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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不由己：东晋康帝献皇后褚蒜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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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灭亡，皇族司马睿在王导等人的鼎助下重新开国，是为东晋元帝。但是，东晋朝廷一直由琅玡王氏、颍川庾氏、谯国桓氏、陈郡谢氏等世家豪族所垄断，从元帝时，就有“王与马，共天下”的说法，皇帝的权限极小。当时一个叫韦华的人说：“晋主虽有南面之尊，无总御之实，宰辅执政，政出多门，权去公家，遂成风俗。”
东晋康帝皇后褚蒜子（324—384年），出生于东晋第二代君主晋明帝时期，孩提时代和青少年时期乃是成帝之世，后来嫁给了第四代君主康帝司马岳。她入宫以后，又经穆帝、哀帝、废帝(海西公)、简文帝、孝武帝六朝，历四十余年，曾四次临朝称制。每一次临朝称制，都是身不由己；每一次临朝称制，都貌似大权在握，在世家大族掌控的政权中，她不过是位身不由己、受人摆布的“皮影”皇后，而操纵她的正是东晋的士族门阀政治和豪门之间的政治斗争。
二十一岁的皇太后
褚蒜子，祖籍河南阳翟(今河南禹县)。她的父亲褚裒，字季野，少年时代便有“简贵之风”，及其为官一方，更是清勤俭约。当时，士大夫以清议、玄谈相尚，不务实业，生活以糜烂腐化、放荡不羁为风度。褚裒却少言寡语，不随波逐流，并以此名盛当时。出于谯国桓氏的桓彝，誉其有“皮里阳秋”（指藏在心里不说出来的评论。阳秋，即春秋，晋简文帝母郑后名阿春，避讳而改）。出于陈郡谢氏的谢安对他也十分推崇，常说：“褚裒口虽不言，但四时之气俱备。”父亲的风标令誉，给褚蒜子的生活带来了很大影响。她的母亲谢氏也出身士族豪门。褚蒜子自幼明聪中慧，稍稍年长，谈人论事，出语不凡，历史上称其颇有“器识”。士大夫相坐清谈时，褚裒的这个女儿也时常是话题之一。
后来，东晋成帝司马衍之弟，时为琅玡王的司马岳长大成人，准备选择王妃。在众多的候选人中，褚蒜子以名家之女中选。不几年，年仅22岁的成帝在咸康八年(342年)六月一命呜呼。成帝之死，给褚蒜子身份的改变提供了契机。
原来，成帝病重之际，成帝的舅父中书监庾冰就对皇位继承人作了安排。庾冰认为，当时成帝的两个儿子司马丕、司马奕尚在襁褓之中，若是立他俩当中的任何一位，恐怕都难以避免出现皇太后临朝的局面。这样，秉权日久的庾氏兄弟，将会因此被疏远甚至遭到他人离间，失去目前的地位。于是，庾冰以国家多事、江北强敌虎视眈眈为由，建议成帝立长者为君，并直截了当地提出了琅玡王司马岳。在他看来，司马岳虽然年长，要是因其建议而称帝，不怕他不受操纵。中书令何充对此表示反对，但庾冰置之不理，成帝无可奈何，只得答应下来。
成帝死后，司马岳即位称帝，是为东晋康帝。安葬了成帝，康帝在大殿上朝见群臣，他对顾命大臣庾冰、何充说：“朕继承鸿业，全是二位的功劳呀!”何充接口奏道：“陛下龙飞九五，是庾冰的功劳。要是按臣的意见，就不会立陛下了。”弄得康帝十分尴尬。不几天，何充就被排挤出朝廷。显然，正是庾氏为了巩固其权势地位，康帝才得以兄终弟及，被推上了皇帝的宝座。琅玡王妃褚蒜子也正由于这样的机缘，于当年十二月顺理成章地成了晋朝的皇后。立后当天，父亲褚裒就由豫章太守被征为侍中、尚书。只是褚裒自避皇亲，以皇后之父的缘故，不愿于朝廷中任职。他苦求外任，方才拜为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出镇半洲(今江西九江市西)。但在次年十月，他仍被征为卫将军、领中书令。褚蒜子的母亲谢氏夫人被封为寻阳县君。
不幸的是，康帝只做了两年皇帝，就在建元二年(344年)九月死去，年仅23岁。康帝之死，使二十刚刚出头的褚蒜子成了寡妇，她为之悲哀不已。褚蒜子居丧期间，遵循礼法，在礼制允许的范围内表达自己的哀悼。也许她心中想过，正值二十岁青春妙龄，就这样成了先帝的未亡人，哪比得上嫁于寻常百姓家?难道后半生就这样形影相吊，独守空宫!?也难怪后人为之感慨万千，说什么“康后天姿，居哀礼缛”、“堕典方兴，降龄奚促”了。褚蒜子为了排遣深宫寂寞，便在宫中修建了一座佛屋，常常来此烧香礼拜，用古佛青灯冲淡心中无尽的哀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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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不由己：东晋康帝献皇后褚蒜子(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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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拓唐刻王羲之《兰亭序》局部
不久，褚蒜子年仅两岁的儿子司马聃即位，是为晋穆帝，改元永和。满头秀发的褚蒜子被尊为皇太后。
由于穆帝年幼，无法亲理朝政，领司徒蔡谟等人上奏：“当今社稷危急，兆庶悬命，臣等虽恪尽职守，但皇帝尚处冲龄，臣等无法启禀领承旨意。皇太后陛下体兹坤道，训隆文母，伏请太后陛下前效汉和熹(邓绥)、顺烈(梁妠)，今依明穆皇后(庾文君)先例，社稷为重，临朝摄政，以宁天下。”在众人要求下，褚蒜子以皇太后身份临朝称制。
永和元年(345年)正月初一，京师天降大雨，例行的新年朝会延期举行。正月初四，皇太后褚蒜子抱着小皇帝登临太极殿前殿，大会群臣。大殿之上，为临朝的皇太后褚蒜子专设了白纱帷帐。她的临朝称制，实际上是使用了垂帘听政的模式。
褚蒜子临朝之初，有官员提出，既然太后陛下生母谢夫人已为封君，褚裒早死的荀、卞二夫人也应追封。按礼制，这二人也是皇太后的母辈。但是，褚蒜子没有答应。此时，又有人建议，已在去年坚决辞去中书令之职的皇太后之父褚裒，应让他参综朝政，出任录尚书事。褚裒仍是坚辞不拜，固请就藩，于是仍令其出镇京口(今江苏镇江)。不久，太常卿殷融又提出，对于褚裒，应有特殊礼遇，在宫廷中他自当尽臣子之敬，若皇太后归宁省亲，当如家人之礼。褚蒜子对此仍很慎重，下诏让廷臣详议。征西将军庾翼等人都认为“父尊尽于一家，君敬重于天下，无有不可”，这样，皇太后褚蒜子方才下诏：“褚裒见太后，在公共场合当如臣礼，在私家则如严父。”从此，朝野上下，都对褚裒敬重三分。但褚裒以为皇室近戚，惧获讥嫌，所以处处谦让恭顺，并不愿插手朝政。因此，在褚蒜子临朝时期，并没有发生历史上常出现的外戚专权的局面。显然，褚后临朝称制，既不曾骄恣任情、忘乎所以，又未曾放纵亲族，而且，她的亲族也自知收敛。这一情形的奥秘在于，褚后虽然临朝称制，但其行动常常要受到门阀政治的控制。
从永和元年起，褚蒜子开始了她长达十二年的临朝生涯。然而，这还只是她一生中四度临朝的第一次。
受制桓温的当权者
这段时期里，东晋朝廷面临的内外形势已相当严峻。北方递相更替的割据者与之经常发生战争磨擦，东晋建国后，将军祖逖等人虽曾有过北伐，但因东晋内部矛盾重重，最终未能奏效。世家豪族荫占土地，自耕农大量破产，社会上流民充斥，危机重重。永和元年(345年)九月，褚蒜子以皇太后名义颁布了一道诏书：“方今百姓劳敝，为人君者当思有所赈恤。特诏告天下，从今以后，每年租赋征调非军国急要之外，一并停省之。”褚蒜子虽有体恤百姓之心，无奈公家弱、私家强，国家用度开支难以削减，这种恩诏无异于一纸空文。
此时，出身于谯国桓氏的大士族桓温，在政治上崭露锋芒。
桓温是晋元帝的驸马，其父为桓彝。永和元年任荆州刺史，成为继庾氏之后控制长江上游的军事势力。永和三年，桓温率兵平灭了成都的成汉政权，更是威名大振，朝野惧惮。为了遏制其势力的膨胀，任抚军大将军、录尚书六条事的辅政大臣会稽王司马昱提出，让皇太后褚蒜子征扬州刺史殷浩，令其参综朝政。桓温对此愤忿不已，遂自专荆、梁等八州之地，物资调赋不交国库。
桓温是位颇有进取之心，又怀政治野心的人。他曾屡次奏言北伐，都未得到朝廷许可。后来，他借口后赵石虎已死，在永和七年(351年)自作主张，率兵五万顺江而下，进驻武昌(今武汉)，引起朝廷惊慌。这一时期，殷浩奉命北伐数年，但进攻屡遭失败，桓温借机上表朝廷，请以误国罪将殷浩罢职。褚蒜子无奈，只得依言将殷浩废为庶人。殷浩自幼与桓温齐名，二人互不服气。殷浩被免职以后，更觉得愁闷不解，常用手对空画写“咄咄怪事”四字，一脸的惆怅茫然。
桓温要挟朝廷除去殷浩以后，更是权势日盛。
永和十年(354年)，桓温北伐前秦。他兵分水陆两路，曾攻入关中，转战灞上(今西安东)，威震三辅地区。桓温的北伐，真实用意在增加自己的政治资本，威服朝廷中的对手，而根本无意灭掉前秦，所以根本不想进攻长安(今西安)，结果因前秦“坚壁清野”，大军粮草匮乏，不得不退兵。到永和十二年(356年)，他从江陵(今湖北江陵)出兵，再次北伐，收复了洛阳。桓温上表请东晋朝廷迁都，但朝廷上下安于现状，偏安江东，无意北归，世家大族又怕被桓温左右，都纷纷反对。不久，洛阳被前燕慕容氏攻占。此次北伐仍是终无成效。但桓温两次用兵，远胜于殷浩等人的惨败，这不仅增长了他的信心，更使他的野心膨胀。东晋朝廷也已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来自桓温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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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不由己：东晋康帝献皇后褚蒜子(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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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朝称制的皇太后褚蒜子，也是左右为难。她不仅要遭受桓温嚣张气焰的熏烤，而且还要处处受到朝廷辅政大臣的支配。十几年来，褚蒜子越来越感受到生活的沉重。终于盼到升平元年(357年)，14岁的儿子穆帝始加元服。按时俗，就算成人了，她立即归政，令穆帝亲临国政，决断万机。褚蒜子终于离开了垂着白纱帷帐的太极殿，回到了崇德宫。为了郑重其事，表示对朝廷有所交代，她又亲自手诏群臣。诏文说：“当年皇帝冲幼，事有无奈，我受众卿之请，暂代临朝。十几年来，仰赖众志成城，使王室不坏。现在皇帝既已成年，我理当还政。但四海未一，江山板荡，中原遭五胡凭凌，豺狼当路，费役日兴，百姓困苦，还望众卿一如既往，竭尽忠心，辅翼幼主，匡救不逮。未亡人(褚蒜子自称)永归别宫，以终余年。”
褚蒜子退居后宫，自享清静。说起来，这大概还略胜于受人摆布的临朝生涯。然而，天不遂人之愿，这种貌似清静的生活很快被打破。升平五年(361年)五月，19岁的穆帝死于宫中显阳殿。因为无子承嗣皇位，朝廷又搬出了褚蒜子，让她下令，选立了琅玡王司马丕，是为东晋哀帝。他的弟弟东海王司马奕改封为琅玡王。桓温被封为侍中、大司马、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假黄钺，但朝廷最终不敢让桓温入朝。东晋陶女佣
哀帝因为笃信方士之言，饵食长生不老药，渐渐发展到“断谷”（绝食）的程度。到兴宁二年(364年)春天，他已经无法亲理政事。褚蒜子第二次被请出临朝摄政。此刻，桓温的权势急剧上升，他又一次移镇姑孰(今安徽当涂)，请求北伐。哀帝却因食丹药毒发，于兴宁三年(365年)二月死于太极殿西堂，终年25岁。桓温的北伐因哀帝的死也告停止。
哀帝死后，褚蒜子下诏迎立了司马奕，是为晋废帝(海西公)。
东晋王室遭遇两个短命的皇帝，把褚蒜子再一次从后宫推上了前朝，所谓“及哀帝、海西公(即废帝)之世，太后复临朝称制”。但是，随着桓温权威和野心的进一步增长，临朝的褚蒜子越来越感觉到身不由己，越来越成为受其操纵的当权者。
心如刀割的未亡人
晋废帝时，门阀政治的土壤已将桓温这棵大树培育得枝繁叶茂。桓温野心勃勃，踌躇满志，渐渐地，竟然动了篡位之心。桓温曾说过一句大为有名的话：“大丈夫纵然不能流芳后世，也应当遗臭万年!岂可人生一世，平平碌碌!”可谓明证。
桓温为了进一步提高自己的政治声望，于太和四年(369年)再次率兵北伐。但这次北伐运气不佳，他在枋头(今河南浚县西南)被前燕击败，只得后退。经此一败，桓温反落得声威顿减，名誉扫地。为了扳回面子，确保自己的权威，他竟然想到废掉皇帝、另立新君的手段。主意一定，桓温便与参军郗超密谋策划。但是，皇帝平日倒也谨慎，并无恶行，若径直靠武力擅行废立，势必招至天下非议。桓温考虑到，宫门九重，外人对皇帝隐私尤其是私生活真假莫辨，不如从这里下手做点文章。于是，桓温诬称：“皇帝当年做琅玡王时，就患阳痿，不能生育。他嬖宠相龙、计好、朱灵宝等人，参侍内寝，竟与他的妃子田氏、孟氏生了三个儿子。听说那年长者还要立为储君，这不是倾移晋朝皇家基业吗?”然后，桓温秘密派人将这番话在民间传播。人们不知虚实，一时之间谣言四起，皇帝的隐私成为建康百姓聚会闲聊的话题。以皇帝的私生活和外人不能洞悉的内廷隐私来设计发动皇帝的废立，桓温也真是将政治斗争的把戏玩出了花样。
民间的议论对于东晋朝廷的政治态势带来了影响。很快，朝野上下就对当今皇帝的隐私议论纷纷了。桓温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太和六年(371年)十一月，他急不可待地从镇所直奔建康，并上奏皇太后，请废黜当今皇帝司马奕，另立会稽王司马昱为新君，把早已按褚蒜子口吻写好的诏草也呈上。正在宫中佛屋中烧香的褚蒜子接到奏章，便起身向佛屋外走去。当走到门槛处，她已浏览了数行，只见上写着：“王室艰难，穆、哀短寿，国嗣不育，储宫靡立。琅玡王(废帝)司马奕亲则母弟，故令承大统，然其昏浊溃乱，动违礼度。所生三个孽种，不知究竟是谁人之子。人伦道丧，丑声遐布……”褚蒜子心里已明白几分，这是桓温要借自己之手行废立之事。但她面对此情此景无可奈何，只自言自语地说：“我本来就对此疑惑。”但不知她的疑惑是指废帝的隐私还是桓温的野心。接着，她又观览桓温的奏章：“司马奕既不可以奉守社稷，敬承宗庙，那几位孽种也已成人，尚欲立为皇储、封为藩王，实是诬罔祖宗，亵渎神灵，是可忍，孰不可忍!”褚蒜子只读了一半，便不忍再看下去，满脸的悲伤与无奈。桓温的意图明明白白，毫无遮掩，褚蒜子只得让人拿来笔墨，按照桓温草拟诏令的口气批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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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不由己：东晋康帝献皇后褚蒜子(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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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亡人(褚蒜子自称)不幸，又遭此忧患，感念存没，心如刀割。社稷大计，岂可儿戏，当此情景，怎可心软!桓温所奏，宜即敕准。临纸悲塞，如何可言。
桓温本来对皇太后褚氏会不会合作颇有些担心，在宫外候旨时，竟掩饰不住内心的惊慌，额头上冒出了汗珠。褚蒜子的批诏传出，桓温才长长地吐了口气，心中大喜。
第二天，桓温召集百官到太极殿，拿着皇太后的诏书，宣布废司马奕为东海王，立会稽王司马昱为帝，是为简文帝。事后，桓温又想把司马奕废为庶人，褚蒜子实在于心不忍，便下诏劝止，于是改封司马奕为海西公。这就是晋废帝被称为海西公的由来。
桓温一手操纵另立简文帝后，褚蒜子被尊为崇德太后。
简文帝是东晋元帝的儿子，按辈分还是康帝的皇叔。简文帝辅政多年，颇有政治经验，褚蒜子终于又一次结束了临朝听政，回到了崇德宫，继续焚香礼佛，善修正果。
谢安操纵的崇德后
简文帝即位以后，惧怕遭到海西公同样的下场，便逢事拱手，沉默寡言，全凭桓温定夺，他曾泪流满面地吟咏庾阐的一句诗：“志士痛朝危，忠臣哀主辱。”这种忧惧紧张的皇帝生涯不到两年，简文帝便一命归西了。
谢安像简文帝的死，再一次戏剧性地把年近半百的褚蒜子推到了临朝称制的位置上。
桓温本来以为简文帝会禅位给他，谁知，朝廷又搬出了崇德太后褚蒜子，以她的名义，立简文帝三子年方11岁的司马昌明即位，是为晋孝武帝，只令桓温入朝居摄，辅弼幼主。桓温对此十分愤怒，他谢辞入朝，以大司马身份镇于姑孰。
宁康元年(373年)七月，桓温病死，其弟桓冲代他镇守姑孰。出身于陈郡谢氏的宰相谢安提出：“天子幼冲，元辅新丧，应请崇德太后临朝。”同僚王彪之认为：“前世天子幼在襁褓，皇太后因母子一体，可以临朝，不过太后却不可决事，凡事皆须顾问大臣。但现在皇上已经10岁，转眼就可以加冠成人，崇德太后虽然数度临朝，但与皇上是叔嫂名分，若令其临朝，恐有碍于圣德光大。您一定要她临朝，我也没有办法，只是怕有失大体。”谢安听了，只微微一笑，并不放在心上。原来，谢安自有打算。他担心桓冲继桓温之后东山再起，所以有心遏制其发展。若要达到这一目的，只有让褚太后临朝称制，自己专于献替裁决，独揽大权。因此，谢安率朝廷众臣启奏皇太后褚氏，请她以社稷为重，再次抚综万机，厘和政道，以慰祖宗，以安兆庶。这年八月间，褚蒜子又一次临朝摄政。显然，她这次临朝，又是朝廷上士族门阀权力斗争的结果，只不过是换了一个操纵者而已。
这次临朝值得一提的事情是，宁康二年(374年)四月，褚蒜子特降恩诏，对三吴及会稽一带旱涝灾区，减免半年到一年的租布，并令地方赈贷济民。这也许可以说明，褚蒜子尚怀体恤天下之心。但是，她的这种恩典，老百姓能否得到实惠就很难说了。
太元元年(376年)的新春佳节，年满14岁的孝武帝加元服，褚蒜子正式下诏，归政皇帝。从这一年开始，地震、暴风、雨雹接连不断。但退回后宫的褚蒜子似乎对这些已经不再关注了。她又一次复称崇德太后，想要颐养天年。也许有人会说，褚蒜子是个不贪恋权位的太后。她两次主动归政皇帝，在历史上确属罕见，但其中的苦衷显然又是不待明言的。
太元八年(383年)，东晋在谢安的主持下，同前秦苻坚的九十万大军决战，取得了淝水之战的辉煌胜利，并乘胜北伐，收复了洛阳等地。次年六月，褚蒜子在宫中死去，终年61岁。四十余年寡居的寂寞、苦闷，几番临朝的浮沉与饱受操纵的难言之隐，一切一切都化为了昨日云烟，无声无息地随风逝去了。
然而，东晋朝廷上士族门阀之间的斗争并未有片刻停息。淝水之战后，谢安遭到排挤，于太元十年(385年)病死，终年66岁，谥号“文靖”。继之执掌朝政的司马道子和司马元显父子，专事聚敛，大肆搜刮，激发了孙恩、卢循领导的大起义，桓温的儿子桓玄乘机而起，发动叛乱。东晋政权左右交困，遂如夕阳西下，奄奄一息。可以说，士族门阀政治不仅决定了褚蒜子一生的活动，而且也最终葬送了东晋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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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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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成帝拓跋濬是太武帝太子拓跋晃的长子。太武帝对他十分喜爱，时常呼之为“世嫡皇孙”。拓跋濬5岁的时候，曾随祖父北巡，遇到一位刚刚降服的部族首领处罚他的手下，拓跋濬没等祖父发话，就自作主张，命令那位首领说：“这人今天有福气，他有幸遇到我，你就应当立即释放他。”拓跋焘深感惊奇，说道：“此儿年龄虽小，却知处理大事，有天子之风度。不可小瞧。”拓跋濬即位之后，其性格能力得到了更充分的施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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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腕柔肠：北魏文成帝文明皇后冯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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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文成帝拓跋濬皇后冯氏，在中国历史上常常被习惯地称为“文明太后”。“文明”，是她以太皇太后身份死后被加的谥号。冯太后临朝执政期间的大胆改革，为北魏历史发展和文明进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作出了巨大贡献。她不仅因此成为北魏历史上的成功政治家，而且赢得了后继者孝文帝的敬重。她的一生，既品尝过成功的快乐，也体验到探索的艰辛；既享受过人际天伦的温馨，也经历了血雨腥风的考验。
少年：国亡父丧
冯后是长乐信都（今河北冀县）人，她的祖父冯文通是十六国时期北燕的国君，这样说起来，冯后乃出身于名望之家。
西晋末年，战乱不息，北方的游牧民族乘虚而起，各显神通。匈奴、鲜卑、氐、羯、羌，纷纷越过北方草原进入中原地区，形成所谓“五胡乱华”的混乱局面。冯氏的北燕正是在这种局势下崛起的一方诸侯。按照冯家的说法，他们的祖先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魏国国君的始祖毕万。毕万在晋献公时因功封为魏（今山西芮城）地大夫，毕万即以魏为姓氏。魏国被秦国吞并后，魏氏的一支流落到山西境内的冯乡，遂改为冯氏。此后冯氏宗族历经世变，几经流徙，在三晋之地苦苦支撑。后来，冯后的曾祖因军功渐渐发达，他的两个儿子冯跋、冯弘（字文通）竟先后做了北燕的国主。只是没多久，北魏太武帝进逼北燕，冯弘被迫逃往高丽，并最终死在那里。但他的几个儿子，以冯后之父冯朗为首，加上冯崇、冯邈，为防遭后母慕容氏谮陷，联手出逃辽西，投降了北魏。冯朗被加封为西城郡公，领秦（治今甘肃天水）、雍（今陕西西安）二州刺史。此时，冯后尚未出世。
冯后的母亲王氏，乐浪（今朝鲜平壤）人，是冯朗在北燕时所娶。二人能够成亲，主要得益于北燕地邻高丽，再者冯跋与高丽国王的远房亲戚慕容云是至交。
因多年动荡不安，直到随夫任官长安后，生活暂时得以安定下来，王氏夫人才给冯朗生下一个儿子，取名冯熙，就是冯后的同母兄长。到了太武帝太平真君三年（442年），王氏夫人又生下了一个女儿，就是本文的主人公冯后。冯后出生之时，距祖上建立的北燕灭亡已有六七年的光景。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也已完成了中国北方的统一，并与南朝形成了对峙之势。身为北燕国主后裔的冯氏家族，在这种南北对峙的大局下，能否享受安逸的生活，实在难说。
冯后出生后不久，哥哥冯熙就因叔叔冯邈战入蠕蠕（柔然，居于阴山一带的少数民族），被人带着逃到氐、羌中生活，多年以后才找回。接着，冯家突然遭遇了飞来横祸：不知是朝廷对冯后那位曾为北燕王子的父亲心存疑虑，还是冯朗果真有什么不轨之举，总之是冯朗因受一桩大案株连被太武帝下令诛杀了。按照惯例，冯氏因为年幼又是女孩，就被没入宫中，成了拓跋氏的婢女。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冯氏在宫中得到了姑母冯昭仪的多方照应。
原来，冯朗兄弟逃出北燕投降北魏后，穷蹙的冯文通在北燕大兴四年（434年）派尚书高颐奉表入魏，请罪称藩，乞求太武帝，愿以小女儿充入掖庭，以求生路。太武帝答应后，冯文通就派人将最小的女儿送给了太武帝，不久被立为左昭仪。冯昭仪在冯氏没入宫后，动了恻隐之心，向皇帝求情让冯后与自己同住。这样，冯后避免了学做苦役的营生。由于姑母待她“雅有母德”，冯后虽然仍是卑贱的宫中婢女，但她幼小的心灵却得到了几分慈母般的温情。
多亏了姑母的悉心照料与抚养，冯后慢慢长大成人。终日耳濡目染，她逐渐熟悉了北魏皇宫内的礼仪和其间的微妙，积累起了丰富的人生阅历，也养成了复杂的感情性格。
冯后11岁的时候，宫中发生了一场重大事变。北魏正平二年（452年）三月，中常侍宗爱谋杀了太武帝，然后秘不发丧，假冒皇后赫连氏的名义将尚书左仆射兰延、侍中和匹等人召入宫中依次绑缚起来砍了脑袋，东平王拓跋翰也被他秘密处死。尔后，宗爱立吴王拓跋余为帝。宗爱自为大司马、大将军、太师，都督中外诸军事、领中秘书，爵封冯翊王。既录三省，又总戎禁，坐召公卿，大权在握。被立的拓跋余深以为忧，便想谋夺其权，结果又被宗爱派小黄门贾周等人杀死。短短几个月，宗爱连杀两位皇帝，引起朝野震动。不过，宗爱虽手握军政大权，毕竟是个刑余之人，不可能自己去坐皇帝的位子。不久，殿中尚书长孙渴侯与尚书陆丽又迎立了宗室拓跋濬，即北魏高宗文成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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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腕柔肠：北魏文成帝文明皇后冯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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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成帝拓跋濬是太武帝太子拓跋晃的长子。太武帝对他十分喜爱，时常呼之为“世嫡皇孙”。拓跋濬5岁的时候，曾随祖父北巡，遇到一位刚刚降服的部族首领处罚他的手下，拓跋濬没等祖父发话，就自作主张，命令那位首领说：“这人今天有福气，他有幸遇到我，你就应当立即释放他。”拓跋焘深感惊奇，说道：“此儿年龄虽小，却知处理大事，有天子之风度。不可小瞧。”拓跋濬即位之后，其性格能力得到了更充分的施展。
为稳定朝中形势，文成帝果断地把宗爱、贾周等作恶不法的宦官诛杀，夷灭三族。又在兴安元年（452年）十月，把尚书长孙渴侯擢为尚书令，加仪同三司，以骠骑大将军拓跋寿乐为太宰，都督中外诸军事，同时录尚书省事。但二人争权，遇事不能互相合作，只一个月时间，文成帝即将二人赐死。为了防止再祸起萧墙，文成帝将宗室广阳王建、临淮王谭诛杀，太尉张黎、司徒古弼因为论事不合乎他的旨意，也被黜出朝廷，贬为外官。平南将军、宋子侯周忸晋爵为乐陵王，南部尚书、章安子陆丽晋爵为平原王。后又委任二人为太尉、司徒，以镇西将军杜元宝为司空，共辅国政。拓跋濬即位之初的一两个月里，赏罚严明，迅速把纷纷议论的朝廷平息下来，显示出他治理国政的才干与刚毅性格。
几个月中，朝廷上政治风云变幻，令人眼花缭乱，残酷的宫廷斗争的现实，使冯后深为触动。父祖以前大起大落的经历，个人由不谙世事到没入宫掖，一桩桩，一件件，不免使这位年仅10余岁的清纯少女对政治斗争多了一些更直观的感受。她开始体会，开始观察，开始明白了这九重天隔、戒备森严的皇宫内院常常隐藏着的无穷争斗与杀机，到处充斥着刺鼻的血腥味。
13岁的文成帝登基不久，就选中冯氏做了贵人。这一年，冯氏只有11岁。从此，她的生活改变了。
伴驾：文成之死
冯后离开了抚养自己长大成人的姑母，来到了文成帝的寝宫。婚后陪王伴驾的生活是和美的，她也更有条件熟悉和了解国家最高层的政治运作了。
高允像
由于用人得当，特别是由于重用汉族大臣高允，文成帝统治时期的北魏基本处于较为稳定发展的状态，社会矛盾相对缓和。冯后对文成帝不拘民族成分，宠重汉族出身的高允，感到十分钦佩。朝廷之上对汉人的看法也明显改观。这对于日后冯后当政期间吸收汉法、重用汉人、推行汉化的措施，无疑有潜移默化的影响。文成帝的施政风格给冯后留下了深刻印象，二人的感情也与日俱增。
太安二年（456年）正月二十九日乙卯，14岁的冯氏被文成帝立为中宫皇后。
冯后被立为中宫之主，除了她的聪慧与才貌外，恐怕与她在宫中生活多年深谙宫内诸多关节有关。因为，宫中嫔妃要得正位中宫，必须先要手铸金人，若能铸造成功，则视为吉祥如意，若是铸而不成，则妃嫔不能立为皇后，这在北魏历史上属于“故事”，也就是定制。为什么要铸金人才能遂愿？我们不清楚，史书上只说是“以成者为吉”，但因何“以成者为吉”，没有言明，推测这恐怕与鲜卑旧俗有关。宋末元初的胡三省是个大学问家，他在《资治通鉴》注中曾说过：“魏人立后，皆铸像以卜之。慕容氏谓冉闵以金铸己像不成。胡人铸像以卜君，其来尚矣。”也说铸金像是为了占卜。也许铸像以卜吉凶还有更深的内容包含其中。这与佛教当中造像的本义有无关连，是值得深究的。佛法东渐以后，虽遭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毁禁，但民间信仰仍无消减，太武帝晚年就已对禁令有所松弛。到文成帝即位后，群臣都一再要求彻底解除对佛教的禁令，足见社会上下对佛教的信仰。兴安元年（452年）底，文成帝颁诏各州县许立佛寺，准许剃度出家，并亲自为师贤等高僧剃发。他在僧侣的建议下，命于京师平城（今山西大同）西北约三十里的武州山南麓，开凿五所石窟，每窟中雕凿石佛像一座，像高达六七十尺，遂成著名的山西云冈石窟造像的缘起。
话说回来，冯氏几年间从卑贱的宫中婢女，跃为贵为天下国母的皇后，不啻是天壤之别。但早谙世事的她，并无多少骄矜之色，只是勤劳地操持宫中事务，并不时关注着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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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腕柔肠：北魏文成帝文明皇后冯氏(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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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安四年（458年），文成帝率兵巡视阴山，车驾深入大漠，使蠕蠕（柔然）绝迹远逃，不少部落酋长率部求降。冯后为文成帝大扬声威而欢呼雀跃，并陪他一起观看了庆典活动。冯后不仅为国家的兴盛而感奋，而且也为国家的未来而操劳。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冯后对文成帝乳母常氏的恪尽妇礼及对文成帝之子拓跋弘的哺养，为自己赢得了宫内宫外、朝廷上下一片赞誉之声。
拓跋弘，是文成帝拓跋濬与梁国蒙县（今河南商丘南）人李氏所生之子。太安二年（456年）二月，也就是冯氏被册为皇后的第二个月，不足两岁的拓跋弘被立为皇太子。按照道武帝拓跋珪当年所定的规矩，凡后妃所生之子被立为储君，生母皆要赐死，以防母以子贵，专擅朝政。李氏被赐死后，冯后便担当起了养育之责，将拓跋弘视若己出，竭尽慈爱，使文成帝也深感快慰。
贵为皇后的冯后，深深地理解文成帝为国操劳的艰辛，尽力为他排解各种烦闷与不快，特别在生活上给他以温存体贴。每次文成帝出征、巡幸归来，冯后都以她的百般柔情化解皇帝的一路风尘。在冯后身边，文成帝仿佛忘却了朝廷上大臣的争斗，忘记了柔然、刘宋于南北的威胁。总之，冯后与文成帝的后宫生活是美满和谐的。然而，天不作美。冯后做皇后尚不到十年，这种偕鸳效鸯的生活就画上了休止符。和平六年（465年）五月十一日，被誉为“有君人之度”的文成帝竟英年早逝，崩于平城皇宫的太华殿，年仅26岁。
这真如晴天一声惊雷。丧夫之哀，令冯后痛不欲生，她一连几日以泪洗面，呜咽不止，既为丈夫离她早去而悲伤，更为自己命运多舛而哀痛。三日后，按照北魏的旧俗制度，焚烧文成帝生前的御衣器物等——这种葬俗至今在中国北方的一些乡村仍有遗存，谓之“烧三”，朝中百官和后宫嫔妃一起亲临现场哭泣哀吊。当火光燃起，悲哀不已的冯后仿佛又看到仪表堂堂的文成帝，依稀再现在她的眼前，向她微笑。此情此景，不禁触动了她无尽的情思……突然，她身不由己地高声悲叫着，扑向熊熊燃烧的大火。周围的人都被她的举动惊呆了，待回过神来，急忙冲上去从烈火中救出冯后。幸亏及时，冯后才未被烧死，但烟熏火烤，她早已不省人事。过了很久，她慢慢地睁开眼睛，周围的人们方松了口气。冯后幽幽地苏醒过来，突然间似乎对生死之事顿悟了。自己生来如此坎坷多艰，或许正是冥冥之中神灵的安排。既然如此，何不咬咬牙挺过去！想到此，冯后就像换了一个人，悲伤的双眼透出了一股坚毅的光芒。
听政：恩威兼施
和平六年（465年）五月，文成帝死后第二天，年仅12岁的皇太子拓跋弘即位，是为献文帝，冯后被尊为皇太后。献文帝即位后，由于贪权狂傲的太原王车骑大将军乙浑欺凌这孤儿寡妇，阴谋篡位，北魏中枢政治又面临严重的危机。
天安元年（466年）二月间，乙浑三番五次地对安远将军吏部尚书贾秀说：“你应该要求朝廷给你妻子加封公主的名号。”乙浑的僭越用心昭昭。贾秀却说：“像我们这样的庶姓哪配称公主？我贾某宁愿死在今朝，也不会自不量力，贻笑后世！”乙浑大怒，恶狠狠地骂道：“老奴官，真是不识相的东西！”侍中拓跋丕（后改为元丕）听到这一消息，知道乙浑谋反已是迫不及待，便急告朝廷。早已胸有成竹的冯太后立即进行秘密布置，定下大计，下令拓跋丕、陇西王源贺和牛益等人率兵收捕乙浑，镇压叛乱。很快，令朝野上下怨声一片的乙浑便被捕杀，夷灭三族。平定乙浑之乱，稳定政治局势，冯太后表现出果敢善断的政治才干。接着，她再露锋芒，宣布由自己临朝称制，掌控朝政大权，以杜绝因皇帝年幼再发生朝廷遭奸臣凭凌的事情。
冯太后这次临朝听政，前后仅有十八个月的时间。她凭借多年宫中生活的阅历和非凡的胆识，稳定了北魏动荡的政局。
皇兴元年（467年）八月戊申，京师平城的紫宫传来了婴儿的啼哭，原来是献文帝之妃李夫人生了一个儿子——拓跋宏。冯太后喜得长孙，自然十分惬意。这一天，天气清爽，她见拓跋宏长得白白胖胖，心情格外舒畅。时隔不久，她就决定停止临朝，不听政事，由已经14岁、初为人父的献文帝亲政，转而担当起抚养皇孙拓跋宏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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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腕柔肠：北魏文成帝文明皇后冯氏(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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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文帝亲政以后，颇想有所作为，贬斥了不少冯太后宠重与信任的人，并试图重用提拔一些对冯太后不满的人，以结成自己的心腹。一开始，冯太后对献文帝的所作所为虽然感到心中不快，但也没有立即发作。到了皇兴四年（470年），冯太后再也忍无可忍了。事情是从李弈身上引起的。
自文成帝死后，年轻的冯太后不耐守寡的孤寂与冷清，再加上北魏乃是少数民族政权，这一时期的拓跋氏，在婚姻关系上尚保留着许多原始婚姻形态与遗风，男女之防不甚讲究，贞节观念更是淡薄，冯太后就很注意那些美貌男子，以便选来做伴。李弈是官宦子弟，长得仪表堂堂，风流倜傥，兼之多才多艺，善解人意，因而深得冯太后宠爱，经常入侍宫中。皇兴四年（470年）秋天，李弈的兄长、尚书李敷的好友——相州刺史李因罪被告发，主持审理此案的官员提示李牵连李敷兄弟。李为了自保平安，竟无端捏造、罗列李敷所谓不可告人的“隐罪”二三十条。献文帝借机下令，将李敷兄弟打入死牢。这年冬天，李弈与哥哥李敷、堂兄弟李显德等人同时被杀。北魏骑马武士陶俑李弈死后，冯太后失去了一位甚是相得的情人，心中极难平静，据《北史·后妃传》载，献文帝诛李弈，“太后不得意”。后来，献文帝又把李擢为尚书，参决国政，使冯太后更无法容忍。于是，她利用自己的声威与势力逼迫献文帝交出皇位。献文帝本人虽则聪睿夙成，刚毅有断，但生性喜好黄老（道）、浮屠（佛）之学，常常与朝中士大夫和沙门（僧人）一起高谈玄理，也给人一种雅薄富贵、厌倦国政、不以天下事为意的印象。在冯太后的强大压力下，献文帝曾想传位给素有时誉的叔父——拓跋子推，但遭到宗室大臣和宦官的联合反对。无奈，他只得在皇兴五年（471年）八月，禅位给不满5岁的太子拓跋宏，正如《魏书·天象志三》所说：“上迫于太后，传位太子。”太子拓跋宏即位，即是历史上著名的孝文帝。献文帝自己则做了太上皇，这一年，他只有18岁，恐怕是历史上最年轻的太上皇了。
孝文帝即位之初，已移居崇光宫的太上皇并没有完全放弃手中的权力。不仅朝廷上重要的国务处理都要向他奏闻，他还屡屡颁布诏书行使大权，甚至亲自率兵北征南讨。延兴五年（475年）冬十月，已为太上皇的献文帝在平城北郊对蠕蠕遣使朝献贡物，举行了大阅仪式。这一切，使冯太后越来越觉得，自己要再次出面执掌朝政，太上皇已经有碍手脚。就这样，又一场宫廷事变悄悄引发了。承明元年（476年）六月的一天，朝廷突然宣布戒严，京师气氛紧张，宫禁之中更是戒备森严。不久，太上皇应召前来晋谒冯太后，被伏兵一拥而上擒拿住，强行软禁起来。随后，冯太后将其鸩杀于平城永安殿。
冯太后被尊为太皇太后，也就再度临朝听政，成为北魏的政治核心。此时的冯太后，已年过而立，无论才识、气度还是政治经验，都更加成熟了。
冯太后再掌朝纲，也面临着新的挑战。
献文帝死后，政局又动荡起来，不仅如此，官吏贪残刻剥，民众反叛屡起，也使北魏统治面临潜在的威胁。为了北魏的长治久安，也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地位，冯太后恩威兼施，充分施展了她高超的政治智慧和政治才干。
首先，冯太后对当初诬死李弈的李下了杀手，既给心上人报了仇，又除掉了一个人人痛恨的贪官，树立了朝廷整顿吏治的良好形象。其他的不法者，如秦州刺史尉洛侯，雍州刺史、宜都王目辰等因为贪赃被处极刑，长安镇将陈提等被罚徙边。一些为官清正廉洁者，则得到不同程度的表彰和赏赐。
为了大权独揽，她还以谋叛罪诛杀了孝文帝的外祖父南郡王李惠。李惠的弟弟、儿子和妻子也同时被杀。为了清除隐患，冯太后不惜大开杀戒，以致因猜忌嫌疑被覆灭者十余家，死者数百人。不过，冯太后对那些明显没有政治野心者，往往能加以安抚笼络。如献文帝的亲信任内三郎的娄提，曾因献文帝被害愤然拔刀自刎，幸而未果。冯太后不仅不怪罪他，反而下诏嘉奖他的节义。有些心怀不满的大臣被她的举动所感服，这在很大程度上化解了潜在的不安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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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腕柔肠：北魏文成帝文明皇后冯氏(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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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太后为了充分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还特别注意培养扶植一些贤能之士做亲信，组成一个效忠她的领导核心。在这个领导集团中，有拓跋氏的贵族，也有汉族名士，有朝廷大臣，也有内廷宦官。而其中的汉族名士，不少又是她的宠幸之臣。
李弈被杀后，冯太后的私生活依旧毫无顾忌，不少健美强壮的男子成为其新宠。冯太后对其中的才干之士，任以要职，委为心腹，这些人多成为她政治上的得力帮手和股肱之臣。
如自称出身太原（今山西太原）的王叡，自幼传承父业，精通天文卜策之术，承明元年（476年）后，因姿貌伟丽得到冯太后宠幸，一下就被越级擢升为给事中。不久，又被拜为散骑常侍、侍中、吏部尚书，赐爵太原公。其后，王叡还曾勇退猛虎，保护了太后与孝文帝，因而更受亲重。
另一位是陇西李冲。李冲虽然是因为器能优长得到重用，但因其风度不凡，姿貌丰美，也逐渐被冯太后看中，成了她的情夫。冯太后常常将一些珍宝御物赠给他，素称清贫的李冲，因而成为富室。冯太后临朝时期，他以心腹之任尽职尽责，太和年间的许多改革措施，多有李冲参与谋划。冯太后死后，李冲对孝文帝竭忠奉事，明断慎密，孝文帝也对他“深相仗信，亲敬弥甚”，史称“君臣之间，情义莫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