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罗斯福在一次对美国人民的广播讲话即他的所谓 1940 午12月29日的“炉边谈话”中，说了如下的话：“如果英国灭亡了，那末轴心国将接着统治欧洲、亚洲、非洲和澳洲大陆，它们将用巨大的资源从陆地和海上来对付我们这个半球。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所有在这两个美洲的国家，就将在瞄准着我们的枪口下生活，在这支枪的枪膛里满装着危险的经济炸药和军事炸药。”
这种虚构的谈论完全置现实力量的对比于不顾：德国是一个大陆国家，它除了有少量的潜艇外，没有任何有效的海军力量，因此，它根本没有能力去消灭英国舰队，进而把军队运过大西洋，在美国东海岸登陆并征服这个强大无比的世界帝国；可见，罗斯福的炉边谈话是多么荒唐，它根本不符合客观事实！
但是，尽管如此，罗斯福的这种蛊惑人心的讲话，还是在美国人民中间产生了预期的效果。从那以后，美国人民就打算背离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由美国人民所奉行的中立政策，打算抛弃一个中立国的立场，并且尽一切力量——诚然还是“ｓｈｏｒｔ ｏｆ ｗａｒ”①——来援助英国。说德国企图以其武力来征服美国这样一个位于世界另一端的大国——且不说德国根本没有这种意图——，这种毫无根据的臆造对美国人的思想起了多么大的影响，也可以从一个美国历史学家在1960年1 月27日写给我的信中的以下一段话清楚地看出来：①英语：“不参战”。——译者。
“他（希特勒）的政治战略之所以在某一点上取得成果，往往在于只消灭一个对手，而同时却以恐吓和讨好的手段使其他国家保持中立。如果德国由于美国不加干涉而先征服英国，后征服俄国，接着不可避免的将是同美国进行一场也许是通过中美或南美的任何一次希特勒式暴乱而引起的，战争。
如果美国再不扩充军备，而德国接管或粉碎了英法海军的话，德国就一定能够重演‘火炬战役’，而海军上将邓尼茨也许会成为统治美国的纳粹行政长官而不会是第二个元首了！”
评论这封信本来是多余的，何况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过了。
不过我想再说几句：譬如，我们究竟怎样去接管或粉碎英国的海军呢？即使我们有能力征服英国——实际上我们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因为我们的登陆艇在横渡英法之间的英吉利海峡时就会被歼灭——，我们也不可能把英国海军弄到手，因为正如丘吉尔在1940—1941年在美国说过的那样，它无疑会向西溜走。何况，对德国来说，要想如同盟国1942年“火炬战役”中在北非所做的那样在美国登陆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德国同美国为辽阔的大西洋所阻隔，而美国和英国在这场战役中也掌握了大西洋的制海权。
至于说，战争结束时我有可能不当希特勒的继承人而成为在德国统治之下的美国的“纳粹行政长官”，则更是彻头彻尾的臆造。
但是，如前所述，罗斯福利用他的关于德国占领美国的政治欺骗，在美国人民中取得了效果。1941年3 月Ｕ日，美国国会在一项租借法案中批准了美国无限制地援助英国。从这时起，美国开始对英国进行纯军事援助。1941年2 月1 日，在海军上将金的领导下建立了美国大西洋舰队。
按国际法，各国的领海为三涅，而海军上将金却把美国的安全区域向东扩展到大西洋，一直延伸到西经26度。这条新界线离开美国海岸达二千三百多里，而离开欧洲（里斯本）只有七百四十里。在这个新的美国安全区域里竟把欧洲的亚速尔群岛也囊括进去了。
1941年7 月7 日，美国人在冰岛登陆，如同他们所说的那样，接替英国“保护”冰岛。对这件事，美国历史学家莫里森在他的第二次大战中美国海战的历史著作的第1 卷《大西洋战争》中写道：“尽管冰岛政府在英国人的压力下请求美国对它的国家进行保护，但冰岛居民却不乐意接受占领。在他们激烈的民族主义和地方主义的意识中，他们不理解这种被保护的必要性。”
我认为，这些话虽然明显地出自于美国的立场，但也反映了占领冰岛这一违反国际法的真实情况。
与此同时，美国直接承担起了对往返于美国和冰岛之间的“美国船只和愿意加入美国护航队的任何国家的这种船只”的护航任务。美国的这种狡猾的措施，规定了——尽管没有明说——仅仅对英国船只而决不是对德国船只提供保护，因为德国船只显然没有能力从海上驶往那儿去“加入”相应的护航队。
此外，美国大西洋舰队总司令在1941年？月19日第六号战斗计划中命令，如果战略形势需要的话，也要为北大西洋的其他护航队提供保护。这样，美国人实际上对英国船只承担了保护责任。
但是，德国政府对美国的这一系列违反国际法的措施，在政治上丝毫没有作出反应。德国政府想尽量避免使美国如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那样参加反对德国的战争。因此，德国政府仍然是宁可让美国在损害国际法的情况下去援助英国，也不愿德国同美国处于实际的交战状态。
1941年6 月20日，一艘德国潜艇在英国周围的准许攻击敌舰的封锁区遇上了美国战斗舰“得克萨斯号”。迄今为止，美国军舰一直是绕开这一封锁区的，因此，德国潜艇指挥官怀疑这艘军舰如同美国的五十艘驱逐舰那样是交给英国的。他对这艘军舰进行了攻击，但未击中，同时他向我报告了这艘军舰在封锁区的详情。我接到了这个报告后，为了慎重起见，就马上按照希特勒的避免与美国发生任何冲突的决策，发布了命令：“美国军舰即使进入封锁区也不得对它们进行攻击。因为我觉得，尽管准许攻击的命令仍然有效，但已与元首的政治意图不相适应了。”（潜艇司令1941年6 月20日的作战日志）
由此可见，德国潜艇想尽量避免同美国发生冲突。
第二天，7 月21日，遵照海军作战部的一项新的指示，给潜艇发出了关于如何对待美国军舰的电报：“元首已命令，在以后几个星期中，避免与美国发生任何意外事件，要在一切可以设想的情况下，按此精神行事。此外，在另有命令之前，只许攻击封锁区内外确属敌人的驱逐舰、战斗舰和航空母舰之类的军舰。军舰熄灯航行，不能被看作是敌舰性质的证据。’因此，根据这一命令，德国潜艇不得再对它的最凶恶、最危险的敌人即驱逐舰、护航舰和巡防舰———也包括英国的——进行攻击。如果这类敌舰侦察到一艘潜艇，接着就以深水炸弹或火炮对它进行攻击，而潜艇却不得对之进行自卫。
于是，德国潜艇在战争中就落到了这种从未有过的境地，即旧敌和新敌都可以凭借一个破坏了中立的“中立国”得以进攻潜艇，而潜艇尽管受到敌人的进攻面临被消灭的危险，也不得进行自卫。
只是后来下达了一道补充命令，才准许德国潜艇在受到持续攻击时，可以为了自卫而进行抵抗。
但是，情况却发生了急遽的变化，1941年9 月4 日，美国驱逐舰“格里尔号”和德国潜艇之间发生了一起意外冲突事件。美国历史学家威廉·Ｌ·兰格和Ｓ·埃弗雷特·格利森在他们的著作《世界危机和美国外交政策》中的《1940—1941年的不宣而战》这一卷的第743 页上提到了这件事（书名本身就说明了许多问题！）：“格里尔号’事件的真相，简单地说，是这样的：美国的一艘驱逐舰载着旅客和邮件驶往冰岛，这时，一艘英国巡逻艇通知它说，有一艘纳粹潜艇潜伏在前面十涅处。于是，‘格里尔号’侦察到了这艘潜艇，跟踪了达数小时之久，与此同时，它与潜艇保持一定的距离并发出无线电报。潜艇指挥官迫不得已，终于发射了两枚鱼雷，都未命中。驱逐舰放了两枚深水炸弹来回敬，结果情况不明。这一起意外的冲突事件发生在离冰岛约一百七十五涅处即德国人宣布为战区的区域内，而距离美国军舰受命进攻和消灭水上作战的舰艇的活动区还有一大段路程。“格里尔号’指挥官在潜艇发射鱼雷后作出的反应是理所当然，无可指责的。但另一方面，有关这次事件的消息在美国官方和私下场合所引起的愤懑情绪却是很难理解的。请想一想，当‘格里尔号’发现了潜艇，紧紧地跟踪了数小时，并通过情报使英国飞机便于进行攻击，而面临死亡的人们最终却不对他们的跟踪者进行抵抗，岂非咄咄怪事！”
从这两个美国历史学家的叙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德国潜艇由于美国驱逐舰的跟踪，受到了威胁，有理由出于自卫而发射没有命中的鱼雷。接着，德国潜艇就不止一次地受到从‘中立”的美国驱逐舰那里获得关于潜艇方位情报的英国飞机的轰炸。
这两个美国历史学家在最后一部分的叙述中，讲到了正义在德国潜艇一边的这次意外事件在美国公众中产生的政治上的后果，罗斯福总统应对此后果负有责任。他在一次广播讲话中利用这次意外事件企图使美国人民相信：从现在起，必须结束美国人在大西洋的“不参战”状态，美国军舰现在也必须攻击和消灭德国潜艇。在1941年9 月Ｕ日的一次广播讲话中，罗斯福总统对美国人民谈到了这一意图的理由：“大家务须认清，需要我们冷酷无情的时刻已经到来，我们必须告诉那些妄图征服世界、建立永久的世界霸权的惨无人道、贪得无厌的冒险家们：‘你们企图把我们的子孙后代，置于你们的恐怖统治和奴役之下。
你们现在已侵犯了我们的安全。
到此为止，不许你们再继续下去！’”
接着，美国海军部长诺克斯于1941年9 月15日向美国舰队发出命令：“对轴心国所有袭击商船的舰艇，不管它们是水上海盗还是水下海盗，都应采取一切可行的手段予以捕获或歼灭之。”
在美国总统发出这一“开火令”之后，从1941年9 月起，美国在大西洋战场上就与德国处于战争状态了。
但是，德国政策的原则，仍然是避免与美国发生任何进一步的战争冲突。尽管罗斯福发布了新的“开火令”，我在前面已经提到的相应地限制德国潜艇的命令依旧不变。
美国的这种非中立的、战争的行为，当然使德国潜艇和美国驱逐舰之间的进一步冲突成为不可避免。
对此，兰格和格利森这两位美国历史学家在上述历史著作中写道：“令人奇怪的不是击沉一些美国船只而是没有击沉更多的美国船只。”
1944年3 月27日，美国大西洋舰队司令海军上将金在他向美国海军部长写的报告中，谈到了他的部下在一场“不宣而战”的战争中对这种不仅非中立而且是战争的行为所持的态度：“尽管人们可以用国际法的观点来看待形势，而美国海军对大西洋上发生的事件则持一种现实的态度。”
美国的这种在战争史上和国际法中几乎是绝无仅有的行为，至今未受到任何一个国际法庭的调查，更不用说惩罚了。
但是，与控告者的愿望相反，尽管我们在1941年12月 11 日由于我们的盟友日本参战而对美国宣战，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却提不出确凿的证据来证明德国对美国发动了一场进攻战。在最后一场美德战争中，进攻者毫无疑义地正是美国。
十七、对美国宣战后，您认为出现了什么样的战略形势?
1941年9 月17日，我作为当时的潜艇司令，陪同海军总司令雷德尔去同希特勒进行一次会谈。雷德尔根据海军作战部的建议，试图通过元首发布一项新的命令，来改善德国潜艇在大西洋的困难处境。这些德国潜艇只有在受到他们的主要对手驱逐舰、护航舰和巡防舰的直接攻击时，才可以实行自卫。
但是，在谈话中，希特勒似乎仍然想坚持他的观点，避免一切可能导致同美国海军发生意外冲突的事件。因为罗斯福总统肯定会充分利用这些意外冲突事件，在政治上采取其他措施来对付德国。
不过，希特勒在作出决定之前问我，如果他放手让潜艇攻击驱逐舰的话，潜艇能击沉多少驱逐舰。我回答他说：“恐怕连一艘也击沉不了！”——因为不言而喻，潜艇的基本战略任务在于击沉英国的商船，这是必须坚持的原则。所以，德国潜艇只有在需要保障安全的时候，才可对敌方的驱逐舰采取战斗行动。我回答了之后，希特勒作出了最后决定，依然维持原先我在回答第十六个问题时已经讲过的对德国潜艇的命令。
在1941年9 月17日的谈话中，商讨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尽管我们尽了一切相应的努力，而仍将出现同美国的正式战争状态，到那时，我们将会面临怎样的局面。遇到这种情况，我要求能及时地得到这方面的指示，以便潜艇在战争一爆发，就进入美国的海域。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美国领海是非常有利于进行潜艇战争的。
但是，形势却急转直下。1941年12月7 日，日本袭击珍珠港，使德国大为震惊。之后，日本同美国处于战争状态，而作为日本盟国的德国，认为有义务向美国宣战。
1941年12月9 日，海军作战部通知我说，取消一切以前关于克制地对付美国船只的决定。于是我要求立即派十二艘潜艇进入美国海域去进行一次有准备的“重点打击”。
这里，我必须就我在这段时间内所拥有的潜艇数字作一点补充说明。在我的作战日志1942年1 月1 日那天对此有一个精确的统计。
在这时期，德国在前线作战的潜艇总数为九十—‘艘。其中二十三艘在地中海，另外两艘根据海军作战部的命令还得进入地中海，六艘布置在直布罗陀海峡西面，四艘在挪威海域。用于吨位战的其余五十五艘潜艇中，由于严重缺少造船工人，有百分之六十还停泊在港口进行修理。
因此，在海上的前线作战的潜艇只有二十二艘，其中一半左右在往返途中。
在这场具有最重要的战略任务的吨位战中，全部潜艇实际上只有十至十二艘在接近敌人，以便击沉商船。
即使在这种形势下，我在1941年12月9 日提出派遣十二艘潜艇进入美国领海的要求，也被海军作战部拒绝了，而只有六艘潜艇被允许在美国沿海进行初次“重点打击’。海军作战部在这方面的理由是：它认为，不能承担削弱地中海的战斗力的责任。与此相反，我认为，我们必须尽可能多地让潜艇进入美国东海岸。我的基本原则就是：经济地使用潜艇，也就是说，尽可能地提高每艘潜艇在每个航海日中的击沉率。在这些航海日中，当然也包括往返航行的时间在内。因此，即使象美国东海岸领海这样遥远的海域，我仍然把它看做是德国潜艇能取得辉煌战果的战区，其原因也正在于我认为这个海域的防御能力——尽管经历了两年多的战争，尽管美国人在1941年大西洋战役中支援英国人时得到了教训——仍然是极其薄弱的。
这一估计得到了证实。为了进行初次的所谓“重点打击”，1941年12月间，只有五艘潜艇能驶离比斯开湾海岸进入美国领海。为了使这支微弱的力量尽可能有效地进行“重点打击”，当他们越过大西洋后，我就命令这五艘潜艇全部在同一天出击。
估计美国船只只会单独航行，而不会编队派护航舰队护送，因此，我把五艘潜艇也同样单独地布置在较大的、最有利于作战的海域。
“重点打击”成功了。潜艇出击获得了辉煌的战果。在美国海岸，潜艇看到的几乎是一派和平景象。等到美国改变这一局面和开始适应这一战争形势，还得经过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从1942年4 月底起，美国人在他们的盟国英国人的强烈的催促下，才在美国的东海岸建立起第一批护航舰队。
这里，我想引述一个参加第一批“重点打击”的潜艇指挥官在他的作战日志里写的关于这艘潜艇的战斗情况：“真遗憾；当我驶近纽约的那个夜晚，除我而外，没有再增加两艘大型布雷潜艇一起全力攻击。更遗憾的是，今天夜里没有十至十二艘潜艇来替代我。我相信，一起出动定能大获全胜。我看见大约二十艘轮船，一部分船熄了灯，其间还有几艘大型运货船。它们全都紧靠在海岸边。”
对此，我在1942年2 月8 日我的作战日志中写道：“从指挥官的报告中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如果能拨给德国潜艇司令部用于这场战斗的不只是六艘而是它所建议的十二艘大型潜艇的话，则‘重点打击’就会有力得多。这样难得的机会虽然利用了，并取得了令人喜悦的成果，但却未能取得在这次机会中实际上应能取得的东西。”
从12月中旬起，在我可以派第一批五艘潜艇前往美国海域之后，我又在以后几个月把所有可供使用的潜艇全部派往这一海域。所以，1942年2 月那次重新抽调二十艘潜艇投入挪威海域是一次严重的失策。我在回答第十五个问题中已经提到了这一点。
因此，由于所有这些潜艇用于其他方面，其结果是：1942年最初的几个月里只能使十至十二艘潜艇同时在这极为有利的美国海域内作战。
对此，英国海军历史学家罗斯基尔在描述美国船只当时在美国东海岸航行，由于遭到德国潜艇的攻击而受到严重损失时写道：“1942年初美国沿海遭受破坏，大约十二艘以上的潜艇在这一海域同时作战，这是从未有过的最惊人的事件之一。”
（罗斯基尔：《海战》第2 卷第96页）。
按照我的经济地作战的原则，在1942年最初的几个月中，我觉得，在使用潜艇时，也要经常让它们调换海域，并按照我对情况的判断，把它们派遣到运输频繁而防卫力量最为薄弱的地方去，以期取得最大的战果。这一措施产生了良好的效果。
因此，在1942年6 月，鉴于建立了上述的护航队而使在美国东海岸一带的战果日见缩小，我就着重把一支潜艇队投入加勒比海，这一调动措施收效极大。
那时担任加勒比海地区海军司令的美国海军上将胡佛在我从施潘道获释后于1957年5 月6 日给我写了下面这封友好的信：亲爱的邓尼茨海军上将：我对您的健康和您在1945—1956年德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时期所持的从容冷静的态度表示祝贺。对您来说，这是一种精神折磨，就如我在1941—1943年所经受的精神折磨一样。那时，我们正在加勒比海战场全力以赴地抵挡您的潜艇的惊人的猛烈袭击，这一战场的指挥官就是我。’致以最良好的祝愿！
海军上将约翰·霍华德·胡佛。
1957年5 月6 日，美国海军（退伍军人）。
（华盛顿第八哥伦比亚区西北邮区三十四条街2732号）。
当时，这封坦率而又充满幽默的信使我高兴非凡。
我想扼要地总结一下德国潜艇在1942年上半年所取得的战果，以此来结束我对第十六个问题的回答。
根据英国海军历史学家罗斯基尔的统计，在这段时间内，轴心国的八艘潜艇总共击沉船只五百八十五艘，总吨位为三百零八万九百三十四吨，其中绝大部分是被德国潜艇在美国海域击沉的。
在这几个月内，所有在大西洋的德国潜艇平均每天——往返航行的大量时间也包括在内——取得的战果是：1942年 1月为二百零九吨，2 月为二百七十八吨，三月为三百二十七吨，4 月为二百五十五吨，5 月为三百十一吨，6 月为三百二十五吨。这一统计数字也包括那些同一时期为了挪威的安全而调去那里的潜艇根本就没有击沉或者只击沉极少的船只的数字在内。如果不把这些“哨兵”的航海日计算在内，那末上述每艘潜艇每日的战果还要多五十吨左右。
这就证明，由于被罗斯基尔称之谓“无利可图”的调动致使在击沉吨位方面所遭受的损失是多么重大。
由于在使用德国潜艇方面的战略错误，在上述这段时间内，在击沉数字上至少减少了五十万吨。
十八、到1943年春季为止，潜艇战获得了哪些成绩?
我现在得回答这一问题：到1943年春季为止，德国潜艇在对盟国商船进行吨位战中，取得了哪些战果。我想就这方面扼要地归纳一下，同时只想列举英国海军历史学家罗斯基尔1956年在他的英文历史著作《1939—1945年海战》中当时的一些统计数字。在罗斯基尔的统计数字中，还包括由于所谓“原因不详”的其他船只损失数字在内，这也可能是为潜艇所击沉的。
根据上述的1956年的统计，被潜艇击沉的计有： 1939 年：一百十四艘，总吨位为四十二万一千一百五十六吨。
1940年：四百七十一艘，总吨位为二百十八万六千一百五十八吨。
1941年：四百三十二艘，总吨位为二百十七万一千五百四十吨。
1942年：一千一百六十艘，总吨位为六百二十六万六千二百十五吨。
1943年（至5 月止）：三百十四艘，总吨位为一百七十八万二千六百二十八吨。
因此，从1939年9 月战争开始起至1943年5 月止，被潜艇击沉的船只总数为二千四百九十一艘，总吨位为一千二百七十二万七千九百十一吨。
英国人和美国人在这一时期损失的商船共为四千六百零九艘，总吨位为一千八百八十六万八千二百零六吨。
因此，在一千八百八十六万的总吨位中，有一千二百八十万吨是被潜艇击沉的。这个比例数字已经说明，潜艇对海战的命运有多么重大的影响。战舰、袭击商船的辅助舰、轰炸敌舰和港口的飞机以及封锁船只航行的水雷，所有这些战斗措施取得的战果，都远远比不上轴心国用以对付敌船航行的、数量有限的潜艇所取得的战果。
这些具体数字和上述与敌人损失的总吨位所作的比较，已经清楚地说明了潜艇战的意义。
十九、英美方面是怎样讦价大西洋战役的?它们为了消除潜艇的危害曾经作过哪些努力?
英国政府和英国皇家海军司令部非常明白，潜艇的攻击对英国来说，意味着最大的危险。潜艇的攻击直接威胁着英国的生命线。不仅英国人民的生活，而且英国的经济、战争物资的生产和英国在这次战争中最终的生死存亡，均取决于这条生命线。
我想引用丘吉尔回忆录《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两段话来说明英国的这种看法。
例如，他在第4 卷第110 页这样写道：“潜艇的攻击是最大的祸害，德国人如果聪明的话，就该对此全力以赴。”
在第5 卷第6 页又写道：“大西洋战役是整个战争的决定性因素，我们任何时候也不能忘记，无论在陆地、海上或空中发生的一切，最终都取决于大西洋战役的结局。我们在为其他种种忧虑所困扰的同时，也怀着希望和恐惧，日复一日地注视着大西洋战役的变幻莫测的命运。”
这样，英国海军司令部一开始就以其所支配的全部力量用来对付德国的潜艇战。正如海军上将阿瑟·赫兹利特爵士在他的《潜艇和海上强国》一书中所写的：“在建设强大的护航舰队和空军方面，英国得付出巨大的努力。”
然而英国海军司令部要集中本国的一切必要力量来防御潜艇战这一主要危险却并不那么容易。鉴于潜艇在1942年取得了巨大成绩以及德国潜艇战完全在潜艇司令官的亲自领导之下，丘吉尔和英国海军司令部遂于1942年夏谋求用同样方式组织一个统一的领导机构，以便英美集中力量更有效地抗击潜艇战。于是，“反潜艇战委员会”就宣告成立。丘吉尔主持了第一次会议，他声称，这个新成立的委员会的目的，是给予反德国潜艇战以强大的推动力。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个委员会要贯彻他的意志以及控制受德国潜艇战略牵制的某种局势，往往是不容易的。譬如，很明显的是，英国空军宁愿去轰炸德国城市，以取得显著的成绩，而不愿同英国护航舰队一起在大西洋护航，甚至连轮流飞行去监视大西洋海域，或偶尔对某一德国潜艇进行轰炸都不愿意。
对此，英国海军历史学家罗斯基尔在他的海战著作第二卷第369 —370 页上写道：“接着，首先在首相的反潜艇战委员会里，出现了一个大争辩时期，辩论关于袭击比斯开湾、保护护航舰队和空袭德国的种种必要性问题，而这些必要性却是彼此矛盾着的。海军司令部进一步要求把轰炸比斯开湾的飞机增加到一百九十架之多，同时希望不断轰炸敌人的潜艇基地和设施。空军司令部则声称，满足以上要求就意味着大大削弱对德国的空中攻势。”
此外，这个委员会也不容易克服由于潜艇的独特作战方式所造成的英国防御力量的某些薄弱环节。这里可以举个例子：花最小的代价击沉敌人的船只，这是我的原则。所以，我把驻在浩瀚的大西洋的潜艇进行适当的调动，把它们调到我认为船只往返虽则频繁、但敌人的防御显然薄弱的那些地方去，因为英美要立即在各处布置强大的防御力量，当然是困难的。
同样，一旦他们得悉，德国潜艇在防御力量薄弱的海域展开了进攻，而要快速地把护卫部队派到那儿去，也是不容易的。
英国海军历史学家罗斯基尔在他的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著作第2 卷中，就我的这种攻击战略这样写道：“尽管潜艇侵入这些偏僻海域的时间不长，却大获渔利。
这些潜艇造成的损害，比起他们的前驱——伪装的袭击商船的战舰——在这些海域的追击战中所造成的损害要大得多，而付出的力气却要小得多。即使邓尼茨不得不把他的潜艇派往数千哩之外，但他的这种不断探测我们防御体系薄弱环节的策略，在这几个月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因此，英国新成立的这个委员会，愈来愈觉得有必要使用尽可能多的远程飞机，至少应对迄今一直未受英美飞机监视的大西洋“空白”区加以封锁。
对护航队的防卫问题同样也作出了新的决定。以往，护卫舰发现了潜水艇之后，只能与之作短时间的战斗，因为它显然不能离开护航队，否则，护航队就失去了保护，这就是说，护卫舰必须马上放弃与潜艇的作战，返回到必须加以保护的商船队来。因此，“反潜艇战委员会”这时就建立了所谓“支援部队”。这些拨给护航舰队的“支援部队”并不担负护航舰的单纯护航任务，而是去追踪、攻击它所发现的德国潜艇并尽可能地把它消灭。
不言而喻，只有拥有适用于这一目的的战舰，才能组成上述这种“支援部队”。
因此，英美方面必须尽最大的可能把它们的力量不断地、愈来愈多地投入到反德国潜艇战的战斗中去。
就是要入侵欧洲，也只取决于是否拥有为这次入侵所需要的船只吨位。例如，就是这个缘故，1943年盟国把它的入侵时间推迟到了1944年，因为在1943年运输船只的吨位还不够、由于这一原因，在1943年1 月召开的卡萨布兰卡会议上，反潜艇战被列为头等重要的任务。美国海军上将尼米兹在他和历史学家亚当斯与波特合著的《反对轴心国的海战> ）一书中，就卡萨布兰卡会议参加国的这一次决定写道：“大家一致同意，盟国必须把反潜艇战放在首位，否则，其他地方的突破就刁；会成功。”
英国海军上将赫兹利特在他的关于第二次大战中大西洋战役的《潜艇和海上强国》一书的第189 页上就双方投入力量的对比，作了如下的结论：“盟国为建设他们强大的护航舰队和空军作出了极大的努力，差不多等于德国人为建造潜艇所作的努力的三倍。”
德国潜艇在大西洋战役中对英美意味着什么，我认为，我在上面所引的几段话已经说明白了。
二十、为什么德国潜艇对盟国1942年11月的北非登陆未能采取一切手段成功地进行战斗?
英美对于1942年11月的北非登陆，早在1940年7 月就开始精心策划了。当时，罗斯福曾派遣海军上将戈姆利去伦敦，以便通过会谈为英美军事合作作准备。诸如此类的会谈在1941年初还在进行。会谈规定，在美国可能卷入战争的情况下，第一个和最重要的目标是胜利地结束欧洲战争，其次是解决东亚问题即预料中的同日本冲突的问题。要想在欧洲取胜，其先决条件是对欧洲地区的入侵。何时何地入侵欧洲，对这一问题，英美海军司令部及陆军、空军作战参谋部在进行了多次会谈后，于1942年？月作出决定：派遣英美军队占领法属北非，从那里彻底打败北非的德意军队，然后穿过地中海海峡，向北朝意大利挺进。
即使在起决定性作用的英美参谋部里的人们也并不认为，这次入侵北非可能达到上述结束欧洲战争的目的，大家都有这样的认识：要立即进行大规模的入侵一譬如入侵法国——是不可能的，因为力量还不具备，首先是船只运输力量不足。因此，不得不暂时选择对地中海的入侵，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斯大林在1942年强烈要求英美进攻欧洲以减轻他自己在苏德战线上的负担。
当然，英美力图对定于1942年11月8 日在北非登陆的计划加以保密，他们采用种种欺骗手段，如制造其他虚假目标的消息来掩盖这次登陆。我们对他们已计划好的登陆时间与地点事先一无所知，这是他们登陆成功的先决条件。
这就是英美方面的情形。至于在这些年内我们对敌人入侵欧洲又是怎样考虑的呢？
德国的政治和军事领导人，对于敌人会不会以及何时何地在我们所占领的欧洲西部地区开辟第二战场一事，一直深感忧虑，这是不言而喻的。这无疑会引起德国防御力量和战斗力量的根本变化，因为这样一来，我们又得陷入“两线作战”
中去，这曾经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教训，我们必须避免。当前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有三百五十万德国士兵在东方同苏俄作战。这一庞大的数字对我们来说，重新意味着什么。与此同时，在西方无疑地也得用一支强大的军队作战。为了保卫我们的西翼，德国国家领导人尽一切可能在法国和挪威筑起了预防性的防御工事，并增加了占领军。
但是，敌人何时何地登陆，我们对此当然是没有把握的，这也无法可想。这种把握不定的情况对于ｒａｆｔ．阔的海洋作为运输线的海上强国却是大大有利的，它可以让船只在这儿自由运输货物；同时，这个海上强国又可在敌方漫长的海岸线上，随意选择一个登陆地点并随时进行登陆。这就表明，在入侵方面海上强国比他们的大陆对手处境优越。主动权操在海上强国的手里，而受到攻击的大陆国家则处于被动应付的局面，在反击时，完全有可能为时已晚。那末，一开始就作好预防，到处用大炮和防御工事固守海岸，并派遣大量部队进驻这些防御地带，也许就能根本堵住敌人的登陆，但这却超越了我们力量的限度。要是将大陆国家所拥有的海军力量——对我们来说，主要是潜艇——作为“哨兵”固定地布置在海岸前沿，也许这会阻碍入侵，但决不能制止入侵。撇开这些不谈，这种防御措施本身就是根本错误的，相反，它对敌人进行入侵却是十分有利的，因为德国潜艇对敌人为了入侵而首先需要仰赖的运货商船进行袭击的战斗，将长时期地完全停顿下来。
接着，就在1942年11月初，发生了英美入侵北非事件。
这次入侵极为保密，我们的情报局对英美为此肯定需要进行大规模的准备工作的情况一无所知。我们得悉，两艘客轮驶入直布罗陀海峡，但是德国海军作战部有理由认为，还不能从中得出即将在地中海或西北非海岸登陆的结论。
坎宁安海军上将被任命为执行这次代号为“火炬”的登陆行动的海军司令，于1942年10月底到达直布罗陀。艾森豪威尔将军负责指挥陆军部队。英美的一切准备工作就这样默默地进行着。
对北非的入侵即使是有限的——与最后入侵法国的打算相比——，却也是一件有趣的事。对此，英国海军历史学家罗斯基尔在他的《海战》一书第2 卷第315 页上写道：“只有削减本国舰队的很大一部分力量，停止对俄国船队的护航，减少我们在大西洋的护航力量以及暂时调出往返于英国和南美之间的商船护航队，英国才能凑齐这次军事行动所需的、计达一百六十艘左右的军舰数目。”
由此可见，连这两个海上强国也不得不这样估计他们自己的力量，同时也可以看出，把德国潜艇投入袭击商船的吨位战是多么正确，单单潜艇就削弱了他们这支力量，同时也牵制住了其他地方的防卫力量，以至使这些防卫力量不能投ＡＡ．侵。
同样，在入侵前，盟国极为担心由于走漏消息使我们获知入侵的企图而及时摆好潜艇阵势，致使用于入侵的运输船只的护航舰队遭受损失。对此，罗斯基尔海军上校在上述一书的317 页上写道：“潜艇的高度集中就能够攻击护航队，海军部为此十分担忧。海军参谋部估计，如果敌人得到有关我们意图的风声，他们就能在10月底以前派遣五十艘潜艇投入反对远征军的战斗，11月6 日以前再投入二十五艘。首席海军大臣报告首相，德国潜艇可能对两支驶离海岸的极为重要的护航队造成极大的威胁。他请求派遣更多的远程飞机对比斯开湾进行巡逻。所有可供使用的护航舰只，总数约为一百艘，调拨给了护航队，而置其他各路的危险于不顾。”
但是，正如上面所说的那样，德国并没有摆开潜艇集中的阵势，因为我们丝毫没有得到关于护航队护送运兵船开往地中海地区和西北非沿岸的卡萨布兰卡的情报。相反，却遇上了一件偶然事件：在马德拉群岛附近，有一支不知其情的德国潜艇队正停留在英美运兵船的前进途中，它发现了开往塞拉利昂的ＳＬ125 护航队。这支潜艇队奉我之命向护航队发起了进攻。在七天的战斗中，这支护航队的十三艘船只被击沉，而德国潜艇一艘也没有损失。事后，这支潜艇队驶离了运兵船所要通过的这一海域。罗斯基尔海军上校对此写道：“假如敌人不是这样被牵制的话，那末，他们就会容易发现运兵船和给养补充船只的大规模活动，就会向它们进攻或猜出它们的动机和目的地，并因而能使我们的登陆部队丧失突然袭击的有利条件。”
这支被我们击败的ＳＬ125 护航队的司令官、英国海军少将Ｃ·Ｎ·雷尼———他的舰队被德国潜艇打得落花流水——后来发觉，由于他的舰只遭受损失反而使他获得祝贺，这却是绝无仅有的。这是因为由此而捞到的好处是运兵船得以安然无恙地到达了它们的目的地，这却是一件重要得多的大事。
1942年11月8 日早晨6 点30分，我从海军作战部得到消息说，英美已在摩洛哥的大西洋海岸登陆。我等不及上级下达命令，就立即派遣游弋于比斯开湾和佛得角群岛之间的潜艇开往登陆地区。接着我又从海军作战部得悉，英美继续在地中海的阿尔及尔和奥兰登陆，因而也得向那里派遣潜艇。对于这些使我大为震惊的消息，我于1942年11月8 日在我的作战日志中写道：“显然，在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沿岸的登陆是一次大规模的入侵行动，为了进行这次入侵，敌人需要不断的大量补给。
把用来阻挠首批登陆行动的潜艇投入战斗为时已晚，因为第一批潜艇最快也得在11月9 日或11月Ｕ日才能赶到那里。
“可是，潜艇投入战斗仍能使下一批的大规模登陆和补给运输尤其是向地中海的补给运输遭到损失。但对成功的希望不能估计过高。虽然海面上的每次战斗都意味着全力以赴，可是反补给战斗的重要性，却要求潜艇不顾一切地投入战斗。
……”
当潜艇到达登陆地区时，敌人在护卫舰艇和空军的持续监视方面的防卫力量，已经相当强大。但是，德国潜艇还是取得了一些成功。它们击沉了一万一千二百七十九吨的运输舰‘埃特里克号”和二万零一百零七吨的运兵船“沃威克堡号”，击沉了驱逐舰—弹药舰“赫克拉号”，击伤了驱逐舰“马恩号”，运兵船“塞拉米克号”和其他三艘船也成了潜艇进攻的牺牲品。但潜艇也有损失。由于盟国海军和空军的大量集：户防卫，因而从美洲源源不断地开往卡萨布兰卡和地中海的大量船只基本上通行无阻。
这说明，我所一贯坚持的潜艇战的经济原则是正确的；关键在于尽可能多地击沉敌人的船只，这样就束缚住了敌人的手脚，并能最有力地阻挠敌人的军事入侵行动。要是敌人在哪里有目的地集中，潜艇就在哪里作战，这就意味着，潜艇也必须向防卫力量集中的敌人展开进攻。这样，它们将收效甚少而潜艇的损失也将比经济地作战时的损失要大。因此，我在1942年11月18日给柏林海军作战部的信中，就潜艇在盟国入侵成功的地中海地区和摩洛哥海岸继续战斗的问题，再次阐明我的看法。我在这封信中写道：“总而言之，德国潜艇司令看到，今后继续同驶往非洲的船只作战，可能蒙受的损失之大，是可想而知的，而取得成功的希望却很渺小，这种成功的希望是无法与我们最初在敌人开始登陆时的特殊情况下所取得的相当大的成功相比拟的，这种成功的希望，在敌人继续执行其计划时就显得微乎其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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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艇司令始终把吨位战看成是潜艇的首要任务，但投入大西洋的这种潜艇吨位战则肯定是不利的。也许吨位战是潜艇对战争的结局所作出的一个重要贡献吧。敌人是十分清楚地懂得这一点的，就是在目前，他们的主要忧虑仍然在大西洋战役上面，就是说，担心由于潜艇击沉船只而使他们的力量不断地受到消耗……
“在德国潜艇司令看来，这里必须解决一个具有极其深远影响的问题。德国潜艇司令确信：潜艇战的重点必须放在大西洋，潜艇在吨位战中将为整个战局作出最有效的贡献，必须充分利用当前有利的形势，而背离这个原则，只能给整个战局带来损失。
“基于上述考虑，潜艇司令请求重新审议已颁发的命令。”
海军作战部起先不完全赞同我的意见。到了1942年11月底，他们还是同意了我的方案。
以上所述表明，与武器自身的特性相适应地来灵活运用某种武器，这是十分必要的。对某种战争武器提出不适应武器自身能力的抽象的要求，这是毫无意义的，它仅仅有利于敌人，因为这种武器的无效使用无异于使敌人在别的地方免遭更大的损失。
潜艇在1942年11月所获得的战果——如英国海军历史学家罗斯基尔所总概括的：击沉船只一百十九艘，总吨位为七十二万九千一百六十吨——表明，1942年秋，潜艇在选择正确的地点进行的战斗中——在大西洋其他海域的吨位战中——能够取得多么卓绝的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