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方第一阶段的交手早已结束，唐朝重伤之下也已定过神来了，完成了最高权力的交接；叛军那里烧杀掠夺，该享乐的也享完了，却不料自己内部也出现了顶级权力的非正常交接，而且比唐朝发生的事情还要过分……
一、安庆绪：大刀向安禄山的肚子上砍去
唐朝那里惊魂甫定，着手反击叛军，安禄山这边却也不轻松。
《红楼梦》中的“好了歌”，甄士隐解道：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
至德元年（公元756元）年底，安禄山派兵攻颍川。由于城中兵少，没有多少积蓄，尽管太守薛愿、长史庞坚全力拒守，周围环绕颍川百里的庐舍、林木全部被毁。历经了一年，救兵仍然不至，安禄山派阿史那承庆增兵攻击，昼夜连续作战，殊死搏斗了十五天，最终颍川被攻陷。薛愿等人被送到洛阳，“禄山缚于洛滨冰上，冻杀之”。是被活活冻死的，不过比颜杲卿那个肢解是来得好受的多。但安禄山大概不知，这是他最后一次听到捷报了。
自从起兵反叛以来，安禄山的视力逐渐下降，据说到至德二年初已经看不清东西了，怀疑也是散光或者近视，由于本人是“进士（谐音近视）”，所以知道近视是看不清楚东西，只是散光如何，不大清楚，同学曾经把一根黄瓜看成两根，大概是看东西会有重影。安禄山究竟是看不清楚，还是看着有重影呢？不管它，反正看不清东西很令人烦燥，大大的影响了他的心情--还是那句话，可惜当时没有眼镜。恰巧这时安禄山身上又长了毒疮，性情变得更加暴躁。这下可苦了安禄山左右的官员，还有侍奉他的宦官们，只要稍不如意，就用鞭子抽打，有时把触怒他的人干脆杀掉。此外，还有一个不利的地方，就是安禄山称帝以后，居于深宫之中，一下子在自己与将军们之间加了一道屏障，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沟通了。大将们难得见他的面，所以都是通过严庄向安禄山报告。一旦皇帝与大臣们之间出现了只能通过一个小小的沟渠来沟通的情况，那就很容易出问题，一旦这个沟渠堵死，那将是十分危险的事情。严庄本人虽然位高权重，但他也免不了被安禄山鞭打。安禄山还有个侍奉他系腰带的宦官，名叫李猪儿，挨到的打尤其之多。在第二章写安禄山时候提到过他那个有名的大肚子，随着他的年龄的增长也在不断增长，当初系腰带的时候就已经得要旁边的人扶着肚子才能系上的地步，现在肯定是越发的不好系了。而且力道怕也不好控制，太松了起不到作用，万一当着人前皇帝裤子掉了下来，李猪儿就别想活了；或是太紧了，也不行，要是把安禄山憋坏了，他照样难逃一顿臭揍。所以，李猪儿被打的最多，也是没办法的事情。由于安禄山的脾气一落千丈，他左右的人都感到自身难保。这种“恐怖统治”是无法持久的，安禄山这样做无疑是自掘坟墓。
有句话叫家贼难防，安禄山最后是死在了家贼手里。
安禄山有子十一人，长子庆宗，聚了荣义郡主，在安禄山叛乱之初，已经夫妻双双“殉难”，被玄宗杀掉了。庆宗死后，次子庆绪成为兄弟中年纪最大的大哥，加上他是嫡子，所以嫡长子的地位十分有利于他成为继承人。安庆绪的母亲是安禄山的糟糠之妻康氏--也许她也是昭武九姓中的胡人，安禄山生父也是姓康，难道都是出自康国，源出出族？那岂不是近亲结婚，难怪安庆绪的智商……啧啧，那我们就管不着了，反正这位是正妻就是了。安禄山本来很疼爱这个善骑射的儿子，庆绪本名仁执，后来的名字是玄宗所起，并且把年未二十的他封为鸿胪卿，兼广阳太守。容我插一句，玄宗一辈子赐的名字不少，其中还有应邀给贺知章的儿子起的名“孚”，可是贺知章虽然叩头谢恩，但心里一定不好过，因为“孚”就是“爪子”。玄宗未必想到了这一层，他也没理由来嘲笑贺知章，只是贺知章既然想到这一点，心里就有个坎，未免觉得气闷。所以，安庆绪的名字就算起的不错了。可是后来，安禄山有个爱妾段氏，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叫庆恩，安禄山很喜欢庆恩，想由他取代安庆绪。失位的太子多半下场都很凄惨，安庆绪自然也明白这一点，自己的地位差不多可以确立了，如果有什么闪失，很难说以后会怎么样，所以常常害怕被杀，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才好。
这关头，严庄抓住安庆绪的这种心理，对他说：“事情总有迫不得已的时候，现在可是机不可失啊。”出人意料的，安庆绪连客气都没客气一下，居然就同意了，说：“严兄如果想有所行动的话，我怎敢不敬从。”就这么简单，安庆绪这边就搞定了，连让我们多猜测一下的机会都不给。接着，严庄又对李猪儿说：“你前后挨的毒打还有数吗？如果再不做大事，恐怕你离死就不远了。”于是李猪儿也答应一块行动。天大的阴谋啊，居然这么容易就定了，这三人实在是--“痛快”!
计划已定，几人雷厉风行。这晚，严庄和安庆绪手持兵器站在帐幕外面，李猪儿手执大刀直入帐中，向安禄山的肚子上砍去。安禄山左右的人知道出了大事，由于害怕谁都没敢动弹。一击之下，安禄山急忙用手去摸枕旁的刀，却没有拿到，所以连最后这个给自己报仇的机会都没抓住。安禄山用手摇着帐竿，说：“这一定是家贼干的!”想必声音一定十分凄厉。他在最后时刻明白了“家贼难防”这个道理，可惜这时肠子已流出一大堆，随即死去。
安禄山就这么死了，死的太简单了，起码壮烈一点也好啊，人家根本没怎么费心计划，打了一声招呼就把事情搞定了。曾经兴风作浪的安禄山，一代“枭雄”这样收场，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那么，这个“枭雄”又是谁封的呢？如果按字面意思来理解，枭雄的两个意思中“强横而野心勃勃的人，智勇杰出的人物”，安禄山当是符合第一个释义，也只能是符合第一个，因为他的智勇可算不上很杰出。而说到枭雄，我最佩服的是春秋时期的郑庄公，不过在《东周列国志》中他是以奸雄的身份出场的。不好，奸雄已经有了一个经典的曹操，以庄公之智勇，划分到枭雄也不错啊。
安禄山死后，严庄等人在他的床下挖了一个数尺深的坑，用毡布包裹了安禄山的尸体，就这么埋了进去，还告诫宫里的人不许泄露出去，否则严惩不怠。后来也没提到安庆绪将他埋在床下的父亲改葬，莫非安禄山在那个小坑里一呆呆了几年？这个不清楚，像这种事情按理不至于漏记，也许真的是这样。那么，直到后来史思明以王礼将安禄山改葬，安禄山才重见天日。只是不得不佩服一下安庆绪的心理素质，他在那宫里居然就这么住下了，丝毫不怕三更半夜会从床底下钻出个冤魂来，想当初太宗杀完建成、元吉之后，尚且会做恶梦，安庆绪却能睡的很踏实，真是没心没肺啊。正月初六的早晨，严庄对外宣称，就说安禄山病重，立晋王安庆绪为太子。不久安庆绪做了皇帝，尊称安禄山为太上皇，然后才发丧。唉，远在蜀中的玄宗要是知道这个消息，也该知足了，自己至少是个活的太上皇，而安禄山已经是个死太上皇了。
就这样，大燕也完成了最高权力的交接，本想多写几句，可是这种情况，也实在没什么可说的，事情进展的相当顺利。或者是因为记史的人是唐朝这方面的，所以对敌情不甚了解，只记了个大概？无论如何，色子就这么抛出去了，安禄山就这么被自己的亲生儿子和曾经最信任的谋士，还有十分亲近的侍者共同杀死了。死者已矣，安禄山自己也有取死之道，而安庆绪等人，说他们道德沦丧也好，说是心狠手辣也好，或者像有些观点所认为的“胡人本性(五胡乱华时，胡人给人的感觉确是比汉人更野蛮好杀，但统称胡人都是如此，也不一定)”也好，安庆绪也确有被迫的成分。否则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如果将来他上了安庆恩的案板等着被别人杀死的时候，肯定也会后悔为什么当初不果断一点。
安庆绪顺利的即位了，可惜后面的事情进行的并不顺利。史载安庆绪“性昏懦，言辞无序”，就是说他性情昏庸懦弱，说话时语无伦次。昏庸还好办，懦弱？如果真是这么样的一个人，被逼到不得不弑父的地步，可见安禄山有多可怕。至于言辞无序，想安庆绪一介好骑射的武夫，没经过专门的培养，又哪来的什么口才呢。据说严庄就是为了这个，怕众人不服，所以不让安庆绪出来见人。安庆绪也不在乎，反正自己已经是君王了，还怕什么？于是每天饮酒享乐，称严庄为兄，任命他为御史大夫，封为冯翊王，事无巨细都由他来作主。同时安庆绪加封诸将官爵，借以笼络人心。由于严庄总揽大权，所以不免让人生出疑心来：严庄的用心看来不怎么地道啊，只怕安庆绪十分无能是假，严庄欲总揽大权是真。但安庆绪居然任由别人来掌权，也是有能不到哪去。
此时金殿之上的安庆绪，万万想不到，将来自己也会被他人取代，是谓“你方唱罢我登场”。而且如果他不动手，别人似乎也不敢动安禄山，倒是自己给那人帮了个大忙，去掉了一个强劲的对手，使自己家族的权力旁落他人之手。因此，安庆绪的作为，到头来，只是为他人作嫁衣裳！
二、肃宗的隐患
肃宗着手反攻叛军，但究竟要采取什么样的策略呢？
几乎与此同时，肃宗朝的隐患也开始出现了。
㈠、李泌之计
由于颍川被攻破，再加上房琯东征的失败，肃宗一时间觉得一筹莫展，就和李泌说：“现在叛军如此强大，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够平定啊。”李泌回答说：“臣观贼所获子女金帛，皆输之范阳，此岂有雄据四海之志邪！今独虏将或为之用，中国之人惟高尚等数人，自余皆胁从耳。以臣料之，不过二年，天下无寇矣。”
李泌的观点是对的，叛军攻下长安之后，并没有长久占据的迹象，反而把抢到的东西都运回了老巢，这确实表示他们并无争夺天下的大志，否则，关中之地，按汉朝张良的话说，是“左殽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自西周的镐京，到秦咸阳、汉长安，尤其是长安，十二朝古都，在中国是首屈一指的帝都。也有说是十三朝，差在哪一个呢？看了一下，是王莽那个二十年的“新朝”。把这么一个“朝代”也算上，实在是有凑数之嫌。总之，唐包括唐以前，很多王朝都建都关中，如果安氏父子真有吞吐天地之志向的话，占领了长安，就该把家当都搬过来，范阳虽是老家，但尚不足以成事。正是安禄山造反的李唐，当初不也是以太原为家么，可是一旦攻取长安，便不再离开，即使曾有过突厥的骚扰，在当时犹为秦王的李世民的坚持之下，仍然没有迁都。这就是差别。玄宗、肃宗一心收回长安、洛阳，固然也是为了祖宗之地、为了唐王朝的面子，但能守住两京，对唐朝将大有裨益，无论如何也比安禄山要高明一些。此外，李泌还看到了叛军的“寡助”，说只有胡人将领为安禄山卖力，汉人中只有高尚等几个，其余的都不过是一些胁从。不过，这个似乎给肃宗打气的成分居多了，因为帮助安禄山的人也不少。总之，基于这两点，李泌认为，不过二年，天下就会平定。李泌认为两年能平叛，事实上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不过那是在超出正常的情况下。可惜李泌有点高估唐朝，出现一些特殊因素，所以真正的时间，是延长了三倍。而且，李泌看到的是根本问题，根本问题上的优势，也得通过具体行动才行啊--根本优势可以决定战乱的最终结果，而具体的行动则能左右平叛事业进展的是否顺利和时间的长短。
肃宗一听两年就能平叛，又惊又喜，不大敢相信，就问：“这是什么道理？”李泌回答说：“叛军中的骁勇之将，不过是史思明、安守忠、田乾真、张忠志、阿史那承庆这几个人。现在我们要是命令李光弼率军从太原出井陉关，郭子仪率军从冯翊进入河东，这样一来史思明与张忠志就不敢轻易离开范阳和常山了，安守忠和田乾真则不敢离开长安，我们以两支军队便可拖住叛军的四员骁将，这样一来，跟随安禄山的就只有阿史那承庆了。望陛下下诏，命令郭子仪不要攻取华阴，以便两京之间道路畅通，陛下则率领所征军队驻扎于扶风，与郭子仪、李光弼交互攻击叛军：叛军如果救援这边，我们就攻击他们的那边；如果救援那边，我们就攻击这边。总之，使叛军在长达数千里的战线上往来奔波，到头来疲于奔命，我们以逸待劳就好下手了。叛军若是来交战，则避其锋芒，如果要撤退，就乘机攻击，不攻占城池，不切断道路。等到明年春天的时候再任命建宁王为范阳节度大使，从塞北出击，与李光弼形成南北夹击之势，来夺取范阳，颠覆叛军的巢穴。这时叛军要想撤退，则后路已被切断；要留在两京，却不得安宁。我们再以各路大军合力进攻，一定能够平息叛军。”肃宗听后很高兴。
高兴是高兴，但高兴之后，也没后文了，后来并没照这个来。此时肃宗对李泌真的很好，即使不听他的话，也不表示反对，只是说好，然后不照办就是，这样至少可以保住李泌的面子。但对李泌来讲，还有什么比皇帝的阳奉阴违来得更无奈、更郁闷呢？肃宗后来用的战略，仍然是玄宗时期以两京为根基，进而正面与叛军作战，以敌后截击扰乱为辅。这条策略不能说不好，但代价也是很大的。理论上的分析，就是唐军可以凭险守住长安，但无险可守的洛阳则需耗费唐大量精力，这么个地方易攻难守，得不偿失，唐最初的失误就在于对洛阳过于执着，如果花费太多的人力在洛阳，不如选择放弃；实践上的验证，就是后来的平叛过程，果然四面无险的洛阳得而复失，唐军在洛阳一再消耗力量，虽说后来和叛军比谁的底子厚时是唐赢了，但代价确实太大了。
那么叛军就没有弱点吗？当然不是。安禄山的老巢是范阳，但河北、河南一带都是平原地区，属于攻下的快败的也快的地方，直到河东地区，才有险要可言，所以安禄山若能占据险要，肃清河东以东地区内的唐军，那么他们的形势与唐占据关中以潼关为大门是一样的。但安禄山也没有在意自己这个可以用来作大门的河东，他们轻易放过太原就是一例--其实安禄山后来派史思明等人攻打太原，也是下了大力气的，但是他们迟到了一步，唐肃宗已派李光弼来守卫太原，这一点上，肃宗又高出一筹来。叛军没有赶在太原最薄弱的时候来攻取，实是失策。后来，太原虽然守卫很艰难，但始终在唐朝手中，这就使叛军无法关闭河东这个大门。所谓关起门来打狗，门没关上，狗自然也打不死，因为总会有外援。再加上安禄山后方唐军一直顽强抵抗，致使安禄山在潼关之前都得想着家里是不是太平。其次，安禄山的战线太长了，几乎就是一条线，我们不妨美其名曰“一字长蛇阵”，如果唐军用把菜刀分别把这条长蛇阵切成几段，各个击破，那就完了。纵然唐军办不到这一点，但攻击他们的侧翼，骚扰一下他们实在是轻而易举的事情，所以从一开始叛军的这个无奈的阵型就是处处被动挨打的。
李泌的计划，是有点类似于游击战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巧了，游击战对付的日军也是战线太长，兵力分散。李泌建议由李光弼出井陉关来牵制范阳、常山，以郭子仪入河东牵制长安，正是让叛军首尾不能相顾，而又故意不阻断两京之间的道路，使叛军不能因为支援无望而死守其城，然后唐在郭李之外再分出来一支兵力，三方交互骚扰叛军，让叛军疲于奔命，最后再由第四支兵力与李光弼合力攻取范阳这些地方，然后就可以平叛了。这确实是个好办法，唐可以不急于得到两京，使这两地成为叛军的累赘，然后自己可以占据战略上的主动地位，引敌人围着自己团团转--妙啊。如果唐军真依此而行动，就算不能两年平叛，但相信必定会有效果的。而且唐军比叛军更有条件进行游击战，怎么他们也比叛军更有民众基础。
但李泌千算万算，没有算到肃宗这个因素。这个策略只怕肃宗本人承受不了，因为李泌说让肃宗亲自率军与郭李二人去交互打击叛军，一来肃宗没有郭李二人的军事才能，万一哪次不小心反倒被别人袭击了，岂不是太糟糕了？二来，肃宗的身体，能禁的住这般折腾吗？想必肃宗对一夜行三百里的经历记忆犹新，可那是迫不得已，如果再来几次，甭说肃宗，就是壮汉怕也吃不消。肃宗必然想到了万一反中敌人之计时，自己必须得逃跑的问题，如果跑不了，自己丧命不说，唐军的士气将会大大的降低，说不定朝中又要乱成一团，确实比较麻烦。那可否换将来完成这项工作呢？只怕也不好，因为如果是派遣一员大将，或是干脆让广平、建宁去扰敌，他们虽然可以办好此事，但相应的，肃宗的行在就必须有重兵守卫。这样势必使兵力分散，如果待叛军疲劳了，再分兵去取范阳等地，那时还有胜算，但敌未疲就分兵，起到的作用怕是有限，也就不能达到目的；如果不分兵，重兵去扰敌，那叛军在情急之下，若出其不意围魏救赵来袭击肃宗，那岂不是比上面那种情况更糟？这种情况有点像汉初，楚汉相争，刘邦彭城之败后，以彭越、英布、韩信分别去攻击项羽侧翼，英布、韩信两方面不说了，韩信取赵、齐等国，肃清了周边，而主要起诱项羽去攻打的是彭越。他在项羽之后劫粮也好，攻城略地也好，都减轻了刘邦所受的正面压力。就是在这种来回的拉据战中，项羽被打的疲惫了，最后死于垓下。但刘邦自己也是项羽的诱饵，他的到处奔波也带动了项羽的疲于奔命。肃宗没有像刘邦一样肯亲自作诱饵，胆量上的问题也不必过于苛责他，毕竟刘邦有几次也是很惨的，甚至不得不找人来当替身。而李泌，怕也不能和有“谋圣”之称的张良相比，以张良之多智，再加上个陈平，刘邦尚且如此，肃宗可恃的谋士，除了李泌，还有谁呢？种种考虑，再加上既有的方针，而且玄宗还有一句“等攻下了京城，我就把权力全部下放”，这些都促使肃宗采取原来的办法，至少在两计之间的取舍问题上要徘徊一阵。
有人说李泌平叛之计是万全之策，而肃宗急于夺回两京则是务虚名轻实效，孰不知，肃宗坚持的才是最稳妥的办法。他本人不必去冒什么危险，这首先可以保证唐朝政局的稳定。除此之外，还有比这个更稳的吗？而且这个办法，怕也是这两条平叛计中最笨的一个，所以，当然也就是最稳的了。
㈡、建宁之死
终于还是写到了建宁的悲剧……安史之乱中悲惨的事情很多，但若说最可惜的人，我觉得首先就是建宁王李倓。
建宁之死，和李良娣、李辅国两人有关，也和肃宗、广平有关。前两人是陷害他的主犯，广平是被他们用来陷害建宁的借口，肃宗则是最终决定杀建宁的人。
这话要从头说起，张良娣何许人也？张良娣的祖母窦氏，是玄宗生母的妹妹。武后长寿二年，和睿宗正妻同被陷害而死，可怜李隆基九岁时便失去了母亲。于是窦姨便替她姐姐来抚养这个孩子。后来李隆基长大了，最后又当了皇帝，对他的姨母十分尊敬，她的儿子们也都被封为大官。所以肃宗和张良娣也算是亲戚关系，所谓亲上加亲。
在肃宗随玄宗逃出长安的时候，张良娣也跟着逃了出来，但当时她正怀孕，居然也捱过了这份苦。在肃宗离开玄宗独自去灵武的时候，她也跟上了，真是不佩服不行啊，那是什么速度？是比急行军还急行军，很多人都掉队了，张良娣固然不能骑马，但相信坐在马车里也是颠簸的像筛子一样，受的苦也是很大的。当时沿途又有很多贼寇，危险重重，当建宁带人保卫他们浴血奋战的时候，张良娣也挺身挡在肃宗之前。肃宗以为她要为他御敌，就说，打仗的事不是你们女人可以做的。要张良娣去御敌，这当然不可能。肃宗也不想想，就算她身怀绝世武功，可现在又怎么能打呢？张良娣当然不是这么想的，她的想法是，如果真有人冲到他们跟前，她就用身体挡在前面，好让丈夫快跑。肃宗听后十分感动，患难夫妻，感情最为难得。由这件事，除了我们看到了一位体贴丈夫的妻子形象，还可以推测出来，当时肃宗应该也是在马车里，因为张良娣不可能去骑马--连肃宗都不敢骑马而要坐马车，可以想见，那段旅途是多么令人痛苦。
后来到了灵武，张良娣生下了定王李侗，三天之后，就起身给战士们缝补衣服。肃宗不无心疼的劝她：“产忌作劳，安可容易？”张良娣却说：“这并非是我自养之时，应该先办大家的事，以大局为重。”张良娣这么说，确实是出自真心，否则不必让自己这么苦，她这个时候休息休息很正常，谁也说不出来什么。假如张良娣在这个时候真的累死了，在今天的史书中，她将是位难得的贤后--当然是追封了。但是，张良娣没死，后面的形象便发生了变化，也实在是可惜。对于建宁王来讲，是可惜他在不该死的时候死了，而对张良娣，则是可惜她在该死的时候没死。
从以上情况来看，张良娣还算是一个通情达理的女子，那么后面的祸事又是因何而起呢？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后来有几件事，可以看成是导火索。
由于张良娣在此前的表现很出色，大大的感动了肃宗，所以后来肃宗赏赐给张良娣一个七宝马鞍。李泌知道此事后，对肃宗说：“现在天下大乱，四海分崩，陛下当以节俭处世，张良娣也不该使用这样贵重的马鞍。请撤去马鞍上的珠玉，把它们交给府库的官吏，将来赏赐给那些立功的将士。”这时张良娣在阁中对李泌说：“我和您本是同乡，您又何必这样呢？”肃宗说：“李泌先生是为了社稷着想啊。”于是立刻便撤去了。肃宗为了李泌的社稷之计而不顾儿女私情，这点还是很值得肯定的，如果他能一直坚持下去，就更好了。此时就听到廊下有一人在哭泣，这个人便是建宁王。肃宗听见哭声，十分惊讶，好端端的哭什么呢？就召李倓进来询问。建宁回答说：“我近来一直担心战乱难以平定，现在看到陛下从谏如流，看来过不了多长时间，就中以看到陛下迎接上皇返回长安了，所以这是喜极而泣罢了。”张良娣当然想要那个七宝鞍，但因为李泌的一番话却被撤走了，而且自己开口求他都不管用，自然愤恨，而且旁边还有一个帮腔的，更让李良娣恼羞成怒，从此憎恨起李泌和李倓来。
又有一个晚上，肃宗对李泌说：“张良娣的祖母是太上皇的姨母，太上皇很尊重她。所以我想把张良娣立为皇后，以此来慰藉太上皇之心，如何？”李泌回答说：“陛下在灵武时，由于群臣都希望建功立业，所以才会当皇帝，而并非是陛下私心想要做皇帝。至于家事，还是应该等到太上皇的命令，不宜操之过急，再说这也只不过是时间早晚的问题。”肃宗一听有理，于是就同意了李泌的意见。阻止自己早日为后，张良娣当然高兴不起来了，所以对李泌的恨意自然又跨上一个台阶。
既然有了裂痕，那就意味着斗争将会出现。朝廷里的斗争经常出现，如同家常便饭一样，而且往往是无奈而必须的。本来是张良娣对李泌怀恨在心，后来双方人员上各有发展，最后发展成为宫廷斗争。
那么现在再提一个人，李辅国。肃宗为太子时，李辅国在宫中侍奉，一直跟随肃宗，所以深受肃宗的信任。而且李辅国外表恭谨，虽寡言少语，而心里却极有主意，是比较阴险的一个人。他是以后一位很“重要”的人士。说重要，并不是因为他这个人物有多大的价值，而是因为他为唐中后期的宦官干政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他是唐代第一个掌兵的宦官。对于他，没什么说的，连像对张良娣那样的可惜都不必了。此时张良娣正是与李辅国勾结在一起。估计还是李辅国讨好张良娣在前吧，他看见张良娣很受肃宗的宠爱，就暗中依附她，与她内外勾结。宦官要想自己在后宫中能够讨好，当然得拉拢一个受宠的妃子，而后妃要想得到皇帝宠爱，有时也得找个能在皇帝面前说上话的宦官，所以这两人走到一起，毫不让人意外。张良娣恨李泌，李辅国似乎也恨，不过他和李泌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冲突，为何他也要恨呢？用一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来想的话，就是：既然李辅国的定位是小人，而李泌是君子，因为小人肯定和君子和不来，所以李辅国也肯定和李泌和不来。这么绝对的话当然不对了，但李泌那样正直的人，肯定早晚会对李辅国的切身利益有影响，所以早晚会出现这种情况，不过此时李辅国大概是跟着张良娣一起恨的。
而李泌那边，由于建宁知道张良娣和李辅国两人都恨李泌，很想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就对他说：“先生在陛下面前举荐了我，使我得以有机会去施展臣子之效用，我无以为报，就请让我替先生除掉大害吧。”李泌说：“啊，什么大害？”李倓就说到张良娣和李辅国他们。李泌听后说：“这种话不是臣子所应该说的，希望你暂时把这件事放下，不要这样做。”但建宁没有听从李泌的话。李辅国和张良娣都是在后宫中生活，所以容易走到一起，结成同盟。建宁是皇子，当然对后宫的事也很清楚。原本张良娣在恨李泌的时候，就稍带着把李倓也恨了一回，而他们的立场存在很大分歧，为敌也是迟早的事。开始看似无事，但内中却潜伏着巨大的波浪，只是此时大家心照不宣罢了。
至德二年初，肃宗有一次对李泌讲：“广平当元帅已经过了一个年头，现在我想让建宁专管征讨叛军的事，但一想到你先前所说的话，又怕大权会分散，对广平不利。现在立广平王为太子，这怎么样？”李泌回答说：“我早就说过，现在战事急迫，形势紧急，必须马上处理。至于立太子这一类的家事，都该等太上皇的命令。不然，后世的人会怎么看待陛下在灵武即位的用意呢？这肯定是有人想要挑拨我和广平王的关系，我请求把这些事情都告诉广平，他也一定不敢接受太子之位。”肃宗同意，李泌出宫后，就把此些话告诉了李俶。广平说：“此先生深知其心，欲曲成其美也。”于是他也入宫，向肃宗表示坚持不敢做太子，他说：“陛下即位后无法向太上皇晨昏定省，我又怎么敢当太子呢。希望能够等待太上皇还宫，此臣之幸也。”肃宗听后，赏赐并慰勉了广平王。李泌猜测是有人在皇帝面前挑拨他和广平王的关系，可见他是保持着很高的警惕的。有挑拨动机的人，想来多半应该是张良娣、李辅国二人，如果把建宁想成是一个阴谋家，倒也可以把他算在嫌疑人当中，但也仅是嫌疑而已，不久便发生了祸事……
建宁不听李泌的话，很率性、也很不理智的在肃宗面前多次揭发张良娣和李辅国做的坏事，所以张、李二人的目标重心由李泌转向了建宁。他们在肃宗面前进谗言陷害建宁，说：“建宁王因为没被任命为元帅，一直怀恨在心，所以想要谋害广平王。”肃宗听后大怒，立刻下令将建宁王李倓赐死。
事情来的太突然，也太简单，几乎没有任何曲折，肃宗便杀了建宁。不禁有些冒冷汗，肃宗真是一个狠心的父亲啊。建宁向肃宗揭发张、李二人，确实很不明智。李辅国此时专权还没到最严重的时候，从他身为皇帝亲信宦官的身份来说，他的职权是皇帝所予，其行事只要没有超出范围太多，只要不干涉皇帝，肃宗对他不会产生不满；而张良娣又正在受宠，她贪图的无非是富贵，而且这是在肃宗有条件给她富贵的时候，在肃宗来看这么贪一下也根本不成问题，至于卖弄权力，以后张良娣会干涉到朝政，现在这个问题还不明显。所以肃宗怎么看这两个人都不是罪大恶及。当你认为一个人挺不错的时候，有另一个人跟你说他不好，开始你可能半信半疑，如果经过自己的验证，发现所谓不好也不过如此，那么自然反会对说“闲话”的人产生反感。建宁说的多了，而肃宗又没有发现更大的问题，难免会认为建宁太是非，而且不能容物，久而久之，不说厌倦，也至少有些不喜欢。但张、李二人抓住的地方可谓得其要领。对皇帝而言，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皇储，很多皇帝在这上问题上闹得焦头烂额，肃宗也正是因为嗣位问题才决定了元帅的人选。二人诬陷建宁的谗言，让肃宗觉得建宁有夺嫡之心，这正是他最忌讳的事情。他之前提出让建宁为元帅，正是在认为建宁没有野心的基础上，而今一听说他有异心，当然很生气。肃宗听到、看到的争位的例子一抓有一大把，他本人也是从惊涛骇浪中过来的，以至后来回想一下都觉得害怕，否则也不会那么恨李林甫了。所以，他必然不允许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先不必比较什么证据，这件事已经比张、李二人的事情要严重的多，大大的提高了肃宗神经的敏感度。至于证据，张、李二人既然要致建宁于死地，必然会捏造出来一些事情。后来李泌和肃宗提到此事的时候，肃宗说“渠尝夜扪广平，意欲加害”，李泌当即指出这是小人的诬陷，可见张良娣和李辅国确实举出来一些不曾发生过的“事例”。而让人叹息的是，肃宗没有核实这些事情是否属实，就下令赐死建宁王，从侧面也反应出他实在不能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哪怕只是有可能会发生，也都要扼杀在摇篮里，不准它成事实。
而建宁这边，父皇为什么要杀自己，他真的清楚吗？他也许只以为肃宗是听了别人的谗言才会这么做，至于说了什么，他大概也并不知道，否则这明显冤枉的事情，为什么不为自己辩白呢？记得在哪本书里好像有人说建宁是个傲气的人，让死就死。如果是这样，那建宁自杀就有赌气成分了，这么重要的事情居然还会赌气，不是过于刚强傲气，就是太孩子气。若是后者，那这不像是在马嵬那个建宁能做出来的；而刚烈傲气，李世民算得上了吧，而当他看到李渊交给他傅奕的奏章时--那奏章里面说“太白见于秦分，秦王当有天下”，这个东西由李渊拿给他，就说明李世民的末日到了--仍然吓的够戗，所以建宁就算再刚烈一筹，也断然不会那么容易自杀。那会不会是建宁用死来证明自己的清白呢？他并没有做那些事情，已经很清白了，诬陷他的那些话一查便可以搞清楚，只要找来当事人广平王一对质，还怕不能说清么？用得着这么来证明？当然，要是抱着“君教臣死臣不得不死，父教子亡子不得不亡”的想法，那就没辙了，若是这样，建宁的死和扶苏差不多，都属于愚忠愚孝型。不过，我觉得是肃宗没有给他辩白的机会，诏书一经下达，收回的可能性很低。另外，建宁根本没有什么挣扎行动，这也说明他的确没有什么阴谋，否则岂肯这么轻易死去？
不管怎么样，将来很可能大有作为的建宁王李倓，过早的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又忍不住叹了两声“可惜”。建宁确有才能，但他没有野心，反而害了自己。
后来肃宗把自己的儿子们都升级为亲王了，没有追封死去的建宁。建宁得到“齐王”的封号是在他哥哥广平当了皇帝（即唐代宗）之后。后来代宗觉得还不够，和李泌商量，说要追封李倓为皇帝，李泌认为元开中一般都追赠太子，还是按这个来好，代宗说：“吾弟首建灵武之议，成中兴之业，岐、薛岂有此功乎！竭诚忠孝，乃为谗人所害。向使尚存，朕必以为太弟。今当崇以帝号，成吾夙志。”然后果然追加建宁为“承天皇帝”。据说在迎丧彭原的时候，柩车在城门却怎么也不动，代宗对李泌说：“岂有恨邪？卿往祭之，以白朕意，且卿及知倓艰难定策者。”就上让李泌去告慰李倓的在天之灵。于是李泌做了两首挽词，命人唱了一会儿，再推灵柩，终于走动了，“观者皆为垂泣”。姑且不论李俶那句立李倓为皇太弟的话是否真实，起码他能如此有心，真的很不容易，试想，又有几人能做到像他这样呢？尤其唐朝宫廷斗争那么多又都那么激烈，广平、建宁两人的这份兄弟之情真的很难得了。
而当时，建宁之死使得广平和李泌都心怀恐惧。广平因此也想谋划要除掉李辅国和张良娣，李泌赶快劝住了他，说：“此事不可行，难道您没看见建宁遭杀身之祸吗？”李俶说：“我私下里很担心先生的安危啊。”李泌说：“我曾和陛下有约定，等收复京师之后，我就回到山中去做隐士，这样大约可以免灾。”广平则说：“先生如果离开，那我就更危险了。”李泌说：“您只管尽孝心。张良娣是一个妇人，大王如果能够委曲求全，顺从她的心意，她还能怎么样呢？”
之后，果然没有发生什么大的事端，尽管广平的处境也相当危险，但和他的父亲一样，不管多辛苦，李俶熬到了“终见天日”的一天。
三、睢阳保卫战始末
接战春来苦，孤城日渐危。
合围侔月晕，分守若鱼丽。
屡厌黄尘起，时将白羽挥。
裹疮犹出阵，饮血更登陴。
忠信应难敌，坚贞谅不移。
无人报天子，心计欲何施。
提到睢阳保卫战，就不能不提张巡。上面正是张巡在睢阳城困守时所作的诗，也是他最后一首诗了。不过张巡本身写的诗就不多，全唐诗中收录两首。这一首《守睢阳作》虽然不能和大诗人的名篇相比，但也往往被选入很多诗集中--因为张巡守的太苦了，诗中一片爱国报君之心，读来确实令人感动。在整个安史之乱中，睢阳保卫战，堪称“惊天地，泣鬼神”的壮烈一卷。
㈠、雍丘保卫战
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十二月，安禄山任命张通儒（大家还记得前面写的张通幽吗？就是那个害苦了颜杲卿的人，这个就是他哥哥）的弟弟张通晤为睢阳太守，与陈留长史杨朝宗一起率一千骑兵向东攻掠，一时间郡县官吏望风而逃，也有很多投降了叛军，只有东平太守吴王李祗和济南太守李随起兵反抗。这位李祇大人，是何许人也？在玄宗诸子中找了半天，没有，在高宗、中宗、睿宗诸子中找了半天，也没有，一时间觉得奇怪，他到底是何方神圣？忽然间想起来，太宗的三子就是封为吴王的，李祇该是他的后人吧。一查，果然，他是吴王恪的孙儿，算来和玄宗同辈。吴王祇能够顶住压力坚持反抗，确实不容易。于是各郡县不愿意投降的官吏还有民众，都借吴王的名义起兵。其中，单父县尉贾贲，率领着本县人马向南攻打睢阳，杀死了张通晤。叛军大将李庭望想率兵攻打那里，得知这个消息后，却不敢进军。
至德元年（公元756年）二月，玄宗任命吴王祗为灵昌太守、左金吾大将军、河南都知兵马使，当月又加御史中丞、陈留太守，持节充河南道节度采访使。同时贾贲带二千兵将到达雍丘。此前谯郡太守杨万石投降了安禄山，并将城池献上，还逼着真源县令张巡做他的长史，一起去迎接叛军。张巡当然不肯，率领民众在玄元皇帝庙中大哭了一场，然后宣布起兵，讨伐叛军，响应他的多达数千人。张巡挑选了其中强壮的一千人组成精兵，向西到达雍丘，与贾贲合兵在一起。
为什么两人都去了雍丘呢？原因是，原来的雍丘令令狐潮，已经投降了叛军，被任为将军，反而到襄邑去攻打淮阳派来的唐军。不料令狐潮居然获胜，还俘虏了一百多人，都关在雍丘城中，准备杀掉他们，然后去见叛军大将李庭望领功。但他的如意算盘打错了，这一百多淮阳兵乘机杀掉了看守的士兵，起来反抗。令狐潮见事不妙，丢下妻子和儿子便逃走了，因此贾贲得以借机进入雍丘。这件事唐书的记法和通鉴不一样，唐书上说是：“雍丘令令狐潮欲以其城降贼，民吏百余人不从命，潮皆反接，仆之于地，将斩之。会贼来攻城，潮遽出斗，而反接者自解其缚，闭城门拒潮召贲。贲与巡引众入雍丘，杀潮妻子，婴城守备。”那百余人不是唐军官兵，而是雍丘中不愿投降的官吏和民众；而这一百多人抓住的机会是令狐潮仓促去应战，结果反被关在了城外，所以他的妻子儿女并不是他主动丢下的，而是他带不出来。除了那一百人的身份有差异之外，其它的倒都可以解通。
贾贲占领雍丘不久，十六日，令狐潮带领叛军精兵回来攻打雍丘，贾贲出战迎敌，兵败而死。于是张巡领人奋战，击退了叛军。此后，张巡便将贾贲的部队和自己的人马合并，自称为是吴王先锋使。
三月初二，令狐潮再次与叛军大将李怀仙、杨朝宗、谢元同等人，率兵四万蜂拥来到雍丘城下，准备攻城。贾贲的兵有二千，张巡自己带来的兵有一千，加上原来雍丘城中的兵马，就是不算前几次的伤亡，也到不了一万，如何抵御这四万多人呢？城中的士兵们十分害怕，担心守不住。张巡很镇定的对他们说：“贼兵精锐，有轻我心。今出其不意击之，彼必惊溃。贼势小折，然后城可守也。”叛军人多，必会轻敌，这时就该出其不意攻打他们，他们只要受挫，士气就会下降，守城就有望了。然后张巡几乎是把能用的兵都用上了，派其中的一千人登上城墙防守，自己亲率一千人，分为数小队，打开城门，突然冲了出去。战斗中，张巡身先士卒，直冲到叛军阵中，叛军果然惊慌躲避，然后退去。此战叛军其实是吃了突然袭击的亏，当然败退的不甘心。转天，叛军又来攻城，这次加强了攻势，环城架起了攻城设备，向城头发射石炮，于是城楼和矮墙在一阵大石头中被摧毁了。见此情景，张巡在城上架立木栅抵御叛军的进攻。不过木头对付石头似乎效果不怎么好，叛军仍是蜂拥登城。张巡又让士兵们扎起蒿草并往里灌入油脂，点上火投向敌人，使叛军不能登城。于是，叛军虽然占有人数上的优势，但人多往往漏洞也多，张巡就是很善于抓住敌军的漏洞进行袭击，有时乘深夜的时候，从城头用绳子把士兵放下来，突袭敌营。就这样，张巡几乎是把所有的办法都用上了，居然把城给守住了，而且一守就是六十多天，大小总共打了三百余战，张巡忙到连吃饭也顾不上解甲，即使是负伤也得继续作战。叛军见无法攻克，那还留在这里干什么呢？只好退兵了。不想苦守之中的张巡竟敢派兵追击，而且还俘虏了二千多人，军势一下子大振。叛军那几员大将，实在笨的可以。但我们不得不佩服张巡的能耐，这毕竟是一场力量悬殊的攻守之战啊。
五月中，令狐潮又率兵来攻打雍丘。由于令狐潮和张巡是旧交，两人就在城下像平时好友会面时那样见了一面，并且互相问候。令狐潮借机劝张巡说：“现在唐朝大势已去，您还在为谁苦守这么个危城呢？”张巡说：“你平常总说自己如何如何忠义，可现在你背叛朝廷的这种行为，那有一点忠义的味道？”令狐潮听后，惭愧而退。
既然话不投机，令狐潮也不能白来一趟，双方仍然在继续着攻守战，这次又相持了四十多天。由于被围，朝廷中发生什么，张巡根本不知道。令狐潮在城外，消息当然要灵通许多，当他得知玄宗逃往蜀中的消息后，就又写信招降张巡。这个消息确实很打击人，张巡部下的六名将军，都因此动心，劝张巡说兵力弱小，难以抵御，且皇帝的生死又不得而知，不如投降。张巡假装答应，第二天，在堂上供上玄宗的画像，带领将士们朝拜。大家想到眼前的情景，还有皇帝的悲惨遭遇，都泣不成声。张巡见状，便把六员部将带上堂来，责备他们不忠不义，然后便杀了他们，表示无论如何也决不背叛。
不背叛，那就得接着打了。可是雍丘几乎是连续守了一百天，其中间歇的时间根本不足以恢复力量，所以城中物资紧急起来，别的不说，箭几乎全都用尽了，而守城最离不开的就是箭。怎么办呢？张巡很聪明，想到了一个办法，原理和诸葛亮的“草船借箭”差不多，但诸葛亮本人其实是没过用的，而张巡就迫不得已得用一次“草人借箭”了。他命令士兵们扎了一千多个稻草人，给他们套上黑衣服，夜晚的时候用绳子放下去，让敌军以为是来偷袭的军队。令狐潮中计，叛军果然一起射击，射了很久才知道原来是草人--真是太笨了，他们也不想想，这么大密度的箭群，能有几人躲过呢，而且人身上中一箭就已经很难受了，中了这么多箭，谁还能坚持半天不死？所以，射了一阵不要紧，要紧的是射了很久还没发现人是假的，这就比较笨了。张巡用这个办法一下子补充了数十万支箭。“没有吃，没有穿，敌人给我们送上前；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令狐潮看来还不是很厚道，没有全面补给张巡，但这数十万支箭已经好大“人情”了。但张巡没有就此罢休，他充分发挥了“草人借箭”的后续功效。过了几天，叛军又看到城头上人们在用绳子放下来什么东西，想到几天前吃的亏，都大笑起来，以为是张巡又要借一箭，所以不加防备。可这次是真人了，是城中的五百名敢死队，他们趁叛军不作防范，偷袭他们的大营。令狐潮的军队顿时大乱，烧了营垒而逃，张巡率兵追击了十多里才返回雍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