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由于空军对水面作战的潜艇具有上述危险发展趋势，使我希望能拥有一种水下高速潜艇。这种愿望促使我尽我职权所能在海军总司令部支持瓦尔特先生。以后几年中，我在海军总司令部还是始终支持瓦尔特的设想。由于海军总司令部里也有一些人认为这种把英格林耐蚀铜镍合金应用到传动装置上去的设想是一种空想而加以拒绝了，所以，为了首先至少能造出一艘八十吨的试验艇来，必须经常设法帮助瓦尔特工程师。
事实上，这艘潜艇在但泽湾的头几次试航时就达到了二十三涅的水下速度。于是，海军总司令部在1940年1 月命令建造一艘未来的大西洋—瓦尔特—潜艇的“先驱艇”。虽然这种新式潜艇的传动装置改变了，但在许多方面，特别是在船形方面，基本上还是模仿现有的潜艇式样，而没有考虑到它高速的水下航行。后来在1942年1月18 日和7 月10日，在巴黎我的司令部里，我与海军总司令部的代表们、瓦尔特先生以及受海军总司令部委托与瓦尔特先生合作的顾问瓦思先生进行了谈话。在谈话中我试图在总司令部里贯彻瓦尔特教授和顾问瓦思先生的设想，这获得了成功。1942年？月15日海军总司令命令重新设计一种完善的潜艇，‘其目的在于建造一种具有水下高速性能的、适用于大西洋作战的潜艇”。
在我]942年9 月28日给希特勒的一份报告中，我再次提出加速建造瓦尔特潜艇的问题。在报告中我申述了要求尽快建造快速潜艇的理由。我指出，自1940年至1942年，敌人在大西洋的空中力量有增无已，我担心，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把潜艇从水面赶走，并迫使其长期潜在水下。尽管希特勒对我的担心不表同情——他不相信，英美能投入这么多的飞机来持续不断地对整个大西洋进行监视。然而他还是完全支持我关于加速建造水下高速潜艇的要求，并决定根据当时正在建造中的试验艇的现有经验，再行决定是否能立即大量制造这种潜艇。（见布拉西的1948年《海军年鉴》第492 页）
1943年春天，在即将出现和已出现了潜艇战的转折点之后，我与瓦尔特先生以及海军总司令部负责该项工程的顾问们讨论时，我向他们说明了我们可采取哪些措施才能立即大量制造出这种完善的快速潜艇来。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需要立即将一种新型的高速潜艇投入成批生产，以便这种潜艇能尽快地大量制造出来，因为这时前线急需这种型号的潜艇。但是，从这次讨论中了解到，对瓦尔特式潜艇还没有进行充分的试验，所以还不能立即大量制造。用过氧化氢作为潜艇的动力带来了极多的困难，例如，燃料和氧气可能突然化合而造成危险，以致对这种潜艇的成批制造谁也不敢负责。
于是，那些海军潜艇功勋设计师们、部务主任许雷尔、部务管理布勒金以及海军建造部门主任厄尔夫肯建议，使电池扩大一倍来大大提高现有潜艇的水下速度，并采用新的水下流线型，使这种潜艇适应这种水下高速，这种流线型在最后几次试造瓦尔特式潜艇时曾经采用过。尽管这些潜艇的型式基本上是新的，但这种新型潜艇的动力装置依然是旧的，即使如此，但就电池而言，却显著地扩大了。因此，这种新型潜艇能够立即成批投入生产。
于是，我决定采取这一措施。电池扩大一倍，这就要求这种在大西洋作战的潜艇具有一千六百吨的吨位。
这时，潜艇的整个战术都转入了水下。在一个半小时的时间里潜艇能在水下航行十八涅，并能以十二至十四涅的时速持续航行十小时。如果把这个速度与现有潜艇的速度——例如，在潜入水下只有四十五分钟的情况下，仅能达到四至五涅的低速——相比，那末，这种新型潜艇的巨大进步就显而易见了。由于普通的护航队的速度每小时还不到十涅，这种新型潜艇就能在水下对护航舰队进行攻击，就是说，可以绕到它的前面发起进攻。水下高速也使得潜艇能够摆脱水面战舰的追踪，尤其是当海面上掀起浪涛，潜艇在水下逆流而行时则更是如此。
二十五、您对瓦尔特式潜艇和新式电气潜艇的讦价怎样？
除了这种较大而完善的一千六百吨新型潜艇外，我们还下令建造同类型的较小的三百吨潜艇。这种潜艇在水下航行时速达十二里，并能直接在英国海岸的浅海区域作战。
装备部长施佩尔和海军总司令部的设计处共同承担了建造新型潜艇的任务。
尽管我们德国的工厂设施自1943年以来遭到了愈来愈厉害的轰炸，施佩尔大体上还是完成了建造计划。这样，1944年平均每月建造十九点五艘潜艇，计一万八千三百七十四吨。
对比之下，以前的建造数量是：1941年为十六点三艘，计一万三千一百四十二吨，1942年为十九点九艘，计一万六千三百八十吨。
这就是新型的水下高速潜艇。此外，由于潜艇装上了“通气装置”，所以它根本不必因技术原因而浮出水面。1943年 3月2 日，瓦尔特工程师向我建议，潜艇在水下航行时可在潜望镜的深度进行充电，办法是：在水下航行时用柴油机通过一根管子吸进对其驱动所需的空气。因此，这根管子在水下航行时应伸出水面。柴油机的废气当然也同样必须通过一根能伸出水面的管子排出。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设想，我们立即采用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手段进行了试验。潜艇上装了两根可伸缩的管子设备，这就使潜艇成了真正的水下潜艇了。它们根本不必再浮上水面，因而再也不会被最危险的测位器即雷达测位器——这种雷达测位器曾在1943年5 月首先使潜艇战破产——探测出来。
就这样，这个大难题在1943年春天得到了解决。这时，这种潜艇在海军总司令部的设计处和施佩尔装备部的施工部门的共同合作下建造了出来。
但是，即使拚命加速建造也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在造出新潜艇之前，必须尽可能提高原有潜艇的战斗力，这是因为——正如前面所说‘——我们不得不缠住敌人，以迫使敌人继续投入他们至今用于反潜艇战的力量。这一目的达到了。英美保留了护航舰队体制。1943年、1944年和1945年敌人用来反海上潜艇的飞机数量以及海军部队和护航队的舰只数量不但没有减少，反而被迫增加。关于这一点我回头再谈。
因此，在命名为ＸＸＩ型（一千六百吨的潜艇）和ＸＸＩＩＩ型（三百吨的潜艇）的潜艇造出之前，现有潜艇必须继续战斗。
为了提高现有潜艇的战斗力并尽可能减少它们的损失，就在这些潜艇上安装了如下一些补充设备： 1．一俟“通气装置”设计完毕，每艘潜艇就装上一个“通气装置”。通气装置就是上面所说的两根可伸缩的管子的名称，这两根管子是用来吸入柴油机所需的空气和排出其废气的。在一次会议上，设计处请我给这个设备定个名称。正在这时，我的司令部里的一位海军参谋军官正患着严重的感冒，他没想到用手帕，而是用力把鼻涕很响地吸了上去。我觉得，这仿佛是潜艇上柴油机的吸气管，而这使人印象深刻的响声启发了我，我就把潜艇的这种新设备命名为‘Ｓｃｈｎｏｒｃｈｅｌ”。
我相信，目前全世界都使用这一语词来表达类似的这种设备，譬如，就连同一类型的儿童玩具也用这个名称。
自1944年春天起，所有的老式潜艇都装上了通气装置。
到了1944年6 月，我下令，原则上不再允许没有通气装置的潜艇入海。这样，老式潜艇也不再需要浮出水面了。由于这个缘故，它们的损失也显著减少。由于它们能隐蔽地紧靠来往运输比公海繁忙的沿海一带作战，所以它们的战果又有所扩大。
但它们之所以不能取得比前一时期更显著的战果，这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它们的水下速度依然缓慢。因此，它们在进行水下攻击时几乎是静止不动的。只有当敌船向它们驶来，在靠近它们的水下位置驶过时，它们才能进行射击。
2 ．第二个重要问题是给老式潜艇装上一台接收器，当潜艇被雷达测出方位时，这种仪器就能探测出来。如前所述， 1942 年，由于使用了第一批无线电测量观察仪，终于做到了这一点，因为这种仪器能截获当时雷达发出的电波。但是，不久之后，我们又遭遇到这种情况：敌人用一种新型的测位仪即 10 厘米电波来测定我们潜艇方位，而这种电波用我们的无线电测量观察仪是无法探测出来的。
这时，我们试图用一种名为哈根努克的新仪器来监视敌人的较大的波段，但这方面我们没有取得完全成功。在这种雷达面前我们处于劣势。只有我们的老式潜艇借助通气装置能一直潜在水下时，它们才能摆脱这种雷达。
3 ．为了同一目的，我们试用一种防护物质围在潜艇了望塔的四周，以干扰雷达对潜艇的探测，使得发射出来的电波不再返回发射船，但我们在这方面也没有取得完全成功。塔的防护层对电波的吸收量很微小。敌人能够收到发射出的测位电波的足够量的探测波，而这种探测波能给敌人指明潜艇的位置。
4 ．考虑到保护水面潜艇，我们也同样改进了潜艇的高炮装置，以便它能防御敌机的攻击。即使用这种办法来提高战斗力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局势，在敌机攻击时，浮出水面的潜艇还是处于挨打的地位。
后来，新型潜艇投入战斗的一天到来了。一艘ＸＸＩＩＩ型三百吨的小型潜艇在英国东海岸进行了战斗，它闯入了福思湾，在五月岛的东南击沉了两艘船。这艘潜艇的指挥官对这种型号的潜艇评论道：“这是一种在海岸附近短期作战的理想潜艇。快速，灵活，升降简便，被雷达测定和受攻击的面积很小。敌人只觉察到有艘潜艇在这里，但无法确定潜艇的位置。”
我们原先计划这种小型潜艇在海上的时间为二至三周，事实也证明，这种潜艇在海上的时间是比较长的，例如，有一艘在海上曾呆了三十六天。曾在敌人沿海的危险区域作战过的八艘ＸＸＩＩＩ型小型潜艇，没有一艘遭到损失。由此可见，敌人的防御实际上已经遭到突破。
第一艘ＸＸＩ型潜艇，也就是一千六百吨的新的大型潜艇在1945年4 月30日才从挪威的卑尔根出发去执行它的首次战斗任务。但在1945年5 月4 日，所有潜艇都接到了我关于禁止攻击的命令，因为我在这期间和蒙哥马利陆军元帅已签订了一项特别停战协定。因此我也想停止一切对英海上作战。
这艘大型新潜艇的指挥官在谈到他第一次短程航行时说：“第一次出征就在北海与敌人的猎潜艇舰队遭遇。可以断定，这支猎潜艇舰队对水下高速潜艇无可奈何。在水下稍稍改变航向三十度就脱逃了。遵照1945年5 月4 日的禁止射击令返回卑尔根；几小时以后途中遇上了一艘英国巡洋舰和许多驱逐舰……进行了水下攻击，撞上了护航舰队，巡洋舰进入了五百米的射程之内。正如后来在卑尔根的交谈中所表明的那样，一切都没有被发觉。我的经验是：潜艇是先进的，对潜艇驾驶员来说，在进攻和防御时正是别开生面。”
情况就是这样，——至于敌人对这种新型潜艇的看法，我想在下一个问题中予以回答。
二十六、您的敌人对建造这种新型潜艇有什么看法和反应?
在战争期间，敌人对德国将要制造完善的水下潜艇的看法，从他们在1945年2 月雅尔塔会议上的发言中已经清楚地表示出来了。2 月4 日在利瓦吉亚宫举行了这次会议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为首参加的是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和苏联元首斯大林元帅。在会上，美军总参谋长乔治·马歇尔将军和英国首席海军大臣兼英国海军参谋部总参谋长海军上将安德鲁·坎宁安爵士说：“德国人正在大量建造新型潜艇，由于这种新型潜艇具有水下高速，并且是用最新式的技术设备装备起来的，所以盟国的空军和水面舰队就很难对付它们。这种新型潜艇是在不来梅、汉堡和但泽用预制部件装配起来的。因此，美国和英国的最大希望就是俄国人尽快夺取但泽，因为大约百分之三十的德国潜艇是在这一城市建造的。”
现代的历史书对我们新型潜艇的性能和当时取得胜利的可能性作了仔细的研究之后得出了如下结论：曾在美国海军军官学校和洛杉矶加里福尼亚大学受过教育的美国海军军官上尉指挥官格伦农在1961年3 月出版的《美国海军学院学报》上这样写道：“1945年德国向盟国交出了。一支潜艇舰队。这支舰队非常先进，以致当时在技术上没有办法能加以防御。直到别国的海军潜艇在大战后加以现代化改装以前，德国ＸＸＩ型潜艇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潜艇。”……“三个主要的特征表明了它的级别远远超出当时所有其他类型的潜艇：具有功能较大的电池，较高的水下速度和较长的续航力，有利于提高水下速度的船身和流线型上层结构以及在潜艇的原设计中一并计划在内的首创通气装置。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建造ＸＸＩ型的生产效率。”……“如果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们自己的生产量是值得自豪的话，那末，德国在建造ＸＸＩ型潜艇上所作的努力就更令人惊讶了。在产生这一设想后的七个月内就把计划基本上确定下来，这已经是值得注意的了。但是，在后来的十个月中，在空袭的干扰下造出第一艘崭新的潜艇和指定了建造潜艇的新的制造公司，这种效率则更是罕见。尽管人力和物力短缺，并且不断受到空袭的影响，但在十三个月的时间内还是建造了一百十九艘潜艇，这种最高纪录，值得我们钦佩。”
这是美国人的看法，下面我想首先再次引证最伟大的专家英国海军历史学家罗斯基尔的话作为英国方面的看法。他在《海军旗：1939—1945年大战中的英国海军》一书第413 页上写道：“事情似乎很突然。但是，对英国海军当局来说， 1945 年的头几个月是充满忧虑的时期，因为我们知道，新潜艇下水的数量远远超过了被我们击沉的数量；我们估计，有一批数量可观的、大大改进了装备的ＸＸＩ型和ＸＸＩＩＩ型潜艇将投入战斗。而且我们知道，自从采用了通气装置以来，我们设有雷达的飞机已大大失去了它们的作用。所以有理由认为，如果我们不能挽回不利的趋势，敌人就一定能夺回主动权，重新向我们北大西洋护航舰队全力发动进攻；按照海军部的看法，这个战场上的严重损失会危及整个西欧战役。因为我们现在知道，德国潜艇力量在1945年3 月实际上达到了四百六十三艘的最高数字，并且我们知道我们必须在这一年的头两个月里把大批护航舰和本国的沿海飞机投入战斗，以对付在我们沿海海域作战的五六十艘潜艇，事情后来才明白，海军部的担心绝不是没有根据的。（1945年1 月2 日有四百二十六艘护航舰部署在本国，仅有三十七支联合舰队在西向进击区作战。当时海岸司令部有四百二十架飞机，基地在英国和冰岛。）为了改善局面，我们采取了有力的措施。参谋长们同意，把原先应马上开往远东的三百艘护航舰中的一些舰只留下来，并且指示轰炸机指挥部集中更多的力量轰炸潜艇基地和造船厂。”
1959年2 月8 日罗斯基尔上校在《星期日泰晤士报》上对我《十年和二十天》一书就这种新型潜艇的问题谈了如下看法：“如果邓尼茨对这种新型潜艇ＸＸＩ型、ＸＸＩＩＩ型这样重视，那末他也就站稳了脚跟，因为如他所断言的那样，这些潜艇在任何方面都是一种严重的威胁。”——罗斯基尔海军上校用如下的话来结束他对德国使用这种新型潜艇进行潜艇战的前途所作的评论：“要是没有对德国的轰炸和1945年夏天的陆上胜利，我们就极有可能再次面临非常危险的进攻，而主动权有可能再次落到德国人手中。”
我还想引证一下丘吉尔在他的回忆录《第二次世界大战》第2 卷第472 页中的话来结束我对外国人评论的引证：“目前正在战斗的潜艇是用一种通气装置装备起来的，通过一根管子吸入空气，同时可在水下充电。这仅仅是邓尼茨设计出来的潜艇战新方案的序幕。他打算采用观已制造了数量很多的新型潜艇，其中第一批已试航完毕。德国真正的胜利取决于这种潜艇能否立即大量投入战斗。他们的水下高速以新的困难威胁着我们，并且如邓尼茨所预言的那样，事实上对潜艇战进行了一场革命。”
我以为，这些评论是令人信服的。英美的整个防御几乎都是建立在对德国水面上的潜艇的测定和攻击的基础之上的。因为反潜艇的水下窃听器一潜艇探索器的窃听范围很小，并且如同战争实践所证实的那样，这种仪器易受其他噪声和其他环境的干扰，所以它在英美的防御中只起到很小的作用。如果德国潜艇部队能象采用新型潜艇那样，采取一种崭新的方法，把作战、战术和攻击完全转入水下，通过能以高速进攻的潜艇而占优势，并能由此摆脱追击的话，那末，问题就很清楚了，英美的飞机、驱逐舰和其他监视部队几乎就会失去了它们迄今为止的防御作用。战争临近结束时，这种新型潜艇在紧靠英国海岸的战斗中已证明了这一点，战后的试验和调查也清楚地证实了这一点。
在战争末尾，为什么这种新型潜艇未能及时地大量地投入战斗，其原因已由罗斯基尔海军上校在上述的1959年2 月8 日《星期日泰晤士报》上所持的看法中提到过了。
二十七、您对卡萨布兰卡会议有什么想法?
英美和他们的盟友苏联元首斯大林元帅迫切地希望协调他们的战略行动，以便这些盟国通过一项统一的计划，来取得最理想、最良好的战果。为此，罗斯福和丘吉尔于1943年1 月底在卡萨布兰卡举行了会晤。斯大林未能参加这次会议，因为斯大林格勒战役不允许他离开俄国。
这次会议的根本的战略观点是：英美应尽快地从法国北部侵入欧洲。会议确认，这一入侵将彻底改变德国的战局，因为这样一来，德国就不得不再次在两条战线上作战。
尽管迫切需要尽快地进行这次入侵，但是，英国总参谋部和海军司令部，甚至丘吉尔，都在这次会议上极其明确地指出，在1943年还不具备这次入侵所需的“物质”前提即海上运输所必需的船只。这是正确的。美国人被英国人的论据说服了。因此，他们决定，首先必须消除德国潜艇战这一主要危险。所以，反德国潜艇战应占“优先地位”。否则，在其他战场上的推进就不会成功。
这就是卡萨布兰卡会议的战略决定。会议所作的第二个决定是政治性质的。在这以前，这一决定已得到美国国务院和英国内阁的赞同，并由罗斯福于1943年1 月24日正式宣布过。他声明说：德国及其同伙除了“无条件投降”外，盟国决不允许以其他条件来结束战争。
英美之所以提出这个要求是出于以下两个主要原因：第一，盟国在西欧开辟具有决定意义的第二战场，当然是符合斯大林的最大利益的。只有这个第二战场才能从根本上彻底减轻俄国人在他们本土对德作战的负担。盟国尽快地实现入侵是符合俄国人的最大利益和斯大林一再明确提出的要求的。这时，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上把开辟这个战场的日期又推迟了。为此，罗斯福和丘吉尔想作出一个能平息斯大林怒气的决议，作出一个如丘吉尔所说的“将鼓起全世界朋友的勇气的决议”。
毫无疑问，要求德国无条件投降是能达到上述目的的。
这个要求的第二个主要目的，就是宣布英美对战后年代所设想的和平世界的先决条件。盟国认为自己有能力创造一个和平世界，并且采取措施，想排除他们在这次战争中的敌国参与创造和平世界的一切活动。这就是说，他们想在缔结和约时使敌国处于完全瘫痪状态。这样他们就能把一切条件强加于它，而这个瘫痪了的国家就不得不逆来顺受。
要求德国无条件投降无疑也是对全体德国人民的一种歧视。斗争的矛头不是对准希特勒和国家社会主义，而是对准了德国人民，并且要把他们彻底打垮，倒在地上起不来为止。
这个要求对德国人民在1943年的情绪和对我们继续进行战争的必要性的认识产生了什么后果，我在回答第二十八个问题时还将详细地谈到。
在这里我还想提一下几个英国人和美国人对无条件投降的这一政治要求所作的政治评论：英国历史学家富勒在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书中写道：卡萨布兰卡会议上提出无条件投降的这一政策的结果，“使得战术上极其荒谬、战略上毫无意义的战争继续下去”。
轴心国加强了抵抗。由于一切实现有条件投降的道路都被堵死了，因此就不得不把战争进行到德国彻底崩溃为止。
英国部长汉基勋爵就无条件投降这一要求抨击了这一政策的炮制者的道德观。他说：“不幸的是，这一如此违背耶稣登山宝训精神的政策，并不适于加强盟国的道德地位。”
海军上将尼米兹在他的《大西洋上的胜利——同轴心国的海上作战》一书第129页上关于无条件投降的这种要求写道：‘罗斯福总统在卡萨布兰卡会议结束后的当天，向新闻界宣布了一项他本人与丘吉尔首相共同拟订的政策，这使全世界的政治家和军界领袖大为震惊。这就是美英只接受德国、意大利和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决定。既不提出条件，也不就条件进行谈判，就是拿破仑在他达到征服别国的顶峰时也没有把谈判的大门关得这么死。决定这样死板的政策已经够糟了，再把他公布于众那就更糟了。无条件投降的政策是与英美政治家过去的诺言——他们不是与人民作战，而是与那些引导人民走上歧途的头目作战——相矛盾的。这种错误的政策即使十七、十八世纪的政治家们也未曾犯过，他们比今天他们的某些后辈更懂得，今天的敌人也许有需要成为明天的盟友。而且追逐一场彻底胜利的战争，会使得战胜者和被战胜者同归于尽。”
我还想讲以下一些话来结束关于无条件投降这一问题的回答。这个政治要求产生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在军事上战胜德国早已定局，但彻底打垮德国的意愿，却是通过政治上错误地延长战争来实现的，其结果就为俄国人占领东欧大开方便之门。俄国人的这一胜利至今对英美的政策还有着极其严重的危害性。通过延长战争来达到彻底打垮德国的这一无条件投降的要求，迫使英国人和美国人直至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在他们1945年就认为已取胜的地区，却要付出数十亿巨款来驻扎军队根据他们目前的政策，不仅为了保护我们，而且为了保护自己免遭当时战争后果之害。有谁战胜一个国家是为了以后出于自身安全在那里还得数十年之久地驻扎军队呢？我认为，这个无条件投降的政治决定及其军事后果，是英国人和美国人的一个重大错误，那是再也明显不过的了。在回答下一问题时，我将继续谈到这方面以及希特勒在这方面的罪责。
二十八、您在什么时候认为战争打输了?
毫无疑问，我们在斯大林格勒的失败给我们整个战略形势带来了决定性的转折。第六集团军在这次战役中的失败，很清楚地表明希特勒1941年6 月计划的破产。在这一计划中，希特勒想通过战胜俄国来确保和加强我们在大陆的地位，从而迫使英国这个海上强国也不得不承认，继续与我们作战是毫无前途的。而这时我们战胜俄国这个敌人已经无望；恰恰相反，我们进驻俄国的军队必须向西后撤并且不得不估计到将进行艰苦的抵抗。
因此，我们在东方战线的局势正是我们为什么根本不能再指望打赢这场战争的原因之一。
接着就是1943年5 月潜艇战的崩溃。在这以前，我们的潜艇战遏制了两个海上强国在我们欧洲大陆扩大它们的优势力量。由于德国潜艇击沉了大量船只，所以，尽管英美在它们本国加紧赶造商船，但它们手头能供使用的船只的吨位还是不断地减少。即使1943年5 月起潜艇战不能再取得重大的战果，但新造商船的数量直至1943年7 月以后才超过其损失的数量。
我已讲过，我们曾采取了哪些措施，使用了哪些新型潜艇想使我们的海军重振旗鼓。但是，何时能实现这一点，海战是否还能及时地取得成功，这在1943年还完全没有把握。
1943年上半年的战局已严重到如此程度，使得我们不得不估计到战争的失败。1944年夏天，英美入侵诺曼底半岛，成功地在法国开辟了反对我们的第二战场之后，对我们的敌人来说，最后赢得战争的前景，几乎已确定无疑了。
但是，1943年和1944年，我们除了已经采取的军事行动之外还能采取别的什么行动呢？
当时，大部分德国人民和士兵是支持希特勒的。一些人曾想推翻希特勒的专制统治，尽管他们的道德动机值得赞扬，但另一方面由此而产生的混乱将削弱我们前线的战斗力，其结果也许会使德国士兵遭到更大的损失。——何况，德国人民知道我们敌人的要求，只有无条件投降才能考虑和我们缔结和约。就是推翻了希特勒也不能对此有丝毫改变。——我们也知道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关于在夺取胜利后彻底消灭德国工业和把德国变为农牧国的计划。这就意味着，千百万德国人必须饿死。我们也知道，1944年秋天，在魁北克会议上罗斯福和丘吉尔批准并签署了这项摩根索计划。后来他们想规避这一计划。然而，这样一来，他们与他们的盟友斯大林就造成了矛盾，斯大林把这项计划完全作为自己的计划了。在德黑兰会议上，斯大林要求在战胜德国之后把千百万德国人作为劳动力运往俄国。在雅尔塔会议上，他也坚持要求至少消灭德国工业的百分之八十；此外，他还要求德国人付出几十亿的战争赔款，并且再三要求把千百万德国劳动力运往俄国。即使英国人和美国人在德国投降之前还没有坚持这一要求，但是，对他们来说，事实也是一清二楚的：在战胜我们之后，根本不允许再有一个德国政府存在。在未来的和平年代里，德国将受战胜国的统治。为了这一目的，战胜国将分割德国，并且打算把诸如普鲁士这样的德意志国家消灭掉。
在1943年至1945年的战争年代里，盟国对德政策的总方针是：无条件投降，消灭我们的工业，支付几十亿的赔款，把劳动力运往俄国，不允许再有德国政府，就是说，德国人民没有任何权利，由战胜国来统治，分割德国，也就是说，把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和我们的前途完全拱手交给敌人。总之，这个总方针使得我们除了继续战斗之外，根本就没有任何其他的选择余地，因为，有哪一个人，当他的敌人对他说：“如果放弃战斗，躺倒投降，我就把你割成四块，并对这四块任意加以处置”，就会乖乖地躺下呢？有哪一个人会自愿屈服于这一要求呢？在这一战争时期，德国人民也同样处于这种局面，尽管他们已认识到不再可能取胜。这就是我们当时的处境。
我所谈的整个情况中，还没有提到屠杀犹太人一事。这—件事对于盟国对我们的态度上肯定是有影响的。但是，这种可怕的屠杀犹太人事件是背着德国人民、在对德国人民极端保
密的情况下，由德国政府中的一小部分人干的，大多数是远在东方，远在德国本土之外进行的。毫无疑问，绝大多数德国人民对消灭犹太人一事是毫无所知的。这样一种行为是出乎正直人们的一切想象之外的。因此，他们也根本不会怀疑竟会发生这种事情。如果今天外国人对我们说：“为什么你们在战时不收听英美广播呢？在这些广播中不是报道了屠杀犹太人的种种事件吗？”——对此，我们只能作这样的回答，并且不禁要问：“难道美国人民或英国人民群众在上次战争中不听本国的广播而听德国的广播吗？”众所周知，在战争中，敌人的广播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进行战争宣传的。所以说，美国和英国人民群众肯定没有理由收听德国的战争宣传。同样，德国人民也没有这种要求，因为通过收听外国电台而能知道德国屠杀犹太人的事情，正如前面所说，这也是出乎德国人的一切想象和推测之外的。在回答下一个问题时，我还将说明，在战争结尾时，我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知道这种屠杀犹太人的事件的。
所以，尽管我们知道我们不能再取得胜利，但我们除了继续战斗，希望取得比无条件投降较好的条件外，别无选择余地。盟国政府声明的矛头也不仅仅是针对希特勒或纳粹专制统治的，而且是针对被彻底战胜了的德国人民的。德国人民应该无条件投降，德国人民在未来的和平中不许有任何权利，甚至在自己的国家内，也不许有任何权利，德国人民应在工业上和经济上被消灭。
因此，在这种条件下，在1943年和1944年没有一个军事领导人能够提出投降的建议。
抱这种观点还有一个理由必须一提的：当时，我们如果投降的话，那末我们就必须把这时正在东线深入俄国作战的三百五十万德国士兵交给斯大林。因为投降就是向部队表示和要求部队停止战斗，放下武器，去当敌人的俘虏。这对东线作战的大部分部队来说就意味着在俘虏营中等待死亡。
二十九、关于希姆莱指挥部所犯的罪行，您知道哪些?当您知道后，您采取过哪些措施?
1945年5 月初，我以国家元首的身份代表德国在弗伦斯堡的米尔维克按照我的计划实行投降。5 月5 日，米尔维克驻军首脑通知我，据弗伦斯堡的港务监督证实，有一艘维斯杜拉河的小船在几个星期前从但泽出发越过波罗的海，因受战事影响而以十分缓慢的速度向弗伦斯堡驶来，现已到达。船上约有三百名集中营囚犯，处境十分危急。我立即下令援救那些在这次运输途中仍还活着的囚犯，首先是给予医药治疗。
接着有人给我送来一份关于船上发生的情况的详细报告，说该船靠岸后，船上的看守人员似已迅速潜离。
长途运输当然会给囚犯们的处境带来困难，但在我看来，事情很清楚，船上的情况是由于一种违反法律和道德的罪行所造成的。这就是我和我的同僚们从这次运输中得到的关于集中营虐待囚犯事实的第一个“警报信号”。
1945年5 月7 日，我派去与艾森豪威尔进行投降谈判的冯·弗雷德堡海军元帅从美国司令部回到了我这里——弗伦斯堡的米尔维克。他给我带来了一份美国士兵报《星条旗报》。报上登载了魏玛近郊埃特斯山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照片。这些被杀害和饿死的集中营囚犯的照片惨不忍睹。即使在战争结束时，集中营的供应会遇到困难，致使情况恶化，但我认为那里出现的状况无疑是犯罪，这是任何其他理由都无法为此辩护的。弗雷德堡和我，’还有我的司令部的全体人员，全都大吃一惊，我们过去总认为象这类事情是不可能出现的。5 月9 日，我接到了港务监督关于上述维斯杜拉河小船的报告。
在5 月初的这些日子里，就是说，在德国投降后的头几天，我们还陆续收到了有关德国集中营情况的消息。
我的副官吕德·诺拉特海军少校，在他的5 月11日的日记中记下了一段话，这段话也说明了这件事：“12时，外交部长凯特尔陆军元帅声明：“最近时期，有关集中营中无法维持的情况和违法事件的消息，日见增多。此外，因原有看守人员逃离，而由国防军承担了看守和照料任务。由于德国人民和国防军不明实情，因而有必要在这种情况下公开声明，我们与这些罪行无关。”
我们总是希望这类事件仅仅在个别地方发生，但我仍然认为应该立即彻底地、毫不容情地把罪魁祸首调查清楚。考虑到德国人民的利益，我认为把在严格保密的幌子下所犯的这类罪行调查清楚也是必要的。因为德国人民对这些事情一无所知，他们无疑有权提出要求，通过澄清这些事件来公开表明他们自己的纯洁性。
在和我的外交部长、帝国临时政府首脑施威林，冯·克罗西克伯爵取得一致意见后，我以国家元首的名义颁布了一道命令，委托帝国法庭作为德国最高法院立即追查这些事件。
命令如下：命令： （一）、凡属违反普遍有效的法律与道德原则和已公布的法律条例而逮捕、审问囚犯，把他们关进集中营并在集中营中处置和虐待他们的事件，必须立即调查清楚。所有违法事件应根据有效的刑法对有关人员加以惩办并立即判决和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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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 ）我授予帝国法庭的最高检察官行使调查这些违法行为和起诉的权力。
（2 ）帝国法庭对此类案件的判决必须负责到底。
（三）、此命令自公布之日起生效。
海军元帅邓尼茨（签字）。
1945年5 月15日于大本营。
施威林·冯，克罗西克伯爵把这个命令及一封附信寄给了盟国武装力量最高司令部的艾森豪威尔将军。施威林·冯·克罗西克在附信中说：“1 ．德国人民对集中营里发生的情况迄今一无所知。集中营与外界完全隔绝，在集中营里所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是绝对保密的，甚至德国的领导人员也不可能获悉集中营中的真相。
“2 ．德国人民一致愤慨地谴责如盟国报道中所描述的关于拷打和惨杀囚犯的事件，因为这些事件与德国人民的品德和道义感的原则格格不入。立即严惩犯罪分子，是符合德国人民真正的正直感的。
“为了使宣判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和持久的影响，海军元帅根据我所作的一份附有副本的报告，认为有必要把调查与宣判的权力移交给作为德国最高法院的帝国法庭机构。海军元帅对我附有副本的报告作了答复，他指定帝国法庭对各个事件立即进行全面的调查和作出惩处，并颁布了上项命令。
“3 ．将军先生，我请求您使帝国法庭能尽快地执行宣判，以满足海军元帅和帝国政府对罪魁祸首进行宣判和惩罚的愿望。
冯·克罗西克（签字）”。
1945年5 月17日，美国大使墨菲到弗伦斯堡的米尔维克来找我。他是艾森豪威尔司令部中的一位美国政府的政治代表。我同他进行了会谈，主要是谈了我对于德国东部的担心和我被任命为国家元首的法律依据，我还告诉他，我派人寄了一份关于命令帝国法庭调查集中营罪行的文件给艾森豪威尔将军。为了使帝国法庭尽可能迅速地在这方面开展工作，我请墨菲大使帮我在艾森豪威尔将军跟前说几句话，以便能采纳我的请求。
由于德国国防军和德国人民对我们现在所获悉的集中营的情况一无所知，我认为有必要通过向德国国防军发布下述命令公开地说明真相。
“武装部队最高统帅。
（海军元帅邓尼茨）。
1945年5 月18日于大本营。
德国武装部队！
在我们的祖国遭受失败面临严重考验的日子里，我们要能维持秩序和安全并能履行由于投降而加在我们身上的义务，其重要条件之一，就是把那些重要的刑事犯和违反道德犯关进牢房去，从而使他们不能再犯罪作恶。
我以深恶痛绝和不胜遗憾的心情了解到在集中营内对待和处置囚犯时那些损害人类尊严的情况。
我知道，德国士兵包括我们队伍中履行军人义务的武装党卫队的普通成员，对以下的事件是一无所知的，这就是发生在集中营里的主要是由于战事所造成的那些事件，这些事件严重地违反了道德和法律的一般原则。
对于那些正直而又公正地战斗过并履行了他们义务的成千上万的德国士兵和阵亡战士来说，我感到自己有责任明确地指出，我们的士兵与违背军人意志和荣誉感的暴行是毫无共同之处的，我们对这种暴行深恶痛绝。
如果穿着灰绿色军衣的人们由于干了一些卑鄙无耻的勾当而玷污了德国军人制服的荣誉，那末，我们就要自己来清洗这种污点。因此，我将立即遣人追查所有逮捕和审讯囚犯的事件以及把他们关押在集中营和虐待他们的种种罪行，只要这些事件违反了普遍有效的法律和道德原则，或者违反了已经公布的法律规定，那就要尽快地给肇事者以法律制裁。
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
武装部队作战部总参处。
（1945年第16号）。
1945年5 月18日于大本营。”
德国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依据投降以后仍然有效的命令，相应地向弗伦斯堡米尔维克的盟国管制委员会代表、美国陆军少将洛厄尔·Ｗ·鲁克斯呈递了一份我给德国武装部队的命令，并请他批准和公布这一命令。约德尔上将把我的命令送给了鲁克斯，但得到的回答却是禁止公布这一命令。
为了维护德国士兵的正直和纯洁，而首先是为了对英勇阵亡的将士表示敬意，我认为我的命令是必要的，可是它却不能贯彻执行。
同样，我请求艾森豪威尔将军批准关于帝国法庭追查集中营犯罪事件的命令，也是杳无音讯。
显然，盟国当时认为，由我们德国自己的法庭来追查这种犯罪事件是不合适的。也许他们认为，只有战胜国才能主管这类事。我过去和现在都一直认为，如果由当时德国法庭对上述违反人道的罪行立即进行追查的话，那就更为正确。这是我们德国的应尽义务。立即弄清这种非人道的暴行，也许对德国人民恢复道德上的名誉是重要的，这样做，也许不会给我们带来由于后来战胜国追查犯罪事件而必然产生的政治上的不利，而这种政治上的不利对联邦德国来说迄今依然存，在，这全是因为当时盟国拒绝了我提出的立即由德国法庭追查犯罪事件的建议所造成的。
对德国人中的一小撮人犯下的罪行问题，我想用纽伦堡审讯的回忆来作解答。在那里，我们看到了由美国方面拍摄的一部影片，它向人们展示了德国投降后，魏玛城居民接到美国占领军的命令，要他们从魏玛到埃特斯山去观看那里的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恐怖景象。这些魏玛城的德国人多年来一直生活在集中营的附近。人们在电影里看到他们兴高采烈地交谈着、带着无忧无虑的脸部表情向埃特斯山公路走去，接着出现了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可怕镜头。影片结束时，魏玛城的居民又在镜头里出现了，他们在看到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情况后又返回魏玛去。在回去的路上，这些人的脸部表情个个都充满着恐怖，无一例外。看来，这次参观给他们留下了一个清晰而又抑郁的印象。纽伦堡法庭审讯时的美国医生，在电影放映时站在我的附近，放映后他立即向我走来并对我说：“魏玛人在去参观的往返途中脸部表情的变化，最有力地证明了他们对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内幕是一无所知的。”
我认为这位心理学家、有名望的精神病医生的看法是正确的。
三十、您对1944年7月20日的谋刺事件当时有什么看法?现在有什么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