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来了，很好，先到副官处去，叫他们向临潼联络，明天你们两个去临潼晋见委员长请训。”次日（十日）八时由副司令的副官陪同乘坐汽车前往临潼，到达时即由副官让到客厅中，见有许多人等候，并被告知早已安排好了，这就引见。白同我一起进入华清宫客厅，稍坐片刻，只听一声“委员长下来啦”，见蒋从内室出来，我们行礼后，他前进几步，坐到对面的沙发上，并连续挥手让座，当即在桌上拿起纸单看罢，对我说：“你是刘团长。”
我答应一个“是”，又说：“白师长我认识（因白在庐山受训时曾见过几次）。”当即询问前防驻军地点和情况。最后蒋说：“现下军队业已到达西北，消灭共匪就在眼前，务望大家努力，完成任务。”我们照例行礼后，随即退出，即回到副司令处报告晋见经过情形。
……他看到我们两人来了，就从座位上站立起来，背着手低着头，心情沉重地来回走了两趟，低声对我们两人说：“我想了好久，才选择了你们两个人。”说罢，又来回走了两趟，然后说：“现在我交给你们两人一个重大任务，完成得好坏，将关系到东北军的存亡问题。”说到这里，他即站在我们的面前，双目注视着我们两人的面孔。此时，白师长说：“只要副司令下命令，我白凤翔或是粉身碎骨，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我接着说：“我们一定完成任务。”副司令说：“很好。”他又接着说：
“现下我决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令你两个到临潼去，请蒋委员长进城来共商国家大事。”我问副司令：“红军和杨虎城怎么办呢？”副司令说：“都安排好了，就是你们去临潼的汽车和部队也准备好了。”又发给我们的随从人员手枪十二支。副司令最后说：“千万注意，不要伤害委员长。”⑤
上面讲的，是作者根据当时刘桂五所谈情况写的，应该说是比较可靠的。当然，也有些说法讲的与此不完全相同。如有的谈到刘桂五十二月十日是由张学良亲自带领着去见蒋的，张对蒋说，刘是我部下的一个团长，他是热河人，有爱国心，一心想要抗日，我说服不了他，请委员长直接教训教训。经蒋回意，张即把刘带进蒋住室，令刘认清蒋的面貌，将来包围时如蒋逃走好便于捕获。⑥还谈到，在派兵捉蒋之前的那次见蒋，是有些冒险的，“后来刘桂五到马占山东北挺进军时，亲自对我讲：副司令（指张）胆子真大，他把我介绍给蒋后就出去了，到别的屋里和那些侍从们闲谈。如果我当时向蒋告密，这件大事不就全完了吗？”⑦是的，象许多传奇人物一样，张学良胆子大，敢作敢为，这一点刘桂五没有说错。其实，这不正是他的长处吗？一个人要有所作为，必须苦干，这是不可否认的，但光有吃苦耐劳的精神还不够，还要敢干，要有些想象力，“艺术家最重要的素质是勇敢。
你如果带着顾虑从事艺术，那是不行的，你去当小公务员好了。”⑧这里所强调的不正是那种一往无前的献身精神和胆略吗？不难想象，假如张学良是个逆来顺受、明哲保身和胆小怕事的人，他能会冒这样大的风险、去发动这场震惊中外的伟大事变吗？
是的，他有时重然诺，讲义气，易于动感情，甚至存在着轻信和处理问题比较简单等弱点，但在更多的情况下，他还是胆大心细而又非常机敏的。报载：１９３４年张学良任武汉行辕主任时，鄂西一带土匪为患，东北军一支部队前往剿匪。有一次，他们消灭了一股土匪，并将匪首也活捉了，部队写了公文呈报张学良，准备将匪首处决。呈文是无可挑剔的，可是，天下竟有这般巧事，别看此人多行不义，恶贯满盈，名字却还讲究，他也叫张学良，跟少帅同名同姓，一字不差！张学良看罢呈文，似有不悦，但他略一沉吟，立刻在“匪首张学良”的“良”字的旁边加了一个“犭”字旁，使其名字成为“张学狼”⑨这改得多妙呀，而以眼前他引刘桂五见蒋这事来说，也是很大胆的，而他故意回避，让蒋与刘单独交谈，这固然是出于他对部下的信任，从另方面来看，他用合法手段，让自己的部下进入戒备森严的华清池，对暴戾、多疑的蒋介石作一次最后的“火力侦察”，不也是一种出其不意的奇袭和别出心裁的安排吗？还有，也就在西安事变爆发的前夕，在１２月１１日晚上，他和杨虎城还特地在新城大楼宴请随蒋来西安的军政大员，尽量稳住他们，不也说明他很有心计吗？当然，那时蒋介石对他也抓得很紧，１２月１１日这天，从白天到晚上，蒋介石在华清池一直在开军事会议，会后又会餐。杨虎城因为要宴请来陕的各方大员，未参加。但张学良是一直呆在蒋身边的。所以当晚新城大楼的宴会他迟到了。他一面向宾客表示歉意，一面频频举杯敬酒，谈笑风生，若无其事。那些聚集西安的军政大员，也都开怀畅饮，一个个都喝得醉眼朦胧，已有些飘飘然了。这些志大才疏、养尊处优的达官显贵，同样是一些主观唯心论者，当然不会想到这是定心丸、鸿门宴，不会想到西安已处于暴风雨的前夕。
“昨为座上客，今作阶下囚”，这对他们来说，看来是不可避免的。他们既然紧跟蒋介石，不事抗日，专搞剿共，逆历史潮流而动，历史跟他们开个小小的玩笑，把他们警告一下，这也是不足为奇的，且不谈西安事变的伟大意义，就从他们本身来说，这场“虚惊”也并没有什么坏处。至于个别人企图逃跑，误中流弹而丧生，那是咎由自取，另当别论。
新城大楼的宴会结束时，已是晚上十点多钟了，张学良、杨虎城送走了最后一批客人后，便匆匆返回各自公馆，召开紧急会议，部署即将采取的重要军事行动：
张学良回公馆立即召集有关人员，宣布十二日凌晨举行兵谏。部署停当以后，又召集东北军在西安的高级将领和幕僚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五十七军军长缪澂流、一○五师师长刘多荃、总参议鲍文樾、西北“剿总”秘书长吴家象、办公厅主任洪钫、第四处处长卢广绩、政训处副处长黎天才、抗日同志会书记应德田和营长孙铭九（骑兵军军长何柱国临时未找到）等人宣布兵谏决定。他对大家说：“我们东北军亡省亡家，又背了不抵抗的骂名，为全国人民所不谅解，这几年的闷气，我们实在受够了。究竟是谁不抵抗？‘九·一八’时，就是委员长来电报不准我们抵抗。几年来的事实证明，不抵抗是根本错误的。十月间在西安，十一月在洛阳，最近在临潼，我多次向委员长痛切陈词，反复说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必要，要求他领导全国抗战；只有先抗日，然后才能统一，不能先安内而后攘外；
只要抗日，共产党和红军的问题可以用政治方法解决。这些请求都遭到他的严词拒绝，并且受到他声色俱厉的斥责。现在他硬逼着我们去打内战，不服从他的命令就要把我们调离西北而后消灭掉。我们实在忍无可忍了。我已经和杨主任商定，明晨六时临潼、西安同时行动，用强制手段请委员长到西安城里，逼他抗日。我的指挥部设在新城，与杨主任共同指挥。”接着宣布了具体行动的安排。张学良讲完后，大家没有表示不同的意见，只有于学忠问：“抓到以后，第二步怎么办？”张学良回答说：“局面如何收拾，要看委员长怎么办了，只要他答应抗日，我们还拥护他做领袖。”⑩
话虽这么说，将领们心里仍不是很踏实，如缪澂流就提出：
“副司令是否决定把这事进行到底？”
“是的，我是不干则已，要干起来当然就不会半途而废，是一定要干到底，即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张学良语气肯定、同时也是满怀信心地说。当然，对可能会遇到的困难和风险，他也并不隐讳，并坦率地承认：“我们是逼上梁山，不得不对他先礼而后兵的。至于更详细的计划还没有，我们第一步是拥蒋抗日，第二、第三步还得走着瞧，要见机行事。”
那天深夜，张学良对整个临潼方面的军事行动作了统一部署后，又特地命令孙铭九和王玉瓒配合白凤翔，刘桂五等前往临潼捉蒋。
杨虎城当晚的军事行动同样是有条不紊的：
杨虎城当晚也召集十七路军在西安的主要将领十七师师长孙蔚如、绥靖公署参谋长李兴中，五十一旅旅长赵寿山、警备第二旅旅长孔从周等举行紧急会议。杨虎城宣布了兵谏计划，并说：“蒋介石不顾国家民族的危亡，一意孤行，坚持内战。这次到西安来，表面上是要打共产党，实际是想一箭双雕，也要消灭十七路军和东北军。
为了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必须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因此，我已经和张副司令共同决定采取行动，扣留蒋介石，逼他抗日。”大家都表示同意。随即按计划分头部署，待命行动。此外，还决定成立戒严司令部，孙蔚如任戒严司令；赶寿山兼公安局长；孙蔚如并负责拟定十七路军所属各部队的布防及向西安集结的计划；命令驻大荔的四十二师冯钦哉部迅速袭占潼关；警备第三旅袭占咸阳，解除中央军万耀煌部两个团的武装。⑾
张、杨两将军分别向部属下达了兵谏命令后，即各率部分高级将领汇集于新城大楼兵谏总指挥部，商定由黎天才、卢广绩、高崇民、王菊人、应德田、洪钫等组成临时秘书处，负责起草此次兵谏的通电。
１２月１２日凌晨２时左右，风寒天冷，大地一片昏黑，古城西安亦正在沉睡中。奉命直接担负扣蒋任务的白凤翔、刘桂五、孙铭九、王玉瓒等分乘汽车、摩托车，急匆匆向临潼进发了。
有关当事人孙铭九对事变当天黎明扣蒋经过的记载是：
十二月十二日凌晨二时整，我和白凤翔、刘桂五一同登车，沿着去临潼的道路上急驰而去。
两点半钟之前，我们到达卫队营派出队伍的宿营地（即西安东郊灞桥附近的十里铺，卫队营的两个连是十一日上午在此地一所小学集结待命的。他们只知道有紧急任务，但究竟到哪里去，干什么，却并不清楚——引者），这时商亚东和王协一已将全队集合完毕，整装待发。
我与商、王说明情况后，即对官兵讲话，说明了任务。
在当时，我对政治是无深刻认识的，在理论上讲不出什么，只认为卫队营的官兵都是也应该是忠实于张学良的，因此我便从这个角度上进行了简短的动员：“今天我们到华清池去，是为了救副司令。委员长不抗日，也不叫我们东北军抗日，我们副司令向他请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他不但不接受，反而把我们副司令扣押起来。我们今天去华清池，是要把委员长扣起来，逼他抗日，营救我们的副司令出险。保护副司令的安全是我们卫队营的神圣职责，我们一定要完成这个极其重要的任务，一定要扣押住委员长！但要注意，绝对不能把他打死！”当时群情激愤异常。
向战士动员之后，我请示白凤翔怎样行动，白叫我领卫队营先冲进去，他们随后跟进……⑿
王玉瓒主要讲了张学良如何向他布置扣蒋任务和他怎样在临潼打响第一枪的情况：
十一日下午四点多钟，张副司令在华清池同蒋介石谈完话出来，走到头道门时，我正在那里值勤。他对我说：“王营长，跟我回城里一趟”“是！”我立即回答。说完，他上汽车走了。我随后乘三轮摩托跟去。我跟到金家巷一号门外下车，走进院中就停下来。他看我没跟上来，就说：“来！”我这才跟着他走进客厅。
我光顾跟他走，竟忘记了带门。他对我说：“关上门。”
我关门后，立正站在那里。屋内就我们两人。他上下打量我一下，目光严峻，态度镇静地对我说：“命令你把蒋委员长请进城来，要抓活的，不许打死他。”我立即坚定地回答：“保证完成任务。蒋的侍卫二三十人，池外宪兵也不过数十人，我以步、骑两连三百多人的兵力包围之，保证扣来。”他满意地瞧了瞧我，并以深沉的口气说：
“明天，你死我死都说不定，要有思想准备，要作好行动部署。你和孙铭九要互相协助，作好这件事……”
翌晨——１２日早２时许，我乘摩托先到十里铺，叫醒骑兵连邵连长，传达了扣蒋命令……有人问：“我排有一班与宪兵住里外屋，怎么办？”我说：“先下他们的枪，然后派人看守，不许他们出屋。”
在华清池西侧的禹王庙住着一些宪兵，我令（一连——引者）王连长派人收缴他们的枪支。与此同时，我率领马体玉等人进入头道门（头道门的哨兵是马体玉排的战士）。在门外的战士就哗啦哗啦地装子弹。我怕院内有人发觉，就小声对马排长说：“别让他们先上子弹，听我枪响，再动作也赶趟。”
此时，约在凌晨四时许。临潼大地，风寒天冷，一片寂静。我朝二道门那边看，只见一个蒋的步哨来回走动。我举起手枪，连打三枪，命令我营战士开始进攻，并有意通知从灞桥镇前进的卫队第二营官兵迅速前进。于是，我由一位保卫蒋介石安全的营长变成一名扣蒋的先行官了。当我率王世民、马体玉等多人冲进二道门时，蒋的侍卫长跑出房门，连喊带问：“什么事？什么事？”我们哪里理他，几枪把他们击倒在地。顿时，枪声大作，子弹横飞，蒋之侍卫惊醒后，凭借门窗拼命抵抗。我营战士奋勇进攻。这时孙铭九带领卫队第二营官兵五十余人也已到来，加入了战斗。
这时各种枪声和手榴弹响彻骊山，我和王世民连长利用黑暗角落，廊柱，翻过荷花池，绕道贵妃池，跃到五间厅门前平台上。一见蒋住的三号厅门半开着，我们就飞步闯进卧室。发现床上无人，被子掀着，伏看床底下也没人。但衣帽，假牙、黑斗篷大衣俱在，而人去室空……⒀
蒋介石在华清池的住室——一座宫殿式的五开间的古建筑物“五间厅”，并非等闲之地，这是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时为逃到西安避难的慈禧太后建造的御汤，因为它是蒋氏下榻之处，所以成为这次攻取的主要目标。经过黎明前的激战，这个严密警戒的“堡垒”倒是被攻占了，可是受到张学良重托，白、刘、王、孙等一批军官也立下军令状定要生擒活捉的那个人，却无影无踪了。
王玉瓒所碰到的“人去室空”的情景，其他几位同样负有扣蒋使命的人，也都碰到了。其时，白凤翔在院中看见钱大钧，“钱已负伤，拉住白师长的手问：“瑞麟（白的字），是怎么回事？”白说：“西门已让共军占了，张副司令派我来保护委员长进城，委员长哪里去了？”钱说：“夜间我还和委员长在一起吃点心，以后就不知道了。”⒁其实，有的不是还摸了摸他的被窝亦尚有余温吗？可见是仓惶出逃，而且离开的时间并不长。这样，人们当然不禁要问：蒋介石藏到哪里去了？难道他真的会象某些神话小说所讲的施展了什么魔法，居然冲出重围，远走高飞了吗？
不，不会，这怎么可能呢？
是悄悄乘汽车，从包围圈的缝隙里溜掉了？这种可能性也很小。因为后来检查了一下华清池的汽车，却是一辆也不少。论时间（距离开枪的时间），他跑不远；按体力，他跑不动；论地形，可能就在附近。
是的，这个估计有道理。原来，１２日凌晨，天色还未大亮，素来鸟语花香、清静幽雅的华清池院内，突然枪声大作，火光通明，“五间厅”前面枪弹飞进，玻璃窗被震得哗啦哗啦地响，有颗子弹还在一块玻璃上钻了个小洞呢！蒋介石的美梦被打破了，他从床上一骨碌爬起来，来不及穿衣戴帽，只穿了件单薄的睡衣，就丧魂落魄地跳窗外逃。因为当时前面枪声紧，又直奔后门，想从后门跑掉。可是后门有铁将军把守，出不去，只好由卫士扶着爬上华清池后面的院墙，准备跳墙逃走，不料蒋介石这下却吃了个大亏。原来，华清池的院墙多为依山修筑，常常是从院内看不高，有些地势高的地方，从里面爬墙，真可谓易如反掌，可是从外面看，就显得颇高了。那时，天还黑洞洞的，加之蒋氏年过半百，眼睛也不那么好使唤了，所以在慌乱中爬上墙头，以为外面也和里面高低差不多，想不到一跳竟坠入一个丈把深的乱石沟中，只听他象猛然挨了一闷棍似的“哎哟”一声惨叫，就再也爬不起来了。一卫士连忙过去拉他，好半天才把他扶起来，问他哪里摔伤了，他只唉声叹气，喘嘘了好一会，才龇牙裂嘴地指了指他的腰和脚，原来是脊椎骨和脚都跌伤了，鞋也只剩一只，再也跑不动了。卫士只好背着他，继续往后山上爬。后来眼看搜山的部队离他们越来越近了，而那卫士也背得实在吃力，所以就让他在西绣岭虎畔石旁一处很浅的洞穴内躲藏起来。
尚未找到蒋介石的情况，刘多荃（东北军一○五师师长）和白凤翔向张学良报告了，张在电话中下令扩大搜索面。因当时有些地方守卫宪兵还在顽抗，白令刘桂五迅速消灭残敌，孙铭九、王玉瓒等率部队搜出。但搜了好大一阵子，天也大亮了，却仍不见蒋的影子。士兵们继续搜查，终于把蒋的近侍、也是他的侄子蒋孝镇捉住了。当时卫队营的副连长张化东正好在跟前，看他那鬼鬼祟祟的样子，就拿枪对着他喝问：“委员长在哪里？快说：不说实话，就打死你！”蒋孝镇吓得脸色发白，索索发抖，嘴张了几张，却语不成声而止，但他那慌乱的眼神，却满怀狐疑，并不自觉地老朝不远的那个山坡上看，张化东知道那里一定有情况，说不定……急忙快步跑过去，并高声说：“里面有人吗？快出来！再不出来就开枪了！”有些士兵还故意“哗啦哗啦”地拉动着枪栓。身陷重围的蒋介石，看看四面楚歌，自己完全成了孤家寡人，再也无处可躲了，这才弓着腰，垂头丧气地扶着那块大石头慢慢钻了出来。那时，西北风正呼呼地刮着，加之又地处山野，就是穿着棉衣都还冷呢，可是只顾逃命的委员长此刻却只穿一件单薄的绛紫色的睡衣，白单裤，光着两只脚，他面容枯槁，两腮深陷，由于连惊带吓，再加天气寒冷，他早已冻得浑身发抖。
但是，当他发现抓他的不是共产党的游击队（最初他以为是从山里下来的游击队干的），而是东北军时，便又强硬起来：“我是领袖，你们是哪个部队的？”张化东（卫队营中一军官）向他说明是东北军，是奉命来请他进城，领导抗日的。这时，他却坐下来不走了，说：“我要见你们的长官。”张化东说：“我就是长官。”催他赶快下山，他仍不肯挪步。张化东急了，据他后来写的回忆临潼捉蒋的文章谈：“那时时间紧迫，哪能容他耍赖，所以我不由分说，命令两名战士架着他走，他还是赖着不走，我火了，踢了他两脚，这才把他死拖活拖，架下山来。”⒂
孙铭九对这个场面的回顾是：
此时天色即将全明，可以看清地形地物了。我同士兵一起急往山上搜索，恨不得将蒋介石一把抓住才好。忽然跑在我前面的陈思孝（有人说叫陈至孝，卫队营一个班长——引者）喊着：“报告营长，委员长在这里呢！在这里呢！”我应声赶紧跑上前去，只见蒋介石刚从洞里出来，弯着腰扶着石头站在洞口边，卫队营的卫士们四面包围着拥挤在左右。发现蒋的陈思孝和卫士们报告说，我们先看见这块大石头旁边象有人在走动，一会儿又没有了。我们沿这个方向搜索至大石头旁，见洞里蜷伏着一个人，便喊道：“是不是委员长？赶快出来，不出来就开枪了！”里面连忙回答：“我是委员长，你们不要开枪，不要开枪！”随后钻了出来。
我走到蒋介石的面前，只见他全身冻得发抖，抬头看了我一眼又赶紧避开，说：“你打死我吧……”我说：
“不打死你，叫你抗日！”……
“你们是哪里来的？”蒋问。
“是东北军！是张副司令命令我们来保护委员长的，请委员长进城，领导我们抗日，打回东北去！”我回答。
“啊，你是孙营长，你就是孙铭九？”
“是我！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嗯，我知道，有人报告我的。”蒋可能看出我不伤害他，便说：“你是个好青年……你把我打死好了，你打死我吧。”
“副司令要委员长领导我们抗日，没有叫我打死委员长。”
我解释并催促蒋说：“委员长快下山进城吧！副司令在那里等着你呢！”
蒋一歪坐在地上，发怒地说：“叫你们副司令来！我腰痛不能走！”……
我见蒋不走，便劝他：“此地不安全，请委员长还是赶快下山去吧。你腰痛，我们背你下山。”蒋还是不动，并要马骑我示意左右卫士把蒋从地上扶架起来，拥推着下山了。⒃
商同昌（卫队二营代理营长），还特别谈了蒋孝先之死，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史实。他说：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一日深夜，卫二营营长孙铭九从西安到十里铺向我说：“赶快集合部队，到临潼华清池扣蒋介石。”我立即集合了部队。但因为两辆大汽车夜间怕冻坏水箱，把水箱动水放掉了，这时没有天明，找不到水，部队上了车，不能开动，孙铭九营长带第七连先走了。我和司机找来水，装外水箱，带第八连后行。就在这个当儿，从西安方面来一辆小汽车，因为我们的大汽车和部队挡住了马路，停下了。我上前一看，上边坐着两个人（加司机共三个人）。我问：“你们是哪里的？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干什么？”中间一个人说：“我是宪兵第三团团长蒋孝先，奉蒋委员长命令，到临潼有要紧事。这一位是蒋和昌（也是蒋介石侄儿，当时担任侍从室会计——编者注）。”即构出一张名片送给我。上边印着两个头衔——一行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卫长，一行是宪兵第三团团长。下面三个字是蒋孝先。我看了以后说：“对不起，蒋团长！我们也是奉蒋委员长命令到临潼有紧要事，车马上就开。”我同蒋孝先说话以后就把营政治指导员张××（忘了名字）找来，我告诉他说：“这车上坐的是蒋孝先，你带两个士兵坐在蒋的车上，别让他跑了，跟着我的车后边走，扣完蒋介石再处理他。”我又领着张指导员和两个手枪兵向蒋孝先说：“蒋团长，我们人多，车坐不下，叫三个人坐在你的车上。”这时，蒋孝先和蒋和昌面如土色，一声也没有吭。张指导员叫卫兵缴了他们的枪，以后就上了车。这时大汽车已上好水，我乘兵车先行，张指导员押着蒋孝先后边跟着走。
我到华清池时，孙铭九带着第七连王协一部已经冲进大门，正和蒋介石的卫士、宪兵交战，我即加入了扣蒋的战斗。战斗结束时，我问张指导员：“蒋孝先在哪里？”
张说：“你们加入战斗以后，因子弹乱飞，我们下汽车在山坡下隐蔽，蒋孝先突然拔脚逃跑，我把他抓了回来，看见刘（多荃）师长和另外几个人，我们问怎么办？他们说，把蒋孝先交给他们，我把蒋交给他们以后，他们就把他打死在小花园里了。⒄
这就是举世瞩目的临潼扣蒋的事实真相，所引资料，大抵皆为当事人的耳闻目睹，而在许多关键场合，他们又都是扣蒋的实际执行者，所以这些材料的可靠性比较高，应该说是如实地反映了这一历史事件的一些重要过节的。但也无可讳言，对此多年来人们看法并不一致，蒋介石本人的记述也有明显的倾向性，如在他的《西安半月记》中，他惊慌失措、东躲西藏的情况一点也看不见了，倒成了镇定自若、从容以对的英雄，据说在听到枪声后，他即知“此决非局部之兵变，而为东北军整个之叛乱，遂决计仍回辕再作计较。乃只身疾行下山。”还有什么“今日之事，尔有武器，我有正气”等等。曾几何时，不是枪声一响，就吓得连衣服都顾不得穿，夺路奔逃，何来的“决计回辕”？不是一闻枪声，由于过于紧张，跳墙逃跑时摔伤了腰，是由卫士背着上的骊山吗？何来的“只身疾行下山”？由此，使我不由得想起西安事变后，国民党政府为“维护”“最高领袖”的尊严，并为蒋挽回点面子，曾把蒋介石后来离开西安的日子定为“民族复兴节”，蒋介石在骊山藏身的虎畔石，取名为“民族复兴石”，还在那附近修了个钢筋水泥结构的亭子，名曰“民族复兴亭”，又名“正气亭”。全国解放后，人们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把纪念亭的名字改为“捉蒋亭”，现在改为“兵谏亭”。同时，也很自然使我联想到当时南京当局所谓西安事变是“叛乱”、系受“反动派包围”的说法，这都是颠倒是非的。蒋介石所说的“反动派”，实际是“革命派”，他的政治字典太陈旧了，要修改一下，将“反动派”改为“革命派”较为妥当。这是当年毛泽东同志说的。他谈得很好。我想，同样，对于所谓“正气”云云，也只能从反面去看，因其源盖出于蒋氏那过于陈旧的政治字典，这不是显而易见的吗？
不过，我也仍然认为，这些还是留给历史学家去研究判断吧，我们还是继续讲我们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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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刘多荃：《扣蒋前夕》，见《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６年１２月出版。
② 魏基智：《蒋介石在华清池》，学术讨论会论文，未刊稿。
③ 杨中州：《西安事变》，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２月出版。
④⑤ 汪瑢：《刘桂五扣蒋纪实》，见《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２月出版。
⑥⑦ 栗又文：《西安事变与张学良将军》，见《西安事变资料》（第二辑），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４月出版。
⑧ 张贤亮语，见《小说月报增刊》，百花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８年出版。
⑨ 引自《西安晚报》登载的有关张学良轶事。
⑩⑾ 西安事变史领导小组编：《西安事变简史》，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２月出版。
⑿⒃ 孙铭九：《临潼扣蒋》，载《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２月出版。
⒀ 王玉瓒：《扣蒋回忆》，载《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２月出版。
⒁ 常国宾：《白凤翔临潼扣蒋》，载《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２月出版。
⒂ 张化东：《华清池捉蒋回忆》，载《西安事变资料》（第二辑），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６月出版。
⒄ 商同昌：《扣蒋回忆》，载《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２月出版。
张学良传--西京之变
西京之变
现在，我们的目光从临潼转移过来，转到事变当天的另一条战线，即西安市和张、杨部队的整个防区。而其中象被扣后的蒋介石情况如何？住在西京招待所的那些国民党军政大员是怎样被扣押的？还有据说在张、杨军队内部也有对事变有异议、甚至公开叛变的，这又是谁？他们采取了什么措施？制止了没有等，也许更是人们密切注意的，而且从某种意义上看，这当中的激烈、复杂而又离奇的斗争，并不比临潼扣蒋逊色。
关于蒋氏被扣西安的情况，特别是他由惊恐到终于安定下来，并在停止内战和抗日问题上开始有所转变，然而又有不少保留等情节，过去也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但真正经得起推敲的专论、专著和详尽确凿的文史资料却并不多，比较起来，当年在新城大楼负责看管蒋介石的十七路军特务营营长宋文梅的回忆文章倒还算是比较客观地反映了一些真实的历史状况，而是任何歪曲、粉饰诸如《西安半月记》之类的文章所无法相比的。
宋文主要是写他所经历的西安事变，重在记实，所写全是实实在在的事，不夸大，不缩小，不随便添枝加叶，但却如见其人，如闻其声，是很难得的。他写道：
十二月十二日清晨八时三十分，我奉张、杨两将军命令，在新城大楼负责看管蒋介石。我带领部队刚将大楼东厢房作了严密检查，并把电线、电灯全部去掉后，孙铭九营长和唐君尧旅长也恰巧把蒋介石送到了。蒋因惊惶过度，不能步行，我和孙铭九只好共同搀扶着把他送到房里。
蒋介石面色苍白，赤脚着鹿皮底圆口便鞋，左右足踝处都有荆棘划伤的血痕。因翻墙跌伤，腰直不起来……
当时气候严寒，但蒋的面部尚有汗珠。他坐在椅子上，把右腿架在左膝上，不断出声长吁。我为了缓和他的神志，曾劝他镇静，但他俯首不答。我继续劝说，并给他水喝。在十分钟内，他一共喝了十多杯开水。我告诉他：“等一会儿，张副司令就来见你。”
九时三十分左右，张学良将军来了，同我握手后即询问蒋介石的状况。我陪同他到蒋的房间里。蒋见张来，神色突变，仍呆坐椅上，继续出声长吁。张学良将军对他说：“委员长，受惊了！”蒋仍不答。张继续说：“我们受全国人民的要求，发动这次事件，我们内心纯洁，完全是为国家着想，不是为个人利害打算。现在，希望委员长能平心静气，勇于改正错误，联合全国力量，坚决抗日，以争民族生存，则学良和全国人民于愿足矣。”
当张将军说完之后，蒋才呐呐地说：“你既为了国家，应先送我到洛阳，送我到洛阳再谈。”张将军继续说：
“今日之事，岂容搪塞了事。我们仍希望你勇于改过，群策群力，共赴国难。如果仍然执拗不悟，坚持己见，就只有让群众公裁了。”蒋介石一听由“群众公裁”，立即对张说：“过去我待你那样好，现在，你竟想把我交群众公裁！你既然说是为国家，你还是把我先送回洛阳再谈。”
说完后，蒋就闭目坐在椅子上，不再说话。谈话没有什么结果，张将军辞出。
到了中午，蒋忽然要和省主席邵力子谈话。我经过请示许可后，便把邵领来。蒋见邵后，神态已较为平静，我让邵坐在对面椅子上。蒋问邵：“你从什么地方来？”邵答：“从绥署卫士队队长室来。”蒋问：“钱幕尹（钱大钧）在何处？”邵答：“钱胸部受伤，已入医院治疗。”谈到这里，两人都不再说话。我当时是站在旁边的。过了一会儿，蒋要我出去。我出去后将房门打开，蒋见我这样，竟拍桌子斥责我：“我，委员长和邵主席谈话，你竟敢站在我们面前！我要你出去，你为什么又要把房门打开？”他立即起来怒气冲冲地把房门关上。我又把门推开，并且告诉他：“请委员长不要生气，我系奉命在此看守。
而且，今天的事，谁都可以听，又何必保密呢。”我刚说到这里，邵力子便对蒋说：“宋营长是委员长的学生，是军校八期的。”蒋听了以后，立即转变态度笑着对我说：“噢！我认识你！我给你讲过话，也点过你的名，还记得！
还记得！”
蒋介石估量我不会离开，便只好开始同邵谈话，他问邵：“西安发生的事情，你事先知道吗？”邵答：“不知道。”蒋听后便不再说话。邵心平气和地缓缓地对蒋说：
“今天已经发生了这件事，希望委员长仔细考虑。由于日寇的不断入侵，已经激起了国民的愤慨，如果政府还不想办法去抵抗，自然会酿成变故。现在设法弥补，尚未为晚。”蒋对邵谈的语，始终未置一词，中间首长长叹气数次……
邵去后，蒋即向我要纸笔，我取来放在桌上，他默想了一会，便给宋美龄写了一份电文。……写好后交给我，并问：“是否可以发出？”我答：“让我请示一下。”该电原文如下：
“南京蒋夫人：中正决为国牺牲。经国、纬国系我子，亦即你子，希关照。蒋中正。”①
读至此，人们也许会感到奇怪，蒋介石这不是在写遗嘱吗？有这个必要吗？因为西安事变的目的，并不是要杀蒋，而是逼蒋抗日。当然，蒋氏此举，自有其难言之隐，也是不难理解的。因为他过去积怨甚多，特别是十年内战，他与共产党誓不两立，这次被捕，落入与红军有一定联系的东北军和十七路军手里，总觉得凶多吉少，所以便写起了遗嘱，这也是不奇怪的。当然，对遗嘱的内容，在文字上说法不尽相同，而且有的还谈到，他不光是给宋美龄写了，还给两个儿子也写了遗嘱式的电文，内云：“经国、纬国吾儿：余只承认宋美龄为余唯一之妻，务望汝等以生母待之，则余虽死于九泉下亦瞑目矣！蒋中正。”
这是一点补充。几种（也许还有别的说法）电文俱在，蒋氏何意，读者可以分析判断，笔者无需多议。
下面，我们继续引录有关蒋氏在新城大楼的记述：
我把这电文交给张学良将军，张答应于当日发出。这时，蒋已极其疲乏，我劝他入卧室稍憩，并劝他吃饭。我说：“这里的饭是干净的，不会有什么意外，如果因为没有牙齿，有麦片粥，吃点还是好的。”蒋不答也不吃。我再劝他：“今天所发生的事情，是国家大事，应平心静气，设法解决，不应意气用事。”蒋听了之后，说：“如果是你们自己做的饭，吃些也好。”我便叫西安绥靖公署的厨师，预备麦片粥，蒋才吃了些。
当我和蒋说话时，南京派来的三十六架飞机正在西安市上空低飞进行示威。掠过新城大楼时，机声震耳欲聋，蒋卧床静听，问我是哪儿来的飞机。我看了以后告诉他，是洛阳飞来的。蒋听了后，面露得意之色，说：
“我估计政府飞机，一定会来西安。”
……黄昏时，张学良将军来过一次，但未多谈，只告诉蒋，因新城大楼许多不便，拟让他移居别处，蒋不同意。到了晚上十一时，孙铭九营长奉张命，来让蒋迁至亥风桥高桂滋宅。
我便转告蒋，蒋怀疑对他不利，不愿迁出。孙因奉命必须迁移，要我劝说。但蒋心存疑惧，坚决不肯。最后，我请孙入室共劝，蒋见孙腰间带着手枪，更加疑惧，向孙说：“我是行政院长，应该住在这里，其他地方，我不去。”我和孙商量，现已夜深，蒋又不肯，还是明天再说吧。孙同意了，便回去复命。蒋由于过度惊恐而彻夜失眠。……②
这里所反映的有关蒋氏被扣初期的情况是符合实际的。就说双十二事变之夜劝蒋移居之事吧，的确曾有争执。本来是出于安全方面的原因才提出这个问题的，没有丝毫恶意，可是惊魂未定的蒋介石，却认为是个危险的信号，不仅不肯走，还声称：“此处即我死处，余誓死决不移出此室。尔等二人俟我死后，可传命即以此室外大厅为余营墓可也。尔持武器入室，形同胁迫，余此时虽无武器，须知余有正气，欲杀则杀我可耳，但决不移居。”③事后还以所谓“古来忠烈，刀钜鼎镬，甘之如饴，千载下犹懔然有生气，景行既夙，应求无愧，而总理之大无畏精神，尤为后死者所宜秉持勿失”④等豪言壮语相标榜，当初被从临潼押来时“腰弯着，脚跛着，面色苍白，浑身发抖，不断地口出长气，噗噗有声”⑤的模样不见了，而今俨然成了千古忠烈、大智大勇的英雄豪杰。这气质，这品德，这形象高则高矣，只是与历史实际不尽相符，不能说不是一种遗憾。
当然，随后蒋的情绪还是有所缓和，也同意搬迁了，并移至高桂滋公馆。但若说这时已完全平静下来，那也不对，他最初仍然常常顶牛，叫喊心烦意乱。张沛汉（张将军副官）回忆说：“第二天（搬迁次日），我和几个副官去了高公馆，从门缝往里一看，见蒋介石躺在床上，神情沮丧，十分狼狈，不停地哼哼着，往日威风一点也没有了。这时，谭海副官长进了蒋介石的屋，向他敬了个礼：‘请问委员长您要吃什么？’蒋介石一看有人来了，暴跳如雷，大声喊道：‘我什么也不吃，你把张学良给我叫来，我跟他有话谈。’谭海说：‘委员长先吃饭吧，吃完饭我去给你找去。’他又喊道：‘我不吃！我是军人，我要以身许国，不成功便成仁，不放我出去，我就死在这里给你们看。’不管谭海怎么劝，他也不吃饭，差不多过了两天，他饿得实在受不了才吃饭。吃了一大碗羊肉泡馍。他知道张不会杀他，只是要求他答应抗日，他的心情也平和了……一次，谭海给他倒茶，他对谭海说：‘这是什么茶？你先喝一口。’他知道东北军将士对他恨得不得了，怕张将军的部下，背着张将军暗害他。”（孙震、王维佐、郑连芳；《西安事变前后——访张学良将军的副官张沛汉先生》）
有关蒋氏被扣西安的情况，这里所说的仅是很少的一部分，其余与张学良关系不大的从略；后期有些情况，容后再叙。我们还是再来看看在西京招待所的那批国民党军政要员被扣押的现场实况吧。
原来，在临潼枪战方兴未艾之时，以宋文梅为指挥官的特务营的一部分官兵，就直扑西京招待所了。这次突袭，干脆利落，除了国民党史料编纂委员会主任邵元冲因不明真相，企图越墙逃走，被流弹击中，不治身死外，其余人员均被扣押，无一漏脱。
宋文梅是这一军事行动的组织者和目击者之一，据他说，那天“包围西京招待所后，天已快亮。我命李锦峰（特务营一连长——引者）在外面负责严密监视，不准任何人出招待所。然后挑选十多个战士，带着他们冲进招待所内。当我进去后，又有三十多个战士跟着冲进来，迅速解除了那些军政要员及其卫士的武装。除一些女眷可以留在自己的房间里外，我们将招待所中所有的人都集中在大餐厅内，并立即进行查点。当时查到的有：陈调元、卫立煌、蒋鼎文、蒋作宾、朱绍良、蒋锄欧、蒋伯诚、陈继承、蒋百里、萨镇冰、张冲。此外，还有蒋介石的特务机关军统局的几个高级干部。
经过一再查点，没有找到陈诚、邵元冲和万耀煌等三人。我们分头在所内进行严密搜索，后由我营的班长汪国鑫在大餐厅后面的烧火室一个木箱里找到了陈诚。汪的身体非常魁梧，他找到了陈诚以后，抓着陈的衣领来见我，说：‘营长，这不是陈诚吗？’陈当时脸色苍白，形容尴尬，由于过份害怕，腿软无力。我便扶他坐在椅上，自始至终，他都俯首呆坐。万耀煌是在住有女眷的房子里找到的，他藏在他妻子房里的橱柜中。至于邵元冲，他原来住在招待所楼下南排卧室，在枪声大作时，因不明事变真相，企图越墙逃走，又不听士兵的制止，当逃至招待所西面革命公园东边围墙时，被流弹打倒。经李锦峰连长报告后，我立刻去看，邵已不省人事。我立即命令用担架将他送到省立医院治疗，但到医院不久，便死亡了。”⑥
宋文梅的回忆，使我们对五十多年前发生在西京招待所这场小小的事变的真实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但疑问也还是存在的，就说邵元冲之死吧，那时宋文梅他们对招待所的控制和包围虽不能说密不透风，却也是层层设防的，可已有相当年纪的邵元冲，怎么竟能那么快就上了招待所的墙头？陈诚也并不是个行动很敏捷的人，为什么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就到了餐厅门口，并迅速藏进了一个木箱当中？对这些，世人并不都是很清楚的。但最近由于发现了西安事变时的西京招待所住宿单，这个长期使人迷惑不解的问题便迎刃而解了。据安危在《流落海外五十年的密件》文章谈：“不久前，笔者通过海沦·斯诺夫人，得到了一张珍贵的历史证件——西安事变期间‘西京招待所逐日报告单’（即住房一览表）。国民党军政要员及其随行共四十八名，于十二月十日下榻该所。原来。在一楼陈诚住一百一十四号房间，位于楼房南部，距餐厅盥洗间较近；邵元冲住的一百一十三号房间，位于楼房东部的顶端，紧靠着围墙。蒋鼎文、朱绍良、蒋光堂、胡若愚、张冲、万耀煌、马占山、陈调元等人之所以束手就擒，无一漏网，原来他们都住在楼上。当晚在该所住宿的，还有三个外国人：美国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二百○三号房间）、张学良将军的德籍顾问（三百○一号房间）和一位美国商人（一百二十一号房间）。”⑦这，确实是个很好的证据，陈、邵失踪之谜，终于水落石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