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山川形势
中国古代政治重心的整体趋势是自西往东移动，其中也经历过一段摇摆。秦、西汉定都关中，西汉末年的动荡致使关中残破，于是，东汉、曹魏和西晋定都洛阳。十六国北朝时期，统一北方时间较长的北魏后来也迁都洛阳。隋唐再度统一天下后，政治重心又移回关中。唐末的动荡又使关中破坏很大，于是，五代、北宋定都开封（惟后唐定都洛阳）。直到元朝重新统一后，政治重心才真正移到河北，并一直延续下来。长安、洛阳、开封、北京遂成为著名的古都。
前人在论建都之所时，比喻建都长安为建瓴之势，建都洛阳、开封为宅中图大之势，建都北京则为挈裘之势。[1]关中山河四塞，地势高峻，居高临下，故称建瓴之势；洛阳、开封处中原四通八达之地，可向四面扩展，故称宅中图大之势；挈裘为提衣挈领之意。建都北京，是顾祖禹所说的：“据上游之势，以临驭六合。”[2]故称挈裘之势。《读史方舆纪要》中称燕京“沧海环其东，太行拥其右，漳、卫襟带于南，居庸锁钥于北。幽燕形胜，实甲天下。”[3]
北京地处河北，位于中国地势的第三级阶梯，之所以也称“据上游之势”，不缘于它本身的地势，而缘于它跟周围地区的关系及由此而形成的在整个中国地理格局中的地位。
河北依山傍海。三面山海环抱，南面中原。东面是浩淼的大海，太行山脉和燕山山脉延绵千里，环绕其西、北两面。河北境内的几条主要的河流均发源于这两条山脉，切穿山岭，形成交通孔道，也因此而形成了一些险要关隘。（见图2-2-1）
燕山山脉将河北与内蒙古草原联系起来。内蒙古草原历来为北方游牧民族驰骋之地。塞外游牧民族强盛之时，常南下扰掠中原。河北为其南下的一个主要方向。塞外游牧民族入据河北，又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自辽河流域而来，一是自蒙古草原而来。辽河流域与河北之间的往来通道是辽西走廊，山海关扼其咽喉，卢龙、迁安、乐亭、遵化等地为重镇。蒙古草原进入河北的一条便捷的路线是出大同盆地北部山地低口进入大同盆地，再由桑干河及其支流河谷低地进入河北，居庸关（在今北京昌平西北四十里）、紫荆关（紫荆关在今河北易县西北四十里）等关隘扼其咽喉，大同、宣化、怀来、张家口等地为重镇。北京作为河北北部的一个重心，可以同时应接这两个方向。在北京外围环燕山山脉，还有松亭关、古北口、冷口、喜峰口等关隘扼守穿越燕山山脉的其它几条交通孔道。
所以燕山山脉起着抗击塞外游牧民族南下的屏障作用，翼蔽河北乃至整个中原的安全。秦汉经营渔阳（今密云西南）、上谷（今河北怀来南）、右北平（今辽宁凌源西南），隋唐经营范阳（今北京）、平卢（今河北卢龙），明代经营宣府（今河北宣化）、蓟镇（今天津蓟县），都是意在扼守燕山险阻，以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五代失幽燕之地，丧失北方国防险要，到北宋时，朝廷念念不忘收复失地。吕中说：“燕蓟不收，则河北之地不固；河北不固，则河南不可高枕而卧。”[4]道出了这片地域对于河北乃至整个中原的意义。
太行山脉则将河北与山西高原联系起来。北方的争衡常表现为关中与河北之间的争衡。山西高原如同一个楔子，楔入河北与关中之间。当河北与关中争衡之时，能不能控制太行山形势，常关系到河北势力的成败兴衰。
在太行山山脉一线，有紫荆关、倒马关（在河北定州西北二百五十里）、井陉、滏口（在今河北武安县东南）等关隘扼其往来通道。其中，紫荆关和倒马关主要是扼守自大同盆地经桑干河谷而来的通道，此二关与居庸关共同屏护北京西、北二面，明代号为“内三关”；井陉关和滏口则扼守山西与河北中部、南部之间的往来通道，正定（古代常山、真定）、邢台、邯郸等地既依太行山地险要，又控上述关隘通道，遂得以成为一方重镇。经营好太行山诸关隘，可保右翼的安全，且自山西南下中原或西入关中，都有高屋建瓴之势。
在河北平原腹地上有一些东西向的河流，如拒马河、滹沱河等，在中原政权抗击北方少数民族的战争中，也能够加以利用，建立河防体系。漳河自太行山而下，从河北南部横流而过，经山东北部注入大海，护卫河北南面门户。这样，河北的南面门户实际上是夹在山西高原与山东低山丘陵之间。如果说河北在东、西之间的战争中必须重视山西的话，那么，在南北之间的战争中，则必须重视山东。中国的政治重心东移后，南北关系重要起来，山东处南北之间，地位也随着重要起来。特别是京杭大运河开通后，山东处在监控大运河的位置上，地位更是举足轻重。
这是河北对于中原政权而言显示出的战略地位，但要讨论河北的战略地位，又不可避免地要涉及汉人政权与塞外游牧民族的关系问题。在立足于河北的政权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由塞外少数民族建立的。如十六国时期的后赵为羯族所建，前燕、后燕为鲜卑慕容部所建，北朝时期的东魏、北齐则是胡汉合流的产物，辽为契丹族所建，金为女真族所建，元为蒙古族所建，清为满族所建。对于由塞外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而言，河北尤其是河北北部地区的意义就在于它将农耕经济的中原与游牧经济的塞外联系起来。蒙古入主中原，择定都之所时，木华黎建议说：“幽燕之地，龙蹯虎踞，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连朔漠。驻跸？之所，非燕不可。”[5]塞外少数民族看重河北北部的意义，正是因为它“南控江淮，北连朔漠”的地理位置将中原与塞外联系起来。这种联系在他们的统治受到挑战时显得尤为重要，他们的根基在塞外，形势不利，还可退回塞外。
在形成河北地位的诸因素中，经济因素并不是最主要的。这跟河北地位的特殊性有关。河北是农耕经济的中原与游牧经济的塞外之间的重要衔接地带，农耕经济的汉族与游牧经济的少数民族在生产、生活方式上差异很大，从事战争所需要的经济支持也不同。当河北为塞外游牧民族所控制时，其战争策源地在塞外；而当河北为汉人政权所控制时，经济上则主要依靠南方尤其是东南地区的供给。当然，无论是汉族还是塞外游牧民族，当他们在河北建立起了全国性的政权时，其经济上的供给则都须倚仗东南地区。元代重开大运河，还经营海运，就是为了转输东南财赋以供给京师，明、清两代亦因循此例。
古代河北的农业生产条件的确不如现在，而且，河北东南部在历史上频遭黄河溃口之患。古代河北的经济却自有特色。司马迁曾描述过西汉时的四大经济区，其中，河北南部处于他所概括的山东经济区内，河北北部则处于司马迁所概括的“龙门、碣石以北”。“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并称河北南部重心邯郸“亦漳（漳水）、河（黄河）间一都会也。北通燕、涿，南有郑、卫。”当时巨富郭纵即邯郸人，“以铁冶成业，与王者埒富”；蜀地巨富卓氏，其先辈也是原赵国人，“用铁冶富”。“龙门、碣石以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以畜牧经济为主；燕蓟“亦勃、碣之间一都会也。南通齐、赵，东北边胡。上谷至辽东……有鱼、盐、枣、栗之饶；北邻乌桓、夫余，东绾秽貉、朝鲜、真番之利。”[6]这实际上是在中原与塞外、在农耕经济与游牧经济之间进行交互贸易的一种比较便利的条件。这种经济特色与河北作为中原与塞外之间的衔接地带的地位是相适应的。
据四角之地而兴起的政权各有其独特的社会基础。立足河北的政权，其社会基础也跟河北与塞外游牧民族的关系有关。
前面说过，建立于河北的政权，有相当一部分是起于塞北的游牧民族。这些生长、生活于马背上的民族，男子皆精于骑射，个个都是天生的战士。平时游牧驰猎，战时出征打仗。他们的社会组织和生产活动方式都宜于征战。那些能够入据塞内的游牧民族大都能在不同程度上学习、接受汉族先进的文化，从而提高其社会组织上的效能。新兴民族初起的锐气、游牧民族惯于征战的天性和对于汉族先进文化的接受，几个方面相结合，形成一种独特的社会力量，这种力量至少在军事上是中原汉人所难与争锋的。
他们建立的政权入据中原之后，往往又会面临着如何适应中原农耕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如何处理民族关系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处理得是否成功，常常决定着他们在中原的统治是否稳固、是否长久。
河北与塞外游牧民族的这种密切关系对于河北地区劲悍习战民风的形成也有很大影响。自战国时起，河北便一直是中原政权与塞外游牧民族碰撞频繁的地带，是中原政权抗击北方游牧民族南下的前沿重地。自赵武灵王改制，胡服骑射，河北精兵，为天下雄。西汉初，陈豨将赴河北，韩信欲结陈豨以反汉，遂向陈豨指出：“公之所居，天下精兵处也。”[7]东汉初，刘秀在河北脱离更始政权自立，耿弇、吴汉发渔阳、上谷铁骑以佐刘秀，渔阳、上谷铁骑乃汉军精锐。
自古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天下皆知。古代河北的民风，据班固记载，赵、中山一带“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燕、蓟一带“其俗愚悍少虑，轻薄无威，亦有所长，敢于急人，燕丹遗风也。”[8]据《隋书》地理志所载，河北南部诸郡“人性多敦厚，务在农桑，好尚儒学，而伤于迟重。前代称冀、幽之士钝如椎，盖取此焉。俗重气侠，好结朋党，其相赴死生，亦出于仁义。故班志述其土风，悲歌慷慨，椎剽掘冢，亦自古之所患焉。前谚云‘仕宦不偶遇冀部’，实弊此也。”北部诸郡“人性劲悍，习于戎马。”并称：“自古自勇侠者，皆推幽、并。”[9]
这是河北地理的大致形势。拥此地理形势，妥善经营，足可争衡天下。战国七雄中，赵为东方军事强国。秦在兼并六国的过程中，所遇到的最激烈的抵抗，当数赵国。东汉初，刘秀在河北脱离更始帝自立，遂以河北为基础，扫平群雄，统一天下。东汉末，袁绍割据河北，成为曹操在北方的最大劲敌。魏晋南北朝时期，河北地区先后建立过六个割据政权，他们是：后赵、魏（冉闵）、前燕、后燕、东魏、北齐。杨坚谋伐北周，尉迟迥据河北起兵反对。“安史之乱”起自河北，历时八年，成为唐由盛到衰的转折点。唐末藩镇割据，河北藩镇称雄天下，最为嚣张，故前代史家称“唐之弱，以河北之强也，唐之亡，以河北之弱也。”[10]五代失燕云十六州之地后，契丹、女真先后自河北南下，饮马黄河，震动中原。也就是从那时起，辽、金、元先后入据河北，定都北京（或作为陪都）。明初，燕王朱棣以宗室强藩，坐镇北平（今北京），抵御蒙古残余势力。“靖难之役”，朱棣自河北南下金陵（今南京），取建文帝而代之，以后更迁都北京，外御蒙古，内制中原。满清入主中原后，亦定都北京。北京作为政治重心的局面，一直持续到当今。
自唐以后，政治重心经中原而移至河北。辽、金、元、明、清几代均以北京为都（或陪都），元、明、清为全国性政权，并且开创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盛世局面。政治重心的移动，自有历史自身演变的逻辑。若单就地理形势上来说，政治重心移至河北，是有其全局上的需要。
确切地说，自唐以后，经济重心在江南，而军事、政治重心在河北。江南地区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开发，经济上逐渐繁荣起来。自隋唐时起，江南的富裕已为天下所倚重。隋代开凿大运河，元代重开大运河，并为明、清两代所因循，都是为了转输东南财赋以供给北方。大运河作为南北之间经济资源流通的一条大动脉，纵贯于中国东部的大平原上，相对于以前“飞刍挽粟”、逆行西上转输关中时的艰辛来说，大运河还算是一条比较容易的转输线路。
另一方面，近代以前，中国所面临的军事威胁主要来自北方，尤以河北为急。自隋唐以后，中国国防形势有所变化，东北一带各少数民族陆续崛起，河北方面国防压力增大。唐以后南下中原的少数民族大都自河北而入。河北北部外围山脉为抵御塞外游牧民族南下的主要屏障，中原政权出于保障安全的需要，对河北的经营不由其不重视。
这样，政治重心集于河北，是一种能把政治、军事上的需要与经济上的供给相对完好地兼顾起来的格局。这种格局以明代为最典型。
在明朝统治天下的格局中，我们可以画出两条粗略的长线，这两条长线在北京附近成交汇之形：一条是作为军事防御线的“九边”长城一线，另一条是作为经济运输线的京杭运河线，两条长线垂直交汇于河北北部。“九边”一线东起辽东，西经山西而联络甘、陕，东西横亘，屏护北方；京杭运河线作为南北之间经济资源流通的一条大动脉，北起幽燕，南经山东而联络江南，纵贯于中国东部的大平原上，连通南北，从而形成“以东南之粮，养西北之兵”的格局。这种格局能把政治、军事上的需要与经济上的供给相对完好地兼顾起来的。
对于元和清这样的由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来说，他们作为全国性的政权，同样要倚仗江南的富裕和大运河这样的运输条件。但元、清两代本身就是起自塞外，它们得以入据中原，根基在塞外；入主中原后，其军事上潜在的威胁存在于南方而不是北方。元、清两代入主中原，对中原汉人始终怀着防范戒备之心，他们在中原的统治最终也的确是被中原汉人所推翻的。河北作为中原与塞外的一个重要衔接地带，它将农耕经济的中原与游牧经济的塞外连系起来，这种连系在他们的统治受到挑战时显得尤为重要。他们的根基在塞外，形势不利，还可确保退回塞外。后燕受北魏侵逼，残余势力即退回辽东，建立北燕；辽和金受到的则是塞外新兴民族的侵逼，金在受到蒙古的侵逼时，大臣中犹有重返辽东故地之议；明初朱元璋北伐，元顺帝即率蒙古残余势力退回塞北；清宣统帝退位后，清宗室耆善在出关时曾赋诗：“幽燕非故国，长啸返辽东。”也可说是满人某种心态的流露。
二 河北的三个层次及其与太行山的关系
河北山河形势，足为英雄凭资。天下纷乱之际，河北极易卷入争雄逐鹿的行列。另外，河北又是塞外游牧民族南下中原的一个主要方向。发生在河北地区的战事不外两种类型：一是内地政权或割据势力之间的战争，一是内地政权与塞北游牧民族之间的战争。战争类型不同，角逐的重点可能会不一样，但角逐方向却都是南北向的。这是由河北的地域形状及其与其它地域的位置关系所决定的。
河北地区南北狭长，东、西山海夹峙。太行山既是其西部屏障，又是与其它地域产生重大利害关系的地带。河北的这种地域形状及其与太行山的关系，遂使得河北地区呈现出这么三个层次来：以北京为重心的北部地区，以正定、河间为轴线的中部地区，以邯郸（或邢台、或邺城）为重心的南部地区。
河北地区之所以呈现出这么三个层次，与太行山两侧的地理形势有很大关系。太行山与河北平行列峙，西侧有大同、太原和长治等战略要地与河北的三个层次之间平行对应，几条交通孔道将他们联系起来，几处重要的关隘又扼守这些交通孔道。
河北北部地区在上古为幽州，后或称燕郡，或称蓟州。《读史方舆纪要》称这里“关山险峻，川泽流通，据天下之脊，控华夏之防。巨势强形，号称天府。”[11]这片地域的意义主要体现在河北与塞外的关系上。燕山山脉和太行山东北支脉构成其外围屏障。对于中原政权而言，这里是抵御塞北游牧民族侵扰的前沿。对于塞北游牧民族而言，他们要透入河北，能否突破燕山和太行屏障是关键；而当他们透入河北之后并建立起了政权，这里又是联系中原与塞外的一个衔接地带。
与河北北部隔太行山而相对应的是大同。大同盆地北部山地低口为塞北游牧民族的涌入提供了一个便捷的通道。游牧民族涌入这片地域后，沿桑干河及其支流河谷低地向东，即进入河北，抵达宣化、怀来一带，这一带是燕山山脉与太行山脉交汇之处。这是一条比较平易的进军路线。塞北游牧民族若是到达这一带，便已绕过了燕山山脉的主体，只相隔着太行山东北支脉而与燕京一带相望。
几处重要关隘扼守着它们之间的往来通道。沿桑干河正东方向有著名的居庸关，南侧则有飞狐口（在今河北蔚县南）、紫荆关、倒马关。居庸关一带山势较险，且地近燕京，历代经营有素，防卫较重，不易突破；而紫荆关、倒马关一带山势较缓，且隘口较多，易于突破。北京作为都城时，出这里入侵造成的威胁更显得严峻。
北魏拓跋珪伐后燕，自塞外入大同，然后，除自率主力由井陉东下太行外，另遣一部由东道出军都（居庸关），袭后燕幽州。五代初，河东大将周德威自山西伐幽州刘守光，兵出飞狐口。北宋攻辽幽州，自山西进军之一部曾试图循周德威旧路，出大同出飞狐以趋幽州。蒙古攻金，先攻其西京大同府，然后以“劲卒捣居庸，北拊其背；大军出紫荆，南扼其吭”，围攻金中都。瓦刺也先侵明，也自大同涌入，在土木堡击破明军主力，俘明英宗朱祁镇，然后挟明帝自紫荆关入，围攻北京。明代以居庸关、紫荆关、倒马关为“内三关”，与雁门、宁武、偏头“外三关”乎应，内、外夹峙，屏护京师西北。
中部地区以正定、河间为轴线。正定在汉魏南北朝称常山，五代以后至明清称真定。《读史方舆纪要》称真定“控太行之险，绝河北之要，西顾则太原动摇，北出则范阳震慑。若夫历清河、下平原、逾白马（渡口）、道梁、宋（南下中原），如建瓴水于高屋，骋驷马于中达也。”[12]称河间“北拱京师，南临青济，水陆冲要，饷道所经。自古幽燕有事，未有不先图河间者。北不得河间，青、冀之祸未烈，南不得河间，幽平之患未深也。”[13]这片地域在河北南、北之间居枢纽性地位。无论是以北图南，还是以南图北，这里的争夺都具有决定性意义。
前燕攻后赵，中山（今定州）一战最具决定性意义；北魏攻后燕，常山（今正定）一战最具决定性意义。北宋先后与辽、金对峙，真定、河间、中山号为河北三镇。金人南下，要求割让三镇之地。李纲说：“三镇，国之屏障，割之何以立国！”[14]陈东则沉痛呼吁：“曾不知无三关、四镇（太原、河间、真定、中山），是弃河北也！弃河北，朝廷能复都大梁乎！”[15]北宋在失燕云险要之地后，在河北依托三镇，北守三关，西连太原而阻雁门，尚可勉强维持其国防线；舍弃三镇，则北骑疾驱，可以直抵黄河而临汴梁。
与河北中部隔太行山而相对应的是太原。太原不仅是太原盆地的重心，也是整个山西的重心，战略地位非常重要。井陉将太原盆地与河北中部地区连通起来。控制井陉对于太行山两侧的任何一方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无论哪一方，只要顺利穿越井陉，便可进入对方腹地，而收执其中枢之效。相对而言，井陉对于河北的重要性有过于对于山西的重要性。山西地势高峻，河北地处平原，自河北逆井陉仰攻山西较难，而自山西穿越井陉东下却较易。
秦攻赵都邯郸，王翦便率秦军由井陉东下。楚汉战争时，韩信入山西后，灭魏、平代，然后由井陉东出，破赵、降燕，略定河北。北魏拓跋珪伐后燕，以一军出居庸关以攻幽燕，自率主力由晋阳（太原）东出井陉，击降常山。“安史之乱”时，唐将郭子仪、李光弼多次向井陉东出，打击叛军后路。朱温与李克用相争，井陉是双方进出的一个重要通道。由河北入井陉进攻山西，历史上也不乏其例。慕容垂伐西燕、高欢攻尔朱兆，均曾由井陉作辅助性进攻，配合由滏口进兵的主力部队。
河北南部的重心随着时代的不同而有变迁。大体上讲，战国秦汉时期在邯郸，魏晋南北朝时期在邺城（今河北临漳），唐、宋时期在邢台、大名。《读史方舆纪要》称邯郸“西出漳邺，则关天下之形胜，东扼清卫，则绝天下之转输。邯郸之地，实为河北之心膂，而河南之肩背哉！”[16]称邺城：“山川雄险，原隰平旷，据河北之襟喉，为天下之腰膂。”[17]称邢台：“西带上党、北控常山，河北之襟要，而河东之藩蔽也。”[18]称大名“西峙太行，东连河济，形强势固，所以根本河北，而襟带河南者也。”[19]重心虽因时代不同而不同，凭藉的地利却大体相同，主要是西恃太行山脉，南阻卫、漳等大河，是为河北面向中原的门户。
与河北南部隔太行山而相对应的是长治盆地。长治盆地地势高峻，犹如一个堡垒，俯临河北、河南。其上有长治、壶关等重要据点。从长治东下太行入河北之路主要是浊漳水等河流穿切的河谷低地，重要关隘有滏口。滏口为太行八陉中的第四陉，山岭高深，为太行山南端险隘。
当河北政权的重心位于河北南部时，长治盆地的控制对河北的意义尤为重大。秦昭襄王四十四年（前263年），白起攻断太行道，切断了韩上党地区与韩国都之间的联系，上党太守降赵，从而引发了秦赵之间长平（今山西高平西北）之战。长平之战后，白起分兵略定太原、上党，尽占山西全境，为日后东下太行两路夹击赵都邯郸创造了有利条件。十六国时，前燕立都邺城，西恃太行山为其屏障，壶关是其在太行山西侧的重镇。面对前泰的压力，前燕大臣们提醒燕主加强壶关方面的守备，燕主未从；王猛伐前燕，一战而克壶关，再战而破晋阳，尽夺前燕在太行山以西的军事据点，又在潞川击破燕军主力，乘势东下太行，进围燕都邺城。北魏末，葛荣合并河北多支义军，围攻北魏相州（即邺城）。尔朱荣率军自晋阳前往镇压，他迅速东出滏口，下太行山，葛荣猝不及防，被尔朱荣击破。北周灭北齐，也是先击破北齐在山西的军事据点，然后自滏口东下，攻破齐都邺城。这几起战例，都以太行山以西的来敌消灭河北南部的政权（或势力）而告终，尤其是象赵、前燕、北齐这样的政权，立都于河北南部，长治盆地正俯临其地，因此，发生在长治地区的战役都产生了决定性效果。
河北地区在其角逐过程中呈现出上述三个层次。在不同类型的战争中，这三个层次在攻守之势中显示出的意义也不一样。在内地政权（或割据势力）之间的战争中，河北的局势取决于从邯郸、邢台至真定、河间之间的争夺；在中原政权与塞外游牧民族的战争中（有时是汉化程度已很深的少数民族在中原建立的政权与塞外新兴游牧民族之间的战争），河北的局势取决于自幽蓟至真定、河间一带的争夺。
概要地讲，主要还是从门户到中枢之间的争夺。在内地政权或割据势力之间的战争中，入争河北者，其角逐方向是自南而北，这样，邯郸、邢台一带是其门户；在中原政权与塞外游牧民族的战争中，入争河北者，其角逐方向是自北而南，这样，幽、蓟一带所控燕山险阻是其门户。南部门户的意义是对南而不对北；北部门户的意义是对北而不对南。无论在哪种类型的角逐中，真定、河间一线都居枢纽性地位。这种地位一方面缘于它适中的位置，另一方面缘于它跟山西重心太原盆地的对应关系。无论在哪种类型的角逐中，自太原出井陉东下太行，都是很具吸引力的。
从内地入争河北者，若既得南面门户，又控河北中枢，则北部幽、蓟虽险，也只是边隅之地；塞外游牧民族若既控幽蓟北面门户，又控中枢之地，则南部一马平川，难挡其铁骑冲贯。
对于这三个层次在不同类型的战争中显示出的意义，我们可从历代战争中去具体地探寻。
三 河北战事的两种类型及其攻守形势
发生在河北的战争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内地政权（或割据势力）之间的战争，一种是塞外游牧民族与中原政权之间的战争。战争的类型不同，攻守形势会有所不同，河北的三个层次所显示出的意义自然也不一样。
（一）内地政权（或割据势力）之间的战争
在内地政权或割据势力之间的战争中，入争河北者不外自两个方向而来：一是自河南，一是自山西。自河南方向而来者重在争门户，自山西方向而来者重在争太行屏障，其中，尤以山西方向来敌之患为剧，因太行屏障一失，则门户、中枢尽失。
邯郸、邢台一带为河北的南面门户，前临黄河，次阻漳水，西恃太行。自河南方向而来之敌，即使越过黄河、漳水等险阻，但若不攻克这些重要据点，也不敢继续深入；不过，一旦攻克这些据点，便可渐次深入，攻略河北腹地。真定、河间一带为河北中枢，在河北的南、北部之间具枢纽性地位，无论是以北图南，还是以南图北，这里的争夺都具有决定性意义。
太行山既为河北西部屏障，穿越太行山的几处通道对于河北的安危至关重要。要确保太行屏障的稳固，重点在于确保对太行关隘的控制；而要确保对太行关隘的控制，却有赖于对太行山以西几处军事据点的控制，如上党、太原等地。它们若为河北所守，可巩固太行屏障；反之，自此二地下临河北，便成高屋建瓴之势。
在内地政权或割据势力之间的战争中，河北的局势取决于从邯郸、邢台至真定、河间之间的争夺。控制了邯郸、邢台一带，即控制着河北门户；控制了真定、河间一线，则控制了河北中枢；而对太行山形势的控制对于上述两个层次中无论哪个层次的争夺又都有着重大的影响。
秦和西汉统一天下的进程中，略定河北都得益于对山西太行山形势的控制。秦在发起统一战争前即已夺占魏之安邑、赵之太原、韩之上党，尽控山西全境；南翼则已占领河内及漳水流域部分地区。在秦灭赵之战中，秦发两军以攻赵，一军下井陉，攻邯郸之北；一军出河内，攻邯郸之南。灭赵之后，秦军北上，兵临易水。易水一战，大破燕代联军。燕残余势力退至辽东。整个河北地区纳入了秦的版图。西汉略定河北则赖韩信率军北上入山西灭魏、平代，并在井陉击破陈馀所率赵军主力，遂得以东下太行，平定赵国，迫降燕国。
刘邦统一天下后，采取措施消除异姓诸侯王。异姓诸侯王也多以疑惧而反。汉高帝十年（公元前197年），代王相陈豨在河北起兵反汉。刘邦自将樊哙、灌婴等将击陈豨、大兵未集，刘邦即率诸将驰至邯郸，见陈豨不守邯郸、阻漳水以扼河北门户，大喜道：“豨不据邯郸而阻漳水，吾知其无能为矣。”[20]遂在邯郸征赵民从军，并以重金招降陈豨部将，然后进击。陈豨败走代北，被樊哙追斩，河北遂定。
曹操在统一北方的过程中，遇到的最大对手是割据河北的袁绍。官渡一战，曹操击破袁绍主力。后又利用袁绍死后诸子相残的时机，再攻河北，击破邺城，河北门户遂开。此后，曹操更逐渐深入幽蓟之地，完全控制河北。
十六国时期，后赵的建立者石勒先是依附刘汉，在刘汉攻西晋诸战役中，一再率军东下太行，攻略河北，为刘汉灭晋立下很大功劳，他自身的势力也壮大起来。
晋室既乱，各地群雄各谋保境割据，屯兵淮南的石勒面临着发展方向上的抉择。谋士张宾建议石勒：“邺，有三台之固，西接平阳，山河四塞，宜北徙据之，以经营河北；河北既定，天下无处将军之右者矣。”[21]石勒采纳张宾的建议，率军北上，长驱至邺。
当时，河北邺城为西晋并州刺史刘琨之弟刘演所守，幽州刺史王浚则暗怀称帝的野心。石勒诸将皆欲径攻邺城。张宾见邺城险固，不易猝拔，建议石勒先建立一个根据地。他说：“（刘）演虽弱，众犹数千，三台险固，攻之未易猝拨，舍而去之，彼将自溃。方今王彭祖（王浚）、刘越石（刘琨），公之大敌也，宜先取之。（刘）演不足顾也；且天下饥乱，明公虽拥大兵，游行羁旅，人无定志，非所以保万全，制四方也。不若择便地而据之，广聚粮储，西禀平阳以图幽、并，此霸王之业也。邯郸、襄国，形胜之地，请择一而都之。”[22]石勒从之，遂领兵先占据襄国（今邢台），作为根据地，建立后赵。（见图2-2-2）
石勒刚在襄国站稳足跟，王浚即唆使段氏鲜卑的人马来攻。石勒采用“突门”之计，大破鲜卑兵，生擒鲜卑猛将段末柸。但为瓦解王浚与鲜卑的联盟，孤立王浚，石勒义释段末柸。其后，石勒又用张宾之谋，卑辞厚礼，骗得王浚信任，然后轻骑北上，袭擒王浚，占领幽州。在随后的几年里，石勒以襄国为根据地，先后击破并州的刘琨、蓟州的段匹磾、青州的曹嶷，尽占幽、冀、并、青之地，统一北方。
后赵分崩后，慕容鲜卑自辽东入据河北，建立前燕；氐族人在关中建立前秦，前燕和前秦在北方对峙。前秦在苻坚、王猛的领导下，国势蒸蒸日上，而前燕在太宰慕容格死后朝政日坏。面对前秦的压力，前燕朝中有识之士曾提醒燕主加强山西、河南方向的守备。大臣皇甫真建议：“洛阳、太原、壶关，皆宜选将益兵，以防未然。”另一名大臣申绍也建议：“移戍并土，控制西河，南坚壶关，北重晋阳，西寇来则拒守，过则断后，犹愈于戍孤城守无用之地也。”[23]燕主未从；慕容垂投奔前秦后，前燕形势更趋不利，但仍未采取措施加强山西、河南方面的守备。王猛统兵伐燕，先于东晋太和四年（369年）攻拔洛阳。次年，王猛再率大军伐前燕。大军临发，苻坚面授机宜说：“当先破壶关，平上党，长驱入邺，所谓“疾雷不及掩耳’。”[24]王猛长驱直入，一战而克壶关（今山西潞城西），再战而破晋阳（今太原），尽夺前燕在太行山以西的军事据点。然后，出潞川（今浊漳水）东下太行，在潞川击破前燕太傅慕容评所率燕军主力，乘势进围燕都邺城。苻坚也亲自率军经河内从南翼直趋邺城，与王猛合力攻破邺城。前燕灭亡。前秦统一北方。（见图2-2-3）
淝水之战后，前秦帝国面临瓦解。当时河北有苻坚之子苻邳镇守邺城，信都、常山、中山亦为前秦所守。慕容垂以安抚河北为名回到邺城。丁零人翟斌围攻洛阳时，苻邳遣慕容垂援洛阳，慕容垂遂正式脱离前秦。他收降翟斌的人马，在荣阳称燕王，建立后燕。他考虑到“洛阳四面受敌，虽攻取之，不足以自固。”[25]乃欲取邺城而据之。于是引兵渡河直驰邺城。苻邳坚守邺城，甚至不惜向东晋请求援兵。慕容垂想尽办法几度强攻邺城，但都未能破城。邺城不下，河北其它地区亦不能定。苻邳坚守邺城近两年，一直到苻坚死后，苻邳谋归关中，率众西走晋阳，邺城才为后燕有。邺城一下，其它各地亦依次降燕。
北魏后期，河北、关陇爆发各族人民大起义。葛荣所率河北起义军围攻邺城，声势浩大。尔朱荣率军前往镇压。尔朱荣自晋阳率精骑七千，信道兼行，迅速东出滏口，直逼邺城。葛荣准备不足，仓促应战。尔朱荣大破葛荣部，生擒葛荣，槛送洛阳。尔朱荣部将侯渊又击败在幽州一带活动的起义军余部，河北起义遂被镇压。
尔朱荣死后，高欢脱离尔朱集团。他先取得尔朱荣之子尔朱兆的信任，统领流入山西的原葛荣所部二十万六镇降民，以就食为名屯驻壶关。在河北大族的支持下，高欢自滏口进入河北，在信都起兵公开举起反尔朱氏的大旗，率军攻占邺城，又在邺城外的韩陵大败尔朱集团主力，并乘胜进兵洛阳，消灭了尔朱残余势力。其后，北魏分裂为东、西魏，高欢拥立东魏，定都邺城。
东、西魏分别被北齐、北周所代，北齐与北周继续在北方对峙。经过苦战，北周攻克北齐在山西的重镇平阳（今临汾），又进克晋阳，然后自滏口东下太行，攻破邺城。北齐灭亡，北周统一北方。
北周末，杨坚谋代周自立。相州（治邺城）总管尉迟迥在邺城起兵反杨坚，河北地区也纷纷响应。杨坚派大将韦孝宽率军讨尉迟迥。韦孝宽自河内进军，逼近邺城，在邺城外击破尉迟迥主力，乘胜攻破邺城。尉迟迥兵败自杀。韦孝宽遣兵分讨，其它各地亦悉数平定。平定尉迟迥之后，杨坚为根除东方之患，下令夷毁邺城城垣，分相州置毛州、魏州（今大名），以分相州之势，削弱邺城的战略地位。自汉末以来，数百年间，邺城便一直是河北地区的一方重镇，至此遭到削弱。
“安史之乱”前期，安禄山自范阳（今北京）南下，连陷河北、河南，占领洛阳，欲西攻潼关，深入关中。这期间，发生在河北境内的两场战事对于打击叛军乃至最终平定叛乱起了很大作用。
第一场战事是颜杲卿据常山（今正定）起兵反安禄山。安禄山南下时，颜杲卿假装归顺。安禄山攻占洛阳，将趋关中。平原（今山东乐陵）太守颜真卿使人告颜杲卿说：“速起兵断贼归路，可以缓贼西进之谋。”[26]颜杲卿遂西连太原尹王承业，东连颜真卿，起兵反安禄山。一时，河北境内响应者凡十七郡，皆归朝廷。附叛军者仅范阳、卢龙、密云、渔阳、汲、邺六郡。安禄山正欲西攻潼关，督率诸军已至新安，闻常山有变，赶忙回洛阳，急派史思明率重兵攻打常山。颜杲卿起兵虽然很快就遭到失败，但它的确起到了“缓贼西进之谋”的作用。颜杲卿起兵之所以有那么大的影响，一方面在于此举属仗义讨逆，故能得到广泛的响应；另一方面在于他起兵的位置。常山地处河北中枢，联络南、北，依傍太行，西接井陉而连通太原。据此地起兵，确能起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
第二场战事是李光弼、郭子仪东下井陉之战。史思明攻陷常山后，又压服其它各郡，独饶阳太守坚守不下。唐廷遂议派良将一人分兵出井陉以定河北，李光弼受命自太原东出井陉，逼近常山。常山团练兵执叛军守将以迎光弼。李光弼据常山，以逸待劳，伺机打击叛军，与史思明在常山一带相持。后来，郭子仪率朔方精兵与李光弼合军以攻史思明，大破叛军。唐军声势大震，于是河北十余郡皆杀贼将而归朝廷。叛军交通线又告断绝，叛军家在范阳者无不摇心。安禄山大怯，议弃洛阳而还范阳。不过，就在这时，哥舒翰兵败潼关，叛军攻入长安，唐玄宗被迫幸蜀。战局突变，郭李二人乃放弃河北，引兵还太原。
李郭二人在河北的战果虽因局势突变而前功尽弃，但此举的意义已为唐最高决策层所认识。李泌在向唐肃宗陈平贼之策时说：“今若令李光弼自太原出井陉，郭子仪自冯翊（今陕西大荔）入河东，则思明、忠志不敢离范阳、常山。守忠、乾真不敢离长安，是以两军絷其四将也，从禄山者，独承庆耳。愿郭子仪勿取华阴（今华阴），使两京之路常通，陛下以所征之兵，军于扶凤，与子仪、光弼互出击之。彼救首则击其尾，救尾则击其首，使贼往来数千里，疲于奔命。我常以逸待劳，贼至则避其锋，去则乘其弊，不攻城，不遏路。来春复命建宁（唐建宁王李倓）为范阳节度大使，并塞北出，与光弼南北犄角，以取范阳，覆其巢穴。贼退则无可归，留则不获安，然后大军四合而攻之，必成擒矣。”[27]
概括地说，李泌的平贼方案分为两个阶段实施：第一阶段，让李光粥出井陉，郭子仪出河东，分击其首尾，使叛军来回疲于奔命，以拖跨、削弱叛军；第二阶段，让李光弼出井陉，建宁王李倓迂回塞北，合击范阳，先覆其巢穴，然后，大军四合，聚歼叛军。在两个阶段中，李光弼出井陉这着棋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只是唐肃宗急于收复两京，未能贯彻执行此策，致使平叛之战多拖了几年，而且，最终也未彻底肃清反叛势力，导致了以后藩镇割据的局面。（见图2-2-4）
上述诸战中，决定性的争夺都发生在邯郸、邢台至真定一带的河北中、南部地区。其中自河南方向而来进取河北的有五起：刘邦据邯郸而平陈豨，曹操克邺城而平袁氏兄弟，石勒据襄国而图王浚，慕容垂下邺城而逐苻氏，韦孝宽破邺城而灭尉迟迥。在这类战争中，邯郸、邺城、邢台等地的确显示出了它们的门户地位。这些地方一经平定，河北其它地区均随之依次而定。
自山西方向东下太行进取河北的战争共有七起：王翦、韩信均以出井陉而定赵、燕，李光弼、郭子仪出井陉而河北返正，王猛出潞川而灭前燕，尔朱荣出滏口而破葛荣，高欢出滏口而据信都，北周出滏口而灭北齐。在这类战争中，太行山关隘的得失是关键。这七起战争中，以关中政权而兼并河北政权的有四起：秦、西汉灭赵、燕，前秦灭前燕，北周灭北齐。对于这四次战争，差不多可以用同样的语言来描述：河北的政权先是丢失了他们在太行山西侧的军事据点，从而导致太行山关隘的防守失去依托，然后，关中势力或自晋阳出井陉，或自上党出滏口，东下太行山，以临河北，而战事发展到此阶段，河北便可谓大势已去。
（二）中原政权与塞外游牧民族政权之间的战争
在整个中国古代史上，塞外游牧民族一直给中国北疆以很大的军事压力。中原政权强盛之时，尚能主动出击，如两汉击匈奴，隋唐击突厥，明初讨蒙古残余势力，均曾前出塞外，深入漠北，穷追猛讨。一般情况下，主要是扼守北部的一些山地险要，阻挡游牧民族的铁骑，基本上也能将游牧民族的铁骑拒之于长城一线所扼山地险要之外，偶尔渗透进来，也无关大局。若是中原政权衰弱，局势动荡，塞外游牧民族的铁骑便有机会透过这些山地险要，扰掠内地，甚至建立政权，入主中原。
塞外游牧民族入侵，河北是其南下的一个主要方向。河北北部燕山山脉一线遂成为中原政权抗御游牧民族南下的重要前沿地带。
前面讲过，在燕山山脉的外围，又有两个最主要的来路：一个是辽西走廊，通辽河流域；一个是大同盆地至桑干河谷一带，通蒙古草原。几处重要的关隘便是扼守这些来路。山海关扼辽西方向的来路，居庸关、紫荆关扼大同方向的来路。以这些关隘所扼险要为依托，在这些关隘的内外两侧，形成了一些军事重镇，作为纵深，如大同、宣化、怀来、万全、张家口、卢龙、迁安、乐亭、遵化等地。
在中原政权与塞外游牧民族的战争中，中原政权凭借燕山山脉为险阻，扼守一些重要关隘，并以内侧的重镇作为纵深，可建立第一道防线。秦汉时期经营渔阳、上谷、右北平，隋唐经营范阳、卢龙，明代经营蓟镇、宣府，都是意在扼守燕山险要。若燕山山脉诸关隘被突破，则坚守北京犹可作第二阶段的抵御；北京不下，则这些游牧民族即使进入河北，也难站稳脚跟。契丹曾突入塞内，扰掠河北，但攻幽州不下，未能站稳足跟；石敬塘割幽云十六州后，契丹遂在河北站稳足跟，并以此为基地，凌逼中原。蒙古攻金，也两度透入河北，金人固守中都，蒙古只得邀利退兵；金弃中都南迁，蒙古遂克中都，据有河北，进逼河南。瓦刺也先也曾侵入河北，破明军、俘明帝，却未能克明都，最终只得撤兵而去。后金（清）军五度迂回入边，但既未打通辽西走廊，也未能攻破北京，故未能在河北站稳足跟；待到吴三桂举山海关降清，李自成弃北京而走，清才占据河北，南定中原。若游牧民族既突破燕山险要，又攻占河北北部重心北京，便已在河北站稳足跟，中原政权就只能在河间、真定一线作被动的防御；若是连这一线也守不住，则中原政权便可谓大势已去。
因此，在中原政权与塞外游牧民族的战争中（有时是汉化程度已很深的少数民族在中原建立的政权与塞外新兴游牧民族之间的战争），河北局势取决于自幽蓟至真定、河间一带的争夺。控制了幽、蓟，即已控制了燕山险阻；控制真定、河间一线，即已控制了河北中枢。这一点可一一验诸战史。
塞外游牧民族凭武力突破燕山险阻，入据河北，慕容鲜卑是其首例。慕容鲜卑在辽东崛起时，中原正值西晋末年的混乱局面。慕容鲜卑统一辽东，建立前燕。后赵一度统一北方。后赵主石虎死后，诸子相残，局势很不稳定，前燕遂谋伐后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