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周士第率领第25师在三河坝与敌激战的时候，原被起义军占领的潮汕失守，起义军主力已经失败。由于当时通信联络手段落后，周士第等人并不知道这一消息，仍然认为坚守住三河坝就是对起义军主力最有力的支援，因此仍在三河坝与敌浴血奋战。一直激战三天三夜，东文部、笔枝尾山都被敌人占领，第25师处在了绝对优势敌人的三面包围之中。这时，周士第见再打下去就有可能全师覆没，于是决定退出战斗。
周士第带领着部队前去潮汕，想与起义军大部队汇合。走到半路上，遇见从潮汕退下来的起义军官兵，这才知道汕头、潮州已经被敌人占领了，起义军主力已经失败。
起义军南下失败后，周士第辗转于香港、南京、上海、西安、福建等地，其第25师的指战员则跟着朱德、陈毅几经艰苦转战，到达赣南。后来上了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成为中国工农红军最初的来源之一。
一野十大虎将传奇--胡子将军——上将王震
胡子将军——上将王震
王震 湖南浏阳人。1929年参加红军。解放战争时期任西北野战军第2纵队司令员，一野第1兵团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1．151人写了请假条，仅有2人自愿随王震离开家乡参加湘东独立师
的组建
1930年9月，浏阳河畔镇头市村北。红3军团政委滕代远把王震和徐洪介绍给毛泽东：“王震，湘鄂赣边长浏湘特区委书记，赤卫队第6师政委，兼浏北游击第1支队支部书记。这次打长沙，1支队队长张正坤、政委苏牢分别受伤，王震又兼上了1支队队长和政委的职务。”
“王震？”毛泽东眉毛一挑，“喔，久闻大名哩！用你的名字散发了不少传单、布告，是不是？”
王震微笑地点点头。
毛泽东接着又说：“传单、布告的文字都很有功底呀！”
“报告毛委员，我原名叫王余开，也叫过王正林，我们游击队的秀才们说用‘王震’的名字响亮，用这个名字出布告，震动大，能镇得住地主、老财和民团，便建议我改成这个名字。我是个大老粗，没喝过几瓶墨水，你看到的那些传单、布告都是我们的那些秀才们写的哩！”王震有些腼腆地说。
毛泽东说：“你们的传单、布告不像完全出自纤纤秀才手，倒像经过你这位‘大老粗’的刀砍斧劈，有一种气势！你这位‘大老粗’能把那些‘小嫩细’组织起来，并把你的意图写出来，就是不‘粗’了！这方面我要好好向你学习！”
毛泽东朗朗的笑声，惹得王震脸红脖子粗，王震连忙说：“毛委员，不敢当，不敢当。”
王震，1908年4月11日出生在湖南省浏阳县的一个农民家庭。因家境贫寒，几度辍学务农。13岁那年到长沙，先拉人力车，后当铁路扳道工，不久开始接触党的组织。1924年后，任粤汉铁路工会岳段分工会执行委员、工人纠察队队长。1926年10月，首次接触毛泽东同志并受到他的教育。1927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5月转入中国共产党。
王震与毛泽东同志分别第4天，接到了湘东特委关于浏北1支队抽派主力迅速参加湘东独立师组建的正式命令。
王震主动请战，愿率154人，携枪110余支参加组建。可当公布参加湘东独立师组建的名单后，绝大多数人思想不通，不愿离开家乡。其中有151人写了请假条，除王震外，仅有2人自愿离开家乡参加湘东独立师的组建。
这么多人不愿离开家乡，无疑给血气方刚、壮志满怀的王震兜头浇了一盆凉水。生来不服输的王震没有退却，他组织了几名得力干将分头去各家各户做工作。仅用两天的工作，这些同志均表示：尽管思想不完全通，但坚决服从领导安排。
队伍出发的时候，王震发现昂首挺胸的没几个，几乎全是耷拉着脑袋。
王震闪到路边，正了正帽子，突然对着队伍大声一喊：“立正！”一声突如其来的口令令整个队伍为之一振。
队伍很快集合并整齐站在王震面前，王震用威严的目光从排头扫到排尾，又从排尾扫到排头，足足停了一分钟：“同志们，看看我们这个样子，哪像名红军战士，和国民党军有什么两样！就这个熊样，父老乡亲们看着都丢死人，娘娘们们咋能打仗！从今天起，我们已经成为一名真正的红军战士了，恋家，人之常情，但我们总不能把家别在裤腰带上累赘自己吧？谁都知道我们1支队的战士是飞毛腿铁脚板，可今天大半晌走了不过20多里路。现在离杨溪皂山还有10里路，大家挺起胸，来个急行军，到山顶再休息怎么样？”
王震一批二激三扬，三两句话就把战士们一股热情激了起来，刚才还是疲疲塌塌的，现在个个变成了小老虎似的。
1930年10月6日，湘东独立师在湘东苏维埃所在地萍乡大安里召开正式成立大会。刘沛云任湘东独立师师长，王震任独立师政治部主任。
如果说，在离开家乡赴浏东的路上，王震还有几缕怀乡念故土的心绪的话，那么独立师宣告成立，这种心绪早被喜悦之情冲得无影无踪了。
此刻，王震喜悦的心情来自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由过去游击队变成了地方红军，鸟枪换了炮，正规的红军生活使王震和他的手下全体官兵乐得合不拢嘴。
二是湘东各大班子中有几个很有水平的“老资格”，如谭思聪、袁德生，他们的大名王震早从毛泽东1929年11月撰写的《井冈山斗争》中就知道。如今，在一起工作、生活、战斗，这对王震来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学习好机会。
三是读到了当时李立三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于6月11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尽管此时中央已召开过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李立三为代表的部分“左倾”错误，但这一新的精神尚未传达到湘东。当时，湘东特委仍按李立三的调子，提出了“战争紧急总动员，实行湘东南起义，打到南昌，直下九江，会师武汉，争取一省和数省首先胜利”的口号。作为热血青年的王震，自然兴奋不已，在他的眼里，仿佛中国革命的胜利已在向他招手。
但不久，王震深深的焦虑将独立师成立时的欣喜冲得一干二净。
湘东独立师成立后不久，湘东特委书记张启龙便奉命被调走，接替他的是湘东特委原组织部部长石青。
石青上任第一天，便急匆匆召开总行动委员会。会上，石青满脸被革命热情烧得红扑扑的：“同志们，现在世界的形势一片大好，以苏联为代表的世界革命力量已经十分强大，帝国主义腐朽的力量已经不堪一击。世界革命全面胜利如春潮般向我们涌来！
“全中国的革命热流滚滚向前不可阻挡，中央布置的以武汉为中心的附近省区首先胜利的实现，已成了三个指头捏田螺——笃定。我们现在的中心任务就是坚决进攻、进攻、再进攻，打击敌人的主力，向着主要城市与交通要道发展。毛泽东的‘武装割据’、‘以乡村包围城市’那是土包子的办法，是小孩子做游戏，根本跟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
王震刚开始还静心静气地听着，可越听越不是个味，一听到说毛泽东是“土包子”，气就不打一处来。但他还是耐着性子听着。
石青并没觉察出会场气氛的变化，依然热情不减：“为了保证中央的一省与数省革命首先胜利部署的圆满实现，我们湘东南行动委员会必须积极配合。现将莲花县5个区的赤卫队、少年先锋队组成5个纵队，加上茶陵等县的地方武装，配合独立师行动，湘东独立师师长刘沛云、政委谭思聪率师部由茶陵地方武装配合攻占茶陵；王震、谭家达率独立师第3团由莲花第1、第2纵队配合攻占萍乡、醴陵；莲花第3纵队攻占安福；独立师第1团由莲花第4、第5纵队配合攻击攸县。攻占这些地方后，我们再打到南昌，直下九江，然后，我们就会师武汉，饮马长江！哈哈，我的那匹大白马，也要尝尝长江水的味道是咸是淡喽！”
“尝你那个鬼！我反对！”王震实在憋不住了，没等石青话音落下，就给了他一声怒喝。
王震质问道：“石青同志，萍乡、醴陵方面国民党驻扎了几个师你知道吗？”
“这个，这个，我刚来，不知道。”石青很是尴尬地回答。
“我们总兵力、武器装备情况你知道吗？”王震追问道。
“这个，这个……”石青脸色异常难看。
“敌不知，我不知，你石青凭什么来作出判断。我告诉你，敌方共有4个师，四五万人。而我们1个团有多少兵力？撑死了不过几百人。不错，我们还有农民赤卫队，可他们手中的武器不过是梭镖、镰刀、锤头。就凭这几队人马我们就搞总暴动？！凭良心说，过去我也和你一样，一股热情，但几次碰得头破血流。会师武汉，饮马长江，好听但不管用。让我说，来个会师井冈山，饮马禾水旁，利用朱、毛红军在这里打下的很好的群众基础，得这里的十分有利的自然地理条件，巩固并逐步发展湘东南革命根据地才是正道。现在硬要去拼，那不是鸡蛋往石头上撞，小鸡硬往老虎嘴里塞么？”
“什么？！什么？！”石青终于抓住机会，用手指不停敲着桌面：“好你个王震，把日益壮大的红军比作鸡蛋、小鸡，把走向灭亡的国民党军队比作石头、老虎，你这是胡说八道。你要对你所说的一切负责。公然对抗中央的坚决向中心城市发展的进攻路线，是绝没有好下场的！”
“你给戴的那么多那么高的空帽子压不倒我王震。一顶我戴着，两顶我拿着，三顶我捧着。”王震坚决给予反击。
但最终，石青的主张仍在会上通过，湘东南总行动委员会作出了举行湘东南总暴动的决议。
会后，王震握着自己心目中的英雄谭思聪的手说：“将在外，不由帅，古已有之。看来，我们完全可以采用毛泽东和朱德的办法，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地指挥部队作战行动。尤其是我和家述同志率领的第3团，单独出击萍乡、醴陵，大有回旋余地！”
6天后的深夜，独立师政治部主任兼第3团政委王震、团长谭家述和4个连的连长以及团部的两个参谋，悄悄地摸到敌哨所侦察。回来后，王震对几位连长说：“今天我到一个连队走了走，听见一个战士发牢骚，说什么正规部队了还搞摸哨，像游击队一样偷鸡摸狗，真掉价。请各位连长回去跟同志们讲清楚，我们一个团，敌人数个师；我们的枪多半老掉牙，敌人是清一色的‘汉阳造’；我们一些战士连‘偷鸡摸狗’都没干过，敌人基本上是几进几出的‘兵油子’。这次我们是先用‘偷鸡摸狗’的土办法练练兵，然后再拱猪牵牛。”王震一席话把几位连长说得前仰后合。
“另外，各位连长可以向大家宣布，谁摸着好枪归谁使，摸着子弹、手榴弹可奖励！”
“报告政委，摸着驳壳枪怎么办？”二连连长抢着发问。
“干部摸着归自己，战士摸着奖励子弹。”
结果，王震用自己创造发明的一些上不了兵书的土办法，搅得国民党正规军鸡犬不宁。王震连连得手，缴获了一大批武器弹药和食品。
其他几路正如王震所预料的那样：进攻攸县的一路，因攸县城驻有敌19师55旅一个多营以及攸县保安团的守敌，并有坚固的防守工事，加之又有攸水河阻隔，部队强攻一天未果，我死伤300余人。石青亲督的攻打茶陵的一路，攻来攻去，损失干部战士及赤卫队员近200人不说，还险些让敌人包了“饺子”。
各路大军返回后，石青并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反而口出狂言：“此次总攻不利，完全是谭思聪私下散布消极情绪，王震拒不执行攻打萍、醴计划，只是在萍、醴外围泡蘑菇所致。谭、王二人要负责，要处分他们。”
于是，在此次总进攻受挫总结会上，王震的南路行委书记和师政治部主任职务被撤销，但在众多反对意见之下，王震改任独立师师委书记，并仍兼着他的第3团政治委员。谭思聪保留了师政治委员，但撤销了师委书记职务。
2．王震指着刘士杰的鼻子说：“如果你敢领教的话，我王震今天也有
办法让你供出你自己是头号AB团！你要是不信，现在我就让人来试试！”
AB团，是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前夕，国民党右派段锡朋、程天放等为打击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在南昌组织的秘密反革命组织。AB两字是英文Anti－Bolshtvik（意为反布尔什维克）的简写。这个反革命组织成立3个月，即被南昌市革命群众所冲垮。
为防止个别AB团分子混入革命队伍，湘赣苏区从1929年底开始了肃反。这次肃反直到1930年底，基本上有组织、有领导地进行的，比较讲究政策，也确实清除了一些隐藏在红色政权内部的真正的反革命分子。
1930年12月，随着“富田事变”发生，湘赣苏区的肃反工作逐渐出现了严重扩大化、简单化的错误。对被抓起来的AB团的怀疑对象施以“逼、供、信”，结果是一严逼，二乱供，三全信。“AB团分子”像滚雪球一样，一批又一批地生产出来。甚至两个人在一起讲句话，三个人在一起开个玩笑，女同志三两人在一起唱支歌，就被说成是兄弟党、AB团、姐妹团，不分青红皂白捉起来再说，一时间搞得人心惶惶。
一天，王震碰见一个叫邱德胜的战士从村外走来。“干什么去了？”王震顺口问了一句。“到村外小解！”王震很是跷溪：村里有的是厕所，干嘛跑到村外？这个战士怯生生地告诉他：“在厕所里解手碰见人，怕别人说是AB团接头！”
王震还听说有这么一个单位，突然间来了个集合，然后问谁是AB团的站出来。这时领导仔细观察每个人的脸色，谁的脸发红，就认定是AB团。还有一个单位，把大家集合起来，领导挨个问每个人爱吃什么。回答爱吃青菜者，便认为能吃苦，是坚定的革命者；爱吃豆腐者，便被列入怀疑对象进行拷问；爱吃鱼肉者，追求享受，AB团笃定。
朱昌偕也被列入AB团要犯名单，这是王震始料不及的。朱昌偕，与王震同庚，1908年生，永新县石桥乡人。从小家境贫寒，高小毕业后即辍学学裁缝。后来在禾川镇开裁缝店，先加入工会，1927年初入党，不久又当了县雇农工会主席。1928年5月，被选举为毛泽东为书记的湘赣边第一届特委会委员。1929年1月任永新县委书记。1929年2月初，井冈山失守，湘赣边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以邓乾元为书记的湘赣边第二届特委会遭到严重破坏，一时陷入瘫痪。就在敌人疯狂地叫嚷：“石头要过刀，茅草要过火，‘苏’人要换种”声中，朱昌偕与特委巡视员宛希先等秘密召开永新、宁冈、茶陵三县县委联席会议，组织了湘赣边临时特委，朱昌偕任书记。朱昌偕深入广泛地发动群众，领导湘赣边界人民重新开展游击战争，逐步恢复和重建了湘赣边各级党组织和红色政权。不久原特委恢复后，朱昌偕又把主要精力放到永新县。他经常打着赤脚，怀揣干粮深入山区，发动群众，建立政权，扩大武装。湘赣边特委致中央的报告中曾这样评价：“永新是敌人的主要目标，永新也是边界工作最有成绩的一县。”烈火见真金，生死关头见硬汉，凭什么说经过白色恐怖考验并作出卓越成绩的朱昌偕参加了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组织AB团呢？
“调查得来的？！他们调查个鬼！西路分委加上办事机关，总共30多个人，没见他们来调查过一个人。谁最了解朱昌偕，他们？还不是这些与朱昌偕吃一锅饭滚一个铺的？那些连朱昌偕面都没照，是高是矮，是男是女，是白面净还是黑不溜秋都说不出的，怎么知道朱昌偕是AB因呢？！”王震在联席会上激动地站起来说道。
执行吧，一人就只一个脑壳，杀错了怎么办？不执行吧，万一他们原本就是AB团，与国民党里应外合，不只是个人吃不消，主要是湘赣边区的革命要遭受巨大损失啊！王震脑海里始终被这些问题所纠缠不休。
“这样行不行？”王震想了想说，“先找朱昌偕等人谈谈，然后再作结论！”
会议表示同意王震的建议。会后，作为独立师党委书记的王震，急匆匆赶赴前线，布置第三次反“围剿”的工作去了。
不久，王震从前线返回，得知朱昌偕等与刚刚成立的湘赣临时省委谈崩了，朱昌偕怕临时省委采取极端行动，便逃到永新二、三区小江山一带躲了起来。
王震跋山涉水找到朱昌偕，劝他再回永新和临时省委谈谈，长期躲逃也不是办法。
朱昌偕摇着头说：“现在永新是回不得的，回去就要掉脑壳。掉脑壳并不可怕，要是掉在敌人屠刀下，我朱昌偕连哼都不哼一声。可是现在……我朱昌偕冤呀！王震同志，我们要乘新来的临时省委的领导不熟悉湘赣情况，发动群众来反对临时省委的做法。”
“昌偕同志，你讲的前半段我赞成，暂时不回永新，以免遭意外。但是，你讲的后半段，我坚决反对。现在蒋介石动用30万兵力，对我赣南、闽南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围剿’。在当前大敌压境的严峻时刻，绝不能干出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昌偕同志，请你答应我，个人受再大的委屈、冤枉，也不能另立山头，武装对抗临时省委。如果那样，你我不都成了人民的罪人了？”
朱昌偕没有作声，蹲在地上，双手捂着脸。手指间流出委屈的泪水。王震也默默地蹲下，陪着朱昌偕一块热泪涌流。
朱昌偕站起来，骂着自己：“王震同志，你讲的在理，我永远记住你的话，永远不忘自己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你放心吧，就是让我朱昌偕下油锅人地狱，我也绝不做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的事情。”
王震非常理解朱昌偕的处境，只好带着深深的遗憾离开了。没过多久，王震得知：湘赣临时省委保卫处处长谭牛山发动几千名群众，围捕朱昌偕。朱昌偕被围困在梅花山，携带的干粮全部吃完了，惟一跟随他的警卫员指着梅花山西边茶陵的白区，劝他到那里去。朱昌偕不紧不慢地回答说：“我对王胡子发过誓的。我宁愿饿死，也不能到国民党那里去。”过了两天，朱昌偕在搜山群众发现自己的情况下，举起随身携带的土造小手枪，对准自己的太阳穴，扣动了扳机。
王震得知这一消息后，只能遥望梅花山，将自己的苦闷深深地埋在心底。直到晚年，王震同志还常常提起朱昌偕同志，每一次都流露出无限的怀念、内疚之情。
1932年初，王震正在整理行装，湘赣省政治保卫处处长谭牛山走了进来。
“王震同志，听说你要带领独立1师到宁冈、酃县一带活动？”
谁都说一提保卫处就腿肚子转筋，但面对人人知晓的王震，作为保卫处处长的谭牛山也不得不敬畏三分，于是用略带讨好的口气对王震说。
尽管谭牛山本人在本质上可能还算个好同志，他只是错误路线的执行者，但他直接参与错判错杀了那么多的干部群众，王震见到他，心里仍然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要是按照王震的个性，早就骂出“滚蛋”了。不过，王震这次还是忍了三忍，只是冷冷地说道：“是呀！谭处长有何指示呢？”其中“指示”二字拖得长长的，带着一丝怪声怪气。
谭牛山听出王震话中有话，忙小心翼翼地凑到王震身边，眨巴着眼睛，神秘兮兮地说：“郧县县委书记张平化是个证据确凿的AB团的骨干分子，省委同意我们的意见，判处死刑，立即就地执行。这次你在都县一带活动，请你顺便完成这项任务。酃县县委的其他人选，省委已物色好了，这次随你前去一同赴任！”
由于朱昌偕事件在王震心中造成极大的震动，于是对有关AB团，王震都保持着一种特殊的警惕。他边整理行装，边瞟了谭牛山一眼：“说张平化是AB团，都有哪些根据？”
“据三人以上供认，1928年上半年，井冈山工农革命军攻占酃县县城，烧了几座破祠堂，身为共青团酃县县委书记的张平化却说这祠堂烧得太可惜，还说什么‘烧、烧、烧，烧尽土豪劣绅的屋；杀、杀、杀，杀尽土豪劣绅的头’的口号是错误的。1930年，解除袁文才、王佐部的武装，处决袁、王匪徒，张平化却极为同情。”
“完了？”
“完了！”
“好，你说的我都听明白了。”王震说，“我到酃县后，再调查一下张平化还有没有其他新的罪状！”
谭牛山显然没有听出王震的弦外之音，用极其赞赏的语气说：“你不愧是工人阶级出身，有坚强党性，省委把这一重要任务交给你是完全正确的。”
不久后的一大，王震到达了都县。
王震到的那天，年近25岁的中共酃县县委书记张平化，正在自己堂屋的房顶上拾摄房子。
张平化把两手的泥巴在衣服上蹭了几蹭，紧紧地握着王震的手：“王政委，我们第一次见面，但早就听到过您的大名了。”
王震上下左右打量着眼前这位极其精干的小伙子，然后诡秘地笑了笑说：“我在永新也听说了你张平化的尊姓大名喽，特别是最近听得更多了。”
稍加安顿后，王震便开玩笑地对张平化说：“我得向你请个假，到村里去走走好吗？”
张平化瞬间涨红了脸：“哪里哪里，王政委你这不是骂人吗，我哪里敢当。”
王震握着张平化的手说：“不要这样说，你忙你的，千万不要干扰你的工作。”
说完，王震来到田头，恰巧碰见了一名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两人聊着聊着，就被王震巧妙地引到张平化的身上。
老人捻着几根胡须说：“嘿，我是看着这娃长大的，绝对错不了。”
张平化祖上是自耕农，到了父辈，便沦落为完全靠租种地主土地为生的倡农。家里为有一个读书人将来好出人头地，全家节衣缩食加借债供张平化上私塾、初小、高小。张平化刻苦、聪明，高小没有毕业，便考上设在衡阳的湖南省立第三师范。祖父咬着牙把自己准备买棺材的钱拿出来作学费。在师范上学的时候，张平化多次参加实际上由共产党组织和领导的各项社会活动。师范毕业后，张平化受大革命形势的鼓舞，毅然参加了北伐军。大革命失败后，张平化回到了家里，找到了党组织，就在国民党知道谁是共产党员就杀谁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加入了党组织。一入党，即任中共酃县第二区委书记。他和区委的同志一道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农民协会、农民武装队，并于1928年初组织了第一次农民起义，打土豪，分田地，建立革命政权。由于叛徒告密等原因，酃县县委机关几次遭到敌人严重破坏。1928年秋，张平化由共青团酃县县委书记改任中共酃县县委书记后，遵照毛委员提出的“沿山发展，波浪式推进”的方针，使邵县革命根据地由大院、东西坑、犁树洲等几个山村逐步发展到整个上十都、上九都、上八都、上七都和上六都。
老人介绍了上述情况后，无不感慨地说：“平化是穷苦人家的孩子，他整天到处跑工作，脚板上的老茧比铜钱还厚，连竹尖都扎不进。”
王震频频地点头，眼里无不流露出赞叹和敬意。但由于特定任务在身，王震还不能随便对其作出评价。
闲聊中，王震还得知，张平化家总共11口人，其中有7人已经为革命献出了生命。其父张升朝，大革命时被选为乡农民协会委员长，也是石洲乡党支部的成员并且参加了游击队。他被敌人捉住后，活活被打死，也没有泄露党组织和游击队的一点机密。其祖父张春榜，虽然没有加入党组织，但坚定地支持党的斗争，也被敌人残酷地杀害了。这位年近7旬的老人在赴刑前慷慨高呼：共产党万岁！工农革命军万岁！除了其祖父、父亲外，还有其叔等人。
王震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他暗暗对自己说：对朱昌偕同志，自己未能保护得了，留下终身痛恨；对张平化这样的革命同志，自己就是粉身碎骨，也绝不能再让他倒在自己的枪口下了，也绝不能让张平化家为革命献出第8条生命。
王震又忙乎了一天多，找了各类人员数十人调查，对张平化的结论更加明晰。
第三天，王震约张平化谈话：“我这次来，主要是代表湘赣省委宣布对你的新的任命。现在你是县委书记，又兼任县赤卫大队的党代表，一身二任，百事缠身，很难同时搞好这两方面的工作。因此，经研究决定，免去你县委书记的职务，使你集中精力专任县赤卫大队的党代表。”
接着，王震依次把准备接任县委书记的甘步衢、担任县委秘书长的谭文焕和团县委书记的宁国良介绍给张平化。
张平化愉快地接受了新的任命。
张平化一直以为这是正常的组织调动，直到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期间，张平化在中央党校学习。在一次批判王明“左”倾路线的座谈会上，任弼时同志谈到了当年湘赣苏区肃反扩大化，搞逼供信，错抓错杀了许多好同志时，无不动情地说：“一些同志差一点不能参加今天的座谈会。张平化有福星高照，碰上一个大胆、负责、没有机械执行命令的王震，才大难不死哟！”直到此时，张平化才知道自己当年险些被作为AB团骨干分子处死的事儿。一时间，张平化如久梦方醒。
一散会，张平化立即找到时任359旅旅长兼政委、延安卫戍区司令员的王震：“王震司令员呀，你是我救命恩人。十几年来，我一直不知道，连一句感激的话都没有，请司令员海谅。”话未完，泪水已从张平化脸上淌下。
王震说：“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作为每一个关心党的事业。关心同志的人都会那样做的。我在你那里调查了两天，知道你们在那里坚持斗争的条件很苦。在那样艰苦、危险的环境中，你们没有丢掉红色根据地，反而在坚持斗争过程中使这块红色根据地日益巩固和扩大起来，这样的事，反革命分子能做得到吗？至于说反对大烧大杀，同情袁文才、王佐，我当时也有同样的想法，这怎么能算是AB团骨干分子的证据呢？”
1986年8月25日上午，红2方面军部分老同志在中南海座谈编写红2方面军战史问题，曾先后任过湖南省委书记、中宣部部长的张平化早早到会，他谈起王震同志保护自己的经历后激动地说：“1942年，当我知道这件事后，我想王震同志这个人好大胆呀！省委都作了决定，你执行就是了，还怀疑什么，调查什么呢？这说明王胡子对当时的‘左’倾错误是抵制的，工作方法也是马列主义的。谢谢马克思的在天之灵派了这么个不怕鬼的人来抓我，否则，不要说派一个坚决执行上级指示的人，就是派一个怕负责的人，我张平化也早去见马克思了！王胡子当时改变省委的决定，是要冒杀头危险的！”
张平化的事还没彻底解决，如何处理600余名AB团可疑分子的事儿又摆到了王震等人面前。
王震、袁德生、李天柱等坚决主张：对羁押的600余名可疑对象迅速清理，没有确凿的证据，立即释放。
谭牛山两手撑在桌面上，眼里喷射出咄咄逼人的火：“这600多人全都有确凿证据才关押的！”
“全都有确凿证据？”王震把目光迎了上去：“中门外大庙里关押的红军学校几十名十二三岁的孩子是怎么回事？”
“那都是些小AB团无疑！”
王震提高了嗓门：“这是胡说，这帮孩子连‘AB’两个字母都不认识，怎么能成为AB团，这不是天下怪事？！”王震停顿了一会儿又说，“前两天的晚饭后，我在河边，碰见一个小鬼挑水，他个矮，桶底总磕地面。我要帮，没想到，吓坏了孩子。远处跑来另一个小鬼，说首长千万别碰他，他是个小AB团。后来才知道，挑水的小鬼刚到红校时，他的排长叮咛他，‘不要问别人名字，你的名字也不要告诉任何人，免得有人苦打乱招，把你咬成AB团。’我了解到，大庙里关的红校几十名十二三岁的孩子都是这类莫须有的罪名。这不是伤天害理，又是什么！将来革命成功了，我们怎么向后人解释？”
谭牛山想说什么，看到愤怒到了极点的人们，终未说出话来。
“我同意对关押的600余名可疑人员进行清理。”曾任湘东南特委书记，现任湘赣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省军区总指挥的张启龙打破沉默：“我们的肃反工作，确实犯有扩大化、简单化的严重错误。这不光表现在红校，省职工联合会工人纠察大队更突出。纠察大队成立时，都是挑了又挑，都是政治上可靠，可以说身正根红，结果没过几天，基本上都成了AB团。后来，又挑选了一批，其余大部分被逮了起来。这AB团莫非将人人都卷进去不成？”
主管纠察大队工作的省总工会主席刘士杰坐不住了。刘士杰没上过几天学，只当过几天陶瓷作坊杂工。就这几天杂工，成了他的政治资本。整日必穿列宁服，出口必谈“我是真正的百分之百的无产阶级。”刘士杰到处指手画脚，可谓不可一世。张启龙的话无疑刺激了刘士杰，未等张启龙把话讲完，他将袖子往上一橹，“啪”将手掌砸向桌面，尖声喊叫：“不许你诬蔑我们工人阶级！我的纠察大队每捕杀一个AB团分子，都有三人以上口供认定的！”
“你有理讲理，少在这里摆谱！”王震冷冷地说道。刘士杰见王震接过话头，嘴张了张，但未能发出声。
王震继续盯着刘士杰：“问题恰恰出在你所说的口供上，你那口供是从哪儿供来的？”王震说到这里，突然用手重重一击桌面，“这是纯粹的法西斯作风，如果刘士杰你敢领教的话，我王震今天也有办法让你供出自己是头号AB团！你要是不信，现在我就让人来试试！”
刘士杰禁不住打了一个寒颤，低下了头。
自此，肃反扩大化、简单化得到了有效的抑制。
3．一提起王震，人们自然就会联想到他的火爆子脾气。其实，王震更
多的时候是一位和蔼可亲的长者。他对部下特别是对战士更是关心备至
王震同志有着坚定的革命信念，他最痛恨那些贪生怕死、意志动摇、叛变革命的人。
1935年6月，在第二次东征中，贺庆积担任81团团长，该团攻占了湖南澧县县城，奉命参加陈家挡战斗。这时，负责到敌后筹款的团政委乐尚连携巨款带着警卫员逃跑了。
军团首长听说后，非常气愤，王震痛斥了这种叛变行为，对部队进行了及时的教育，并决定由贺庆积兼任政治委员。通过在部队中开展反叛徒的斗争，稳定了部队的情绪，提高了干部战士的阶级觉悟。部队走出草地后，贺庆积在红17师任师长，该师政委汤祥丰贪生怕死，意志动摇。17师在天（水）兰（州）公路附近遭胡宗南部队侧击，上有敌机狂轰滥炸，下有胡军前后左右围追堵截，情况十分紧急，政委汤祥丰竟然携枪带人逃走了，投奔了国民党东北军何柱国的部队。
两次叛逃都发生在贺庆积的身边，贺庆积的情绪自然受到极大的影响。王震及时找到贺庆积，语重心长地说：“乐尚连、汤祥丰叛逃是个人的问题，不会牵连你。希望你放下包袱，继续带领部队。党组织相信你。”很快，组织宣布贺庆积兼任了红17师政委。在军团首长的正确指挥下，贺庆积带领部队实现了三大主力的胜利会师。
后来，由于国共合作，汤祥丰硬是被我军要了回来。王震一见到他，怒火心中烧，抄起警卫战士的步枪，向这个叛徒狠狠砸去。要不是汤样丰躲得快，恐怕脑袋就要开花了。“你这个可耻的叛徒，连狗熊都不如的叛徒，要不是纪律不让，我非一枪崩了你狗日的不可！”
王震同志敢于斗争、不畏强敌的精神，不仅体现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在与国民党顽固派面对面的斗争中，也表现出大无畏的气概。
1940年初，359旅奉命调回陕甘宁，担负保卫党中央和边区的任务。王震兼任了绥、米、佳、吴、清警备区司令员，驻防绥德。719团在参加了百团大战之后，也奉命归队驻扎米脂。当时，这一带仍由国民党控制，各县都设有他们的县党部和政府，绥德设有专员公署。国民党专员何绍南是个有名的“摩擦专家”，一贯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制造了不少事端。王震旅长面对何绍南一小撮顽固派破坏统一战线的卑劣行径，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有一次，王震与何绍南在宴会上相遇。何绍南端起酒杯致辞说：“今天幸会王大旅长，真是人逢知己‘万’杯少，为了两党精诚合作，共同于了这一杯。”
王震的脸一下子拉得很长，用颤巍巍的右手端起酒杯：“且慢！”
警卫员一看王震要发火的架势，连忙在后面拽了拽他的衣襟。王震用左手狠狠地甩了一下警卫员的手，“拽什么拽！何专员的话我不敢当，我倒是觉得人逢摩擦专家一杯就多！”
何绍南不识趣地来了一句：“岂有此理！”
一听这话，王震将酒杯高高举起，使出全身的力气往地上摔去：“谁岂有此理？我看是你何绍南！”
宴会厅里本来是嘈嘈杂杂的，随着王震酒杯的一摔，大厅顿时寂静得掉根针都能听得见。
王震扫了一眼大厅，更觉得是个机会，用手指着何绍南的鼻子：“你还算个中国人吗？一看你就是汉奸的料子。有本事你到前方去和小日本拼，在后方跟共产党要横算什么鸟本事！从今往后，你何绍南胆敢对共产党使一点小脾气，我王震说到做到，非让你吃不了兜着走！”话音未落，王震将酒桌掀了个底朝天。随即连头都没回大步流星地走了。
何绍南吓得如筛糠，让人搀着回到署上，没过几天，便跑得无影无踪了。
一提起王震，人们自然就会朕想到他的火爆子脾气。其实，王震更多的时候是一位和蔼可亲的长者。他对部下特别是对战士更是关心备至。
长征途中的一大，他走进一个连队伙房，刚抓起一块锅巴吃，炊事员在他脊背上敲了一锅铲。王震一转身，炊事员看是王震政委，十分惊恐，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急得满脸通红。
王震笑着说：“挨一锅铲吃一块锅巴，很合算。”
事后，王震还在部队大会上表扬了这位炊事员，并对自己私自“偷拿”粮食作了深刻检讨。
战斗间隙，王震常常和战士们在一起说说笑笑。有一次，他和他的警卫员、秘书打扑克。王司令员偷看人家的牌，还偷人家的“大王”，叫警卫员发现了。一个强烈要求归还“大王”，一个死不承认。警卫战士强行去抢，王震哪里肯，跳起身子就跑。一个在前面没命地跑，一个在后面玩命地追，撵得王震从后院跑到前院，又从前院跳到街道上。那位警卫员一面追，一面喊着：“司令员偷牌了，偷了我的‘大王’。”
多少年过去了，此情此景，仍留在王震部下的脑海里。
王震对毛泽东有着特殊的感情。他18岁那年就结识了毛泽东，并有幸护送毛泽东到长沙清水塘中共湘区委驻地。从那时起，王震暗暗下定决心，这一辈子跟着毛泽东。晚年，王震同儿孙们谈起自己和党的第一代领导核心的关系，王震最喜欢说的一个词就是“追随”。
1936年6月，红2、红6军团抢渡金沙江，翻越大雪山，经过3个多月的艰苦征战，终于和红4方面军在甘孜地区会师了。可是，身为红军总政委的张国焘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欺骗和拉拢红2、红6军团的同志们，并在部队散发了油印的《干部必读》的小册子。小册子的内容主要是反对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所谓机会主义路线的。红2、红6军团的官兵们对这本书产生了很大疑惑。红2、红6军团的主要领导任弼时、贺龙、关向应、肖克、王震等同志敏锐地感觉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察觉到了张国焘分裂中央、分裂红军，推行逃跑主义路线的阴谋，非常气愤。在朱德、刘伯承等同志的领导下，与张国焘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王震下令收回了所有的小册子，当众销毁。
有一次，张国焘单独请王震到他的屋里，对王震吹捧拉拢。王震没给张国焘一个好脸，没等张国焘把话说完，王震眉毛直往上扬，说道：“我们这支部队是井冈山的，是毛主席领导成长的，我王震不能反毛，永远不会也不能反毛。”说完拂袖而去，把张国焘晾在那儿很是尴尬。
1946年2月3日上午，军调部美方的一架专机在延安机场降落，从飞机上走下来时任军调部汉口执行小组中共代表、我中原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震。
一下飞机，王震便直奔毛主席住处。这次能见到一别一年又三个月的主席，王震显得非常激动。毛主席听说王震到了，连忙把笔一扔，紧紧地握着王震的双手，一边大声嘱咐工作人员：“通知伙房，今天中午加个菜喽！慰劳慰劳我们劳苦功高的王大胡子。”
吃饭时，毛主席问道：“党的‘七大’你没有参加，你被提为中央候补委员候选人的过程听说了吗？”
王震摇了摇头。
“哟？你可是位赢得人们引颈注目的风光人物罗！一小部分同志不同意你当候选人的意见很尖锐，另一部分同志坚决拥护你当候选人为你辩护的意见也很尖锐，两派争执，各不相让！”说到这里，毛主席站了起来，“你这个王胡子哟，虎去雄威在，你南下去了，还把个‘七大’搅得蛮有生气哩！”
说到这，本有一分矜持的王震哈哈地笑出了声来。
4．王震操起一支卡宾枪，高声喊道：“我是王震！王大胡子！同志
们，跟我冲啊！”
1937年9月，王震奉命率359旅在太原以北开展游击战，牵制日寇对太原一带的进攻，并参加创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工作。1938年1月，各新兵部队陆续归还建制，这时全旅（717团、718团、719团）的兵员激增至1.2万多人。
3月初，敌寇趁我120师主力在同蒲线作战之际，以其26师团1万余人，由大同向晋西北进攻，在短短的五六天里侵占了神池、宁武、五寨等7座县城。
面对这一形势，贺龙率部队回师晋西北，采取奇袭、打埋伏、围城打援、集中优势兵力歼灭运动中的一部敌人的作战方针，决定这次战役从苛岚打起。遂即命令王震率2个团于3月5日抵苛岚，将敌人包围起来。
王震发现苛岚城里只有来自城外的一个水源，随即切断水源和交通要道，逼敌出城。命令717团和718团2营日夜不停地对苛岚袭扰，使得敌人疲惫不堪，惊恐万状。10日，敌人被迫弃城逃走。王震当即命令717团、718团追击和拦截敌人。这次战斗在运动中消灭敌人200多人，收复苛岚城。贺龙师长抓住时机命令王震率359旅2个团、张宗逊率358旅2个团追击、伏击敌人。到31日晋西北反攻围攻战役胜利结束，收复了宁武、河曲等7座县城，歼敌1500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