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才如此，李泌自己当然也很自豪，十七岁的时候，李泌写了首《长歌行》：“天覆吾，地载吾，天地生吾有意无。不然绝粒升天衢，不然鸣珂游帝都。焉能不贵复不去，空作昂藏一丈夫。一丈夫兮一丈夫，平生志气是良图。请君看取百年事，业就扁舟泛五湖。”这口气相当大了，相当于说：我就是日月之精华，我就是天地一丈夫，看我成就大业后，也学他范蠡泛舟游五湖……当然，李泌的诗可不是这么张狂，而是别有一股昂扬雄壮之气，只不过从中也确实透露出他的傲慢来。这大概在他的一生，也是唯一的一次了吧，以后的李泌，只有清高，没有嚣张。这就要感谢张九龄了，是他提醒李泌：“早得美名，必有所折。宜自韬晦，斯尽善矣。藏器于身，古人所重，况童子耶！但当为诗以赏风景，咏古贤，勿自扬己为妙。”不要这么张扬，写些赏景怀古的诗就可以了，千万别这么夸自己。正是有了这次教诲，李泌后来和张九龄成了忘年之交，张九龄呼李泌为“小友”。
然而好景不长，张九龄不久便被贬到荆州去也，所以他无法再引荐李泌了。这段时期李泌曾应邀在荆州呆了一阵，后来则游于衡山、嵩山这些地方，结交一些道人。从这时起，李泌正式学习道家的一些“学术”，包括什么长生、羽化、服饵之类的东西，“自是多绝粒咽气”，估计就是吐纳、导引、辟谷这些吧。不知古人修道是不是真的要绝食，《史记》写张良辟谷也是一年没吃饭。单从这一点上，我就与道家无缘了，饿一顿就受不了，饿两顿家里就鸡犬不宁了--不过真要饿急了，也不至于鸡犬不宁，因为鸡犬都被吃掉了。说实话，饿的厉害的时候，眼睛发绿光是完全有可能的，因此极不相信这些辟谷的说法。李泌在山中的隐居，其实和当时很多人一样，想走一条“终南捷径”。这点李泌又和李白特别相似，李白就是不想走“正常渠道”即科考，借以迈上仕途之路，而是梦想着自己能够一步登天，李泌也以“随常格仕进”为耻。后来两人的确都没去考试，同样也都是待诏翰林，只不过，李白是纯粹因为诗名受到皇帝召见，李泌则是从嵩山中上书言事。玄宗看到李泌的上表，想起了当年这位神童，便下旨召见他。回到京城的李泌，一如既往的成为各高台阔府中的座上客，只是时过境迁，当初的张说、张九龄、贺知章都不在了，邀请他的多是宁王、玉真公主这些皇室成员，虽然身份有所提高，但不想做帮闲文人的李泌大概并不怎么喜欢这样，只有一个人例外，那就是以前和他和有过两个月交情的当朝太子李亨。
李泌最终在玄宗朝并未得到重用，原因是杨国忠的“排挤”，通鉴则说是玄宗想要他入仕，被李泌拒绝，没办法才让他以布衣的身份与太子交往。据说后来杨国忠连这也容忍不了，上奏非要玄宗把他迁移到蕲春才行，就这样，李泌便回家隐居，住在颍阳一带。这正应了道家祖师爷老子的话：“福兮祸之所倚，祸兮福之所伏”。李泌此时没有当官，看起来像是有所失，但实际上却是“得”大于“失”，起码他不必在李林甫、杨国忠当朝的时候因为正直而担心，安史之乱中也不会陷于贼庭，不必去接受什么伪职，当然也就不必受什么惩罚；同时，也正由于他是布衣，所以叛军不会太注意他，让他得以来到灵武，从而开始他“白衣卿相”的另一段传奇经历。
肃宗在灵武即位后，很快想起了这位“神仙弟弟”，就派人去召李泌快些过来。李泌果然飘然而至，令肃宗大喜过望。历史上，形容君臣风云际会相得益彰，往往都是用如下语句来形容：食则同桌，寝则同榻，出则联辔，事无大小皆咨之。总之，是像个宝贝一样供起来，言听计从。肃宗是真的看重李泌，至少这时候是，因为任免将相这样的大事也都与李泌商量。那么，在我们看来，李泌理所当然要担任宰相，肃宗也是这样想的，但李泌却没有同意，他坚辞不受，说：“陛下待以宾友，则贵于宰相矣，何必屈其志！”这理由冠冕堂皇，做皇帝的宾友确实比做皇帝的臣子还要尊贵，肃宗一时也想不出什么理由来反驳，只好作罢。其实肃宗有句话不好开口，那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然而大唐现在落到这步境地，连自己这个皇帝都是这么惨，还哪里有胆量像他的祖辈一样底气十足的这么说上一句呢？而且对老朋友这么说，也略显霸道了些。但你也不可小看肃宗，他二十年的太子能坚持当下来，说明他有着一股“韧劲”。那眼前，李泌不肯答应出山，怎么办呢？肃宗有些奸险的“嘿嘿”一笑：不着急，朕自有妙计……
李泌这时还没有正式当官，但已有着卿相的“地位”了，至少皇帝是把他当作自己的卿相的，因此称为“白衣卿相”。这样的身份地位，令后世多少文人羡慕万分啊；这样的身份地位，历史上又能有几个？
曾经的“神仙弟弟”，此时的“白衣卿相”，以后再出场时，则难免要食人间烟火了。
五、熙熙攘攘
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熙熙攘攘”就是这么来的，后来不知怎么，意思就成了“指路上行人多，喧闹杂乱”。
自从安史之乱以来，天下顿时开了锅，基本上也是人来人往的样子。前面说了玄宗和肃宗的活动，下面还是说说其他大臣以及百姓们都做了些什么吧。
譬如，当初劝哥舒翰杀掉杨国忠的王思礼，在潼关战败后曾经赶回来报告玄宗“哥舒翰被俘”这个让人郁闷的消息，这时玄宗才知道具体情况，于是任命王思礼为河西、陇右节度使，并且让他立刻去赴任，收聚散兵，准备向东讨征叛军。结果王思礼到达平凉后，得知河西胡人作乱没法统率，就又返回玄宗行在。河西胡人作乱，又是怎么回事呢？当时河西各部落听说他们的都护跟随哥舒翰战死于潼关，所以这时都忙着争相自立为王。其实这也不算是什么谋反大乱，但这种情况下混乱却比大乱还要命，也难怪王思礼仅转了一圈就回来了。当然他们得到的情况并不属实，那些都护没有战死，也没有投降叛军，只好像是下落不明--这又是一种非常要命的状态，因为不确定，所以最让人放心不下。见王思礼无法统帅河西，玄宗又任命河西兵马使周泌为河西节度使，陇右兵马使彭元耀为陇右节度使，让他们与都护思结进明等人一起去赴任，安抚胡人部落，改命王思礼为行在都知兵马使。
哥舒翰潼关一败，影响剧大。正如前面所说，潼关的唐军是主力，主战场上失败，其它就谈不上能成功。当时正在率兵攻打博陵的李光弼，得知潼关失守的消息后，再加上后来肃宗即位后，召他回去，因此这时便向南撤退。好在并非仓惶而逃，所以虽然有史思明的追击，也被李光弼击退了。李光弼与郭子仪率兵回撤井陉关，留下常山太守王俌来率领景城，又安排河间团练兵守卫常山。这时也恰好是平卢节度使刘正臣将要偷袭范阳的时机，刘正臣就是第三章中提到的刘客奴。可惜若这时郭李二人还能再拖些时候，史思明的军队就不会那么快回军了，正是史思明这部分军队杀得刘正臣大败，连妻子儿女都顾不上，只好单身而逃，其部下将士战死的有七千余人。而在张兴带领之下一年都未被攻克的饶阳，在其它的郡城陷落后，遭到史思明的全力围攻，实在无法抵抗，饶阳太守李係无计可施，只好投火自尽。城陷后，史思明抓住了张兴，想劝他投降，张兴说：“兴，唐之忠臣，固无降理。今数刻之人耳(意思是说自己就只有几刻时间的命了)，愿一言而死。”史思明没有料到他会说什么，也没反对，就让他说出来。张兴说：“圣上对安禄山如同对自己的亲儿子一般，其它大臣谁都无法相比，可是安禄山忘恩负义，非但没有报答皇上，反而兴兵攻打长安。生为大丈夫，不能平叛除逆本就是件可耻的事，又怎能跟着一起做逆臣呢！我有一点浅见，不知道足下愿意听否？足下之所以跟随安禄山，贪图的无非是富贵，但富贵就只燕子在帏幕上作巢一般，怎么可能长久呢？不如乘机消灭叛贼，可以得到长久的荣华富贵，这岂不是一件好事？”以史思明的力量，当时肯定是办不到的，一旦反叛安禄山，他能坚持的时间也并不长，所以他此时也并未有此想法。听完张兴的话之后，史思明大怒，令人把张兴捆起来，用锯子杀了他。张兴被杀的情况有点类似颜杲卿，但是他的名气远没有后者大，《旧唐书》中甚至没他这个人，《全唐文》中也查不到他，只有宋代成书的《新唐书》和通鉴上有，此人究竟有没有存在过？如果有，那么他也够得上烈士的等级了，为什么没有受到同等待遇呢？至少也该有人写一篇悼文才是。莫非，张兴是直到宋朝才发现的一位前朝烈士么？这且不管，反正安史之乱中后来的烈士还有很多，也无法挨个介绍，这里也只好存疑了。至此，河北地区全部陷落。
再说说长安这边。当初安禄山举兵的时候，联合了同罗、突厥的部队，在占领长安后，就让这部分人屯驻在长安的禁苑中。六月二十二日，突厥酋长阿史那从礼带着五千骑兵，盗走了二千匹马，准备回到朔方，联结其它部落占领边地。可见此时的确有人在打割据的主意。后来阿史那从礼果然联合九姓府与六胡州诸部落总共六万人马，聚集在经略军北边，准备侵略朔方，肃宗只好派回来不久的朔方节度使郭子仪去讨伐。当阿史那从礼带的这部分人离开后，长安又大乱起来，官吏们到处流窜躲藏，只高兴了监狱中的囚犯，因为无人看管，他们不必多费心去策划越狱，都自己逃了出来。原来京兆尹崔光远不是投降叛军了么，但他也并不想真正投靠安禄山，只是当时情况迫不得已尔，现在看到长安大乱，以为叛军要离开了，就派兵看守住叛军在长安带军的将军孙孝哲的住宅。孙孝哲情知不好，就报告给了安禄山，这样一来崔光远只好带着一帮县令县官逃出长安来投奔肃宗。和边令诚得到的结局不一样，崔光远被肃宗任命为御史大夫兼京兆尹，并让他在渭水北岸招集逃散的官吏和民众，仍然受到朝廷的重用。之所以结果不同，就是因为崔光远有了前面派兵守住孙孝哲宅院的事情，这说明他是反对安禄山的，就算有前面的降贼过失，也可以将功补过了。这时相继逃到肃宗行在（肃宗即位后也一直在转移，所以没有一个固定的地点，就以行在来称肃宗所在地吧）的大臣多了起来，又有侍御史吕諲、右拾遗杨绾、奉天县令崔器等人，大约后来还有个杜甫。凡是从贼庭来到行在的，肃宗一律礼待，而且都封了官，像杜甫困于长安那么久也没怎么样，一来到肃宗这里就被封为左拾遗。叛军那边，京兆尹走了，安禄山便以田乾真继任。
但肃宗的对大臣们的召唤也不是都能生效，他曾让河西节度副使李嗣业率五千人马来灵武，可是李嗣业却与节度使梁宰商议，打算延缓发兵的时间以观形势有何变化。这时观望的绝不只是这一家，其它节度使也不曾听说有人来“勤王”。但皇帝没下令，那还好说，如果皇帝下令了再不来，的确有点说不过去，这时段秀实责备李嗣业说：“岂有君父告急而臣子晏然不赴者乎！特进常自谓大丈夫，今日视之，乃儿女子耳！”李嗣业听后很惭愧，当即就请梁宰如数发兵，并任命段秀实为自己的副将，率兵赶往灵武。不过李嗣业还是很忠于大唐的，后来就是在安史之乱中牺牲了。
而段秀实又是谁呢？他和高仙芝、封常清一样，原来也是安西节度使夫蒙灵察手下的将军，后来跟随高仙芝、封常清多次出征，也多次成为李嗣业的助手，但他主要发挥作用是在代宗、德宗时期，尤其是他后来的悲惨壮烈更是让人同情。唐德宗建中四年(公元783年)，朱泚在泾原兵变，迫不得已假装投降的段秀实和其它几个人商量好到时一起诛杀反贼，然而，当朱泚在大堂上提到谮越之事的时候，只有段秀实挺身而起，用笏击破他的额头，其它人却没有响应，就这样，段秀实成为那一次反叛中的烈士。后来德宗听到这件事后，“垂涕久之”，看来德宗确实是真心感动，因为《全唐文》中德宗有两篇和段秀实有关的文章，一篇《赠段秀实太尉诏》，一篇《赠太尉段秀实纪功碑》，不管是不是他亲自所写，至少是挂了他的名。后来宪宗也有《命裴冕配享肃宗李晟段秀实配享德宗庙庭诏》，文宗也有《太尉段秀实庙诏》，而柳宗元也写了一篇《段太尉逸事状》。总之，这样一位烈士，确实得到了唐朝从皇帝到大臣到百姓的尊重，可惜他生前却因为杨炎的缘故而遭贬。不过在安史之乱中，段秀实的作用则并不是很突出。
河西发兵了，对肃宗当然是一个好消息。几乎同时，肃宗向安西征兵也有了收获，安西行军司马李栖筠很干脆的发来七千精兵，之后，郭子仪等人率兵五万从河北也来到灵武。至此，灵武的军势开始强盛起来，大家觉得大唐的复兴总算有望，这才有了些底气。八月初一，肃宗任命郭子仪为兵部尚书、灵武长史，李光弼为户部尚书、北都留守（北都即太原），两人也都是同平章事，其它的职务依然如故。然后让李光弼率领景城、河间的五千人马赶去支援太原。
好了，以上基本上是至德元年内官员、将军们的行动，无法做到面面俱到，只好说个大概。下面该说说百姓们了。
自从肃宗离开马嵬北上以来，民间传言说太子集兵要来收复长安，于是长安市民都翘首盼望。有时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人们一起惊呼：“太子大军来了！”然后全都跑散，市里为之一空，远远不是那种夹道欢迎的场面。其实这也是正常的，军队开来必是要打仗了，不躲远点才怪，与那个“翘首以盼”也不算矛盾，盼唐军来是想让他们尽早赶走这些叛军，不是盼来给自己雪上加霜的。
这些传言果然有用，叛军一旦看到北方扬起沙尘，就会以为李亨的大军快要开到了，所以也在惊惶着。叛军内部的这些混乱，给了百姓们一些机会，所以京畿地区常有“豪杰”起来杀掉叛军任命的官吏，与官军遥相呼应。这些豪杰，除了百姓中起来反抗的领袖，其它估计多半是游侠之类的人，或者是豪强，甚至可以是有着爱国心的市井无赖。这些人在和平时期是社会的动荡因素，而在动荡年代有时又会主动去维护和平，不过客观上他们的作用并不明显，叛军要对付他们力量上还是好对付的，问题是叛军在明处，他们在暗处，而且不好推断他们什么时候会突然袭击一下，因此后来搞得叛军也很头疼。而且，越是在尘，就会惊恐之一空。主意，镇压豪杰们就越是层出不穷，所以最后叛军也没法控制了。从长安西门以外都成了抵抗的战场，使叛军的力量限制在南武关、北云阳、西武功这道线以内。但一直都是百姓们自发行动的话，那么豪杰就是再层出不穷也没用，必须要有人来领导才行。肃宗把薛景仙由陈仓县令升为扶风太守不是没道理的，薛景仙本人就是一位很厉害的“人民运动”的领导者。六月二十七日，扶风郡的百姓康景龙等人自发组织起来，去攻打叛军的宣慰使薛总，杀掉了二百余人。二十九日，薛景仙趁着这个大好时机杀掉了叛军的守将，攻克了扶风，并且亲自率兵镇守。江淮地区的奏疏以及物资等运往蜀中和灵武，路线都是从襄阳取道上津后抵达扶风，一路上畅通无阻，“皆薛景仙之功也”。可以说，薛景仙领导的相当于一个小的根据地，干的相当出色，肃宗后来又把他提升为关内节度副使。
总而言之，安禄山那一边虽然有着优势，却也不怎么省心，不久更是发生了安禄山被杀的事件。然而唐朝能否顺利复兴，还要看唐军主力如何作为。
六、兄弟--阋于墙？外御侮？
攘外必先安内。
这一说法最早起源于何时，不甚清楚，从记载来看，这似乎是古时“圣王”的一致观点，到明清时格外的流行。《明史》中有很多相关段落，尤其是范淑泰的上表中说的更贴近：“内不安，何以攘外！”《清史稿》中也有“诚能赏罚严明，将士用命，先治内，后攘外，实边防百世之利”的说法。从道理上分析，如果内部不团结，确实不易抵御外侮。可惜近代的蒋介石对它的演绎却是很失败的，或者说，这不过是他的一个幌子罢了。
这会儿天下大乱，唐朝也正需要大家团结一致对抗叛军，不料也闹出一场“攘外必先安内”。
事情的起因是玄宗在入蜀途中，于七月十五日在普安下的一道制书，下面是挑拣出来的其中的有用部分：
夫定祸乱者必仗于群才，理国家者先固其根本。太子亨，忠肃恭懿，说礼敦诗，好勇多谋，加之果断。永王璘、盛王琦、丰王珙，皆孝友谨恪，乐善好贤，顷在禁中，而习政事，察其图虑，可试艰难。夫宫相之才，师傅之任，必资雅善，允属忠贞，况四海多虞，二京未复，今当慎择，实惟其人。太子亨宜充天下兵马元帅，仍都统朔方、河东、河北、平卢等节度采访都大使，与诸路及诸副大使等计会，南收长安、洛阳；以御史中丞裴冕兼左庶子，陇西郡司马刘秩试守右庶子。永王璘宜充山南东路及黔中、江南西路等节度支度采访都大使，江陵大都督如故；以少府监窦绍为之傅，以长沙郡太守李岘为副都大使，仍授江陵郡大都督府长史兼御史中丞。盛王琦宜充广陵郡大都督，仍领江南东路及淮南、河南等路节度采访都大使；依前江陵郡都督府长史刘汇为之傅，以广陵郡长史李成式为副都大使。兼御史中丞。丰王珙宜充武威郡大都督，仍领河西、陇右、安西、北庭等路节度支度采访都大使；以陇西郡太守邓景山为之傅，兼武威郡都督府长史御史中丞充副都大使。应须兵马、甲仗、器械、粮赐等，并于当路自供。其诸路本节度采访支度防御等使虢王巨等，并依前充使。其署官属及本路郡县官，并各任便自简择，五品以下任署置讫闻奏，六品以下任便授已后一时闻奏。其授京官九品以上并先授名闻，奏听进止。其武官折冲以下，并赏借绯紫，任量功便处分讫闻奏。其有文武奇才，隐在林薮，宜加辟命，量事奖擢。
这是由贾至所写，在《全唐文》中可以找到全文，不过，相信大家也是没这个兴趣来看前面的--前文是“我唐受命百有十载，德泽浸于荒裔，声教被于殊邻，绍三代之统绪，综百王之礼乐”这些文字，然后，几乎是把当朝历史大致说了一遍，我高祖如何如何，太宗又如何如何，然后高宗、中宗、睿宗也都一一提到，最后说到自己，五十年怎么怎么样，现在闹到这个地步，“上愧乎天地，下愧乎庶人，外愧乎四海，内愧乎九族”，都愧了一遍，有点类似检讨书。
这是玄宗升级为太上皇之后的第一道制，如果是罪己诏一类的东西，到此也差不多了，但玄宗后面还有内容，即“思雪大耻”，以及为此做出的具体措施。玄宗虽然有些输胆，但他毕竟未忘他的江山，在入蜀的路中终于回过神来，想起该交待一下天下大事了。可是，从内容来看，玄宗几乎是把天下都交到自己儿子的手中，他所任命的这几人，规定一人掌握多少地盘，这是否可以看成是他把收复天下的重任彻底的交给别人，自己不想再主持了呢？抑或是他本人来操纵大局？不管他自己是如何规划的，此后的玄宗，在天下大事的问题上，更像是一位名誉顾问，顾得上就问两声，顾不上也就不问了。
玄宗安排自己的几个儿子分掌天下以反攻叛军，遭到谏议大夫高适的反对。没错，就是那位诗人高适。高适只怕是凭着自己的才力做官做的最高的诗人了，曾任过节度使，非李白、杜甫、王维等人所能比。高适反对这件事，可见是有政治眼光的，的确比其它诗人更有做官的天分。当然，玄宗没有答应。如果玄宗知道后来的结果，他一定会后悔自己做的这第三个错误决定：难道自己真的老糊涂了？
㈠、永王之反
事情的发展出乎玄宗的意料，除肃宗李亨外，真正出阁赴任的就是永王李璘，而偏偏正是他那里出了事。
不妨先说一下永王的来头。史载，永王李璘“少聪敏好学，貌陋，视物不正”。相貌丑陋是没办法的事情；看东西只能斜视，这个会不会是近视呢，要不就是散光，因为看东西不舒服侧眼来看也是很正常的，这两种都是比较常见的眼疾，当然更有可能本身就是“斜视”。那时候没有眼镜，相信李璘一定非常痛苦。相貌丑陋这些记载，多半不会是史家诬蔑，因为还记了一个“少(自幼)聪敏好学”的优点，不过，如果真写什么“少顽劣”的字眼，只怕别人也不大相信，因为玄宗不可能让一个顽劣的人去独当一面。比眼睛斜视更痛苦的，应该是李璘生母的早逝。永王是玄宗的第十六个儿子，母亲是郭顺仪，可惜去世的很早，因此从小失去母亲的李璘很可怜，由他的三哥也就是后来的肃宗抚养(唉，现在不得不怀疑玄宗是否真把忠王院当成托儿所了)，李亨常常把他抱在怀中一起睡，可见是很疼爱这个小弟弟的。如果没有玄宗这道制书，李璘最后也就是像他的叔父、伯父那样平安的过完作为亲王的一生。
后来李璘跟随玄宗一起逃向蜀地，在玄宗下的这道制书中，被任命为“山南东路及黔中、江南西路等节度支度采访都大使”，原来的江陵大都督的职务仍然如故。玄宗在河北、关中陷落之后，抓住了西北、江南、四川这些地方，还是颇具战略眼光的。李璘正是坐镇江陵，当时江淮地区征收的赋税都是积聚在江陵，给李璘募兵提供了财力上的支持，尽管如此，每天耗费仍然十分巨大。由于叛军主要集中在北方，又有张巡在睢阳坚守，因此江南受到的影响小了很多，这时就有人给李璘出主意，认为永王李璘手握四道重兵，疆土有数千里之多，应当抓住机会占据金陵，以保自己能拥有江东之土，这样便可以像东晋那样占据一方江山了。且不说这个办法是否可行，但这能够带来的巨大利益，很难让人不动心。史书写李璘“生长深宫，不更人事”，其实这句话用来形容任何太平时期皇宫中长大的孩子都不为过。不更人事，也就难免不知天高地厚。史书上的这句话无疑是暗示李璘的确是动心了的。李璘奉玄宗之命在江陵聚兵反击叛军不假，但借此时机发展自己完全有可能、有条件，简直就是顺水推舟的事情，至少在肃宗看来是这样。当肃宗得知有人劝他取金陵自立的时候，心下疑惑，不敢小视，当下便让李璘往蜀中朝见玄宗，但李璘不听。从肃宗的反应来看，也没有什么地方说不过去，当时他地位不稳，对此难免会特别在意。不过他只是让李璘回蜀中一趟，算不上特别严厉，只不过是一次试探而已，未必是存心为难，当然，试探的后面是隐藏了夺目的剑光的。这种情况下要想打消肃宗的疑虑，避免发生什么事件，李璘就该依言回蜀地。李璘没有回去，确有可疑之处。从客观上讲，如果是从关中由陆路向蜀中进发，就像玄宗这般逃到蜀中，确实辛苦，但是从成都由水路经白帝城离川，则好走了很多，江陵正是在长江一线，当初战国时秦国就是以蜀国为跳板，实现了对南方大国楚的征服。李璘到江陵走的也一定是这条路，如果按原路返回，绝不困难，除非他实在懒的回去；从主观上讲，若李璘真有心自成一家，离开江陵则可能意味着永远失去实现这个愿望的机会。客观条件没有太大问题，但对于主观条件的猜测，不确定性就非常大了。因为李璘也可能是以为自幼和三哥关系好，所以才有胆量违抗此时已为皇帝的三哥的命令，若是如此，也正符合史书上对他的描述“不更人事”。试想，谋反事大，再不更人事也必然知道关系非同小可，不见得哪个人都有这份胆量。而自大就难免了，很多时候人都会犯这个毛病，比如长孙无忌是高宗的舅舅，但他后来万难想到自己会是那样一个结局。永王的想法无外乎两种，其一，他心怀鬼胎，不愿错过时机，又倚仗自己曾和皇帝哥哥关系良好，大胆抗命；其二，他在江陵主要是抗击叛军，有意无意间扩展了一下自己的实力，但并未上升到与李亨争夺天下的地步，是无心之失，所以胸怀坦荡而又以为三哥不会加害自己的他，并未注意肃宗的警告。是哪一种呢？这个留到后面再说。
永王拒绝回到蜀中，江陵长史李岘嗅出了其中的味道有些不对劲，便借病辞别李璘奔赴肃宗行在，肃宗又召来高适，几人一起商量计策。高适分析了一番江东的形势，认为李璘谋反必败。于是当年的十二月，肃宗设置淮南节度使，掌管广陵等十二郡，以高适为节度使；又设置淮南西道节度使，管辖汝南等五郡，任命来瑱为节度使。这样，这两人就可以与江东节度使韦陟合力共同对付李璘了。
假如历史止步于此，那么李璘绝对是冤枉的，但是李璘不该擅自率兵东巡。十二月二十五日，永王带兵顺长江而下，其军势浩大，从方向来看，确实有可能向金陵进发，不过史书上的写法是“犹未露割据之谋”，大概沿途中也没有什么明确目标，看哪个地方碍事先打哪里。这个举动不小，一位亲王，带着军队，莫非兜风来了？不可能啊。吴郡太守兼江南东路采访使李希言觉得此事非同一般，就写信责问李璘为何要擅自发兵东下，他的意图究竟是什么。李璘大怒，说“寡人上皇天属，皇帝友于，地尊侯王，礼绝僚品，简书来往，应有常仪，今乃平牒抗威，落笔署字，汉仪隳紊，一至于斯！”李璘的话中，提到“上皇天属，皇帝友于”，太上皇的儿子这没什么特别，那何谓“友于”？《尚书·君陈》：“惟孝友于兄弟”。后来割裂用典，以“友于”代“兄弟”。一般情况下，皇弟与其皇兄的关系不好，只怕也不敢轻易拿来逞强，所以永王敢这样说，的确是以此自恃的。只是他的这个“友于”派了三个节度使看着他，他难道毫无察觉？不是吧……若果真如此，那他也太缺乏政治敏感了。再看看李璘发怒的原因，似乎只是认为李希言对他无礼，别无其它。一个无礼，罪不至死，永王又做何反应呢？李璘的动作大了一点，派部将浑惟明袭击吴郡的李希言，又派季广琛袭击广陵长史、淮南采访使李成式。其实永王李璘应该不是个很鲁莽的人，这样的手段未免显得太莽撞，而且李希言的话并不是很过分，在李璘随玄宗逃亡的过程中听到比这个还不尊重他的话应该更多才是，难道是怒火积压的太多，忍不住爆发了？可是李璘是个聪敏好学的人啊，这样做未免与“聪敏”有矛盾。
事情变得一发不可收拾。李璘派兵进攻，李希言等人不能坐等，所以派元景曜和阎敬之率兵抵挡，李成式也派出李承庆迎击。李璘进兵，杀掉了阎敬之，并且将他的首级示众，吓得元景曜与李承庆赶紧投降，江淮地区因此大为震动。这下，肃宗派来的三个节度使就有用武之地了，高适、来瑱和韦陟三人在安陆会合，结盟讨伐李璘。
李璘是真的想谋反么？看来想推也推不干净了。再联系此前李璘的大发雷霆，忽然觉得他是以李希言无礼为借口。但我们无法同时也没必要再以更多的事实来推断，只这一件事，足以要了李璘的命。
此前，肃宗接到李璘不肯听命的消息，便派出宦官去征讨他。他们到达广陵后，碰上河北招讨判官李铣也在，再加上李成式，几人合兵讨伐李璘。李铣驻扎在扬子的军队有数千，李成式也派出判官裴茂率三千人马在瓜步洲伊娄埭驻扎，他们在长江沿岸广树军旗，大有张良在峣关给刘邦出的“张旗帜诸山上为疑兵”之计的意思。这一招真的管用了，李璘与他的儿子李玚登上城楼，眺望远方，看到一排排军旗，心中不免有些害怕。这时他的部将季广琛和其它将领们商量说：“我们跟着永王走到这一步，都是老天不帮我们。人谋不成，不如趁没交战的时候，赶快自谋出路，要不然兵败身死，我们就永远成了逆臣贼子。”有句话叫树倒猢狲散，现在树还没倒，猢狲就已经散了，季广琛逃向了广陵，浑惟明逃向江宁，冯季康逃向白沙。猢狲不在了，树也有些空虚，李璘来不及气愤，因为这些将军带兵一走，他势力减弱，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所以就更觉得害怕了。当天晚上，长江北面的军队点明火炬，映照在水中，分不清是火光还是水光，李璘的军队中居然也列火炬来响应。这下李璘可受不了了，以为官军已经渡过了长江，匆忙之中带着家眷与部下潜逃出去。等到天亮的时候，却没看到有过江的唐军，于是又返回城中收集军队，准备乘船而逃。实在是虚惊一场，真怀疑李璘军中是否有唐军派来的间谍在捣乱。而后，李成式部下赵侃等人渡过长江，到达新丰，李璘派自己的儿子李玚与部将高仙琦出兵迎击。交战中，李玚的肩膀被箭射中，永王的军队被杀的大败。李璘带领残兵逃到了鄱阳，收拣库中的军械物资，想逃向更南方的岭南，却被江西采访使皇甫侁追赶上，成了俘虏。后来永王李璘被皇甫侁秘密杀害，他的儿子李玚也死在乱军之中。这时是至德二年的二月。从永王疑似谋反到丧命，不过几个月的时间，至此被肃宗平息。
肃宗的反应并不很过分，只是大敌当前，如果他把这份雷厉风行的劲头拿到平定叛军上，岂不更好？永王自己也十分不明智，不管他想不想谋反，都不该带兵沿江而下。不想谋反，当然不该这么做，想谋反，就要有可以谋反的缜密心思才行，现在这里有三个节度使来看管自己，难道就不能忍一时吗？至少等肃宗放松警惕再办事也好，这算什么呢？所以，永王之败是在意料之中的事。
永王之败的余波，就是肃宗对皇甫侁擅自杀害他的好弟弟十分恼怒，说了一句：“既然生擒了我的弟弟，怎么不把他送来却擅自杀害了呢!”然后把皇甫大人的官撤了而不录用。其实皇甫大人的做法未必不好，不然肃宗又要如何处置这个“爱弟”呢？处罚的太重，难免有反对的声音，处罚的太轻，又无以警示他人，肃宗亲自下命杀永王的可能性几乎是零。而皇甫侁又为何要杀永王呢？没得到太上皇、皇帝的命令，擅自杀死皇室成员，怎么都有点太大胆了，尽管永王是戴罪之身，但“疏不间亲”这个真理是一万年不变的，而且皇甫侁的身份地位都不足以支持他杀皇帝的子弟。难道，皇甫侁本人和永王有什么过结吗？似乎也没有啊，那皇甫侁何必非要在押送到灵武之前杀永王，而且还是秘密杀害的。里面好像有问题。我的怀疑是，这中间是不是有人传了什么话？皇甫侁是不是听了这些话才会去杀人？可是，传话的人是谁呢？幕后主使又是谁呢？其实传话的人不重要，重要的是谁要杀死永王。肃宗的嫌疑最大，他碍于仁慈的名义不敢轻易下手，但永王留下来也是不安定因素，毕竟还是杀了保险，所以完全可能偷偷派人去让皇甫侁杀李璘，然后自己再把他贬官，那么此事皇甫侁也是不会说出来的，因为他绝不敢惹怒皇帝，否则就不是贬官这么简单了。这样既可以达到目的，又可以保全自己友于之名，岂不善哉？只是这么推测的话，肃宗的形象就有点可怕了。是不是呢？反正就算是，肃宗也不会留下什么证据来。但综合一下肃宗的为人，似乎还不大像他所为。
再余一次波，就是关于李白了。李白年近花甲，兴冲冲跑去投奔李璘，一心想为国家出点微薄之力，却不想最后永王居然是谋反，自己也被牵连进来，要流放到夜郎去。被李白“牵连”的是杜甫，他整日为故友担心，晚上梦李白，白天忆李白，“故人入我梦，明我常相忆”。杜甫为李白喊冤，那是在大家对李白的一片批判声中，他的呼声更显得弥足珍贵。与此同时，同为故友的高适却是袖手旁观。高适当初准确的站对了队伍，从反对玄宗的制书开始，到他坚决站在肃宗一边，甚至对故友都置之不理，只能说明他比李、杜更具有政治上的适应性，也难怪会做到这么高的官呢。
㈡、太上皇的意图
前面说到永王不回蜀中的可能是有两个，从后面的情况看，似乎永王确实是心怀鬼胎不想回到蜀中，但多少也对肃宗的命令没太在意。此外，原因其实还可以有一个，就是关于太上皇李隆基的意图。永王的“谋反”，有人怀疑他的背后指使者正是玄宗。
是这样吗？
于戏！咨尔元子等，敬听朕命；谨恭祗敬，以见师傅；端庄简肃以莅众官；慈恤惠爱，以养百姓；忠恕哀敬，以折庶狱；色不可犯，以临军政；犯而必恕，以纳忠规。往钦哉！无替朕命。各颁所管，咸令知悉。
这是玄宗下的制书的最后一部分--还是说一下皇家成员下达的命令的称呼吧，唐朝的规定是：“凡上之所以迨下，其制有六，曰制、敕、册、令、教、符。天子曰制，曰敕，曰册。皇太子曰令。亲王、公主曰教。”但是“上皇曰”什么，似乎没有明文规定，因为这一职务不是常有人担任（条件太苛刻了，必须得是皇帝的爸爸才行，而且是没死就退位的），有时是临时规定，比如睿宗退位后，“上皇自称曰朕，命曰诰，五日一受朝于太极殿。皇帝自称曰予，命曰制、敕，日受朝于武德殿。”玄宗此制比较特殊，因为七月十五日的时候，他还不知道三天前儿子已经登基了，所以依然是以皇帝的口吻来写的，后世称此文的时候，用的也是“制”。不过此后，玄宗既已是太上皇，“上用灵武册称上皇，诏称诰”，也要改称为“诰”了。
诰也好，制也好，玄宗这里完全是在教导孩子们要怎么做，比如要慈恤惠爱，忠恕哀敬。当然这完全可以当成是例行文本的正常出现，但玄宗花费的篇幅也不小了，说明对此还是很上心的。他应该是希望孩子们团结才是，从制书中，瞧不出一点剑拔弩张的气息。
玄宗要李亨充当起天下兵马元帅，总领朔方、河东、河北、平卢四镇。此前马嵬分别时玄宗就是要李亨去西北的朔方等地，而李亨也不出所料的果然去了那里，这当然和他曾为朔方节度大使有关，玄宗考虑到这一层，所以将这西北四镇交与李亨，并且给李亨定的任务是南收长安、洛阳，长安、洛阳二京是唐的重要城市，玄宗当初就是因为洛阳之失才大怒而最终杀掉高、封二人的，可见对此二京的重视。玄宗让永王李璘掌管山南东路及黔中、江南西路等地，又让盛王李琦任广陵大都督，领江南东路及淮南、河南等路节度采访都大使，丰王李珙则任武威郡大都督，领河西、陇右、安西、北庭四镇。划分一下的话，李亨基本上在战线以北，南方西侧由李璘统领，南方东侧由李琦统领，而唐朝边地的陇右、河西等地，则为李珙统领，四人的势力正好形成一个包围圈，将安禄山围在当中。
这样的话，玄宗真的是要永王来对抗太子吗？恐怕不是。一，时间对不上，他现在不知道太子已成为皇帝了，无所谓去争权；二，势力范围安排的也不像是要为难太子--南方是唐的防御重地，包括玄宗自己所在的剑南道，可以算是二线，陇右这些边地，顶多算是三线，从其地点来看，也可以作为支持朔方、河东几镇的后方，而分给李亨的四镇，则实实在在是一线了。假如玄宗真跟李亨过不去，就该让李璘统领能对朔方四镇有影响的地方，比如李珙所领之处，而他所领的地方，根本谈不上与李亨对抗，至少还得跨过叛军占领的地区才行。那会不会是玄宗给自己留的后路呢？若是这样，那就是说，玄宗先让李亨来平叛，然后再和他算帐。从地理上分析，这倒有其可能性，因为若平叛之后，玄宗完全可以出蜀中，到李璘所在之地。但是这又回到第一个问题来了，玄宗下制的时候还不知道李亨已即位，有什么理由要这样算计自己的儿子呢？玄宗对肃宗，即使谈不上特别宠爱，但前面说过的几件事，比如让他抚养李璘，又把李泌交给他两个月，后来第二次立太子的时候又一心想立李亨，都反应出来他对李亨还是很不错的。另外，玄宗在马嵬驿的表现，也是积极配合太子的，并没有委曲求全的意思。因此，玄宗的安排，用意当然是对付安禄山，两京之地尤其是有祖先陵寝的长安都要由李亨来收复，也说明“太子”的地位不可动摇。
八月十二日，整整过了一个月，灵武派来的使者到了蜀中，将肃宗即位的消息报告给玄宗。如果我是这个使者的话，总感觉事情不大好开口。排除像始皇帝那样尊其已过世且未曾当过皇帝的父亲为太上皇的这种情况，一般来讲，太上皇都是自己开口让位的（不管被逼与否），或者是像刘邦那样尊其父为太上皇，总之，都是在其知情的情况下。而玄宗相当于硬生生被赶下来的，无论使者怎么说，即使是最朴素的一句话“您儿子已经当皇帝了，您现在是太上皇”在玄宗听来都难免会有失落感。这倒有些像李渊遥尊杨广为太上皇的情形，虽然大有区别，但意思却是一样的。杨广听到自己被尊为太上皇，史书虽没有记下他的反应，也肯定是火冒三丈，设身处地的为他想想，这一切是由外人操纵的，他的儿子也是被别人控制，当然不会甘心。玄宗则是高兴的说：“吾儿应天顺人，吾复何忧！”高兴是真还是假呢？玄宗或许早有准备了，因为在马嵬驿的时候他敢这么出口，必然要做相应的心理上的两手准备，所以似乎这条消息也没有太出他的意外。而且事已至此，就是不高兴又能如何？不过，既然李亨当了皇帝，说明他还是愿意挑起这副重担的，对玄宗而言未尝不是一种解脱。玄宗在这方面与其父睿宗一样“睿智”，想当初睿宗就是很有自知之明的退位，在玄宗解决太平公主集团之后表示彻底的不再参与政治，然后就是父子和平共处，睿宗颐养天年。玄宗知道自己不可避免的走上父亲的老路，如果也能像父亲一样善终，不失为一件好事，自己毕竟是古稀老人了，哪里还有精神和安禄山耗到底（形势的发展又超乎人的预料）？所以玄宗一再表示支持肃宗，正如前文所说，是想让儿子将来能够善待自己。玄宗的一贯态度都是比较倾向李亨，因此猜测玄宗是要李璘来反对李亨，可能性又打了折扣。
四天后，也就是八月十六日，玄宗下制，正式承认了肃宗的即位，也就是说，他也承认了自己太上皇的地位。这道他平生最后下达的制上说：“自今改制敕为诰，表疏称太上皇。四海军国事，皆先取皇帝进止，仍奏朕知；俟克复上京，朕不复预事。”玄宗对安禄山攻下长安十分愤恨，这让他跌了一个很大的跤，所以玄宗发狠要夺回京城，在此之前，军国大事还是要奏报与他知晓的，等收复了京城，玄宗就不再参预政事。有了这句话，肃宗当然就要拼命的收复两京了。
又过了四天，八月十八日，玄宗临轩，命令韦见素、房琯与崔涣奉送玉玺前往灵武传给皇帝。玉玺出手，皇帝的大权就算交出来了。
四十四年前，自己从父亲手中接过玉玺，那时节年方二十八岁立志有为的李隆基是多么英姿勃发啊。而今，四十四年后，已成古稀老人的他，又亲手将玉玺交出，让人带给远在灵武的儿子。不知玉玺出手的那一刹那，太上皇是否生出许多无奈的感慨？
七、灵武的准备工作
好了，一切条件都具备了--话说回来，就是不具备，也得要反击了，何况，玄宗不也有话么，他要等到“克复上京”才肯彻底罢手。所以为了自己的大权真正牢固，至少两京是要拿回来的。虽然肃宗并不一定有这种想法，怎么都是他来主持大局，对于玄宗这句话也不必太认真。然而，叛军占领两京的问题，不能无限期的拖下去。灵武，要反击！
㈠、元帅之争
说是元帅之“争”，当事人却是没争过。但在这件事的背后，确实有一场“争”论。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肃宗在灵武安稳下来，近沉舟各处征兵又差不多赶到，而且郭李二人也已来到灵武，加之至德元年十一月初八，回纥兵到达带汗谷，与郭子仪相会，十一日两军合力与同罗等反叛的胡兵在榆林河北岸交战，大获全胜，杀敌三万余人，俘虏一万，河曲从而平定，剔除了心头一患，又鼓舞了士气，如此一来，“收复两京”不再是空谈。
可是，兵权要由谁来掌握呢？
兵权不可交与外人。唐之初，就一直是这样安排的，兵权只交给皇室成员，主力军队更是只有皇子才能统领。到了自信满满的太宗执政的时期，则不惮将兵权交给朝中大臣，所以李靖、李世绩等人才会有机会成盖世之功，不然，韩擒虎就是再怎么预言李靖能成大事也是白费。贞观时期只有后期的征高丽才是太宗御驾亲征，而在征高丽的两年前，朝臣中有人让他大大的失望了一回，从此对大臣的信任不复当初。征高丽的同年又杀了曾经誓死不肯说出李世民指使在洛阳招兵内幕的张亮，原因只是张亮养了一些“假子（就是干儿子）”，这也成为杀人的借口，太宗确实变了。所以他亲征高丽会不会是一种变相的收回兵权呢？当时太子李治年纪又小，而且又是那样一副文弱的样子，太宗自是郁闷非常，不敢让他带兵出征。如果在自己的儿子中找能够带兵出征的，只怕要在前面几个孩子中挑选，李承乾和李泰或废或贬，吴王李恪却是符合条件，而且太宗也自认为恪颇类己，然而却又不能让他建立奇功，不然李治的太子之位便不保了，朝中说不定又会有一场动荡，已经大受折磨的李世民，肯定不愿意看到同样的事情再一次发生。高丽非征不可么？当时在新罗一再的请求之下，又是在太宗火气正旺的时节，拿它出出气也未尝不可，何况借此时机也可以再展皇家雄风，所以太宗亲征高丽可能也有这么个机心在其中。此后，生长于深宫中的皇帝们，一来没有太宗带兵的能耐，二来皇帝亲征确实非同小可不能等闲视之，所以也就越发的没有亲征的机会了。太平时期倒还没什么，大臣们也不至于好端端的要谋反，而到了闹出乱子的时候，就需要有一位皇室成员来起码做个幌子。玄宗此前任命高仙芝为副元帅，主帅就是荣王，后来哥舒翰顶替高仙芝，做的是太子的先锋兵马元帅，荣王和太子都挂了个名。此时肃宗要反击，兵队要交给谁呢？不用说，副元帅郭、李等人皆可胜任，而主帅就得从他的儿子中挑一个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