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潜艇战怎么会在1943年5月出现转折的?
1942年7 月，美国人终于成功地在北美东海岸为船只航行实行了护航体制。此外，不言而喻，大部分在海岸附近航行的护航舰队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陆上飞机的保护。因此，美国东海沿岸的海域，对德国潜艇来说，已不再是这么有利的作战区域了。由于必须作横渡大西洋的长途航行，潜艇在那里作战就不再象1942年上半年那样合算了。当然，如果断定在这一海域出现了敌人防御上的“弱点’，那末潜艇还得继续利用这一海域作战。
因此，根据我的经济地打潜艇战的基本原则，我从1942年7 月起，又恢复了在北大西洋反护航队的战斗，以取代潜艇迄今绝大多数在美国海域的战斗。正如上面所讲的那样，我把其余的潜艇派遣到我认为防御力量薄弱的海域去。
由于我们克服了1941年底至1942年初寒冬给新潜艇在波罗的海整训时所造成的困难，从1942年下半年开始，出现了对潜艇作战的多方面的有利条件。前一年冬天，因为波罗的海没有涨潮和落潮，结冰后，船只几乎不能通航，大大耽误了新潜艇的作战准备工作。现在，从1942年7 月至9 月，每月有三十艘——这是异乎寻常的庞大数字——新潜艇开赴前线。这样，我就能够不断地使用两支潜艇舰队投入对往返于美英两国之间的大西洋护航队的战斗。此外，我还能根据情况，迅速地调遣其余数目可观的潜艇到比较遥远的、有价值的作战海域去。加勒比海，甚至特立尼达岛以东的海域，仍然被列为作战区域，因为1942年7 月美国在那里还未建立护航体制。此外，我又派遣潜艇到弗里敦附近的海域去。我甚至派遣另一支潜艇队到开普敦和位于印度洋的东非港口去，因为我觉得，尽管到那里去的航途遥远，但这些海域至今仍未触发过潜艇战，所以，目前在这些海域展开攻势，是很有成功希望的。后来，潜艇在这些遥远的海域内击沉船只的事实说明，这种看法是正确的。
增多潜艇的数量——这些数量终于达到了———除有上述好处外，还为潜艇战提供了另一有利条件。海军总司令部的监听和破译敌人无线电报的“观察站”，成功地截获了英国的密电码。因此，我就能经常及时地得到关于英国护航队位置的可靠情报。
尽管1942年夏天出现了这些对潜艇战有利的条件，但另一方面，我完全明白，作战本身，尤其是对护航队的作战，变得日益困难了。作为作战战术的先决条件的潜艇水面机动性，由于以下两个因素而受到愈来愈大的限制。
1 ．英美飞机的作战，敌人对大不列颠以西和美国以东海域进行的空中监视和空军对护航队的直接保护日益加强。大西洋中部海域的所谓“空白区”，即英美四引擎陆上远程飞机迄今不能进行持续监视或对那儿的护航队不能提供保护的海域，变得愈来愈小了。下列数字可以说明这种陆上远程飞机活动半径的扩大情况：1941年，没有一架陆上远程飞机能被派往离海岸只有四百至五百公里的地方去作战，而1942年却相反，我们不得不确认，四引擎陆上飞机能从位于北美、格陵兰、冰岛、北爱尔兰和弗里敦的机场起飞，到达八百里外的地方投入战斗。
2 ．护航队中的护卫舰以及投入战斗的飞机配备了短波仪——雷达，这是造成潜艇战困难重重的第二个原因。
测位仪的这一发展，使得我们从1942年起日益感到不安。在这一时期，我们已经遇到这种情况：例如，飞机在夜间出其不意地飞近潜艇。由于黑夜，飞机无疑只有通过测位仪才能确定潜艇的位置。对潜艇来说，却不能事先确定飞机的位置。但我们通过安装在潜艇上的无线电测量观察仪，终于能够知道，敌人何时发出了相应的反潜艇测位波，接着，潜艇就能及时地潜入水中，避免接踵而来的轰炸。正如英国海军历史学家罗斯基尔在他的《海战》一书中所写的那样，我们由此成功地挫败了英国在比斯开湾对来往该处的潜艇所发动的规模较大的首次空中袭击。
然而，我们后来不得不确认，尽管我们有无线电测量观察仪，但敌人对我们冒出水面的出乎他们意外的潜艇的方位又能加以测定了，看来，这种测位的方法是用其他短波进行的，而这种短波用我们的接收仪不能测量出来。我们今天知道，他们使用的是十厘米口径的仪器，这种仪器对于后来德国水面潜艇战遭受失败也起一定的作用。
现在再回过头来谈谈1942年下半年的情况。尽管在反护航队的战斗中出现了这种困难，但另——方面，每艘潜艇的效率，即所谓“潜力”——每个航海日击沉总吨位的战果——仍然保持同样高的水平。德国潜艇每个航海日击沉的吨位是： 1942年？月，总吨位为一百八十一吨； 1942 年8 月，总吨位为二百零四吨； 1942 年9月，海涛汹涌，风暴频繁，总吨位为一百四十九吨。
德国潜艇的损失率没有显著增加。1942年1 月至7 月，在美国防卫力量极其薄弱的情况下，损失率只有百分之三点九，1942年7 月至12月损失率增加到百分之八点九，而这一数字仍然比1939年的百分之十七点五低得多，1942年下半年同样要比1940年和1941年低，在那两年，海上作战的潜艇每月的损失率达百分之十三点四和百分之十一点四。
所以，1942年下半年在反护航队的战斗中，尽管战果时大时小，但平均起来仍然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我设法把潜艇巡逻队布置在尽可能远的西面，去拦截在北大西洋由西往东航行的护航队。这样做的一个目的是，使将要投入这次反护航队战斗的其他潜艇有足够的时间也能从更远的岗位上调往已被发现的护航队那里。另一个目的是，当这支护航队在大西洋中部进入上述陆上飞机所监视的空白区时，已经调去的潜艇立即靠近护航队，接着就准备战斗。然后在这里就进行了通常总要持续好几天的潜艇进攻战。同样，我还设法尽可能远地在大西洋东部测出由东往西，即由英国开往美国的护航队来。
这样，战果总是辉煌的。这当然首先得归于潜艇全体人员的战斗精神。没有这种精神，即使有最优秀的指挥官也将一事无成。因此，单靠指挥官和下级士兵的军事才能是不够的，还必须具有自我牺牲的精神，我确信，这种精神在保卫自己的祖国和人民的战争中是必不可少的，并且意识到，它有比个人生命价值更高的伦理价值。这种意识和这种精神，对一支武装部队的战斗力来说是最为重要的。
但是，我对海战的进一步发展愈来愈感到忧虑，以致我对我们当时所取得的战果的满意心情烟消云散。敌人的飞机对北大西洋和南大西洋的所有海域的监视日益加强。对此，我在1942年8 月21日的作战日志中这样写道：“作战困难在加重，照此发展下去，必然会导致巨大的、难以忍受的损失，降低战果，以致大大减少潜艇战的胜利希望。’英国海军历史学家罗斯基尔在他的著作第2 卷第211 页上写道：‘邓尼茨的作战日志的记录表明，他对他的新攻势的最初成果是并不满意的。”
因此，即使当时情况仍然有利，以及随着前线潜艇数量的终于增加，也可期望击沉船只数量的增加，但是，今后潜艇战的问题，已经要求潜艇领导人立即加以考虑了。例如，怎样才能防止敌人测出潜艇方位？我们试图发展新的接收仪，用它来测出雷达测位的超短波。我们用一种防护物质涂在潜艇塔上，这种物质能吸收敌人发射出来的测位波，并使这种报告潜艇位置的测位波不再返回到敌人那里去。遗憾的是，这种物质的吸收能力还不够。我们首先考虑的是：我们如何能够更有效地使潜艇免遭飞机的袭击。我们给潜艇配备了较好的高炮装置，当然，上面提到的期望发展一种对付测位波的接收仪，将首先用来保护潜艇免遭敌人飞机的突然袭击。
因此，1942年下半年尽管战果辉煌，我却充满了对未来的担忧。
在随之而来的1943年最初几个月，我们在反护航队的战斗中能够取得多大战果以及敌人对大西洋战役多么无把握，这些我想在下面几段中加以叙述。在这个世界的现实中，因而也在这次战争的现实中，情况往往是这样的：人们不能预见将来，因为并非一切情况和决定事物发展的根源都能为人们所认识和预见。例如，当我们在1943年3 月取得成功后，英国海军司令部就认为：他们已面临失败的威胁，由于德国采用潜艇结群战术展开进攻，护航体制已经过时。就是说，在 1943 年3 月他们还不知道，他们即将在1943年5 月，也即两个月之后，就能成功地粉碎德国反护航队的潜艇战。因此，直至出现这一转折之前，表面情况看来有时完全两样。下面我想举两个例子说明。
1942年12月底，我在加那利群岛附近布置了一支潜艇队，这支潜艇队应在一个南北走向的巡逻侦察地带中途拦截由西面即由美国开往直布罗陀海峡去支持在北非的英美部队的船只。1943年1 月3 日，另一艘在特立尼达岛附近作战的潜艇——它离驻在加那利群岛附近的那支潜艇队西南方有九百里，即一千五百六十公里——发现了一支驶往东北方向的油船护航队。遗憾的是，这支护航队又在它眼前失踪了。
我认为，这支油船护航队是来自库腊索岛—阿鲁巴岛石油地区，而且肯定是为美国入侵部队装运大量燃料开往北非的。尽管这是一艘在特立尼达岛附近作战的潜艇的唯一的一次关于护航队的报告，尽管对这支护航队开往直布罗陀海峡走什么航线还不清楚，但当我认为我所判断的地点大体上是正确的时候，我就决定用位于加那利群岛附近的潜艇队与这支护航队作战。1 月3 日，潜艇在最大活动范围内朝西南方向挺进。也就是说，潜艇在仅为一百二十涅宽的侦察地带迎着这支油船护航队开去。这一侦察地带，在浩瀚的大西洋中，只不过是微不足道的一块海域，而护航队的航线往往可能偏离潜艇的最大活动范围。月落后，在夜间航行时，我就命令潜艇再开回头，也就是顺着所期待的护航队的航向驶行，以防护航队可能在黑暗中从我们的潜艇队旁边溜过。
这样，我们相信，尽管开始距离为一千五百六十公里，但我们尽了一切努力还是能够找到护航队的。我们真走运！
1943年1 月8 日凌晨，天朦朦亮，这支护航队在潜艇侦察地带内被发现了。接着，潜艇与这支油船护航队一直作战到工月11日。幸亏这支护航队的防卫力量薄弱，它是由新的大油船组成的，其中七艘被击沉，而潜艇则丝毫无损。这确实是很大的胜利。对此，英国海军历史学家罗斯基尔曾说道：“一支从特立尼达岛开往直布罗陀的油船护航队一下子被打得落花流水。”
1943年3 月14日和15日，我命令位于北大西洋西经 20 度的侦察地带的潜艇，往西去截住由哈利法克斯开来的护航队。除此之外，我们在3 月14日还得到消息说，美国的一支西德尼护航队于3 月13日20点驶入同一海域。这时我就尽快设法侦察这两支护航队。第二天晚上，在狂风暴雨、迷迷茫茫的天气里，一艘潜艇发现了一艘向东行驶的驱逐舰。这艘驱逐舰可能是属于这支西德尼护航队的。3 月16日中午，发现了从哈利法克斯开来的护航队。这天晚上，德国潜艇就向这支护航队发起了进攻。就在这第一天夜里，潜艇取得了惊人的成果。3 月16日夜里，西德尼护航队在同一海域也被截住了。与这两支护航队的战斗一直持续到3 月19日。美国空中防卫力量不断地保护着护航队。由于增派了飞机，防卫力量得到了加强。气候变幻莫测，始则风浪较为平静，海面时而清晰可辨，时而模糊不清；继之狂风大作。所以，这种天气不仅给潜艇的进攻带来了困难，而且也给英美空中和海上反潜艇防卫力量的还击带来了困难。
这次潜艇战获得了辉煌的战果：总吨位为十四万一千吨的二十一艘船被击沉。只有一艘德国潜艇由于遭到空袭于3 月19日沉没。
德国的这次巨大胜利，给了英国海军司令部以极深刻的印象。英国海军历史学家罗斯基尔就这次护航战役在他的著作《海战》第2 卷366 页上写道：“对盟国来说，，这是一件非常不幸的事件。”
罗斯基尔继续写道：“当海军司令部于1943年底回顾这一年春天的危局时确认，德国人从来没有象1943年3 月最初二十几天那样几乎卡断了新旧大陆之间的联系。就是在目前，人们还能感觉到，由于逐渐看到了当时显露出来的危机幸而被克服，才使伦敦松了一口气。即使在今天，每当我们回忆起那一个月，就不禁使人对我们曾经遭受到的损失感到不寒而悚。开始几天，我们在所有海域损失了四十二艘船只，过了十天又损失了五十六艘。载重五十多万吨的船只在那二十几天中被击沉了。在这一个月中护航队的船只几乎有三分之二被击沉。更糟糕的还不单单是这些能够列举的损失数字本身。海军参谋部在危机过后写道：“看来我们可能今后再不能把护航队看成是充分有效的防卫体系了。’在三年半的战争期间，护航队曾逐渐成为我们海上战略的基石，如果护航队体制失效的话，那末，海军将何去何从呢？他们是茫无所知的；尽管没有人承认这一点，但海军部一定预感到，他们已面临失败。”
在这战果辉煌的3 月份之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943年4 月狂风暴雨特别多。尽管我们投入了大量的潜艇，但在各次反护航队的战斗中，收效甚微。这除了模糊不清和狂风暴雨的天气外，主要还得归咎于我们无法对付敌人的雷达。
1943年5 月初，我在北大西洋布置了四支潜艇队用来攻击护航队。尽管我估计到，潜艇队将被雷达探测出来，但另一方面，由于这时潜艇布阵的海域比过去大得多，敌人想绕过它就更加困难了。此外，我当然设法迅速地变换潜艇侦察地带的位置，使得被我们侦察到的敌人难以躲避。这样，尽管双方都施展了策略，但在5 月初仍发生了以下情况：一支由东驶来的护航队闯进了德国潜艇侦察地带，潜艇向它们发动了进攻，在战斗中，护航队有十二艘船被击沉，总吨位为五万五千七百六十一吨。但在这次战斗中，有七艘潜艇被击沉，这是我们在反护航队的战斗中第一次遭到这么巨大的损失。尽管我们取得了以上的战果，但我却把这次战斗看成是一种失败。关于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在1943年5 月6 日的作战日志中作了如下描述：“大约在夜幕降临前两小时，突然起雾了，雾气愈来愈浓。
这天晚上的大好时机成了泡影，几乎所有的潜艇又都失去了跟踪目标。凌晨4 时，终于又发现了护航队。假如在六个小时以后才起雾，那肯定将会有更多的船只被击沉。雾气腾腾使我们失去了这些大好时机。没有一艘潜艇取得较大的战绩。仅在这大雾弥漫期间，就有十五艘潜艇挨到了深水炸弹；其中六艘在雾中突然遭到装有雷达的驱逐舰的大炮袭击。毫无疑问，由于没有反雷达的设备，潜艇处于毫无成功希望的劣势。”
这就是潜艇在这次反护航队的战斗中遭到如此重大损失的原因。潜艇在雾中是睁眼瞎，而配备了雷达的驱逐舰，却能在荧光屏上清楚地找到在水面行驶的潜艇位置。
所以，从我在1943年5 月初写的作战日志的记录中可以看出，我对目前继续进行的潜艇战是深感忧虑的。另一方面，在成功与失败的变化中——这在每场战争、每次军事行动中都是可能的——必须估计到会发生这种损失达六艘潜艇的反护航队的不利的作战。我们更认为，我们必须忍受这次挫折，因为浓雾在其中无疑是起了决定性作用的。
直到1943年5 月中旬，在另一次反护航队的战斗中，才完全弄清楚，对我们来说，形势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不仅是护航队在大西洋的每个海域都得到了远程飞机的保护，而且我们还发觉，护航队除了自己本身的防御力量外，还配备了特种战斗队，这种战斗队的唯一任务就是同每一艘被发现的德国潜艇作殊死搏斗，直到把它消灭。
现在，我们知道了大西洋战役中彼此力量突然消长的原因。美国建立了六支所谓“支援部队”，这些“支援部队”由战斗舰只组成，它们配备有与潜艇作战的一切装置，包括短波测位仪，并经过专门的训练和由有经验的海军军官指挥。有两支英国驱逐舰小舰队也属于这支“支援部队”，这两支驱逐舰小舰队是在按照丘吉尔的命令停止从挪威北部绕过北角驶往摩尔曼斯克给俄国人运送战争物资的情况下，才腾身出来的。英国人在1943年3 月的大西洋战役中，因遭到我们的打击而损失如此惨重，以致使英国政府看来不得不采取这样一种无疑会引起同斯大林发生政治争执的措施。
出于1943年3 月遭受沉重损失的同一原因，美国总统罗斯福命令一直在太平洋作战的远程飞机应立即准备投入大西洋战斗。它们被调往北爱尔兰的巴利基利、冰岛的雷克雅未克、冈迪亚和纽芬兰的阿根夏，并从这些机场起飞，投入大西洋战役。
因此，5 月中旬，当我们在北大西洋准备向两支英国护航队发动进攻时，这些“支援部队”和派往各个海域的远程飞机在同德国潜艇的战斗中，取得了巨大成果。直到几天以后，当我们进一步得悉被歼灭的潜艇是什么型号时，我们自然就明白了这次战斗对我们产生了怎样严重的后果。到1943年5 月92日，我们在这个月的潜艇损失，竟高达三十一艘这一惊人数字。这里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出，在反护航队的战斗中出现了转折。只有当我们能够大大地加强潜艇战斗力的时候，我们才能恢复这种战斗。基于这一认识，因而立即得出结论，把潜艇撤出北大西洋。5 月24日，我命令它们采取一切谨慎措施，撤退到亚速尔群岛西南的海域去。
二十二、为什么德国潜艇在1943年5月以后获胜的希望已经很小的情况下还要继续战斗?
1943年5 月，局势已经明朗化了。两个海上强国的防卫措施已超过了我们潜艇的战斗力量。改进这些潜艇，并以最新型的潜艇投入大西洋战役，这一直是我们多年以来的努力目标。对此，我将在回答第二十四个问题时加以阐述。
无论如何，在1943年5 月底已确定无疑的是：我们的潜艇至少在一年之内要处于劣势地位。这也意味着，潜艇所面临的危险显著地增加了，即使我们小心翼翼地去对付大西洋的局势，但还得估计到会遭受更大的损失。
这样我就面临着战争以来我必须作出的最棘手的决定。
为了避免意料中的巨大损失，难道我就不得不从一切海域撤出所有潜艇，也就是说，完全停止当时已无成就可言的潜艇战吗？这个问题又马上引起了反问：如果停止潜艇战，将对我们整个战局产生怎样的后果呢？
德国的局势是严重的。我们陆军不得不在各条战线上坚持艰巨的防御战。德意志帝国本土上的空袭有增无已。
敌人为潜艇战所迫，只得把船只编队航行。这就意味着，为了达到同一效率，编队航行要比这些船只按照各自的最快速度单独航行多耗费全部运输力量的三分之一（见丘吉尔 1940 年12月8 日给罗斯福的信）。这些时断时续的进出港口的船队装卸，意味着严重地耽误时间；而维修这些船只，需要拥有一个庞大的造船和装备体系以及巨大的造船能力。此外，英美要保护护航队的安全和监视海域，必须使用强大的防卫力量即数百艘驱逐舰、护航舰、护卫舰和数百架飞机，以对付德国潜艇。这就意味着大大消耗军用物资，大大消耗用于维修这些军舰和飞机的民工和巨大的物质力量。
但如果我们停止潜艇战，那末所有这些力量就会腾出来用在同我们作战的其他地方。
这样，这数百架飞机就不再会在大西洋的所有海域上空飞行以防御潜艇，而是载着炸弹去轰炸德国的城市。德国平民也就因而会遭到不可估量的额外损失。在停止潜艇战之后，那些不需再战斗的潜艇人员难道能眼看着死亡的不断增加——其中也有妇女和儿童的死亡——而说什么现在这一切都必须忍受吗？
再不然，如果我们停止潜艇战的话，英美将用这数百艘驱逐舰、护航舰和护卫舰去干什么呢？这时我们的敌人将能够完全切断我们在北海和通往挪威的沿海交通。那末，我们在挪威的靠德国供应补给品的军队就无法生存下去。
还有：为了在波罗的海赢得对我们的制海权，丘吉尔肯定会用这些腾出来的海军部队去夺取波罗的海的入海口。这是丘吉尔早在1939年9 月战争爆发后四天，在他当上了海军大臣后，就对英国海军部讲过的宿愿。因为他很清楚地认识到波罗的海对我们的意义。对此，他在他的回忆录第1 卷第 368、414 页上写道：“我对海上战略形势的见解，在我进入海军部的时候就大体形成了。控制波罗的海，是敌人生命之所系。来自斯堪的纳维亚的给养，瑞典的铁矿砂，首先是保护不设防的漫长的德国北部海岸——有一处距柏林还不到一百里——免遭俄国的侵犯，这一切都迫使德国必须掌握波罗的海的制海权。”
他在此书的第414 页上接着写道：“波罗的海是我们的最大希望，用一支英国舰队控制波罗的海，就可能赢得决定性的胜利。摆脱德国入侵威胁的斯堪的纳维亚如果不是真正参战的话，也由此可以自然而然地纳入我们的战时贸易体系中来。一支控制波罗的海的英国舰队就可用一种能对整个俄国的政策和战略起决定性作用的方法来支持俄国。有关负责人员和消息灵通人士都不怀疑这些事实。有了波罗的海，就有了英国。”
战争初期，英国海军部因力量不足而不得不拒绝丘吉尔的要求。只要潜艇战还在进行，它就不可能腾出这些海军力量来。潜艇战牵制着这些在所有海域保护英国商船航行的力量，而英国的生存和英美的作战则又取决于这些商船。因此，如果我在1943年5 月为了避免意料之中的损失而停止潜艇战的话，那末其结果无疑是英美强夺波罗的海的入海口，并取得波罗的海的制海权。这样，我们就不能越过波罗的海输入铁矿砂和对德国东方战线提供给养，我们就不得不在我们漫长的波罗的海沿海一带到处防备敌人的登陆，并防止敌人在德国本土建立一条新战线，否则，在战争快结束时，德国海军和商船队也就无法把两百多万人越过波罗的海救往西方了。
这样，经过反复思考并得到我的参谋部的一致同意之后，我于1943年5 月底作出了决定：出于万不得已，我们必须继续战斗。我们不能把潜艇从战争中撤出来，不能眼看至今一直由潜艇战承担的重担一古脑儿推到其他武装部队和德国居民的身上，以致带来难以估量的巨大损失。．为了尽可能减少牺牲，潜艇战不应完全停止，而应以适当的方式继续进行下去。在我作出了这个决定之后，就飞往比斯开湾海岸前线分队那里，阐明这些理由，并就继续进行潜艇战的问题同西线潜艇司令和那儿的潜艇小舰队指挥官们进行了磋商。他们都是杰出的潜艇指挥官，也是海战的专家，他们当然也与他们潜艇小舰队的官兵们休戚与共。就是这些指挥官，在同我谈话中也确信无疑，我们必须继续战斗，并且满怀信心地认为，我们绝大多数果敢的潜艇士兵都会认为这一决定是正确的。我的这一估计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关于这一点，我还要在回答第二十三个问题时谈到。
就这样，在我尽了军人的天职和人道的义务，向我的潜艇士兵们讲清了他们在今后作战中必须估计到的局势之后，就于1943年5 月31日飞往希特勒那里，十分明白地向他叙述了已经出现的海战局势。从1943年5 月31日的谈话记录（海军作战部1614／43第一号文件，元首密件；见布拉西：《海军年鉴》1948年版第331 页及以下几页）来看，我对希特勒说了以下这些话：“目前潜艇战危机的根源在于敌人的飞机显著增加。据窃听站证实，在冰岛—法罗群岛海峡，现在一天所动用的飞机就相当于数周前一周内所出动的数量。此外，由于北大西洋的护航队使用了航空母舰，以致北大西洋的所有海峡现在都受到敌人飞机的监视。但仅仅是增加飞机还不足以造成潜艇危机。关键在于飞机使用了一种显然也用于水面舰只的新的雷达装置，能够在浓雾密云中，在阴天或夜里测出潜艇方惯）然后出其不意地发起攻击。如果飞机没有这种装置，那它是绝不能在茫茫大海和漆黑夜晚测明潜艇方位的。”
接着，我向希特勒详细报告了我准备采取的措施，并用以下这些话——根据记录——来结束这次谈话：“海军总司令报告未来潜艇战的前景：“我们现在在武器技术方面遭到了失败，对此必须有个对策。但潜艇战还能发挥多大作用，取得多大战果，这还无法估计。敌人在海上和空中的防御力量还将增加，至于增加多少，对我们来说却是个很大的未知数，也难以确定。1940年，一艘潜艇每个航海日击沉敌船的吨位约为一千吨，1942年底则约为二百吨。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出，敌人增加了防御力量，我们潜艇的作用减小了。尽管如此，但我仍然认为，即使潜艇战不再能达到获得较大战果的目标，但潜艇战必须继续下去，因为潜艇战所牵制的敌人力量是十分巨大的。……”
元首打断了我的话，说：“绝不允许放松潜艇战。大西洋是我们重要的前沿阵地，即使我必须在那里进行防守，也比我在欧洲海岸进行自卫要好。即使潜艇战不再能取得重大胜利，但它所牵制的力量却是非常大的，我不容许敌人把这些力量腾出来。”
希特勒的这些看法是正确的。在这次谈话中，我向希特勒报告了在我们迄今卓有成效的海战中所出现的突然变化，希特勒对我丝毫未加责备和批评，因为他清楚地记得，在1942年9 月98日的一次谈话中，我早就向他指出了这种发展的可能性。当时，不仅是他，而且连海军总司令雷德尔海军元帅都认为我的这种担心是多余的。他们不相信英美能够如此增加他们投入大西洋的力量，诸如增加飞机的力量等。因此，当现在出现了这种事实的时候——这种事实与我当时所持的看法相一致——就没有任何人可以说：“这您早就该对我们说了！”
当然，后来我曾一再检查我所作出的这一困难决定：我的刚毅的、勇敢的、同我亲密无间的潜艇士兵们，不顾效果微小，仍然必须进行艰苦卓绝的战斗。我还是一再得出这样的结论：除此以外没有别的出路。同样理所当然的是，我也让海军作战参谋部的军官们不要囿于我之所见而独自检查这一决定。就连海军作战部对潜艇战在整个战局中所起的影响也无不同的看法。海军作战部于1943年6 月8 日写道：“为了积极防备潜艇，敌人消耗在海军部队和空军联队的无数人力、物力和能量愈来愈大。取消吨位战的威胁，肯定会使敌人把难以估量的战争潜力腾出来投入其他地方……
即使潜艇战不能完全克服当前的困难，不能再取得以往那样的胜利，但仍然必须全力进行潜艇战，因为潜艇战能使敌人消耗比我们多几倍的战争力量或牵制住敌人数倍于我们的力量。……’潜艇战同我们整个的战略形势紧密相连，休戚与共，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我回答下一个问题的时候将谈到，德国潜艇人员在往后充满牺牲的战斗中是以怎样空前的军人气概作战的。然后我将阐明，多年来已经采取了哪些措施以及后来，即1943年5 月以后，试图用尽一切办法实现哪些措施，以便生产一种新型潜艇来提高战斗力。
二十三、潜艇人员在进行这种必要的战斗中是如何表观了他们的军人气概的?
所有国家的海员都知道，一般地说，同船的船员们在船上结成的集体要比陆上所能结成的集体来得更加紧密、更加团结。
这是理所当然的。人们在船上共同生活的空间要比陆上的狭窄得多。每个人很快就会发现，他在这个世界上并非孑然一身。这就使他的迄今一直占优势的唯我观，由于同船上其他人的紧密相处而受到克制，因为他懂得，他依赖着别人，同时也必须照顾别人，否则的话，要在船上这一狭小的环境里共同生活是根本不可能的。
每个船员也知道，他和同船的人共命运。一遇到恶劣天气，船就在汹涌澎湃的浪涛中上下颠簸，每个船员的体质反应与自古以来在陆上进化而成的“陆上生物”——人的习惯反应迥然不同。
船一遇到危险，在海上遭到灾难，那末，每个人都知道，他和别人是同命运的。
这就是为什么对每个船员来说，不论他是帆船上的、渔船上的、商船或者任何一艘军舰上的，必然生活在一个比一般陆上环境所能结成的更为紧密的集体中的原因。所以，每个民族也许都有同样的格言：“同舟共济’，但我不相信，在这些民族中，还会有同样的诸如“同屋共济”或“同营共济”的格言来表达相应的陆上生活的。
这种在船上受到空间限制的情况，在潜艇上当然更为严重。在潜艇这个钢管里，有大约四十个船员生活在一个非常狭小的、往往是温度很高、空气混浊的小天地里，你挨我、我挨你地挤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全体官兵只有融成一体才有出路。但这还不够。重要的是这一集体的精神方面。对此，我还想再归纳一下：大海浩瀚无边，这一无限壮丽的景象，使得每个一再身历其境的人从他狭隘的本性中解脱出来，心胸愈益宽广，愈益谦虚，这对海员来说也并不例外。尤其是当一望无际的大西洋上起了风浪，潜艇前后掀起了怒涛，潜艇被巨浪抛上峰巅，接着又倏然被扔入深渊，似乎已经沉到水下，但随之又在高出潜艇塔的惊涛骇浪中取得了平衡。潜艇人员经历着这一切，特别是身穿雨衣，扎着皮带，扣在潜艇了望塔上的哨兵，直接处于这一广阔无垠的世界之中，这样一种经历，无疑会给每一个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这一集体精神还有另一方面，这就是船员之间的彼此信任。船上的人没有一个是多余的。无论如何，每个人的一举一动能对全体船员的生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他们知道，他们彼此相依为命。即使如此，也丝毫没有改变这一压倒一切的事实：指挥官首先决定着潜艇及其成员的命运。只有指挥官一人从水下潜艇的潜望镜中看到敌人，并决定怎样行动。与此相反，潜艇成员都是盲目的，是名副其实的瞎子。他们服从他，信任他，把自己的命运托付与他。潜艇夜间作战的时候也是如此。指挥官在潜艇塔上作出决定并采取行动。就这样，潜艇人员结成了一个无与伦比的集体。但是，特别是当上级认识到自己对这个集体所负的责任的时候，这个集体才得以形成。他们的思想和他们的行动必须与此相适应。
我对海军预备军官的一次讲话中讲到了下面这些话，从这些话里可以看出，我是多么重视这一方面的：‘现在我讲第二点，最重要的一点，这就是你们的精神状态。很清楚，一个人在履行职责时，若能遇事有主见，信心满怀，那末效果就比唯命是从地去执行任务好得多。每个人都必须把他的全部精力和勇于献身的高度热情投入到自己的行动中去，投入到自己应该履行的职责中去。此外，你们必须明白，国家出于巩固武装部队的需要，必须赋予你们作为军官的权威，这也在制服、军刀缨带、以及肩章等外表上标志出来。
国家必须这样做，因为武装部队的组织需要这样做。但对你们个人来说，这种需要却是一个危险，这个危险就在于你们现在以为，这样一来，似乎一切都停当了，你们把你们的个人权威和国家赋予你们的权威混同起来。依我看，这还不够。一个领袖，一个军官，一个上级，只有当他个人的权威同国家把他当作士兵的上级而赋予他的权威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也就是当他被他的下级从心坎里承认为领袖的时候，才能得到他的士兵们的支持。他之所以受到承认，是因为他作出了榜样，因为他使他的下级看到，他的精神状态较之别人更为良好。你们如果在这方面不行，那末，你们的袖章和肩章就一无用处，你们就得不到你们部下的支持。如果在敌人的压力面前，你们显示出坚定不屈，从容自若，态度明朗，不管敌人的压力多大，你们决不在你们的下级面前丧失这些品质，那末，你们就会永远受到你们的士兵们的信任。因此，你们的精神状态以及与此有关的意识，是最重要的。你们在你们的部队面前决不可示弱。如果你们感到胆怯，那就必须藏而不露，必须以坚定的举动和异常的镇定，继续焕发出力量。这是你们的任务。你们必须把另一件事作为自己的信条：你们在战斗中决不要低估自己的力量，也决不要高估敌人的实际力量，不仅以头脑，而且必须以坚定的意志来观察这些事物，如果光靠头脑计算，那是靠不住的。有许多问题不是靠一加一等于二这种加法可以解决的。你们不知道那边的敌人在犯什么错误。绝境是决不会有的，决不会有的，因为你们不知道，幸运、偶然事件、你们的力量、你们的举动以及敌人的错误，会给你们带来什么。从来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通过一番艰苦奋斗而境况毫无改善。
你们无论如何必须以此作为自己的信条。你们不这样做，就会处于被动，就会软弱无能，就会遭受失败，就会轻而易举地被敌人战胜。事后，你们就会羞愧满面地看到，这并非是不可避免的。所以说，要有坚定不移的意志。一个士兵，一个预备军官或一个军官，在战斗中一个劲地只想到或只会想到：‘你会出事吗？你个人的幸福怎么办呢？可能会发生什么情况呢？也许我有可能牺牲吧？’对这种人，我是丝毫不予同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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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要是在战斗中头脑里有这种思想，那末他就是一个懦夫。
现在再讲另一个问题：有件事你们想一下，当你们作出了一项决定，那就必须坚持这一决定。战争形势总是捉摸不定的，作出的决定会由于对形势的看法产生了怀疑而受到干扰；此外，它还会受到敌人施加的精神压力的干扰。对此，只有一个药方：坚定不移地坚持这一决定，以此来对待疑虑满腹的人。
只有当一个新的、明确的认识取代了任何怀疑之后，才可以采取另一种新的决定来适应这种新的信念，这是正确的。但如果不是这种情况而怀疑依然存在，那末坚持第一种决定总是正确的。你们不要忘记这一点，这对军人来说是很重要的。
——好吧，这就是我要说的话。”
从1935年秋开始，当第一批三艘新造的德国潜艇归我指挥之后，我就认真努力地把新潜艇的官兵教育成这样一种精诚团结的集体。感谢上帝，这种努力取得了卓越的成效。这种精诚团结就是为什么德国潜艇部队直到战争末期连最困难的局面都能控制和克服过来，并直到战争结束为止，以忘我的军人气概履行了自己职责的原因。关于德国潜艇的这种精神，我在回答第四个问题时援引了一些外国人的评论，例如，援引了丘吉尔表示钦佩的话。我想在这里再举几个德国人的评论，以此来结束这个问题：德国将军冯·蒂佩尔斯基尔希在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第403 页上关于德国潜艇部队这样写道：‘在眼见死亡几乎必然来临之时还是以大无畏的献身精神进行战斗的德国士兵，在武装部队的其他兵种中是没有的。”
在德国科布伦茨的“联邦军思想教育”学校任教的兰贝图斯·梅茨纳博士先生在1961年3 月“军事研究协会”机关报第三期的一篇文章中恰当地探讨了这样的问题：一般地说，如果在不同于以往的战争中——在一次未来的原子战争中——士兵面临着所谓肯定无疑的结局，那末，他们的态度和坚定性将会怎样。兰贝图斯·梅茨纳博士在这篇非常透彻地阐明有关这些问题的文章中，就上次战争中潜艇部队方面的问题，说了以下的话：“事实上，恰好已经出现了看来必死无疑的这样一种局面，这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潜艇战。尽管如此，潜艇和潜艇人员仍然能够克服同样必死无疑的极其沉重的心理状态，甚至克服亲身经历死亡的恐惧，事实证明，直至1945年5 月8 日，潜艇都在不屈不挠地迎击敌人，履行自己的战斗职责。
可见，潜艇人员的坚韧不拔精神是不可动摇的。”
情况就是这样。我对这些潜艇士兵的忘我的勇敢和不怕牺牲的精神是极为钦佩的。
在当时的上级潜艇指挥宫中，即使他们从自己的职务上来加以判断，也没有任何人对此作出过不同的评价。
舰队司令官弗尔斯特海军上将、吕特晏斯海军上将和施尼温德海军上将在谈到德国潜艇部队时说：“对小舰队的军人气概和同志精神，无论怎样赞美都不过分。”
“……军官和士兵的无条件的服从。”
“……融合成一个团结紧密的战斗集体。”
由于这种精神状态，由于这种战斗集体，德国潜艇部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无疑发挥了这种武器所能发挥的最大的战斗力。
二十四、为了提高当时潜艇的战斗力，您采取了哪些措施？
要回答提高潜艇战斗力的问题，就必须讨论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要发展一种真正的潜艇，就是说，要发展一种既能在航行中又能在攻击时真正潜在水里的潜艇。这种潜艇不会因为技术原因而被迫浮出水面，而且它首先应具备诸如水下高速等水中军事活动所必须有的性能。因为我们不能忘记，当时各国正在使用的潜艇实际上是一种水面舰只，能在水下航行即潜航的时间是有限的。虽然它们与水面上的敌人相比，在这方面获得了十分优越的地位，但也失去了它们军事性能上的重要方面，即失去了它们对于战斗极为重要的尽可能高的速度。同样，由于技术上的原因，潜艇必须为水下航行提供作为动力的电池充电，所以它在航行一段时间之后不得不重新浮出海面。因为潜艇上给电池充电的柴油机在运转时需要空气中的氧气，同时必须能把它的废气排到大气中去。
第二个问题是：我们怎样才能提高现有这种潜艇的战斗力，包括上面所提到的彻底解决具有水下高速的完善的潜艇问题，并能用这种潜艇来代替现有潜艇。自1943年5 月以来，与敌人的防御力量相比，当时这种潜艇已大大处于劣势。
首先谈第一个问题。自1935年起，当德国制造出新式潜艇时，关于潜艇水下高速这一问题任何国家都没有获得解决。因此，在建造新潜艇时，我们必须尽最大努力从多方面来改进现有式样的潜艇。当时，人们已经认识到，在以后的几年中，世界各国的空军将得到迅猛异常的发展。所以，我愈来愈认识到，空军的这种发展趋向，将来总有一天会限制潜艇水上活动的机动性，使得现有的潜艇打起仗来不能获胜。1935年人们还无法知道的这些事情，却在事隔八年之后的1943年出现了。
1936年发生了如下的情况：天才的工程师瓦尔特向我递交了一份用过氧化氢传动机来提高潜艇水下速度的设计方案。对于这种设想在技术上是否有前途，我当然一无所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