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除桑、葱莎较早为英国侵占外，其余地区都是在1954 年中印两国首次提
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签字
后，被印度侵占或侵入的。这4 块所谓的由于认识不同而形成的争议地区，
按照传统习惯线的具体走向，都在传统习惯线的中国一侧。
尤其应该指出的是，被印度侵入的波林三多，是1954 年中印协定第二条
第二款规定的由中国政府同意在西藏阿里地区开放的10 个贸易市场之一。它
和其它9 个市场都是应印度政府代表、印度大使赖嘉文先生在谈判的第一次
会议上提出的要求而开放的。但是，波林三多却在1954 年的协议签定后不久
被印度侵占。
印度对中印边界中段中国领土的入侵，是随着它的领土扩张欲逐步升级
的。新中国成立以前，中段印军一般均未在边境地区派兵设卡。1950 年中国
人民解放军进驻阿里后，印度就沿边境一线加强了军事控制，如加修道路和
机场，派驻军警，设立边卡等。嗣后，印度陆军接管了中、西段全线防务，
在边境地区增调正规部队，扩充地方武装，加强战备。到1959 年底，其在中
国中段沿边地区共分设两个防区， 33 个据点，兵力增至5600 余人。在旁
遮普和喜马偕尔地区由正规陆军设防，设点10 处，兵力4000 余人。在北方
邦地区，由武装警察第九营设防，兵力1000 余人，设有军事据点23 个。长
期以来，印度当局恃其优势兵力，以先下手力强的手段，逐步侵占了上述4
块地区。
在巨哇、曲惹地区：
巨哇、曲惹地区在传统习惯线以北中国境内。 1954 年，印度官方地图
标为已定界，将该地区划入印度，形成争议。
巨哇、曲惹地区早在17 世纪中叶即由五世达赖喇嘛规定为扎西岗的举巴
扎仓管辖的领地。扎西岗的举巴扎仓一直在这一地区管辖，征收差税，直到
1958 年才由于这一地区被印度所占而被迫中断。
1958 年6 月2 日，印军进入巨哇、曲惹，并在曲惹修房设卡，从此侵占
了该区。
在什布奇山口以西地区：
什布奇是中国扎达县的一个村庄。自什布奇西行5 公里即到什布奇山
口，山口道路宽广，过往商旅多取此道，实力阿里地区重要门户之一。什布
奇山口的传统习惯线在其山口以西的活不桑河。“活不桑”为“洗净”之意，
意即印度人来中国境喝三口活不桑河的水，可以吃牛肉；中国藏民去印境喝
三口水可食马肉。活不桑河与山口之间的草场水草丰美，历来属于中国什布
奇村的放牧地。从1954 年起，印度地图将此段边界改为通过什布奇山口并标
为已定界，形成争议区。
1954 年7 月，印军在拉容马山顶刻上“印度斯坦—西藏”字样，企图将
传统习惯边界线向活不桑河东移6.5 公里。 1955 年，印军不断在拉容马山
顶巡逻，阻止中国什布奇村民过山打柴割草。1956 年，中国边防当局在什普
奇设立边防检查站，巡逻于拉容马的印军随即撤至活不桑河以西。1957 年3
月，印军在中国活不桑以东约4 至5 公里之曲宾呆惹建房两间，并在通往南
加的山腰路旁筑碉堡两座。同年5 月，印军悍然在拉容马山顶升起印度国旗，
公然宣称：中印以拉容马山顶为国界。经中国边防当局多次严重抗议后，印
军于当年11 月撤回。1958 年4 月，印军再次侵驻拉容马山顶，在该地修建
营房6 间。并派兵进入曲宾呆惹，从此侵占了该区。
在桑、葱莎、波林三多地区：
桑、葱莎、波林三多地区是指桑久拉山口西南，公贡桑巴以东，甲扎岗
噶河及其支流所经之地。桑、葱莎分别位于甲扎岗噶河的北南两岸，相距25
公里；波林三多位于托林西南，地处三岔路口，是1954 年中印通商协定开放
的市场之一。此段边界传统习惯线位于贡桑布（桥），在葱莎以西跨过甲扎
岗噶河，再往东经玛那山口，长约100 公里。1954 年印度地图将该地区划入
印度，形成争议区。
桑、葱莎和波林三多均属西藏扎达县管辖，居民均为藏族，历来都向中
国原扎布兰宗政府交纳差税。
1919 年3 月，英国授意印度真日邦派员越公贡桑巴侵入中国境内，在桑
久拉山口和葱莎私立石堆，在葱莎附近设立书有真日文字的碑，制造国界标
志。1920 年6 月（藏历5 月7 日或8 日），英属印度真日上邦又派员至桑、
葱莎非法丈量土地，修路建房。1926 年和1932 年，原西藏地方政府同当时
英印殖民政府曾就这段边界举行过谈判，英帝国主义企图将国界推至桑久拉
山口，西藏地方政府坚持以公贡桑巴为界，谈判无结果。
人民解放军解放阿里后，印度即以武力开始了向该地区的入侵。1950 年
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阿里前夕，印军即以1 个连的兵力进驻公贡桑巴以西鲍
哈尔。 1952 年5 月，印军侵驻葱莎，并至桑巡逻。当时原扎布兰宗宗本曾
亲往葱莎与印军交涉，但无结果。
1955 年，印军侵占了波林三多。
在乌热、然冲、拉不底地区：
乌热、然冲、拉不底地区均属中国达巴宗（该宗现已撤归扎达县）管辖。
其中乌热位于达巴宗正南偏东约60 公里的峡谷中，是天然夏季牧场；然冲位
于乌热正西偏北；拉不底地区即香扎、朱毕钟、拉不底等地的总称。此段边
界，传统习惯线起自卡美特山向东南沿无名河北岸的分水岭至喀巴夏，向东
南经马佐拉、姑马拉、拉萨尔等山口至乌扎拉，长约65 公里。从1954 年起，
印度地图将该地区划入印度版图，形成争议。
1954 年6 月，印度派遣武装人员越姑马拉山口侵占乌热。对此，7 月18
日和8 月13 日，中国驻印度大使馆两次向印度外交部提交备忘录，要求其政
府表示态度并令其军队立即撤出。8 月27 日，印度外交部给中国驻印大使口
头照会，声称乌热是印度领土，否认印军入侵乌热事实。后因冬季气候严寒，
物资补给困难，印方武装人员被迫于9 月19 日撤返印境。1955 年中国边防
部队进驻了乌热。同年6 月，印军越姑马拉山口重侵乌热，形成了在中国领
土内双方对峙的紧张状态。入侵印军后又因姑马拉大雪封山，于9 月15 日由
马佐拉山撤回印境。
1956 年，中印双方就乌热问题达成互不驻军的协议。按照协议，中国边
防部队撤出乌热地区，此后再未进入。但印方却于同年6 月派兵侵入乌热。
从此乌热问题成为中段边界问题的一个热点。 1958 年，中印双方就乌
热问题谈判，没有结果。到1959 年9 月13 日，两国政府仅就乌热问题的来
往文书达18 份之多。
1955 年印军曾越境至香扎、拉不底测绘。1956 年7 月，印军侵入香扎、
拉不底，以后逐渐侵占了该区。
1955 年后，印度政府开始修筑葱莎至衰拉山口的乡村道，修建了房屋，
以后逐步侵占了然冲地区。
从上可以看出，印度政府在50 年代乘中国边防部队立足未稳和对边境未
完全控制之际，侵入中印边境中段地区设点驻军，占据地盘，逐步蚕食中国
领土，以造成在边境领土争端中对己有利的既成事实。中国政府以中印友谊
为重，谨慎处理了边界纠纷。当1955 年在中国领土乌热第一次出现武装对峙
的局面时，中国政府就主动提出领土争端要通过谈判解决，并命令中国边防
部队按照协议撤出了乌热地区。对印方侵占巨哇、曲惹、什布奇山口、桑、
葱莎、波林三多、香扎、拉不底等中国领土，中国边防部队遵照上级指示，
没有以武力解除其武装或逼迫其武装人员退出。对于入侵中国边防哨所防区
范围的印方武装人员，中国边防战士总是先行规劝其放弃越轨行动，只是在
他们拒绝规劝的情况下才解除他们的武装；边防部队除遇到武装攻击外，没
有首先使用过武力。正因为中国采取了这些措施，才最大限度地防止了事态
升级和武装冲突的发生。
印度当局在军事入侵的同时，对阿里地区千方百计进行情报间谍活动。
1954 年，印度特务白生生，以经商为名，搜集中国阿里驻军兵力部署、装备、
香号、训练和供应等军事情报，并深入普兰县拍照并绘制军事形势图，当即
被中国捕获并驱逐出境。
（三）印军入侵中印边界西段三块争议地区
西段边界的传统习惯线分为两部分，即新疆段和西藏阿里段。新疆和拉
达克的传统习惯线（新疆段）全部沿着喀喇昆仑山脉。即：从喀喇昆仑山口
起，向东沿叶尔羌河的支流和什约克河的分水岭，再向东南沿山岭而行，越
过奇普恰普河，穿过6845 高地和6598 高地；从6598 高地向南顺山岭行，穿
过加勒万河，通过6556 高地，再沿空朗昌波河和其支流昌隆河之间的分水
岭，穿过昌隆河，然后沿山岭东南行，到达空喀山口。西藏和拉达克传统习
惯线（西藏阿里段）是由空喀山口起，转向西南沿山岭而行，穿过羌臣摩河
和西隆格巴尔马河的交汇处，再上升到山岭，经过塔马特山，沿羌臣摩山，
过6107 高地，顺山岭到爱尼山口，由爱尼山口向南，顺山岭经过6127 高地，
南行至班公湖北岸，穿过班公湖后到达该湖南岸；继向东南到隆巨山，穿过
桑格藏布河（印度河），沿科尤里龙帕河东南和汗里河南面的分水岭到斯诺
乌山，再经过帕里河直到西藏阿里地区、印度旁遮普和拉达克三地的交界处。
全部西段边界从未正式划定过，但传统习惯线中国一侧的地区历来属中
国管辖。印度独立后，于1954 年修改地图将中国境内的空喀山口、铁龙滩、
奇台大板、大红柳滩、阿格拉山口、卖争拿马（尼亚格祖）、班公洛、巴里
加斯等地划入印度，总面积约3.3 万平方公里，从而形成了阿克赛钦、班公
湖、巴里加斯三块争议地区。
印度政府为了扩张其领土， 50 年代派遣军警对中国西段频繁入侵，逐
步蚕食中国大片领土，一直发展到60 年代初期深入中国境内设立了40 多个
侵略据点。
在巴里加斯地区：
巴里加斯地区位于传统习惯线中国一侧，包括基古纳鲁河、乌木隆、碟
木绰克（典角）、果洛4 块地方，面积约1900 平方公里。
巴里加斯地区历来为中国所属，中国牧民自古以来就在传统习惯线中国
一侧卓普河西岸的牧场、温泉沟放牧，印度司丕提人到此地牧放者需交草钱。
巴里加斯的“神山”一带尚有中国札西岗寺院的土地，由典角百隆耕种，至
今从未间断。西藏和平解放后，中国边防部队即沿着传统习惯线守边巡逻；
1954 年在典角设立边防检查站，以后撤至札西岗地区。
1955 年5 月，印军占驻巴里加斯。10 月4 日中国边境工作组人员抵巴里
加斯。印军当年撤回。 1956 年，印军设卡于巴里加斯以南卓普河西岸，与
中国驻巴里加斯克边防分队隔卓普河相对峙，双方约距650 米；6 月间印卡
军人越札西木尔化装侵入中国边防分队驻地活动，被驱逐出境。同年印军在
噶禾拉热（典角拉热）南麓修建营房7 间。上述入侵印军于当年撤回。1957
年10 月中旬，印军在巴里加斯设立常年卡，开始对巴里加斯常年侵占。
印军从1956 年起到1960 年8 月，先后14 次侵入巴里加斯地区，强占中
国领土约450 平方公里。他们分别在中国领土上建卡设防，刺探军情，破坏
中国边民生产，为所欲为。他们还企图以巴里加斯为基地，逐步将中国整个
巴里加斯地区纳入其控制范围。
在班公湖地区：
班公湖地区，包括羌臣摩、羌巴玛、俄夷、斯潘古尔4 块地方，面积约
3950 平方公里。班公湖地区历来属中国管辖。阿里日土县多玛、乌江和热角
等地方的藏民一直在此居住和从事劳动。西藏和平解放后，中国边防部队于
50 年代初进入该地区剿匪和测量。1959 年中国政府先后在尼亚格祖、库尔那
克堡、斯潘古尔设立民政检查站。中国边防军定期沿传统习惯线巡逻。
1959 年7 月28 日，中国阿里边境调查组一行16 人，在班公湖地区普尔
楚那附近的赤却坚山工作时，越境印军即以2 人在北山脚下埋伏，5 人向调
查组逼近。结果，7 名印军除1 人仓皇逃跑外，6 人被捕获。为首者是曲尼·拉
尔中尉排长兼教官。
在曲尼·拉尔等6 人被捕获后，印度政府于7 月30 日照会中国驻印度大
使馆，请求中国释放被拘留的6 名印度侦察人员，并诡称班公湖地区系印度
领土。8 月6 日，中国外交部复照印度大使馆：中国政府出于友好的考虑，
已指示边防部队将上述非法侵入中国境内的印方武装人员连同他们的武器和
其它装备于最短时期在原地递解出境。8 月18 日，中国边防当局将6 名印俘
连同武器装备驱逐出境。
印军在1959 年、1960 年，不仅在班公湖地区非法越界，还不断在中国
境内挑起事端。1959 年9 月23 日，中国101 测量队在莫尔多附近测图时，
印军竟开来一辆轻型装甲车，后面尾随持枪实弹的10 余名步兵，气势汹汹地
越过莫尔多界石，侵入中国境内约500 米，妄图捕捉中国测绘人员。为了避
免武装冲突，中国测绘队员在边防分队掩护下主动撤离。1960 年10 月9 日，
印军8 人乘吉普车2 辆由莫尔多通道越境400 米，观察中国班公洛卡驻地，
返回时竟鸣枪挑衅。
在阿克赛钦地区：
阿克赛钦地区是中印边境西、中段最大的争议地区，面积约2.7 万平方
公里。
阿克赛钦地区虽大部荒漠，人烟稀少，但它南接西藏阿里，北接新疆，
西邻印控克什米尔，地势高，为新藏间的必经之路，地理位置十分险要。正
因为如此，昔日英帝国主义就一直觊觎阿克赛钦，并制定了各种企图吞并这
一地区的方案。
1954 年，印度官方新地图把从阿富汗到喀喇昆仑山口一段的边界往后拉
了一些，使之大体上沿着喀喇昆仑山的主脉，从而放弃了约翰逊及阿尔达等
在这一地段的前进主张。但是在喀喇昆仑山口以东，新地图上的边界线又向
北拐，大致上又回到约翰逊——阿尔达线，把阿克赛钦包括在印度境内，从
而形成争议。
1956 年中国开始修筑新藏公路，其中通过自古以来就属于中国领土的阿
克赛钦。这条消息使印度当局感到“惊讶”，于是迫不及待地派遣印军深入
中国境内进行诸如侦察、测量、树标等种种非法活动。
1958 年9 月9 日，中国新藏公路线上的执勤部队在阿吉拦干附近捕获印
军7 人。从讯问中得知，尚有印军8 人在克孜勒干活动。 12 日这8 名印军
亦被中国边防巡逻分队在帕郎卡波抓获。
从审讯和缴获的材料中证明，印军此次越境是其最高军事当局直接组织
的一次有计划的侦察活动，其任务是校正1918 年英人所绘地图，并对上述地
区的地形、道路、河流和气象等兵要资料进行广泛搜集。为其在中国阿克赛
钦地区扩张寻找和制造根据，他们所到之处，设立了许多新的标志，还将中
国的一处天文点捣毁。
1958 年10 月22 日，中国边防当局将全部印军被俘人员及武器装备，经
空喀山口递解出境。
1958 年10 月18 日，印度政府向中国政府提交了一份备忘录，正式向中
国提出了对阿克赛钦的领土要求。印度政府声称：新藏公路通过的阿克赛钦
地区“若干世纪以来就是印度拉达克地区的一部分”，并反诬“中国政府没
有首先获得印度政府的准许，甚至没有通知印度政府，就通过无可争辩的印
度领土建筑一条公路，这是令人惊讶和遗憾的事。”这份备忘录还问及中国
是否收到关于一支印度巡逻队失踪的消息。
1958 年11 月3 日，中国外交部就此向印度驻华大使馆递交了备忘录。
印度驻华大使馆11 月8 日复照中国外交部，再次承认有一个15 人的印度小
分队在上述地区“正常巡逻”，并于“8 月底以来下落不明”。但仍声称“这
一地区是在印度境内还是在中国境内，是一争执中的问题”。中国在复照中
指出，印度的武装人员非法越境，进入中国领土，因而被扣留。但本着中印
友好精神，这批印度武装人员已被递解出境。入侵是与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
不相符合的，印方应该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经过这次交涉，中印在
阿克赛钦归属问题上的冲突终于公开化了。印度政府在复照中说，这一地区
究竟是在印度还是在中国境内是“一个争执中的问题”。这是印度政府唯一
一次承认了存在争执，但几个星期之后，印度政府就推翻了这一立场。
1958 年12 月，尼赫鲁在给周恩来总理的信中，再次诬称印度拥有阿克
赛钦地区的领土主权，并说“印度的这些大片土地（中国地图标明是属于中
国的）只能是属于印度的，这是毫无疑问的，而且对这些土地不存在争端。”
印度不仅在中印边境中、西段地区侵占中国领土，还不断侵犯中国领空。
据不完全统计，仅1957 年8 月至1960 年12 月，侵入中国赛图拉边防区的印
度和不明国籍的军用飞机达29 架次； 1958 年至1960 年侵入中国阿里地区
的飞机共达84 架次，其中绝大多数是军用飞机。其企图是侦察中国边防军
情、兵力部署，给入侵印军空投空运，并对新藏公路、阿克赛钦等目标进行
侦察、航空测量和空中摄影。
六.印度支持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武装叛乱，妄图把西藏从中国分
离出去
1951 年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签订的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
议规定：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
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地方领导人员协商的办法解决
之。为了等待西藏地方政府领导人的觉悟和其他条件的成熟，1956 年中央人
民政府明确告诉西藏地方政府，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不进行民主改革。但
是西藏农奴主贵族中的反动分子在印度和帝国主义分子的蛊惑、煽动、支持
和怂恿下，以反对民主改革为幌子，张贴反动布告，组织卫教军，建立叛国
军事机关。种种迹象表明，西藏地方当局上层中的反动分子，决心要以武力
实现西藏独立的梦想。
印度阻挠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的举措遭到失败，从英帝国主义那里继承
来的在西藏的特权被取消后，则希望西藏保持原样不动。因为一个停滞不前、
落后和保守的西藏符合印度的战略利益：在政治上，一个神权至上、封建农
奴主统治下的西藏对印度不会产生威胁；在经济上，生产力极其低下的西藏，
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印度，印度便可通过经济渗透来达到控制西藏的目的。
但是，印度想搞“缓冲国”，要人民解放军撤出西藏的打算，又不便公开说，
只好在幕后活动。而西藏的上层统治阶级也要维持落后的农奴制，害怕自己
的统治被推翻。这样，印度和西藏反动上层在维护西藏农奴制这一点上便不
谋而合。印度要西藏长期保持落后状态，使西藏处于“缓冲国”的地位的想
法，在西藏上层反动集团中起了很大的作用；西藏反动分子则认为他们找到
了后台，便公然撕毁十七条协议；明目张胆地进行以“西藏独立”为宗旨的
分裂活动。
西藏和平解放前，十四世达赖喇嘛尚未亲政，印度当局就通过摄政大扎
和代理藏王鲁康娃对十四世达赖灌输亲英、亲印思想，培养“西藏独立”观
念。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后，印度当局允许西藏的反动分子逃往印度的噶伦
堡，同美国、英国的特务频繁来往，在噶伦堡建立阴谋策划“西藏独立”的
根据地。噶伦堡是印度北部喜马拉雅山南麓的一个重镇，位于印度与尼泊尔、
锡金、不丹王国的边境地区，距中国西藏亚东县甚近，战略位置极为重要。
早在英印时期，印度就将噶伦堡作为十三世达赖进行分裂祖国的活动基地。
在人民解放军和平解放西藏时，原西藏地方的代理藏王鲁康娃和罗桑扎西就
策动一部分反动分子逃往印度，以噶伦堡为据点，策划指挥西康地区的西藏
叛乱分子阴谋反对祖国的活动。叛乱分子在西康军民的打击下，一部分又逃
往噶伦堡，他们麇集在一起进行分裂祖国的背叛活动。 1956 年11 月，十
四世达赖和九世班禅应印度政府邀请前往印度参加释迦牟尼涅槃2500 周年
纪念活动。印度政府将此视为策动达赖决心走上“西藏独立”道路的天赐良
机，为此，印度政府在接待达赖和班禅时采取了“尽量施加影响”和“区别
高低上下”的作法，突出宣传十四世达赖，抬高达赖的地位，有意在达赖和
班禅之间制造矛盾。达赖滞留印度期间，印度当局还指使逃往印度的西藏亲
印分子策动达赖留住印度，组织流亡政府，并策划派人潜回拉萨鼓动叛乱。
印度总理尼赫鲁于11 月27 日和28 日两次同达赖谈话时都指出，西藏和中
国签订协议承认西藏属于中国，但如果中国超出协议范围，西藏有困难时，
印度将帮助西藏，尼赫鲁的谈话，有意把西藏放在与中国中央政府对立的位
置，公开煽动制造“困难”，以制造印度进行干预的借口。这对那些阴谋搞
“西藏独立”的反动势力是一种鼓动及配合。周恩来总理1956 年11 月和1957
年1 月两次访问印度，就西藏问题同印度尼赫鲁总理交换了意见，进一步阐
明了中国的立场和中国政府在处理西藏问题上所采取的方针。关于中国西藏
地方自治问题，周恩来总理表示，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愿意
保持西藏自治，并支持达赖为领袖，但如果外来颠覆活动不停止，中国有必
要加强对西藏的管理。周恩来总理提请印方注意，噶伦堡已被美国和其他国
家利用作为国际间谍的据点，对中国西藏进行渗透破坏等活动。周恩来总理
的谈话使印度拉拢达赖的行动不得不有所收敛。在新德里，周恩来总理同达
赖进行了极为重要的谈话。周恩来总理指出，毛主席要我告诉你，可以肯定
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以内根本不谈改革，六年以后，如可以改的话，仍然由达
赖喇嘛根据那时的情况和条件决定。拉萨有些与“人民会议”分子有关的人
总想搞乱子，三大寺也有其想法。这些人的活动受到噶伦堡方面的支持，想
搞“独立”，使西藏脱离中国，这是叛国的行为。周恩来总理最后说：“毛
主席希望达赖早日回去，不去噶伦堡，到那里对你不利”①。周恩来总理对达
赖的谈话，晓以大义，鼓励其摆脱反动分子的胁迫，迅速回到祖国。在周恩
来总理的教育下，达赖一行终于在1957 年2 月返回祖国，使印度变西藏为其
“保护国”的企图再次受挫。达赖喇嘛返回西藏后，印度政府对中国西藏的
政策并没有丝毫变化，仍然抱着“缓冲国”的企图不放，进一步制造舆论，
煽动反华情绪，为西藏叛乱分子张目，甚至为叛乱者出谋划策。印度驻锡金
政治专员潘特旱在1956 年就以视察印度驻西藏商务代表处和总领事馆为
名，两次来西藏活动，煽动西藏上层反动分子搞所谓“西藏独立”。在印度
当局的允许下，逃往印度的叛乱分子频繁与美。英等国特务接触。1958 年叛
乱分子在国外敌对势力的支持下，在噶伦堡成立了“西藏自由同盟”、“佛
教协会”等反动组织，作为武装叛乱活动的指挥部。7 月，中国外交部照会
印度政府，指出，美蒋特务及西藏反动分子等以噶伦堡为基地，策划在西藏
发动武装叛乱，要求印度政府予以取缔。而印度的一些扩张分子却大肆叫嚷
“西藏是一个独立国家”，“印度同西藏是母子关系”，为西藏反动分子撑
腰打气。1959 年2 月，印度的一些报纸就开始散布许多西藏将要发生叛乱的
言论。
1959 年3 月10 日，西藏叛乱分子中的12 名“代表”，到印度驻拉萨领
事馆，表明西藏是“独立国”，要求印度给予“保护”。印度领事馆竟然公
开接见这些叛乱代表，收下他们的“独立声明”，并答应转告印度政府，印
度驻拉萨领事馆的言行严重地干涉了中国内政。3 月13 日，西藏上层反动分
子公然以“西藏独立国人民会议”的名义，通过印度驻拉萨领事馆电台，给
逃往噶伦堡的原噶厦孜本夏格巴·旺秋德丹发去密电：“噶伦堡夏格巴转西
藏幸福事业会全体，藏历二月一日（3 月10 日）西藏独立国已成立，请向大
家宣布。”3 月14 日，在拉萨有近千名被欺骗蒙蔽的藏族妇女到印度领事馆
请愿，要求印度支持，保护“西藏独立”。印度驻拉萨的领事馆又一次答应
转告其政府，并借机进行煽动，企图使西藏问题国际化。3 月16 日，叛乱集
团再次通过印度驻拉萨领事馆给噶伦堡的反动组织发去密电，声称2 月1 日
西藏已经宣布从汉人红色共产党的强权之下起而成立独立国家，请向印度政
① 《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第67 页。
府求其支持。印度政府竟置中印两国在1954 年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于不顾，利用外交机构和外交人员的合法身分，为西藏叛乱分子出谋划策，
传递信息，这是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践踏。西藏反动上层分裂活动十分嚣
张，使事态愈演愈烈。1959 年3 月20 日终于在西藏发动了旨在“西藏独立”
的全面武装叛乱。
在西藏反动集团发动全面武装叛乱前的3 月17 日，达赖喇嘛及其随员逃
离拉萨前往印度。3 月31 日，达赖一行经西藏错那县沙则进入印度控制区的
当天，印度总理尼赫鲁就在印度人民院发表讲话，他说“印度政府给予达赖
喇嘛政治避难”，“达赖在印度期间将获得尊敬的待遇”。达赖抵印度境内
后，印度当局待之为上宾，外交部派遣曾在拉萨担任过总领事的司长梅农前
往印占区迎接，并一直陪同达赖到新德里。英国驻印度记者报道说，西藏叛
乱分子劫持达赖逃往印度，“印度政府曾帮助策划”，并且还有一个带无线
电台的“印度报务员跟着这个逃亡队伍一起去的”。3 月17 日至4 月27 日，
在1 个多月时间里，印度政府总理尼赫鲁连续7 次在印度议会上侈谈西藏问
题，多次表示同情“西藏人的自治愿望”，反对“中国的武装干涉”。3 月
13 日，尼赫鲁接见了以西藏叛乱分子鲁康娃·泽旺饶登为首的“代表团”。
这伙叛乱分子聚集在尼赫鲁住宅的花园里，向尼赫鲁提出了一项“备忘录”，
要求印度更积极地关心西藏，保证达赖的安全，并把西藏问题提交联合国。
事后鲁康娃·泽旺饶登向报界说，他们对同尼赫鲁的会谈感到满意。4 月5
日，尼赫鲁在新德里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西藏将深深打动我的心弦”，
“我们对于那里发生的事情，对于那里出现的政治发展显然是关切的和感兴
趣的。我们不能忽视它们，遗忘它们或者不顾它们”①。尼赫鲁“感兴趣”的
是西藏终于发生了旨在谋求“西藏独立”的全面武装叛乱，他希望这种叛乱
行动最终能够影响西藏的政治进程朝着有利于印度的方向发展。达赖一行于
4 月18 日抵达印度提斯浦尔（即迪斯布尔）的当天，即由印度外交官散发了
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声明以第三人称的手法诬蔑中国共产党在西藏的
政策。新华社记者在4 月20 日的评论中指出，达赖这个声明不是达赖喇嘛本
人的声明，而是别人强加于达赖喇嘛的。印度的舆论界也指出，达赖喇嘛的
声明并不是达赖自己写的，达赖喇嘛没有理由不可以亲自向报界发表声明，
而要一个印度外交官向外界散发他的声明。《印度新闻社》4 月20 日发表评
论说：“有人臆测，达赖喇嘛没有亲自在提斯浦尔向报界发表声明，那是因
为他是神圣的。看来这种臆测相当靠不住，因为甚至他在拉萨过帝王一样显
赫生活的时候，他也接见外国记者。”印度《思潮》周刊透露说，所谓达赖
喇嘛的声明是尼赫鲁授意梅农起草的。许多国家通讯社提供的大量资料也证
明了这一点。其中路透社记者法列尔在报道中说：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
是达赖在同尼赫鲁总理的使节梅农在邦迪拉举行了若干次长时间的会谈以后
拟定的”。4 月22 日，达赖被印度当局安排住在穆索里后，又发表了一个简
短的声明，否认在迪斯布尔由印度外交官散发的声明是别人强加于他的，而
是在他的“授权下发表的”。但印度外交官梅农在同一天仍坚持说，“毫无
疑问，声明是达赖喇嘛写的”。印度政府欲盖弥彰，反而更加暴露了其拙劣
伎俩。4 月24 日，尼赫鲁前往穆索里会见达赖，同达赖就西藏问题进行了长
时间的会谈。此后达赖被送到新德里印度政府的迎宾馆海得拉巴大厦居住，
① 转引自《解放军报》1959 年4 月10 日。
其间达赖会见了印度政府要员，并同美国、英国、日本等国的外交使节广泛
进行接触。
尼赫鲁于4 月27 日在印度人民院就西藏问题发表讲话，充分地暴露了他
和他的政府在西藏地方上层反动分子发动的全面武装叛乱中所起的作用。尼
赫鲁说：西藏的叛乱如果“完全要由西藏若干上层反动分子负责，看来这种
说法是把一种复杂的情况异乎寻常地简单化了。”“这个暴乱的基础一定是
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这种情绪不仅影响着上层阶级的人，而且影响着其他
人。”“当这些不愉快的事态发展的消息传到印度来的时候，立即引起了强
烈的普遍的反应”，“这种反应主要是基于情感和人道原因的同情。也还基
于同西藏人民久远的宗教和文化联系所造成的亲密感情。这是本能的反应”。
尼赫鲁说是同情西藏人，实际上是同情农奴主。很显然，其目的是要西藏停
滞不前，永远保留封建农奴制度，置于印度势力之下，这才是印度尼赫鲁政
府本能的反应。不仅如此，印度政府继续收容逃往印度的叛乱分子，并将其
中的青壮年进行一定训练后，发给枪支弹药，然后编成印藏边境特种部队，
部署在中印边境地区，对西藏进行策反、渗透和破坏。印度政府严重干涉中
国内政的行为，不仅违背了中印两国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而且严
重伤害了中印两国人民的感情，使两国关系出现了紧张局面。
印度当局则企图通过培植达赖集团，收容逃往印度的叛乱分子，对中国
施加压力，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达赖喇嘛作为宗教领袖，在西藏具有一
定的号召力。印度当局拉拢达赖，培植达赖集团，就是想树起达赖这面旗子，
与中国中央政府抗衡，为实现“缓冲国”铺平道路。对于印度当局干涉中国
内政，中国政府密切关注，并从中印友好的大局出发，一直采取克制忍让的
态度。只是在印度当局不断用冷战和政治压力来胁迫中国时，中国政府迫不
得已，才在适当场合说明中印争端的实质。周恩来总理于5 月6 日会见苏联、
朝鲜、蒙古、罗马尼亚、越南等11 个国家的访华代表团和驻华使节时，就西
藏问题和中印关系作了深刻阐述，明确指出：印度“希望西藏长期保持落后
状态，成为中印间的缓冲国。这是他们的主导思想，也是中印间争论的中心”
①。因此，印度就干涉中国内政和违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出现了反对中国中
央政府在自己的领土上进行改革的奇怪现象。西藏的武装叛乱，在国内是由
西藏叛乱集团、在国际上是由印度一部分资产阶级挑起来的。由于西藏的改
革，前途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西藏人民的一大喜事。当然对于帝国主义和
各国反动派，则是一个悲剧，他们幻想的“缓冲国”破灭了。这样，印度的
一部分资产阶级首先是大资产阶级就和我们对立起来了。“我们同印度广大
人民并无冲突。中印两国人民过去友好相处，今后还会友好相处。”②但是，
我们要把“西藏问题向全世界人民说清楚，把反动阴谋揭穿，把印度一部分
大资产阶级干涉者的真面目揭露出来，让全世界人民都知道过去所不清楚的
事和印度资产阶级的两面性”③。1959 年4 月26 日，印度外交部外事秘书杜
德，就中印关系交给中国驻印度大使潘自力一份谈话稿。谈话稿对印度政府
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印友谊的言行进行辩解，并把中印关系中业已出现的
不正常现象的责任推到中国方面。5 月16 日，潘自力把中国外交部对杜德谈
① 《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 年5 月第1 版，第268～269 页。
② 《周恩来外交文选》第276 页。
③ 《周恩来外交文选》第274 页。
话稿的答复稿交给杜德。答复稿直截了当地表明了中国对中印关系的根本态
度：杜德先生把中印关系最近出现的不正常现象的责任推到中国方面，这是
中国政府完全不能同意的。印度政府的负责人指责中国政府以及隆重欢迎达
赖喇嘛等言行，不管主观意图是什么，客观上都无疑地起了鼓励西藏叛乱分
子的作用。“印度是中国的友好国家，一千多年来是如此，今后一千年一万
年，我们相信也将是如此。”“中国人民的敌人是在东方，美帝国主义在台
湾、在南朝鲜、在日本、在菲律宾，都有很多的军事基地，都是针对中国的。
中国的主要注意力和斗争方针是在东方，在西太平洋地区，在凶恶的侵略的
美帝国主义，而不在印度，不在东南亚的一切国家。”“印度不是我国的敌
对者，而是我国的友人。中国不会这样蠢，东方树敌于美国，西方又树敌于
印度。西藏叛乱的平定和进行民主改革，丝毫不会威胁印度。”“我们不能
有两个重点，我们不能把友人当敌人，这是我们的国策。几年来，特别是最
近三个月，我们两国之间的吵架，不过是两国千年万年友好过程中的一个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