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复7城的胜利稳定了晋西北的局势，保障了陕甘宁边区的安全，为建立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条件。总结这次战役时，贺龙师长表扬了359旅。王震无不骄傲地说，要说经验嘛，这要全部归功于毛主席的“十六字方针”！
1938年5月，为巩固和扩大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八路军总部命令359旅向晋察冀西北部挺进，开辟雁北察南地区工作。1938年11月，粉碎日寇对晋察冀边区的25路围攻后，王震率359旅旅部和718团在灵邱以南开展地方工作，719团在灵邱以西开展地方工作，717团在五台豆村镇开展地方工作。
5月9日，日寇第100师团和第3独立混成旅团以重兵万余人突然分5路合击717团。王震得到战报后，当即率教导营并命令718团迅速向717团靠拢。5月10日，717团与敌激战至黄昏，利用夜暗跳出包围圈，于拂晓通过怀台镇，登上五台山北峰。敌人合击扑空，只好懊丧地沿原路撤回据点。
5月11日，由大营镇经神堂堡进犯之敌，因山高路险且有积雪，不敢前进，沿原路经神堡返回大营镇。王震获悉这一情况后，决心利用神堂堡至上、下细腰涧一带有利地形，集中兵力歼灭该敌。他当机立断命令教导营想方设法把敌人引到神堂堡附近。
5月13日，718团主力经过两天急行军赶到神堂堡，干部战士不顾疲劳，立即投入战斗。敌人在突然的猛烈打击下，伤亡惨重，于14日向上、下细腰涧方向溃退。王震率718团、教导营。骑兵大队追至上、下细腰涧时，突闻近处枪声大作，王震断定是717团与敌遭遇。718团等部队及时向枪声方向冲去。
正如王震所料，717团跳出敌人合围后，于13日行进到上。下细腰涧时，发现附近山沟里有数百名敌人正在集合，717团分两路向敌发起进攻。这时718团是从上、下细腰涧南侧向北攻击敌人，717团从北向南攻击敌人，形成南北夹击之势，将敌人包围。经过20多小时激烈战斗，到15日中午将敌全部歼灭。这次战斗共歼敌1000多人，缴获各种炮5门、轻重机枪19挺、步枪400多支、战马100余匹和大量军用品。
上、下细腰涧战斗不是计划之中的，而是王震依据战场敌情的变化，审时度势，运筹帷幄，实施机智果断的指挥，化被动为主动，由被敌包围变为我包围敌的有利态势，创造了以不到1个旅的兵力（欠719团）全歼日军一个精锐大队的范例，得到聂荣臻司令员的嘉奖。敌人在其发布的公报上惊呼这位“少年将军”（王震时年30岁）的“奇妙战术”对其造成严重威胁，敌伪报纸上充满对这支劲旅的叫嚣和诅咒。
1946年11月，王震率359旅南下后胜利返回山西，组建了第2纵队，并任司令员兼政委。
1947年3月，蒋介石驱使胡宗南纠集青、宁两马及邓宝珊部23万人，大举进攻陕甘宁边区。中旬，王震奉命率2纵队从永和关西渡黄河，到达陕甘宁边区，参加保卫党中央的战斗。第2纵队和兄弟部队一道，首战青化砭，歼敌第31旅，俘敌副旅长以下1300余人。
二战羊马河，歼敌第135旅，俘敌代旅长以下1500多人。
三战蟠龙，歼敌第167旅，俘敌旅长以下700多人。短短两个月内三战三捷，使敌人闻风丧胆，丧魂落魄。在蟠龙攻坚战中，王震亲自指挥，摸到距敌100米的前沿阵地侦察敌情，指挥战斗。准备总攻时，炊事员给王震送来的饭，他自己不吃，亲手端着送给最前面挖战壕最得力的战士，极大鼓舞和感动了广大指战员，激励大家奋勇杀敌，从而取得了最后胜利。
1947年5月4日黄昏时分，西北野战军司令部命令各部向蟠龙镇发起总攻时，担任2纵司令员的王震发现陷入重围的敌人有逃跑的迹象，他不顾个人安危，来到前沿阵地抓起一支卡宾枪高喊：“我是王震，我是王大胡子，同志们跟我冲啊！”战士们一听王胡子带头冲锋，全体官兵像潮水一样涌向敌167旅旅部所在地，一举全歼敌人。
1947年8月，王震率部攻打榆林。此役调动胡宗南部9个半旅，达到了从战略上牵制敌人的目的，使我陈、谢部队顺利南渡黄河进入反攻。榆林硝烟未散，王震旋即率部参加沙家店战役，歼敌第36师大部，敌师长钟松落荒而逃。沙家店战役的胜利，不仅完全粉碎了国民党军在陕北的所谓“重点进攻”，而且改变了西北战场敌我力量对比，使我军由被动转为主动，由战略防御开始了战略反攻。
沙家店战役后，敌主力狼狈南撤，返回延安。为了不让敌人顺利撤退，王震率部连续攻占绥德以南咸（阳）榆（林）公路上的曲思教、九里山、骆驼铺、岔口、大小劳山等地。在曲思教伏击撤退之敌，歼敌1000余人。紧接着，在九里山抗击敌人一个星期，给敌人很大杀伤。
当时部队严重缺粮，伤亡很大。天又下雨，人员非常疲劳。但是，王震毫不畏惧，他动员部队说：“我们困难，敌人更困难，他们怕我们打，不敢住村庄，没有饭吃，空投的大饼都是霉的。我们要同敌人比意志，比忍受困难的能力，坚决拖住他们，让他们增加伤亡，增加疲劳，从而加速敌人的失败。”
在战争年代，“胡子”、“王胡子”、“王大胡子”均属王震的绰号。一提这个绰号，各级官兵无不充满敬意。
或许是遗传基因的作用吧，早在长沙铁路上，不到20岁的王震，面颊上的胡须便茂盛一片。那时的王震对付胡子的办法是：你不让我露脸，我不让你露头。他早也刮，晚也刮，其目的是免得开火车煤灰往胡子里钻。结果，胡子越刮越密，越刮越稠。1929年到家乡组织特区委、游击队后，头发、胡子一齐留。当时的王震主要是想装得年长一点，显得说话有分量，对群众有号召力。再加上胡子是湖南人对智者的尊称，王震有勇有谋，外加满脸的胡须，自然“胡子”的绰号非他莫属了。王震的胡子在战争岁月里越来越稠密，他的“胡子”的名气也随着战争越来越响亮。
5．王震把一些老同志找到医院，直冲冲地对他们说：“我要上山打游
击去！你们敢不敢跟我走！”
文革初期，王震也遭到批斗。造反派给他挂牌子，戴高帽子，他把牌子砸了，把帽子扔了。王震还让叶帅的孩子叶选宁为他起草“反攻大字报”。一副对着于的铁骨血性。
有人把状告到毛泽东那里，王震得知后一脸严肃地说：“我不怕，毛主席了解我。”
1967年“五一”这一天，毛泽东在天安门上看到王震时，右手紧紧地握着王震的手，同时左手轻轻地拍了拍王震的手背说，有人想打倒你，你是打不倒的，关键的时候你王震是可以吹胡子瞪眼的。第二天，这个“最高指示”就出现在北京街头的大、小字报上面了。
非常遗憾的是王震这一次与毛泽东在一起没有留下照片。1995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王震画册》时，只收入了1969年国庆节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同王震握手的照片，照片上身为领袖的毛泽东亲切地看着他的这位老乡、老战友。
“文革”开始时，王震不屈服于造反派的压力，在被“游斗”的卡车上，还扯着嗓门和极“左”思潮对着干，一点儿也不示弱。
对于被打击被迫害的老战友，他充满感情，不顾自己所处的危难处境，尽一切可能，为惨遭不幸的、甚至身陷囹圄的老战友和他们的子女们传书递信，奔走呼吁。
1972年，邓小平的女儿毛毛从陕北插队的地方几经周折到江西探望父母。在探亲返回陕北的途中，她坐着火车拐到了北京，一是想看看昔日的老师、同学、朋友，二是想借机打听一下政治方面的消息。
到北京后，毛毛悄悄地借住在一个同学的家中。第二天，一个老同学跑来找她，说：“毛毛，王胡子要见你。”
王胡子，王震，“文革”中，这可是个北京城无人不晓无人不知的人物呀！
“王胡子”怎么知道我来北京？叫我去什么事？现在许多过去的好友见了我躲都来不及，干吗还要见我？毛毛越想心里越没有底。去见这么有名的人物，毛毛是又高兴，又着实地惴惴不安，心中直打鼓。
第二天，毛毛的好朋友领着毛毛进了王家。
一进屋，毛毛一眼便看见一个身着黑色中山服，瘦长而挺拔的长者，他就是王震。王震一看见毛毛，便拉住她的手，咧开嘴，笑了起来，花白的胡子茬在脸上闪闪烁烁。
王震迫不及待地对毛毛说：“你坐。听说你从江西来，你爸爸怎么样？现在赶快告诉我。”
毛毛接过工作人员递过来的水杯说：“我爸爸现在住在南昌步兵学校院里。每天早上起来围着院子走十几圈。早上准时步行到拖拉机厂上班。”
王震忙打断毛毛的话：“上班远吗？上班干些什么？活重不重？”
毛毛回答道：“上班不算太远，大概也就几百米，工人师傅为了我爸爸上班方便，把院墙砸开了一个口子，省得爸爸走远道。”
听到这话，王震略感欣慰。
毛毛又说：“上班的主要任务是当钳工，活倒不算重。工人师傅不让我爸爸干重活。”
王震沉思了一下说：“钳工，你爸爸倒是行家。你爸爸在巴黎勤工俭学时学过钳工。不过这不该是他干的活，他应该干全国的大活呀！告诉你爸爸，他的问题一定要解决！我要去找周总理！我也要给毛主席、党中央写信！你爸爸应该出来工作！”
一听这话，毛毛当时一阵哽咽涌上心头。多少年了，毛毛都没有听到过这样温暖、这样直言不讳的言语了！
“你不要去陕北，赶快再回江西，把我的话告诉你爸爸，一字不拉地告诉你爸爸！”
毛毛知道事情重大，连连点头。
王震顿了顿又说：“你到北京来，我已向有关的中央领导报告过了。现在外面很乱，我要对你在北京的安全负责。你哪儿也别去，就住在我家里！”
王震完全是用命令的口气说这话的。
王震对毛毛下的命令，是一个严肃的命令，更是一个温暖的命令，是一个令毛毛感动不已终生难忘的命令。当时王震的那种口气和神情，像铸铁一样地印在了毛毛的心底。
第二天，正好是“五一”节。毛毛知道自己所担负的使命，于是便离开王家，悄悄地踏上了再回江西的路程。当毛毛把在北京见到胡子叔叔的场面告诉了邓小平时，邓小平照旧只听不说，但他脸上的表情，显得甚为欣慰。
1973年，邓小平被毛主席召回北京。不久，毛主席重新启用了邓小平，并赋予了邓小平党政军的一线指挥权力。邓小平出来工作后，义无反顾，不畏艰难地大刀阔斧地对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并对江青“四人帮”进行了不妥协地坚决斗争。他的大胆作为，迅速地取得了成效，但也最终触怒了“左”的势力。
1975年12月，“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一夜之间席卷全国大地，邓小平实际上再一次被停止了一切工作。
邓小平被停职，王震气愤万分，甚至气得病倒了。王震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少不了要表态的。他当然不怕亮明自己的观点，在一份关于批邓的中央文件上，竟写下了毛泽东主席称赞邓小平同志的话，如“人才难得”之类。而这份文件明明白白注明，阅后是要收回的。或许是出于保护首长的好意，秘书在送回文件时，把这些话涂掉了，为此，王震还颇不满意呢！
王震当时气愤难平，甚至气得把拐杖都摔成两截，后来家人又为他换了一根新的。这一根拐杖一直伴随他老人家渡过人生最后一段旅程。不久，王震被家人和工作人员强行送进了医院。
王震住院，一是因为1月8日失去了他极其敬重的周恩来总理而悲痛过度，二是被“四人帮”的滔天罪行气得怒火积心，更主要的则是为邓小平再次被打倒而愤怒至极。王震住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爱憎分明、耿直仗义、气冲云天，他悲愤、他不平、他抗议，他就要喊，就要叫，就要骂娘！为了保护胡子不被“四人帮”迫害，他身边的人就把他“软禁”了起来，不许他出院。
王震这个人，一股子倔犟脾气，他不住院，必定要喊，你把他圈在医院里，他照样要喊。
王震把一些老同志找到医院，直冲冲地对他们说：“我要上山打游击去！你们敢不敢跟我走！”接着他又问：“你们能带多少队伍？能带多少枪？”
老将军们面对王震的质问，无从回答，只能默默忍受着老首长的无名之火。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与世长辞。
毛泽东去世了，中国怎么办？
一辈子跟随毛主席的王震无比焦虑，他去找叶帅商量。他们二人讨论一番之后，叶帅让王震去串联串联。王震首先找了陈云同志。他们讨论了如何对付“四人帮”的措施。此后，王震几次在叶帅和陈云之间“穿梭”，商量着把“四人帮”抓起来的方案。
1976年10月6日晚上，在病房里，王震指名道姓地说，江青一伙说以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一批老同志是“走资派还在走”，是要篡党夺权！他高声地说：“我的腿坏了怎么走资本主义道路？！要说走，我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
第二天，北京城传开了罪大恶极的“四人帮”终于被正义的力量所惩治的消息。
“四人帮”被抓了，但“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并没有结束，“批邓”还在继续。王震见状着急，他真着急呀！他通过他的儿子和毛毛，不断地给邓小平传递各种消息。他到叶剑英元帅那儿去，到李先念副总理那儿去，他找各种各样的人谈话，他奔走疾呼，中心只有一个议题，让邓小平同志尽快出来工作！
邓小平还没有完全解除软禁，王震便不管三七二十一，坐着汽车，上了西山，去看他的老战友。
王震来了，到了院门口，他情急之下摇下车窗高声对院门口的警卫喊道：“我是王震，我要见邓小平！”警卫本想做出阻止的手势，立即转换成通行。
1993年，王震走完了他革命生涯的最后一段路程，临终前，他留下遗嘱：将自己的骨灰洒在祖国的西部边唾。
王震军事生涯最辉煌的时期也在祖国的西北地区。他对祖国的大西北有着特殊的感情。
还是在1949年3月，王震到西柏坡参加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毛主席单独接见了他。毛主席说：“仗打不了多久了，现在要把重点放在胜利后的发展经济、生产建设上来。”
毛主席这一席话，把王震本来要说的话立刻引了出来，他拿出自己起草的报告递到毛主席手里，说：“我的想法全在这里。我要求到新疆去。新疆各族人民需要我们去解放，祖国的边疆需要我们去开发建设，发展经济。”
毛主席高兴地说：“我料到你会提出这样的要求的。”
王震豪迈地说：“新疆是我们的国土，我们不去，还要我们手中的枪干什么？我们还叫什么革命者？”这位戎马一生的将军当时写下了战斗的诗篇：白雪罩祁连，乌云盖山巅。草原秋风狂，凯歌进新疆。
1949年6月，王震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兵团司令员兼政委，参加扶眉战役进军甘肃，解放天水、临挑、临夏，夺取西宁，解放青海。9月，王震率部翻越冰雪覆盖、高寒缺氧的祁连山，直插河西重镇张掖、酒泉，逼近新疆大门，对促使新疆和平起义，起了决定性作用。随后，王震率部进驻新疆全境，将红旗插遍了天山南北。
1954年10月，新疆军区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发布命令，由王震率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1兵团的大部、陶峙岳率部起义改编成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2兵团的全部、新疆民族军的大部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当时有人曾对设立建设兵团持反对意见，特别是对王震率领部队从事生产有些不解。毛主席只是淡淡一笑：“要相信有创造精神的人。”
提到“有创造精神”，人们自然想到359旅在南泥湾战斗的岁月。
那是1941年初，359旅奉命开进南泥湾，守卫延安的南大门，并响应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号召：“一手拿枪，一手拿镐”，在南泥湾开展生产运动。经过两年的努力，开荒种地30余万亩，年产粮900余万斤，除全部自给外，每年上缴300万斤粮，为全军和抗日根据地树立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榜样。王震被陕甘宁边区选为劳动英雄，359旅被西北局誉为“发展经济的前锋”。
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进入80年代，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难逃撤销的命运。在兵团撤销以后，王震出于对维护祖国统一、维护边境安定团结的大局的考虑，曾写信给当时的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阐述了兵团存在的意义，希望中央考虑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建制。在王震的努力下，邓小平亲自批准恢复了生产建设兵团。当时，王震就明确指出：“生产建设兵团是新疆军区的后备军，是保卫边疆、建设边疆的重要力量。”
1981年8月，王震陪同邓小平主席到新疆视察工作，并且兴致勃勃参观了石河子垦区。
1991年，王震又以83岁的高龄，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来到新疆，他对周围的人深切地说：“我热爱祖国的新疆，热爱这里的各族人民，同这里的山山水水有着很深的感情，我退休以后要在新疆度过晚年。当我去见马克思时，我的骨灰也要撒在天山上，永远成为新疆大地的一粒沙土。”
1991年8月23日下午，王震又对身边的人说：我在1980年曾经说过，现在我重申，如果去见马克思，我已委托战友和亲属将我的骨灰撒在天山上，永远同各族人民守卫社会主义祖国的西北边疆。
1993年4月4日，王震的骨灰护送至乌鲁木齐，新疆党政军领导同志一起去迎接。长歌当哭，泪洒边城，无限悲痛汇集着不尽的思念。
4月5日，王震的英魂飘落九霄，骨灰伴着花瓣撒向巍峨的天山，一支英雄交响乐在新疆辽阔的疆天和广袤的大地回响。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处处有青山。43年前，王震率大军解放新疆、建设新疆；43年后，王震的骨灰遍撒天山南北，撒在这片他流过血、淌过汗的沃土上。王震永远地同新疆1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连成一体。
举目天山，一座巍峨高洁的丰碑耸立疆天。
一野十大虎将传奇--独臂虎将——上将贺炳炎
独臂虎将——上将贺炳炎
贺炳炎湖北松滋人，1929年参加红军。解放战争时期任西北野战军第1纵队副司令员、司令员。一野第1军军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1．17岁的贺炳炎一人一次就逮住了47个俘虏，并顺利押回驻地。被人
称为“贺小龙”
1929年春。
积雪初融，大地复苏。在湖北渔洋河一带的渔洋关、松木坪、江家湾等地，有一位身体瘦弱、衣衫褴褛、可怜巴巴的少年，跟随一位面黄肌瘦的兄长，走街串巷，为人打铁器，换一些食物维持生命。少年无论走到哪里，头一件事就是打听村子里驻没驻红军。
这个少年就是贺炳炎。
贺炳炎，1913年生。父亲贺学文是个靠帮工、背煤为生的穷苦人。贺炳炎的出生给贺家又平添了一分忧愁，多了一口，就多了一份负担，本来就近乎穷困潦倒的家庭，到哪里去寻新添一张嘴的口粮啊！
贺学文为这个新生的婴儿取了一个响亮的乳名——明言，这个小小的名字蕴藏着贺学文对明言（年）的期盼，也暗示贺家对正直和光明的向往。母亲晏兰则唤明言为“么娃”。
“炳炎”这个名字是明言懂事后改的。贺炳炎嫌“明言”二字不响亮，便与教书先生一合计，更名为“炳炎”。用贺炳炎的话说，“这个名字威风，听起来有气魄，还不失‘明言’的味儿。‘贺’嘛是祝贺，‘炳’嘛是烧大火，‘炎’就更不用说了，加起来就是让焚烧旧社会的大火冲上天！”
贺炳炎全家五口人，五张嘴，全靠父亲背煤的微薄收入来维持生活。贺炳炎6岁时母亲病故，这对贺家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姐姐被迫送人做了童养媳，哥哥过继给他人。婶婶胡德秀怜爱侄儿，将贺炳炎接到家中抚养。
贺炳炎9岁时就随着父亲在江家湾、郑家恢煤矿开始背煤，当上了“煤黑子”。稚嫩的双肩过早承担了生活的压力。风里来，雨里往，一个弱小的少年，历尽生活的百般艰辛。因年少体弱，力不能支，常常被煤筐压得爬不起来，心疼得贺学文时常暗自落泪。贺学文见儿子实在受不了，就带他转到郑家恼煤矿学挖煤。在石头缝里抠煤，贺炳炎虽人小可以直起腰，但膀不圆、力不足，一镐下去只能刨个小窝窝，砸起的煤碴呛得他满脸乌黑。贺学文只得托人说情，让儿子到松木坪地主刘晴轩家放牛。
刘晴轩在乡里霸道惯了，有一次看见年幼的贺炳炎在与小伙伴们一起做游戏，于是二话没说，举起“文明棍”朝贺炳炎头上身上打去。直打得贺炳炎遍体鳞伤，这才拂袖而去。
地主周武寿的几只鸽子丢了，找不着，便跑到贺家门口大吵大闹，硬说是贺炳炎领着小孩子杀了煮着吃了。贺学文只得连连赔不是，借钱赔了才息事走人。
压榨、欺凌，一件件一桩桩在贺炳炎幼小的心灵中积压；苦水、深仇，浇灌着它生根、发芽。贺炳炎做梦都盼着自己快快长大，学那些杀富济贫的英雄好汉，为穷苦人报仇出气。
大革命的洪流席卷而来时，贺学文积极参加农民运动，当了农民协会会员。大革命失败后，到处白色恐怖，贺学文被迫背井离乡，在湘鄂交界一带四处躲藏。1929年春，贺龙率红军第4军来到澧县、松滋、宜都边境一带活动，贺学文将孩子托付给亲戚，毅然参加了红军。
不久，贺学文跟随部队到五峰、宜都、松滋边境的渔洋关、王家畈、松木坪、刘家场一带打游击，回到了家乡。父子相见，自然喜不自禁、贺炳炎恳求父亲带他去当红军。贺学文考虑再三，觉得他太小，一是参加队伍出不了力不说，弄不好会给队伍上带来许多麻烦。便对贺炳炎说：你先跟内兄兰良鉴学好打铁手艺，以后再来接你当红军。
贺炳炎见父亲说的在理，只好挑起担子，跟着内兄走乡串户去打铁。贺炳炎虽说打铁学艺，但心一直挂记着当红军的事。一天，他打听到附近有红军部队，于是在深夜里趁内兄睡熟，悄悄出门去追赶红军了。
说也巧，这支部队就是贺学文所在部队。贺炳炎竭力要求父亲带他参加红军。贺学文看了看儿子依然瘦小的身体，摇了摇头，用爱惜的口气说：“你娃子个子太低！”
“个子低怕啥？我力气大，不信咱俩掰个手腕子看看，要是我赢了你，你就得答应我参加红军！”
“这个我信，打了多半年铁，又多吃了半年饭，还能一点劲不长。可你实在是太矮了，连枪尖都够不着，咋当红军打仗？”
“我说你不过，但有一条，反正我要当红军，替穷苦人打抱不平。”
“你……”
贺家父子，一个怕给红军添乱子，硬是抱住葫芦不开瓢；一个死磨硬泡，不达目的死不罢休。
贺炳炎见文的不行，决定来武的。翌日深夜，尾随红军，来到红军的新驻地。
贺学文原以为儿子听了他的话回去了，不曾想在新驻地又见到了儿子的身影。贺学文要撵儿子回去，儿子犟着脖子就是不走。你拉他拽，贺学文所住的小院，热闹得开了锅。
恰巧，贺龙军长来了。贺炳炎一看来了一位大首长，便往地上一躺，哭得更是伤心。
贺龙问明情况后，动情地说：“收下，收下，发到宣传部去提浆糊桶子吧！”
贺炳炎一听这话，“腾”地一下站了起来，学着红军的样子向贺龙敬了个军礼。可能是兴奋，也可能是紧张，举起的竟然是左手，一时把小院里的红军将士们惹得哈哈大笑。
当时，贺龙等人初创湘鄂边革命根据地，国民党反动武装疯狂地进攻，企图将革命扼杀在摇篮之中，双方战斗十分频繁，每天都在行军打仗中。
1930年7月下旬的一天，红军要在潜江渊博子口同白军作战。大清早，枪炮就轰轰隆隆地响起来，顿时硝烟遮天蔽日。战至中午时分，双方的激战达到白热化程度。为了决战胜利，贺龙总指挥决定在白军精疲力竭的时候把红6军预备队红6师拿上去，从侧后再给白军狠狠揍上一拳。决心一下，贺龙冲此时担任自己警卫班长的贺炳炎一声吼道：“小鬼，快，传达我的命令，让红6师上！”
“是，保证完成任务！”未等话说完，贺炳炎已窜出去十几米。
红6师投入战斗，白军腹背受击，只落得丢尸弃械抱头鼠窜的份了。
战斗结束后，许久没见贺炳炎回来。贺龙司令员接到报告后，命令警卫连长：“快，多派几个人到战场上去给我找，顺着红6师攻击的路线去找！这小鬼想打仗都想疯了，可能跑到战斗部队里去了。”
果然。贺炳炎送罢信途经红6师阵地时，看到战友们打得正起劲，心里就痒得慌，顺手就从地上捡起一颗手榴弹，“嗖”地向白军投了过去，几个白军当场就被炸得飞上了天。
此时，红6师的冲锋号响了，红军战士个个像老虎下山一样呼喊着冲入敌群。贺炳炎看得直眼红，想随战友冲上去，但自己的任务是传达完命令就回去保卫首长。他无可奈何地打消了这个念头，捡起几颗手榴弹朝腰里一别，提着驳壳枪抄小路急急忙忙地往回赶。
贺炳炎刚跑下一个土坡，不禁惊叫一声，险些和几十名溜出包围圈的白军碰了正面。他灵机一动，闪身躲到一棵大树后。白军急于逃命，没发现有人追，便你争我抢地朝芦苇荡里窜。贺炳炎想，这茫茫无边的芦苇荡，钻进几十个白军还不像大海里掉了几根针，到时上哪儿去找？决不能让白军钻进芦苇荡，贺炳炎来不及多想，急中生智，“蹭”地一纵身从树后跳出，挡住了白军的去路。他一手紧扣驳壳枪，一手高举手榴弹，怒目圆睁，高喊一声：“缴枪不杀，红军优待俘虏！”
溜出包围圈的敌人，本来早就吓得掉了魂似的，没想到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来，一下全都愣住了。
贺炳炎不等敌人清醒过来，便指着前面干涸的水塘，大声命令：“把枪都放到培埂上，人都进塘里去，谁也不许乱跑，快，快，别回头！”
俘虏中有一个当官的，他故意磨磨蹭蹭，用贼眼朝四下张望，发现面前的红军是一个半大的孩子，便突然举起枪朝贺炳炎射击。
贺炳炎毕竟当过大半年红军，特别是跟着贺龙当警卫员这一阵子，练就了一手好枪法。他眼疾手快，扣动扳机，“砰”地一枪，撂倒了这个图谋反抗的军官。
枪一响，几个想逃的白军士兵乘乱撒开腿便跑。
“奶奶的，我叫你跑！”贺炳炎乘势掷出一颗手榴弹，“轰隆”一声，三四个逃跑的敌人被炸得血肉横飞。余下的听到爆炸声，赶忙卧倒，趴在地上不敢动弹了。
“起来，都给我滚进塘里去！快！”贺炳炎趁着敌人慌乱，又从腰间拔出一颗手榴弹，拉出引线，厉声吆喝道：“再不老实，老子也送你们上西天！”
“我们投降！我们缴枪！”
剩下的敌人乖乖地放下武器，举起双手，耷拉着脑袋，挤进枯水塘，听从这位还带有奶气的小红军的指挥。
贺炳炎用双眼扫了一下干塘里的白军，点了点数，一共47人。怎么能把这么多的俘虏押回部队呢？他朝四周看了看，没有红军走动，他想，看来这47人要全靠自己押解了。他正急得抓耳挠腮，忽然想起老战士瓦解敌人的做法，于是扯起嗓子学着贺总指挥作报告的架势，用手指着白军：“蒋军兄弟们！你们有许多人和我一样是穷苦人，家里也是穷得揭不开锅。你们大都是被迫当的兵，只不过是走错了队伍。现在，你们要服从我的命令，跟我到前面红军队伍中。愿留下的可以当红军，愿回家的发给路费。红军保证优待俘虏，绝对不打骂你们。你们现在要是再跑，那我手中的手榴弹可不是摆设的，到时候你老爹老娘哭瞎了眼不说，还落个坏名声。”
革命的道理，朴素的话语，句句拨动着俘虏的心坎。他们顺从地按照贺炳炎的指挥，三人一排地站好队，朝红军驻地走去……
“贺炳炎回来了！贺炳炎回来了！还押着几十号白军呢！”红军驻地一下子传开了。
贺龙听到后，急忙放下手中的地图跑了出来，赞叹道：“浆糊桶看来是不用提了，该提提枪了。”
红军从洪湖拉出来后，边走边打，一路风霜地来到大小洪山地区。为了摸清大小洪山地区的敌情，贺龙对贺炳炎说：“小鬼，给你一个任务，一天之内抓个‘舌头’来，条件是管作战的军官。”
贺炳炎有了上次独自一人抓几十个俘虏的经历，心里便有点底，肯定地回答：“贺老总，你就等着吧。”
贺炳炎化装成一个蓬头垢面、疯疯癫癫的小叫花子，哪里有白军他就往哪里钻。
也该贺炳炎走运，路上他遇到几名白军军官拿着枪、图袋。望远镜在看地形。他悄悄地爬在草丛里仔细观察白军的动静。
贺炳炎突然发现敌正前方有一只兔子，于是他悄悄地捡起一块石头扔了过去。
白军军官见窜出一只兔子，早把察看地形的事抛到脑后去了，纷纷提着枪追赶。
一个又肥又胖的军官追赶时连鞋都跑掉了，等到发觉后连忙返回去捡。贺炳炎看准机会，“蹭”地从树上溜了下来，顺手从地上抓起两把灰土，只听“叭叭”两声，敌军官一双眼睛被糊了个一片黑。接着，贺炳炎将一截树根朝敌军官腰上一顶，小声命令：“别嚷，嚷一嚷，就要你小子的狗命！”
“啊，啊，长官，我不嚷，只要你饶我一条小命。”
掌灯时分，贺龙叼着大烟斗，来回踱着步子，等待着贺炳炎的到来。
不一会儿，贺炳炎押着敌军官回来了。
贺龙抬眼看看俘虏，嗬，好大的块头，足足抵得上两个贺炳炎。俘虏解下围着眼睛的黑布，才发现眼前的贺炳炎如此矮小，心里还有一丝不服。
贺龙高兴地说：“干得不错，快带你‘请’来的客人吃饭去。告诉炊事班，不要怠慢了‘客人’。”
1932年春，贺炳炎调到湘鄂西军校当区队长。6月初，红3军主力部队已转移到外线作战，根据地中心只有一个警卫团和少量地方武装。
川军乘机兵分三路向洪湖苏区奔袭。川军21军范绍增仗着人多势众、装备优越，大摇大摆地向湘鄂西中央分局及苏区革命军事委员会所在地陈砣子口压过来。贺龙急令段德昌率领红9师2个团不分昼夜赶回，同时命令军校学员参加阻敌作战。贺炳炎见参战的学员人多枪少，就主动把自己的枪让给身边的学员小高。
贺炳炎跑到炊事班操起一把菜刀，在空中用力一挥：“学员们，跟我上！”
战斗中，贺炳炎学着当年贺老总两把菜刀闹革命的样子，突入敌阵，左砍右劈，使得靠近他的几个敌人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就成了刀下鬼。贺炳炎顺势捡起敌军的一支枪，勇猛地向敌人射击。
军校学员跟着区队长，越战越猛，锐不可挡。川军不曾料到碰了个硬钉子，只好丢盔弃甲夺路回窜。
战斗结束，贺炳炎的英雄举动轰动了军校。学校嘉奖他，称他“胆大顽强”；学员们称赞他是“贺小龙”。贺炳炎一脸严肃地说：“我是贺炳炎，怎敢与贺老总比。以后大家不要再说了。”
2．贺龙用手巾包起贺炳炎锯下的骨头，对旁边的战士们说：“这是党
的好儿子的骨头，将来革命成功了，这些都是珍贵的文物！”
贺炳炎在红军里进步很快，1933年，年仅20岁的他已经是红军团长了。也就在这一年伊始，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开始推行一条极“左”的路线。中央派到贺龙部队的党代表夏曦，“忠实”地推行这条错误路线，搞起了“肃反”。
一时间，贺龙部队中的党组织被取消，大批在敌人屠刀下幸存的红军干部，特别是中高级干部，成了“肃反”的牺牲品。整个部队内外交困，陷入了困境。
进入5月，“肃反”的阴云越来越浓，压得整个部队有一种喘不过气来的感觉。贺炳炎也有一种预感，觉得自己也有被牵连进去的可能。
果不其然。5月13日这天，贺炳炎带着几个特务员爬上驻地旁边的山头，整整呆了一天。深夜回到驻地，刚刚拉被子躺下，五六个“肃反”队员“呼啦”闯了进来，不容分说又扭胳膊又绑腿，要带贺炳炎走。
“你们为什么抓我，凭什么抓我？！”
“凭什么？贺炳炎你给我听着。”领头儿的“肃反”队员鼻子“哼”了一下，掏出一张纸，展开念了起来：
“贺炳炎犯有改组派罪行，即日起开除出党，进行隔离审查。中共中央湘西分局委员会书记夏曦。”
“我反对，我抗议，你们拿出证据来！”
“贺炳炎，你别嘴硬，证据你自己会招出来的！”
改组派指的是由陈公博等成立的“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它是国民党内汪清卫派系向蒋介石争权夺利的一个小团体。随着江派得到了几个职位，这个小团体早于1931年宣布解散了。叫人莫名其妙的是，这么个短命的东西，却在1932年被左倾路线搬到共产党里来了。
贺炳炎毕竟是贺炳炎，不管采取什么样逼供的办法，他一直没有屈招。与此同时，与贺炳炎搭档的宋盘铭政委也因改组派同他关在一起。
有一天，夏曦途经关押所谓“改组派”、“奸细”的“改组派连”时，贺炳炎突然跨出队列，质问：“夏主席，你说我哪点是改组派？你凭什么说我是改组派？我连改组派是何物都不知道，你怎么平白无故地说我是改组派呢？”
夏曦装得漫不经心的样子：“哪点都是，你要老实交待，讲出你们的总头头来。”
贺炳炎见夏曦一副居高临下的样子，便与其展开唇枪舌剑。
正当双方舌战愈趋激烈时，前方忽然枪声大作，红军前卫与白军发生了激战。贺炳炎所在的红19团，因为他与政委宋盘铭都被打成“改组派”关了起来，因此整个团一开战便乱了套。师长芦冬生焦急无奈，赶忙派通信员到“改组派连”“借”贺炳炎和宋盘铭出山指挥作战。
夏曦本不想让去，但又怕打了败仗，连自己都被俘虏进去，只好匆忙离开了，装着不知道此事一样。
枪声就是命令。贺炳炎和宋盘铭待“肃反”队员解开绳子，马上抓起通信员送来的驳壳枪，没命地朝响枪的地方冲去。
战斗结束后，贺炳炎看着阵地前的白军尸体和成队的俘虏，一面高兴地指着头上的汗水，一面下意识地把驳壳枪朝腰里插。
“把枪给我！”跟在贺炳炎后面的“肃反”队员冷冷地说，随即又送上一副闪亮的手铐。
黑暗中，躺在又潮又湿的地铺上，贺炳炎陷于深深的思索中，他想到了自己的家境贫寒，姐姐、哥哥被迫给了人；想到了在红军担任司务长的父亲不久前在一次战斗中英勇牺牲；想到了自己一心一意为共产党跑前跑后，出生人死，为什么落得如此结局……贺炳炎们心自问，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无愧于党，无愧于这支军队。贺炳炎坚信问题总会得到解决的，想到这，他的面前仿佛出现了一丝光亮，身上也感到有了温暖。
在贺炳炎被关押第29天时，贺龙总指挥行军途经“改组派连”，发现贺炳炎蓬头垢面在里面，便质问夏曦：“为什么要捆贺炳炎？他十四五岁就当红军，是我要的，是我亲眼看着他长大的，他的历史我最清楚！抓他为什么不问我，难道对我也不相信吗？”
夏曦摘下近视镜，用手擦着镜片：“不要激动嘛，问题很复杂。这是党中央的决定，谁也不能给谁打保票。”
“贺炳炎，我敢打保票。”贺龙将握住的拳头在空中划了一道弧线，“你想过没有，他不怕苦，不怕死，冲锋在前，撤退在后，我们还信不过，要抓，要杀，今后哪个敢跟我们干革命。谁还信任我们？！”
“那你说怎么办？”
“放，现在就放！”
“放可以，但不能让他当团长了，顶多只能当个管理员。至于党籍嘛，我是中央分局书记，我说了算，暂时还不能恢复。”
贺炳炎终于被放了出来。
1934年6月，为开辟黔东根据地，贺炳炎奉命带干部大队一个班到沿河县，以淇滩、凤翔一带为中心开展群众工作，组建地方武装。这个班的成员都是“肃反”中被诬为“改组派”的人。大家刚从“改组派”解放出来，工作热情极高。全班人马首先消灭了地主反动武装保安团，抓俘虏，缴枪支，壮大自己。
部队迅猛发展，正式组建了沿河县独立团，贺炳炎任团长，熊仲清任政委。
9月，沿河独立团扩充为湘鄂川黔独立师，贺炳炎任师长。独立师旋即又被编入主力红军，贺炳炎任红6师18团团长。
正当18团发起湘西永顺十万坪战役时，夏曦发现了贺炳炎。于是，他又以军委分会主席的名义撤消了贺炳炎的团长职务，削官为兵；幸得贺龙、关向应等人全力相争，贺炳炎才当上总指挥部的管理科长。
贺龙见到贺炳炎，安慰他：“炳炎，委屈你了。”
“没啥，革命工作总得有个分工，再小的工作都关系着大局，都少不了，都能为党做事。只要不剥夺我为党做事的权力，我贺炳炎无怨无悔。”贺炳炎望着老领导，表示了自己的决心。
11月，贺炳炎带两名挑夫从大庸高粱坪远途挑盐。数日后，三人返回行至高粱坪山梁时，忽闻村内枪声大作。
贺炳炎放下挑子朝村内一看，不好，白军正像蚂蚁似的朝总指挥部蜂拥而去。他飞快地跑下山岗，朝指挥部大院一站，扯开嗓门叫喊：“机关的勤杂人员都跟我来！”
勤杂人员呼呼啦啦跑出来一大片，有的拿一把铁锨，有的操一把菜刀……他们在贺炳炎带领下，杀入立足未稳的敌阵，捅的桶，砍的砍，很快打退了偷袭的敌人。
总指挥部保住了，贺龙、关向应等首长脱险了，贺炳炎却腰部负了重伤，被送进了医院。伤愈出院后，夏曦仍然坚持不让贺炳炎当主官。贺炳炎深信只要永远忠于党，忠于人民，党迟早会给自己一个公正评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