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关中的历史地位
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1]司马迁的观点是对他之前历史趋势的总结；在司马迁之后的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历史的演变仍在证明着这个观点的有效。
用兴自关中，会盟天下诸侯以灭商，代商而为天下共主，迄四百余年。周室东迁后，秦自陇西徙居关中。秦居关中形胜之地，与东方大国争霸，秦穆公跻身“春秋五霸”之列。战国兼并战争兴起，秦列名“战国七雄”，东逼六国。苏秦在组织合纵之前，先持连横之策到秦国游说秦王：“秦，四塞之国，被山带渭，东有关、河，西有汉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马，此天府也。以秦士民之众，兵法之教，可以吞天下，称帝而治。”[2]秦以刚诛商鞅，排斥策士，未用苏秦之策，苏秦才东走六国，策划合纵。到秦昭襄王时，范雎入秦，游说秦王说：“大王之国，四塞以为固，北有甘泉、谷口，南带泾、渭，右陇、蜀，左关、陂，奋击百万，战车千乘，利则出攻，不利则入守，此王者之地也。”[3]秦用范雎，采其远交近攻之策，东侵六国，依次消灭六国，统一天下。自秦以关中为基础，凭武力兼并天下，在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关中的地位为经营天下者所首重。秦的统治不久即为农民起义所推翻。项羽以西楚霸王的名义号令天下，分封诸侯。有韩生建议项羽说：“关中，阻山带河，四塞之地，地肥饶，可都以霸。”[4]项羽未从，还都彭城（今江苏徐州），而将关中封给章邯、司马欣、董翳三降将，号为三秦。刘邦自汉中还定三秦，据有关中，遂以关中为基础，东向以争天下。历时五年，卒灭项羽。刘邦统一天下，在选择都城时，娄敬建议说：“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立具也。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与人斗，不扼其吭、拊其背，未能全其胜也；今陛下案秦之故地，此亦扼天下之吭而拊其背也。”[5]娄敬的建议得到了张良的支持。张良分析说：“关中，左崤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宛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6]刘邦遂定都长安。刘邦计擒韩信后，田肯对刘邦庆贺说：“陛下得韩信，又治秦中。秦，形胜之国也，带河阻山，地势便利，其以下兵于诸侯，譬犹届高屋之上建领水也。”[7]
两汉之际的混乱使关中破坏较大，故东汉、曹魏、西晋都洛阳而未都长安。但东汉行三京之制，曹魏行五京之制，均以长安为西京，西晋晋武帝则作石函之制，规定非宗室不得镇关中，亦可见对关中的重视。在两晋末年，匈奴刘汉大将刘曜入攻关中，俘晋愍帝，西晋灭亡。刘曜代刘汉而建前赵，徙移关中，定都长安。前、后赵在北方对峙。后赵统一北方，不久分崩。氐族人西行入关，建立前秦，定都长安。前秦在苻坚的时候统一北方。肥水之战后，前秦瓦解．羌人姚苌略定关中，建立后秦，定都长安，改名常安。后秦覆亡后，关中又为赫连夏所据。北魏入主中原，统一北方。“河阴之变？”后，北魏陷入动荡，高欢继尔朱荣崛起，欲召关西大行台贺拔岳？关中。贺拔岳部下薛孝通劝岳不赴召，说：“今关中豪俊皆属心于公，愿效其智力。公以华山为城，黄河为堑，进可以兼山东，退可以封函谷。奈何欲束手而受制于人！”[8]贺拔岳从其计，遂与宇文泰抚定关陇。后来宇文泰迎北魏孝武帝入关中，建立西魏，定都长安，与高欢建立的东魏对峙。北周代西魏，亦都长安。北周灭掉北齐，统一了北方。
隋代北周，仍都长安。隋灭陈，统一天下。隋末杨玄感起兵，问计于李密，李密以隋炀帝远在辽东，主张长驱入蓟，扼其咽喉，或者直取长安，他说：“关中四塞，天府之国。虽有卫文升，不足为意。个帅众鼓行而西，经城勿攻，直取长安，收其豪杰，抚其士民，据险而守之。天子虽还，失其根本，可徐图也。”[9]杨玄感未从，兵败被杀。后来李密、翟让在中原起兵，却迟迟未打开局面。李密部下柴孝和建议说：“秦地山川之固，秦汉所凭以成王业者也。今不若使翟司徒守洛口，裴柱国守回洛，明公自简精锐西袭长安。既克京邑，业固兵强，然后东向以平河、洛，传檄而天下定矣。方今隋失其鹿，豪杰竞逐，不早为之，必有先我者，悔无及矣！”[10]李密因顾虑重重而未行此策。果然，李世民建议李渊说：“关中豪杰并起，未知所附，公若鼓行而西，抚而有之，如探囊中之物耳。”[11]李渊从其计，西行入关，建立唐朝，平定关陇，剪除东方群雄，统一天下，定都长安，开创中国历史上空前的盛世局面。
北宋初，赵匡胤西巡洛阳，隐然有迁都洛阳之意，群臣不同意。赵匡胤叹息道：“迁河南未已，久当迁长安……欲据山河之险而去冗兵，循周汉故事，以安天下也。”[12]看重的仍是关中优越的山河形势。北宋末，金兵攻陷汁梁，掳徽、钦二帝北去。赵构重建宋室社稷，在选择巡幸之所时，李纲建议道：“巡幸之所，关中为上，襄阳次之，建康为下。”又说：“自古中兴之主，起于西北，则足以据中原而有东南；起于东南，则不能复中原而有西北。”[13]后来，张浚为川陕宣抚处置使，汪若海对张浚说：“天下者，常山蛇势也，秦、蜀为首，东南为尾，中原为脊。今以东南为首，安能起天下之脊哉！将图恢复，必在川、陕。”[14]经营关中藉以恢复中原成为当时主战派的一种共识，亦可见自唐以后，政治重心虽已不在关中，但中原纷乱之际，关中对于中原局势的底定，乃至一朝一代的兴衰，仍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直到明情之际，言天下大势者，亦无不极言关中形胜。清代华湛恩曾言：“雍州势居黄河上游，以一方阻三面，昔称天府，亦天下之大都会也。”[15]
关中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缘于它得天独厚的地理形势。中国地势西高东低，自西向东分为三个阶梯。关中位于中国地势的第二级阶梯，背靠第一级阶梯的高原山地，下临第三级阶梯的平原地带。关中南有秦岭横亘，四有陇山延绵，北有黄土高原，东有华山、崤山及晋西南山地，更兼黄河环绕，可谓山川环抱，气势团聚。在古代，有用“百二秦关”来形容关中险要的说法，意思是以百万之众攻关中，二万人足以拒之。以两万之师挡百万之众，所恃者乃在其地形地势之险。关中对中原，在地势上呈高屋建瓴之势，四面有山河为之险阻，几处重要的交通孔道，又立关以守之，从而形成能进能退、可攻可守的态势。（见图2-1-1）
关中腹地为渭河、泾河、洛河及其支流形成的冲积平原，号称“八百里秦川”。周人首营关中，对于八百里秦川开发较早。关中为古雍州之地。《禹贡》中称雍州“厥田惟上”；渭河、泾河、洛河及其支流纵横分布，利于灌溉，秦、西汉又都曾着力经营关中的水利灌溉工程。郑国渠、白渠、六辅渠的开凿即是其表现。土地肥沃，灌溉便利，农业发达。在八百里秦川的西北外围，畜牧业比较发达，《汉书》中称其“畜牧为天下饶。”[16]关中物产丰富，“雩杜竹林，南山檀柘，号称陆海，为九州膏腴。”[17]关中周围的山中富藏铜、铁、金、银等矿产资源。丰富的物产为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基础，而且，在古代社会，铜铁、上好的林竹都是制造武器的好材料，属重要战略物资。历代建都关中之时，出于强干弱枝的考虑，又常迁徙人口以充实关中，故关中之地人口殷实。司马迁描述当时关中的富裕，称“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18]
以关中为政治重心的王朝为确保对国家的控制，势必加强关中及其与外部交通的营建。周人营关中，关中道路畅通无阻。《诗经》中称扬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19]秦统一后，还大治驰道，以咸阳为中心，辐射四方。秦汉时屡治栈道，穿越秦巴山地，以通汉中、巴蜀。立足关中的政权都曾利用渭水、黄河河道，经营漕运，转输东部地区的物资供给关中。唐代统治基础扩大，关中粮食需要量大增，对于漕运的经营尤为倚重。畅通的交通对于关中经济又能起到很大的补充作用。
关中地区开发较早，人烟稠密。自周人营关中以来。其民皆有周人遗风，好稼穑，务本业。关中地近西戎，风俗劲勇，民皆习战。《汉书》中载天水、陇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一带“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20]商鞅变法后，秦人以耕战为本，努力事农，勇于公战，怯于私斗。力耕足以富国，尚战足以强兵。遗风流披，影响深远，遂使关中地区形成了与东部地区迥然相异的社会风尚。苏秦、范雎游说秦王时，都将关中民风与关中地利并提，视为秦国霸业的两个重要条件。苏秦看到秦国“士民之众，兵法之教”，认为“可以吞天下，称帝而治。”范雎则将“怯于私斗而勇于公战”的泰国百姓称之为“王者之民”。秦汉时期流行有“关东出相，关西出将”[21]的说法。西汉时，（关陇）六郡良家子选给羽林、期门，以材力为官，出了不少优秀的将领。北朝后期，关陇军事贵族形成集团势力--关陇集团。关陇集团成为西魏、北周、隋和初唐统治的基础。这是关中历史地位的社会基础。
山川环抱，可以作为险阻，是为关中战略上的优势；农业发达，可以储粮养兵，是为关中经济上的优势；人烟稠密，民尚耕战，是为关中地位的社会基础。
自唐以后，中国政治重心东移，关中地位始渐衰落。关中地位的衰落可能与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有关。
首先是经济重心的变化。在秦汉时期，政治重心与经济重心尚能大致重叠，经历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动荡之后，这种情况已经发生变化。秦汉时期，关中经济堪为首翘。司马迁在描述关中富裕时称“量其富，什居其六。”魏晋南北朝时期，区域经济形势开始发生变化，最突出的是江南地区的开发和繁荣。在《禹贡》中被称作是“厥田下下”的杨州，到东晋时已成繁荣富裕之地。到隋唐时，东南财赋已为关中所倚重。与之相对应的是，北方经济因战乱频仍而有所倒退。
两汉之际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历次动荡对关中经济破坏很大。隋唐统治基础扩大后，作为政治重心的长安物资需求也急剧扩大，仅靠关中地区早已不能保障供给，必须靠东部地区转输以保障供给。隋代开凿大运河、唐代大力整治漕运，都有这方面的原因。特别是唐代，漕运在其经济牛活中占有突出的地位。从东部地区转输关中，飞刍挽粟，逆黄河西上，经砥柱天险（潼关附近黄河拐弯处），冉逆渭水而上，殊为不易。《新唐书》载：“唐都长安，而关中号称沃野。然其土地狭，所出不足以给京师、备水旱，故常转漕东南之粟。自高宗以后，岁益增多，而功利繁兴，民亦罹其弊矣。”[22]自唐中期以后，中原地区又很不稳定，这条转输线屡被阻断，一旦转输线被阻断，关中的供给便很成问题。
其次，关中地位的衰落跟关陇集团的衰落也有很大的关系。隋、唐为加强中央集权，都曾致力于打击门阀士族，特别是唐代，关陇集团受到沉重打击。而与之相对应的是关东地区一种新的势力的崛起。安禄山戍范阳，士马精强为天下最。安禄山的叛乱虽被平息，其归降的部将却摇身而为河北藩镇，唐廷不能制。在唐末藩镇割据局面中，河北藩镇最为嚣张。史称“唐之弱，以河北之强也；唐之亡，以河北之弱。”[23]唐中后期重用蕃将，在唐末藩镇割据局面中，这些蕃将拥兵自重，骄悍难制。继唐之后的五代政权的兴衰都与这种势力有关。
第三，隋唐以后，中国国防形势有所变化，东北各少数民族陆续崛起。唐以后入据中原的少数民族大多自河北而来。河北一带国防压力增大，军事重心不得不东移。经济和军事重心都已东移，政治重心仍集于关中，自有不相适应的地方。
基于以上诸方面的因素，中国政治重心遂渐渐东移，以适应变化了的历史条件。与这一过程相伴随的是关中地位的相对衰落。
二 关中四塞
关中本是一个极富战略色彩的说法，意为四塞之中。四塞是一种笼统的说法。关中周围大小关塞甚多，历代亦时有损益。但地位重要者，则确为函谷关、武关、散关和萧关四座关口。这四座关口控制着关中地区几个主要方向的出入通道。闭关可以自守，出关可进取。形势有利，就出关进取；形势不利，则闭关自守。
函谷关，即后来的潼关，在今陕西潼关附近，经历代多次营建，具体地点亦时有变迁，至东汉末始称潼关。黄河自上游而来，纳渭水后折而向东，南北两岸有华山、崤山与中条山夹河而立。关中与中原之间的通道，穿越华山和崤山北麓的山地，延绵数百里，极尽险阻。函谷关即当道依险而立，控制着关中与中原之间的通道。
用“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来形容函谷关的险要一点也不过分。周慎靓王三年（公元前318年，楚、赵、韩、魏、燕五国联军攻秦，攻函谷关不下。秦兵出关反击，联军大败。秦始皇六年（公元前241年），楚、赵、魏、韩、卫合兵攻秦，进至函谷关，再次大败而还。合五国之力，精兵、猛将、谋臣云集，面对函谷关天险，却无可奈何。秦末，刘邦率军西伐关中，不从正面攻函谷关，而绕道入武关，不能不说是出于对函谷关天险的顾虑。东汉初，天水的隗嚣谋割据陇西，部将王芫献策：“请以一泥丸，东封函谷关，图王不成，其弊犹足以霸。”[24]欲恃函谷之险，割据关陇。东汉末，凉州诸将称雄关中。建安十六年（211年），曹操讨汉中张鲁，凉州诸将以疑惧而反。马超率众十万扼守潼关，曹操顿兵关前，久攻不克。后来曹军北渡黄河，从上游南渡出马超军后，历尽艰险，才击破马超，略定关中。
东晋末，刘裕北伐后秦，取潼关、武关、蒲坂三路攻势，后秦以重兵阻潼关。晋军经过苦战，才攻下关中，灭掉后秦。其后，刘裕留其子义真镇守关中，自回南方谋代晋。赫连勃勃欲趁此机会夺取关中，其谋士王买德建议说：“青泥、上洛，南北之险要，宜先遣游军断之；东塞潼关，绝其水陆之路，然后传檄三辅，施以威德，则义真在网罟之中，不足取也。”[25]赫连勃勃依计而行，遂得关中。东、西魏对峙初期，东魏采取战略攻势，西魏只得闭关守险。东魏天平三年（536年），高欢发军三路攻关中，以猛将窦泰攻潼关，另以军攻武关，自率主力从蒲坂渡河。西魏宇文泰集中精锐击破攻潼关的窦泰军。攻潼关之军败，高欢只得全线退兵。
李渊自太原起兵，入关中后，当即遣世子李建成率兵把守潼关以备东方之兵，自己从容经营关陇，开创大唐基业。“安史之乱”时，安禄山率铁骑自范阳南下，连陷河北、河南。唐洛阳守将封常清败走陕城（今河南陕县），对守陕城的唐将高仙芝说：“潼关无兵，若贼豕突入关，则长安危矣。陕不可守，不如引兵先据潼关以拒之。”[26]高仙芝从其计，合兵守潼关。叛军进至潼关，久攻不克。叛军对关中的攻势暂被遏止。哥舒翰代高仙芝守潼关，也一再挫败叛军的进攻。但唐玄宗急于求成，诏令哥舒翰主动出关寻战。哥舒翰被迫出关与叛军作战，大败，潼关亦随之失守，叛军遂得以侵入关中，玄宗被迫幸蜀。
纵观战史，东、西方争战，无不以潼关为争夺的急所。潼关作为关中与中原之间的咽喉，扼之可以断东、西方之间往来通道。潼关为关中所守，足以保障关中东部门户，失之则关中必危。故历代经营关中者，无不重视潼关的守备。
武关在今陕西省商州东南一百八十里。汉水支流丹江自西北向东南穿越秦岭东段山地，穿切开一条狭长的低谷地带，成为秦岭东段南北往来的一条通道。这条通道向西北上行，越秦岭分水岭后，可径至陕西蓝田，下临长安；向东南下行，即至南阳盆地。武关则在其东南出口依险而立，扼守这条通道，为关中东南门户。
春秋时期，陕东一带均属晋国。秦穆公之世，秦向东扩展，将晋逐出陕东，并与楚争夺商洛一带。秦穆公三十八年（公元前622年），秦攻鄀，迫其南迁，武关遂为秦有。此后，武关便成了泰国胁楚、攻楚的前进基地。苏秦在策划其合纵计划时游说楚威王说：“秦起两军，一军出武关，一军下黔中，则鄢、郢动矣。”[27]指出了秦据武关对楚国构成的军事压力。战国之世，秦以武关为前进基地，不断打击、削弱楚国，先后攻取楚汉中、南阳及汉北之地。楚怀王三十年（公元前299年），秦王诱楚怀王至武关，怀王到后，秦闭武关，劫怀王至咸阳，胁怀王割地。次年，秦军出武关攻楚，取析十五城（今河南南阳地区）。秦亡后，楚汉相争，双方相持于荥阳、成皋之间。项羽以重兵攻刘邦，刘邦压力很大，有辕生建议刘邦由出武关，屯军宛、叶，以分楚军之势。刘邦采其议，南出武关，项羽南北弄走，渐至衰困。
论山川形势，武关之险不及潼关，自东南一入武关。便可径至蓝田，下临长安。且武关距长安道远，有紧急情况，救援不及。所以关东势力攻关中，也多取道武关。刘邦西伐关中，为避潼关之险，绕道南阳攻占武关，进抵蓝田，在蓝田击败秦军，进军灞上，秦王子婴出降，秦遂亡。刘邦自武关入秦开辟了入攻关中的一条路子。“七国之乱”时，吴王刘濞部将田禄伯献计：“愿得五万人，别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长沙，入武关，与大王会，此亦一奇也。”[28]惜刘濞未用。而奉命平叛的周亚夫则为避叛军刺客在函谷关一带狙击，率军自武关而出。两汉末，关中形势混乱，武关常为各路军阀出入关中的重要通道。西晋永嘉五年（311年），匈奴刘汉攻陷洛阳，西晋大臣阎鼎即奉秦王司马邺自武关入关中，重建西晋行台。东晋永和十年（354年），恒温北伐前秦，自武关进至灞上，兵压长安。东晋义熙十二年（416年），刘裕北伐后秦，除以主力沿黄河西进作正面攻击外，另遣大将沈田子、付弘之趋武关作侧翼进攻，当晋军主力还在潼关之外苦战时，沈田子早已攻入武关，进至青泥（今陕西蓝田），牵制后秦大部主力，有力地配合了潼关正面的进攻。东、西魏对峙，高欢以三路攻关中，除潼关、蒲坂两路外，另遣大将高敖曹自武关入攻青泥。三路之中，只有攻武关的高敖曹取得一定胜利。
唐后期，藩镇割据，东南粟帛转输之路被淮西李希烈所阻，遂改道荆襄，由武关入关中，成为唐王朝延喘的一条命脉。
散关，又称大散关，在今陕西宝鸡市西南五十里。秦岭西端与陇山分界处为嘉陵江上游低谷地带，这是秦岭西部南北往来的一条重要通道。散关即在此通道的北端当道依险而立。散关是关中与汉中、巴蜀之间的咽喉，为南北必争之地。北不得散关，无以图汉中、巴蜀；南不得散关，则无以图关中。
汉王刘邦元年（公元前206年），刘邦还定三秦，即出散关出陈仓，击败章邯，迫降司马欣、董翳，据有关中。东汉初，蜀中公孙述欲图关中，遣将李育出散关，被东汉大将冯异击破。东汉末，曹操讨汉中张鲁，大军由散关南出。蜀汉建兴六年（228年），诸葛亮北伐，率军出散关，进围陈仓。北魏太平真君三年（442年），北魏与刘宋争仇池（今甘肃成县西北洛谷镇），北魏遣占弼督陇右诸军自祁山南进、皮豹子督关中诸军出散关西进，会攻仇池。宋军不敌，北魏遂得仇池之地，控制陇西。梁承圣二年（553年，）萧绎、萧纪兄弟内讧，萧纪从益州攻萧绎，萧绎请求西魏宇文泰出兵益州。字文泰认为“取蜀制梁，在兹一举。”[29]派大将尉迟迥率军出散关攻梁之益州，益州遂为西魏所占。
“安史之乱”时，叛军攻入关中，唐玄宗被迫幸蜀，亦取道散关。后唐同光三年（925年），郭崇韬伐蜀，率军由宝鸡入散关。郭崇韬见散关周围地势险要，指着山峰对大军说：“朝廷兴师十万，已入此中，倘不成功，安有归路！”[30]以兵入绝地激励将士。后唐军入蜀后，蜀军望风溃退，蜀王王衍出降。
南宋初，张浚在关陕以五路兵攻金失败后，集重兵扼守散关，以阻金人南出；金亦以重兵屯宝鸡，以防南宋再出散关图关中。后来，大散关成为金与南宋的分界线。蒙古攻金时，为避开金人重兵把守的潼关，遣使假道于宋，派拖雷率骑兵三万，入大散关，经汉中、安康东出，趋金汴京。宋蒙对峙时，蒙古攻南宋，攻四川之军每自散关进军。明初，徐达略定关中后，分军取蜀，亦自凤翔出散关。
汉中与关中的通道还有子午谷、褒斜谷、傥骆谷（详见汉中部分）。但三条通道都极尽深险，不利于人力物力的大规模通行。如曹操在与刘备争汉中不利后多次感叹“南郑直为天狱，中斜谷道为五百里石穴耳”[31]历代兵家轻易不敢出此。这样，作为关中与汉中之间的必经之地，散关的重要性也就可想而知了。
萧关，又称陇山关，在今宁夏固原东南。陇山山脉横亘于关中西北，为其西北屏障。自陇上进入关中的通道主要是渭河、泾河等河流穿切成的河谷低地。渭河方向山势较险峻，而泾河方向相对较为平易。萧关即在陇山山口依险而立，扼守自泾河方向进入关中的通道。萧关是关中西北方向的重要关口，屏护关中西北的安全。萧关一失，则西北势力取道泾州（今甘肃泾川），下趋长安，便成高屋建瓴之势。
关中西北方向的威胁主要来自陇西、河西及青藏高原上的游牧民族。秦汉时期主要是匈奴，隋唐时期主要是突厥、吐蕃，北宋时主要是西夏党项。萧关为关中抗击西北游牧民族进犯的前哨。汉文帝十四年（公元前166年），匈奴曾入萧关，袭扰北地等郡，致使关中震动。汉武帝时，国力增强，重视北边国防。汉武帝曾两次出萧关，巡视西北边境，耀兵塞上，威慑匈奴。自北朝后期起，突厥称雄塞外，中原政权频受其扰。唐武则天时，曾任魏元忠为萧关大总管，统重兵镇守萧关，以备突厥。北宋时，党项人建立的西夏称雄西北。在宋夏之间近百年的对抗中，萧关一带为双方对峙前沿。
除了四塞，还有一处渡口，亦为出入关中的重要通道，这就是蒲津。扼守蒲津渡口的重镇是蒲坂。蒲坂在今山西蒲州，西临黄河。这里是自山西进入关中的跳板，也是自关中进入山西的桥头堡。通常蒲坂为关中所守时，退可以阻挡山西方向的入侵，进可以窥取临汾、上党；如蒲坂不守，则关中险塞不可谓稳固。
战国初期，魏国占有山西西南及陕西东部部分地区，成为泰国向东发展的一大阻碍。商鞅便曾对秦孝公说：“秦之与魏，譬若人有腹心之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何者？魏居岭隘之西，都安邑，而独擅山东之利。利则西侵秦，病则东收地。”指出了魏对秦霸业的阻碍，他建议秦孝公伐魏，迫魏东徙，然后秦据河山之固，东向以制诸侯。[32]经过长朗的战争，秦国终于迫魏国东迁大梁，尽占晋西南之地，为秦向中原的扩张创造了很好的条件。西晋末，匈奴刘汉据平阳（今山西临汾），不断南下攻略中原。开始时蒲坂为西晋所守，刘汉势力尚不能侵入关中。后来，蒲坂守将赵染以蒲坂降刘汉，刘汉大将刘耀遂得以由蒲坂入攻关中。晋建兴四年（316年），刘耀攻破长安，晋愍帝降，西晋灭亡。
如果说潼关是关中的正门的话，那么，蒲津关可说是关中的侧门。东西方对峙，往往胶着于潼关，此时，东方的势力便可从蒲坂这个侧门找到机会以打开局面。
东汉建安十六年（211年），曹操西击马超、韩遂，双方在潼关陷入僵局。后来曹军北渡黄河，再自蒲坂西渡，出潼关军后，才大破凉州诸军。北魏长孙稚讨关中萧宝寅时，又将曹操的这一策略重演了一遍。北魏孝昌三年（527年），萧宝寅据关中称帝，引兵围冯翊。魏主遣长孙稚率军讨之。长孙稚率军至恒农（今河南灵宝），部下杨侃建议说：“昔魏武与韩遂、马超据潼关相拒，遂、超之才，非魏武敌也，然而胜负久不决者，扼其险要故也。今贼守御已固，虽魏武复生，无以施其智勇。不如北取蒲坂，渡河而西，入其腹心，置兵死地，则华州之围不战自解，漳关之守必内顾而走，支节既解，长安可坐取也。”[33]长孙稚从其议，遂克蒲坂、潼关，平定关中。
上述两个战例比较典型地说明了蒲坂与潼关的关系。从蒲坂渡河，已出潼关之西，可以径趋长安，而使潼关的地位大为降低。故前人有言：“雍州之险在华岳，与黄河交会在于潼关，然必东南有宛、洛，东北有晋、绛，而后可以为固。无宛、洛则武关、崤函之险可入；无晋、绛则临晋之阻可入。”[34]临晋之阻即蒲津关，秦时蒲津关名临晋关。所以潼关虽号称天险，但若无对蒲坂这个“侧门”的控制，则天险也说不上保险。
关中四塞，可谓险固。但纵观历代兴起于关中的政治势力，凡政治上发奋有为者，都不以四塞为限，而采取更积极的态势。相反，政治上无所作为，胸无大志，闭关自守，则虽有四塞之固，也只是作茧自缚。
若采取更积极的态势，则武关方向当进取南阳盆地，蒲坂方向当进取晋西南之地，散关方向当进取汉中，萧关方向当控制陇西，潼关方向，当进取河南三川河谷，尽控崤函之险。
这是以关中而争衡天下的最有利的态势。这种态势犹如关中面向中原拉开的一张巨弓，其势能之大，无以言喻。这种态势，以守而言，是四方都有缓冲地带；以攻而言，则是在后方稳固的前提下可以积极进取。
秦和西汉都是在这种有利态势下统一天下的。秦在秦孝公的时代取得晋西南之地；在秦武王的时代，占领宜阳，打通了中原三川通道；在秦昭王的时代，取得南阳、荆襄。到秦发动统一战争前夕，秦已据有极有利的战略态势，当时已有人谈到秦对东方的这种态势，说：“秦为大鸟，负海内而处，东面而立，左臂据赵之西南，右臂搏楚之鄢郢，鹰击韩魏，垂头中国，处既形便，势有地利。”[35]
西汉的统一也基本上是循着这种态势。楚汉相争时，刘邦本人出函谷关在荥阳、成皋一带与项羽相持，另遣韩信入山西，灭魏、平代，东下井陉，自己还不时由武关出南阳，以分楚军之势。后来这种态势更发展成为：北面，韩信破赵、降燕、下齐；南面，促英布背楚归汉，令汉之势力延伸到淮南，从而形成对项羽的战略包围。
三 关中模式
中国历史上的三次大一统局面中，有两次是以关中为基础完成统一的。秦汉和隋唐都是以关中为基础统一天下，又以关中为基础统治天下。从以关中为基础统一天下，到以关中为基础统治天下，我将其称之为关中模式。
这种模式是以关中地形、地势及其与周围地区的关系为基础的。我们可分析这种模式，以便进一步认识关中地理形势及其战略意义。
秦的统一开了关中模式之先河，并且就统一进程而言，这种模式也以秦的统一为最典型；作为一种统治天下的格局，则以西汉的经营比较典型。这里，我们便以秦的统一天下的进程和西汉统治天下的经营措置为例，来看看关中模式的具体内涵。
秦自商鞅变法之后，国富、兵强、卒练，开始走上兼并六国统一天下的道路。秦兼并六国的扩张之路，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三个阶段又分别在关中的三个主要方向取得突破性进展。
秦孝公时期，秦国在商鞅的主持下，除了致力于关中内部的建设外，主要是向晋西南方向扩展，排除了秦向东方扩张的主要障碍。
当时形势，魏国为中原霸主，又据河西及晋西南之地，控崤函之险，成为秦东进的主要障碍。商鞅变法后不久，即向东方扩展。作为东进的一个步骤，周显王十九年（公元前350年），秦自雍迁都咸阳。秦国与东方的齐国一起对魏的霸业发起挑战。齐、魏马陵之战的次年，即周显王二十九年（公元前340年），商鞅建议秦孝公也趁机攻魏，他说：“秦之与魏，譬如人之有腹心之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何者？魏据岭隘之西，都安邑。都安邑而独擅山东之利，利则西侵秦，病则东收地；今以君之贤圣，国赖以盛。而魏往年大破于齐，诸侯叛之，可因此时伐魏；魏不支秦，必东徙；东徒，秦据河山之固，东向以制诸侯，此帝王之业也。”[36]秦孝公从之，使商鞅将兵伐魏，商鞅设伏袭虏魏军上将公子卯？，因攻魏师，大破之。魏惠王恐，遣使献河西之地于秦以求和。魏受秦之逼，遂自安邑徙都大梁。十年后，魏又尽献上郡十五县。秦的左侧翼局面打开，东进的门户亦为之打开。数年后（周显王三十六年－公元前333年），苏秦开始组织合纵。
继秦孝公而立的是秦惠文君，即后来称王的秦惠王。秦惠王时，秦主要是在其右侧翼取得突破性进展。
周慎靓王五年（公元前316年），巴、蜀两国相攻，俱告急于秦。秦惠王欲伐蜀，但顾虑蜀道险狭难至，又担心韩国乘机来侵，以此犹豫未决。大臣中，司马错主张伐蜀，张仪则主张先攻韩。二人当面进行了一场辩论。司马错说：“臣闻欲富国者务广其地，欲强兵者务富其民，欲王者务博其德，三资备而王随之矣。今王地小民贫，故臣愿先从事于易。夫蜀，西僻之国而戎翟之长也，有桀、纣之乱，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得其地足以广国，取其财足以富民，缮兵不伤众而彼已服焉。拔一国而天下不以为暴，利尽四海而天下不以为贪，是我一举而名实附也，而又有禁暴止乱之名。今攻韩，劫天子，恶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义之名，而攻天下所不欲，危矣。不如伐蜀完。”[37]秦惠王最终采用了司马错的意见，起兵伐蜀，击灭蜀国而并其地。史载：“蜀既属秦，秦以益强，富厚，轻诸侯。”[38]
时楚据汉中，对秦的右侧翼构成了一定的威胁。秦取巴、蜀的四年之后，即周赧王三年（公元前312年），秦军在丹阳大败楚军，夺取楚国汉中郡。楚王悉发国内兵以复袭秦，又大败于蓝田，从此无力再争汉中，这样秦的右侧翼的威胁解除了。
张仪在秦，一直有向正东方的三川河谷扩张的主张。早在与司马错辩论时，他就说过：“亲魏，善楚，下兵三川，攻新城、宜阳，以临二周之郊，据九鼎，按图籍，挟天子以令于天下，天下莫敢不听，此王业也。臣闻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争焉，顾争于戎翟，去王业远矣。”[39]秦惠王死，秦武王初立，他就对秦武王说：“为秦社稷计者，东方有大变，然后王可以多割得地也。今臣闻齐王甚憎臣，臣之所在，必兴师伐之，故仪愿乞其不肖之身以之梁，齐必兴师而伐梁，齐、梁之兵连于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间伐韩，入三川，出兵函谷而毋伐，以临周，祭器必出。挟天子。按图籍，此王业也。”[40]虽然张仪此议怀有自存之计，且此后不久他本人就死去了，但这一观念深深地影响了秦武王。秦武王后来对甘茂说：“寡人欲容车通三川，窥周室，死不恨矣。”[41]于是有了秦武王四年（公元前307年）甘茂攻韩宜阳之战，秦占领宜阳，打通了通往中原的三川通道。是年，秦武王死，昭襄王立。秦昭襄王十四年（公元前293年），秦国名将白起在伊阙（今河南洛阳南龙门附近）之战中大破韩、魏联军二十四万，更扩大了秦在中原的势力。
此时，秦已经具备了强大的实力和有利的态势。我们从张仪组织连横时有恃无恐地威胁六国君主们的言论中可看到这种态势，从苏秦、苏代策划合纵时对六国君主们的言论中亦可印证张仪的话并非空口讹诈。
秦昭襄王二十六年（公元前281年），楚国已经有人谈到秦与东方各国之间的这种战略态势，他说：“秦为大鸟，负海内而处，东面而立，左臂据赵之西南，右臂搏楚之鄢郢，鹰击韩魏，垂头中国，处既形便，势有地利。”[42]
当时之秦犹如一只巨鹰，羽翼已成：左翼席卷山西，击三晋在山西的战略要地，右翼席卷汉中、巴蜀，击楚之重心，正对中原，蓄势待发。
这的确是一种很利的态势。秦昭襄王将利用这种态势，在兼并六国的道路上迈出在决定性的步伐。
这时，范雎入秦，进献远交近攻之策，选择中原作为战略进攻的主要方向。范雎建议昭襄王说：“今夫韩、魏，中国之处而天下之枢也，王其欲霸，必亲中国以为天下枢，以威楚、赵。楚强则附赵，赵强则附楚，楚、赵皆附，齐必怯矣。齐怯，必卑辞重币以事秦。齐附而韩、魏因可虏也。”[43]昭襄王乃拜范雎为客卿，主谋兵事，对范雎言听计从。范雎又进一步建议昭襄王说：“秦、韩之地形，相错如绡。秦之有韩也，譬如木之有蠢也，人之有心腹之病也。天下无变则已，天下有变，其为秦患者孰大于韩乎？王不如收韩。”并说：“王下兵而攻宜阳，则巩、成皋之道不通；北断太行之道，则上党之师不下。王一兴兵而攻荣阳，则其国断而为三，夫韩见必亡，安得不听乎？若韩听，则霸事因可虑也。”[44]
昭襄王采用范雎的建议，将东进重点转向中原的韩、魏。昭襄王四十二年（公元前265年），秦东伐韩，拔少曲（今河南济源东北少水弯曲处）、高平（今济源南）；次年，筑城于广武。昭襄王四十四年（公元前263年），白起攻南阳（今河南修武），截断太行道；次年，伐韩之野王（今河南沁阳），野王降秦，韩上党地区与韩国都之间的通道被断绝；韩上党太守降赵，从而引发了秦、赵之间长平（今山西高平西北）之战。是后，白起分军略定太原、上党等地，尽占山西全境。
在这期间，秦在南翼对楚的战争中也取得重大进展。周赧王三十五年（公元前280年），司马错发陇西兵，从蜀地攻拔楚黔中，楚尽献汉北及上庸地；次年，白起伐楚，取鄢、邓等五城，又攻下楚都郢，置为南郡。楚被迫东迁于陈（今河南淮阳）。周赧王三十七年（公元前278年）白起略定巫、黔中，初置黔中郡。
到昭襄王末年，秦国已经取得了统一天下的有利态势。从地理形势来看，秦已控制了中国地势第二级阶梯的几乎全部地域。东方六国的国都都处于第二级阶梯以东，已无山河之险作为屏障。六国之亡已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秦始皇灭六国之战只是这种态势展开的一个很自然的结果。（见图2-1-2）
秦在取得统一天下有利形势的过程中，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又分别是在关中的三个主要方向取得突破性进展。秦孝公时主要是在左侧翼山西方向打开局面，秦惠王时主要是在右侧翼汉中、巴、蜀方向打开局面，秦武王和秦昭襄王时期则在中原方向沿黄河、太行山脊岭一线取得突破性进展。
关中的山河形势不光是在统一天下的进程中战略意义重大，在统一完成之后，作为政治重心统治天下的格局中也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秦统治的时间很短，统治天下的经营措置，难以窥其全貌，也难以见其全效。西汉以关中为基础统一天下，又以关中为基础统治天下。我们可从西汉初娄敬、张良、田肯等人的言论中来看他们对于当时形势的判断和关中地位的认识。刘邦初定天下，在选择都城时，娄敬建议入都关中：“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立具也。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今陛下案秦之故地，此亦扼天下之吭而拊其背也。”[45]张良支持娄敬的意见，说：“关中，左崤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宛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46]田肯说：“秦，形胜之国也，带河阻山，地势便利，其以下兵于诸侯，譬犹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47]
他们的分析在刘邦定都关中的决策过程中起了很大作用。可以看出，他们在考虑建立新的统治秩序时，战略上的考虑是主要的，将东方潜在的反叛视为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因此，“力制天下”、“东制诸侯”的思路在后来西汉的统治政策中有着相当的烙印。汉文帝时，贾谊上书，念念不忘“山东之忧”，苦心积虑防备东方“大诸侯之有异心者”[48]；汉武帝时，还在武关、蒲津关设关官以讥行旅；汉成帝阳朔二年（公元前23年），关东地区发大水，成帝下诏“流民欲入函谷、天井、壶口、五阮关者，勿苛留。”[49]这则史料表明，这些关卡平时还起着限制东西部人口流动的作用。西汉时，已是“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50]对于东西部之间的人口流动尚有一定的盘查和限制，在秦代就更不用说了。
这种政策倾向显示出秦、汉的统一中还包含着相当的脆弱性。东、西方之间的隔阂并未完全消弭，一有机会便显现出来。西汉前期的异姓诸侯王叛乱、中期的同姓诸侯王叛乱便是这种隔阂的显现。秦、西汉的统一主要是靠武力完成的，至于历史更深刻的整合，则是在后世的历史中不断完成的。那么，在这种整合最终完成之前，对于天下的统治，仍有藉武力加以控制的必要，也仍需凭借关中的地理条件。
作为一种统治天下的格局，关中模式即如张良所表述的——“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51]在这一格局中，我们可以画出两条粗略的长线，一条是中国地势第二级阶梯东部边缘的山地险阻，这一线即用来“独以一面东制诸侯”的军事防御线，用以控制东部地区；另一条线是黄河－渭河一线，这条线是东、西部之间的交通运输线，转输东部财赋以供给关中。
在以关中为政治重心的时代，在战略上居枢纽地位的是一个以关中为重心、向两翼展开的弯月形地带。这个弯月的内侧，北起燕山山脉与渤海的交汇处，向南循燕山山脉南麓、太行山、嵩山、方城山、大别山，接长江，直至东南的京口（今镇江）；弯月的外侧，循燕山山脉北麓、沿山西北部、接关中西北外围高地、陇山、岷山、经四川盆地、转过巫山、再沿长江南面的低山丘陵而抵京口。
中国古代的重要关塞基本上都位于这个弯月的内外两侧的边线上。如燕山山脉的山海关、居庸关，太行山一线的，紫荆、倒马。井陉、滏口、天井诸关塞，嵩山一带的虎牢、伊阙、广成、轘辕诸关隘，大别山上的武胜、平靖、黄岘等义阳三关，均处在这个弯月的内侧边缘线上；陇山北端的萧关、南端的阴平关，四川盆地北部的阳平关、剑门关，巫山丛中的江关等，均处在这个弯月的外侧边缘线上。（见图2-1-3）
这个弯月形地带内侧的战略意义主要体现在控制东部平原地区方面；外侧的战略意义则主要体现在防御少数民族入侵方面。在这个弯月型地带的内部，又有大大小小的河流，作为交通通道，确保内部联系。
这片弯月形地带战略枢纽地位的形成，却是以关中为基础的，可以说是经营好关中地理形势所辐射出的一种势能。这片地域无论是在以关中为基础统一天下的进程中，还是在以关中为基础统治天下的格局中，都居枢纽性地位。
四 关中与西北
关中在中国棋盘型的地理格局中居其西北角；若将眼光向西北延伸；我们还可以看到一片更广阔的天地，这片天地对于关中。乃至中原的安全也有着很大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