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相持
第一个回合，双方各有失误，不过安禄山的失误在于一再贻误战机，没能够一举消灭敌人，有点放虎归山的意思。但最后是老虎厉害，还是猎人的猎枪厉害，还要看双方后来的发展，因此安禄山的失误，至少短时期内并不致命，而唐朝犯的错误就严重了许多倍，所以他们败了。
肃宗在灵武即位后，唐朝便立刻开始了反击。同时叛军内部也一再更换领导人。形势似乎对唐有利起来了，可是唐又一再失误，这才有了双方的持久战。
不知大家有没有看过小猫玩蝗虫，蝗虫本在小猫掌握之中，但它并不急于将这个跳来跳去的家伙弄死，而是用爪子“啪”的一下，将蝗虫按住，然后慢慢抬起爪来小心翼翼的看，不想蝗虫又跳出猫爪，于是小猫又“喵呜”的一声用嘴制住这个不听话的家伙，松开嘴之后又用爪子按住，然后又被它逃脱，如是者再三。最后，蝗虫被这顽皮的小猫咪弄的精疲力竭，再也跳不起来了，这时小猫才会一爪子拍死，或者是一口咬定，总之蝗虫既已到了猫爪之下，就注定了它悲惨的命运。
唐与叛军的战斗，当然比不上可爱的小猫与蝗虫之间的“戏耍”(蝗虫实在被动的很)好看，但却有相似之处。唐朝好像是抱定了不想一下子杀尽叛军的决心，非要与他们斗个几年才肯罢休。然而，猫是出自好玩的天性，而唐却是因为失误，而且唐也并没有强大到可以轻松制住叛军的程度。所以，叛军不像蝗虫，倒像是个大螃蟹，有时夹住猫的鼻子，让猫也尝尝痛的滋味。
场景一：猫与螃蟹“玩耍”。
场景二：螃蟹挥舞着两个大钳，神气的说：“我也不是好惹的!”
场景三：猫用爪子揉揉被夹痛的鼻子，咬牙切齿的说：“谁敢侵犯我就叫它灭亡!”
马嵬坡前草青青，当年何等风光的杨氏兄妹，如今皆化作尘土。李亨没有随同玄宗一起入蜀，而是留了下来。事实上玄宗入蜀也正是他政治生涯中作为皇帝的最后一段路程，而且还是一条充满了悲凉的路。而当他入蜀后不久，忽然间发现，自己被升级了。有一句话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已百年身”，对玄宗来讲，则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回首已成上皇身”。
一、唐玄宗西游记--剑阁闻铃
大家都看过明小说《西游记》吧，就算没看过原著，电视总也该扫了两眼。那一次西游的是唐僧师徒（小说里的唐僧和历史上的玄奘相去甚远），而这一次“西游”的则是唐玄宗李隆基；前者是取经，后者是避难。不管怎么说，玄宗这一次西行也算比较重要，让我们先“流水账”似的看看他的行程：
通鉴记载，玄宗一行从马嵬（今陕西兴平县附近）出发，六月十七日，到达岐山。
这时有传言说叛军的前锋立刻就会到，玄宗吓的不敢停留，继续前行，当夜宿于扶风。按说攻下长安后安禄山应该马上发兵追击唐玄宗等人，奈何他也并不怎么精明，所以玄宗也是多虑了。但这里有一个问题，察看一下地图，现在的岐山是在扶风的西侧，从马嵬出发，应该是先到扶风后到岐山才是，怎么玄宗是往回走呢？路线实在有点怪啊。莫非是迂回战术？应该不是，玄宗正担心安禄山追来，哪里有心情迂回。怀疑是由于地名更改造成的，宋时的地名与唐朝也肯定不一样。这点还是参考《旧唐书》为妙，其中说十六日到达扶风县，十七日到达扶风郡。扶风县大致在今扶风一带，而扶风郡治所大致在凤翔附近，或许是与岐山之间的某个地方吧。
情势如此，连皇帝都这么惨，随从保驾的士兵们也只好暗谋出路，常会出言不逊，这回是连陈玄礼都无力控制了，玄宗对此十分担忧。这时正赶上成都进献给朝廷的“春彩（就是春织丝绸）”十多万匹到了扶风，玄宗命人把这些丝绸都陈放在庭中，召来随从的将士，自己站在殿前的台阶上跟他们说：“朕比来衰耄，托任失人，致逆胡乱常，须远避其锋。知卿等皆仓猝从朕，不得别父母妻子，跋涉至此，劳苦至矣，朕甚愧之。蜀路阻长，郡县褊小，人马众多，或不能供，今听卿等各还家；朕独与子、孙、中官前行入蜀，亦足自达。今日与卿等诀别，可共分此彩以备资粮。若归，见父母及长安父老，为朕致意，各好自爱也！”就是说：“我老了，老糊涂了，任人不当导致现在这步境地，你们仓促之间跟着我来，来不及与你们的父母妻子告别，一路跋涉至此，非常辛苦，我心里感到十分惭愧。入蜀的道路艰险漫长，而且那里地方又狭小，难以供应如此众多的人马。现在听凭你们回家去，我只带着儿孙们还有这些宫人也足以保护着我到达那里了。现在就与你们分别了，你们把这些丝绸都分了吧，聊以为资费。等你们到了家里，见到了自己的父母和长安的父老，代我向他们问一声好，让他们多保重。”玄宗褪下皇帝的威严，呈现出他仁慈友爱的一面，这番话更像是一位邻家爷爷在谆谆劝导面前的这群孩子们。玄宗言罢，眼泪流了下来，此时的他，倒真的很可怜。即使我们只看文字，仍然不得不对这位古稀老人报以同情的态度，又何况眼见着老人落泪的将士们。听完玄宗的话后，这些士兵哭着说：“我们生死都愿意永远跟着陛下，不敢有二心！”当然，留下来的人越多越有利，玄宗自然是盼望留下来的人更多一些，但话已出口，他也并不反悔。这点还要佩服一下玄宗，不管他是否出自真心，也不管这是否是他为了挽留人定下的计策，在自己落迫的时候，能做出这样的高姿态已经很不容易了。如果是欲取先予的计策，那么此前已经有过一次背叛的这些士兵，难保不会再背叛一次，玄宗就算还保留着极度的自信（事实上执意入蜀说明他这份自信已经受到打击了），也不一定相信自己这么一哭，就全都能留下来。总之，冒这么大的风险，弄不好真会树倒猢狲散，玄宗是个明白人，且此时又谨慎的很，应该不会这么做。我倾向于这确是玄宗出于真心，他前面留下府库、不让烧桥，说到底都是慈心大发，这会跟来的士兵们又一百个不情愿，与其让他们怨天尤人的跟到蜀地，还不如放他们回家，两面都落个清静，岂不是好？但玄宗老人家这么一哭，大家也都受了感动，表示愿意留下，玄宗心里当然愿意，但一来要等他们的确下定决心，二来自己也不能这么快就答应下来，否则别人会怎么看？于是他等了一会儿说：“去留都由你们自愿。”也就是默认了。从此那些怨尤的言语便平息了下来。
十八日，玄宗任命剑南节度留后崔圆为剑南节度副使，十九日从扶风郡出发，当晚，在陈仓（今宝鸡）住了一夜。
六月二十日，玄宗到达了散关，以陈仓到散关的距离来量一下，与从兴平到武功的距离大致相等，由此可见，推测他十七日是到了武功而非岐山是有一定道理的。玄宗在这里把护卫的士兵分为六军，派颍王李璬先去剑南，让寿王李瑁分别率领六军随后。这本也无甚可说，不过散关可是个很有名的地方，同时也是军事要地，“铁马秋风大散关”说的就是这里。有这样的说法：东函谷、西散关、北萧关、南武关。此说见于《史记集解》中引东晋徐广（字野民）的话，而南宋徐天麟的《西汉会要》也持此说：“关中，谓咸阳，秦所都也。东函谷关，南峣关、武关，西散关，北萧关，故咸阳曰关中”。后来又有说是东潼关、西散关、南武关、北锁关。无论哪种说法，都体现了“关中”名称的由来，即指四关之中的地方，铁马秋风的散关，正是关中的西大门。
玄宗一路马不停蹄，于六月二十五日到达河池。这时蜀郡长史崔圆前来迎接，并说蜀中富饶，粮食大丰收，且兵马又强壮。这一路上逃跑的官不少，难得有个这么殷勤的，可以想象玄宗是多么高兴，当天就任命崔圆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仍兼任蜀郡长史。同时又任命其它一些官员，不是很重要，不细说了。崔圆本人也没什么特别的政绩，要说有什么事值得一提呢，除了这次马屁拍的恰到好处之外，就是他曾让王维、郑虔、张通三位画家去给他家作画。这话怎么说？因为那三人都接受了伪官，当时都在等候处理，由于崔圆是宰相，又有大功，所以三人都想求得这位宰相大人的解救，据说三人“运思精巧，颇绝其能”。唉，看来就算是诗佛王维也未能免俗，可叹可叹。
然后，玄宗走了好久，至七月十二日，才又有他行程的消息，这时是到了普安。二十天左右才刚到这里，难道是安禄山在长安享乐的消息传到了玄宗耳朵里，所以玄宗放松了警惕，以致后面的行程变慢了？抑或是路程加长了？最好的办法当然是查地图，于是找了一张四川地图，又找了一张陕西地图。据说河池是在宝鸡西南的凤县一带，于是拼命在地图上找。可怜我眼睛都看花了，连张良墓都找着了，居然没找到目标。郁闷之下，忽然一瞥看到了两个浓黑大字：凤县。原来正因为太醒目了，所以才没看到，再郁闷一下。那翻过头来再找普安吧。也是先找了半天没什么眉目，忽然间看到剑阁的旁边有个括号，括号里写着：普安。噫，莫非后世流传的令人愁肠百结的剑阁就在这里？不过，玄宗在剑阁的遭遇我们后面再说，先说路程。由凤县到普安，确实距离远远大于从散关到河池，粗量了一下（当然是量地图），直线距离前者约是后者的四倍左右。从散关走到河池，用了五天，四倍的话恰好是二十天。确切的说，玄宗应该是走了十七天，离二十天还差三天。看来他们非但没有放松警惕，反而走的越发的快了。
在普安，时任宪部侍郎（宪部即刑部，陈冠明《房琯行年考》中说，天宝年间改刑部为宪部）的房琯赶来晋见玄宗。这充分印证了如果及时得知玄宗出逃的消息，还是有机会从长安跟来的。当然能否及时知道情况也和官位高低有一定的关系，小官多数怕是不会晓得的。当玄宗曾问过高力士，说谁会跟来？高力士回答道：“张均、张垍兄弟和他们的父亲张说受到陛下的恩惠最深，何况张垍还是驸马，所以他们兄弟一定会先赶来。当初大家都认为房琯应该拜相，但陛下却并没有重用他，且安禄山也曾举荐过他，所以房琯可能不会来。”玄宗摇摇头说：“未必。”房琯赶到后，玄宗就问起张氏兄弟的情况，房琯说：“我约他们一起跟，可他们却犹豫不决，看他们的意思，好像有什么难言之隐。”玄宗看看高力士，说：“我早就知道他们不会来。”玄宗这一次预料的很准，虽然房琯真的来到了，但张氏兄弟真的没有跟来，固然说明了玄宗这一次看人没看错，但玄宗本人当是很郁闷的吧。于是当天，玄宗就任命房琯为文部侍郎、同平章事。
七月十五日，玄宗--啊不，这时得说是高升一级的太上皇，似乎是累了，三天都没有离开这里，而是在此下了一道后来颇有争议的制书（此制为跟随入蜀的贾至所写），这个不妨回头再写。除了制书起到的副作用之外，制书起到的另一个作用（可惜就是没起到应有的作用），就是大家终于知道了李隆基的行踪，使他免于被列入失踪人口。
不知玄宗是否当日起程，反正三日后，他们已到达了巴西，即今天四川绵阳附近。考其行程，手测一下地图，大约是从河池到普安的1/2.5，即五分之二。其实具体是多少也不必弄的太清楚，因为即使弄清楚了，玄宗的真正行程，也不可能是直线，所以怎么也都会有误差，只能说是大致的情况。不管取二十天，还是取十五天，计算一下，这一次应用的时间是六至八天，玄宗三天左右便走了两倍的路程，似乎太快了一点，但若加上十二日算起的三天，时间却正好。所以，十五日玄宗很可能并不在普安，而那道制是在普安下的则没有问题，也许这是障眼法，又或许是流传时间上的误差。在巴西，又来了一个迎接的太守，崔涣，当然玄宗又很高兴了一回，加上与他谈话很投机，另有房琯的推荐，当天即任命他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又任命韦见素为左相。这一路上玄宗任命了三个同平章事，再加上一个左相，等于共封了四个宰相。这若是到太平时期，绝对属于滥赏，但乱世谁也顾不上了，多封几个宰相说不定还能再招几个人来。
玄宗的蜀中行总算看到了胜利的曙光，十天后，即七月二十八日，历尽千辛万苦的唐玄宗终于到达了成都。史书上这里只写了一句：“庚辰，上皇至成都，从官及六军至者千三百人而已。”大约是史官和玄宗一起累的不行了，连话都懒的说了，所以玄宗没什么行动，而史官也正好偷懒。再量一下行程，基本上是从河池到普安路程的一半，所以十天的时间还算正常。至此我们可以看出，这一路上，玄宗都是马不停蹄，不曾有丝毫懈怠，历经一个月零十一天的艰难跋涉，终于到达目的地了--这可是曾让李白喊出“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登天之路啊，真难为了老人家。想来玄宗居于深宫之中，肯定谈不上天天锻炼，也没喝壮骨粉之类的东西，可身体实在很棒。众人当初都不想入蜀，除却遥远之外，可能也担心自己受不了路途的艰险，玄宗却是一往无前的抱定入蜀的念头，现在想想，也难怪呢，人家体格有这个资本，所以不怕，不然换李亨试试，这么走一个多月，到成都之后非病倒不可。其实走上栈道的不止是一位老人，还有另一位老人，高力士。从记载来看，高力士比李隆基大一岁，但有人考证出来高力士比李隆基又小那么几岁。无论如何，“高将军”也是一位老人了。
也许曾有两位白发苍苍的老者相互搀扶着，步履蹒跚的走过栈道。栈道下的绝壁，可曾使他们后怕？夕阳西下，落日的余晖也逐渐暗淡下去，听着山中猿猱凄哀的叫声，玄宗可曾黯然神伤？杜鹃那“不如归去”的悲啼，可曾引起他对长安的思念？--也许，兼而有之吧。然而更动人的，是剑阁那些在冷雨凄风中颤抖的铃儿们，它们无助的清脆铜音，谱成了玄宗心中一曲无限惆怅的悲歌……
不错，剑阁闻铃。
玄宗在剑阁的一夜哀伤，历来是文人们不肯轻易放过的题材。《长恨歌》里面写到了“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长生殿》里二十九出直接题为“闻铃”，里面有一段《武陵花前腔》，很是经典：
淅淅零零，一片凄然心暗惊。遥听隔山隔树，战合风雨，高响低鸣。一点一滴又一声，一点一滴又一声，和愁人血泪交相迸。对这伤情处，转自忆荒茔。白杨萧瑟雨纵横，此际孤魂凄冷。鬼火光寒，草间湿乱萤。只悔仓皇负了卿，负了卿！我独在人间，委实的不愿生。语娉婷，相将早晚伴幽冥。一恸空山寂，铃声相应，阁道崚嶒，似我回肠恨怎平！
其实这些应该都来自于唐代一些笔记的记载，如《明皇杂录》里写道：“明皇既幸蜀，西南行，初入斜谷，属霖雨涉旬，于栈道雨中闻铃，音与山相应。上既悼念贵妃，采其声为《雨霖铃》曲，以寄恨焉。”这也便是词牌《雨霖铃》的来历。除此之外，不能不说当事人李隆基的一首诗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幸蜀西至剑阁》（阁一为门）：“剑阁横云峻，銮舆出狩回。翠屏千仞合，丹嶂五丁开。灌木萦旗转，仙云拂马来。乘时方在德，嗟尔勒铭才。”单看词意，并未写到铃声什么的，其情调也并不很低沉。但既然有了这么一首诗，说明玄宗在这里还是很许多感慨的，否则也不会诗兴大发了。
不过留在剑阁的也不都是凄凉，张邦伸《云栈红程》卷六：“二十里至上亭铺，古名郎当驿。明皇入蜀，雨中于此闻铃声，问黄幡绰：‘铃语云何？’'对曰：‘似谓三郎郎当!’”类似的记载在《历代诗话》等很多书中也有。但不同的是，很多地方都写作“唐明皇自蜀还京道中”，且听到的不是阁楼上的铃声，而是驼铃。究竟是在去的途中听到的，还是回来时听的？抑或是两次都听到了？这就不得而知了，但两次作用则明显不同，前者是给文人们准备的题材，可以尽展其才华，大作感伤文字；后者则是给唐宋诙谐调侃的人准备的，一句“三郎郎当”实在让人忍俊不禁，就连玄宗自己听后都“愧且笑”。
“郎当”的意思有很多，如破败、紊乱，衣服不合身、不整齐，样子狼狈、颓废，还有形容不成器的意思，另外也通“锒铛”。虽则如此，其大意基本都一样。三郎郎当，郎当了自己，也郎当了天下。
二、李亨的“西行漫记”--灵武之行
玄宗到了成都，他的行动就算告一段落。下面该说说本章的主角李亨了。
太子李亨留下来以后，却一时不知道该往哪里去。广平王李俶也一样没主意，问道：“天快黑了，此地不宜久留，大家觉得该去哪里好呢？”结果众人都不说话。这时建宁王李倓说：“殿下昔尝为朔方节度大使，将吏岁时致启，略识其姓名。今河西、陇右之众皆败降贼，父兄子弟多在贼中，或生异图。朔方道近，士马全盛，裴冕衣冠名族，必无贰心。贼入长安方虏掠，未暇徇地，乘此速往就之，徐图大举，此上策也。”
插点题外的东西，李亨曾任过朔方节度大使，就是他这个“节度大使”费了我一番功夫。为何不称朔方节度使呢？这个“大”字有什么特别么？《唐六典》：“若诸州在节度内者，皆受节度焉。其福州经略使、登州平海军则不在节度之内。凡亲王总戎则曰元帅，文、武官总统者则曰总管。以奉使言之；则曰节度使，有大使焉，有副大使焉，有副使焉，有判官焉。”《旧唐书》则说：“以奉使言之，则曰节度使，有大使、副使、判官。”对这个问题解释的似乎都不是特别清楚，而《新唐书》中写道：“节度使、副大使知节度事、行军司马、副使、判官、支使、掌书记、推官、巡官、衙推各一人，同节度副使十人……其后有持节为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者，正节度也。诸王拜节度大使者，皆留京师。”这就比较清楚了，诸王任节度大使，但都留在长安，真正起作用的正节度，其实就是副大使知节度事。
建宁说当初朔方的将领每年送书信的时候，他大略也记得他们的姓名，这说明他们对朔方是很熟悉的，这是去朔方的一个有利条件。而当时河西与陇右的兵都靠不住，因此那两地都去不得，只有朔方，距离较近，军队完好，兵马也强盛，且河西行军司马裴冕出自名门望族，必定不会有二心（意思是名门望族的后人要顾面子不想辱没先祖的话，多半不会变节，倒不一定全是因为把人分成三六九等，虽然从这话中也透露出这方面的信息），这又是一个去朔方的条件。既如此，去朔方是有必要了，可是此时能不能去呢？建宁认为叛军正在长安大肆抢掠，一时还顾不上向外攻城略地，这正是前往朔方的好机会，如果再迟一步，也许就来不及了，到朔方以后再图谋大计，那时便可无忧，“此上策也”。确实，这称为上策毫不为过。在所有人当中，只有建宁王李倓看到了叛军贪图享乐不思进取的一面，所以他的建议恰好是抓住了这一点，比起玄宗的胡乱担心一口气跑到蜀中，是气定神闲了许多--当然也只体现在计划上，真正行动起来，李亨一行也不比李隆基差。但总归建宁这番话，令人无可辩驳的信服，于是太子李亨确定了前进的方向--朔方。
如果说玄宗的前进方向是西南，则李亨的前进方向是大西北。两方面要走的路程都不近。实在是患难父子。
和玄宗比起来，李亨在行程途中就倒霉的多了。在渭河的岸边，他们遇上了潼关败退下来的士兵们，误以为是叛军，双方交战，打了半天糊涂仗，死伤了许多人，这才搞清楚对方是什么人。李亨大约很是气恼吧，白打了一仗，损失这么多人。如果元曲里要写这件事，李亨的唱词中多半会有：兀的不气杀人也么哥，兀的不气杀人也么哥。也罢，运气不好，认命就是了，于是重又收罗散兵，选择一处水浅的地方，让大家乘马渡过渭水，没有马骑的人就只好流泪返回了。其实去朔方实在是一件苦差事，不求功名的话回家倒也不是多痛苦的事情，也没必要流泪。唐书中说“军既济，其后皆溺，上喜，以为天之佑”，那么其后的当是追兵，虽然安禄山大部队没追来，如果追来那就什么都完了，但可见确实有小股人马出来作怪。因此，李亨后面才会拼了命的向朔方逃跑。
李亨从奉天向北走，到达新平，即从今天陕西省的乾县走到邠县。据说一个晚上就行进了三百里，实在是超快速了，逃的实在算不上从容，“时间就是金钱”，这句话要是放在他们身上就成了“时间就是生命”。在地图上找找吧，乾县很好找，而邠县在哪呢？既然说三百里，那必是很远了，可是找了三千里，也没找着“邠”县的影子。一查，原来这里改叫彬县了--真是要命啊，好端端的改什么名嘛，不然早几个时辰就找到了，我实在比李亨还要郁闷啊……粗量了一下，两地的距离与从散关到凤县即河池的距离差不多，玄宗当时是花了五天的时间走到的，平均每天走六十里，也相当的快了。但李亨一行这一个晚上就走了这么多路，速度实在惊人的很。就算是骑马，人没有被颠的骨架松散，身体也是十分结实了，至于步行的人，那多半是坚持不下来的。所以李亨清点士兵和武器装备时，发现武器已丢失大半，留下来的人不过数百，比之于玄宗到成都后清点出来的一千三百，又惨了不少。当太子李亨到达新平的时候，发现太守薛羽弃郡逃跑，于是就杀了他。那这人都逃跑了，太子是怎么杀的他呢？按这里的记法，估计是他不走运，逃的时候正好碰上了太子，被抓个正着，如果是逃到了别的地方，太子也就无能为力了，总不能因为满大街找一个逃跑的太守耽误自己去朔方吧。经过一夜的劳累，然后还有力气杀人（当然不是亲自动手了），看来李亨身体也还算可以，但也就是这几天的事，若是这么走一个多月，太子爷就累得要吐血了。
不过《新唐书》上稍有差异，说十五日夕至永寿县（唐时的永寿与现在的永寿地理位置应该差不多），十七日到保定（治所在现在甘肃的泾川），这时才抓住逃跑的太守。查诸《旧唐书》，则说是自奉天以北，夕次永寿，十六日到新平，十七日到安定，安定曾一度称为保定，可以认作是一个地方。结合唐书与通鉴的记法，十五日从奉天出发，当晚到达永寿，这里才是太子一夜狂奔的起点，夜里大家马不停蹄，十六日白天到新平，十七日到保定。这样的话路线就算清楚了，只是通鉴接下去的记法有点不对劲，说是就在到达新平的当天，太子一行又前进到了安定郡，与唐书的记法相差了一天，今取唐书的记法。在安定，李亨又杀了这里要逃跑的太守，而两唐书则说是两个逃跑的太守都是此时杀掉的，反正是杀了，也无所谓一天两天。
六月十八日，太子李亨到了乌氏驿，即今天甘肃平凉西北。总算遇上个没逃跑的太守，彭原太守李遵。李遵出来迎接太子一行，并献上衣服和干粮，于是太子便去彭原补充“能源”，在那里招募了数百士兵。彭原在今天甘肃宁县附近，在平凉的东北方向，且距离不近，李亨也只能说是有特殊目的才去，否则应该直奔西北才是。十九日，到达平凉郡。平凉郡治所是否就在今天的平凉呢？唐初平凉治所在高平，也就是今天宁夏的固原，平凉县只是郡中的一个县，应该还是有所区别的。想想也是，李亨前一天已经到了乌氏，从彭原出发后，又何必再回去呢，所以应该直接向西北走去。在平凉郡，李亨察看监牧所养的马，有数万匹之多，然后又招募了五百多士兵，其力量又得到一些加强。
李亨在平凉郡呆了数日，没有再往前走，想来也是累的不行了，另外，虽然有建宁的建议，但李亨还是有点拿不定主意究竟要去哪，所以也犹豫着。而这时朔方那边的朔方留后杜鸿渐、六城水陆运使魏少游，还有崔漪、卢简金、李涵等人商量着说：“平凉地势平坦，无险可守，不是屯兵之地。灵武兵精粮足，如果太子能到这里，再向北召集诸郡之兵，向西征河西、陇右的精骑，然后挥师南下，平定中原，实在是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几人推出来李涵做代表来到平凉和李亨说这件事，并把朔方的士兵、马匹、武器、粮食、布帛以及其它物资的情况一同报告给李亨。李亨当然很高兴，而裴冕由于路过平凉，这时恰好遇上李亨，他也劝太子去朔方，李亨乐得同意。于是杜鸿渐和崔漪让魏少游留下来修葺房屋，准备食物用具等等，自己则去平凉迎接太子。见到太子后，说：“朔方，天下劲兵处也。今吐蕃请和，回纥内附，四方郡县大抵坚守拒贼以俟兴复。殿下今理兵灵武，按辔长驱，移檄四方，收揽忠义，则逆贼不足屠也。”基本上就是前面几人商量的话的意思。其实不用多劝，李亨早已决定去灵武了，既如此，大家上路吧。
李亨起初从平凉出发时，据说“有彩云浮空，白鹤前引，出军之后，有黄龙自上所憩屋腾空而去”，吉兆啊，可是黄龙什么的太让人难以置信，所以很多人认为这是史家的编造。这不妨后面再说。当李亨走到丰宁南部，看到了牢固的黄河天堑，因此打算“整军北渡，以保丰宁”。丰宁比灵武更靠近前方，由此可见李亨是很想有为的，可惜上天不给他这个机会，“忽大风飞沙，跬步之间，不辨人物”，所以只好回军灵武，而这时风沙却停止了，天地一片廓清。有人认为这里又是史家作怪，怎么风沙来的这么是时候，又停的这么是时候呢？明显是为了宣扬李亨到灵武是符合天意的，所以才编出来这么一段。这么说未尝不可，但李亨这一路上“符合天意”的行为不少，为何却没有再多写点什么吉兆呢？我觉得未必是编出来的，按照史书所载也可以解释一番。譬如风沙可能之前就有，只不过后来越发的大了。前面说的什么彩云浮空、白鹤引前，还有黄龙腾空而去，可能就是风沙的预兆。“彩云浮空”，也许是阳光照在悬空的细沙粒上散射产生的景象；“白鹤引前”，要知道古时甘肃、陕西等地并不是现在黄土高原这个样子，尤其是在远古，水草丰美，所以才会孕育中华文明，因此那时有白鹤一系列的水鸟也不算奇怪；最荒诞的当属“黄龙腾空而去”，但这个“黄龙”会不会是龙卷风呢？如果不是，那可能也是当时黄沙飞满天，然后人们夸张说当时天空中有一条黄龙在飞。风沙最严重时，李亨不得不回趋灵武，而最严重的时候往往也就快要平息了，所以他回军灵武时碰上风沙静止，也合情合理。
一路上还算比较平静，比前面暴风骤雨似的赶路从容多了，在七月初九，李亨终于到达了灵武，他的这段“西行漫记”也宣告结束。
三、新皇即位--西唐小朝廷
咦，知道有个南唐，这个西唐又是哪一个？别误会，历史上没有这么个朝代，这只不过是本人心血来潮想出来的一个叫法，不作准。
那这个“西唐”又是怎么回事呢？
七月初九，李亨到达灵武之后，发现这里的准备有些“过分”--不是可怜的过分，而是好的过分了。当初杜鸿渐等人去接李亨来灵武的时候，把魏少游留下来做准备，魏少游的想法当然是要讨好太子，认为李亨“远离宫阙，初至边籓，故丰供具以悦之”，在李亨将至灵武的时候，魏少游探得消息，便带着千余人，在灵武南界鸣沙县举行盛大隆重的欢迎仪式。这还不算，他此前命人修整宫室，据说“殿宇御幄，皆像宫闱，诸王、公主各设本院，饮食进御，穷其水陆”，这对于一个逃难中的皇帝来说都已算是奢华，何况是一个逃难中的太子。所以李亨认为不妥，说：“我来这里本是想要成大事，安用此为！”就下命让有司稍微减少一些。虽则如此，但李亨心里肯定还是很高兴的，这总比给他冷炙残羹、粗茶淡饭要好。
魏少游之所以这样准备，一是讨好太子，二来，也说明当初他们几人商量的时候，就已定好奉太子为帝。李亨在灵武才刚过了一天，七月十日，裴冕、杜鸿渐等人便上表，以当初在马嵬时玄宗曾想让位为由，请求他遵照玄宗的意思即皇帝位。李亨没有同意，一是因为来的太突然了，二是第一次上表怎么说也不可以答应的，否则有点不成体统。太子不答应，裴冕等人当然就得劝，他们说：“将士皆关中人，日夜思归，所以崎岖从殿下远涉沙塞者，冀尺寸之功。若一朝离散，不可复集。愿殿下勉徇众心，为社稷计！”为了社稷啊，您就即位吧。历来劝谁即位的话总是要这么说，实在有点落入俗套。至于他们提到的将士冀尺寸之功，如果太子不当皇帝便会人心离散，多少有点危言耸听。太子嘛，反正早晚是要当皇帝的，这会儿不当也不至于人心马上就分崩离析，只是早些时候当皇帝，这些大臣们就早些受益，否则将来劝进的人越发的多起来，这拥戴皇帝的功劳又会多分出去一些。裴冕等人一连五次上表（唐书则说是六次），太子这“大腿”也宁不过“胳膊”，所以只好登基了。
公元756年七月甲子，也就是七月十二日，李亨于灵武城南楼即位，是为肃宗。
现在拍的电视剧里某某皇帝一即位，往往要走一段很长很长的用红毯铺出来的路，然后皇帝坐在宝座上不怒自威，下面一大群人跪拜，山呼万岁，场面好不壮观。对了，雄浑盛大的就职典礼伴乐也是不可或缺的，不过古时宫廷音乐可和现在电视里的配乐大大不同，听起来倒很像道教音乐。不知是因为有了这么个先入为主的观点，还是本身就确实如此，听现代人演奏的《霓裳羽衣曲》也多少有这种感觉。当然我们也只能听现代人演奏的乐曲，古人的乐音就算再余音绕梁也传不到我们的耳朵里。其实现代人无论怎么想保持原味，也是不可能的，一来流传过程中会有衍变，二来现代人多少都会注入现代气息。尽管如此，听的时候脑海里仍然不由得想起了道观……事实上宫廷音乐，尤其是唐朝的宫廷音乐和道教音乐的确大有联系。但二者的关系，是谁影响在先，我们这里无暇说得太细，总之，是它们互有影响。唐代由于皇帝们自承是老子的后人，所以这时宫廷音乐与道教音乐的关系十分紧密。唐高宗曾下令让宫里的乐工制作道调，玄宗则命道士、大臣献道曲，并且亲自创作道乐，同时兼任音乐“教授”。《混元圣记》中记载：“二月辛卯，帝制《霓裳羽衣曲》、《紫微八卦舞》，以荐献太清宫，贵异于九庙也。”薛涛有诗云：“每到宫中歌舞会，折腰齐唱步虚词。”知道了这些，也就不会再奇怪听宫廷音乐时的感受了。也许肃宗就是在一片这样的宫廷音乐声中登上皇位的--且慢，肃宗即位的地方好像是个城楼啊，城楼上面哪有什么皇帝的龙椅？不错，要想找大明宫里那个龙椅是不可能了，但是非常时期自然有非常办法，城楼上随便放个豪华一点的椅子来充数，就算可以了。
实际上古时皇帝即位并不一定都要多么的隆重，像肃宗即位就是想搞的更隆重一些也没那个条件。从劝进到即位就只有两天的时间，略显仓促，乱世之中也只能如此，还能再有什么更高的要求呢？面对跪拜自己的群臣，肃宗不禁欷歔流泪。为什么要流泪呢？我想肃宗是没时间来埋怨条件简陋的，多半是为自己终于熬到这一天，有点激动罢了，他这十几年太子当的也实在是不容易，眼泪中包含着多少辛酸与后怕啊。
肃宗即位后，把当年的年号由天宝十五载改为至德元年。一般来讲，新皇即位之后，改元要在次年，只有发生了什么特殊事情的时候，皇帝才会迫不及待的改年号。比如唐太宗即位后第二年才改为贞观，虽然此前是发生了玄武门之变，但后来的权力交接则是正常的；而宋太宗即位的当年便改年号为太平兴国，事实上完全没有必要，这也成为后人怀疑“斧声烛影”的一个佐证。肃宗在即位当年改元，自也有他的原因。肃宗的登基从根本来讲毕竟是自作主张，算是非正常即位，所以他当年改年号有利于让大家知道此时新皇已登基。一个皇帝即位，尤其还是在混乱时节，除了年号上的差异可以迅速为人知晓并确认以外，其它方面消息根本不会传的太快，而且也无法验证是否为真。肃宗改元至德，其实是发出了一个信号：今后的事情要由我来作主了。不过，肃宗确实喜欢改年号，而且还都是心血来潮，说改就改，大约是从这时养成的习惯吧。
年号的事情解决后，下面就该封赏了。肃宗首先是请玄宗从皇帝岗位上名誉的走下来，然后光荣的高升一级，当上大唐第三任太上皇。而后则开始任命大臣。肃宗任命杜鸿渐、崔漪为中书舍人，裴冕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将关内采访使改为节度使，迁其治所到安化郡；任命前蒲关防御使吕崇贲为节度使；又任命陈仓县令薛景仙为扶风太守，兼防御使；陇右节度使郭英乂为天水太守，兼防御使。这些人中大多为拥护肃宗的有功之臣，也有李亨一路上觉得可靠的人，还有一些人至少是没犯错误的。然而肃宗并没有封自己的妻妾与子女，他们原来是什么还是什么。之所以肃宗没有加封他们，是因为太上皇不在，也不知此事，故而不能擅自作主--皇帝是擅自作主当的，但如果再擅自加封皇后、太子、诸王等等，就有点过分了。肃宗这样做，无非是表示自己即位是为社稷着想而非为自己，说明自己仍然是个听太上皇的话的皇帝。其实这也只是权宜之计，肃宗既然当了皇帝，早晚不会亏待他的妻子儿女，加封也不急在这一时。
只是新即位的肃宗有点惨，当时塞外的精兵都调入内地去讨伐叛军了，留下来的只有老弱残兵，文武官吏加到一起也不到三十人。此时的大唐王朝倒有点像个小朝廷，加之制度草创，因此武将们难免骄横傲慢起来。当时就曾发生过一员大将在朝堂上背对宫阙而坐并且言笑自若的事，这要是放到太平时期绝对是不可原谅的罪过，而乱世中肃宗也只有忍气吞声。好在这时有监察御史李勉出来维护朝廷尊严，他上书弹劾不守规矩的那员大将管崇嗣，并把他关了起来。肃宗心里未必不想这么做，但他现在正是用人之际，尤其还是武将，所以不好冲着大家发作，另外也是想显示自己的仁慈，就下令赦免了管崇嗣，只是感慨的说：“吾有李勉，朝廷始尊！”
这便是小朝廷的可悲之处，连应守的礼法大臣们都遵守得那么不自觉。假如肃宗后来失败了，他成立的这个政府在后世的史书上大约就会有个别号，也许就是我在本节加上的标题--西唐小朝廷。
四、白衣卿相--神仙弟弟
肃宗在灵武即位，正是用人之际，这时一位传奇人物飘然而至。
谁呢？李泌。
史载，李泌，字长源，“其先辽东襄平人，西魏太保、八柱国司徒徒何弼之六代孙”。李泌不是姓李么，怎么六世祖是徒何弼呢？和李渊的祖父李虎被赐姓大野一样，徒何弼的这个“徒何”也是赐姓，他们原本也是姓李。《太平广记》说李弼是唐太师，这是不对的，那李弼究竟是何方神圣呢？前面已经说了，是八柱国之一，不过他本人虽然厉害，知名度却远不如他的一个曾孙--李密。而后来同为八柱国中姓李的这两家，又都恢复了原姓。这对于李渊一家来说，尤其有必要，因为“大野”实在不如“徒何”好听，像李虎就是“大野虎”，一只大野老虎，而李渊则是“大野渊”，谐音有点像“大野猿”，难怪这么急着姓回李去呢……大家都知道李密在李渊不动声色的逼迫之下投唐又反唐，但不管怎么说，也是一个“反”。按说这是族诛的罪过，史书中也没有记载李密死后他们家族的情况，如此看来在杀掉李密之后，李渊父子对他们家族还算留情，或许正是因为知道李密反叛的真相，所以“做贼心虚”的他们没有再得寸进尺，但更有可能的，是因为当时有很多瓦岗将领投唐，所以李氏父子才不会赶尽杀绝，否则就不好得人心了。
李泌也许是李密这一支，又也许不是，反正李密是李泌的曾祖父一辈的人是没错的了。当初李渊称李密为“大弟”，自认两人是同辈，那么算起来李泌比李隆基的辈份还要大一级。不过算这个也实在没用，因为两家根本没什么关系，李隆基连远房叔父李林甫都没认，更何况当时还是一个乳臭未干的“毛孩”李泌。
但年幼的李泌却不可小看，因为他实在可称得上是个神童。唐书中记载的比较简略，只说是“少聪敏，博涉经史，精究易象，善属文，尤工于诗，以王佐自负”，当时的张九龄、韦虚心、张廷珪还有贺知章等人都很器重他。这几个人都是当时很了不起的人物，因何这么看重一个小孩子呢？显然唐书中的记载不能说明问题，倒是《太平广记》里有详细的情形。开元十六年，当时李泌姑姑的孩子也是一个神童，令玄宗大为惊讶，而后听这个孩子说他有个表弟比他还要聪明，于是就让一个宦官按照这个九岁神童的办法，去李泌家里，不让他的父母知道，偷偷把他抱来--有点像拐卖儿童。宦官依言果然把七岁的李泌抱来了，看到了这个孩子，玄宗对张说言道：“后来者与前儿绝殊，仪状真国器也。”张说当然得点头称是。玄宗想看看李泌才能究竟怎么样，就让张说考一考他。张说出题要李泌写首诗，内容是关于“方圆动静”。李泌问有什么具体要求没有，张说就打了个比方，“方如棋局，圆如棋子，动如棋生，静如棋死”，而且说只要不犯“棋”字，随意而作便可以了。李泌一听，啊，这个简单，随口便道：“方如行义，圆如用智，动如逞才，静如遂意。”李泌的确很厉害，所以张说这回真正的佩服起李泌来，向玄宗恭贺道：“圣代嘉瑞也。”玄宗也乐得心花怒放，把李泌抱在怀里，抚摸着他的头，叫人端来水果蛋糕(那时候哪有什么蛋糕，原文是“果馅”，总之是这一类的东西)给他吃。后来玄宗还舍不得放李泌回家，又把他搁到忠王院中呆了两个月。忠王就是当时还未做太子的三皇子李亨，这时的李亨还叫李浚(这是第二个名字，此前叫嗣升)。李亨比李泌大十一岁，这时十八岁的李亨大概很有些大哥哥的风范吧，总之这一次相处为两人后来的交往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来，玄宗对李亨确实是有些偏爱的，否则为什么不让李泌到别的王府呢，忠王院又不是托儿所、幼儿园，所以玄宗的确是想让李亨和这个孩子多交往一下的。两个月后，李泌终于回家了，玄宗嘱咐他的父母要好好培养他。然后就和唐书上所写一样，很多朝廷大臣也都很器重李泌，认为他将来必可为卿相，张说还曾把他接到自己家里，让他和自己的儿子张均、张垍兄弟在一起交游。总觉得张说很会投资，总是提前给两个儿子找好后路，譬如他极力捧李亨，对李泌也一样有拉拢的性质。可以说，张说的眼光实在太准了，只可惜他的两个儿子没有乃父的眼光锐利，后来错误的投降了安禄山，而且是主动的，惹得玄宗大怒。这要到后面再说了。
但有个道士给李泌算命，说他十五岁时一定会白日飞升，原因是他小时候体重很轻，甚至可以在屏风、熏笼上行走。身轻在道家来看是有缘修道，但其它人可不这么认为，如果放到今天，他的父母一定发愁了：这么轻，是不是营养不良？还是缺钙导致的骨质疏松？要么是脂肪多于肌肉？……是哪种情况呢？我们也不清楚，但李泌似乎却是正常的很。道士的这个预言可害苦了李家，让他们整天提心吊胆--“升天”嘛，可能意味着他们会失去这个神童儿子，那么怜爱他的父母又怎么舍得？从这时起，李家，或者说怜爱李泌的亲族，以及和李泌的父亲李承休要好的朋友，生活中便多了一件事，就是一闻到空中有异香之气，或听到有音乐之声，就要破口大骂，把这些东西都赶走。神仙升天往往会伴有异香、乐声，所以这两样成为了李家的敏感源。终于熬到了李泌十五岁，这年的八月十五，据说“笙歌在室，时有彩云挂于庭树”，然后李家齐动员，捣大蒜，捣出来有数斛之多，等闻到异香之气时便泼过去。没考证过鬼神怕葱蒜究竟是从哪里起源的，《楞严经》中有一段：““。旰食阿难。一切众生，食甘故生，食毒故死。是诸众生求三摩提，当断世间五种辛菜(包括葱蒜之类的东西)。是五种辛，熟食发淫，生啖增恚。如是世界食辛之人，纵能宣说十二部经，十方天仙，嫌其臭秽，咸皆远离；诸饿鬼等，因彼食次，舐其唇吻。常与鬼住，福德日销，长无利益。”说的是神嫌蒜臭秽，鬼则很喜欢这种味道，而西方的传说是吸血鬼怕蒜。编造吸血鬼怕大蒜的人自己也有可能怕这东西，所以认为鬼也怕，而佛祖大概是很讨厌葱蒜的味道吧。但平心而论，比起呛人的胡椒，蒜还算是辣的客气的。李家泼完大蒜的结果，就是香气和乐声果然不会再来了，他们也终于得到了解脱。但这件事真的可信么？大约那个道士是可以这么胡诌的，香气、音乐声这些，也可以认为是邻居家熏香或是弹琴，至于那个彩云，的确不好说通。总之，仙话色彩很浓的一件事情，信不信由你。这个记载的结果，就是给李泌身上增加了一层神秘色彩，再联系李泌后来的修道隐居诸事，着实像个“神仙弟弟”--当然对肃宗而言是个弟弟了，而对广平来说，李泌可是比他大上四岁呢。如此推之，李亨十五六便有了儿子，虽然这在古时还算正常，但刚一推出来的时候还是不免有点少见多怪。古人结婚实在太早了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