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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txt51.com一野十大虎将传奇
前言
本书是“人民军队虎将传奇”系列丛书之一。
20世纪40年代后期诞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是一支颇具特点的部队。与解放军其他三个野战军相比，第一野战军发展初期兵力较少，武器装备较差，战场环境恶劣，物质供应保障匮乏。而面对的敌人又十分强大。在战争初期，国民党军将进攻的重点放在陕北，敌我力量对比最初阶段竞达到15：1，由此可知一野初期作战的艰难程度。
就在这样艰难的作战环境里，一野的战事却连连告捷，弄得对手疲于奔命，由强转弱，由盛而衰。这其中的原因除了国民党发动的内战不得人心，中共中央军委转战陕北直接指导一野作战，彭德怀司令员勇敢果断亲自指挥等因素外，一野有一批能征善战的虎将率领部队力克强敌也是重要的因素。一野早期的部队仅有3个纵队，这3个纵队的主官在建国后被授予大将、上将军衔的竟有6人！其比例之高超出了其他野战军。
1949年6月，为了加速全国解放的进程，中央军委将华北野战军的第18、第19兵团调归一野建制，这使得一野的总兵力猛增至40万人，从此彻底改变了西北战场的形势。华北野战军这两个兵团也是虎将众多，本书在择选“一野十虎将”时，自然把这两个兵团的虎将统编在内。
需要说明一点的是，一野（包括后来调归一野建制的华北野战军两个兵团）里的虎将众多，如1纵司令负张宗逊、4纵司令员王世泰、第2军军长郭鹏、第3军军长黄新廷、第4军军长张达志等等。只是因资料欠缺和限于篇幅等原因，仅选取了其中的10位人物，对于一野里堪称虎将的其他人物，只能另选篇章再作介绍了。另外，收入本书的将领中，有的因其照片难以查找，故在书中用之较少甚至没有。在此一并说明。
一野十大虎将传奇--铁甲元勋——大将许光达
铁甲元勋——大将许光达
许光达 湖南长沙人。1926年入黄埔军校学习。解放战争时期任晋绥军区第3纵队司令员；一野第2兵团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
1．清涧城下，许光达对昔日黄埔军校的同班同学说：我念及与你同窗
情谊，不忍亲睹城破之日你身陷囹圄，劝兄迷途知返，弃暗投明
1947年8月，我西北野战军发起了榆林战役。
许光达当时担任第3纵队司令员。3纵的主要任务是首先扫清敌外围据点高家堡。
高家堡位于榆林东北方向，是从东面通往榆林的门户和必经之路，这里驻有敌军第86师的1个团和正个补训营。根据预定的作战计划，3纵独2旅第36团攻击乔家堡，17团攻击高家堡，对团作为预备队。战斗开始后，敌人利用坚固的防御工事，阻住了解放军的攻势。尤其是17团，在扫清高家堡外围据点乔家滩时，遭受重挫，副团长和参谋长都负了伤。
2旅旅长唐金龙急了，亲自跑到17团指挥所，命令团长组织突击队，再次发动攻击，并准备把预备队21团也用上。就在2旅旅长准备全力攻击时，许光达来到了17团指挥所。
许光达问：“情况怎么样了？”
唐金龙两眼喷火，叫道：“我和狗日的拼了！”说完就要带部队冲锋。
久攻不下，乃兵家之大忌，孤注一掷必然遭受更大的伤亡。在这紧张的时刻，许光达头脑清醒，他对2旅旅长说道：必须改变打法，拼命强攻决不可能达到目的。乔家堡这个小钉子钉得紧，不好拔，就先不去拔它，去拔那个大钉子，大钉子一动，小钉子也会动摇。
许光达又说，作战不要呆板地按照老的打法，先前沿，后纵深，层层剥皮，步步推进。为什么不可以放下乔家堡，绕过它，大胆地去攻击高家堡呢？
许光达的这番话，使部队官兵茅塞顿开。
部队按照许光达的新战术，实施越点攻击，并以一部兵力控制了高家堡西山，从背后切断了敌人与榆林方向的联系。这一下，敌军果然吃不消了，于是派出代表，要求与我军谈判，交涉投降事宜。
得知这一消息，许光达心里很高兴，敌人终于顶不住了，但是，当他得知我军在乔家堡只歼灭了敌人1个营，而乔家堡仍在敌人手中时，许光达沉思起来：两地敌人的兵力是4个营，乔家堡还在他们手中，战斗尚未见分晓，为什么就要急着投降？这里面肯定有鬼！敌军是在用缓兵之计，企图拖延时间，其目的一是调整战斗部署，二是等待榆林援兵。许光达立即将这一判断告诉唐金龙，叫其不要上当，为了周全起见，我军可以先礼后兵，限定时间，敌人如在规定的时间内投降，我们确保其生命财产的安全，如超过时间，我军即刻攻击。
果然不出许光达所料，敌人并非真心投降。限定时间一过，许光达下令总攻开始，敌人拼死抵抗，但在我军的猛烈攻击下，终于不支而败，我军顺利攻占了高家堡，并趁乔家堡敌人混乱之际，也将其占领。此役，在许光达的正确指挥下，我军全歼守敌1个团又1个营，俘敌陕北警备司令张子莫、第258团团长李含芳以下1400余人。
高家堡一仗，显示了许光达在作战指导上具有很强的灵活性和主动性，他不为传统的层层剥皮战术所局限，反对消耗战和盲目的蛮干，抓住了主要矛盾和作战的关节；在作战的敌情判断上，能透过现象看本质，不为敌军的假象所迷惑，通过战果统计和定量分析，辨别真伪，及时识破了敌军的阴谋，为作战胜利排除了障碍；在作战手段运用上，能以一部分兵力实施佯攻，吸引迷惑敌人，而以主力突然猛攻敌纵深的核心要点，从而达成了速战速决，同时也击中了敌军的要害，为作战胜利创造了条件。
许光达在一野中被人称之为“儒将”。这固然与他的“科班军官”的学历有关，同时也说明许光达作战善于谋略。“心战”是作战中一个制胜的重要手段。我国著名的大军事家孙武最先提出了“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的思想。许光达吸取了中国古代心战思想的精髓，在作战中善于把攻城与攻心相结合，常常收到事半功倍的战绩。
1947年10月初，许光达率3纵队兵临清涧城下。清涧位于延安与绥德之间，是咸榆公路的要冲，也是威胁我党中央腹地的一颗钉子。清涧城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守城的是国民党军整编第76师，师长是廖昂，与许光达在黄埔军校时是同班同学，分手20年后，两人重新在战场上面对面地较量了。作为攻方，许光达决定第一步扫清外围，控制城外的制高点，第二步则在第1纵队的配合下强攻清涧城。
10月6日，外围作战打响。我军攻势猛烈，爆豆似的枪声打碎了晚秋的空寂。
敌人的反击也很顽强，他们占据著有利地形，给我军造成很大的困难。我军发扬勇敢顽强的战斗作风，一连打了三天三夜，到10月9日，外围作战任务基本完成。
望着眼下处于平静状态的清涧城，许光达思忖起来：从目前情况看，外围虽已基本扫清，但城里的敌人还有相当大的实力，他们心存侥幸，等待援军，因此会顽抗下去。若是强攻，我军伤亡肯定要增大。在我军已处优势的情况下，许光达决定写封信给廖昂，晓以利害，劝他投降。若廖昂降，兵不刃血；即使廖昂不肯投降，至少可以动摇他的军心。于是，许光达掏出纸笔，给廖昂写了这样一封信：
廖昂兄：列夫无羔
你我由军校毕业，分手已20年矣！不期在清涧相遇，真乃有缘。可惜，炮火连天，工事阻拦，你我只能隔城相望，不能握手言欢，实乃憾事！站在清涧城郊，不由得使我回想起与廖兄军校同窗时的生活，那时，你我都是热血青年，秉承总理遗愿，致力军事救国，渴望创功立业……岁月流逝，几经沧桑，往事仍然历历在目。尤以在军校填写《学员政治面貌登记表》时的情景铭心刻骨，终生难忘。
眼下，我军已将清涧城团团围住，援军也被我狙击，也是B身难保。清涧是朝不保夕，破城在即。我念及与你同窗情谊，不忍亲睹城破之日你身陷囹圄，故陈说利害，劝兄迷途知返，弃暗投明。
我党的政策历来是既往不咎，立功有赏。你若能率部起义，使生灵免遭涂炭，乃我民众之大幸，望兄三思而行。
切！切！
同学许光达〔德华）
廖昂看到许光达的这封信后，心里一阵惊悸。对于许光达，他是熟悉的，许光达外表虽文静，内心却极刚强。现在，他正指挥部队攻打清涧。廖昂在心里承认，许光达信上分析的形势是事实。可他又抱侥幸心理，盼望胡宗南的援军到来。怎么办呢？他拿不定主意。死守吗？看来很难守住；投降吗？又不甘心。廖昂的内心矛盾，又引起了部下的恐慌，他们私下里议论纷纷，权衡着利弊。
一个部下说：“我们还是接受共军的主张。放下武器吧！”
另一个部下反驳：“那怎么行呢？投降有辱党国军人身分。”
廖昂开始也在左右摇摆，后来得知援军已到清涧城西南地区，他又强硬起来，拒绝了投降。然而他的部下却因他的左右摇摆而散乱了军心，尽管廖昂后来严令抵抗，但许多人已无心恋战了。
战场上，一封致敌方主帅的区区数言短信，其威力大大超过了成百上千发炮弹。
廖昂没有投降，许光达指挥部队发起了攻击。
战斗最激烈的时候，许光达来到了17团。团长一见有些急了，紧忙跑过来：“司令员，你怎么又来了？这里太危险！”
话音刚落，一发炮弹在不远处爆炸了，溅起的泥上落了他们一身。17团团长赶紧把许光达拉进团指挥所。
经过一昼夜激战，清涧终被攻克，共歼灭国民党军8000余人，其中生俘中将师长廖昂以下6600余人。
许光达带领指挥部进入城内，迎面碰上战士们押着一队俘虏走过来。许光达勒马站在路边查看，当他看到一名俘虏时，用手一指：“你抬起头来！”
那名俘虏抬起头，正是廖昂。
许光达怎么能在俘虏群里一眼就认出穿上了士兵服装的廖昂呢？事后，许光达说：“尽管廖昂换上了士兵服，可是，黄埔军官的气质是掩饰不住的，我老远就看出他了。”
廖昂被带到指挥所，他站在许光达的面前，一言不发，沮丧中仍不乏傲气。
许光达指着身旁的一个凳子：“坐！”
廖昂迟疑了一下，坐下来。
许光达掏出烟，自己点燃一支，也递给廖昂一支，平静地间：“我的信你看到没有？”
“看到了。”
“那你为什么还死守？”
“我没料到你们这么快。”
稍许，许光达又说：“我们好多年不见了！咱们走的路不同，不过你的路走错了。”
廖昂不服气地说：“你们的战法不正规。”
许光达笑着问：“还有什么原因？”
“如果援军早到，就不会是这个结果了。”
许光达说：“你要是不服，我放你回去，你找胡宗南再要一个师来，咱们再较量。”
“不敢！不敢！”廖昂嗫嚅地说。
“那好，你下去吧。”
廖昂向许光达敬了一个礼，被带走了。
2．红军医院设备简陋，无法取出许光达胸中的子弹，于是他被送到
苏联治疗并学习。不幸的负伤，却使许光达得到了一个去苏联学习的机会
许光达原名许德华，1908年11月19日出生于湖南长沙县东乡萝卜冲，排列老五，小名又叫“五伢子”。许光达的父亲许子贵含辛茹苦，勤劳俭朴，使家庭境况虽不富裕却也能让全家人吃饱穿暖。许光达的母亲因病早逝，他10岁那年，家中来了继母，在那个年代里，这使得许光达忍受着人间的冷眼和心酸而默默地度过了他的童年。
湘乡大地的人们历来重仕，若不论历史功过，曾国藩、郭嵩焘、左宗棠、谭嗣同、王船山等饱学之士皆闻名全国。故湘乡的仕学气氛甚浓，即使是贫寒之家，亦想方设法送自己的子弟进私塾读上几年书。许光达的父亲虽然吝啬，但也尽为人之父之责，把儿子送进了学堂。到许光达能读书之时，已是辛亥革命之后，旧制废除，新制确立，教育制度也随之变化，各地设立了各种新式的学堂，这样，许光达就进入了家乡的凤凰庙小学读书。
特殊的社会和家庭环境，使许光达比同龄人成熟得多。读书使他明理，他从书本里知道了许多成人、立身、理事的道理，尽管许多理论尚显肤浅。然而，吝啬的父亲认为许光达读了几年书，认得了一些字，这对一个农家子弟已经足够了，没有必要再花那么多钱去读书。当许光达读完初小后，其父不想让其再读书了。许光达敢怒而不敢言，只有在心中生闷气。难道自己就应该一辈子与泥土为伴吗？为什么自己不可以继续读书？
就在这时，许光达的大伯许长龄出面了。许长龄是个篾匠，整日里挑着篾匠担到各地做工，到过的地方多，接触的人多，见过的事也多。游历做工的闯荡，使他知道有学识的人才明理，有学识的人才能有出息。现在见弟弟不让侄子读书了，他很气愤。五伢子是个很聪明的娃儿，读书也用功，为什么停了他的学？许长龄回到萝卜冲，责问许子贵：
“你这个抠煞鬼，伢子是去读书，不是败家，这点钱你也不愿出？”
见弟弟固执己见，许长龄很生气，拍着胸脯说：“好！你不给，我给。我送讶子去上学！”于是，许光达在大伯的资助下，得以继续进入高小读书了。
说不上许长龄有什么长远的目光，但他从现实的态度出发，觉得侄子将来如果有了出息，不就光宗耀祖了吗！他的这番苦心和爱心，成就了许光达，为新中国输送了一个将才，也为许家和萝卜冲的父老乡亲争了光。
许光达百倍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他一头扎进了知识的海洋，刻苦读书探究，学习成绩优异，1921年秋，许光达考取了长沙师范学校。
当时的长沙师范学校不收学费，只收膳宿费，每月十二三元。这一次，父亲许子贵没有再让儿子犯愁，而是爽快地说，“五伢子，我家只有你考上了师范。那是个大学堂，你好好去读书，钱嘛，我拿了。将来你能谋个一官半职，光宗耀祖，也就行了。”
听了父亲的这番话，许光达不知道是应该高兴，还是应该心酸。在父亲眼里，读书不是为了明理，更不是为了民族和大众，而只看到了儿子将会有光宗耀祖的前程了。
父亲是为了他自己的面子，为了许家的门面，才转变了原来的态度。但少年的许光达这时也还没有形成为民族和大众而求知的信念，只是想为了做一个明理而有用的人。他点了点头，算是回答了父亲，然后开始了新的求学历程。
20世纪20年代，长沙是个革命思潮风行和革命活动活跃的地方。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一批党员，在长沙建立了党的组织，展开了积极的革命活动。这对渴望新知的许光达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新的环境，新的大地，新的社会气氛，使许光达不仅仅埋头于书的海洋，而且走出了书斋，进入到火热的社会生活中去。
在许光达的人生道路上，长沙师范学校的国文老师曹典琦是他重要的引路人。曹先生以其渊博的知识和先进的思想，启发开导了许光达，使他对许多以往不解的社会问题有了理论上的认识。曹先生介绍许光达参加国事讨论会，使他开始对一些社会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当他把目光由书斋转向社会时，曹先生向他推荐了如《新青年》、《湘江评论》等革命刊物和书籍，使他开始接触和吸取革命思想。
1923年3月，日本帝国主义拒不归还租借期已满的旅顺口，全中国掀起了反日热潮，长沙也成立了“湖南外交后援会”，抵制日货，展开反日斗争。6月1日，一艘日本商船抵靠长沙两湖码头，“后援会”即派人前往检查，看是否有日货下卸。长沙市民、学生数千人同时聚集码头，以示支持“后援会”检查人员。日船拒绝检查，导致冲突。押船的日本士兵向码头人群开枪射击，打死学生2人，打伤数十人，制造了流血惨案。次日，愤怒的学生举行集会，抬着被打死的学生尸体游行示威。
眼见自己的学友和同胞被帝国主义者残害，有着强烈爱国心的许光达，也走上了长沙街头，与同学们组成讲演团，向广大人民群众宣讲“六·一惨案”的真相，号召广大群众团结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他领人到处散发传单，与同学一起到当时的省政府门前请愿。然而，反动的军阀政府回答他们的却是军警的木棍，许光达头上也被打出了几个大包。这也使他彻悟到只有赶走列强，打倒军阀，才是有志的中国人应该选择的道路。
许光达成熟了。他投入到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之中，成了学生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在思想上，他逐渐成为一个坚定的革命者。1925年5月，许光达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9月，他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5年冬季的一个夜晚，夜色黑沉，寒风凛冽，许光达应约来到曹先生家。曹先生是他的老师、人生引路人，更是他的党内同志。曹先生让许光达坐下后，颇有深意地问道：“如果革命需要你离开长沙，你愿意吗？”
“离开长沙？到哪里去？”
许光达深知先生提出这样的问题不会是毫无目的的，但心中又不知真意，不觉有些惊讶。
“到广州。”
“广州？”许光达更觉惊讶。他知道，广州当时是中国革命的中心地，尤其是在1924年国共两党合作后，国共两党的主要革命力量齐聚那里，那里不仅有国民革命政府，更是正日益蓬勃发展的国民革命的大本营。因此，那里已成为全国革命青年众所向往的地方。自己去那里做什么工作呢？他急切地问道，“曹先生，我到广州做什么？”
“广州有个黄埔军校，你知道吧？”曹先生问许光达，不等他开口，又继续说道：“省委要选一些青年党员去学军事，我们觉得你很适合，决定派你去。组织上让我通知你。”
听到这话，许光达顿觉浑身上下热血沸腾，心情十分激动，自己将去广州，而且是进黄埔军校学习，这可是自己曾经想过却又认为是幻想的事啊！
许光达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走出曹先生家的，也没有多想自己将从一个书生变成军人。他回到宿舍，听着窗外渐渐沥沥的雨声，兴奋地收拾着书籍和行李。春节就要来临，他知道特别喜爱自己的大伯许长龄肯定会来学校找他回家过年，于是他给大伯留下了一张字条，上面写道：“外出求学，请勿念。”
他知道大伯肯定能理解他上军校的举动。
第二天，许光达与同行的谭希林踏上了南行的列车。
黄埔军校原名“陆军军官学校”，后来改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它是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以及苏联派遣的顾问人员帮助下，为培养革命军事干部建立起来的军事学校。因校址在广州市郊区的黄埔长洲岛，故简称黄埔军校。这是一所正规的军事学校，必须经过严格的考试才能入校学习。许光达虽然是湖南省党组织选拔推荐来的，也不例外。当然，通过考试对于许光达来说，那是轻而易举的事，他顺利通过了政治课和文化课的考试。1926年4月13日初试之后，21日又复试合格，他正式取得了入伍生的资格，被编入新生第2团。
初到广州的许光达，为广东表面上团结的日益高涨的国民革命热潮所激动，心中构想着革命胜利到来时的景象。然而，事情不像他想象的那样乐观。就在他到广州后的这一段时间里，国民党内进一步分化，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右派势力挑起了一件件事端如“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在革命统一战线内部，出现了一次反共的浪潮。身任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利用自己的职务，不断扩大自己的权力。因而，在革命阵营内部出现了很深的裂痕。
刚入军校学习的许光达当时还无法了解革命统一战线内部上层中的矛盾和冲突，只是埋头于学习，同时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每星期六，他都要过组织生活，和其他学员一道徒步进城，到广东省农民协会，或听周恩来、挥代英、谭平山等人的形势报告，或阅读讨论《共产主义ABC》、《帝国主义浅论》等社会科学书籍，接受马列主义和党的基本知识教育。另外，他还在校内听过毛泽东的演讲和刘少奇的报告，使他的视野更加开阔，逐渐学会了用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分析现实的形势和社会问题。而在知识层面上，他广泛接触了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的知识，丰富了社会阅历，有了成熟思维。三个月的入伍生期满后，他经过考试被录取为炮兵，正式成为黄埔军校第5期学员，编入炮科11大队。
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以后，革命形势发展迅猛。10月，北伐军攻占武汉，打败军阀吴佩孚。11月，北伐军歼灭军阀孙传芳主力，占领九江、南昌。至此，北伐战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为适应国民革命形势的需要，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迁都武汉，武汉成为新的革命力量中心。
随着革命阵营的北移，黄埔军校决定筹备武汉分校。12月18日，邓演达正式奉令筹设武汉分校。黄埔军校第5期政治。炮兵、工兵三科各四个中队迁人武汉分校，许光达所在炮科中队也在迁移之列。
1927年2月12日，武汉分校举行开学典礼。邓演达为代理校长，顾孟余代行党代表，教育长张治中，办公厅主任兼军事总教官季方，政治部主任包惠僧，政治总教官恽代英，秘书长周佛海。武汉分校当时完全由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领导，实权掌握在邓演达和恽代英手中。因此，武汉分校的政治气氛基本呈革命和进步之态。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了“4·12”反革命政变，全国形势陷入混乱。仍在武汉分校的许光达，接到陈毅同志亲自转达的党的指示：参加毕业分配，到张发奎的第2方面军去，打入张发奎的部队，积蓄革命力量，准备迎接新的斗争。
许光达来到驻扎在九江的国民革命军第2方面军，当上见习排长。于了一个多月，接到地下党组织传达的指示：开小差，离开部队，速去南昌，到起义部队中去。
这样，许光达在张发奎的部队里“开小差”，走人了。他与其他共产党员晓行夜宿，爬山涉水，于8月6日赶到南昌城下。当他们擦去汗渍，拍净尘土，准备进城的时候，却发现城头上没有红旗，也听不到歌声。城门有军警站岗，盘问路人。
原来，“八一”南昌起义后，蒋介石调集武汉、广州几路的大军围剿南昌起义部队，为保存实力，起义军已于8月5日撤离了南昌。
怎么办？许光达望着城门，不免有些失望，第二天，他毅然决定南下追赶部队。
南下的路途上，沿途有不少的散兵游勇，他们都是从起义部队中逃出来的。他们中有的人对前途悲观失望，有的贪生怕死，有的想去投靠新军阀。他们中也有共产党员和黄埔生。有认识许光达的，就劝许光达不要去“送死”，许光达毫不动摇，继续追赶部队。
终于，许光达在宁都城下追上了起义部队。
宁都城里驻扎着起义军第25师。该师担任后卫，师长是周士第。许光达来到师部见到了周士第，递上组织介绍信，周师长非常高兴，把许光达安排在75团3营当排长。
75团是一支光荣的部队，他的前身是北伐时期叶挺独立团的第1营，在攻打汀泗桥、贺胜桥战斗中，该营屡建奇功。在这支光荣的部队里，许光达开始了他的革命戎马生涯。
初到这个排，战士们对这位文静秀气的读书人并不服气。“排长像个大姑娘似的，到师里当书记官还差不多，带咱们打仗怕是不行。”排里的神枪手刘桂成撇撇嘴说。
因为许光达长得面嫩，所以一些老兵背后里叫他“娃儿排长”。
许光达并不计较这些，他知道要想让部下信服，必须在战场上见真功夫。
不久，75团接到了攻占会昌城一带高地的任务。许光达排是连里的尖刀排。他身先士卒，涉水过河，占领有利地形。冲锋中，战士们按照他布置的战术，充分利用地形地物，迅速逼近敌人。可是，刘桂成不管这一套，自信枪打得准，一味猛冲。突然，敌人一排子弹扫来，他还没弄清怎么回事，已被许光达推到了岩石下，只见许光达倚在岩石上一扬手，敌人的机枪成了哑巴。
刘桂成用感激的目光望着排长，从心里不由自主地佩服起这位真正的神枪手来。
许光达在会昌战斗中的出色表现，不仅改变了士兵对他的看法，也让上级颇为赏识。过了几天，营长来到许光达所在的连，宣布上级的命令：“经团长批准，由许光达代理连长。你们不是叫他‘娃儿排长’吗？现在他升任‘娃儿连长’了。”
于是，许光达又有了“娃儿连长”的雅号。
会昌激战后，起义部队南下粤东。在三河坝激战中，一发炮弹在许光达身旁爆炸，他负伤了，只好离开部队到当地的农户家中养伤。伤好后，他跋山涉水寻找部队，一路寻去，来到了贺龙领导的鄂西革命根据地。
在红军部队里，他很快显示出自已经过系统军校训练的军事才能，1930年，红2军团成立，贺龙为总指挥，辖红3军、红6军，许光达担任了红6军17师师长，参与开辟以洪湖为中心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多次率部参加反围剿作战。
当时，李立三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一味攻打大城市。1930年10月，红2军团受命配合1军团。3军团攻打长沙。部队伤亡很大，最后被迫撤出战斗。在撤退途中，部队被三路敌军包围在杨林寺一带，情况万分紧急。在这危急时刻，许光达率17师顶住了敌人，掩护军团指挥部撤离。12月17日，国民党军3个旅朝许光达的17师扑来，猛烈的枪炮声震颤着大地。17师49团团长牺牲，阵地被敌人突破，许光达果断命令师部所有勤杂人员组织起来，投入反击，打退了敌人，保住了阵地。17师与敌人浴血奋战了两天两夜，全师伤亡过半，换来了军团部的安全撤离。
事后，军团首长表扬许光达说：“这次，是许光达救了我们。”1931年5月，红2军团整编，许光达担任8师22团团长。在马良坪战斗中，许光达又一次显露了卓越的军事才华，以一个团的兵力与敌十几个团周旋，牵制了敌人，并安全突围，让贺龙惊喜不已。为此还专门召开了庆功大会。
不久，许光达又任8师师长，在一次作战中再度负伤。这次伤得很重，子弹击中胸部，离心脏很近。当时红军医院设备简陋，无法取出他胸中的子弹，湘鄂西特委决定送他去上海治疗。
可是当许光达到达上海后，由于国民党疯狂搜捕共产党人，残酷的白色恐怖使许光达不能在上海安全地动手术。此时，中央正准备派一批干部去苏联学习，于是，许光达被送到苏联治疗并学习。
不幸的负伤，却使许光达得到了一个去苏联学习的机会，或许这就是因祸得福吧！
在莫斯科，许光达治好了枪伤，然后进了国际列宁学院学习。当时的苏联，国内形势稳定，社会主义建设正处于发展迅猛的时期。许光达的生活自然比国内优越得多。他心中虽然挂念国内的革命和浴血奋战的战友，但既然有了难得的学习机会，他就安下心来认真学习。假期之中，他与中国同学前往苏联农村，参观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果。而在空余时间，许光达就去各种纪念馆和博物馆参观。漫步莫斯科街头，看着那雄伟而又古老的俄罗斯风格建筑，体味着异国风情，许光达心中浮想联翩：苏联人民的幸福生活是列宁领导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的，这就是中国的榜样，中华民族一定能取得民族解放的胜利，中国人民也一定会过上幸福美满的日子。自己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应该为此奋斗不息，甚至不惜流血牺牲，现在一定要抓紧时间学习，尤其是要学好军事知识。
然而苏联方面却不允许中国学员们参观兵工厂，许光达原来学的是炮兵，他多么希望能走进坦克制造厂、战车制造厂、制炮厂等工厂去考察一番，却是一筹莫展。苏联方面甚至禁止苏联军人与中国学员私下接触。
在苏联的学校里学习，图书馆的书也不许外带，不许做笔记。许光达就整日泡在图书馆里看，好在他年纪尚轻，记忆力好，他尽可能把有用的知识往脑袋里装。尤其是那些涉及军事知识和武器装备的书籍和刊物，他看了一遍又一遍，直至理解并大致记住。
1936年秋，苏联东方大学为中国红军举办了一期汽车训练班，学习掌握汽车、坦克和大炮的技术。许光达是一位红军指挥员，原又是学炮兵的，自然被选调到东方大学学习。有心之人遇所好之事，当全心钻研。苏联红军建设已有十多年的经验，且经过国内战争培养出一大批军事家，这一次苏联党有心为中国红军培养一批懂得机械化军事的人才，派出一批既有军事理论又有实战经验的军事专家和军事理论家来给中国学员授课。虽然苏联的军事科技较为发达，但许光达已有相当的知识基础，在中国学员中，他接受得比较快，也学得比较好。许光达不仅掌握了一般的汽车、坦克和大炮的结构原理，更学到了现代战争中坦克、大炮的战术原则。
对于坦克兵的作战技术和战术，许光达格外感兴趣。坦克作为一种新型武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开始出现于战场，在一些军事强国已发展成为一支独立的兵种。由于它具有高速的运动力、威烈的火力和坚强的装甲防护力，成为了现代战争中机动性最大、突击力最强的一支地面战斗力量。以往许光达只是从一些教学图片中看到它在战场上的威力和作用，现在面对面地亲手操纵这种现代化的庞然大物，他怎能不全身心的投入进去？他深知装甲兵这一兵种中国红军现在没有，但以后必然会有的。为了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为了中国红军的发展和建设，许光达孜孜不倦地钻研于其中。这为他后来担任新中国第一任装甲兵司令员奠定了坚实的专业基础。
当时，在苏联的中国党组织完全处于王明的控制之下，王明封锁中国国内的情况，这使得许光达和其他同志对王明行为愈来愈不满，许光达作为党支部书记，找到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王明，反映学员们的共同心声。许光达的行为，按规定是符合党的组织原则的，但王明却斥责许光达，认为他这是有意煽动学员反对共产国际的派别活动，并将许光达隔离审查，中断了他的学习。这使得许光达极其愤怒。几个月后，他回到了中国。
1938年1月，经长途辗转，许光达到达延安。他这才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早在长沙读书时他即已知道毛泽东，并读了毛泽东的许多文章。在后来的革命活动中，他更闻知毛泽东的创造和才能，但一直未到中央苏区工作而无缘相见。来到延安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前来看望许光达这批“留苏人才”，许光达这才了却多年心愿。
一见面，毛泽东便说：“你是长沙人，湖南老乡噢！”
在询问了许光达他们在苏联学习、生活情况后，毛泽东又寄语式地说，“你们都是在列宁故乡喝过洋墨水的洋包子，有学问的噢！中央欢迎你们回来，参加伟大的抗日战争。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已经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刻，在抗日战争中得到了发展，将来还要大发展，需要人才嘛！你们这样的干部，愈多愈好！希望你们回来以后，好好发挥作用。”
也就是从那时起，毛泽东注意到他的这位温文儒雅双重硬学历（黄埔军校及留苏学习）老乡，并有意培养提携。
不久，许光达被分配到抗日军政大学担任训练部长。1938年5月，他又被任命为教育长。
黄土高原之上，千山万壑之中，抗日军政大学成了培养抗日骨干的摇篮，成了海内外炎黄子孙最可注目、寄以厚望的地方。巍巍宝塔山，清清延水河，多少热血青年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汇集到了这里。在这群英毕至的地方，许光达既是教官又是学员。他从革命实践经验丰富的战友那里学习自己缺乏的东西，又把自己从黄埔军校和苏联学来的理论教授给学员。既承担学校的领导工作，又亲自讲授战术学等军事理论课程。他的才华得到了充分的展示。
1939年6月，抗大总校移驻晋东南，在延安则筹建抗大第三分校。7月，许光达被任命为抗大第三分校校长。在做好学校领导和教学工作的同时，许光达积极研究抗日战争的特点，总结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的成功经验，发表了一系列总结办校经验、论述抗日军队组织形式、游击战争战略战术的文章。此时，他已不仅仅是一位军人，更是一个逐渐掌握战争艺术的思想者了。1941年1月，许光达被任命为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部部长。随后又任八路军第120师独立第2旅旅长兼晋绥军区第2分区司令员，在五寨、神池、”保德等地开展游击战争，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根据地。
3．宜川城下，许光达指挥部队打出“怪”名堂：援兵急来就慢打，援
兵慢来就急打。他说这叫“活捉老狼”
1947年8月16日，许光达接到彭德怀的命令，率部火速开往乌龙铺，接应和掩护中央机关转移。
当时的局势是十分险恶的，国民党军第36师已到达镇川堡。另有董钊的1个师，刘戡的5个旅由绥德直扑葭县，刘戡部和第36师，南北相距只不过百里路，东向封锁了黄河渡口，西向控制了威榆公路。中共中央机关被挤在葭县、米脂、榆林三县交界的狭小地区，背后是沙漠，西侧是榆林河、无定河，东面是黄河，南面和北面有敌大军压来，处于四面被围的困境当中。而且，敌人进展神速，包围圈越缩越小。
就在8月16日那天的晚上，党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人冒着大雨进至葭县乌龙铺以东的曹家庄。周恩来亲自打电话给彭德怀，告之中央机关不过黄河，仍继续留在陕北，但处境困难，希望彭德怀派一名得力的将领火速带兵前来，保卫中央机关向安全地带转移。
彭德怀马上电告党中央，他准备派许光达率领3纵，前来接应和掩护中央机关转移。
正是在这样十万火急的背景下，许光达率领部队冒着大雨，拼命向乌龙铺前进。
行军途中，许光达把各旅的负责人召集到一起，边走边交代任务。大家的心情万分焦急，为中央的安全担心。众人看出，许光达的心情十分沉重，这是解放战争以来，他们所看到的自己的司令员最紧张的一次。
许光达怎么会不紧张呢？中央的安危，此时正系于他和3纵的身上。
8月17日，3纵到达指定地域乌龙铺。许光达向各旅长下达了死命令：“哪怕是敌人的炮弹落在身上，也不许后退一步！”
当时，敌36师以113旅为前梯队，由镇川堡向乌龙馆前进。彭德怀判断该师主力必将经沙家店地区东犯。因此，决定集中野战军主力在运动中歼敌36师于沙家店一带。
彭德怀摆出这样的布阵：
许光达指挥3纵和绥德军分区警备4团、6团插到乌龙铺与沙家店之间的当川寺，切断敌124旅与其主力的联系；
王震指挥的2纵等4个旅，在沙家店地区张开“口袋”，围歼敌36师主力；
贺炳炎的1纵进至沙家店以西，堵死敌36师的退路，并担任对增援之敌的阻击任务。
敌36师基本上落入彭德怀的手掌心了。
然而，敌36师只是进攻之敌中的一路，另一路刘戡带领的5个旅仍冒雨进犯，已经到了葭县的店头镇一带。中共中央机关因茨芦河河水猛涨而无法北进，改向西北方向移动，还是没有脱离危险。
当时，许光达的指挥所离中央机关仅隔一条雨裂沟。他召集各旅旅长到指挥所开会，指着对面的山梁让大家看：只见一支队伍在转移，有男有女，有老有少。这正是中央机关。这山梁的一个避雨处，架着电台的天线。许光达什么也没有说，灼热的目光扫了一眼身旁的旅长们，旅长们会心地转身往各自的指挥部跑去了，每个人都深知自己的责任重大，人在阵地在，他们决心以自己的血肉之躯保卫党中央的安全。
8月18日上午，3纵的独5旅及绥德军分区警4团、6团在乌龙铺之北与敌接火，其他部队在乌龙铺以南抗击西援之敌3个旅。阻击战斗从上午一直打到第二日拂晓，3纵顶住了敌人1个军部及3个旅的轮番进攻，敌未能前进一步。
尽管彭德怀已在沙家店布下口袋，正准备围歼敌36师主力，但对许光达来说，其处境却是相当困难的。前边有刘戡的主力压过来，后边是葭芦河，3纵背水而战，这是兵家大忌。然而，许光达却知“忌”而行，英勇奋战。
由于3纵果敢的牵制行动，使得我1纵和2纵能够迅速将敌36师师部及165旅包围在沙家店，彭德怀发出了歼敌紧急动员令：“彻底消灭36师，是我西北战场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的开始，是收复延安解放大西北的开始！”在彭德怀的命令下，全军将士个个斗志昂扬，奋勇争先，向被围之敌发起猛攻。
整编36师是胡宗南的嫡系部队，为此胡宗南急电36师师长钟松，命令其固守待援。由南路北上的敌第29军军长刘戡也致电钟松：“已令55旅就近来援，主力继后即到。”
然而刘戡说得轻巧，他碰上了一个战场上的硬手，这就是许光达。刘戡3个旅遭到许光达3纵的顽强阻击，难以前进。不仅如此，许光达还命令部队实施阵前出击，曾一度打到了刘戡的军部，连刘戡的警卫部队也被冲散，着实惊出刘戡一身冷汗。刘戡从混乱中逐渐清醒过来后，才集中兵力向3纵发起轮番攻击。
面对着优势敌军的疯狂冲锋，许光达沉着应战，采取少摆多屯不断添油的灵活战法，以保留强大的预备队，不断地增强战斗的韧性和持续力，与敌人斗智斗勇，顽强地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把敌人死死地钉在当川寺一线无法进展。刘戡的部队当时距离36师的阵地只有30多里，仍是被阻隔不能会合，谁也救不了谁。孤军突进的整编36师，只能孤军作战，最终覆灭了。
而当敌36师被歼之后，刘戡见势不妙，掉头回逃。这样，我党中央机关化险为夷，继续留在陕北指挥全国解放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