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35—1939年这几年里，我试图解决这些问题，在许多方面都获得了成功。在无数次演习中，我们逐渐为结群战术打下了牢固的基础，这一战术在舰队的每次联合演习中充分有效地向任何一个敌人表明，必须估计到在夜间会发生多艘潜艇同时出动的夜袭。
所以，年轻的德国潜艇部队开头几年的训练，对于潜艇人员和我来说，是一个幸福的时期。认为潜艇武器已经过时的混杂思想从潜艇人员的头脑里清除掉了。相反，他们看到了自己特别在夜袭中以及在我所创立的结群战术中能取得何等样的成绩。这样，在1935—1939年的和平年代里，在年轻的潜艇部队中就形成了一种军人集体的特殊精神，这种精神此后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经受了考验。
1938年秋，海军上校冯，弗雷德堡被派到潜艇部队来。
按照海军总司令部和平时期的计划，他在经过一段时期的训练和熟悉之后，将接替我担任潜艇部队的领导人。
经过相应的基本训练后，我派冯·弗雷德堡担任一艘潜艇的指挥官，接着他进了我的司令部。他将在1940年春接替我的职务。海军总司令决定，届时我将单独进行一次世界旅行，以便为一次出国环球航行作准备。我将担任拥有我们四艘最现代化的巡洋舰的一支分舰队的司令。该舰队将于1940年10月1 日开始这次世界旅行。
原先就是这样打算的。但在1939年秋战争开始了，一切都变了。我当然必须用我所训练的潜艇部队进行战争。优秀的、忠实的冯·弗雷德堡海军上校担负了在我国沿波罗的海我的潜艇防区内为即将服役的新潜艇培训人员的领导工作，这些人员后来在战争中被我派到前线去了。
九、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您对国家社会主义是怎样评价价的?
要在今天谈论过去是困难的，因为今天我们已经知道了那些为当时的人们所不知道的东西。但是，假如一位历史学家要评价过去的事件和人物行为的话，他就必须以当时的认．识为基础，而决不允许以现在全然不同的情况作为标准来观察问题。所以，我今天也要尽量客观地来谈我当时是怎样看待那些事情的。
1918年战争的失败和由此而产生的政治后果使我们这些军官——如同任何一个国家的热爱祖国的国民一样——心情十分沉重。对这些后果——不论在内政方面还是在对外政策方面——我们并未施加过任何影响。就我们在国内的政治地位而言，我们是作为军人为全体德国人民和国家服务的，这个国家的形式已由我们的同胞们给自己选择好了，因此，法律上的选举权我们也是没有的。这无异是为我们对国内政治采取完全中立的立场作了证明和担保，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是正确的。
我们就是这样来尽我们军人的职责的。但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初，我们确实也对德国的内外政治形势的发展趋向感到忧虑。
当时，整个世界陷于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中。这场危机对德国来说，特别是由于支付凡尔赛和约所规定的赔款，影响尤为严重。1932年3 月德国失业人数高达六百一十万人。实行民主政体的德国总理布吕宁不得不发布“紧急状态法”，以防止全面的经济崩溃和维护国家的安全。
毋庸赘言：在大量的失业和失业者及其家庭遭受不断增长的经济困难的情况下，德国人民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对当时的政治领导深感不满。因此，左右两翼政党，无论是国社党还是共产党，都受到人们极大的拥护，也就不足为奇了。人们希望这些政党能够改变在德国总理布吕宁领导下的中派政党所难以控制的绝望的局面。因此，在1930年9 月14日国会选举中国社党成了第二大党，其次是共产党。在1932年7 月和11月的选举中国社党甚至成了第一大党，共产党仍居第三位。
在这种情况下，两个激进政党之间发生了公开的冲突，存在着爆发内战的危险。消除这种危险就成为武装部队的任务。
这几年，我担任设在威廉港的北海司令部海军参谋处的首席参谋。因此，采取防御性措施以防止内乱也是我的任务之一。军界各部门的有关代表也经常在柏林的德国国防部里谈论这些问题。我们很清楚，我们武装部队不能两方面都反对，不能同时既反对国社党又反对共产党。否则，我们必然会与绝大多数德国人民为敌。
可惜的是，在魏玛共和国，中派的资产阶级政党未能做到象共产党或国社党那样把工人争取到自己一边来。
关于国社党的发展，我还有一点要提一下。该党曾经声明，他们要把德国人民从凡尔赛和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由于这个原因，甚至连资产者阶层中也有许多人投票赞成他们。
德国武装部队自然也希望摆脱凡尔赛和约的限制性规定。
考虑到这些情况，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德国武装部队倾向于国社党，而不倾向于国际共产党。
因此，如果法国总理白里安和德国总理施特雷泽曼能够实行他们早在1925—1926年就制定出来的有远见的和解政策，并能够解决德国公众当时认为十分重要的一些问题，如撤离来因兰、赔款、各国均衡裁军和战争债务等问题，那末，德国的内政就可能发展成为另外一个样子，这些在德国十分激动人心的主张就不会成为国社党获得公民选票的主要原因了。
由于以上种种因素，德国武装部队普遍欢迎德国总统冯，兴登堡根据国会选举结果于1933年1 月委任希特勒为德国总理。我们军人由此也希望，通过德国领导人的这种更换来消除共产主义的危险。
以后的政治发展是以国会通过的对希特勒的“委任法”作为主要基础的，武装部队对这种政治发展丝毫没有施加影响。
所以，在这一时期我也不可能在政治上发挥任何作用。那时我的军衔只不过是海军中校和海军上校，职务相当于陆军中校和陆军上校。
尽管如此，当国社党的违法行为公开暴露时，我还是提出了最强烈的抗议。例如，在1938年11月9 日所谓“砸玻璃窗之夜”①对犹太人采取暴力措施之后，我以个人和我的军官团的名义向我的上级舰队司令提出了抗议。舰队司令又把我的抗议转交给了柏林的海军总司令雷德尔海军元帅（见《雷德尔回忆录》第2 卷第133 页）。
①1938年ｕ月9 日夜间纳粹党徒们制造的反犹暴行，数以千计的犹太人店铺，住宅、教堂被捣毁、焚烧，大批犹太人惨遭屠杀。——译者。
另一方面，我们对希特勒政府在战前年月里所取得的内政和外交方面的成就表示欢迎，这是很自然的。难道有哪一个国家的爱国军人会有另一种感觉吗？
我们摆脱了由于战争失败而引起的后果。萨尔投票的空前胜利，占领来因兰，宣布国防法，合并苏台德区和奥地利，都表明了这一点。在国内，消除了失业现象，阶级斗争的冲突再也看不到了，工人对我们军人特别对军官的态度与1933年以前相比是多么的不同啊！
所以，我们军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是支持这个国家的。
在战前的这些年月里，我们没有认识到这个政府的弊病，这些弊病主要是到了后来战争期间才滋长起来的。正如今天大家所知道的，当时的新闻限制无疑在这方面是起了作用的。
十、您对德国1939年夏天的政治形势是怎样判断的？您是否确信存在着战争的危险？您认为这场战争是可以避免的吗？您当时打算采取哪些战备措施以对付这场战争？
自中世纪以来，英国的欧洲政策就在于对付这一大陆的最强大的国家。因为这个国家势必会在欧洲大陆上取得优势地位，从而危及英国这个岛国的全球政策。英国历史学家富勒在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书中曾对这个观点作了这样的阐述：“从都铎王朝①直到1914年，大不列颠的政策就是旨在保持强国之间的均势。这就是说，让这个大陆上的强国通过互相争夺处于分离状态，从而在它们之间自然地形成均势。这种均势的作用很自然地会使英国认定谁是敌人。这个敌人并不是名声最坏的国家，而是在政策上比其他国家对大不列颠或英联邦具有更大威胁的这样的国家。”
①英国都铎王朝（1485—1603）。——译者。
为了向英国明确表示，德国无意与英国为敌，1935年6 月，希特勒与英国签订了海军协定，该协定规定，德国舰队限制在仅为英国舰队的百分之三十五以内。但是，当德国的三千年代政策使它在欧洲大陆上得以不断地扩张势力（如苏台德区和合并奥地利）的时候，人们从历史和政治方面极易看出，即使有了这个削弱我们力量的海军协定，也不能阻止英国对德国的敌意日益增长。对英国的这种观点，我还想举下面的例子加以说明：1870年9 月2 日的色当战役之后，英国立即更换了战线，从此以后，它在政治上转而为袒护法国（见此次战役前后数天的《泰晤士报》）。而在此以前，英国在这场德法战争中在政治上一直是支持普鲁士和其他德意志邦国的，因为它们对抗的是当时欧洲最强的国家、殖民势力最强大的竞争者——大法兰西帝国。到了色当战役后，眼看法国就要被打败，这时英国就不得不改变态度，转而为全力反对战胜国——普鲁士- 德意志。诚然，从英国的立场出发，这是对的，因为一个胜利的、统一的德国在经济和工业方面都具有不可轻视的发展前途，从而有可能成为英国的一个强劲的竞争者。所以， 1870 年9 月2 日以后，英国就开始对德国抱有敌意，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这种敌意随着德国的日益强大而愈加强烈了。
根据英国历史上这种态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一年我就认为，英国对于希特勒在欧洲大陆所取得的政治成果一定会采取同样态度的。此后，我就有这样的看法：我们很容易同英国发生一场战争，我们在政治上必须尽一切力量来避免这样一场战争，但是在军事上则有责任为对付这样一场战争的危险做好准备。
在答复第八个问题时我已经提到过：我认为，在战术上采取潜艇的集中作战，首先用于夜间海面作战，是大有发展前途的。我觉得这方面最适用的潜艇是五百吨的Ⅶ型潜艇。这种潜艇水面速度相当快（十六哩），因而很灵活，船首装有四个鱼雷发射管，船尾也有一个，并能携带十二至十四枚鱼雷，具有强大的战斗力。
我还认为，尽管有1936年签订的潜艇协定，但战争爆发后，英国人会很快恢复护航制的。自1939年起，随着德国外交上的节节胜利，英国对德国的敌意也在增长。于是我就愈加感到，采取潜艇的集中作战即结群战术是正确的。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局也已经证明，只有集中使用潜艇，才能有效地打击一支由船舰集中组成的护航队。
由此，我向海军总司令部建议，把潜艇建造的重点放在改进了的Ⅶ型和五百十七吨的ＶＩＩｂ型潜艇上，这种潜艇的活动半径已由六千二百涅扩大到八千七百涅。此外，我认为有必要充分利用和加速建造1935年德英海军协定所允许我们拥有的潜艇吨位。
海军总司令部没有采纳我的意见，他们不相信英国在今后的战争中会实行护航制，固执地认为，潜艇在今后的战争中仍将单独作战。虽然我的结群战术在我们的舰队演习中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是他们对此仍然十分怀疑。此外，海军总司令部特别重视建造巨型潜艇，如配有重炮的二千吨左右的潜水巡洋舰①，以便进行水面上的炮战。据说，这种潜水巡洋舰“可以用它的装备战胜任何一艘来犯的驱逐舰”。
①潜水巡洋舰以及后面提到的潜水炮舰、潜水火炮巡洋舰等，都是旧名，这种名称今已不用。——译者。
我已经说过，我不同意总司令部的这些观点。举例说，一艘潜艇对一艘驱逐舰进行炮战，就会出现如下情况：要是一艘潜艇在炮战中中了弹，那就是受了致命伤，因为它再也不能潜水了，这样，它就丧失了摆脱优势敌人的唯一可能。相反，一艘驱逐舰中了弹，只有在极为偶然的情况下才会出现这样严重的后果。这就是说，潜艇在炮战一开始就处于劣势。
还有各国大力发展空军的趋势在1937年已经很明显了。
这种发展趋势同时也表明了，今后潜艇再要在白天进行水面炮战几乎是不可能的了。
此外，德英海军协定规定我们的潜艇吨位是很少的，如果我们不是按海军总司令部的计划去建造二千吨左右的大型潜水巡洋舰而是建造四艘五百十七吨的，ＶＩＩｂ型潜艇的话，那末，这四倍的潜艇所发挥出来的战斗力比之于仅仅一艘潜艇所具有的战斗力自然要强大得多，尽管这一艘潜艇有重炮配备。最重要的是，在大西洋区域内用四艘潜艇，也就是用四倍的眼睛侦察和搜索敌人，总要比在这么广阔的大西洋海域内仅仅使用一艘潜艇会获得更好的效果，尽管这一艘潜艇吨位较大。由此可见，采取建造四艘潜艇的办法就能更充分地利用规定给我们建造潜艇的为数甚少的吨位。
海军总司令部也不相信与英国发生战争的危险会象我在1939年所估计的那样大。
这样，由于对需要建造的潜艇的大小、战斗力以及它们在今后战争中的战术实施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见解，加上1935—1939年间我们同英国的政治关系，致使海军总司令没有明确地作出决定，应该建造哪些型号的潜艇，更不用说加速建造潜艇以对付与英国发生战争的危险了。
为了再次向海军总司令部提供明确而详尽可靠的参考资料，用以说明我们所提出的潜艇建造的要求，在1938年底至1939年初的冬季，我同我的潜艇小舰队的全体军官举行了一次规模较大的军事演习：为了搜索护航舰和导引其他潜艇，我们在辽阔的大西洋试验了结群战术中的指挥潜艇作战队形并检查了其他种种问题。军事演习说明，在预先估计到敌人防御力量和战斗准备的情况下，潜艇袭击是有效的。
其结果是： 1．为在大西洋上胜利地进行一场商船袭击战，我们最低限度必须配备三百艘前线作战潜艇，因为在任何情况下可用于战区与敌人交战的只有这个数字的三分之一，也就是一百艘潜艇；另外一百艘潜艇驶行于往返途中；还有一百艘则在船厂检修，在检修期间让这些潜艇人员回家度假。
2 ．这次演习的结果清楚地表明，我们现有的可用于大西洋作战的大约二十二艘德国潜艇，只能把敌人“刺几下”而已。
在一份备忘录中，我向海军总司令和舰队司令报告了这次演习的结果。舰队司令伯姆海军上将明确地支持我的战略方案和我在潜艇建造方面所提出的相应要求。可是海军总司令部对我的备忘录没有作出答复或决定。
在此期间，海军总司令作出了另一项决定。1938年春天，希特勒告知他说，即使在今后几年不爆发战争，从现在起，也应将英国列为可能之敌。海军必须依据这种敌对状态在军备方面订出自己的方案。于是，海军总司令部的一个计划委员会制订了一个具有强大战斗力的舰队计划。这支舰队的战略目标是，以战斗队袭击英国的大西洋运输线，这种战斗队必须强大到足以与重炮配备的英国海军进行较量。此计划限期于 1948 年前完成。
这个计划应包括下列各类舰艇：十艘大型战斗舰，三艘战列巡洋舰，八艘装甲舰或重巡洋舰，四艘航空母舰，四十四艘轻巡洋舰，六十八艘驱逐舰，九十艘鱼雷艇和二百四十九艘潜艇。
由此可见，这个计划的重点是建立一支强大的水面舰队。
计划中规定的应在1948年同样建造完成的二百四十九艘潜艇十分清楚地表明，海军总司令部没有采纳我对潜艇战和建造相应的各种类型潜艇的意见：例如，仍同以往一样要加速建造大型的潜水炮舰即潜水火炮巡洋舰。
1939年1 月，希特勒同意了这个建立一支大型舰队的长期计划，此计划称之为Ｚ计划。在这里，一定是希特勒那种好大喜功和热衷于搞惊人之举的天生的心理因素起了作用。他同样要求建立这支以水面舰艇特别是五万吨的重型战列舰为重点的舰队，并须尽快地在六年内即1945年以前完成。
如上所述，这个Ｚ计划与我的计划是不一致的。对此，我的理由如下： 1．谁也不能预料未来，在政治方面也是如此。希特勒向海军元帅雷德尔保证，建设这支强大的水面舰队所需的和平时期，即使不能持续到1948年，至少也能持续到1945年。这种断言是毫无根据的。
2 ．建立这样一支大型舰队是无法保密的。这就会导致英国即使不宣战也会从这方面加强军备。在这样一种军备竞赛中，我们无疑将处于劣势，因为我们的军舰还不到英国舰队的百分之三十五。
3 ．我对这个计划不能同意的主要之点，正是Ｚ计划的作战原则。按照这个计划，我们的战斗队必须向大西洋挺进，因为那里是英国的给养运输线。这样，我们的战斗队就得从北海东南部的德国港口或者从波罗的海出发，向北作长途航行绕过设得兰群岛，才能到达大西洋的主要作战区。在穿过北海的长途进军中，德国舰只会遭到来自附近英国军港和机场的侧击，从而成为英国机动海军和飞机极易攻击的目标。在返航途中，我们的战斗队还将遭到同样的命运。
即使在作战区，在大西洋上作战，德国海军与英国海军相比也是一开始就处于劣势。德国海军不象英国海军那样在大西洋沿岸拥有基地和修理场所，如果德国舰艇中弹的话，将会产生严重的后果，因为负伤的德国舰艇在返航时还必须穿过北海经过上述那段漫长而危险的航道。
由此可见，德国战斗队的这一战略没有充分顾及我们在大陆上的地理位置。
此外，当时发展空军的趋向已经非常明显，但是这个战斗舰计划没有充分考虑到这种趋势。在大西洋上，德国战斗队仅能动用自己航空母舰上的飞机，与此相反，英国却可以从它西部的陆地机场出动大型远程飞机攻击我们。德国战斗队的计划最快也得在1945年才能完成，那时，大西洋上的英国空军将把德国空军——由于两国地理位置的不同——远远甩在后面。
海军总司令部的战略计划导致了Ｚ计划的制订，因此，为了识别这一计划的种种作战条件，按照战略计划作一次全面的演习，无疑是必要的。德国战斗队不仅在往返途中而且在大西洋作战区都必须与敌方的水面舰艇及其飞机作战。与此相反，德国潜艇由于它的潜水能力则不须如此，它可以往返于北海而不会受到敌方的严重威胁。即使敌方的水面舰只在大西洋作战区掌握了“制海权”，它也能够在那里活动，而且由于它的活动半径较大而能长时间地呆在那里。单是这个原因，潜艇就能成为德国在大西洋进攻英国生命线的合适的战斗武器。
对Ｚ计划持不同意见的不仅我一个人。德国历史学家、教授瓦尔特·胡巴奇博士在他的《]848—1945年德国海军参谋本部和海军最高当局》一书中第210 页上关于Ｚ计划这样写道：“卡断英国的贸易来往和摧毁英国制海权的快速步伐把所有政治经验以及认为德国受大陆限制的看法都抛在一边了。”英国海军历史学家罗斯基尔在他的《1939—1945年海战》一书第1 卷第52页上写道：“雷德尔的关于那个长期计划的决定连同希特勒对战争爆发时间的错误估计，其后果对我们非常有利。它使得德国丧失了它在英德海军协定中所获得的许多有利条件，结果，在1939年，德国海军事实上已削弱了它所容许拥有的力量。”
接着，1939年4 月26日，希特勒宣布废除德英海军协定。这就很清楚，在这种急剧逆转的政治形势下，今后几年绝不可能有稳定的和平时期，而这种稳定的和平时期对于建造Ｚ计划所规定的大型水面舰艇是必要的。其实从这时候起无论如何也得加速建造潜艇，尽可能快地弥补为了对付英国这个敌手还不充分的装备。但是并没有这样做。德国的政治领导和海军总司令仍然按照Ｚ计划建造大型军舰。当然，在宣布废除海军协定以后，我曾经给海军总司令写过一份报告，其中指出从现在起加速建设潜艇的必要性。这件事的未获实现，不仅是政治上的而且也是海军军事首脑的一个根本性错误。
由于这个建造方针毫无改变，我在1939年6 月到海军总司令、海军元帅雷德尔那里，请他转告希特勒，我的潜艇军官们和我都在为一场对英战争已迫在眉睫而十分忧虑。“我们用现有的为数甚少的潜艇只能在战争中把英国人‘刺几下’。”雷德尔答应把我的忧虑转告希特勒。当时我只有海军校官的军衔，只是一个上校；我不知道，在德国武装部队中是否有过象这样低级军衔的其他军官向国家元首提过类似的意见。1939年？月22日，雷德尔叫我和我的军官们到斯维内明德他的“格里莱号”通报舰上去，他向我们转达了希特勒的答复：我和我的军官们可以放心，“不会同英国打仗的，真要是打起来，德国就完了”。（见埃里希·雷德尔著《我的一生》第2 卷第164 —165 页；我的著作《十年和二十天》第44页。我今天才知道，海军上将伯姆在1939年4 月也向海军总司令作过陈述，他认为我们已迫近一场对英国的战争。）。
当然，国家元首的这一明确表示对我们起了极大的安定作用。但是，尽管如此，在与海军总司令这次谈话后，当我独自一人同我的军官们在一起时，我还是对他们说：“无论什么时候爆发战争，英国都将站在我们的敌人一边，这一点我们是坚信无疑的。对此，你们心中要有个底！”
对我来说，1939年的春夏，在我记忆中是我所经历过的最伤脑筋的几个月。我与海军总司令部之间在政治局势、海军战略和潜艇建造等问题上的分歧，使我日子很不好过、总结这段时期：1935—1939年间，我们建造的潜艇远未达到德英海军协定所允许我们建造的数量。
1939年8 月底，对波兰的战争再次推迟——我们今天事后才知道，仅仅推迟了很少日子——，我在1939年8 月28日，就迅速建造潜艇一事，再次向海军总司令写了一份报告（潜艇舰队司令部密件第一百七十二号）。在这份《关于建设潜艇舰队的设想》的报告中，我写道：“鉴于目前英德之间的紧张局势和两国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我确认，海军特别是潜艇舰队从现状来看是无法完成它们在战争中应承担的任务的。
虽然我们可以期望现在不发生战争；但不能认为，英德之间的政治形势近几年会发生根本的变化，即使有可能出现双方接近和安宁的时期。最合适的战斗武器，而且建造速度又快——与建立一支舰队相比——，那就是潜艇。所以，海军务须致力于潜艇舰队的快速建设，从而为今后在同英国的冲突中能处于较为有利的地位。”
在我再次综合了我的关于必须加速建造潜艇的要求之后，我说：“为了能卓有成效地进行一场对英战争，应把需要动用各方面的力量看作是必不可少的。……只有不惜一切地使其他要求服从于这个大目标，才能解决这些问题。然而，要贯彻决定性的措施必须具备一个组织上的前提，即设立一个拥有广泛的全面的权力并直接对总司令负责的中央机构，处理与建议中所提出的建立潜艇舰队的任务有关的一切事宜。”
1939年8 月底，我和海军总司令一起从基尔飞往斯维内明德时，我把这份报告亲手交给了他。他立刻看了这份报告，而且很明显地留下了印象。
我把8 月28日的这份备忘录副本送呈我的顶头上司舰队司令伯姆海军上将。他完全支持我的建议。他在给海军总司令的报告结尾，对于我的要求表示这样的态度：“必须立即把一切力量高度集中起来用在这个唯一的关键问题上，并把无助于上述目标的所有其他建造计划统统推后。”
可是，现在已为时太晚了。希特勒在1939年9 月1 日竟发动了对波兰的进攻。他盲目地认为，英法不会积极参与保
护波兰。可是，英法在1939年9 月3 日就宣战了。就这样，希特勒由于错误地判断了英国的态度而“滑”进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他本来应该在政治上避免这场战争的，即使我们与波兰的冲突会扩大到英国的这个可能性极小，哪怕只有百分之一的可能性。实际上这种可能性是很大的，因此，希特勒无论如何都应该避免与波兰发生军事冲突。
随着战争的爆发，海军总司令部在此以前所制订的整个计划全垮了。建设大型军舰的2 计划成了泡影。在总司令部里，正如我在1939年8 月28日的报告中所建议的那样，立即设立了一个潜艇局。潜艇司令，也就是我，可以决定总司令部应加速建造何种类型的潜艇。我和总司令部的关系一下子完全改变了。就这样，一直等到战争开始，才使总司令部认识到，建立一支大型舰队的长期计划是错误的。
今天我们还知道，早在1937年12月2 日英国政府就已经作出决定，尽管有1936年的潜艇协定，一旦战争爆发，将立即恢复英国商船航行的护航体制。
战争爆发时任英国海军大臣的丘吉尔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9 月4 日晚英国海军部第一次会议作出决定：
“1 ．战争第一阶段，日本保持缄默，意大利态度未决，保持中立，主要的攻击目标似将针对大不列颠的大西洋通道。
“2 ．建立护航体制。此护航体制系专指反潜艇护航而言。
有关对付巡洋舰或重型船舰的进攻问题，本计划中未加讨论。”
由此可见，德国潜艇司令从他1935年发展了结群战术以来，就正确地估计了形势。
但是，德国海军在战争爆发时，只是一个残缺不全的躯体。它不得不以仅有的能在大西洋作战的二十二艘潜艇与最大的海上强国进行潜艇战。
十一、战争爆发后，您的态度怎样?您有哪些战略计划?
关于英国宣战的消息，我是在9 月3 日得知的，当时我正在我的作战室里。虽然近几个月来我一直在为与英国发生一场战争而担忧，但是战争成为当前的事实毕竟使我万分震动。
后来，我的海军参谋本部首席参谋厄尔恩海军少校把当时的情景向一位历史学家作了如下描述：“对您这位历史学家来说，从一个熟悉当时内情的目击者的回忆中，了解一些有关海军元帅邓尼茨在对英战争刚开始时的态度，也许是感兴趣的。
“战争一爆发，我就奉命从海军学院来到潜艇司令部并在那里担任了首席参谋的职务。除了有几次间断外，直到战争结束（最后一个职务是海军作战参谋部作战处首席参谋），我始终没有离开过海军元帅的身边，我和他之间从当年以至今日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无论在战争初期，还是在被丘吉尔看作是对英国最大危险的潜艇战的最激烈时刻，海军元帅从未低估过我们在这场战争中的艰巨性。这一点，我是毫不怀疑的。我有这样的印象：海军元帅认识到与英国这场海战的危险性和持久性，他从战争的第一天起就在各方面作了许多努力，期望我们年轻的海军军官一方面对要求于我们的长期和巨大的牺牲作好思想准备，另一方面要我们树立起必要的自信，完成他和我们一起承担的任务，把这场艰巨的战争引向胜利。他反复地向我们指出这场战争的规模和艰巨性，但同时却很少让我们看出他的忧虑。他把忧虑藏于内心深处，只有他身边极少的几个最亲近的人才偶尔可以隐约地觉察到他这种思念。我想，我也能算是其中之一。
“宣战的当天有一段小小的见闻也许能对您说明我的观察：‘潜艇司令的司令部设在威廉港的一个指挥部里。英国的对德最后通牒期限是当天中午。我们获悉，英国表示公开的敌意所用的两个密码字是：“全德’和‘德国意大利’。
“海上的潜艇必须在最后通牒的期限终止前尚可支配的短短数小时内及时获得对方的密码字和命令。邓尼茨在海军作战部曾经多次叫人打电话。同时他自己也跟海耶、施尼温德和雷德尔通过话（这一点我记不大清楚了）。我们总是得到这样的回答：希特勒曾打算并将愿意在任何情况下都要避免与英国发生战争。这时，无线电讯队军官、现任海军上校梅克尔走进作战室递交了一份从船舰发报电波中截获的一份电报，上面写着‘全德’的字样。战争就此开始了。海军元帅把电报拿在手里，在作战室的营房里踱来踱去，看上去完全陷入了沉思。他一遍又一遍地对我们但更多的是对他自己说：‘我的上帝！这么说，又要和英国打仗了！’“接着，他意识到，聚集在他司令部里的人都把目光注视着他。我觉得他好象从沉思中突然醒悟过来，快步走出作战室，砰的一声关上了房门。约莫过了半小时，他重又走了进来。当他重新踏进作战室的时候，他的神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异常冷静地对我们讲了下面一些话：“我们面对着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同一个敌人。但是我们有着有利之处，那就是我们从历时四年的战争中已经充分地认识了这个敌人；大家也都知道，我们拥有一种武器，这种武器我们本来是可以用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胜这个敌人的。依据这些经验，我们能够用新型的潜艇部队有效地攻击敌人，迫使敌人下跪。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我们自己和我们的武器。战争将是长期而十分艰巨的，我们正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在以后的岁月里我还时常回想起这一时刻，我总是从这位海军元帅身上发现他首先考虑的是，怎样使我们增强战斗意志、自信和精神力量。他从不流露出自己的犹豫。
‘我不能想象，当一个指挥官要想完成他应承担的任务时，他还能有什么另一种做法。”
正如厄尔恩所叙述的那样，战争开始时的情形就是如此。
既然战争已经爆发，我作为一个军人，现在再也没有别的选择，只有做好在我职务之内所能做的一切，使战争在军事上尽可能地朝着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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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现在，作为海军上校，作为德国海军中许多这一级军官中的一个，以及作为德国陆军、空军中许许多多上校中的一个同级军官，可以声明：这场战争我看是不必要的，所以我不参与——这样一种行动是改变不了我们的政治局面的，战争状态仍将继续存在。那末，我只好离开我所指挥的地区和潜艇部队，离开忠实于我的部下。这只会对我们的作战带来害处。不言而喻，我这种行为会受到德国军事法庭的严厉审判，这种情况即使发生在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军官身上，也会理所当然地遭到同样的惩罚。
政治是高于军人之上的。如果有谁——即使是一个下等兵——在宣布战争的时候，稍有不符合军人守则的行为，甚至允许并要求每一个士兵可以自己决定行动，那末，他就动摇了武装部队的生存权以及这个武装部队所要保护的国家安全。
我在战争开始时就已清楚地看出的关于我们处境的严重性，在9 月4 日我对我的军官们的讲话中已经指出：“你们要十分认真地对待这场战争！你们要清醒地看到，战争将是长期的，可能要持续七年，如果战争以打成平局告终，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因此，我作为一个海军军官，正面临着一项艰巨的任务，即要用数量很不足的武器去同英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海上强国作战。如上所述，要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么一点德国潜艇是根本不够用的。于是，在战争发生后，经过激烈的内心斗争，我决定请求海军总司令，把当前最重要的也是今后迫切需要的潜艇建造任务交付给我，而把只能“刺”敌人几下的少量潜艇的前线作战任务移交给我的最亲近的部下冯·弗里德堡海军上校。这个决定是合乎逻辑的、正确的，因为要同英国打一场有把握的海战，先决条件就是尽快地补充数量不足的潜艇部队。
但是，海军总司令却拒绝了我提出的由我来主持潜艇建造的请求。他认为，前线少了我是不行的。受我指挥的潜艇人员和我之间已经建立了充分的信任。战争刚刚开始，正需要把现有的潜艇及时地投入战斗并发挥潜艇人员的作用，如果现在调走他们的司令，就会给自己带来军事上的严重损失。
总司令的这一看法无疑也是正确的。
另一方面，我们今天回过头去看就明白，从战争开始之日起，希特勒根本没有把潜艇建造放在优先于其他装备任务的地位，因此，在战争的头几年，没有动用国家和工业部门的全部力量来建立德国潜艇部队，从整个战略上看，这样做似乎是正确的。今天我们清楚了，在战争最初的三年半时间里，由于潜艇数量过少，我们未能在大西洋战役中取得有利于我们的决定权。
此外，即使雷德尔在战争开始的时候就接受了我的请求，然而我能否在1939—1943年间从德国的国家领导方面成功地优先获得建造潜艇所必需的装备，这显然是很成问题的。
关于潜艇建造的问题，下一个问题我还会提到。
战争开始时，我担任前线潜艇部队的司令。我的战略计划是很清楚的。这个计划早在1938年底至1939年初潜艇部队军官们都参与的一次演习中得到了彻底的检验。我们的海军战略任务是以与敌人方面的条件相适应为前提的。英国是一个岛国，它的生存和国民的给养依赖于从海上输入的粮食。
工业原料也同样必须进口。此外，在战争期间，一些军火工厂由于战争而扩大了规模，因而原料的进口也要相应增加，但是，各国的任何一种援助，不论是来自世界各地有关工厂的武器，还是来自盟国的增援部队，英国都只能从海上获得。
其次，英国要在欧洲大陆上扩展力量，须取决于能否把部队及其装备从海上运往欧洲。
因此，英国人民的生存，英国的经济和工业，以及英国同大陆的敌人进行战争，全都依赖于这种数量巨大的海上输入。所以，对英国来说，最重要的海战任务就是必须保护用于这种输入的载货商船。相应地来说，我们必须把对载货商船的进攻放在优先于其他一切战事的战略地位，因为我们在大陆上的胜败最终也得取决于能否消灭这些运输船只。
我们击沉这些载货商船要愈快愈好，因为敌人无疑将试图添造商船以弥补损失。但是，这种添造也是需要时间的。
鉴于英国建立和发展防御潜艇力量同样需要时间，我们也需要尽量加快速度击沉英国的商船。于是就形成了以发挥潜艇战的作用为一方、以取得防御潜艇力量的成效和添造商船为另一方的双方之间的一场竞赛。
由于这一切原因，在战争开始时候起尽快地建造潜艇是必要的。丘吉尔在他的回忆录《第二次世界大战》第1 卷第392 页上就战争的开端写道：“显然，德国人将建造数以百计的潜艇，毫无疑问，为数可观的舰队正在船台上进入各种完成阶段。我们必须作这样的估计：在十二个月至多十八个月以内，一场真正的潜艇战必将发生。”由此可见，在迅速建造德国潜艇的必要性的看法上，丘吉尔具有同样的观点。
为了尽可能快地击沉尽可能多的商船，我规定了潜艇“经济使用的原则”，这就是：力求将潜艇派到最易击沉敌方商船的地方去，以及使每艘潜艇和每个出航日能达到最高击沉率。
当然，来回航程的长度和距离在此是起着作用的。
在潜艇司令的作战室里，这个击沉率连续地用图表显示出来，并且不断地研究分析它的种种原因。这就是潜艇随机应变地投入作战的一个基本观点。
战争爆发后，我就是按照这些原则安排使用潜艇的。
十二、您的计划在海军总司令和希特勒那里得到了哪些支持?
在回答第十个问题时我已经讲过，在1939年8 月底的紧张时期，我在一份报告中曾经就我们和英国之间的危险的政治局势再次指出了建造潜艇的极端迫切性。
不久，战争爆发，海军总司令同意了我的潜艇建造计划。
于是我在1939年9 月8 日的一份报告中提出了我认为必需的潜艇类型，并且列出了它们应制造的数字比例。请阅1939年9 月8 日潜艇舰队第四百八十二号密件，我已把该报告的副本附在第十二个问题后面。
1939年9 月28日阿道夫·希特勒视察威廉港的潜艇舰队。我利用这个机会在汇报时着重提出了两点： 1．我确信，潜艇在对海上强国英国的作战中能够取得决定性的成就，因为现在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大不相同，例如潜艇在对付护航队方面也能联合作战。
我之所以特别强调这一点，是为了使希特勒这个陆军军人出身、毫无海战经验的人更加相信我的用潜艇战对付英国的观点。
2 ．我在汇报中强调的第二点是：取得海战胜利的一切希望全在于我们手里有无足够数量的潜艇。
我想用这种提法来支持海军总司令部对于立即加速建造潜艇的要求。
我汇报后，希特勒没有答复，也没有表态，更不用说同意了。显然，他在这一天还是显示了他是重视德国潜艇部队的，否则他肯定不会宣布和进行这次视察。但他对我提出的有关潜艇战的所有问题却保持沉默，海军元帅雷德尔也没有支持我的主张。
后来我知悉，海军总司令在1939年9 月1 日已经下达了关于建造战舰的命令：“撤销和平（建造）计划。新的建造计划相应地包括下列紧迫的任务：“1 ．建造新的潜艇，其型号按潜艇司令的建议。
“2 ．继续建造五艘大型舰只：战列舰‘俾斯麦号’和‘铁比茨号’，巡洋舰‘欧根亲王号’和‘赛德利茨号’以及航空母舰‘齐柏林号’。
“3 ．建造新的驱逐舰、鱼雷艇、探雷艇和扫雷艇，以及控制沿海海路所必需的捕鱼船；此外还要建造快艇。”
其后，雷德尔在1939年10月10日请求希特勒将这项紧迫的海军建造任务置于其他军备任务之前，并指出：为此还须尽快地提供必需的原料和劳动力。希特勒在同雷德尔的这次谈话中同意了海军的建造计划，但却没有同意雷德尔所要求的授予他紧急措置的全权。
为什么没有授予海军这种全权的原因，到了1939年12月8 日德国武装部队总司令部奉希特勒之命对海军作如下通知时，就完全清楚了：“1 ．元首同意海军的计划：“（ａ）继续建造五艘大型舰只；“（ｂ）限制轻型舰只的建造计划；“（ｃ）执行已提出的潜艇建造计划。
“2 ．鉴于戈林元帅拥有统辖各方面的全权，元首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认为，无需为实施潜艇建造计划另行授予特权。’这个决定对潜艇建造起着愈来愈不利的作用。例如，海军分配到的用于装备的钢材还不到德国钢产量的百分之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