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在北行的专车上，夜不成眠的张作霖正心乱如麻，辗转床榻。忽闻卫兵通报：‘吴督军专程迎接大元帅，就在车下。’他一骨碌爬起，疾步迎到车门口，只见矮笃笃的吴俊陞果然昂首挺立在灯影黯淡的月台，张作霖急忙挽住吴的双手，把他拉上车来。”⑾
火车在山海关稍事停留，又“咣咚咣咚”地向前奔驰。车抵皇姑屯车站时，奉天警备司令齐恩铭等也登车迎接，似乎一切都很正常，平安无事。不料，在六月四日黎明，当列车呜呜地鸣着汽笛，沉重地喘息着，快要到达奉天的时候，却发生了严重的爆炸事件！
原来，那时“奉天至关内的铁路象一条被降住的鲇鱼，被几张网给兜住了，没有办法只好从高高的中东铁路的胯下钻过去。这两条铁路的交叉点，象一把大剪刀，迎着大元帅的专车。这里是三洞桥，活似一个巨人叉开了两条大腿，叫你从胯底下钻过去，谁走到这里都感到在受胯下之辱。
“专车载着‘关东王’张作霖大元帅，也得钻这三洞桥，受胯下之辱了。专车前头压道的卫队列车钻过去了。
“这时，张作霖从专车的窗子稍微探出了一点头，他看见了奉天总站的彩旗在迎风飘扬，而且还隐隐约约地听见了军乐队的奏乐声。于是，心里便格外高兴起来。他拍了拍老把兄吴大舌头（吴俊陞——引者）的大肚子说：‘哎——总算到家了。’
“……专车的车头钻过桥了，就在这第七、八、九节车厢刚好装在三洞桥中间的一刹那间，突然轰隆一声巨响，南满铁路的桥梁塌下去了。当时整个奉天城象地震了似的猛地晃动了一下。
“在奉天总站周围，这一声巨响，把附近的奉天纺纱厂机器上的棉线条一下子全震断了，比用快刀子割的还齐刷；在西北市场吃早面条的人，碗里的热汤面条连碗一起扣在了脑袋上；三洞桥周围的上百棵大杨树上的叶子，一下子全震下去了，比人摘的还光，附近住户窗户上的玻璃，没有一块不被震碎的，距离较远的洗澡塘子，池子里的热水也被震得泼了出来，烫伤了不少早晨洗澡的人。
“炸起的那根冲天的烟柱，在砖城里的人们都能看清。
“整个专车，在冲天的烟尘暴土中，塌了架。那冒起的烟分四个颜色：红的是火，黑的是烟，白的是汽，灰的是土。这几股烟尘杂物搅在一起，里面有生命，里面有作为一代风流人物的张作霖。说来他出身绿林，位至大元帅，富贵尊荣，盛极一时。但在这硝烟尘雾中，他究竟怎么样了呢？”⑿这还得从头说。３月３日专车从北京出发时，上面坐了不少日本人，可是在天津，山海关等地都有下车的，当列车行至新民站时，随车来的日本人只剩下一个仪峨诚也，其余的全都溜掉了。此公为何如此沉着，他是不知情呢，还是个不要命的“陪绑”者？这里姑且不论，不过，从各种迹象看，对于此人尚在车上的事，关东军并不是不知道，他们之所以仍然不顾一切地要干到底，据说是因为此事至关重要，因而“决定以国家大局为重，就是牺牲仪峨这个人也在所不惜”。这个新的动向，即日本人纷纷下车的事，有人曾向张作霖报告了，却未引起他的注意。
当火车似乎一路顺风地到达离奉天城不远的皇姑屯老站时，张作霖的老友莫德惠、张景惠也到车上迎接大元帅，并随车而行。总之一切的一切，都显得一如往常，谁也料想不到，在火车从那里又往前开出三百多米到达南满铁路和京奉铁路（一在桥上，一在桥下）交叉口时，突然发生了猛烈的爆炸，顿时，硝烟弥漫，列车被炸得四分五裂，吴俊陞显然是被强烈的气浪从车厢内抛出去了，他“被一硬东西扎入头部，脑浆外溢当即死亡。张作霖被炸出三丈余远。温守善（张的随行人员）被埋在碎木下面。莫德惠、张景惠受轻伤，日本顾问荒木刚由蓝皮车踏入花车一只脚，就被炸倒受了轻伤。六太太住的包房着火急喊救命，被卫队救出只烧了脚趾。温守善清醒后，挣扎爬出碎木，站起来，不顾伤痛寻找张作霖。看张仰面躺在铁轨南侧，急忙将张抱入怀中，见他咽喉处有一大窟窿，血如泉涌淌满衣襟和地上。温守善从裤袋里拉出大绸子手绢堵在张作霖的伤口上，正寻找人时，张的三儿子张学曾跑过来帮着扶，他毕竟是个孩子，力气不足，抬不动。这时宪兵司令齐恩铭找了个敞篷汽车，大家把大元帅抱入车中，温守善坐在里面抱着，张学曾在外扶着，齐恩铭没上汽车。汽车急速驶向大帅府，马路两旁已经由留守部队警戒。”⒀
“在汽车驶向大帅府的路上，张作霖还清醒，闭着眼用很小的声音问温守善说：‘逮住了没有？’温守善安慰他说：‘逮住了！’张又问‘哪儿的？’温说：‘正审问呢，还不知道是谁干的。’温又说：‘最好安神不要打听了。’张安静了一会儿又问：‘到底是谁干的？’温说：‘不是一般手榴弹炸的，是火车走到日本南满铁路桥时，一颗巨型炸弹炸的，除日本人外别人干不了！’张在昏迷中还说个‘打’字。又过了一会，张又对温说：‘我要撒泡尿，到家看看小五（指五少爷）和五太太。’
又说：‘我要走了（意指要离开人世了）’。”⒁张作霖被送回帅府后，医护人员曾尽力抢救，终因伤势过重，两三个小时后，便停止了呼吸。但在那时，这是不能对外讲的，因为张氏之死，是日本图谋东北的一个严重步骤，日本人是巴不得炸死张作霖，以便取而代之的，所以此事非同小可，必须封锁消息，进行严格的保密。当时除了省长刘尚清、臧式毅以及医官等少数人知道真相外，外人，甚至张氏的亲属也都不知内情，并将一切探视者拒之门外。这当然也是很不容易的，内中也有一些极其微妙的斗争。杨大群的记述，采用了古代章回小说家的笔法，传奇色彩较浓，但从整个内容看，还是如实反映了这一历史事件的某些本质特征的，而且写得维妙维肖，跃然纸上：
警备森严的大帅府，不时有汽车开进来，一些官方要人接二连三来要求看望大元帅的伤情，都被刘尚清挡在了门外。他委婉地说：“大元帅在静养，现在还未息下火气，我不好放您进去。你瞧，大帅已经摔了三个茶杯了。”他说着指了指桌上的碎杯碴子。
那一堆三个颜色的碎茶杯碴子，每片都好象眨着张作霖那双眼睛里喷射出来的极其严厉的光，使人看了生畏，这些来人见了不得不退身告辞。
……当天中午，大元帅府公布了张作霖的伤情：体温３７°２；血压正常；有时头晕，不经常地眼花；左手有些微抖；试着站起来三次，往前走出七步半。
此间，城内中街大光明眼镜行的技师被招进大帅府。
他带着已经磨好的各种规格的眼镜片，来给大元帅配花镜，足足调换了十几副镜片才合适，把大帅医官忙得通身是汗。最后限眼镜行在三日内将眼镜配好，并要求眼镜腿要长一点，因为大帅头上缠着药布。
……奉天省长公署发出老道口被炸事通电辟谣：
各道尹各县知事，主座由京回奉，路经皇姑屯东南满铁路桥梁，发生炸弹爆伤数人，主座亦身受微伤，精神尚好。关内军情，各路遵息争通电，均完全移
驻相当地点，省城亦安宁如常。及近日外报登有种种谣言，实是淆惑听闻。为此，密电该道尹知事，迅即传谕地方商民，勿得轻信浮言，自滋惊扰，并饬
警，从严查禁，是为至要。省公署。鱼印。
十七年六月六日
炸车事件发生第三天，大帅府又公布了张作霖的近况写实：
有一天，大元帅要吃家乡海城的红毛鲤鱼……烹鱼能手朱老师傅按大元帅的口味，烹调了红毛鲤鱼，鲤鱼下锅时，在滚汤里还摆着尾巴。然后，朱老师傅将烹调好的鱼装在万寿碗里，双手捧着送到大元帅面前。
大元帅拿起筷子，在吃之前，先用鼻子闻了闻，连连点头，意思是味道好。接着，他喝了一小盅红壳蛇眼高粱酒，还要喝个双盅，被医官劝阻住了……
当时，报纸上登出了大元帅食鱼的照片。他头上和左臂膀缠着绷带。在一个摆着碗筷的小桌上，稍微仰侧着身子。床上还有一件东西，就是那杆和他同时蒙难但却安然无羌的长烟袋。
第五天夜里十一点半，大元帅几次不能入睡，心情十分烦躁……说：“尚清，何不把刘德给我叫来，说上一段鼓书，解解腹内之愁，胸中之恨呢！”
大鼓书艺人刘德被传知后，立刻赶到大元帅病榻前。
医生怕来人从外面带来细菌，便放下了白纱帷帐。大元帅在里面微微叹口气，问道：“刘德，你来啦！家里好吗？”
刘德俯下身子，连声说：“大帅呀，我来叩问您的福体康泰。”说着，他的眼泪夺眶而出……
大元帅口音稍微有些不清楚地说：“我遭了一次魔（磨）难！到头来还算抗住了。”
刘德没敢再言语，他敲响了鼓，还没等启口开腔，大元帅倒先开口说：“刘德，你的鼓今夜响得发闷，不脆快呀！”
“回禀大元帅，小的担心您的健康，泪水流得太多滴湿了鼓皮，因此声音发闷。”刘德这小子真能溜须，其实是他怕鼓声震了大帅的伤口，在说之前，先在鼓面上沾了点清水。大元帅听后哈哈大笑说：“你哪来那么多尿水子。”
……大帅被炸后，日本驻奉天领事馆极力想探听大元帅的伤势，他们在大光明眼镜行的技师给大元帅配花镜的当天，就把给大元帅配剩下的花镜片如数花高价买去了。他们化验了大元帅府拒收的材料和这些花镜片，上面均有大元帅的指纹。……
外交官林久治郎亲自来探视大帅伤势，一来就把刘尚清省长缠住了，他手捧驻中国总领事的慰问信，非要面呈大元帅不可。他奸诈地说：“贵国如今市面上，众说纷纭，对老道口炸车案，多说成与日本有关，这样重大事件，牵涉两国友谊，非面见大元帅陈述衷肠不可，我们是有冤难申的啊！”他说着委屈得落下泪来了。
……这工夫，少帅张学良的夫人于凤至突然出面了。
这可使刘尚清省长胸腔里的心猛然一撞。对外好对付，对内闹不好就会扎手。
再说林久治郎，他见少帅夫人于凤至出台，不由心机一动，感到这出戏演到高潮了，他眼力很尖，看见在于凤至夫人背后有一女仆役手捧一漆盘，盘中放着精致食品盒，看着雅致，这是送给亲人的“问候羹汤”。……
心里七上八下起来了。方才他提出带来日本名医，被刘省长婉转拒绝了，并且他也知道，在炸弹事件刚发生时，德国就推荐名医，被刘省长挡回了。这次于凤至夫人的举动，他半猜半疑，他担心是刘尚清安排下的把戏，但从于凤至夫人脸上诚挚的感情来看，是没有包着半点虚假的。如果这位少夫人去给公爹捧羹汤，那就足以说明这位大元帅还没有断气，不过……
刘尚清以长者的口气说：“凤至，今天大元帅会喝干你这碗羹汤的。”他摆下手要于凤至自行上楼去……他有几分担心，怕军医应付不了于凤至，闹到客厅来那就坏了大事。⒂
但刘省长担心的事并没有发生，于凤至是个聪明人，连日来她一直注视着事态的发展，虽然不断报出大元帅近况，但她的心总是往下沉。她今天来，就是要探问真情的，但见林久治郎也呆在客厅里，知其来者不善，所以她未在楼上久留，就又手托白玉空碗下楼来到客厅，并对刘省长说：
“大元帅有话，三日内不会外宾，三日外要开记者招待会，还要与各国领事见见面。两日内大元帅要设全家宴，庆祝身体复原。”她说完把手中白玉碗放在靠墙站立的女仆手里，飘然地走出了客厅……
林久治郎这一阵子被丢在一边了，弄得他也有些发愣，冷静下来，自己找个台阶说：“省长阁下，大元帅既然今日不会客，我想三日内的招待会鄙领事会参加的。不过望省长阁下，把鄙领事今天拜见大元帅之行，向大元帅敬禀。”他说完深深地弯下腰去了。
刘尚清这才感到出了一身冷汗。“扑扑咚咚”一串响动，军医张大嘴巴从楼梯上跑下来，他大喘着气抱住刘尚清说：“刘省长，少帅夫人闯上楼没把我给吓掉魂！”他差不多瘫在刘尚清身旁了。
刘尚清仔细一看，见军医脸上、军装前胸上沾满了乳汁似的羹汤，忙说：“把我也吓得心快跳出嗓子眼了。
少帅夫人她……”
军医喘口气说：“少帅夫人手捧白玉碗一露面，我就象五雷轰顶一样，不知该怎么对她讲，况且楼下还坐着日本人。我灵机一动，觉得正好借这个时机把事情挑明。
我对着大元帅卧床双膝一跪说：‘少夫人呀！大元帅他在回府半路上就归天了！’少帅夫人听了身子一栽晃，把一碗羹汤泼在我脸上，她很理智地没有使白玉碗落在地上，怕楼下日本人听见。半晌她问了句：‘你们为啥不早告诉我？！’我说：‘刘省长为了稳住阵脚，但也正想早些回禀少夫人。事情到了这般地步，不能再瞒下去了。’少夫人问：‘大元帅归天时留下话没有？’她此刻冷静地定住了神。我说：‘大元帅跟刘省长讲了一句遗嘱。’少夫人说：‘要刘省长速将情况禀报少帅！’她就转身走下楼来了。”
刘尚清听完深深地弯下腰，对于凤至走去的方向鞠一躬说：“好一位深明大义的少帅夫人！”⒃
这以后，大帅府内对于张作霖的去世仍密而不宣。常为大元帅看病的杜医官每天照常到帅府上班，照常到张作霖住处去给他“治伤”；厨房照常为他送饭，勤杂工照常洒扫，花工照常在庭院里修剪花枝。总之帅府内一切平静，一点也看不出有什么悲伤和慌乱的景象。
这使野心勃勃的日本人颇感失望，因为在他们看来，张作霖是绝无生还的可能的，只要他一死，东北就会大乱，那时他们将立即出兵，乘乱进占奉天，继而占领全东北。若此计不成，他们就设法阻止张学良回东北，甚至企图加害于他，以便斩草除根。
但他们的这个如意算盘落空了。
原来，在张作霖重伤去世的当天，刘尚清等就火速秘密派人去关内给张学良送信了。炸车事件虽如晴天霹雳，使人震惊，但东北整个局势还是稳定的，并没有出现日本人所希望的那种混乱状态。张作霖所乘列车被炸的事，张学良当天就得知了，但父亲情况如何，却不了解，他一直抱着侥幸的心理，认为受点惊或负点伤也是可能的，更严重的事，想还不会发生。但他显然是估计错了，当他接到东北来信，得知父亲不幸身亡时，真如万箭穿心，眼泪似断线的珠子，顷刻间把信纸滴湿一片，但没有哭出声音来。他极力克制着自己的痛苦和愤怒，待前线形势趋于缓和，并开始逐步往关外撤兵时，才又剃光了长发，身穿士兵服装，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由卫队营长崔成义率领几名得力卫士护送，并化装成伙夫，于黑夜中混杂在经滦州东撤的士兵当中，才乘坐闷罐车返回奉天的。
那时，就这样仍担着不少风险。火车每当经过大站，象山海关、绥州、锦州等地时，各站站长及日本宪兵均荷枪实弹，登车巡视，每检查一个车厢，就询问谁是车上的指挥官？张学良是否在这趟列车上？士兵们有认得崔营长的，就说崔营长是指挥官，至于张学良在不在车上，崔营长断然否认了：“张学良正在关内指挥作战，怎么能会回来？”这才巧妙地掩护张学良平安回到了奉天。
在这之后的东北政局，仍然是很不平静的，围绕着炸车案的余波和究竟由谁担负东北地区的军政首脑，以及东北向何处去等问题，在上层，在领导集团内部，也仍然存在着矛盾的，有时甚至明争暗斗、风波迭起。如为了尽可能隆重地为父亲治丧，并继承他的遗志，张学良回来后的繁忙、紧张，是不难想象的。他需要休息，需要平静，需要内部团结，上下一致。然而，就在这个多事之秋，偏偏有人又想搞点什么名堂了，不是“经”念歪，就是“唱”走调，使他好不痛快。就说东三省议会联合会吧，本可晚些时候等大丧发完再召开嘛，可是硬要马上开，还让他必须按时出席，这究竟是什么意思？……
张学良的疑虑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在那时，“大多数人认为，张作霖之死有利于日本，但也有一部分人认为不利于日本。把张作霖之死看成有利于日本人的那一派，眼下都使足劲往实力派杨宇霆那边靠。他们鼓吹满蒙地区可以顺从日本人的意图，接受日本人的指导。虽然他们惧怕杨宇霆的鬼精诡诈，因为在大帅活着的时候，他一口一声‘上将军’，给好多同僚上过谗言，特别是他对以张学良为首的少壮派根本没放在眼里。虽然如此，他们说从整个东三省来看，老一辈还得有这么个人出面。可在目前，张学良却有意疏远日本，投靠南京政府。眼下南方势力日益扩大，晋军和冯军都归顺了。而且南京政府还决定把北京改为北平，直隶改为河北，任命阎锡山为京津卫戍总司令，令其全权处理接收北平事务；蒋介石又派何成浚到北京与张学良极其秘密地接洽过……基于这些情况，把张作霖之死看成不利于日本人的那一派，就极力往张学良这边靠。两派对立情绪很大，所以在即将召开的东三省省议会联合会上肯定是要有一场斗争。”⒄
果然，在那天会上，有人想兴风作浪，想上台，使张学良一度处于颇为不利的境地：
参加会议的人基本上到齐全了，就缺张作相老督办了。大家议论说，不要等他了，他会来的。因为推举他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的消息早传出去了，这已是铁板钉钉。并且在这之前，有人已经把新总司令军服送给了他。
当然，张作相曾经表白，他一定要“老把侄儿（张学良）”继承父业。但到了关键时刻，一般人都会抓住不放，张作相嘴上那么说，实际上他究竟会怎么办呢？这个问题，眼下还谁也解答不了。况且有的密探还侦察出张作相公馆曾连着三次派人买红纱灯，人们纷纷猜测着张作相可能是在等着搞庆祝。没话说，在会议进行到高潮时，张作相如若着总司令军服，突然出现在会场，当会引起很大的轰动，记者们早已上好了胶卷，等着拍照了。
就在要开始推举总司令的时候，常荫槐却突然指使一个人当众宣读了伪造的“大元帅遗嘱”：
余不幸归途遇难，今病势已驾，殆朝暮人间矣！余自束发从军，早自誓以身报国，生死置之度外。现
年已五十有四，死已非天，惟是救国之志未遂，不免耿耿耳。今以奉天重任，付之学良，望汝善为料
理……
这天早晨才从关里赶回来的杨宇霆，此刻往前俯了俯身子，说：“学良，可以按大元帅的遗嘱，以奉天重任付之嘛！”当然，这样办，张学良就成不了东三省的保安总司令了，而张作相当了东三省的保安总司令，限于他的基础很浅，只一脚就能把他踢倒。所以，杨宇霆说完此话，脸上便现出狡黠的笑容。
随着，常萌槐接上了杨宇霆的话茬，他借此机会提议：“张作相督办德高望重，深受东北民众及全军将士爱戴，完全可以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
常荫槐的话音还未落，杨宇霆便迫不及待地站起身子使劲鼓起掌来。他一边鼓掌，一边用虎视眈眈的双眼看着大家，使得一些人不得不随着拍起巴掌来……
主持会议的人提出表决，“刷”地一下，举手赞成张作相任保安总司令的人远远超过了半数。没有举手的人提出，张作相本人不在场，这样推举欠妥当，不合规矩。
杨宇霆马上站起来驳斥说：“往往本人不在而得到推举，正说明众望归一，张作相督办得到了大家一致爱戴。”他用眼角扫了张学良一下后又说，“我看倒是在其位的人中大有不谦虚之士。”
张学良看到这个场面，心中想：这倒真有点象“鸿门宴”上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啊！
杨宇霆说完之后，主持会议的人看没有人提出异议，便宣布说：“东三省省议会联合会今日一致推举张作相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
正在大家刚要起身热烈鼓掌的时候，忽然卫队在门外高声喊道：
“张——作——相——督——办——到——”
听到喊声，人们都不约而同地站起身来，因为张作相现在就是东三省最高军政长官了。
两扇大门一拉开，人们不由得愣住了，只见三盏黑纱灯在前面开路，黑纱灯上写着黄色的大字：“母丧”。张作相没有穿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军服，而是身着孝袍，腰系麻绳，脚蹬麻鞋。他手里捧着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军服，缓步走上前来。他把总司令军服放在张学良的面前，然后，面对大家跪下身子，磕了三个头，双泪俱下地说：
“作相不孝，家母归天，作相随即赴锦治母伤，实有负诸位重托。”说完，便转身在三盏黑纱灯的引导下飘然而去了。与会的人见此情景，都面面相觑，不禁哑然。
……经过多种形式的磋商，于九天之后，东三省省议会联合会决定推翻举手表决的方法，改用选票推举东三省保安总司令，结果，张学良中选。两日后，张学良身着总司令军服，正式宣布就职。同时，设置了东三省保安委员会，委员共十七人，其中杨宇霆提出辞职，由高维岳代替。
尔后不久，虽然还有人暗中活动，不拥戴张学良，但木已成舟，生米已经做成了熟饭。以张学良为首的东三省保安总司令部，从此成为东三省省议会联合会的执行机关和收拾东北残局的中心。⒅
但在那时，形势还是不容乐观的，年仅二十七岁的张学良，沉着冷静，他既没有一怒而起，也没有马上采取惊人的政治、军事行动，而是首先抚慰三军，对三军将士俱都给以充分的信任，稳定军心，继而果断决策，息争议和，将关内所有军队全部撤回东北，保境安民，休养生息，这就使他很快控制了形势，保持了东北政局的稳定。当这一切全都安排停妥，各项工作开始走上正规时，他才从容不迫地发表了大元帅张作霖的死讯，说他因伤重抢救无效，已于六月二十一日子刻逝世，将为他设奠公祭。消息传出，舆论哗然，人们对日本的谋杀暴行感到愤慨，对张氏之死表示同情，上海一家报纸以醒目大字对此作了报道，并力透纸背地指出：“皇姑屯一弹，身虽惨死，心迹则大白于天下。”
然而，有一点也是明显的，由于老帅的早逝，千斤重担全落在了张学良一人的肩上，这在他来说，确实是比较突然，难免力不从心；加之，当时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尤其日本人重兵压境，虎视眈眈，不要说大展宏图，能够保持现状，也并不容易哩。
果然，这是个不平常的年代，围绕权利的更迭，特别是象东北向何处去等比较尖锐而又敏感的问题，张学良又将面临一场新的生死攸关的严峻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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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成玄：《张作霖演义》，春风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４年５月出版。
②⑥ 温守善：《张作霖皇姑屯被炸目击记》，载《沈阳文史资料》。
③⑤⒀⒁ 司马桑敦等著：《张老帅与张少帅》，〔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４年１２月出版。
④⑿ 杨大群：《东北王世家》，春风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４年１０月出版。
⑦⑨ 韩信夫：《皇姑屯事件始末》，载《百科知识》１９８５年１２期。
⑧⒂⒃⒄⒅ 杨大群：《关东城播火》，春风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４年１０月出版。
⑩ 引自１９８６年《人民日报》有关报道。
⑾ 窦应泰：《奉系两怪杰》，载《名人传记》１９８６年第６期。
张学良传--换旗前后
换旗前后
因故延期的张作霖的丧事，是在张学良秘密返奉不久后公开举办的。不过，这还不是下葬，仅仅是一种隆重的仪式。而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张氏的坟地还未选定。据说，当时也曾选了几个地方，可是寿夫人（张作霖的五夫人）看不上，所以便将大元帅的灵柩暂厝于奉天采林寺，是准备待坟地选好后，再起灵归冢。后来，为寻找比较理想的坟地，张学良和寿夫人带着风水先生曾跑了不少地方，也都觉得不够满意，最后又来到抚顺以东六十里的一个群山环抱的山区，见这里山青水秀，风光绮丽，尤其那雄伟巍峨的铁背山，宛如一排排坚不可摧的铜墙铁壁，雄浑磅礴，气象万千。山脚下是一个巨大的一眼望不到边的湖泊，人称大伙房水库，亦名萨尔浒，据说还是个历史悠久的古战场呢！风水先生连声称赞，张学良和寿夫人也觉得此地甚好，于是便决定在这里为张作霖修建陵园，并命名为“元帅林”。
元帅林就在沈吉铁路铁背山车站五华里处，从这里下车，行约半个小时，即可到达。它座落在一处较为平坦的山坡上，前临大伙房水库，与铁背山隔水相望，四周是郁郁葱葱的树林。张作霖的陵墓已基本竣工了，是圆形的巨大的水泥建筑物，大体上是仿照古代帝王的那种地下宫殿的式样，如宽阔的墓道、厚重的铁门、高大宽阔的圆形的墓室、古色古香的壁画等。墓外植松柏，并有一些造型各异、形象逼真的大型石雕，陈列在陵墓的周围，看起来倒也颇为壮观。
只是，为什么坚持把它称为“元帅林”，而不称“元帅陵”呢？似乎有些费解，但前不久，原铁道部部长郭维城同志（他曾担任过张学良将军的机要秘书）却道破了这个谜底，他说：“张作霖名为大元帅，实际上是‘东北王’，他的墓在当时完全可以称‘陵’。为什么没有称‘陵’呢？这是因为张学良一直反对他父亲称‘王’。张作霖生前曾对张学良说：‘你将来要做李世民’。张学良反驳说：‘时代不同了，你不是李渊，我也做不了李世民。’皇姑屯事件发生后，张学良将军比照‘孔林’，决定把萨尔浒陵园定名为‘元帅林’，这便是称‘林’，不称‘陵’的缘故。”①
有人也许还会问，既然陵园已经初具规模，修得已经很象个样了，张作霖为什么一直没在此下葬呢？这原因当然也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还是由于形势的变化，特别是张学良过早地离开了东北，离开了家乡，并从此之后，始终没有能够重返故里，所以将其父的陵园完全建成，并将他迁葬于此之事，他已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遂成终生憾事。
但后来，张作霖还是入土安葬了，不过那是伪满时期，是张的旧部张景惠等人操办的，他们没有让他进元帅林，而是将他仍安葬于辽宁锦县张之墓园。这墓园原本是张作霖自己选定的祖坟，他的亡母以及他的原配夫人赵氏，都葬于此地。将张氏移葬在这里，似无不可，但与张氏家属及部属的愿望恐不尽相符，他们也许仍然希望将他归葬“元帅林”吧，而这显然取决于形势，若是张学良将军能够回来，此事并不是办不到的。当然，现在张作霖的墓园也还是受到政府保护的。此墓园在解放前由于管理不善，较为荒芜；解放后，列为市级文物重点保护单位，墓园就面貌一新、大为改观了。尤其近几年来，随着国家开放、搞活经济政策的进一步贯彻落实，锦县经济建设有了迅速的发展，来此游览观光的人日益增多，张作霖墓园几经修葺，气象更加不同往年，这也正象有同志所介绍的：
在辽西走廊上，有一座鲜为人知的小城，这就是辽宁锦县——大凌河镇。近年，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这个地方逐渐出了名，被人称为“北方的三明”。
然而，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县城以东二十五公里处，有一座张作霖墓园。
墓园在石山乡驿马坊村西头的果树林中。此墓园始建于一九一六年，那是张作霖小有发迹之时。墓地共占地二十余亩。在墓园的西南方一座山上，有一方形平面玉石，每当旭日东升，方石闪辉发光。山的后面，有一座山尖，远望似猴，因而称作“猴山”。一九一六年，张作霖将其亡母灵柩由辽宁黑山县移葬于此，立为祖坟，以后依次埋葬了张作霖的原配夫人赵氏，“九·一八”事变后，由张作霖的旧部（当时任黑龙江省伪省长的张景惠、伪陆军部长、总理大臣张海鹏等人）操办，将张作霖的尸骨由沈阳采林寺移葬锦县驿马坊与赵氏合葬。
一九八五年八月，锦州市人民政府将此墓园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并拨专款进行修复。墓园的四周，已用青砖砌成花墙，园内立有一块洁白的方石，上面镌刻着：“张作霖墓园锦州人民政府立”。
墓园分前、后两部分，由青砖铺成的甬道连接在一起。前面部分，由两块石碑组成：南面的一块是张学良八岁时为其祖母而立的宣统皇帝三年赐给其祖母王氏的诰命碑；北面的那块是张作霖为其母而立。两块石碑均由赑屃负碑，碑冠雕有龙身盘曲而形成的九个空孔，称作“九眼透龙碑”，做工十分精细。沿着甬道向里行，有两座坟墓成“一”字排列。一座是张学良的祖母王氏墓，另一座是张学良的父母合葬墓。两座墓均由水泥封顶，青砖做裙，十分气派。②
总之，皇姑屯事件发生后，由于东北当局的镇静，再加上张学良的迅速返奉，比较顺利地完成了权利的交替，形势稳定，这就使得一直伺机而动的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嚣张气焰不得不有所收敛。因为他们原以为皇姑屯的爆炸声，会使张作霖一命归天，而东北政局也会立即陷于混乱，他们只需多少动用点军队，东北便垂手可得。谁知，出乎意料的是，张作霖生死不明（出事当天省公署的公报使他们大惑不解，不明真情），虽然发生了炸车案，但东北安堵如常，政治、经济和人们的生活没有什么大的波动，年轻的张学良很快便成为东三省的无可置疑的统帅。
当然，要说那时已经天下太平，可以高枕无忧了，那也不对。因老帅之死而造成的危机，虽已扭转，但危险并未完全消除。日本人的狂妄阴谋没能完全实现，但却贼心不死，紧接着又打起了东北独立的旗号，逼迫张学良实现其父生前对日所作的所谓保证与许诺，在东北享受更多的特权；同时也准备把他变为一个听凭他们摆布、对他们唯命是从的傀儡，如不顺从，将重新物色人选，取而代之。
这时的国民党蒋介石，则极力策动张学良“易帜”，与南京携手并进。这虽然并不是东北政权的决策，但张作霖在撤离北京时，有与南京修好之意，这一点张学良也是赞同的。皇姑屯事件发生后，更促使张学良进一步增强了与南京接触的愿望。在南京国民党方面，也不断派遣使者前往东北，与张学良频繁联系，促其迅速换旗——东北这时挂的还是过去奉张政权的五色旗，要让他们改挂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与南京实行分治合作。因为这时关内统一已大体实现，只有东三省不在南京政府的管辖之下，此问题不早日解决，实在是国将不国了。但那时，斗争也还是复杂的，因为在国民党内也并不统一，除蒋派之外还有阎、桂、冯等派别，他们大都拥兵自重，与蒋介石貌合神离，为了增强自身的势力，都想把张学良拉到自己一边，所以内中的明争暗斗也还很激烈呢。
当时的美国也未等闲视之。不过，他们采取的是两面派的外交手腕，这突出表现在他们一方面赞成国民党统一中国，敦促张学良换旗，可是暗地里却又支持日本抢走东北这块地盘。这看起来是有点奇怪的，因为帝国主义过去在中国，不是常为争夺地盘打得难解难分吗？今天怎么如此大方呢？原来，他们也有自己的小算盘，其目的在于这样做，既可使蒋介石投入它的怀抱，又可以“祸水北引”，使日本人便于向北扩张，进攻苏联，而他老美则不动声色，便将坐收渔人之利。所以，对这一点也必须看清楚，不然的话，也是会上当的。
张学良身处祖国东北边疆，长期以来，内忧外患，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是他的一个很大的威胁。蒋介石这时虽然对他友好，但这个人也并不是那么靠得住的。所以东北何去何从，在当时就成为矛盾的焦点，也是张学良所面临的一个颇为棘手的难题。因为问题很明显，以张学良当时的地位而言，他只要答应对方的要求，马上就可以得到高官厚禄，当一个有日本人撑腰的东北王是完全可以办到的。但这却是他不愿意、也是决不能走的一条路。可如果他立即改换门庭，进行换旗，不谈将来命运如何，只这一步，日本人也是不会善罢甘休的；更何况当时的东北，日军正磨刀霍霍，战云密布，稍有风吹草动，谁能说不会引起战争呢。所以，在那时，尽管披着民主革命外衣的国民党新军阀蒋介石的一些主张，对他有一定的吸引力，他也错误地认为蒋介石是继承了孙中山的革命事业的，所以一直是比较倾向于与南京合作。从另一个角度看，张学良有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不愿作外国人的奴仆，特别是父亲的惨死，使他亲眼看见了与日本人打交道的危险性；加之，国仇家恨的痛苦，使他刻骨铭心，时时不能忘怀，所以他决不作历史的罪人，而要象岳飞、文天祥等历代民族英雄那样，保持高尚的民族气节，乃决定换旗易帜，决不再有任何犹豫了。
不过，要迈出这一步，也是困难的，这一方面他必须首先统一内部，特别是领导集团的思想，做好团结部属、齐心协力的工作，并与南京政府随时保持联系；另方面，他也要注意运用比较灵活、机智的策略，与阴险狡诈的日本侵略者企图阻挠改旗易帜的行为作斗争。
东北易帜，从酝酿到完全实现，是从１９２８年５月３０日开始，到１２月２９日完成的，历时７个月。这一重要的政治行动，是张学良当机立断、亲自推行的。过去谈到东北易帜，似乎认为仅仅发生在东三省，也是轻而易举完成的。不对了，这项工作，实际是从张学良为贯彻息争主张，决定将奉军在关内占据的所有地区实行总退却，一律撤回东北时就开始了，他首先进行的是京、津、热河和滦东等地的易帜。这其间，在局部地区虽然也还有磨擦，但到９月间都实现了易帜。唯独东三省的易帜，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从中作梗，曾被迫一再延期。本来，关于解决东北问题的方案，南京政府早就提出了，后来又通过奉方在北京的代表于珍、邢士廉在返回沈阳后又向张学良作了转达。南京因恐日久生变，是希望能尽早实施这一方案的。但因那时日军兵临城下，形势咄咄逼人，日本新任驻沈阳总领事林久治郎和关东军司令村冈频繁访张，向他说明田中内阁对东北局势的政见，要他不要易帜，而应“保境息民”，否则，由此而引起的一切严重后果，日本将不负任何责任。张学良审时度势，觉得不便冒然行事，原定７月２２日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同时易帜的计划，不得不被迫推迟。
但张学良易帜的决心未变，只在等待时机了。日本人象是听到了一些对他们不利的风声，唯恐张学良换旗，所以对他的威胁利诱也更加紧了，一会儿向他赠送一等旭日大勋章，一会儿又说如东北与南京结盟，日本将采取“积极行动”。真乃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多灾多难的东北，局势又紧张起来。为了稳住日本人，又不改变换旗的意向，张学良与穿梭般进出东北的各方面的使者相周旋，终于在没有发生大的动荡的情况下，于１９２８年年底，实现了改旗易帜，充分显示了张学良的机智、勇敢和坚定不移的爱国主义的信念。
关于这方面的激烈斗争，《国民党新军阀混战史略》一书中有详尽的介绍，下面我们摘引几段，从中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东北易帜的内幕和张学良在这场斗争中的决定作用。
那是张学良原定７月２１日换旗，因为日方极力阻挠，甚至不惜进行军事威胁，张学良被迫宣布“保境息民”，推迟换旗之后发生的事：
为了缓和紧张气氛，八月九日午前十时，张学良携秘书王家祯前往日本总领事署，对林权助（日本驻华公使）作礼节性的回访。林权助直言不讳地对张学良宣称：
“日本政府此刻认为国民政府内部杂乱无章，行为尚多共产色彩。东三省若与国民政府妥协，势必侵害日本之既得权利之利益与特殊地位。所以，日本政府此刻劝贵总司令，暂时观望形势较为妥当。不幸倘若东三省篾视日本的警告，擅挂青天白日旗，日本必具保国决心而取自由行动。倘有不逞分子，尽可以武力弹压之可也。日本愿出全力以相助焉。”张学良对这种明确不误的武力威胁语言，作了委婉的答复。他说：“余为中国人，所以，余之思想自以本国为本位。余之所以愿与国民政府妥协者，盖欲完成中国统一，实行分治合作，以实现东三省一般人民所渴望。以余个人之力，固无为之何。余因顾邦交，以个人资格，对日本政府警告加以考虑。倘若以国际关系言之，余想日本政府亦决不甘冒干涉内政之不韪。并且日本政府以种种恐惧反对实现之事实，余颇不可解。”
林权助闻言，当即直截了当地说：“……简而言之，日本政府具有决心反对东三省对南方妥协。即所谓干涉内政亦所不辞。”在场的左藤中将补充说明：“田中首相心中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贵总司令若背乎首相心理，就将发生重大事情。”张学良不肯当场表示懦弱，随之而答：
“余之决心，以东三省人民为转移。余不能拂逆三省人民心理而有所作为也。”③
另外，也有同志强调指出：
日内阁首相田中，为阻止东北易帜，又派前驻华公使林权助以吊唁张作霖之专使来奉。８月９日，张学良回访林权助，对林前来吊丧的盛意表示感谢，并表示“本诸共存共荣本旨与日提携，而实现东三省和平经济政策”。林久治郎插话警告张学良不得与南京统一，如“蔑视日本之警告，擅挂青天白日旗，日本必具强国决心，而取自由行动”。张学良表示说：“余为中国人，所以余之思想当以中国为本位，”“欲完成中国统一，实行分治合作，以实现东三省经济和平政策故也。”日方见张学良不肯就范，林权助以教训的口吻说：“你的父亲曾是我的挚友。因此，我对你有亲如爱子的感情。愿向你进一言：‘你的想法十分危险！’”张学良愤然而起，答道：“我和贵国的天皇是同岁，我想要对阁下说的，只此而已。”这次礼节性的回访，竟不欢而散。８月１３日，林权助空空而归，回国述职了。田中政府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改变了策略，采取了所谓务实主义，只要能保住日本在东北的权益，不反对形式上的易帜。田中表示：“东北易帜事，只要维持日本在满蒙既得权，即不反对。”遂加紧谋求吉会、长大（东北地区铁路）等干线的筑路权。激起了东三省人民的愤怒，保路反日运动螽起。１１月１２日，张学良对东北大学的学生说：“余决非卖国之人，有损主权之事，决不退让。”日本人原以为张学良“是一匹借张作霖虎威的狐狸”，现在他们深刻认识到，张学良“是一只名副其实的猛虎”……④
但在那时，日本在东北驻有大批军队，压力毕竟太大了，张学良不能强行换旗，只得继续推迟换旗的时间。不过，与此同时他也向南京政府明确表示：“目下对国民政府采取一致行动，为实际之统一。”
这以后，张学良为促使换旗这一大政方针早日实现，开展了一系列整肃内部和取信于民的活动，如他注意不断整顿军纪、政纪，减轻人民负担。对于外系军阀势力对东北的渗透，也都作了恰当的处置，有的被分散改编，其头目改任文职官员，不再掌握兵权，如名噪一时的军阀孙传芳，就正是在这个时期出任奉天垦务委员会委员长的职务的。但象声名狼藉的直鲁联军残部张宗昌、褚玉璞等，虽然实力雄厚，又亲自来沈阳要求进入东北，张学良却拒绝了。因为他深知，此辈作恶多端的军阀，还是让他离远些为好，以免危害家邦。至于换旗问题，则巧妙地采取各种不同的策略，与日本人周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