇子，地位也非一般。殉葬诸妃中虽有贵妃，但多为一般嫔妃和宫女，丧葬礼仪亦当有别。东西二井规制与其他陪葬墓相同，甚至比万历四妃墓、世宗六妃二太子墓规格还高。宫人殉葬不在陵内，单独建置陵园，视同贵妃，似乎不大可能。
按照我国古代“视死如事生”的礼制，皇帝生前深居九重，把皇宫比作大帝居住的紫微宫，其建筑包括外朝和内廷两大部分。外朝建筑以奉天、华盖、谨身三大殿为中心，象征“前有太乙，后有钩陈”的紫微帝座三辰，两翼则分文华、武英二殿，内以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为中心，东西宫分处两翼。事实表明，定陵的陵寝建筑确属皇宫建筑的格局。由此推断，十三陵地宫的整体格局亦应与定陵大致相同。这就否定了宪宗朱见深首创左右配殿的说法，并可得出十三陵各陵均有左右配殿的结论。而按照一帝一后葬制，其左右配殿只能为殉葬妃嫔宫女所用。不如此，一个皇后面对两座配殿，到底居左居右，无法解释。
《明书》记载，明初葬制为一帝一后制，故帝陵皇堂只设金井两位。至营造英宗裕陵时，由于其子朱见深不敢违背父皇遗诏，这就面临要在后殿玄堂设置三位的可能。但祖宗制度不能轻易改变，加上臣下等人的坚决反对，所以后殿设双穴。成化四年，钱后崩，宪宗朱见深在既不得罪母亲周皇太后，又不违背遗诏的情况下，将钱后葬于玄宫左配殿。有研究者认为，周皇太后崩后仍和英宗一起葬于后殿（皇堂），而钱后葬于侧室。这本是特殊一例，后来又恢复祖制，帝后棺椁均葬于后殿玄堂之上。
为使这一推断得到进一步证实，不妨再回到万历年间。大学士沈一贯在讨论皇贵妃李氏能否安葬玄宫右侧室时说：臣等再三商量，玄堂之旁，制设左右侧穴，推其初意，或者以待诸妃，但从未经附葬，臣等不敢轻议。从定陵的玄宫制度看，沈一贯等臣僚的推测不无道理。帝王生前有皇后、妃嫔，死后使殉葬的诸妃之灵居于帝后寝居的左右侧室，是符合“视死如事生”的观念的。贵妃李氏死时，万历皇帝的原配孝端皇后王氏无嗣，皇长子朱常洛已15岁，郑贵妃的儿子朱常洵也已12岁。从当时情形看，无论如何这三个女人的地位要比李氏高。如果按万历口谕，将李氏葬人玄宫右穴，这三个女人如何在玄宫内安置？大臣们的上疏没有提到这个明显的问题。如果左右配殿是安葬皇后的，万历也不可能提出这个惹是生非的问题。按当时臣僚们的狡诈聪明和多年上疏谏争的经验更不可能不以祖制作挡箭牌，而仅以“推其初意，以待诸妃，但从未经附葬”作为并不充足的理由进行抗争。
事实上，从定陵玄宫后殿棺床上的三位金井来看，似乎一切争论都可迎刃而解。假若不是葬皇后，这三位金井，除中间是万历的以外，另二位为谁而设？除了皇后，谁又有资格和大行皇帝“同床共寝”？
至于玄宫左、右配殿空设的原因，是由于英宗已废除殉葬制度，万历怎好违背祖制，重新拿妃嫔宫女殉葬？
看来除了空设，别无选择。定陵左右配殿葬妃而不是葬后，这便是笔者在研究了大量历史资料后做出的一种新的推论。
就在玄宫打开的当天，长陵发掘委员会的吴晗、邓拓、郭沫若、沈雁冰、郑振铎、夏鼐等先后来到定陵。面对这座幽暗、深邃、辉煌的地下宫殿，这些饱览经书、学贯中西的一代文化巨匠，无不为之惊叹不已。像这样一座恢弘的大殿，通体没有一根梁柱，历300余年无丝毫损伤，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同床异梦的一帝二后(4)http://book.sina.com.cn 2007年09月10日 00:07
连载:考古中国：定陵地下玄宫洞开记 作者：岳南 杨仕 出版社:海南出版社
定陵玄宫的这种五室布局形式，在我国尚属首见，因此很不易为人们所认识。有建筑研究者认为，定陵地下玄宫是地面庭院式布局的反映，主室和配室就是正殿和配殿，三个前室代表三进院子。其实，在明代，一座正殿、一座配殿，前有二进或三进院落的格局，不过是大臣所用的建筑规制。而定陵玄宫建筑是按照外朝和内廷两部分建筑规划设计的，以象征人君之居的特点十分明显。
在明代君臣看来，以奉天殿为主体的外朝建筑群，相当于古代天子临朝布政的明堂。以乾清宫为主体的内廷建筑，则相当于天子的常居——路寝（正寝）。
当然，定陵玄宫各室的长宽比例，根据陵墓的特点，都作了适当的调整。前、中两室呈纵向长方形，后室则接近皇宫正殿的比例。这对表现大行皇帝在阴间的九重深宫无疑具有十分浓重的渲染作用。这种艺术处理的结果，除美学上更加考究外，前、中两室给人以深远之感，与后室联结成为宽敞堂皇之整座大殿室，便具有一种神秘辽阔，撼人心魄的气势。
汉代天子陵墓实行“黄肠题凑制”【3】，其中分位虽迄今不详，但所设四羡门【4】，容大车六马，却与六书“天子之宫相通”及历代帝王宫廷建筑四面辟门相合。
明定陵地下玄宫与汉代陵墓相比，虽无四通羡门，但五殿室尤具古代宫室特点。与南唐二陵比较，则形制更为相近。这不仅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汉、唐以来，封建统治者在宫室制度方面力图附会《礼记》中记载的周朝古制，而且进一步证明以定陵为代表的明代帝陵玄宫制度，在我国帝陵演变史中并非凭空产生，而是在继承发展前代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建筑布局与艺术风格。
清代的帝陵玄宫除慕陵外，将明代五室玄宫简化了两侧室，形成以明堂券、穿堂券、金券为主体的三室纵列规制。从南唐钦陵到清昌陵，我们不难看出，以明定陵为代表的明代帝陵玄宫制度，确实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它在中国帝王陵寝中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是中国古代人民留给人类的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
定陵发掘，从1956年5月19日开始，到1957年9月21日打开玄宫，宣告一段落。但整个发掘工程还没有结束，三口脱漆的朱红棺椁中的主人仍在酣睡，玄堂上26箱稀世之宝尚待清理。当天真的发掘者们正要全身心去解开死尸之谜的时候，却蓦然发现玄宫之外的政治风云已经发生突变，由此，中国考古史揭开了悲怆而惨淡的一页。
注释：
【1】明代廷杖规矩是由太监监刑，“令锦衣卫行之”。彼时午门前两侧设有锦衣卫值房，凡朝臣中有违背皇帝意愿者，即令锦衣卫当场逮捕，在午门中央甬道的东侧行刑拷打。多数受刑者被打死。
【2】双交券结构：做券时用双圆心起券法。双圆心起券两弧相交比单圆心起券弧度要大。举例如图：
【3】黄肠题凑制：黄肠，以柏木黄心制的外棺；题凑，古代贵族死后，椁室用厚木累积而成，木头均向内，故称之。为汉代皇室特有之棺椁规制。
【4】羡门：墓门通入墓室常有斜坡道路称羡道。羡道的门称“羡门”。
孝靖王氏：母以子贵(1)http://book.sina.com.cn 2007年09月10日 00:07
连载:考古中国：定陵地下玄宫洞开记 作者：岳南 杨仕 出版社:海南出版社
面对三口巨大的棺椁和26箱因木质腐朽而四散零乱的随葬品，发掘队员需要做的，就是迅速清理殉葬器物和解开三具尸体之谜。
由于我国几千年来盛行“厚葬”制度，历代统治者都把大量的财富随同自己一起埋进坟墓之中。除金银财宝之外，尚有大量的日用器物、工艺美术品、文房四宝、图书绘画以及生产工具、科技成果等等。这些殉葬物品除本身固有的价值外，还在于它们都是当时盛行的最值得珍惜和有代表性的杰作。许多衣冠服饰、丝麻织品、铜器、玉器、陶瓷、漆木器、金银器等，都是当时特地制作的，比较准确地反映出当时的生产力和科学技术水平，同时包容了当时的生活习俗和艺术风格。
作为历史的物证，出土文物比之世间流传的古董文玩更为可靠。除它具有绝对的真实性外，埋葬在地下的文物，由于与外界空气阳光隔绝，不受侵蚀，恒温恒湿，虽数百年乃至千年仍完好如初，光艳夺目，在质地和色彩上的研究价值又远胜于在世间流传的。在诸多殉葬品中，尤以帝王陵墓中的最为丰富贵重，也最具研究价值。因为这些殉葬品都是集中一国一朝，甚至几国几朝的珍贵财富和能工巧匠的智慧才营造而成的。
面对定陵玄宫这座地下文物宝库，发掘人员做着各种猜测和准备。三具尸体保存完好还是早已腐烂？葬式如何？穿什么服装？现在京剧舞台上的服饰是仿照明朝的式样制成的，那么，万历皇帝和两位皇后的穿戴是否和京剧中的帝后相同？
带着诸多疑问，发掘人员走向女尸。
在三口棺椁中，居右侧的损坏最严重，外层的椁已腐烂、塌陷，棺也出现了诸多裂缝。这是孝靖皇后的梓宫。这位可怜的女人因比万历皇帝早死10年，埋在东井左侧的平冈地，棺椁腐烂较快。加之后来她的孙子朱由校将其棺椁迁出，移放定陵，故损伤尤为严重。
最先清理这口棺椁，是夏鼐做出的决定。因为地宫一旦打开，里面的恒温将不存在，外来气流与地宫中的空气融合，对尸体及文物有极大的损害。所以夏鼎断然决定一部分人清理孝靖皇后的棺椁，其余人员迅速抢救木箱中渐已腐烂变质的殉葬品。
为保证尸体及器物的顺利清理，夏鼐索性搬到工地木板房，和发掘人员同吃同住，以便进行具体指导。万历皇帝生前曾经不惜一切代价，为自己修建寿宫，一定也会千方百计地寻求保存遗体的灵丹妙药，估计棺内尸体有可能尚未腐烂。夏鼐指示用木板钉一个能容纳尸体的大木槽，并做好处理尸腊的准备。
阴冷、潮湿、漆黑的地宫大殿，只有一台小型发电机供电照明。发掘人员借着昏暗的灯光，围在孝靖皇后的棺椁周围，拍照、绘图、测量、编号……一切工作俱已完备，接着拆除椁板。
由于早已塌陷腐烂，没费多大力气，香楠制成的椁板很快就被拆除，一口完好的棺木露了出来。
明代史书中，有许多不合历史事实的记载。有的说孝靖皇后是一个年长的女人，在和万历相遇时就已经消失了青春；此后又一目失明，所以不能继续得到皇帝的宠爱。另一个故事则说万历皇帝病重，自度即将不起，有一天一觉醒来，发现恭妃王氏的胳膊正枕在他的脑袋下，脸上泪痕未干，而贵妃郑氏却已无影无踪，等等。
这些捕风捉影的故事，在当时不仅口耳相传，而且印成书籍。关于王氏和万历相遇时的年龄问题，定陵发掘中得到了澄清。因为孝靖椁板的西面有一墓志，用铁箍箍住。她死后安葬时仅为皇贵妃，无谥册【1】谥宝【2】，仅有墓志；迁葬时已具册宝，但原有的墓志也一起随棺椁迁来，上面清楚地记载着她的出生年月。据此推算，她和万历相遇那年刚刚16岁，万历18岁。志文“以四十年七月十七卜葬”句中，“四十”、“七”、“十七”五个数字字体与志文并不相同，显然是臣僚作好志文后便刻石，空出日期，在入葬时再补刻的。
以《明史》和墓志相对证，年月上亦有出入。如墓志上册封恭妃在万历十年六月，《明史》却载四月；死于万历三十九年，《明史》载万历四十年。墓志的出土，更正了《明史》的错误之处。
孝靖王氏：母以子贵(2)http://book.sina.com.cn 2007年09月10日 00:07
连载:考古中国：定陵地下玄宫洞开记 作者：岳南 杨仕 出版社:海南出版社
打开孝靖皇后的棺木，发掘人员首先看到的是一床平铺的织锦经被，呈鹅黄色，织杂花，锦上有朱红色经文。由于时代久远，经文字迹辨认不清，仅中部残存的“南无阿弥……”还可依稀认出。
掀开锦被，不见尸体，却塞满了织锦、宝石、银、玉等殉葬品，似乎不是盛放尸体的棺木，倒是一个珍宝仓库，各种美妙绝伦的艺术品和价值连城的宝器，构成了一个色彩纷呈的世界。
帝后陵墓的殉葬，同它的建造一样，自有它的发展演变过程。从已有的发掘资料看，在原始社会早期阶段，生产力较为低下，人们对死者的埋葬并不注意，更不可能有什么珍贵物品为死者殉葬。考古发掘证明，殉葬应是产生于有意识的埋葬行为以后，人们在埋葬先人或同伴的遗体时，往往会想到他们生前所用过的和喜爱的东西，把它们和他（她）同时埋起来。其出发点大约有两点：一是作为纪念性的，不一定受宗教迷信观念的驱使；二是灵魂观念引起的，认为人死后到另一个世界，仍像世间一样生活，同样需要生产工具和日用品，以及爱好的玩物，为了使他们在阴间生活得更好，就用殉葬的方式把这些东西送给他们。
中国的殉葬制度大约是从原始氏族制度形成的时候开始的。如距今18000年前的山顶洞遗址的下洞里，所埋葬的一个青年妇女、一个中年妇女和一个老年男子，已经有了生产工具和装饰品等殉葬物。其中有取火用的燧石，有石器生产工具，和作为装饰品的穿孔兽牙。
随着氏族公社制度的发展，生产力有了一定的提高，殉葬物品也相应增多起来。在当时的墓葬中，殉葬品般都有一套三五件用于炊煮、储盛、打水和饮食方面的陶器，少量的生产工具和骨簪、骨珠、玉坠、陶环之类的装饰品，还有一些作为防身武器的工具。这时还没有棺材之类的葬具。
从这时期殉葬物品所反映的情形来看，这些东西为数仍有限，都是他们个人日常用的物品，与各氏族成员之间所有的物品不相上下，数量与质量基本相同。由于一些生产工具制作不易，而且还需使用，如磨制的刀斧石器等，所以殉葬较少。我们从这个时期的殉葬中，可以看出原始氏族公社的社会情况。
随着父系氏族公社的发展，生产有了剩余，一些产品被少数人所占有，逐渐形成贫富之间的分化。从殉葬品中，也可以看出这一分化的过程和情况。生产工具的大量占有和精美装饰品之多，均显示出死者生前占有财富的能力。如南京北阴阳营青莲岗文化墓葬里的殉葬品，70％有生产工具和其他很多贵重物品。有一座墓殉葬石器12件，实用陶器4件，玉器、玛瑙等装饰品11件，个别石器工具达20多件，其中有精美的石斧、石刀。山东泰安大汶口文化氏族墓葬中，一般富有的殉葬品有三四十件，最多的达180余件。其中有精美的彩陶、黑陶、白陶器，磨制精细的石制、骨制生产工具和精美的装饰品，有的墓葬中还发现了透雕刻花的骨梳和象牙筒。与此同时，在另一些地区的墓葬中殉葬品却极少，甚至全无。殉葬品的多少，反映了贫富的分化，同时说明奴隶社会制度已在萌芽之中。
这种殉葬制度自奴隶社会后，越演越烈，直到清朝之后才逐渐减少。
在孝靖皇后棺内的织锦经被下，发现了精美鲜艳的服装。上衣是黄缎夹袄，对开襟，织金线连成，袖既宽又长。下衣黄缎裙，所穿夹裤用黄缎做成，裤腰左侧开口，颇具现代意识；腰用黄缎带子裹紧，俨然今天的夹克服装。这是定陵出土的近200匹成料和服饰中最为辉煌珍贵也是保存最好的瑰宝。
其中上衣尤其珍贵，它整体用刺绣的工艺制成。衣上精致地绣有100个童子，象征多福多寿多子孙，取其“宜男百子”之意，以示皇室子孙万代永世兴旺。衣服前襟及两袖之上用金钱绣出9条姿态各异的蛟龙，并以八宝纹和山石、树林、花卉纹样为背景，巧妙地与百子的各种活动融为一体，形成一种人和动物及自然三种生命同呼吸共命运的风情画。100个童子神态各异，身着不同服饰，扮演着各种不同的游戏，都栩栩如生，情趣盎然。一共40组画面构成一个色彩斑斓的儿童乐园，如“打猫图”，一只小猫在花草中追赶蝴蝶，孩子们则追赶着小猫。整个画面洋溢着春天的气息。“考试图”中，有的假扮教书先生，有的认真书写，有的拿着书本，眼睛盯着外面的大千世界。“沐浴图”更生动活泼，美妙可爱。这是百子图中极为重要的一幅，也最富有生活气息。画面上4个童子正出演一场闹剧：一个裸体小男孩躺在木盆里洗澡，小伙伴手提喷壶为他浇水。洗得正惬意时，突然跑来两个孩子，将一根木棍伸进盆下用力上撬，顿时盆水四溢，浴童坐立不稳，急忙招手求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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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考古中国：定陵地下玄宫洞开记 作者：岳南 杨仕 出版社:海南出版社
有的画面为小儿身着大人服装，扮演各种戏剧角色。在“官员出行图”中，孩子们身穿长袍，头戴乌纱，腰系玉带，骑着竹马；前后臣僚成群，有的扛旗，有的执伞，有的奏乐，有的鸣锣开道。整个画面热闹而滑稽，严肃而可笑，把朝廷臣僚的形象和心态含蓄委婉地勾勒出来，让人开怀一乐的同时，也留下某种思考与回味的余地。
还有“跳绳图”、“捕鸟图”、“放爆竹图”、“捉迷藏图”、“摘鲜桃图”等等，每一幅图都捕捉故事中最富有表现力、最富情趣的情节，惟妙惟肖地表现出来，儿童的稚气、活泼、淳朴、天真无邪，跃然于锦缎之上。
百子衣不仅构图精巧优美，内容丰富多彩，而且刺绣技巧娴熟，针法细密，配色得体，再加上金线的大量应用，使整件服装荡漾着艺术的灵光和天然的神韵，它是来源于生活又缥缈于生活之外的更高层次的艺术结晶。
刺绣在中国源远流长，据《尚书》记载，4000多年前的章服制度，就有“衣绘而裳绣”的规定。周代亦有“绣绘共职”之说。两汉时期，湖南长沙、河北怀安、新疆民丰、甘肃武威等地都有刺绣工艺品出现。其针法以辫绣【3】为主，间有少量的平绣【4】与接针绣【5】，绣品图案充满新鲜、活泼、生动而庄重的感觉，表明中国的刺绣工艺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唐宋时，刺绣在原有的技艺水平上又有了长足的进步，特别是套针绣【6】、缠针绣【7】抢针绣【8】等平绣针法的运用，大大增强了刺绣的艺术表现力，图案纹样逐渐向清新、自由、写实的方向过渡，逐渐形成完美的艺术风格。
明代刺绣继承了唐、宋的优良传统，并有新的创造与发展。百子衣是宫廷绣品，可能是皇后大婚或典礼时的礼服。据《明会典》载：“洪武二十六年，定轮班匠，一年一班者，有绣匠一百五十名；三年一班者，有织匠一千四十三名。”由此可见，明代宫内有轮班与住坐【9】的绣匠，他们可能是来自各地的刺绣能手，到北京后又吸收了京绣的风格特点，所以宫廷绣品从原料、针法、技巧等方面都有明显的京绣特色。
百子衣中孩童们的嬉戏内容和所用道具的形式造型，具有浓重的北方民间风情，但图案中的芭蕉以及童子洗澡等，又以南方景物与习俗为原型，进行艺术加工而成。在针法上，大面积地运用平针、盘绣以及金线、包梗线勾勒轮廓的技法，具有广绣特点；而运用花线的抢针绣，又具有苏绣特点。
由于宫廷绣匠来自全国各地，他们有可能在已有技艺的基础上吸收各家之长，从而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也正因为如此，他们能兼收并蓄，博览群采，从而使百子衣几乎达到了艺术的顶峰。
百子衣上除山川树木、草原林海、蛟龙禽兽等图案外，还点缀着一个个神秘的“”字，使人在领略大自然诗情画意的同时，感觉到一种强烈的宗教意味。
“”的来源，大约从唐代开始由印度、波斯、西藏等地引入内地。引进者是不是小说《西游记》中的唐僧师徒，不得而知；但武则天长寿二年制出此字，并读作“万”，将“”称为“万字纹”，却有明确记载。
“”字的含义，在《宗教词典》上标着一个古怪的梵文读音，意思是“胸部的吉祥标志”，古时译为“吉禅海云相”，系释迦牟尼三十二相之一。
“”原为古代的一种符咒、护符或宗教标志，被认为是太阳或火的象征。在古印度、波斯、希腊等国有婆罗门教、佛教、耆那教等使用，一般藏学家的著述里都将“”作为由佛教传入藏地的舶来品，时间在公元7世纪以后。
但有研究者却在西藏那曲以西的毫无宗教色彩的日土岩画中，发现了“”由太阳演变而来的全过程：
由此可见，这个神秘的符号可能来源于西藏这块佛教圣地。在世界文明的进程中，不约而同的现象很多，如太阳的象形文字“”就为汉、藏、古埃及等地所共有。这一点，宗教专家常霞青也有相同的看法。她在《麝香之路上的西藏宗教文化》一书中，对“”符号是这样解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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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符号在本教中称为“雍仲”，其来历同“欧摩隆仁”这一本教圣地有关。欧摩隆仁被描绘成占据天下三分之一的土地，具有八瓣莲花状的地形，上面笼罩着带有八个轮柄的轮形太空，有九叠“”山俯临着这块土地。这似乎是人类在原始思维状态下对宇宙、大地的认识。“”符号在本教中作为“永生”、“永恒”的标志，显然是人类充满希望的表现……从西藏早期的历史看，“”并不是佛教引进后的产物。因为“”这个符号在佛教进入西藏以前已在本教中作为神圣的标志，为西藏广大居民所崇拜。
同“”这个符号相应，“九”这个数字在本教中也具有神秘色彩。在本教的经典和传说中，“九”往往同宇宙天体、天界有关。地从里到外有九层，而天也有九重，这便是日常说的九重天、九重地的本意……
从定陵玄宫的九重建制，以及雕刻的莲花瓣等图案来看，同“”一样，显然是受佛教的影响。而“”之所以引起发掘人员和后来观光者的注意和重视，其原因是它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希特勒军队的标志为同一物，这一巧合，不能不令人为之惊讶。希特勒为什么选取这个符号作为法西斯的标志？直到现在仍众说纷纭。一个曾当过希特勒女仆的人回忆说：早年希特勒在某处发现了这个印度古老的吉祥符，他按照自己的意志理解了“”的形象与含义，并选择了这个标志，希图靠上天保佑，称雄世界。可惜他把方向记反了，标志意成了“”形状，这或许就是他必然覆亡的隐喻吧。
这个说法显然并不科学。从定陵出土的大量织锦品来看，在使用“”符号时，既有正的，也有反的，可见当时人们并不怎么看重这个符号的方向。
发掘人员掀开百子衣和两床锦被，那位一生历尽苦难的女人的尸骨终于出现了。她安详地躺着，头上满插金、玉、宝石、钗簪，面稍向南侧卧；左臂下垂，手放腰部；右臂向上弯曲，手放头部附近；脊椎骨上部稍弯，下肢伸直；肌肉已经腐烂，只有一个残存的骨架。
发掘人员想把她的尸骨搬出来，放进木槽。但一经拿动，整个骨骼就四散开来，只有下肢关节处还有韧带相连。
尸骨下面铺满了纸钱与铜钱，这是供她的灵魂在地下生活之用。她生前没能得到爱情和幸福，或许这些铜钱纸币能使她的亡灵得到些许慰藉。
孝端王氏：无爱无子(1)http://book.sina.com.cn 2007年09月11日 00:05
连载:考古中国：定陵地下玄宫洞开记 作者：岳南 杨仕 出版社:海南出版社
万历皇帝梓宫的左侧，放置着他的原配孝端皇后王氏的棺椁，其大小形状和右侧孝靖皇后的棺椁相同，保存较好。尽管椁的外侧出现裂缝，但无塌陷。从已脱漆的木质看，亦为香楠制成。
椁的盖部放置两个形体不同的青花梅瓶，白地青花，周绘龙纹，色彩与质地犹如宫廷中摆置的梅瓶一样光艳夺目。两个梅瓶的底款分别是“大明万历年制”和“大明嘉靖年制”。由此推断，这是孝端皇后生前宫中的陈列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