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我们也还要看到，张学良在思想上、政治上的某些不足，在大多数情况下不是主流，近代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反帝爱国思想在他思想上仍占主导地位。而之所以如此，又实与当时的时代、社会历史环境、与他耳闻目睹帝国主义的蛮横无礼，与严重的民族危机有密切关系。
那时，年轻的张学良不仅参加了基督教青年会，不仅学业大有长进，而且在参加社会公益活动方面，也是个活跃分子。有一次青年会为赈济河北水灾举行义卖，人称大公子的张学良，也积极为救济灾民而奔波。“他着紫色衣裳，在会场往来穿梭般活跃，手拿大把物品，逢人劝购，高呼‘密斯特’，卖得最多。”④那时青年会常邀请各地名流来此讲演，这也对他启发很大，他说：“幼时对国家异常悲观，以为中国将从此任列强之割宰，无复望矣。及十四年前于辽宁青年会聆贵校（按：此系张学良１９３０年在天津对南开大学学生的一次讲演，见１９３０年１２月１１日天津《大公报》）校长张伯苓先生《中国之希望》之讲演，中有‘中国之希望不在任何党派，亦不在任何官吏，而在每一个中国人之奋发图强，努力救国’云云。予闻此大悟悲观之非当，乃立誓本个人之良心，尽个人之能力，努力以救中国。余之有今日，张先生一言之力也。”
张学良公忠体国，锐意进取，早年就致力于国家的统一富强，很有些奋发图强的精神，所以进步较快。１９１９年，他入东北讲武堂炮兵科训练，１９２０年毕业，即当了乃父的上校卫队旅长，不久，又升为东北第三混成旅旅长，授少将军衔，与郭松龄领导的第八旅混成一起，统称为“三·八”旅，是奉军中的佼佼者。又过了一段时间他由于战功卓著，被晋升为中将，成为独挡一面的第三军团军团长。
张学良跻身军阀行列，举足轻重，照说他会离人民越来越远，发展下去，甚至也会象其父那样，成为割据一方的大军阀的。然而历史的辩证法，往往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他非但没有被“溶”过去，反而走向了它的反面。早在１９２１年的赴日本观秋操中，他就表现了强烈的御侮自强的精神。那时，面对日本人的傲慢无理的挑衅行径（他们故意让他参观甲午战争时日本从中国夺去的所谓‘战利品’）张学良义正词严地正告对方：胜败乃兵家常事，今天的中国已不是甲午之战时之中国了，并明确表示：“你们日本人能做到的，我们中国也能做到，你们日本人不能做到的，我们中国也能做到，请君等拭目以待。”话虽如此，他仍不能不为中国的前途担忧，并常为此向父亲涕泣陈词，力主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他曾沉痛地说过：“余自十九岁参加内战，不论胜败如何，无不感到痛苦，因所到之处，都看到民众所受战争之苦，将士死于无意义之斗争，若为维护国权而牺牲，则何等光荣。”
在他写给在日本留学的胞弟张学铭的信中更慨然坦露心迹说：“我们要为中华民族造福，不是为个人谋荣华富贵也。”还说：“一念同是同种，互相惨杀，心中又怏怏焉，如有对外征战，则兄马革裹尸，死无恨也。”所以他表示自己“不争权夺利”，“绝不愿成为军阀”。１９２５年５月在上海发生的“五卅”惨案，使张学良深为痛惜，当即以自己工薪二千元相捐助，抚恤沪上此次死伤的学生，在致全国学生会电文中说：“痛我莘莘学子，竟被摧残；莽莽神州，人道何在；积弱之国，现象如斯；凡我国人，宜知奋勉。”并亲率奉军教导队５０００人奔赴上海，保护居民，维持秩序，慰问伤员。他郑重表示：“至带兵一层，因在津闻悉沪案发生后，外人尚纷纷征调海军陆战队登岸，保护治安，既在我国领土，鄙人亦不得不带兵来沪，保护华人生命财产。”在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面前，表现了一个爱国将领的英雄气概和可贵的民族气节。
但我们也必须看到，尽管张学良从一开始就同父亲走着一条不同的道路，反帝爱国的思想表现得较为明显，但要说这是轻而易举、或方向已经十分明确，那也不是实情。这正如张德良教授在论述张学良爱国主义思想时所说的：“反帝爱国、爱民思想，反军阀、反内战思想是产生了，然而付诸行动，由于种种原因和条件，必然是步履维艰，迂回曲折，而不可能径情直遂，一往无前。例如他是两次直奉军阀混战的实际参加者和指挥者，对‘五卅’爱国反帝运动主张‘卫国保民和平处事’，认为罢市罢工‘徒受自己损失，希先复业，静候交涉。’甚至发出布告，言及‘如有假借团体名义，破坏秩序，危害外人生命财产，为大局之障碍，招邻国之责言者，本军长为维持治安计，不得不执法以绳’。然而这一切都是张学良沿着辩证法道路前进中不可避免的现象。”⑤
笔者赞同这个客观的分析。并认为这是容易理解的。既然一般人的进步与提高，也不会在一个早上就能实现，那末，对于象张学良这样在旧军阀营垒里走出来的人，思想的转变，就会更为艰难。但有一点也是明显的，这便是达官显贵们的消极没落思想对他虽然也有影响，但他却并不消极，更不陶醉，而始终是兢兢业业的。他有理想，有抱负，顾大局，识大体，不仅对自身的修养、学习刻苦努力，对部队的训练和体育，也是非常重视的。对于那些军事训练好，而又勇敢善战的部下，他特别喜爱，总是给以嘉奖，委以重任；而对于那些平时不重视军训、不重视军容、军纪的人，就不喜欢，总是给以善意的批评。曾经当过张学良的裁缝、跟随他多年的赵新华，谈过一桩关于张学良决心驯服烈马，鼓励他试骑性子特别暴烈的“盖西北”的往事，讲得有声有色，扣人心弦，他回忆说：
“一九二八年，经我兄弟赵国栋介绍，我到东北军兵工厂庶务处制服部当裁缝。张学良将军到兵工厂视察，我见到了他。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才有幸结识了张学良将军……因我曾给少帅改过衣服，少帅挺满意，让我留在公馆内做衣服。但由于当时公馆内没有裁缝的编制，就把我安排到马匹管理所当个挂名上士，从此，我就进了张公馆，当了张学良将军的裁缝。
“一九三六年秋，宁夏军阀马鸿逵送给张学良将军一匹好马。这匹马是菊花青色，四尺多高，五、六岁口。据张学良将军说，马鸿逵送马时，说这匹马很不得了，两头见日头，中午喂一次，一天能跑八百里。在西北五省独一无二，因此人称‘盖西北’。
“张学良将军得到这匹马以后，就想找人试一试究竟。写通知下去好一阵子，却无人敢试，张学良为这事十分着急。
“没人敢报名的原因主要有两条：一是对‘盖西北’不了解，一听日行八百都发怵。第二条是对马鸿逵这个人不了解，都听说他很狡猾，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一天，刘海山（张学良的副官）告诉我说：‘张副司令找你。’我也就没加思索地去了。见到张学良将军以后，他开门见山地说：‘赵新华，你敢不敢骑“盖西北”？’我一听这话，倒吸了一口凉气’心想，这样的马我可没有骑过。可是今天少帅提出来了，我说不敢骑，不是伤了少帅的心吗？想到这，我就说：‘敢是敢，就是没有太大的把握。’张学良听了很高兴，就说：‘那好，那你就试试，骑不好也没关系，总不能老没人骑呀！’他看了看日历又说：‘今天是星期五，你做准备，下星期一试马。’并让副官通知东北军军师长和杨主任（杨虎城）邵主席（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参加。
“事后我才知道，张学良让我试骑‘盖西北’，是刘海山推荐的。”⑥
刘海山为啥推荐他呢？这是因为他知道赵的马术较高。曾制服了不少烈马，从来没摔下来过。
赵新华说：“试骑那天，我一早吃完饭，坐车来到了西安北门外的教场坝。这时候，教场坝已经装饰一新，临时搭起了布篷，做看台。篷内摆着桌椅茶点。过了一会，东北军的军师长们都赶到了，张学良将军，邵力子省长，杨虎城将军也先后到来。
“张学良将军一到就问：‘赵新华来了没有？’副官们都说：‘来了，来了’。这时‘盖西北’已被马匹管理所的人牵来了，鞍子已经备好。我过去一试，觉得蹬皮有点短，就对少帅说了。张学良将军马上打发人坐他的汽车回去，把我常用的鞍子取来了。
“一切都准备好以后，张学良将军就让我上马，我心里有点发怵，就说：‘请长官们先上马吧，我后撵。’
“‘盖西北’一看别的马跑了，就有点急躁，前蹄直刨地，挺胸抬头，霍儿霍儿乱叫。马匹管理所的两个人紧忙帮着，一个人为我拉马，一个人为我拽蹬。我一手抓住缰绳，一手抓住马鬃，左脚认上蹬，便飞身上马。谁知道这一瞬间，那马就蹿出去了，我一屁股坐到了鞍座后头。我一看不好，连忙抓住鞍桥了，一挺身才骑到了鞍座上。随着，右脚也伸到了马蹬里。这时，心里才刚刚有了一点底。这马跑起来，两只前蹄都超过了耳朵稍，真象飞一样，耳边风呼呼直响，把我的帽子都刮掉了。只是一会的功夫，就把军师长们一个一个地甩到了后边……下马后一打听，才知道这个镇子叫草滩镇，离西安城八十里地。
“过了好长时间，那些军师长们和少帅他们才陆续赶到。大伙看我平安无事，都说我骑术好。张学良将军也称赞了几句。……”⑦
讲实效，敢碰硬，不示弱，张学良的这种性格一如乃父；同时，由此事也可看出，他虽然少年得志，却并不自傲，而是待人诚恳，平易近人，不摆官架子。“在东北讲武堂学习时，郭松龄当过他的教官，每次郭松龄旅长到‘总办’来，张学良总是亲切地称呼他郭老师，问长问短，虚心请教，并且一块前往北大营视察部队。张学良还经常到工厂车间参观，主动和工人们打招呼，了解工人的工作和生活情况，有时同飞行员掰腕子，谈笑风生。”⑧所以他的部下都喜欢同他接近。皇姑屯事件后，他继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成为东北军的主帅，仍保持这种平等待人，关心、爱护部下的作风，据原东北军少将行政处长卢广绩回忆，当年他曾当面提出少帅缺乏老帅对待部下那种威严时，张学良不以为然地说：“当年老帅部下多为武人，文化不高，对老帅有盲目崇拜心理。所以老帅对他们有失当之处，他们也不介意。今天不同了，你们都是知识分子，出身、教育都与老帅部下不同。你们都有自己的主张和见解，有自尊心，我现在对你们也象老帅那样，你们受得了吗？如受不了，又怎样精诚合作、共图大业？”
“他（少帅）又举例说：‘有一次吴督办（黑龙江督办吴俊陞）来给老帅拜年。他磕过头，对我们这些晚辈说：‘过年了，给你们每人一千元押岁钱。’说着就给我们掏钱。这时，在一旁的老帅看见，把脸一沉，生气地说道：‘扯他妈拉巴子这个干什么？有这个精神头，把黑龙江的事情好好办办，就比什么都强了！’吴督办听后，立即给老帅磕头。忙说：‘大帅别生气，我一定照大帅的话去办。’说完乖乖地退了出去。老帅的举动，使我们在场的人都觉得下不了台，可在那时就能行得通。现在对你们也采取这种态度，大家想想，会引起什么后果。”
张学良为人正直，性情豪爽，有正义感，也很精明。他不仅处处关心，体贴部下，也非常爱惜人才，任人唯贤。对部下一惯开诚相见，用而不疑，放心信任，而不管你是从那里来的。他不搞拉伙结帮、勾心斗角，疑神疑鬼、小鸡肚肠那一套，而是虚心纳谏，广开言路，比较讲究民主。所以在那时，他确也团结了一批政治、军事人才和有识之士。卢广绩谈到，有一次张学良曾感慨系之地对他说：“‘中国之所以落后，屡遭外国侵略，不重视知识和人才，是重要的一个方面。’还说‘前些天在武汉抓到一个共产党员叫潘冬舟，这个人通六国语言，很有才华。这样的人，中国还极少。如果用其所长，一定能为国家做出很大的贡献。可是，就因为他是共产党员，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就非杀不可，甚至连我出面保了几次，都遭到（蒋介石）拒绝，最后还是被杀害了。’言下不胜惋惜。”⑨
潘冬舟，亦名玉华、文郁、问友，他是“共产党员。一九二八年被捕自首后，翻译《资本论》，第一章第一节曾单独出版。以后，中共北方局军委派人推动他为党工作，并且通过黎天才推荐给张学良，作情报工作并争取张学良。潘有才华，受到张学良器重，任他的秘书。一九三四年中共顺直省委被破坏，叛徒供出了潘文郁（也有人说是因他泄密被发现），蒋介石向张学良指名要潘（张为潘开脱，遭蒋申斥——引者）。张学良让蒋孝先派人来监督，一九三五年在武汉枪决了潘文郁。同时，按潘的要求，把他夫人和两个孩子送回湖南原籍。张厚赠了遗孤。”⑩
其实，张学良爱惜人才，岂止是潘冬舟，他与爱国将领王以哲的结识也是耐人寻味的。
原来，一八九六年出生于吉林省宾县（现属于黑龙江）的王以哲，是从保定军官学校第八期步兵科以优等成绩毕业后回到东北的，打算加入东北军。可是因他在沈阳举目无亲，跑了多天，却毫无结果，于是，他采取了向张学良写自荐信的办法，以求帮助。“信云：‘目击日寇纵横，国势危殆，举凡有爱国心的青年，莫不发指。个人身为军人，且系东北人，不忍坐视，故于保定军校八期毕业后，来沈阳投效东北军。经连日奔走，无人受理。似乎偌大的东北军已经人才济济，连一个小小尉官都容纳不下了。然而我看到的是：东北军军纪不整，扰民特甚，为军官者不知其兵，只知吃喝嫖赌；为兵者以老百姓为豕狗。个人固不敢誉为贤者，但在正规军事学校毕业，学有专长，还抱着一颗杀敌报国、整军爱民的决心，回到家乡，自谓当一名下级军官尚可充数其间，不料今竟穷困潦倒于旅途之中，食宿皆成问题，望钧座量之而处之，能用则用，否则请速赐回音，以绝留恋之念，俾别作打算。’
“王以哲以为这种批评性的自荐信，不会有多大希望，正准备行装，投奔他乡，不料当天晚上，张将军即派人来领见。他真没有想到张学良能听逆耳之言，而又如此之快地召见了他。将军接见了王以哲之后，当即委王为东北教导总队第一期中尉排长。王上任后尽心竭力，其所带之排，成绩突出，学术科考试成绩为全队之冠。第二期开学，王被提升为上尉连长。他被提升如此之快，遭人嫉妒，诬他为‘标新立异’，他的严格要求竟被诬之为虐待学生。张将军为了查明真象，亲到教导队视察，举行操场教练、野外演习、实弹射击和刺杀等测验，王以哲连的学生成绩又为全队之冠。张将军非常高兴，喜得王以哲这样一个干才。在检阅总结大会上，张严厉谴责了诬告王以哲的人，并当着大家的面，把诬告信销毁。鼓励王以哲大胆地努力去干。他说：‘成绩就是你工作的一面镜子，诬告信就是对你的表扬书！’
“教导队第三期开学，王以哲升为少校营长。时值郭松龄反奉，又以教导总队为基干，编成一个师，把教导总队三个营编为三个团，王以哲由少校营长提升为上校团长。不久张的卫队旅长姜化南在张家口遇难，张又提王以哲为卫队旅少将旅长。张对王的晋升，大都在力排众议的情况下，不到六年即被提升到旅长、将军衔。一九三三年擢升为东北军六十七军中将军长。以后王以哲又成为张将军联合红军的最得力的助手……”⑾
由上可知在张学良身上，确实具有不少优秀军人所具有的优良素质。但是从另方面看，笔者倒认为他实际也并不是一个理想的将军型的人，有人说他是儒将，不是没有道理的。也许他当初干别的事会更好些。因为他心地善良，极富于同情心，一向把别人（如蒋介石等）或官场看得过高；他重然诺，讲义气，易轻信，有时甚至很天真；他一向笃信和为贵，对于那些无休止的内战，他是十分反感的。但对于普通的老百姓和爱国青年，却非常关心、体贴、爱护，而从不耀武扬威，耍大官威风。早年曾是张学良创办的东北大学学生的吴景勋在一篇谈张学良早年轶事的短文中，讲了少帅的往事，其中有两件事特别使人难忘。一件事是：
一九二三年清明，早六点左右，私立奉天三育中学师生前往北陵旅行。大家分乘几辆马车，迤逦前进。由于头一天下了场小雨，石头马路崎岖不平，低洼处积了一些泥水，马车走得很慢。途经工业区时，将近八点，路窄人多，街面异常拥挤，同时前边还有个挑灯罩的老头，在泥泞中缓慢地走着，马车夫更不敢快赶了。
这时，一辆汽车从后面徐徐开来，车内前边左侧坐着一个西装青年，右侧坐着一个武装军人，后边有些眷属。表兄彭长祺认得西装青年，忙说：“你看，少帅自己开车。”汽车在灯罩挑子旁边慢慢驶过时，传来一阵“唏哩哗啦”响声，原来是汽车的尾巴刮着了灯罩挑子，所有的灯罩完全“报销”了。老头愁眉泪眼，唉声叹气地站在泥水里；行人围上来，七言八语地说着。道路堵塞了，我们的马车前进不得。
那辆汽车也停在路旁，车门响处走下来一个全副武装的军人，手里拿着点什么，他分开人群走到老头跟前说：“挑着灯罩也不靠边走……怎么办？值得多少钱？”“我这是三块多钱的本儿。”老头颤声地回答。“给你，这是二十五块钱，少帅赔你的。”军人一边说着，一边把手里的钞票递给了老头。“啊！”老头接过钞票，破涕为笑地说：“谢谢少帅……少帅真好！”“你昨晚上做好梦了……”军人笑着跑步回去，汽车开走了。
人群中不知道谁说，“你老头儿，今天真走时气，遇着了少帅！”“损失赔偿，少帅讲理。”“这是六、七倍的价钱呀！”“他有的是钱，还在乎这点儿？”“那可不一定，有钱的人，吝啬的多着呢！”“少帅恤老怜贫嘛！……”老头小心地揣好了钞票，高兴地走了，周围的行人也散了，我们的马车这才向北陵继续前进。⑿
另一件事是：
“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大学校址在北陵南边，新开河北岸。全校四个学院三千多学生，大都在校住宿。每天晚饭之后，同学们常常三五成群地到北陵丛林间散步。
记得那是一九三○年春夏之交的一个傍晚，我和几个同学走出西校门，朝北陵方向走去。路过北陵别墅时，见校长张学良将军在几个卫兵护卫下走出大门。
“去、去，远点、远点！”一个卫兵指手划脚地向我们吆喝着。校长看我们佩带着东大校徽，忙说：“别、别，让他们来。”并笑着向我们招手。
我们走过去行了礼，祝了晚安，然后随他往陵里走去。恰好前边有一套石桌、石凳，“我们坐下聊聊。”校长说着，首先坐下，并示意我们都坐下。“你们是哪个学院的？”“文法学院的。”“功课忙吧！”“不太忙。”
忽然一位同学欠起身来说：“校长，我们部队在外县驻防，可以占用农民耕地辟做操场吗？”“不可以，你是哪县的？”“法库县的。”“把详细地址和部队番号写下来。”
他写好后把纸条交给了校长，他略看一下，揣在衣袋里。
“我家经济挺困难，还靠着这块地出钱供我上学呢。”这同学红着脸低声地说。“啊，啊，好，好。”校长点头答应着。
该上晚自习了，于是我们告别了校长。路上这同学自言自语地说：“校长真能管这件闲事吗？”“他公事挺多，那可不一定。”另一个同学漫应着。
过了几天，传达老艾推开宿舍的门说：“先生来信了。”这位同学接过信拆阅后，高兴地站起来，笑着说：“部队把地退回来了，还向我父亲道了歉。校长说话算数，真办事！”……⒀
时光如水，往事历历，从那时至今，转瞬间已过了半个多世纪。想张将军爱国获罪，长期幽囚，无比痛惜。但历史在发展，时代在前进，一切违背历史发展规律的事，总是不得人心的，只有顺应时代潮流，推动历史前进的人，才特别使人怀念。“谢谢少帅”不是普通的话语，而是人民的衷心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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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④ 王益知：《张学良外纪》，载《社会科学战线》１９８５年第３期。
⑤ 张德良：《论民族英雄张学良》纪念西安事变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未刊稿。
⑥⑦ 赵新华口述，孙震、何再治整理：《往事的回忆》，载《沈阳文史资料》第九辑。
⑧ 傅德口述，傅庆云整理：《勤务兵的回忆》，见《在同张学良相处的日子里》，辽宁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０月出版。
⑨ 卢广绩口述，薛景平整理：《回忆张学良将军》，载《沈阳文史资料》第十辑。
⑩ 张魁堂：《张学良是怎样走上联共抗日道路的》一文注释，未刊稿。
⑾ 高存信：《白山黑水忆将军》，载《在同张学良相处的日子里》，辽宁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０月出版。
⑿⒀ 吴景勋：《轶事二则》，载《在同张学良相处的日子里》，辽宁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０月出版。
张学良传--早年的战争
早年的战争
从张学良早年的经历中，不难看到，作为一个自幼处于“东北王太子”地位，年纪轻轻就带兵打仗的年轻将领来说，他能虚怀若谷，团结部属，并始终保持清醒头脑，不随波逐流，确是难能可贵的。但他的不同凡响处，还不止此，在瞬息万变的政治军事斗争中，他也是敢作敢为、雷厉风行的。据说，他有一把刀，那是大帅的珍贵遗物，他很喜爱，一直把它带在身边。这刀做工精致，锋利无比，刀柄上有一行字，写的是：事到临头须放胆。他很欣赏这句话，而且看得出来，这对他以后的行动也不能说没有影响。
但张学良并非鲁莽之辈。他多思重谋，机敏坚定，终于成为奉军中一员饶勇善战的优秀将领，并在两次直奉战争中显山露水，开始引人瞩目了。
第一次直奉战争发生在１９２２年，不过它的起因却早在两年前就出现了。“一九二○年曹、吴倒段之役，由于当时总统徐世昌的袒奉，奉军进关，唾手而得京津，不但军事上坐收瓜分段派边防军的好处，而且政治上又使亲奉的梁士诒得以组阁。曹、吴看在眼里，恨在心中，而一时无可奈何，因此乃有一九二二年的第一次直奉战争和奉军的失败。”①很明显，那时曹锟、吴佩孚与张作霖的矛盾，还是权利之争，因为“自一九二○年直奉两方联合打倒皖系以后，共同的敌人没有了，从而双方又发生了新的矛盾……总的说，直系扩张了陕鄂两省的地盘，而江苏又和直系接近（江苏督军李纯暴毙，直奉双方争夺他的遗缺，亲直系的齐燮元当了江苏督军，使奉方大为不满——引者），这使奉系很不甘心，甚至组织反直同盟，其中赵倜，卢永祥和旧交通系的首领梁士诒等是这一同盟的重要分子。”②经张作霖举荐，梁士诒是这一年的十二月二十四日做了内阁总理的，因为他有那样的背景，上台之后自然处处向着奉系，为使其进一步发展军力，曾积极为之筹款。后他的内阁又“有以开放盐行、管理缉私为条件借款九千万之事”，遭致吴佩孚的公开反对，吴通电指责梁的借款是卖国行为，并联合苏、鄂、赣、鲁、豫、陕六省督军省长电请徐世昌速免梁职；同时声称在梁未下台前，他们将采取不合作态度，拒绝接受梁的任何命令。这么一闹，梁的日子固然是不好过的，张作霖也觉得脸上无光。其实，吴佩孚反梁还并不是重要的，他的主要目的还是反奉张，要夺权，他们当然很清楚，梁士诒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关键还在于他的后台张作霖。张作霖不甘示弱，遂以“保卫京畿”为名，发兵入关，并也公开指斥曹、吴作乱，破坏统一。直系军阀也不相让，驰电回击，内中有“大浩之篇，入于王莽之笔，则为奸说；统一之言，出诸盗匪之口，则为欺世”等语。张作霖闻知，火冒三丈，于是在１９２２年的四月间，双方便兵戎相见，互相攻杀起来。
战争初期，奉军凭着兵多将广和锐不可挡的士气，曾连连得手，打了一些胜仗，尤其西路长辛店一仗，直军大败，几乎不可收拾。可是后来直军忽然反攻过来，并且攻势甚猛，奉军措手不及，有的地方还被抄了后路，终于溃不成军，竟被直系军队打败了，而且，还败得很惨。如果不是张学良和郭松龄率领的新军比较得力，在危急关头，连打了几次顽强的狙击战，张作霖的很多军队只怕是连退路也都会被截断，退也无处可退了。这不能不使称雄一时、纵横无阻的张作霖大为震惊。一想到他的几十万军队竟被吴佩孚这后起小辈击败，就又气又恨，心中象翻了个五味瓶，使他坐立不宁。
但毕竟，这次的败北，也使张作霖那发热的头脑开始冷静了点，他不能不重新估价他的张家军的战斗力了。但是不是直系军队就很强大，或者象有些人所说的，直军的胜利，是由于吴佩孚指挥有方、神机妙算的结果呢？那也不是。奉军的失败，自有其致命的弱点，这是不消说的。但直军的胜利，却也有一定的偶然性。
在这次战争中，曾任直方张锡元参谋长的孟星魁就认为“直军的胜利出于偶然和侥幸，还是借重于冯、张等部的客军。”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战争开始时，直军打得并不好，因为当时吴佩孚怕驻防河南的赵倜发生动乱（赵与奉张有旧，有二心），住在洛阳不敢动。直到陕西的冯玉祥（当时属于直系）出了潼关，并派张锡元和李呜钟两个旅先行到洛阳后，他才到了前线，并又急电张、李二旅星夜北上。本来，西路奉军得胜，直军已败，现在援军到达，便又重整旗鼓，“张旅加入西路正面出击，李旅则从大灰厂拊奉军之背。奉军方面认为直军已无力作战，有些麻痹了，现在看到大批直军忽然从正面打了过来，而且还有伏兵抄了他们的后路，被弄得莫名其妙，以为是中了直军之计，于是张景惠下令全线撤退……吴佩孚即令张锡元之旅迅速前进追击，进入天津。这时京津间消息不通，因为东路奉军受西路败退影响急向后转，把铁路电信都破坏了，因而京津隔绝。这时直军实际前进到天津的只有张旅，而奉军不知，几乎草木皆兵……”③
张作霖这一次是栽了个不小的筋斗。而且，偏偏还祸不单行，因为奉军战败，直军又占上风，总统徐世昌又变了脸，下令免除张作霖本兼各职（即东三省巡阅使，蒙疆经略使，奉天督军兼省长等）要把他赶下台。但这时已今非昔比，张作霖在东北大权在握，凭一纸手令就罢他的官，也不是那么容易。命令发布不久，东三省议会便出面举荐张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干脆宣布东北“独立”了。
但由此事，他也意识到，年纪不饶人，看来自己的锐气已不如当年，思想、眼光也都太陈旧了；军队的武器装备虽然不错，但缺乏训练，纪律不严，还是“妈拉巴子是免票，后脑勺子是护照”那一套，那能不碰壁呢。还有，过去他总认为，象张景惠、吴俊陞、孙烈臣、张作相和汤玉麟等，都是跟着他一起打天下的患难弟兄，是他的得力干将；而象儿子张学良以及杨宇霆、韩麟春、姜登选、郭松龄等新派将领，则毕竟稚嫩，是不能与前者相提并论的。可是这次作战，有两件事使他的看法不能不有所改变了，原来“一九二二年的直奉战争，奉军旧派的军队在长辛店作战，新派的三、八旅在杨柳青以西作战，结果长辛店方面的旧派军队溃不成军，而杨柳青以西的三、八旅则虽败而未溃，这是一件。另一件是王文升团在山海关的浴血奋战。原来奉军在长辛店和杨柳青战败以后，直军以破竹之势直追到山海关，满以为一举可以捣毁奉张的老巢，不想到了山海关石门寨之线，突然遇到三、八旅中王文升团的猛烈抗击。王部战斗力强，远远超出曹、吴意料之外。结果虽然王文升团长阵亡，全团官兵也损失甚重，但毕竟阻止了直军的攻势，稳住了整个奉军的阵脚，迫使曹、吴不能不有所顾忌而接受了和议。这两件事不但博得了张作霖的特殊赏识，并鼓舞了新派的信心，而且也使旧派相形见绌，不得不在军事上有所退让。因此以后的整军经武，实权大部掌握在新派手中，并逐步深入到旧派军队，使旧派军队也起了变化。所以全部整军经武的过程，其实也就是新派抬头和壮大的过程。”④正是由于在奉军中有了这种新的变化，所以有一天张作霖才特地把儿子张学良找来，商量对策。
在平时，父子俩兴趣爱好不同，有些谈不拢；加之张作霖脾气暴躁，张学良对他不得不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但经过这次战争的失败，张作霖觉得自己过去轻视新军是失策了，所以一改过去那种过于自负的姿态，进而态度亲切，比较重视张学良的建议了。因为他知道儿子机灵，带兵打仗有经验，这次虽然也没有打赢，但他和郭松龄的新军表现不错，他们临危不惧，败而不乱，这就很难得。而自己呢，却还是老一套，动不动就是“他妈拉巴子，你们好好地干，干得好，我除老婆子，不给你们，什么都会给你们”，动不动就是“哥们兄弟”、“有脑袋算一个”、“为朋友两肋插刀”或“脑袋掉了碗大个疤”等，这显然是太落后了，得有高招，弃旧图新才行啊！
张学良理解父亲的心情，但却不同意在短期内再出关作战，他婉转地向父亲进言：“世上常胜将军少，您不是也常说胜败乃兵家常事吗？军队打仗，总是有胜有败，打胜了的，不一定就是最强大的，因为胜败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失败了的，只要好好总结经验教训，秣马厉兵，枕戈待旦，就能变弱为强，转败为胜。”
“嗯，对对！”张作霖面露喜色，觉得儿子果然颇有见地，所以连声说：“这你算说到爹心窝里去了，爹盼的就是转败为胜，以雪我奉军之耻呀！今天爹把你找来，就是让你帮爹出主意，这你还不明白吗？”
张学良想了想，胸有成竹地说：“这我明白，叫我看摆脱困境并不难，我们奉军并不是不能打仗，问题是缺乏严格的训练，必须下决心整军经武，选贤任能，使它的面貌有一个大的变化才行哩。”
“嗯，对对！”张作霖越听越觉得儿子说得在理，就象忽然获得了什么灵丹妙药似的，急切地问：“你刚才说什么，要整，整……”
“整军经武。”
“对对，整军经武，这又怎么讲呀？”
“整军经武就是认真整顿和训练军队。”张学良见父亲对他的谈话发生了兴趣，心里高兴。但看他连整军经武这个名词都完全茫然，又不免有些悲哀；不过这点他没有表现出来，还是很谨慎地说：“只是这整顿和训练与平时一般的操练不同，它不是简单的竞赛，也不是只图个表面红火，而是要提拔优秀青年军官，充实军事人才，要有一个硬实的班底儿。总之，是要从根本上改良军队、提高军队的战斗素质，要有通盘考虑和详细计划才行哩。”
“嗯，对，好主意，好主意！”因为吃了过于自信的亏，张作霖现在觉得儿子的话十分入耳，所以赞不绝口：“你小子既然早就胸有成竹，为啥不早说呀，你关于从根本上改良军队的想法很好，我们不就是靠军队起家吗？如果军队散了架，咱们的江山也难保，所以你提出要整顿军队，我很高兴，这事该怎么个搞法，你心里大概有个谱吧，快说说看。”“好。这事我是曾经考虑过。”张学良说，“不过，还很不成熟。我初步设想，当务之急要是致力于建设诸军、兵种合成部队，训练好队伍，改良武器，加强空军，筹建海军，并搞好炮、工、通信等特种兵培训和军工生产，不知您同不同意这样做？”
“同意，同意！”张作霖觉得儿子的主张颇合他的心意，所以满口答应了：“就照你说的办，你下去好好合计合计吧，咱们趁热打铁，说干就干！”
这以后，张学良在杨宇霆、郭松龄等新派将领和一些老臣宿将的帮助下，用两年时间，对奉军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整顿。原东三省巡阅使署撤销了，改为东三省保安司令部，下设东三省陆军整理处。当时，陆军整理处总监是孙烈臣，副监是张作相、姜登选，张学良为参谋长。由张作霖兼堂长、张学良兼任监督的东三省陆军讲武堂（这是一所老军校，初创于１９０６年，在它的早期和中期还不很完备，规模不大，到张学良统治东北时，才有了较快的发展），也是整军经武中的重要机构。它是专门培训军官的，是当时东北地区的最高军事学府。肖其煊任教育长。暂编陆军第八旅旅长郭松龄也参与讲武堂的领导和建设工作。那时，为统一东北军队的编制，大力整顿陆海空三军，同时开办了各种训练班。
那时，积极参与整军经武领导工作的，除张学良、郭松龄、肖其煊等人外，还有一批从保定军校转过来的优秀毕业生。他们中不少人为振兴东北军作出贡献，并成为军队的骨干，原东北军军长何柱国就是“在这里任职时比较认真负责，博得好评，由此逐步得到张学良的赏识和信任，最后成为张学良手下的重要干部之一。”总之，在这个时期，为使奉军改变面貌，张学良是出了大力的，他虽然只是参谋长，但许多重振奉张军威的决策是他提出的，他实际是居于统帅领导地位。
经过几年认真的整顿和编练，奉军中一批有真才实学的新派军官陆续担任要职，对士兵的训练也加强了，并建立了一支拥有飞机三百架、军舰二十余舰的相当强大的空、海军劲旅，这都是当时国内各地军阀所无法相比的。
总之，那时张作霖听从了儿子的劝阻，没有马上再入关作战，但要向吴佩孚报这一箭之仇，他是时刻不忘的。那两年，他除了大搞整军经武、养精蓄锐外，还派人与广州护法军政府大元帅孙中山和住在天津的皖系军阀段祺瑞及浙江提督卢永祥联系，结成“三角同盟”，并策动冯玉祥倒戈，使他脱离直系。在这前后，孙中山不仅与张氏父子有书信往来，也见过面。当年曾亲自接待过孙中山的另一位使者伍朝枢的何柱国谈及此事时说：张氏父子与孙中山的联系，是由姜登选两次派人去见谭延闿，谭派人回访，然后再以张作霖名义派韩麟春去广州正式拜会孙中山（随同韩麟春前去的还有张作霖的副官处长即袁世凯的女婿杨毓珣）。孙中山先派汪精卫等来东北与张氏父子商议讨伐曹、吴的大计，随后又派伍朝枢来东北进一步促成讨伐曹、吴的实现。在谈到汪精卫的东北之行时，他着重提到：
汪精卫是一九二三年秋来到东北的。直接接待他的是张氏父子和杨宇霆、韩麟春、姜登选等人，我只能从张学良和姜登选等口中得知一些情况。以我所知，汪精卫此来不是普通的拜会和联系，而是奉孙中山之命前来商议讨伐曹、吴的大计的。据说汪精卫首先提出军事方面的方案，即提出由南方革命政府下令讨伐曹、吴，从南方出兵北伐，用以牵制长江以南的曹、吴军队，而由东北进军关内，直捣北京，这样南北夹击，打倒曹、吴。
东北当局完全同意南北夹击之议，但强调分头进行，意思是各自发动，彼此不必有统属关系。不过这一点双方皆未明言，而心中却都领会，可以说是无形中取得了协议。汪精卫接着又提出政治方面的方案，即提出讨伐曹、吴胜利后如何召开国民会议解决国家的统一和建设的问题。当时张氏父子心目中最主要的是在军事上如何打垮曹、吴，至于打垮曹、吴后如何解决政治问题，其实胸中尚无成竹，经汪一提才觉得问题重要。因此张氏父子的回答是含糊的，大意是说只要打得垮曹、吴，什么都好说，既未明白表示赞成国民会议，也未明白表示反对，所以这个问题只能当作是个悬案。⑤
对于汪精卫的出使东北，张作霖很重视，不仅进行会谈，还隆重欢迎。他曾对宁武说：“汪精卫我也久仰了。我想隆重地招待他们一下，表示重视孙中山的代表，做给日本小鬼看看。这差事就交给你办。”⑥当汪精卫、路孝忱抵奉时，张曾盛宴欢迎，气氛热烈：
张作霖在将军府大厅摆下了酒宴。整个大厅张灯结彩。他身穿大礼服，笑呵呵地等候着贵宾汪精卫的到来。
他不时向秘书长催问他邀请的东北各界人士到齐没有？
还不时地说：“这些家伙是羊屙粪蛋离离拉拉。”……
汪精卫由姜登选、韩麟春陪着走进了客厅，掌声象一阵暴雨似地泼过来。汪精卫穿身闪亮光的黑色西装，衬领、领带、笔直的裤线，可以说是衣冠楚楚，一表人才。
他从大厅中间往主宾席座位跟前走，手势扬得不高，但使站着的高矮个头的人们都能看见。脸上不卑不亢地微笑着。今天这盛大的欢迎会，出乎他意料之外。他在心里猜度：一介武夫张作霖，对他这般出格的热情欢迎，究竟是何居心？
张作霖迈着小碎步迎上前来，握住汪精卫的手说：
“欢迎，欢迎！欢迎大驾光临我的奉天。”
汪精卫很灵敏，用眼睛的余光瞟着张作霖弯腰的角度，寒暄地说：“见到雨亭将军，感到荣幸，荣幸。”他看着讲台，用心地听着张作霖说多少句，他好回答相同句数的答谢词。他在生活中有着自己的独特逻辑。
张作霖走上讲台，拿着秘书写好的欢迎词，大声地念出第一句：“值此金秋之际，”他从来不习惯念讲话稿。
秘书长说，汪精卫是个文明人物，讲究这一套，张作霖才浑身长刺似地来当众念书。谁知他刚念出头一句，不知怎么顺嘴说出：“快到八月节了吧？”他又回头问秘书长：“还有几天吃月饼？”秘书长赶忙说：“还有十三天。”
张作霖笑笑又说：“关里关外，我的奉天和汪先生的广州也都吃月饼吧？”他在台上伸脖向汪精卫打招呼。汪精卫微微点下头，这下子把张作霖讲了几句全忘了。最后张作霖总算吭哧瘪肚地把讲话稿嘟囔完了，也说不清自己诌上多少句。
汪精卫走上讲台，掌握好了腔调的抑扬顿挫，说：
“我向欢迎我的你们，致以崇高、热烈、光荣而荣幸的感谢。为革命的发展、进程、前途、希望，来到欢迎我的你们的东北三省的奉天。今朝南北联合讨伐国逆，实乃古今绝唱……”在热烈掌声中他致了答谢词。
接着碰杯喝酒一番热闹。当天三点就在将军府会议室举行了双方商谈。
汪精卫手里不住地摆弄一支漂亮的钢笔大讲了一通对曹锟、吴佩孚之流的讨伐。他说：“我们的意见，是先由南方革命政府下令出兵北伐曹锟和吴佩孚；由奉天革命政府出兵关内，直捣北京，以收南北夹击之效。”
张作霖满心眼儿喜欢汪精卫称他的奉天为革命政府，他同意南北夹击。他用两只手不住地比划，又不住地把胸脯拍得山响。他强调各自发动，彼此不必有从属关系，意思是不愿当孙中山的配角。
汪精卫提出……召开国民会议，解决国家的统一建设问题。
张作霖听到这里，摆手让端出奉天稻香村、老稻香村、老老稻香村三家驰名果子店做的月饼，亲手抓起一块递给汪精卫。他先咬了一口含在嘴里，边嚼边说：“我的奉天和汪先生的广州，是象月饼一样团圆。”说完又咬了一口。
汪精卫眨眨秀气的眼睛紧盯着问：“召开国民会议，是为全国团结统一，不能象月饼，咬下一口就不圆喽。”
张作霖哈哈大笑说：“吃到肚子里就团圆统一了。”又连喝几口水，涮得满嘴哗哗响。他含糊其词，故意不作正面回答。他根本不想召开国民会议，而是想奉军二次入关占领北京，由他张作霖把持政权。经过几次商谈，张作霖同意帮助广州五十万元军费。他再三地要广州的北伐军每到一个地方要先和他打声招呼。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