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这样一件谋刺国家元首的重大事件，当然是不能脱离德国当时所处的政治形势来看的。如果人们只是根据以后所认识到的那种观点来作判断，那末，当时人们对这一事件的态度自然是不值得赞扬的了。
那末，在我看来，当时的形势是怎样的呢？
1944年7 月，德国正处于同外来敌人进行严重搏斗的战争状态。德国军事力量已支离破碎。我们的陆军在同日益增强的优势敌人进行着最激烈的战斗。
在海战中，德国的潜艇也同样处于失败的边缘：为了继续牵制英美迄今用在大西洋战场上的雄厚的军事力量和物质力量，潜艇在同具有优势的防御力量的敌方作战中尽管战绩很小，损失巨大，但它仍然不得不继续战斗下去。
德国海军和陆军的士兵们就是处于这样一种同外来敌人进行艰苦卓绝的战斗之中。那些军事长官们，不得不要求自己部队的士兵以忘我的献身精神为了保卫祖国、保卫德国人民而献出自己的生命。
不言而喻，在这种形势下，作为一个德国军事长官，必须防止发生任何可能削弱士兵在同外来敌人作战时的斗志的情况和事件，因为他要对那些忘我地作战的士兵的生命负责。如果我们想要了解这些军事长官们在某一事件中采取某些行动的原因，就必须考虑作为一个军事长官的这种职责。毫无疑问，如果谋刺成功的话，势必会在德国内部引起分裂，因为当时大多数德国人还是支持希特勒的，而且即使希特勒死后，他的国家机器仍在有力地提防颠覆国家的活动。
同样，谋刺者也不可能期望得到国内和前线战士中大多数人的支持。
这样，如果谋刺成功，结果就会导致内战，并且会大大削弱前线与敌人作战的战斗力。
如果谋刺成功，我们的对外政策也是丝毫不会改变的，盟国要求德国无条件投降——请看第二十八个问题的回答——仍将不变。就是说，战争仍将不得不在一个德国新政府的领导下继续进行下去。
当时我所知道的关于1944年7 月20日谋刺事件的形势就是如此。这一天，因为考虑到海军对外部敌人的战斗力，所以我想应尽快地努力消除士兵中产生的任何怀疑。因此，？月20日这天，我明确地声明反对这一谋刺事件。
这可以说是一种负责的决定，是一种出于良心、出于对那些信任我并正在战斗的士兵的责任感的决定，因为这一决定是为了尽一切可能保持他们的战斗力，同时也是为了用这一方法防止由此可能造成的更为重大的损失。
我认为，当时作为一个军事长官必须这样做。特别是在他对于那些多数在德国国境外东部所发生的、背着德国人民在干的、大规模的杀人罪行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就更有必要毫不犹豫地采取这一行动。
我主要根据这一观点，讲一下今天我对7 月20日的谋刺事件的看法。
我今天认为，如果德国的男女公民们经过良心上的深刻反省并且相信，走上反抗的道路乃至实行叛国和采取谋杀行动能够抵制不法行为的话，那末这样做在道义上是合理的。
由此我认为，这是关系到双方两种不同观点但对双方而言却又都是道德观的问题，以及关系到相应地在良心上作出决定的问题：谋杀者的道德观和军事长官的道德观。
所以我认为，不谴责任何一方都是对的。这涉及到一个人指导自己行动的伦理上的动机，只有依据这一动机才能作出一种道德上的判断。如果双方都有这样的伦理上的动机，并且根据这一动机而作出良心上的决定，那末就是在今天，我们也要尊重双方，并且设法使当时两种不同观点沟通起来。
三十一、您对波罗的海战场是怎样评价的？当波罗的海的海上运输对德国的作战起着愈来愈大的作用时，您在海战方面得出了哪些结论？
波罗的海对于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战略和军备来说，意义十分重大。这一点没有人比丘吉尔看得更清楚了。在回答第二十二个问题时，我已经引述过他的话，当他在1939年9 月初出任海军大臣时曾经十分确切地阐明了这一点。
我们在波罗的海的制海权是为了保护我们的德国北部和东部漫长的海岸线免受敌人的入侵，从而防止敌人在德国的领土上建立一条新的陆地战线。这种制海权就需要我们使用军事力量保证波罗的海入海口的安全，从而使敌人不能从西面侵入波罗的海。此外，我们封锁了芬兰湾，使俄国的海军以及运输部队的船只不能从列宁格勒和喀琅施塔得进入波罗的海。
我们掌握了波罗的海的制海权，那就毫无问题，只要波的尼亚湾化冰后，就可以立刻从中立国瑞典越过波罗的海得到矿砂的供应，这对我们的战时经济具有决定意义，通过波罗的海，也同样可提供其他的瑞典商品。不言而喻，我们在俄国的东方战线也可以通过波罗的海的海上运输得到人力、物力和武器的支援，我们的部队及其武器装备也可通过波罗的海调回西线。
1942年，几艘俄国潜艇成功地从芬兰湾侵入了波罗的海。尽管我们用水雷和其他封锁方法封锁了芬兰湾，但并未能阻挡它们这一入侵。为了防止俄国潜艇的这种入侵，1943年春，我作为海军总司令下令铺设一层通过海底的钢索网，这样芬兰湾就被完全封锁住了。俄国的潜艇再也不能进入波罗的海。1943年至1944年9 月我们的各种运输船只，无论是矿砂船和其他商船，还是军用的运输船，都畅通无阻了。
同样，新投入使用的德国潜艇和新型潜艇可以在波罗的海东部的安全区域以但泽、皮劳和美美尔为根据地进行演习和试航。此外，为了准备作战而需要进行的重要活动在这一海域里也不会受到任何干扰。
可是，1944年夏天，我们在俄国东线的形势有了变化，中央集团军群的防线遭到了俄国人的突破。
为此，1944年7 月9 日，我们在元首大本营与希特勒一起举行了一次会议，商讨如何设法改善我们战线上出现的严重局势。参加这次会议的有莫德尔陆军元帅、弗里斯纳将军、冯·格赖姆上将和我。紧靠中央集团军群北边的是德国北方集团军群。该集团军群保卫着直至列宁格勒、并从列宁格勒北上直至芬兰湾的陆上战线。由此制止．了俄国对巴尔干国家的突破，并封锁了俄国进入波罗的海的通道。
参加会议的莫德尔陆军元帅、弗里斯纳将军和冯·格赖姆将军都不同意象被迫撤退中央集团军群那样撤回北线的北方集团军群，因为那次夏季撤退中的教训告诉人们，这样做，不付出极大的代价是不可能办到的，因为敌人在夏天也有可能在公路以外的广阔地区进行追击，他们能够追上正在后撤的德军，并切断他们的退路。因此这些军事专家们得出结论，较好的做法是给中央集团军群的突破区继续增援兵力以阻止俄国的推进。会上希特勒问我，俄军对广阔的波罗的海的突破会造成哪些后果。我在回答中指出说，在经济上有决定意义的瑞典矿砂的运输很有可能中断，因为我认为瑞典人不会冒风险与目前正在波罗的海的俄国人发生政治冲突。同样这也会给我们新潜艇的建造和训练带来严重后果，当然，还必须估计到，我们部队的运输也会受到干扰。
因此我解释说，对于我们在波罗的海的制海权重要的一点是：最西面的阵地置于雷维尔的东部，通过海上封锁就可能封闭芬兰湾。因此，这是北方集团军群能够撤退到最西面的一个据点。但是，如果敌人能继续从南面推进到立陶宛和东普鲁士，到达波罗的海，那末，雷维尔以东的北方集团军群的阵地对我们在波罗的海的制海权就毫无价值了。所以，整个问题的核心——撤回北方集团军群必须从属于这一核心——就是阻挠俄国人向波罗的海突破。
但是，情况却朝着另一方向发展。1944年8 月，俄国人在里加湾附近进入了波罗的海。海军部用已经作好战斗准备的大型战舰“欧根亲王号”、“吕佐夫号”、“舍尔号”和‘希佩尔号”组成了一支战斗队，从波罗的海出发配合陆上战斗以支持我们陆军作战。但是这也无法防止上述后果的发生。
俄国人一直推进到波罗的海的这种政治后果是严重的。
1944年9 月中旬芬兰投降。这样，我们过去对芬兰湾的封锁就丧失了作用。俄国潜艇能在芬兰湾北部通过芬兰领海从西面侵入波罗的海。尽管俄国的成果开始时也是微不足道的，但在政治上却发生了我们曾担心的情况：1944年9 月26日，瑞典停止了对我们供应矿砂。很清楚，这个中立国家在波罗的海想尽量避免同俄国发生任何哪怕是极微小的冲突。
在我们德国东线特别紧张的形势下，我们通过波罗的海的海上运揄，对前线的供应和相应的撤退来说就更为重要了。
1945年1 月12日，俄国人突破我们的东线，进入西里西亚，后又抵达库斯特林附近的奥得河中段和法兰克福，这一局势对我们的海上运输威胁很大。
为了能在俄国人冲进之前逃出来，德国人从这一地区潮水般地涌向西方。这就给海上的军事运输增添了额外的大量的运输任务，人们必须把这些难民从东、西普鲁士港口运往西部去。
人们在今天很容易提出这个问题：在1945年1 月军事形势极为恶化的情况下，你为什么不在这最后时刻投降呢？对此只能这样回答：这是不可能做到的，因为，比如说，我们不能让德国东线的三百五十万德国士兵在寒冬日子里成为俄国的俘虏。就算俄国人发善心，但是要把这许多人接收下来给予照顾和安置，在组织上也是不可能的。这样，德国的被俘人员就不得不露宿野外，他们的死亡率无疑会变得可怕。
但是现在已很清楚，潜艇战对海军来说，已经不是主要任务了。这是由于上述训练新潜艇场所的丢失，海军不可能迅速和大量地建造和使用潜艇，因此海军不再起任何决定性的作用。这时海军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在跨海支援东线，把难民、伤员和士兵送回西方。为此，我采取了相应的行动，尽可能地把海军从北海和挪威海域撤出，用来保卫我们在波罗的诲的船只运输。我要求希特勒把还可使用的商船归我管辖，因为现在海军必须把它们的船只尽可能编入护航队，在战舰的保
护下统一行动，从西到东，从东到西地往返行驶。因此有必要由我来统一指挥海军和商船队。出于同样原因，我要求国家元首委托我对德国北部调配全部的煤和燃料，这样我就能保
证对舰队和商船队在波罗的海海上航行的燃料供应。修理那些用于海上运输的船只，就成了造船厂的当务之急。
这样，投入使用的舰队和商船队从1945年1 月23日到 1945 年5 月投降为止，成功地越过波罗的海把总数达两百多万的难民、男女老幼、伤员和士兵运到了西方。这些航行是在同英、美、俄三国的飞机和俄国的潜艇、快艇作战的情况下以及在布满水雷的航线上进行的。尽管其中几艘船只被敌人击毁，船上人员的丧亡令人痛惜，但百分之九十的海上运输船只还是安全地到达了西方港口。
对这次拯救的成功，我只能感谢命运。
美国历史学家把这次运输称之为现代史上最伟大的、极为成功的一次海上运输活动。
三十二、1945年4月底希特勒引退后，什么因素促使您接受了国家元首这一职位?
1945年4 月，我们东部和西部的陆上战线的军事形势急剧恶化，英、美、俄三国的战线愈来愈接近德国的中心。这就使人不得不估计到德国将会出现被分割成北部和南部两个地区的这种趋势，面对这种情况，希特勒下令把北部地区置于我的领导之下。但是，只要希特勒还在柏林，这个命令的行使权充其量不过是在北部的非军事区的范围之内，因为希特勒想把军事领导权连同设在柏林元首地下避弹室的德国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继续掌握在他自己的手里。四月份的头几个星期，希特勒打算离开柏林到德国南部地区去。可是在4 月22日他又决定仍然留在柏林的元首地下避弹室。我在德国北部非军事区的行使命令权生效了。因此，我在4 月22日至23日的夜晚驱车到荷尔斯泰因的普伦，进了我的新指挥所。可是，军事领导权还在希特勒手里，他的国家机器仍然由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陆军元帅凯特尔和参谋总长约德尔将军两人指挥。1945年4 月底希特勒从柏林到了马克勃兰登堡的来因斯贝格，为的是使参谋总部在俄、英、美三国包围柏林的情况下仍能充分有效地发挥作用。
因此，我又在1945年4 月28日驱车从普伦到来因斯贝格，向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了解军事情况。每条街都挤满了来自德国东部尚未为俄国人占领的那些地区朝西方逃亡的穷人和难民的队伍。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有的坐着马车，有的坐着手推车，也有的不坐车辆，他们随身只带少量的在逃难途中维持生活的用品。
我们乘坐小汽车只能非常缓慢地并且经常要离开公路穿过难民队伍向东驶去。我们看到英美的驱逐机出现了，它们朝路上扫射。可怜的难民死的死，伤的伤。我看到一个在公路旁边耕地的农民在敌机俯冲下来时，慌忙离开马和犁，扑到一条濠沟里去躲避。
我已经解释过，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里，海军的主要任务是越海抢救难民。我竭尽全力，务使这次海上运输尽可能地进行得又快又多。自1945年4 月23日我被任命为德国北部最高司令官以来，我立即把德国北部的非军事指挥权控制在自己手里，为的是能立即采取各种措施，尽可能地加快陆上难民队伍的行进。在去来因斯贝格的路上，我亲自见到陆上难民的不幸遭遇。这种难忘的景象使我看到了这一问题的极端严重性。
1945年4 月28日在来因斯贝格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召开的分析军事形势的会议上，我马上清楚地认识到我们的“维斯杜拉集团军”已经不再可能持久地阻止俄国人向西挺进。
我也同样认识到，最近以来我愈来愈担心的事情即将发生，即柏林地下避弹室国家元首已无法进行统一领导。尽管我的海军通讯部队的电话和无线电通讯同那里仍然保持联系，然而被包围着的柏林地下避弹室要对德国形势作出判断，以他们的立场和观点来判断外界形势，已是不可能的了。
毫无疑问，这种情况非常容易产生混乱局面。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想首先讲一下当时我们的军事形势，着重想引述一下德国投降后，根据1945年4 月底的形势，我对我的副官吕德·诺拉特海军少校所讲的话：“由于最后几个月的不断空袭，一切军工生产都下降到了最低限度。武器、弹药或燃料的一切储备都消耗殆尽。交通运输完全瘫痪。在这种情况下，要对各种原料、产品、粮食进行平衡或调配，即使不是完全不可能，但至少也是极其困难的。
“我们的西线陆军部队正在瓦解。在东方，东南线部队正在有秩序地朝南斯拉夫撤退。在奥斯特马克，伦杜利克的集团军群正坚持着他们的阵地，舒埃纳尔的集团军群还没有受到损失。但是，两个集团军群都只有供短时间使用的弹药和燃料。
“援救柏林没有成功，估计柏林马上会被包围。我们在东线北部的集团军群正在向梅克伦堡地区撤退，在东、西普鲁士的部队已经被俄国优势兵力所压倒，库尔兰战线仍然坚持着。
“德国海军打算同现有的商船队一起，从库尔兰和东、西普鲁士那里尽可能多地把部队由海上援救到西方。
“在德国西北部，东弗里斯兰和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还没有被敌人占领。但是，已经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对付敌人在这些地区即将进行的、可以预料到的进攻了。
“荷兰、丹麦、挪威以及比斯开湾港口、海峡群岛和敦刻尔克，仍在德国占领之下，此刻这些地区仍是稳定的，“德国空军只有极少的力量。由于缺少燃料，它们的战斗力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整个军事形势清楚地表明，战争在军事上已告失败。由于对德国形势不能指望实现政治上的转变，所以当德国东部战线和数百万难民已经西移之后，就必须准备根据相应的方案尽快地结束战争，以便继续把这些人从东方拯救出来。
对此，就需要有一个负责的发布命令的中央机构，一个统一的领导，这个领导能根据一个明确的方案来执行这一任务，它的指挥权要为所有德国军事的和非军事的下级指挥部门所承认和服从。
如果没有这样一个被大家公认的、负责的、发布命令的领导机构，就会引起混乱，其结果将导致数十万人无意义、无目的的毁灭，因为许多地区将会出现自行投降的情况，但与此同时也可能在同一地区发布坚持到底的命令，其后果将是军事纪律废弛，部队瓦解和发生内战。如果没有一个发布命令的最高机构，那末，每一个人势必会根据他那狭隘的地方的立场和他个人的见解去行动。对此，我只想举一个例子：1945年4 月，汉堡区的国社党负责人考夫曼曾竭力想同兵临汉堡的英国集团军群实行汉堡的特别投降。他一心只想尽快地防止汉堡继续遭受损失和破坏。他没有看到交出汉堡就意味着让英国人获得易北河东岸地带，从而会使敌人很快地占领从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直至波罗的海包括基尔在内的这一整个地区。他没有注意到，看来首先是他不懂得，这一切对于拯救难民会造成怎样的后果。当我获悉他准备亲自向英国对手实行汉堡的单独投降的意图后，我就在1945年4 月30日给他发了如下一份电报：“1 ．在目前形势下，军事指挥官的主要责任，就是拯救德国和德国人民免受布尔什维主义的统治。作战的重点显然是在东方。只有在军事上千方百计地制止俄国人在梅克伦堡地区的推进，或者至少尽可能久地顶住苏联部队的前进，才有可能使德国人逃亡出来。
“2 ．这样的逃亡只有敞开通往西方的大门，让难民穿过在雅尔塔商定的占领区界线，才有可能实现。如果现在易北—特拉弗运河被英国人封锁了，我们就会把七百万德国人的宝贵生命断送在俄国人的暴政之下。
“3 ．因此，绝对有必要坚韧不拔地保卫易北河阵地以对付西方的进攻。在执行这项战斗任务中，物质上受到的损失将会在拯救德国东部的德国人的生命上得到千倍的补偿。但不要超越范围去破坏港口或工业设施，在任何情况下都要防止发生这种破坏。
‘4 ．对上述战斗任务无保留的支持，您和汉堡市就能为我国人民命运的战斗作出卓越的贡献。’德国历史学家赖默尔·汉森在《第三帝国的灭亡》一书中就这两种不同的立场作了评论：考夫曼首先关心的是他所管辖的城市和市民的命运。汉森接着写道：“与此相反，邓尼茨却是从更为重大的战略整体着想。为了保证在俄国人入侵之前尽最大可能拯救东方的德国居民，通往西方的‘大门’就必顷继续掌握在德国人的手里，但只有保住了汉堡—劳恩堡防线才能使这扇大门继续敞开，过早地交出汉堡，就会破坏邓尼茨的计划，因而也就不可能再把德国东部的难民从俄国人手里拯救出来。考夫曼是从他对汉堡这一地区负责的立场出发来看问题的：在他认为毫无意义的事情，对负责整个德国北部地区的海军元帅来说，意义却是十分重大。”
从上述例子中，人们可以看出，如果缺乏一个统一的领导，那末不同的部门就会根据不同的利己的观点采取行动，这样就会造成一种混乱的局面，这是完全可以意料得到的。
在这样一种混乱的局面中，敌人也将继续战斗，横冲直撞。由于还没有实行一种使敌人对停止战争行动承担义务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投降，因此，譬如说吧，德国城市还要继续遭受轰炸和袭击。
如果在德国出现了那样混乱的局面，那末也会对我们所占领的地区产生反作用，而首先会在荷兰、丹麦和挪威反应出来。那里的居民很可能认为起来反对德国占领的时刻已经到来。如果驻扎在那里的德军起来制止这种暴动，那就会引起战斗和流血，而且将来会使德国同这些国家人民的关系更加恶化。
所以，我在1945年4 月最后的日子里特别慎重地考虑了这一问题，即一定要立刻建立一个有权威的德国领导，根据一个明确的方案结束战争。
如果今天有一位历史学家根据其他形势或者不太了解当时上下级关系的情况而这样写道：为什么我不在希特勒尚未任命我之前的4 月底就去夺取领导权，因为在一个国家面临完全崩溃的情况下，人民是会服从任何一个夺得领导权并敢于发布命令的人的。那末，我想对这种看法作这样的回答： 1945 年4 月底，如果我没有受到当时最高领导的全权委任，就宣布说：“现在，我必须说，你们得照我所说的去办。”那肯定有的领导人不会感到对我有服从的义务，更不必说是希姆莱了。同样，敌国对“篡权者”这一行动会作出何种反应，也是值得怀疑的。如果这个人提出一个连敌人也不起反响的投降建议，那末，这个人还有什么用处呢？
可是在4 月30日晚上，我的心情大为轻松，因为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当我18点左右驱车从卢卑克重又回到普伦时，我的副官送来了柏林元首地下避弹室海军绝密电码拍来的电报，电报全文如下：“邓尼茨海军元帅：元首任命您，海军元帅阁下，为他的继承人，以代替前帝国元帅戈林。任命状现在途中。您必须马上采取适应当前形势需要的一切措施。鲍曼。”
当我读完这份电报后，一块石头从我心里落下了。毫无疑问，我得马上接受这项任务。因为现在我能够进行处理和试图制止这种可怕的混乱局面了。我还将尽最大可能把难民、士兵和许多人从东方拯救到西方，并尽快地根据我的方案结束战争。
至于我是如何去完成这些工作的，我将在下一个问题中予以回笞。
三十三、您是怎样着手结束战争的?您对此有些什么方案?
我的政府纲领是很简单的。我愿意尽快地结束战争，但主要的着眼点还是在于把尽可能多的人从东方拯救到西方。
实际上这也是我在领导海军的最后几个月中所一直追求的同一目标。但现在不同于过去几个月。大批的难民和东线的德国士兵已经离英美占领区愈来愈近，他们也许还有可能在投降以前就到达西方，从而这个地区的战争有可能立即结束。
因此，我必须使我的投降方案适合于救人这—一目的。我试图采取相应的步骤来打动西方同我签订特别投降协定。对我来说，盟国自1943年2 月以来就提出的全线投降的要求，在1945年5 月仍然是不可能立即接受的。如果接受下来，我就不得不把至今尚在苏占区的德国士兵交给斯大林。目前还在东方的那些难民也根本不再有可能逃回西方了。
为此，我试图先让德国西北集团军群与蒙哥马利元帅领导下的英国人实行停战并谈判部分投降。但是，如果我们已不能或已不必为了守住卢卑克和汉堡之间的大门而在易北河畔继续作战，以便把正在撤退的大批士兵和仍还呆在梅克伦堡这块未来的苏占区的难民拯救到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英占区去，那末，对我来说，这就成问题了。
向英国人部分投降的这一决定是我打算结束战争的方案的第一个步骤。1945年4月30 日晚，即希特勒任命我为他的继承人的电报到达后不久，我向共事多年的老同僚戈特海军少将用以下的话概括了这一决定。他马上就将这些话写进了笔记本：“结束吧！这场英雄之战已经打够了。保护人民的财产，停止无谓的流血牺牲。为拯救人们——士兵和平民——免遭布尔什维主义的统治而继续与东方作战。特别要考虑到在梅克伦堡的难民、在勃兰登堡的文克集团军和在保护国①的舒埃纳尔集团军群；要在易北河畔劳恩堡继续作战，以便让卢卑克与劳恩堡之间的大门敞开。”
①指捷克斯洛伐克．——译者。
只要易北河畔劳恩堡那里已无必要继续进行战斗，就可以立刻同蒙哥马利谈判投降，我在4 月30日晚约请冯·弗雷德堡海军上将于5 月1 日从基尔到普伦来找我。我打算委派他作为我方代表与英国司令谈判，并尽早地告诉他此行的任务。
这是我在4 月30日晚所作出的关于人事关系方面的第一项指示。至于其他人事安排有以下几点首先应该提及的： 4月30日下午，我在卢卑克希姆莱那里。他在那些尚未被敌人占领的区域内还有充分的权力。与他相反，我在陆上是毫无权力的，因为海军已投入海上作战，海军师团被派去帮助陆军制止俄国在东方的推进。在卢卑克的那天下午，我得到这样的印象：当希特勒决定撤销戈林为他的继承人以后，希姆莱以为他将成为希特勒的继承人。因而在希特勒任命我为国家元首之后，我感到首先有必要与希姆莱取得谅解。同希姆莱合作，对我来说，是不太容易的。我的政治观点使我难以同这个纳粹警察头子共事，尽管我还不知道他在集中营和屠杀犹太人方面所犯下的罪行。4 月30日晚，我委托我的副官打电话给希姆莱，请他当天晚上到我这里来。希姆莱拒绝了我的副官的邀请，于是我就亲自打电话给他。他答应了，当天夜里 12 点钟左右他在六名武装党卫队军官的陪同下来到我这里。
看来他预料到在我们之间会发生什么争执。海军作战部领导人迈泽尔海军上将也担心我会同希姆莱发生什么争执，他事先就派遣防卫汉堡的—‘艘潜艇上的全体士兵到普伦来保护我，因为我在那里的营房里工作一直是无人警卫的。希姆莱跨进了我的工作室。在此我想说一点历史事实：当时我把手枪放在写字台上一张拱起的纸下面，打开保险，准备随时射击。我将当晚希特勒拍来的电报给他看。希特勒在这份电报中指定我为他的继承人。他读了电报，脸色发青，然后站起来鞠了个躬，对我说：“请让我在您的国家里当个第二号人物吧！”我明确地拒绝了他的这一要求。经过长时间的谈话之后，他没讲一句要反对我的话就灰心丧气地走了。我松了一口气，尽管我不能完全肯定希姆莱是否还会反对我。这就是我当晚所作的第二个人事安排。第三个人事安排是，我命令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长官和参谋总长凯特尔陆军元帅和约德尔将军从来因斯贝格到普伦我这儿来。因为不言而喻，我必须不断地、清楚地了解军事形势，以便能作出正确的决定。
第四个人事安排是，委托我的副官打听冯·牛赖特男爵的下落。这位德国的前任外长与我相识多年，我想让他来担任我的政治顾问。但是，没有找到牛赖特。我拒绝了里宾特洛甫的由他当外交顾问的自我推荐。这时，我就请迄今担任财政部长的施威林，冯·克罗西克伯爵来我这里，提议他担任我政府的外交部长并代理帝国政府首脑。我把我结束战争的方案告诉他。他请求让他考虑到5 月2 日，然后告知我，他愿意接受我的要求。后来证明，我除了这样做以外，别无更好的选择余地了。
这就是1945年4 月30日晚我所采取的一些初步措施的经过，这些措施都是为了日后贯彻我的意图的。
5 月1 日早晨我收到了柏林帝国总理府发来的第二份电报。电文如下：“海军元帅邓尼茨（元首密令）：遗嘱已经生效。我将尽快到您那里去。在我到来之前，我建议您不要发布这一消息。鲍曼。”
我从“遗嘱已经生效”这句话中推断，希特勒已经死了。我认为“在我到来之前，我建议您不要发布这一消息”这句话是不对的。相反，在这一消息还未通过其他渠道和以其他不利的形式予以公布因而引起混乱之前，我必须立即就把希特勒已死的事实和我的继承事宜告诉全体德国人民。我的主要目的是，无论如何要防止发生混乱局面。我首先担心的是德国武装部队，因为德国武装部队在国家元首希特勒死后就不受誓约的束缚了。如果这个事实以其他途径通知德国士兵，那末其后果可能是使部队土崩瓦解。
出于这些缘由，我于1945年5 月1 日在一篇广播讲话中向德国人民宣布：“元首指定我为他的继承人。在这命运攸关的时刻，我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因而接受了这一领导德国人民的重任。我的首要任务是拯救德国人，使其免遭向前挺进的布尔什维克敌人的消灭。为此目的，军事战斗还要继续进行下去。只要英国人和美国人阻挠这个目的的实现，我们也就不得不对他们继续进行抵抗和同他们继续作战。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英美两国的继续作战已不再是为了他们本国人民的利益，而完全是为了在欧洲散布布尔什维主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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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我于1945年5 月1 日向德国武装部队发布命令：“元首指定我为他的继承人和武装部队的最高统帅。我接受德国武装部队各军种的最高指挥权，决心把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战争进行到正在战斗的部队和德国东部地区的数十万户家庭能够摆脱奴役和毁灭为止。只要英美还在阻挠我们进行反布尔什维克的斗争，我就得把战斗进行下去。’我要对德国武装部队说的话当然不止这些。在德国武装部队内部服从命令的义务问题以及由于希特勒之死而产生解除誓约的问题，使我在1945年5 月1日伤透脑筋。假如士兵们以为他们的义务已经摆脱，因而可以回家的话，那末我想避免的后果——产生混乱局面——仍然要发生，而且会牺牲一大批人的生命；另一方面，面对前线绝望的军事形势和土崩瓦解的陆军部队，要我通过士兵们的上级军官使武装部队的士兵作出效忠于我的正式宣誓，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誓约问题缺乏自愿和个人履行誓约的法律基础，那末我必须对这个问题采取必要的解决办法。因此，在5 月1 日，我在命令中告诉德国士兵们：“我要求大家遵守纪律，服从命令。只有无保留地执行我的命令，才能避免混乱和毁灭。今天谁要是逃避责任而给德国妇女和儿童带来死亡与奴役，谁就是懦夫和叛徒。你们中间的每一个人对于元首的宣誓效忠，从现在起就得对我——元首指定的继承人——效忠。”
随后到来的那些多事的日子表明，武装部队的将士们都无条件地服从我并执行我的命令。
在我同凯特尔陆军元帅和约德尔将军关于陆上战线的谈话中十分清楚地表明，库尔兰集团军和在东、西普鲁士集团军群的残余已经面临绝境。但我知道，还应竭尽全力将这些士兵从海上撤回西方。与此相反，还在德国东线最北部的维斯杜拉集团军以及仍然驻扎在南方的第九集团军和第十二集团军离英占区和美占区的分界线已经很近了，因而估计他们能在投降前得到西方的保护。
在舒埃纳尔陆军元帅领导下东进捷克斯洛伐克的中央集团军群，看来情况有所不同。由于这一地区辽阔，与美占区离得较远，因此我认为迅速撤回这一集团军群是必要的。凯特尔和约德尔的想法则不同。因为他们担心从这条战线撤回部队，会使部队土崩瓦解，并且必然会使其落入前后夹攻的敌人的手掌之中。因而我收回了根据我自己的意见而对中央集团军群所作的相应指示，准备就这个问题与陆军元帅舒埃纳尔或是他的参谋长进行商谈。其中一个接到了我的指示后，马上乘飞机到了我这儿。
我所处理的其他一连串重大问题，那就是涉及还被我们所占领的地区，除了捷克斯洛伐克，主要还有挪威、丹麦和荷兰。那时，这些地方还平静无事。可是，如果我们在各条战线上的彻底失败暴露给这些国家的话，那末这些国家内部情况的发展将会怎样呢？这是不言而喻的！无论如何我还得在这些国家防止暴动和任何流血事件。我要马上同驻在这些国家的德国专员和在那里的德国军事首脑举行会谈，以采取相应的措施，使这些国家按照我的意愿纳入投降区域。我约他们于1945年5 月1日来见我。
与此同时，我还使用一切手段把士兵和难民从海上继续运送到西方。陆地上的部队和难民也同样试图尽快地到达英美占领区。
5 月2 日，局势有了急剧的变化和发展。
英国人在劳恩堡筑起了一座桥头堡。他们就在5 月2 日从这里发起进攻，很快便冲到了卢卑克。这样一来，本来为从梅克伦堡地区逃往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去的士兵和难民打开的“通往西方的大门”就关闭了。因此，我们在汉堡和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地区的抵抗也就毫无意义。这就需要我们尽快地设法与陆军元帅蒙哥马利领导下的英国陆军实行停战，着手进行部分投降。为此目的，我约海军元帅冯·弗里德堡到我这里来。但是，5 月2 日我们地区的公路遭到了英国驱逐机的连续射击，以致在那一天要与弗里德堡会谈是不可能的了。本着相同的旨在着手部分投降的精神，汉堡的作战指挥官也接到举行类似的投降谈判的指示。
同时，我决定将我的大本营从普伦迁往弗伦斯堡。因为我十分关心尽可能长久地保持行动自由。在英国人从易北河畔的劳恩堡向卢卑克发起进攻后，普伦就接近了现在为英军占领的地区。这样我必须估计到，我在普伦随时都有被英国人逮捕的可能。
傍晚时分，战斗轰炸机的攻击渐趋减弱。我约请弗里德堡于21时从基尔来莱芬绍高桥。我在那里当着施威林·冯·克罗西克伯爵的面向他交代任务，要他设法与蒙哥马利就部分投降一事进行接触，要他在谈判中提出连续海运士兵和难民的问题，还要求蒙哥马利同意接受陆上的士兵和平民进入英占区。我派我最亲密的同僚瓦格纳海军少将陪同冯·弗雷德堡前往。这位卓越的军官十分了解所有的过程和我的一切决定。
在5 月2 日晚上的这次谈话后，英国战斗轰炸机又发动了进攻。飞机用前灯照亮公路以便准确地袭击交通运输。因此，我们在返回弗伦斯堡途中，还不得不经常停下车来。直至深夜2 时，我们才回到那里。
5 月3 日早晨，我特别担心空袭是否又会开始，担心在蒙哥马利那里淡判的弗雷德堡关于停战的请求是否会获到成功。当上午一直保持平静时，我很希望这是弗雷德堡的谈判所起的作用。
我在5 月1 日约请的各德占区的代表，于5 月3 日陆续到达。中央集团军群来的不是冯·舒埃纳尔而是集团军群总部参谋长冯·纳茨默尔将军。他的观点与凯特尔和约德尔一致。
他还向我报告舒埃纳尔也有同样的见解：中央集团军群要是立刻撤回，就有被俄国人突破和包围的危险。于是我就同意让中央集团军群暂时仍旧固守在捷克斯洛伐克东部。但这个决定使我忧心仲仲，因为在今后几天里，在捷克斯洛伐克将会出现什么情况，我们全无把握。那里的德国专员弗朗克向我建议，策动这个国家的资产阶级政党，向美国要求投降，并请美国占领捷克斯洛伐克。我同意弗朗克作相应的尝试，尽管我十分怀疑这一投降的请求是否能够从根本上影响盟国肯定早已作出的有关捷克斯洛伐克未来命运的协定。弗朗克即于当天回布拉格，但一去便杳无音讯。5 月6 日布拉格发生了暴动。
同驻在仍为我们占领的挪威、丹麦和荷兰那些国家的德国专员和军事首脑谈话时，我明确指示，避免任何与这些地区的民众发生冲突，直至过几天将这些国家成功地纳入我们向英美投降的计划之内为止。
一些德国专员向我建议，把这些国家作为进行投降谈判的抵押品。这一意见遭到我彻底而又严厉的拒绝。象我们这样一个战败国，从这种抵押晶中实在是捞不到什么好处的。
5 月3 日，我接到了陆军元帅凯塞林从南方地区发来的电报。他请求我准许西南集团军群投降和继续进行他们东南战线的停战谈判。我自然同意了，因为这同我的方案是并行不悖的。
在这多事的5 月3 日午夜前不久，弗雷德堡在同蒙哥马利会谈以后回到了弗伦斯堡—米尔维克我这里来。这次会谈的主要结果是，蒙哥马利没有拒绝部分投降，也就是说，没有要所有战线实行全面投降。我如释重负。在我看来，我已迈出了第一步。，同西方实行了停战，还为把部队和难民从东方拯救到西方赢得了时间。
此外，蒙哥马利在谈判中曾要求把丹麦和荷兰划入投降区域之内。我立即委托弗雷德堡向蒙哥马利宣布，我接受这个要求。这样就有希望至少使这两个国家能立即确保稳定，避免任何流血事件。
在与弗雷德堡谈判时，蒙哥马利另外还要求在投降区域内交出战舰和商船。这一点对我来说是很困难的。因为这关系到继续在海上运送难民和部队到西方去的问题。原先我一直以为，至少在波罗的海的船只继续开往西方是不成问题的，但现在，我只得让船上的德国人———伤员、部队和难民在丹麦港口登陆。尽管为安排适当的临时住宿、给养和医疗尽了一切努力，但由于在丹麦到达了三十万人而带来了很大的困难。然而我们必须承担这些困难。
我毫不犹豫地将投降区域内的战舰交了出去。如果说，这同所有国家古老的军人传统相矛盾的话，那末，在当时的这种形势下，情况又当别论。假使我不同意蒙哥马利的这个要求，部份投降就不会实现。由此而造成的后果将是德国北部重遭轰炸，使德国人包括妇女和儿童也要受到损失。因此在同蒙哥马利签订的投降协定生效的情况下，把幸存的德国战舰交给英国人，对我来说是满不在乎的。我向海军作战部部长发布了一项相应的命令。
我很快就从向英国人顺利投降的这件事中进一步得出结论：我让地球上各个海域内的潜艇战于5 月4 日中午停止，旨在尽快地结束与西方的战争。
5 月4 日我又派弗雷德堡作为全权代表到蒙哥马利那里去接受对方的要求，签署投降书。5 月4 日晚上，我接到了弗雷德堡的报告，说事已办妥。向英国陆军的部分投降，包括上述扩大到荷兰和丹麦的投降，于5 月5 日早晨8 时起生效。
这样，我们就感到如释重负。停战的第一步已告成功，无需把德国士兵和居民交到俄国人的手里。
弗雷德堡在蒙哥马利的司令部里签署了投降协定之后，又奉我的指示，飞往兰斯去见艾森豪威尔，以同样的理由和同样的方式向美国部队实行部分投降。
随弗雷德堡飞往兰斯去见艾森豪威尔的金策尔将军，于 5月6 日早晨到弗伦斯堡—米尔维克来见我。他受弗雷德堡的委托向我报告，艾森豪威力
三十四、您对纽伦堡的审讯和对您的判决有什么看法?
1944年，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在他的关于处理战败的德国的著名计划中规定，对德国战犯无需审讯即予枪决。
与此相反，美国司法部长比德尔和外交部长斯退丁纽斯向罗斯福总统建议，对德国战犯分为两级进行审判：甲级：德国最高领导成员应由国际法庭进行审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