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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海军战略
译者说明
本书作者卡尔·邓尼茨为前纳粹德国海军元帅。
纳粹德国全面崩溃前夕，希特勒临死时，指定邓尼茨作他的继承人。自1945年5月2日至22日，邓尼茨充当了二十天的纳粹德国临时政府首脑。1946年9 月，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上邓尼茨被宣判为战犯，监禁十年，释放后居西德。
邓尼茨曾任德国潜艇司令。1935年邓尼茨受命改建德国潜艇部队。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邓尼茨用潜艇战封锁英国的大西洋航道，击毁英国大量船舰，使英国的海上运输生命线遭受严重威胁。在海战中，邓尼茨根据德国的军事实力和地理形势，研究了敌方的特点，逐步形成了以潜艇战为核心的德国海军战略战术，在德国对英国的海上作战中曾经起过重要的作用。
本书是邓尼茨对法国记者提出的四十个问题的答复，其内容主要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海军战略的回顾与总结，其中提供的有关材料可作为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的参考。作者以其亲身经历强调在现代战争中制海权的重要性，认为它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起着最后的决定性作用，这对我们今天分析苏美争夺海洋霸权的实质有一定参考价值。对于德国统一、欧洲联合等问题，作者也表示了若干见解。
本书作者是纳粹德国的主要军事头目之一，其政治立场是反动的，对共产主义和斯大林领导下的苏维埃政权极为仇视，鼓吹康德唯心主义的“绝对命令”原则， 宣扬军人只须履行职责而不必过问政治，历史是由少数“伟人”的意志和性格所支配的，战争的胜负决定于武器等谬论。有些内容全属作者自我吹嘘，洗刷罪行，为法西斯军队和纳粹德国歌功颂德，涂脂抹粉。
本书中出现的若干地名，都是旧名，我们仍照旧名译出。
本书由上海外国语学院德法语系德语组七二级工农兵学员和教师集体译校。译文有错误和不当之处，请读者批评指正。
1976年3 月
一、您在帝国海军中所受的军官教育基本原则是什么?
1910年，我们进帝国海军当海军预备军官时就受到康德原则“绝对命令”①的思想教育，按照这位德国哲学家的基本原则，最高的道德准则就是履行职责。
①“绝对命令”是康德（1724-1804 ）唯心主义哲学中的伦理原则，这一原则要求全体国民绝对地服从剥削者的国家而不容许有任何抗拒的权利。——译者。
这个原则对我们海军预备军官中许多人来说，实质上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我们在童年时期就从我们的父母那里受到这种思想的熏陶，形成了普鲁士王朝以来在德国培植起来的一种心理状态和精神状态，它对普鲁士的强盛及其政治上的安全曾经起过重大的作用。
与履行职责这个原则密切相关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联结在一起的，还有我们的上级提出的教育要求：循规守礼，不要去干违反基本道德原则的不正当的事情。我们这些年轻人难免要屡屡违反各种各样的规矩，但是与这种道德上完美无缺的根本要求相比，这些过失实在是微不足道的，因而我们很快就纠正过来了。我们的长官就是用这种原则来教育我们出身于各种社会阶层、从德国各省来到基尔参加帝国海军 的这些青年预备军官的。我们的教官都是由海军人事局根据 此项任务的性质和特点特别挑选出来的。在这些长宫中，为 首的两位是沙尔施米特海军上尉和路德维希·冯·米勒海军 中尉。
我以感激的心情怀念这两个人。当我回忆起第一年即对 我们海军预备军官的教育来说是十分重要的那一年的时候， 我至今仍有一种宁静而满足之感：那些发生过的和处理过的 事情，全都很好。例如，有一次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我们的 实习舰在航行国外途中，舰上的军官们受到某王室的邀请。这 位东道主提出，请几位海军预备军官也参加访问。于是，这几 名预备军官就由我们的军官挑选了出来，但是一点也没有给 予他们礼仪方面的指导，因为我们的军官们知道，我们是不 会违反规矩的。也正是由于这一点，所以他们才认为用不着对 我们多加指导了！当我们的上级长官，如当时那样，认为已 无必要在礼仪方面给我们上课了，那末还有什么能更好地表 明他们在如此重要的事情上所采取的正确态度呢？我们的军 官们的这种态度不仅在那时使我敬佩，就是在今天，我也仍然 这样评价。
因此，在海军预备军官的见习时期，为了实践履行职责的原则，我们虽然过着严峻的生活，但对我们来说却是一段美好的时光，很高的要求向我们提了出来。当时我们确已形成了这样的认识：履行你的职责，处事循规守礼，那末，不论在何种外界环境下，你都会是一个自由的人。相反，如果你违背履行职责的“绝对命令”而按照你的良心谨慎行事，那末，无论你在当时外界环境下看来是多么地受人尊敬，你却会感到受束缚而且内心也是不自由的。
与此相联的还有：仅仅把物质享受看作自己生活目的的 人，就不会象按照崇高的道德准则生活的人那样具有真实的 内心世界和真正的自由。诚然，物质幸福在生活中是不可缺少的，甚至往往是迫切需要的，但它不能作为唯一的生活目的，也不能作为衡量人并把人分成等级的尺度。
我决不认为履行职责只是属于德意志民族的一种特性。
当然，各个民族是不相同的，但能不能说，这个民族比那个民 族更加优秀呢？这个问题确实很难回答，因为各个民族的特 性是不同的。人们所看到的本民族的优点与弱点，在别的民 族那里就不一定是这样。别的民族也许并不十分明显地具有 本民族的优秀特性，但他们另一些优秀特性显然也同样为本 民族所不具备。
没有对其他国家人民的彻底了解，没有掌握对他们进行 评判所必需的种种前提，就不应对涉及这个国家人民的事妄 加评论或作出判断。
这里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其他国家人民的军人是如何履行 职责的：我认为，在军人履行职责方面，土耳其人民在第一次 世界大战中作出了表率。举一个很小的但为我亲身经历过的 例子吧：1914年8 月中旬，德国巡洋舰“帝国布雷斯劳号”挂 着土耳其的旗帜和土耳其巡洋舰“米迪利号”一样停泊在君士 坦丁堡的金角湾。有一次，我们这些尉官穿着制服上岸去参 观伊斯坦布尔的一个土耳其市场。当我们租用了一艘由土耳 其人掌舵的民用小艇（Ｋａｉｋ），返回我们的巡洋舰时，在巡洋 舰的周围停泊着许多土耳其的小艇，每只小艇都有一个武装 的土耳其士兵在执行警戒任务。
这一安全措施显然是在我们上岸期间，为了提防可能发 生的敌人破坏活动而部署的，我们这些尉官一点不知道这回 事。当我们这些身穿德国海军制服的军官而且肯定也能使人 一眼认出的“布雷斯劳号”船员靠近土耳其人的哨艇时，一个手 持武器的土耳其士兵高喊：“ｙａｓｓａｋ”（禁止通行），不让我们回 到自己的舰上去。我们声明，我们是“布雷斯劳号’的“ａｌｅｍａｎ ｓａｂｉｔ”（德国军官），但怎样解释都无济于事，我们遭到了拒 绝。于是我们重又划着土耳其的“Ｋａｉｋ”上岸，从那里打电话 给“布雷斯劳号”，然后用我们自己的一艘舰上小艇把我们 接了回去。当时我们不禁对土耳其哨兵肃然起敬。一个哨兵 得到不准任何人通行的命令之后，那末，即使军衔比他高的 ‘布雷斯劳号”的" ａｌｅｍａｎｓａｂｉｔ”也不能使他在执行这一命令 时有所动摇。
正是由于这种坚定不移地履行职责的精神，土耳其人才能面对英法的进攻成功地保卫了他们的达达尼尔海峡，并在1916年的达达尼尔海峡战役中取得胜利。一个土耳其士兵接受命令后，他就坚守自己的岗位，呆在战壕里，即使在占绝对优势的敌人面前，他也决不放弃阵地。
依我看，正是这种性格特点，才使土耳其士兵具有坚强的防卫力量。其所以坚强，就是因为他无条件地执行上级给他的命令。
同样，在我们海军预备军官身上所施加的履行职责的教育，也会在我们往后多年的海军生涯中经常起作用。
有这样一句话：“循规守礼乃万事之始。”如果人们一开始就用这句格言作为行动的准绳，那末，这将会使他终身受用不尽。
二、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有哪些经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您在何处任职？这段时间对您的军官才能和您以后的生涯产生哪些影响？
在作为海军预备军官和见习军官受训两年半以后，我于1912年秋被派到。帝国布雷斯劳号”巡洋舰上去。这是一艘当时德国舰队中最现代化的轻巡洋舰。1912年夏，这艘巡洋舰经过多次试航，在编入联合舰队之前，曾护送过德国皇帝前往挪威旅行。
使我们大家感到惊异的是，1912年11月6 日，“布雷斯劳号”同德国战斗巡洋舰“戈本号”一起被调往地中海。巴尔干战争爆发了。德国政治家们由此认为，这些舰只进驻地中海是必要的。这样，我这个年轻人就在当时这一政治事件的关键时刻参加了我们的舰只同其他国家军舰的协同作战，我们曾经封锁门的内哥罗，对阿尔巴尼亚的斯库台城实行国际占领，委任冯，维德皇太子为阿尔巴尼亚国王并由我们和阿尔巴尼亚部族酋长普伦克·比布多达一起在都拉斯港对他保护，以及平定以埃萨德·帕夏为首的阿尔巴尼亚部族暴动。
毫无疑问，这些国际接触、熟悉外国的海军和外国的人民，对于我这个当时还很年轻的见习军官和海军少尉（1913年任职）扩大眼界来说是有利的。对我来说，这无论如何总比我呆在德国联合舰队（主要在北海南部）度过这几年要好得多，而大多数与我年龄相仿的我的同僚都是这样度过的。
但我在国际上的经历还不止这些。1914年春，我们的舰只作为“护皇舰”从威尼斯接回“霍亨索伦号”游艇上的皇帝，然后护送他到科孚岛去休养。在这段时间里，我这个年轻人有机会和当时执政的皇族人士直接见面，这件事肯定会影响人们对我的评价。在同这个社会阶层交往中，我的原则是：我行我素，保持分寸，处事谨慎，克尽本分。这样，你的人格就会受到这些人的尊重。
后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在海军上将祖雄的领导下，“戈本号”和“布雷斯劳号”成功地避开了优势的法国和英国的地中海舰队，到达了君士坦丁堡。我们的舰只驶入达达尼尔海峡的结果，使得土耳其站到德国一边来。
在1914年最后几个月和1915、1916年，‘布雷斯劳号’开始在黑海进行连续性的活动，为土耳其运输舰护航，保卫土耳其的高加索战线，执行炮击任务和进行水雷战。在这过程中，我们当然也会与敌人遭遇，经常要同俄国海军进行白日战和夜战。
我们在执行任务时，有时也会与占优势的整个俄国黑海舰队遭遇，偶尔也会遇上远胜于我们的俄国战斗巡洋舰“玛丽亚女皇号”。如果我们在能见度极低的天气里突然撞上它，“布雷斯劳号”的命运就会危如千钧一发，我们的舰只不得不在黑海这样一个封闭的海域里执行这些战斗任务，我们只有一条绝无仅有的退却的道路，即博斯普鲁斯海峡。
在“帝国布雷斯劳号”舰上这两年的战斗生活使我这个青年军官得到了什么教育呢？这无异于给我上了一堂直观教育课，教会我如何在白天和黑夜进行实际的水面作战和处置交战时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
我的经验教训是：如果你在敌人的海域里仅仅是巡航，那就着重注意你的安全，要提高警惕，要提防敌人种种可能的袭击，尽管在你看来这种袭击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但如果你是在作战，那末你的主导思想就是消灭敌人，要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全力以赴，充分使用你的战斗武器狠狠地打。在你面前的敌人不管是劣势的、均势的甚至是优势的，你都要战斗、再战斗，切勿由于某些往往表面看来似乎是正确的想法而过早地中断战斗，因为这些想法无非是出于你自觉或不自觉地为自己的安全担忧。
1916年秋，我被派到潜艇部队。经过训练后，我于1917年2 月当上了由杰出的潜艇指挥官海军上尉福斯特曼指挥的Ｕ39潜艇的值日军官，我乘这艘潜艇在地中海和大西洋作了五次远航。1918年2 月，我自己当上了潜艇指挥官，并也取得了成绩。在第三次远航中，我这艘潜艇对一支英国护航队成功地进行夜袭后，由于潜艇平衡性能差，于10月4 日在马耳他的东面被击沉了，于是我当了英国人的俘虏。
这样，我在‘帝国布雷斯劳号”舰上学了几年水面作战后，又懂得了潜艇的水下作战。
但是，如上所述，当我担任ＵＢ68潜艇的指挥官时，我也曾使用过一艘潜艇进行水面作战。1918年10月， 当我进英国俘虏营时，我认识到潜艇战的关键在于：必须集中多艘潜艇协同作战以战胜集中的船只和护航队的监视舰只。因此就要求能对这些潜艇进行战术指挥，也就是说，要使潜艇既具有水面作战的灵活性，同时也要具有能进行水面夜袭的优越性。
这就是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我所度过的1914—1918年的战争烽火中，通过巡洋舰和潜艇的作战所获得的海战经验，它也就成了我所实行的称为“结群战术”的基础，就是说，采取对潜艇群的战术指挥来对付敌人的联合进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它给盟国在大西洋战场上制造了很多麻烦。
三、1918年的战争结局和德国革命，您是怎样经历过来的?
前面说过，1918年10月4 日，我的ＵＢ68潜艇在与英国护航队的作战中被击沉了。起先我被送到马耳他的英国俘虏营。在那里，我们这些战俘得知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和德国政府双方为结束战争、开始停战谈判而互换照会的消息。同时，在那里，我们这些被俘的帝国海军军官还听到威尔逊要求德皇退位的消息，因为据说普鲁士—德意志的君主政体是德国军国主义的根源。因此，德皇要对战争的爆发负主要责任，于是就不适于作为谈判的一方。由于这个所谓的理由，德皇也随即要被宣布为主要的战争罪犯并由协约国按此罪名起诉。
这场战争并不是德国武装部队发动的，正如敌国的陆军和海军也没有发动战争一样，这是我们知道的。这场战争乃是政治家们的行动所造成的后果。我们也同样很清楚，在这方面完全谈不上德皇是这场战争的发动者。而现在，照威尔逊的要求，要废除德国的君主政体。在我们看来，这是由于对德国情况的不正确判断和出自一种傲慢的道德精神所造成的一个政治错误。
为此，我们不同意威尔逊提出的废除德国君主政体的要求。这在那时看来是理所当然的，就是今天，正如对每件往事都应历史地观察那样，也须从当时的时代出发予以阐明和理解。几个世纪以来，德意志各邦一直都是君主统治，其政体自然也是君主政体。唯一的例外是汉萨同盟①城市。但在1871年德意志帝国建立时，汉萨同盟这个新的邦国在宪法中又重新规定它的政体为君主政体：普鲁士的国王，也即德国最大的一个邦国的君主，同时又是德国皇帝。
①公元十三到十七世纪，以德意志北部诸城市为主的北欧城市组成的商业、政治同盟。——译者。
武装部队各部原是德意志各邦国的组成部分，1871年起成为德意志帝国的组成部分。武装部队成员没有选举权，就是说，他们对于受他们保护的人民选择什么样的政体不施加任何影响。各邦国的君主，权位最高的德皇，是武装部队的最高统帅。因此，武装部队当然就有君主制的思想，而这种思想也是建立在武装部队的数百年来古老传统的基础之上的：早期军官的全部以及后期军官中相当大一部分人都出身于德国贵族，他们头脑里有君主制思想，这是不言而喻的。
因此，对我们青年军官来说，1918—1919年所创立的德国共和政体是一件新事物。它使我们困惑不解，为此，我们中间一些人离开了武装部队，不愿为这个德国政体服务。
我也是处在这样犹豫不决的状态之中。
经过反复多次思考的结果，我得出了如下认识：你是一个军人，就必须为你的人民服役。至于你的同胞们选择什么样的政体，应由他们自己去决定。你的任务在于保护你的人民免遭其他国家的威胁。这就是你的义不容辞的职责。至于你的人民所希望和选择的国内政体是否合你的意，你就无须去争辩。
四、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从您的服从军令和军人教育的经验中吸取了哪些教训？
1917年和1918年战争后期的帝国海军哗变主要地不是发生在鱼雷艇、潜水艇和扫雷艇那样的小型舰艇上，而是发生在配备有一千至两千名船员的实力强大的大型战斗舰上。这一事实已经指明了可能出现抗拒命令的违反纪律的情况。
毫无疑问，这些军舰上的军官同数目如此庞大的下级军人之间缺乏足够的个人联系。正是这种个人联系对于人们的团结一致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这种个人联系愈紧密，那末，这个团体就愈经得起考验，内部力量就愈强大。
表明人们相互关系的这种价值及其重要性的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就是家庭。正是由于家庭成员中人与人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所以，一般地说，家庭是人们彼此之间最能持久、最有抵抗力的团体。
对于军人来说，正确的原则应是：一支部队即一个军人团体的精神上的团结愈紧密，它的战斗力就愈强大。
由此可见，上面所说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对军人来说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
这里，重要的一点是上级与下级的关系。上级必须是下级的榜样，这并不是靠他的军衔高，而是在于他的行动，在于他给下级作出的范例。这里首先是上级要对下级开诚相见。
若是下级还不能确信他的上级对他是真诚的，那末双方就不可能形成一种相互信任的关系。其次是，上级对任何一个下级的评价、器重和处理都不应依据他的军阶，而应依据他实际表现出来的品德、才能和贡献。再次就是要使下级感到，他的上级决不会要求他去做那些若是他自己处在下级的地位也不会去做的事，比如说，不会公开地要求他在战争中作出流血牺牲。如果具备了这些先决条件，那末下级就会形成这样一种信念，即上级给他的命令都是必要的，他必须牢记军人的服役—目的，尽心竭力地去完成保卫集体、保卫人民、保卫祖国和民族的任务。这样，在这个军人团体中就会形成一种真正的军人所应有的精神状态，形成一种自觉的或不自觉的信念，就是相信还有比自己生命更宝贵的东西——为拯救他人或保护他人而贡献个人的一切直至付出自己的生命。不论时代精神和时代潮流会怎样变更，这种个人的英勇行为将永远属于人类最高尚的品德。
一个军人只有具备这样一种精神状态才不愧为一个真正 的军人。如果缺少这种时刻准备战斗的军人精神，光靠掌握 武器、才能和训练，那是不够的。
1918年以后，我们当上级的就是这样试着做的。历史的事实证明，我们这样做取得了成效。
德国海军竭尽他们的全部力量履行了军人的义务，直到 1945年5 月战争结束为止。这里我只想举两个例子： 由于德国海军前仆后继的英勇献身精神，在战争的最后 几个月——直到1945年5 月初停战为止，总共有两百多万伤 员、难民和士兵从波罗的海渡海运到西方而得救。
此外，1943年5 月，在主要由于短波雷达测位仪的出现 而结束了卓有成效的潜艇战之后，德国潜艇还不得不继续战 斗，因为它们把敌人方面丝毫不容低估的一部分作战力量牵 制住了，不然的话，这些力量就会直接压到德国本土上来。譬 如说，敌人满载炸弹的飞机将会直接飞到德国，使可怜的德国 平民遭受更为惨重的损失。而在潜艇战继续下去的情况下，敌 人的大批飞机就必须同往常一样地在各个海域进行侦察并投 入反潜艇的战斗。1943年5 月以后的这种潜艇战，对于德国 潜艇部队来说，是一条牺牲的道路，这是他们以英勇无畏的精 神自觉自愿行进的一条道路。 在英国政府的官方报告《大西洋战争》第5 页中这样写 道：“德国潜艇军纪严明、卓有成效地一直战斗到最后，没有丝 毫松懈，在危险面前也没有丝毫犹豫。”
丘吉尔也在他的回忆录第6 卷第474 页关于德国潜艇部 队的最后结束部分用了这样的话：“这就是德国的顽强抵抗精 神，这就是德国潜艇部队的惊人的气魄。”
德国海军军官就这样在1918年帝国海军发生哗变之后 完成了把海军教育成为一支富于友谊精神和纪律严明的强大 的武装部队。德国海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表现是堪称模范的。
五、您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担任过哪些职务？
六、这些职务对您的发展和您以后的生涯有什么影响？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我主要担任过下列职务：
1919年7 月我从俘虏营归来之后，自1920年春至1923年3 月担任鱼雷艇指挥官。
过去，我在黑海时对俄国鱼雷艇的战术和效能的了解，以及1916—1918年间我担任潜艇驾驶员时受到英国鱼雷艇对 潜艇的攻击的亲身体验，现在，到了和平时期，都要我亲自在 战术和武器上来加以实施了。
继这段鱼雷艇上的生活之后，自1924年秋至1927年10月，我在海军总司令部担任助理。那时我成天忙于制订纪律 条令、处理武装部队的内部政治问题、参与修订军队惩处法附 则，并且还得为这些任务同国会的各个委员会和政府的其他 机构打交道。这就同我过去在前线所从事的工作完全不一样。
但是，大概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才派我来当助理，以便在这 里能将前线的情况如实地反映出来，使上述条令和相应的决 定能够真正切合前线的情况。
不用说，在海军总司令部的这项不同于我以往军人生涯的工作对于我的教育意义是很大的。
此后，我在波罗的海海军司令的旗舰上担任了一年导航军官。这真是一个幸福的时期：航海、领航、战术演习。此外，我所服役的这艘军舰的全体船员都具有团结、活泼的精神。那里每个人都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年轻的水手对于自己的军舰在共同演习中所取得的成绩跟指挥官本人一样感到高兴。
此后，1928年10月，我被任命为第四鱼雷艇小舰队指挥官。这个舰队有四艘新的鱼雷艇，船员全是新配备的。接着就是历时两年的坚持不懈的训练、战术演习、火炮和鱼雷射击练习、舰队联合演习、人员的训导以及对航海和战术的指导等项工作和职务。对于我日后所担任的领导职务来说，在此以前，恐怕再也没有什么能比我当第四鱼雷艇小舰队指挥官这一军事领导职务使我受益更多的了。
从1930年秋开始，我当了四年的海军参谋部首席参谋军官和威廉港的北海司令部海军参谋处处长。这就是我所担任的工作的全部情况。在此以前，我曾于1923年受过当时任教育督察的雷德尔海军少将（即后来的海军元帅和海军总司令）的海军参谋部参谋军官的训练。在威廉港与海军参谋处大约四十名军官和职员共事的这四年，确实是一段工作繁忙的时期。
1934年9 月，我当上了‘埃姆登号’巡洋舰的舰长，接着乘坐这艘军舰穿越大西洋，绕过非洲，进入印度洋，驶往锡兰①和印度南部，然后经地中海返航。
① 现名斯里兰卡共和国。——译者。
把1918—1935年这段时期概括起来，就是：我所担任的职务具有很大的多方面性。我还相应地担任过许多得由我来领导的独立的职务。
不论是随同“埃姆登号”巡洋舰和作为鱼雷艇艇长，或是随同波罗的海海军司令的旗舰以及作为小舰队指挥官，我都经常驻在国外。此外，我还曾在1933年对荷属印度①和锡兰进行过一次私人的国外旅行。这种旅行是德国总统冯·兴登堡每年例行要给予德国武装部队的一名军官的。这一年他选中了我。
①荷属印度，即现在的印度尼西亚。——译者。
七、1935年夏，海军总司令怎么会把建设德国新潜艇部队的任务委托给您的？
在由我任舰长的“埃姆登号”巡洋舰的归国途中，我们访问了西班牙的维哥，这是最后一个外国港口。1935年7 月初，我在那里接到上级通知，命令我在当年秋天率领巡洋舰再度出国到荷属印度、日本、中国和澳大利亚去。
我对这个安排非常满意。不久，在1935年7 月中旬，我率领“埃姆登号‘舰抵达威廉港。海军总司令雷德尔海军上将来到我的舰上，却向我宣布免去我“埃姆登号”舰舰长的职务而派我去训练德国的新潜艇部队。为此，配备有三艘德国的首批作战潜艇的“韦迪根”潜艇小舰队将于1935年10月1 日执行勤务。
为什么会改变命令的呢？按凡尔赛和约的规定，德国是严禁拥有潜艇的。1935年6 月18日，德英海军协定缔结了。
这个协定规定德国舰队的规模可以达到相等于英国各类战舰的百分之三十五，而潜艇可达到英国的百分之四十五。这样，德国的海军又重新被允许拥有潜艇。
任何国家，在规划军备时，其先决条件首先是从政治上给武装部队指明，谁可能是战争中的敌人。其次，必须为相应的武装部队装备确定在本国什么地方以及哪些范围会受到可能之敌的威胁。然后必须据此条件来装备本国的武装部队，使它在一场可能发生的战争中能对付敌人的威胁。
对于英国这样一个岛国来说，不言而喻，别说要打赢一场战争，就是要经受得住一次战争，其先决条件首先必须是获得它自己的生活必需品，就是说，必须保证必需的粮食、原料和工业产品能通过大西洋上的航线输入国内。因此，英国海军的首要任务就是必须保护这条生命线，保护这条商船航道，几百年来均是如此。基于英国海军的这一保卫任务，为了这种生死攸关的输入，英国就必须首先建造用于对袭击这条生命线的敌人进行反击的这一类型的军舰，敌人的袭击可能是使用一支需要英国用优势的战舰才能对付的舰队，也可能是使用轻型的战舰进行一场商船袭击战，从而使英国海军不得不’使用巡洋舰、鱼雷艇和护卫舰来直接保护商船。
在保护生死攸关的海上航线这一首要任务方面，潜艇以其特性来说，并不是合适的战斗工具。
此外，也不存在这样一种假想的敌人，使英国只能用潜艇来进攻对方的商船航道，从而迫使英国非得建造大量的潜艇不可。
正是这样的缘故，英国的潜艇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几年中，其数量与其他国家相比，例如与法国相比，也是非常少的，如：1939年英国有五十九艘潜艇，而德国海军却有七十八艘。
因此，允许德国建造占英国潜艇数百分之四十五的潜艇，对我们来说，这并不意味着是一支强大的潜艇部队。
所以，一开始，我对更动我的职务丝毫也不感到高兴。在接到雷德尔的通知时，我有这样的感觉：我现在被降职到一个次要的岗位上去了。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被选派去担任训练新潜艇部队的任务。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因为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当过潜艇驾驶员。也许由于我过去的那些经历，使人们认为我适宜于担任一种需要独立处理问题的职务，因为后来我在就任新的领导职务之后注意到，我没有从任何方面如上级舰队司令部或海军总司令部那儿得到任何关于我该训练什么和如何训练或者从哪方面来发展潜艇战术的指示。
但是，不管怎样，我对这一任命的最初失望却成了这样的例证，即人们不能预见未来，人们希望和相信将来会出现这样而不是那样的一切事情，都是无法断定的，直至它们一一成为事实为止。
1935年我还以为派我指挥小小的德国潜艇部队是把我摆在一千配角的地位。但后来世事的变化竟使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由此而担任了德国海军主力部队的领导要职。
八、您对这一任务在战略、战术和训练方面有什么见解?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先谈点个人的事。
1935年春，我率领“埃姆登号”巡洋舰在锡兰特林科马利英国军港停泊了十四天左右，在那里，我们的军舰进行了鱼雷和火炮的射击演习。在这段时间内，我与英国海军司令、总督罗斯海军中将之间的私人关系得到了发展。在我们停泊港口的日子里，我每天到他和他尊贵的夫人那里去作客，我很喜欢他那刚毅而敏锐的气质。比如，这位海军司令在谈起英国对新加坡的政治前途的忧虑时，总是反复地对我说：“我们需要一个希特勒！”当时希特勒的魔鬼性格的阴暗面还没有为事实所揭穿，世界上大部分人就是这样判断这个人的。
有一天，我给罗斯司令看一封信，那是我的两个儿子克劳斯和彼得写来的，他们当时是十五岁和十三岁。他们在信中说：“爸爸，如果你随‘埃姆登号’在？月中旬到达威廉港的话，我们马上驾驶我们的小帆船到波罗的海去玩上五个星期，因为我们漫长的暑假正好在你到达的那时候开始了。”我对罗斯司令说：“可是，1935年7 月中旬，这正好是我出海将近一年的日子，我真想看一下德国的森林，到田野和草原上去享受一番。”但罗斯司令平静地说：“不，舰长，你还是按照你孩子所希望的去做吧。他们如此喜欢在水上帆航度假，这是很好的，他们会从中学到各方面的东西。你们在旅途中停靠码头的时候，还可以让他们见识一下别的国家和外国的文化。”罗斯司令讲得对。在我返回威廉港时，我就满足了我的孩子们的愿望。我在威廉港的海军参谋部任职的最后几年中，总是把我的假期与孩子们的暑假安排在一起。在假期中，我们驾着威廉港游艇俱乐部的一只小小的但适用于航海的五十平方米的帆船，顺雅得河而下，逆易北河而上，然后穿过基尔运河驶入波罗的海。孩子们使帆，但有时我也让他们掌舵。他们经历了海上各种好坏天气，体验了怎样航海和入港，比如说，驶入丹麦群岛海峡的狭窄的航道。他们看到了一些城市，如哥本哈根、赫耳辛格和瑞典的赫尔辛堡。不仅是孩子们，就是我也在每次帆航旅行中学习到不少东西。例如，船在十分狭窄的水面上转向时，如果正好刮大风，就不可把帆收得太小，因为船在转弯时一定要保持自身足够的速度，否则船很容易被大风推往下风而搁浅。或者：刮起大风时，如果船速与滔滔巨浪的速度相差相当大，船就能越过那些面向大海的浅水区（如雅得海湾的浅水区）。如果船速与水流速度相差不大，船就几乎肯定地要被惊涛骇浪所吞没。
有一次，刮起了7 —8 级的西北大风，我因急事须赶回去，就架着帆船，顶着大风，经过雅得海湾的浅水区，向威廉港驶去。我只把前帆，一张很小的前帆，当作大帆用，这样就使帆船的船速减慢，而滔滔巨浪就带着它向前汹涌奔腾。我们就这样幸运地到达了威廉港。
这样的帆航旅行对孩子们来说不仅在航海方面富有教育意义，而且使他们体验到，事实确如一句老古话所说的那样：“作为标准的不是语言，而是行动。”一个年轻人纵使能说会道，自我标榜，自我吹嘘，但是如果他在天气恶劣的情况下，在辽阔的海洋上，乘坐在一只需要费力操作的、前后左右剧烈颠簸的小船上，那末，马上就可看出，这个可怜的大言不惭者是否真象他曾在岸上神气活现地自我描绘的那样一条好汉。我的妻子在帆船上照料我们的饮食。尽管我的两个儿子不太赞成他们十八岁的姐姐参加帆航旅行——照男孩们的看法，她只是为了躺在船面上把自己晒黑以便变得漂亮些——，但是我们大家还是喜欢这样在一起度过我们夏日的假期。在这个时候，一家人才是真正不可分离了。因为当我们在海上时，谁要是对此不满，只有跳出船外游水而走才能摆脱这种处境，而作这种抉择，看来也未见得有什么好处。
事情也就在1935年？月中旬发生了：我随“埃姆登号”舰旅行归来后马上得到了休假，但这次帆航时间只有十四天，因为我另外还被邀请到君士坦丁堡的土耳其潜艇部队去。他们的潜艇是德国的德意志造船厂建造的，他们的教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卓越的德国潜艇指挥官瓦伦丁纳。
有一点我想再说明一下：我很快就克服了一开头由于不能再一次乘坐“埃姆登号”去东亚旅行而产生的失望情绪。我暗自对海军总司令部说：你们等着吧，我要让你们看看，我将用德国的新潜艇部队干一番什么样的事业，我要在潜艇的战术和它的使用方面开出一条什么样的新路子！——我在1935年？月就知道了我的新任命的就职时间是10月1 日，这可非常之好，这样就使我有时间把所有问题作一次检查并亲自把这些问题搞清楚。这样，在10月1 日以前我就制订出一个详细的训练计划？并仔细地考虑好我的打算：关于今后的潜艇建造、关于使用潜艇部队的基本设想、关于新战术的路子以及有关这一切方面的肯定是绝对必要的试验。
度完我的十四天休假期后，我就前往君士坦丁堡，并在那里的土耳其潜艇部队呆了几天。在伊兹米特我又见到我们的老“戈本号”，现在叫“苏丹·亚武斯·塞里姆号”，我应土耳其舰队司令的邀请登上了这艘军舰。
谢天谢地，午餐是土耳其式的，这种食物我曾在1914—1916年偶尔也尝到过。在餐桌正中的一只大盘里盛着一只羊头作为冷盆。我们的东道主舰队司令盛情地把这只冷羊头上最珍贵的东西放到我的盆子里：一对冷羊眼！我边吃边想，各个民族的口味在这方面也是各不相同的。可以肯定说：什么东西好吃，这在世界上是不存在什么到处适用的绝对标准的。
现在回到本题：在三十年代，人们普遍认为，曾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当作十分有效的海战武器的潜艇已经过时了。
在许多国家海军中产生这种看法的主要原因是：英国人发明了一种超声波的测位器，即所谓潜艇探索器。据他们说，用这种装置可以确定距离几千米远的水下潜艇的位置。英国海军部在1937年给英国护航委员会的报告中提到这一点，说：“潜艇再也不会象1917年那样给我们造成困难了。”这就是说，英国海军部不再把潜艇看成是危险的敌人了。对此，英国的海军历史学家罗斯基尔在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第1 卷中也说得很清楚。
当然，英国人已公布了这种潜艇探索器的发明以及它的预期作用。
英国对潜艇价值的这种看法在德国海军中也有影响。尽管当时海军作战部的伯姆海军上校并不同意这种流行的消极观点，可是在1934一ｔ935 年的潜艇学校里，那些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指挥官、老潜艇驾驶员仍对德国新潜艇人员训诫说：“在水下进攻时，至少要与敌舰保持三千米的距离，否则你们就会被探测出来，接着就会受到敌驱逐舰的深水炸弹的攻击。’——显而易见，打这么远距离的目标，命中率是很低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对敌舰的航速或航向的估计有一点点误差也会严重地影响效果。
有鉴于此，我在1935年10月1 日就任“韦迪根”潜艇小舰队司令的新职后，我就命令：要加紧练习六百米近距离射击。在这个近距离内，命中率是很高的。我认为，声纳测位器用于对付水下进攻不可能是绝对可靠的。海水的波动、水的不同密度、舰只自身发出的噪音都无疑地会给潜艇探索器造成困难。只要我们还没有进一步获得有关英国的这种反水下潜艇装置的情报，我就仍然认为上面所说的潜艇近距离进攻是切实可行的，也是正确的。德国的新潜艇部队应该进行相应的训练。——这就是我在1935年10月1 日拟订的计划中有关水下进攻的第一要点。
现在来谈第二点：鱼雷的发明导致人们创造一种能把鱼雷这种新式武器射向敌人的运载工具。这样，在各国的海军中就出现了鱼雷艇。这种鱼雷艇起初是一种很小的运载工具，船身浅，也就是说，甲板上没有高的上层结构，夜间很难发现它，是一种很出色的鱼雷运载工具。它由于夜间不易被察觉而可以驶近敌人，在短距离内十分有把握地发射鱼雷。
近几十年来，各国海军为了胜过敌方鱼雷艇的防御炮火，或是为了使自己的鱼雷艇具有更高的速度、更大的活动半径和更好的适航性能，就把这种原先很小的鱼雷艇的体积加大了。
这些新的特性确实是十分有价值的，但同时也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即这些鱼雷艇由于体积的加大而扩大了侧面影象，在夜间较易被发现，因而它们就不能象以前那样适合于夜袭了。人们还试图用多艘鱼雷艇的扇形射击来弥补只能在远距离射击的缺陷。然而，尽管这样，现代的鱼雷艇从根本上来说已不再是夜袭中理想的鱼雷运载工具了。
在这里，我就来谈谈1935年秋天开始的对德国新潜艇部队进行训练的第二点。新式的潜艇由于具有足够的水面速度而非常灵活，它是用于水面夜袭的一种出色的鱼雷运载工具；因为这种潜艇在浮起时船身也几乎完全没在水中，只有它的狭长的了望塔高出在水面，因此它在夜间很难被发现。所以，在对德国新潜艇部队的训练中，潜艇的水面夜袭就成为一个重点。这里我还想简略地提一下，上述声纳测位器对于正在进行水面袭击的潜艇来说是完全无效的。
现在我来谈谈我训练德国潜艇部队的第三点，也是最主要的一点，即“结群战术”。不言而喻，在战争中，人们都想在战场上尽可能地增强自己的力量。自从人类社会产生争斗以来，这种想法就存在了。所以，早在原始时期，人们就为了进行战斗而群集在一起。这一基本原则，几千年以来，被用之于历次战争的陆战和海战之中的各种形式。只有潜艇——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才被初次用作为战斗武器———直到如今还是基本上单独作战，原因是对潜艇不可能统一指挥。这种统一指挥，即指挥多艘潜艇同时投入战斗，正是我自1935年秋天起所希望达到的主要目的。在无数次演习中，我试图通过潜艇的相应的战术布阵来搜索敌舰，然后根据侦察到的敌舰位置发动多艘潜艇一起进攻敌舰。很清楚，这里必须解决一系列问题：例如，在多大的范围和多远的距离内可以进行指挥？是否只能在搜索敌舰、报告敌舰位置、导引其他潜艇这几方面实行潜艇的战术合作呢？是否也可以指挥多艘潜艇联合进攻呢？可是，该由谁来指挥呢？由于敌人的反潜艇措施，潜艇被迫潜入水中，成了瞎子，这就毫无疑问地不能再有所作为了，那末，一艘处于敌人海域内的潜艇究竟能不能指挥呢？是否必须让一位陆上的指挥官来指挥呢？可是这个指挥官由于在遥远的陆地上，他是否充分了解海上作战区域内敌人的全部情况和瞬息万变的天气情况呢？由于这些原因，陆上的指挥官是否有能力进行指挥呢？在这些问题中还涉及一系列通讯联络的技术性问题，例如，一艘潜艇潜水到多少深度还能与之保持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