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家店一仗，是西北野战军一次漂亮的歼灭战。事后，毛泽东称赞沙家店这一仗确实打得好！说侧水侧敌本是兵家所忌，而我军却犯了这个忌，在短短一天的时间里就取得了前无古人的胜利。
许光达率领的3纵在这场胜利中功不可没。若说侧水侧敌，主要是指许光达的3纵。在阻击作战中，许光达敢于打破常规，以惊人的胆略背水作战，侧水侧敌，从而出敌不意。许光达敢于冒险，又善于冒险，他并不是与敌硬拼，而是以少量兵力摆在阵地上与敌人抗争，保持强大的预备队，持续不断地增加防御力量和韧性，终于以少胜多，保障了阻击任务的完成。
1948年初，西北地区的国民党军，在我军的连续打击下，兵力大为削减，已处于分散防守状态。此时，胡宗南集团共有9个整编师28个旅，除在其他地区布防外，用于陕甘宁地区的仅有17个旅，并主要置于延安以南之洛川、黄陵、宜川地区，企图以机动防御姿态，确保延安，阻止我军南下关中。
胡宗南当时的部署是：以1个师的兵力驻守延安及控制延安至附近的公路线；以整编第76师1个旅驻守宜川；刘戡率整编第29军军部及2个师集结于洛川、黄陵地区，作为机动兵团，或北援延安，或东援宜川，或阻我南下；以1个旅又2个团驻守韩城及禹门口附近，阻我西渡黄河；以1个多旅防守铜川、耀县、三原及成榆公路一线。
毛泽东根据全国战局和西北战场形势的发展，决定我西北野战军发动春季攻势，转入外线，向南进攻，配合陈、谢兵团，打击胡宗南集团，首先歼灭咸阳、延安一线敌军有生力量，粉碎胡宗南集团的机动防御部署，解放黄龙山区，并以此为依托，乘胜向南发展，威胁西安，策应中原作战。根据毛泽东这一指示精神，我西北野战军决定发起宜川——瓦子街战役。
战法很明确，就是“围点打援”。以一部兵力围攻宜川城，集中主力在运动中歼灭可能由洛川东援解围的国民党军。
2月17日，彭总把许光达召来布置任务，并征求他对整个战役计划的看法和意见。许光达条理清晰地谈了自己的见解：
第一，战役的核心是吃掉敌西北胡宗南集团的主力——刘戡的整编第29军，而要吃掉敌29军，就必须设法将其引诱出来，在运动中将其歼灭。
第二，宜川战略地位比较重要，是陕西东部的重镇和南北的交通要道，三面环山，工事坚固，易守难攻，是敌我的必争之地。敌军守住它，就可钳制和阻止我军南下。我军夺取它，就可由东路南下直插敌之腹地，威胁西安。所以，宜川是敌必救之地，也是我必攻之点。而我围攻宜川时，切勿急克，这样才能调动刘戡来援，以实现攻其必救、引蛇出洞的战役目的。
第三，我军围攻宜川后，根据这里的地形和交通情况，刘戡增援的方向及道路可能有三条：一条是由洛川、黄陵沿洛宜公路以北的金狮庙梁到宜川。此路敌需翻山越岭，行动缓慢；一条是由洛川、黄陵经瓦子街到宜川。这条路虽然要经过瓦子街以东一段咽喉窄道，易遭我伏击，但它距离最近，又是公路，便于机动，解宜川之围最快，敌人很可能走这一条路；一条是由洛川、黄陵经黄龙（石堡）至宜川。这条路援军最安全，但路程比第二条路远两倍，援宜川时间长。综合起来看，刘戡走第二条路的可能性最大。因此，我军要重点做好敌人从第二条路来打的准备，主力应重点部署在第二条路上，同时也要做好在第一、第三条路上打击来援之敌的预案。
许光达还主动提出，为保障战役周密完善，他指挥的第3纵队，在完成攻城任务的前提下，抽出1个旅作为机动预备队，用在第一条路和第二条路两个阻援的方向上，由他来补这个空，以防意外，保障我军主力能集中力量用于打援。
许光达的这些真知灼见，当即受到了彭德怀的赞许和肯定，对我军宜川——瓦子街战役的实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那么，在具体的战役组织指挥中，怎样才能实现中央军委和彭德怀确定的“围直打援”的作战方针，把摆在洛川、黄陵一线的刘戡的第29军引诱出来消灭，而又不让宜川之敌跑掉呢？
许光达认为，要两头俱胜，需要动脑筋、用计谋。他说：“我们的计划是：开始，要猛攻宜川，逼使被围在宜川的张汉初（敌第24旅旅长）告急。胡宗南的援兵一出动，就要打个怪名堂：援兵急来就慢打，慢来就急打。”急慢相兼，引蛇出洞。他用“活捉老狼”的办法为例，形象地说明这一谋略的奥秘：有经验的猎人活捉老狼的办法是预先挖好陷阱，先掏出狼崽子，打得它嗷嗷乱叫。老狼一急，不顾一切去救崽子，结果便掉进了陷阱里。如果猎人一棒子把狼崽子打死了，老狼也就不来了。
许光达的这一着果然十分灵验。2月22日，我军向宜川方向攻击前进，23日肃清了该城周围敌之地方武装，孤立了宜川。24日我军包围宜川，并积极展开猛烈的进攻。至对日先后突破敌外围防御，占领了敌战术要点老虎山、虎头山、万灵山、外七郎山等阵地，将敌压缩于城内。面对着我军凶猛的攻势，宜川守敌惊恐万状，频频向胡宗南告急求救。胡宗南再也坐不住了，命令宜川守军死守待援，又急令刘减率整编第29军2个师共4个旅8个团的兵力，于2月26日由洛川、黄陵地区出发，沿洛川、宜川公路经瓦子街轻装驰援。
蛇终于出洞了，我军战役的第一步基本达成。
接着，我军继续猛攻宜川，迫使宜川守敌拼命呼救，胡宗南死令刘戡“立即前进，不准停留”，促使刘戡率部于29日进至瓦子街以西地区。当敌完全上钩后，我军即以5个团继续围攻宜川，诱使援敌深入就范，同时集中主力9个旅，以伏击态势突然包围了刘戡援军。当主战场转至歼灭瓦子街之敌援军时，许光达命令围宜部队暂缓总攻，一方面加强防御，以防两部敌军突围汇合或逃跑，另一方面做好总攻的准备。
瓦子街的枪声渐渐停息，彭德怀打电话给许光达：“现在，应该收拾狼娃子了！”
“好！”许光达回答得很干脆。
在宜川城周围的制高点中，惟有内六郎山和风翅山地势险要，而两山中，内七郎山更为险峻。此山并不高，海拔仅300余米，但背倚城墙，山壁如削，自古就有“七郎一条路”的说法。这条路藏在山肚子里，是条曲里拐弯的暗道，山顶有洞口，敌24旅的炮兵阵地、弹药仓库都在山顶上。
许光达指挥21团首先从小北门突入宜川城，冲到内七郎山下，但几次强攻都没有接近山下的暗道洞口。19团从西门进城后用云梯登山，也受到猛烈的火力压制。
许光达于是命令部队：不要硬攻，寻机智取。
21团2营4连在冯副营长带领下，化装成蒋军朝着内七郎山摸去，他们连闯数道防线，一直摸到山顶，等到敌人指挥所发现情况不妙时，手榴弹已经扔了进来……
内六郎山得手了，与此同时，第6纵队也攻入城内。
冯副营长居高远眺，只见凤翅山蒋军阵地上的火力点疯狂地不停地扫射，压制着我军。他便对刚刚举手投降的敌炮兵下达命令：“目标凤翅山，装弹！”
这些连青天白日帽花还没有摘掉的国民党炮兵，立刻进行计算、瞄准、装弹，然后在冯副营长的口令声中，炮弹出膛，准确地在凤翅山爆炸。
内七郎山和凤翅山的陷落，使敌24旅旅长张汉初陷入困境。本来，胡宗南要他坚持一星期，可到了3月1日，又让他突围。张汉初想突围为时已晚，解放军已经完成围城部署。
部队带不出去，他就想个人逃脱。他让勤务兵用绳子把他从城头上放下来，不料由于天气冷，勤务兵的手冻麻木了，绳子放到中途脱手，他一下跌到坚实地上，腰摔坏了。勤务兵跳下城墙后，搀扶着他继续逃离。然而最终还是没逃掉，成为解放军的俘虏。
张汉初被带到了许光达面前，许光达见张浑身湿透，冻得直打哆嗦，让他坐到炭火前取暖。待他身子暖和过来，许光达才问：“你知不知道我们这种钓鱼式的打法？”
张汉初苦笑地回答：“我们明知这是你们布置的口袋，又不得不钻。”
许光达哈哈大笑：“你说了实话。你们胡长官也服从我们的调动！”
瓦子街——宜川战役，我军共歼灭国民党军1个军部、2个师部、5个旅，共约3万人，实现了我军的预定作战计划，有力地策应了我军在中原战场的作战，改变了西北地区的形势，打开了我军向渭北、关中进军的门户。
4．选谁出任装甲兵司令呢？毛泽东把目光移到了许光达的名字上。许
光达上过黄埔军校，到苏联啃过黑面包，这样的“出身”，在解放军将领
中并不多见
1949年冬，许光达奉命随彭德怀进京，协助起草中央人民政府的工作报告。许光达这一次是带着妻子和儿子一同进京的，原意是想借此北京之行，一家人闲暇之时游览一番古都北京。他已准备把后半辈子献给大西北，扎根大西北了。
许光达被安排住进了中南海。
建国伊始，百废待兴，国家的各个部门、行业都需要人去抓。一天，中央领导同志在中南海聚集议论建国大事的时候，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向朱德、彭德怀两位老总提出，调许光达去外交部工作。当时，外交工作是一件极为重要的工作，而人马却得重组。新中国的外交主要方向是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许光达留学苏联数年，懂俄语，文化程度高，又熟悉苏联各方面的情况，是很适合从事外交工作的。
但是，许光达有自己的想法，他觉得自己对外交事务是外行，能否胜任很难说，他还是希望在军队工作，为军队的机械化出点力。当然，作为一名党员，如果组织上让他转行，他还是会无条件服从的。许光达的想法与老总们不谋而合，因为解放军要实现机械化、正规化、现代化，需要像许光达这样有专长的军事人才。所以，当周恩来问许光达“你个人是什么意见”时，许光达坦诚地说出了自己的考虑：“外交工作我怕不能胜任，还是军队工作熟悉一些。”
老总们也都谈了他们共同的想法，认为军队建设需要许光达。最后，毛泽东拍板此事，笑着说：“听老总们的吧！”
这样，许光达留在了部队，后来成为大将。
建国后，人民解放军作为保卫国家的武装力量，仅靠“小米加步枪”已不适应现代军事的发展。从武器装备到兵种组成，人民解放军都极需发展，而机械化更是重要的发展方向。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各国更加重视装甲兵的建设，认为装甲兵是一个最重要的兵种，它既能单独执行任务，又能在合成军队编成内执行任务。由于它具有高速的运动力、威烈的火力和坚强的装甲防护力，成为现代战争中机动性最大、突击力最强的一支地面战斗力量，它能够减少或避免核爆炸的影响和充分利用核突击的效果，在进攻和防御中有效地执行各种战斗任务，因此在未来战争的陆地交战中，装甲兵的作用是别的兵种无法替代的。
新中国成立了，需要建设更强大的武装力量来保卫国家和维护世界和平，在新中国的国防力量之中，装甲兵是不可缺少，又是迫不及待需要建设的。
选谁来组建新中国的装甲兵部队呢？毛泽东把他的目光移到了许光达的名字上。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对许光达就有良好的印象：上过黄埔军校，学的专业是炮兵；到苏联啃过黑面包，主要进修的也是炮兵和坦克兵，这样的“出身”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将领中并不多见。另外，许光达勤奋好学，这也是毛泽东颇为喜欢的。
一天，彭德怀邀请许光达一家共进午餐，并同游北海。游览中，彭德怀对许光达说：
“战争结束了，军队要成为国防军，要变单一兵种为多兵种，海军、空军要建立起来。陆军里要建立装甲兵、工程兵、防化兵，还要加强炮兵，这些都需要人去搞。你是不是去搞装甲兵？后半辈子为军队现代化出点力。”
人用其才，才能尽其力。彭德怀的建议正合许光达的心愿，许光达岂有不愿之理？他欣然接受了这个任务。他对彭德怀说：“军委让我搞装甲兵，我后半辈子定把心血用在装甲兵上。”
1950年6月，中央军委正式任命许光达为装甲兵司令员。
新中国的装甲兵，从小到大，从弱到强，这其中凝聚了许光达的多少心血！许光达当上装甲兵司令后，创办学校，培养人才，建立基地，锻炼部队，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机械化、现代化建设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把许光达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装甲兵之父”，实不为过。
万事开头难。许光达受命组建新中国的装甲兵总部机关时，手下只有十几个人，没有办公地点，住在北京前门外的一家小旅馆里。当时，整个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里坦克数量很少，并且都是从国民党军队手中缴获来的，技术人员也大都是国民党军队的留用人员。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把装甲兵部队迅速搞起来呢？这是摆在许光达面前的一项艰巨工作。
他没有畏难，他把各军区的坦克部队的领导找来，彻夜长谈，反复研究，从中找出两个急待解决的关键性问题：一是整编现有的坦克部队，实行全军统一编制；二是立即着手培训干部。
创业是艰难的。虽说四个野战军各有一支装备陈旧、车辆极少的坦克大队，但要建成一支统一的、能适应现代战争需要的新兵种，困难确实太多，甚至难到连个领导机关都没有。正是在这种基础上，许光达开始了他的创业历程。
首先，经中央军委批准，许光达把原各军区的坦克大队集中起来，整编为3个战车师，并陆续新组建3个坦克团，许光达满怀信心地展开了工作。1950年9月，在许光达的筹措和努力下，装甲兵司令部领导机关成立。10月，许光达在给中央军委代总参谋长聂荣臻的报告中，提出计划在三年内建立一支拥有1000辆坦克的摩托装甲部队。
具体地说，就是要组建11个坦克旅，每个军区建立坦克兵司令部，建立3个中心修理基地（工厂），3个中心仓库，1个坦克学校，1个坦克训练基地。
许光达亲自下到部队搞调查研究，查阅大量的苏军资料，并组织研究制定了坦克师、独立坦克团及独立坦克营三种编制表。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逐步建立和健全了装甲兵司令部领导机关。与此同时，许光达报经中央军委批准，把原有的坦克和从苏联新引进的部分坦克和自行火炮，重新编组了3个坦克师，2个机械化师和40多个步兵师属坦克自行火炮团，从而初步形成了装甲兵部队体系。
1950年10月中旬，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1951年1月，许光达亲自组织坦克部队加入到抗美援朝的战争行列中。他对作战部队的战场集结、作战使用以及技术保障等等作了充分的考虑和同密的布置。1951年4月，为了解和研究装甲部队的作战使用及战场技术保障情况，许光达又亲自奔赴朝鲜战场，进行实地考察，使得新中国弱小的装甲兵部队在朝鲜战场上得到锻炼和考验。
创办学校，培养人才，是许光达在装甲兵部队建设中的一项主要工作。1951年9月1日，在许光达的努力下，第一战车学校正式成立，两年后这所学校改称为第一坦克学校，校址在天津。建校之时，从校址的选定，设备的购置，教师的配备，到课程的设置，无不凝结着许光达的心血和汗水。
1952年5月，许光达又以步兵第184师师直机关、坦克第521团等部合编，在北京设立了第二战车学校。学校下辖4个学员大队，1个教练大队。全校共有工作人员1000多人。尔后，许光达又筹备组建了第三、第四、第五坦克学校。1952年9月1日，在第一战车学校成立1周年之际，许光达到校讲话，充分肯定了学校的成绩，同时特别指出培养出的学员要达到“思想意识健康，服从组织，遵守纪律；勇敢，顽强，艰苦朴素，有朝气，有学识，有技术，工作称职。”
许光达给当时的坦克学校制订了校风规则：
勇敢顽强的战斗作风；
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
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
虚心钻研的学习作风。
多年来，装甲兵诸多学校始终以许光达制订的这4条为办学方针。
1955年9月，许光达被授予大将军衔。由于他在革命战争中的功绩，他还被授予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氧1959年9月，许光达又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副部长。仍主管装甲兵部队的工作。
装甲兵是一个技术性很强的兵种，而当时我军干部的技术知识和经验都很缺乏。许光达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向部队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口号：
“没有技术就没有装甲部队。”
这个口号抓住了我军装甲兵建设的核心。许光达不仅号召装甲兵的所有干部都要学习掌握坦克技术，而且身体力行，亲自带头学习坦克技术知识和操作技能。他曾在一篇文章中深刻地指出：我国的装甲兵部队和其他兄弟兵种比较起来，还很年轻，无论在学术理论和实践经验方面都还很差，必须继续认真学习世界其他国家的一切有用经验，结合我军的历史经验和我国的具体情况，研究探索人民装甲兵的建设和使用，进一步提高各级军官的作战指挥能力和技术水平，以适应未来战争的需要。
许光达深知，武器装备现代化是军队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如果不能研制、生产出性能先进的坦克，装甲兵的现代化就是一句空话。因此，为了改善坦克部队的武器装备，他在中央提出的以自力更生为主、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方针指导下，一方面积极组建装甲兵科学技术研究机构，大力开展新技术的研究工作，同时抓紧筹建各种类型的坦克制造厂。正是由于许光达的远见卓识和积极努力，后来中苏关系恶化，苏联撤走专家并封锁了所有技术和原材料供应之后，中国很快自行设计和制造出了59式坦克、轻型坦克、水陆坦克、装甲输送车等以及配套车辆。
装甲兵的建设，成了许光达醉心的一项事业。我军装甲兵的《车场勤务条令》《驾驶教范》《射击教程》《内务条令》等一系列规章制度的制订，都包含着许光达的心血！许光达总是对身边的人说：“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他提出了“没有技术就没有坦克部队”、“为掌握坦克技术而斗争”的口号，自己更是身体力行地走在前面。
在坦克训练基地，人们经常能够看到下基层来视察工作的许光达钻进像蒸笼一样的苏式坦克里学习驾驶坦克。有人劝他说：“你是司令员，那么大年岁了，还钻到坦克里干嘛？”
许光达笑着回答：“装甲兵司令员，不会驾驶坦克，能当司令员吗？学习驾驶坦克，可以更清楚地了解各种坦克的构造、性能和威力，这样才能有话说。否则，外行领导内行，人家不会真心服你，你也就做不好工作，那样我怎么向党交差呀？”
苏式坦克笨重的操纵杆，拉起来有几十斤重，年轻人都感到吃力，更何况许光达已是50开外的人了。但是，许光达并不是做做样子，他是真学真练，就这样，他终于完全学会了驾驶坦克。
许光达能够亲自驾驶坦克了，于是他要求装甲兵的指挥员一律要上车，学会驾驶坦克。在他的带动下，所有装甲兵部队的领导干部无一不是合格的坦克驾驶员。
1958年夏天，许光达到南方视察。随行人员告诉他，试制的国产坦克正在这里作高温条件下的破坏性试验，以便取得需要的数据。听到这个消息，他高兴极了，兴冲冲地赶到了试验现场，看着、摸着坦克，许光达就像母亲看到了自己的亲生婴儿，脸上满是笑容。多么不容易呀，现在终于有了自己生产的坦克！
许光达想登上坦克亲自驾驶，试验员和陪同人员都极力劝阻，这怎么行？南方的夏天，气温高达摄氏三十七八度，人在车外都感到酷热难忍，许光达那么大年龄怎么能受得了坦克舱内的高温啊？更何况，这是试制坦克，性能不稳定，而且现在又是做破坏性试验，具有很大的危险性。司令员出了事，谁负得起这个责？陪同人员极力劝许光达不要试，要试等以后新车定型后再试。
许光达却轻松地说：“没关系，我这个司令员亲自摸一下国产新坦克的性能，取得第一手资料，对定型新车不是也有点帮助吗？没什么可担心的。一会儿，你们当中谁有兴趣，也可以试试。好不好？”
许光达钻进了坦克。
坦克发动了，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随即隆隆朝前方冲去……
许光达驾驶着坦克，亲身体验了国产坦克的各种性能，掌握了第一手资料。当他脸色发白、挥汗如雨地钻出驾驶舱时，兴奋地喊叫起来。而其他人那一直悬吊的心，这才放了下来。
1959年10月1日，当许光达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看着自己熟悉的坦克隆隆地驶过天安门广场，接受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时，他满意地笑了。
一野十大虎将传奇--铁军名将——上将周士第
铁军名将——上将周士第
周士第 海南省琼海县人。黄埔军校一期学员，曾任叶挺独立团营长，代理团长。解放战争时期任18兵团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1．在周士第的军旅生涯中，一系列耀眼的任职，足以令人骄傲。可
以这样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行列中，像周士第这般老资历的并不多
1949年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野战军、第3野战军的百万雄师，在长达500余公里的战线上强渡长江，直捣国民党政权首府南京。4月23日，红旗插上了国民党的总统府。国民党残兵败将仓皇逃窜。解放大军继续向华东和华南地区乘胜进军。
在西北战场上，第1野战军也向国民党军队发起了猛烈的进攻。
1949年5月，古城西安宣告解放。
为了扩大西北战场的攻势，中共中央军委决定：调华北野战军的第18兵团、19兵团归入第1野战军建制，投入了西北大决战的序列。
两个兵团共6个军，兵强马壮，浩浩荡荡地由晋入陕，大大增强了1野的实力，使1野的总兵力达到40万人，从而彻底地改变了西北战场上敌强我弱的状况。
第18兵团的司令员是周士第，一位老资历的解放军战将。
周士第又名周士梯，海南省琼海县人。他是黄埔军校第一期的学员，黄埔军校毕业后，先后任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见习官、副队长、队长。大革命时期，任国民革命军第4军叶挺独立团营长，叶挺独立团参谋长、代理团长。国民革命军第25师第对团团长，第25师师长。这一系列耀眼的任职，足以令人骄傲了。可以这样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行列中，像周士第这般老资历的并不多。
周士第后来担任了红2方面军参谋长。抗日战争时期先后任八路军120师参谋长，晋绥军区副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晋北野战军司令员，华北军区1兵团副司令员，第18兵团司令员。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军司令员，总参外军训练部部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周士第率18兵团入陕作战时，当时盘踞西北地区的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在我西北野战军的沉重打击下，仅剩下20余万人，战斗力已经大大削弱。但盘踞在青海、宁夏地区的马步芳和马鸿逵仍有18万人马，尚未受到我军歼灭性的打击。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之间长期以来争权夺利，勾心斗角。国民党为了保住大西北作为残喘之地，极力拉拢“二马”，委以高官，千方百计地诱使“二马”出兵陕西，同胡宗南联合起来，共同作最后的垂死挣扎。
“二马”中，犹以马步芳最为猖狂，他野心恶性膨胀，竟以“西北支柱”自命，企图以进军陕西保其青海老巢，伙同马鸿逵组织3个兵团，由他的儿子马继援率领，分3路大举东进，与胡宗南部相配合，企图一举攻占咸阳，进而夺取西安。
在古城西安的1野总部里，彭德怀对周士第和19兵团司令员杨得志等人说：“你们来了很好，要准备打几个大仗，硬仗！敌人在垂死挣扎，又反动又顽固，我们不发动几个大的战役，不给他们以毁灭性的打击，他们不会认输的！”
听到这里，周士第和杨得志、李志民几人低声交谈了几句，又将目光集中在彭德怀那张严峻的脸上，静心听他讲下去。
彭德怀一只大手按住桌角，稍微侧着身子，继续说道：“华北两个兵团来到西北以后，第一野战军的兵力增加到12个军35个师，与胡、马敌军的总兵力相比，数量大体相等。然而，我军可以集中使用，敌军却分散在西北各地，集中于我军对面的敌军主力，只有胡宗南7万余人，青、宁二马8万人，合计15万余人。因此，西北战场决战的条件已经成熟。”
一野的第1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王震，第2兵团司令员许光达和政委王世泰，都连连点头，表示赞同彭德怀的分析和结论。
彭德怀咳嗽一声，继续分析战场形势。
“但是，要想把胡、马主力一举消灭于一役是困难的。所以必须把它们分割开来，区别先后，集中力量，各个歼灭。青、宁二马和胡宗南之间，长期以来就有很深的矛盾，如今虽然为了保命而不得不暂时联合起来，但又互存戒心，貌合神高，在联合作战中都暗图保存自己，牺牲对方，互相利用。他们一面联合作战，一面各怀鬼胎，各打各的主意，这就为我军利用敌人的矛盾，各个歼灭敌人，提供了有利条件。”
周士第兵团和杨得志兵团编入一野序列，使一野有了连续打大仗的能力，在此情况下，首先向何处开刀呢？是钳胡打马，先马后胡，还是钳马打胡，先胡后马？这是决战开始的首要问题，也是整个决战能否顺利发展的关键，必须根据敌我情况做出正确的判断和果断的处置。
6月27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就歼击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等作战计划问题，向彭德怀作了若干具体指示。彭德怀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深思熟虑之后，说道：“敌情在变，我们的作战方针也在变。我们原先是准备钳胡打马，先马后胡的。大家清楚，胡宗南部虽然是蒋介石的嫡系主力部队，但连续遭我沉重打击，战斗力已大大削弱，而青、宁二马，尤其是青马，是敌军最有战斗力的部队，因此，西北战场决战的关键是歼灭青、宁二马主力。只要歼灭了青、宁二马主力，就可以基本上解决西北问题。”
彭德怀接着说：“钳胡打马，先马后胡的有利条件是，青、宁二马主力远离自己的老窝，人地生疏，供应线长，而我军则背靠物产丰富、人口稠密的关中平原，距离老解放区也很近，在人力物力的支援上都比较方便，把青、宁二马主力歼灭于陕西，在战场条件上，这比让他们逃回老巢再打更为有利。”
说到这里，他突然顿住，咳嗽一下，说：“当然，也有不利的7一面，这就是打马比打胡费力，必须从精神上、物资上和作战方法上做好充分准备。18兵团和19兵团经过千里行军，已经相当疲劳，需要一定时间恢复体力，尤其是第19兵团刚刚到达，准备时间过于仓促。我们不打无把握之仗，特别是较大的战役决战。”
他的右手在桌面上渐渐攥成一个拳头，然后又慢慢地松开来，端起茶缸，喝了一气凉开水，继续讲道：
“敌人知道我们18兵团和19兵团入陕参战后，青、宁二马主力慌忙退到麟游山区，企图以此为机动区域，有利时可援胡进出于关中，不利时则退守平凉；胡宗南也把他的部队集中于扶风、眉县地区，以5个军之众集团配备，目的是既便于机动，又利于坚守。胡、马的兵力部署，都是既可联合作战，又能保存实力的两全之计。”
彭德怀看了众人一眼，提高声音说：
“从目前敌人部署情况看，青、宁二马兵力分散，正面太宽，使我军难于包围聚歼。而胡宗南主力集中于扶眉地区，纵深力量薄弱，与青、宁二马虽然可以南北策应，但中间空隙太大。很利于我军向其侧后迂回包围。这是我军聚歼该敌的良好战机！”
彭德怀的拳头砸到了桌面上，发出厚重的响声。会场的气氛立时活跃起来。彭德怀双手由上而下在空中压了几下，大家停止议论，静听他下面的话。
他用一种特有的坚定而果断的口气说：“同志们！面对这一情况，我们决定由钳胡打马、先马后胡，变为钳马打胡，先胡后马。我命令：第19兵团于乾县、礼县地区，钳制青、宁二马；第1、第2、第18兵团，聚歼胡宗南主力于扶眉地区！”
他的部将们忍不住嚷嚷起来，纷纷表示坚决完成任务。
周士第望着台上的彭老总，禁不住心潮澎湃。他长期在贺龙手下指挥作战，和彭德怀接触不多，如今加入到一野作战行列，在彭大将军的手下效力了，他既兴奋，又感到责任重大。
1949年7月11日，一野主力开始向胡宗南部队进攻。隐蔽集结于预定位置的许光达第2兵团由胡军与马军之间的空隙，以秘密隐蔽急行军迂回到敌侧后。
周士第率18兵团，沿陇海铁路和咸阳至凤翔公路，由东而西攻击敌人。
王震第1兵团，沿陇海铁路和咸阳至凤翔公路，由东而西直插敌纵深。
胡宗南总以为周士第的18兵团和杨得志的19兵团入陕后，至少需休整1个月才能作战，又自以为5个军集团配备，解放军不敢将其一口吞掉，还梦想乘解放军向马军进攻时，全力向解放军侧击，取得胡、马联合作战的胜利。
胡宗南的美梦，被雷霆般的排炮震醒了。
第一野战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然发起全线猛烈攻击。胡宗南的集团防御，仅一天时间即被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分割包围，陷入绝境。
经过两昼夜激战，第一野战军共歼敌4个军，4.3万余人，解放县城8座，这是西北战场在解放战争中空前的大胜利。
周士第到了西北就打大胜仗，自然是十分惬意的事。
2．附近的乡亲们听说周士第等人“阵亡”了，忍不住痛哭起来。香
港方面的敌人也放出消息，说“铁甲车队”全军覆灭，周士第被打死了
20世纪20年代，是周士第军事生涯中极为辉煌的一个阶段。有人这样说：在我军的高级将领中，周士第有好几个“第一”：黄埔第一期学员，孙中山铁甲卫队的第一批成员，中国共产党直接掌握的第一支革命武装的指挥官……
在大革命初期，周士第每一次出现都是威风凛凛的。
他从黄埔军校毕业后，就进了孙中山大元帅府的铁甲车队，不久即担任了队长。这铁甲车队是中国共产党直接掌握的第一支革命武装。1924年，国共合作正式形成，为建立革命武装；当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与孙中山商议，决定组建“铁甲车队”。组建时，正值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将要毕业之时，周恩来便从军校中挑选了已是中共党员又有实际军事工作经验的徐成章任队长，从第一期毕业学员中挑选了周士第、赵自选任见习官，另从校外调中共党员廖乾吾任党代表，曹汝谦任政治教官。这5个人一同负责筹建“铁甲车队”的具体工作。
“铁甲车队”名义上在大元帅府属下，实际上是一支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革命武装。“铁甲车队”所有人员的配备和调动，都是由中共广东区委决定；“铁甲车队”的工作与生活问题，都是直接请示广东区委陈延年和周恩来解决的。
“铁甲车队”的装备当时是比较先进的，装备有铁甲列车及其他车辆。其中有一个加了铁甲的火车头，拖挂着四五辆铁甲车。有一辆顶端装有旋转炮塔，炮塔上装有一挺机关枪。车厢都装有铁甲，车厢两侧厢壁上都开了几排有高有低长条形的射击窗孔，在车厢内可用立式或跪式不同姿势射击以及向外观察等，车内两边有板凳可以乘坐。铁甲车平时停放在大沙头火车站，外出作战或执行巡逻等任务时，多用装甲火车头牵引，驰骋在广州到九龙、韶关段的火车铁路线上。班长、队员一律配备长枪，排长以上干部都配有驳壳枪，每排还有一挺手提机关枪。枪械都是苏联援助的。
“铁甲车队”官兵统一着装。平时戴黄色大沿帽，着黄色斜纹布中山装军服，打绑腿；军官穿黑皮鞋或黑色长简马靴。每次外出训练或出征打仗，都会吸引诸多群众的关注。
“铁甲车队”的军政训练一直抓得很紧。实行每日“三操两讲”制度。三操：出早操，上、下午各进行一次训练，叫做三上操场；两讲：上午或下午安排两小时政治教育，晚上进行一次全队讨论或晚点名，叫做两进课堂。
“铁甲车队”的生活，虽然非常严肃紧张，但同时又非常团结活泼。队员们经常开展文体活动，如唱歌、打球、演戏。经常举行娱乐晚会，在晚会上干部、队员一起表演节目。队里还有阅览室，有革命进步刊物供大家阅读。
“铁甲车队”完全废除了打骂体罚制度，建立了平等友爱关系，干部与队员上下之间，队员与队员互相之间，都十分融洽，十分团结。大家的革命目标一致，工作上严肃紧张，生活上平等体贴，财政上账目公开。如伙食费、办公费、杂文费的开支账目，每月都定期公布一次。干部和队员伙食标准一样，每月的伙食费节余，大家平均分配，这叫分“伙食尾子”。所有这些都与旧军队完全不同，因为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新型的革命军队。
1924年12月上旬，应彭湃的要求，中共广东区委决定派“铁甲车队”到广州西北西江山区广宁去镇压反动地主，帮助开展农民运动。
12月11日，“铁甲车队”队长徐成章、党代表廖乾吾和周士第、赵自选带两个排80多人赶到了广宁。“铁甲车队”的到来，给农民群众很大鼓舞，他们成群结队跑到数十里以外去欢迎。
第二天清晨，广宁农民自卫军首先出击敌人，在潭圩据点附近与反动地主武装发生战斗。激战两个多小时未果，农民自卫军难以取胜。“铁甲车队”随即前去支援，声势大振。敌人抵挡不住，放弃据点，纷纷退入潭圩江姓大炮楼内负隅顽抗。
潭圩有两座反动地主的大炮楼，一座是江家的，一座是黄家的。江家炮楼规模大，花了几十万两银子才建成。炮楼有5层楼高，围墙是用石头和砖、水泥砌成的，非常坚固；四周有水壕，门口出入用吊桥，平时把吊桥拉起，人出入时才放下来。炮楼内可屯兵数百人，并且储备了大量粮食、武器、弹药。江、黄两家炮楼相距几里路，成犄角之势。“铁甲车队”和农民自卫军连续几次攻打江家大炮楼，但都遭到挫折。
于是，周士第等人仔细分析几次攻击不成的原因，主要是没有攻坚的火炮，推不开炮楼。看来硬攻是攻不下大炮楼的。怎么办呢？周士第提出了挖地道埋炸药的办法炸毁炮楼。这个建议被采纳后，由周士第等12人组成的工程爆破队，在“铁甲车队”和农民自卫军的掩护下，利用炮楼背后的死角，开始向炮楼底下挖地道埋炸药。
第二天，炮楼内的敌人发觉了，派出数十名反动武装，向工程爆破队和掩护部队猛冲，被打了回去。敌人见硬冲不行，就在围墙上开了3个小洞，架上土炮，向我地道口抛掷火药包。一个火药包落在彭湃和周士第身旁仅1米的地方，被周士第一脚踢飞，在空中爆炸了，卷起的砂石烟尘落了彭湃和周士第一身，两人镇定自若，置生死于不顾。
中午时分，有一股反动地主武装从外地赶来救援江家炮楼。徐成章同周士第立即带领“铁甲车队”队员和农民自卫军迎击，经过激战，将来援敌人打退。下午时分，又有一股敌人前来救援，又被我击溃。
第三天，地道挖好了，150磅黄色炸药被埋在炮楼下方。随着一声问响，炸药爆炸了，却只将炮楼炸开了一道裂缝。当时“铁甲车队”爆破经验不足，用药量小了，没能炸毁炮楼。
正当“铁甲车队”和农民自卫军为久攻炮楼不下十分焦急之时，恰好有一阵东风吹来，这狂劲的东风一下子提醒了周士第：借东风、用火攻！“铁甲车队”和农民自卫军将炮楼团团围住，农民群众纷纷出动，向炮楼四周搬运柴草，家中柴草搬光了，就到山上割柴草搬来。甚至连妇女、孩子们都赶来搬运柴草。不长时间，大炮楼四周便堆起成堆的柴草。
由于被围困了两个月，大炮楼里反动地主武装的弹药、吃喝等日益困难，水源又被切断，援兵被击退，面临“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的境地，更是畏于火攻。遂派人出来同“铁甲车队”和农民自卫军谈判投降，表示愿意解除武装，赔偿损失，承认减租。
2月13日，“铁甲车队”和农民自卫军终于拿下了江家炮楼。
14日，黄家炮楼见大势已去，也跟着出来投降了。
江、黄两家大炮楼放下武器后，广宁各地反动地主也都相继解除武装，赔偿损失，承认减租，广宁农民运动遂获得很大发展。“铁甲车队”在广宁两个多月，肃清了反动武装，收缴各种枪支5000多条，均交给了地方党组织，从而壮大了我党自己的武装。
1925年2月，孙中山北上离开了广州，反动势力乘广州空虚，大肆造谣破坏，广州形势骤然紧张。在此情况下，中共广东区委决定，调“铁甲车队”迅速赶回广州。2月20日，“铁甲车队”返抵广州。当时，对广东革命政府威胁最大的就是占据东江惠州、潮汕一带的军阀陈炯明。他乘孙中山在北京病危之机，自封为“救粤军总司令”，号称指挥10万兵，倚仗英、美、法等帝国主义及段棋瑞政府的支持，与粤南军阀邓本殷和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相勾结，并联络闽、湘、赣军阀相互呼应，策划大举进攻广州，妄图推翻广东革命政府。
在这复杂、紧张的形势下，中共广东区委促使广东革命政府作出决定：东征讨伐陈炯明。
在东征军出师之前，中共广东区委即指示“铁甲车队”第3排参加东征，沿广九铁路前进，作为先锋部队，协同友军攻击石龙、樟木头、平湖、深圳等处敌人防线。第3排英勇作战，所向皆克，并迅速将敌人破坏的铁路、桥梁、车站修复，完全控制了广九铁路，保证了东征军后方交通运输的安全，使东征军顺利完成打败陈炯明的任务。
“铁甲车队”的第1、第2排则从广宁迅速赶回广州，保卫广东革命政府。“铁甲车队”驻地大沙头附近，驻有航空局所属的一个飞机掩护队。飞机掩护队的队长暗中与帝国主义和反革命派相勾结，进行反革命活动。考虑到反革命派可能利用飞机掩护队占据飞机场，威胁“铁甲车队”的安全，对广州局势带来大的危害，中共广东区委决定把这支部队掌握到自己手中，于是通过广东革命政府和航空局局长将飞机掩护队原队长调走，派周士第前去兼任飞机掩护队队长，接管、改造飞机掩护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