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连2班班长刘四虎是诉苦三查中涌现出来的子弟兵典型，在这次战斗中表现极为勇猛。刘四虎率领全班攻占国民党军占据的第一座山头，迅即向第二座山头突击，战至只剩下他一人，又只身冲入国民党军阵地拼杀，连续刺倒7人。当被10余名国民党军包围时，毫不畏惧，继续拼刺，身体受伤11处，仍坚持战斗，最后昏到在堑壕里，后被增援的同志救出。刘四虎为战斗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战斗结束后，贺炳炎和廖汉生亲自赶赴战地医院看望刘四虎等战斗英雄。贺炳炎握住刘四虎的手风趣地说：“你的名字起得好，你一人能顶上四只老虎。”随后，贺炳炎和廖汉生指示政治部门整理刘四虎等英雄的事迹材料上报野司，请求授予荣誉称号。随后，西北野战军迅速开展了“学习刘四虎杀敌立功运动”。1948年3月和1949年1月，西北野战军先后授予刘四虎“特等战斗英雄”、“拼刺英雄”、“爱民模范”、“英雄旗帜”等称号。1950年9月，刘四虎出席了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并被大会选为主席团成员。
29日下午，第2纵队赶到瓦子街南面投入战斗。北面，独豆旅也与左翼第4纵队沟通了联系。我军各部队密切协同，把敌军压在瓦子街以东的山沟里。
入夜，北风呼啸，大雪下了一夜未停片刻。战士们相互簇拥着，露宿在山上梢林中，准备最后的进攻。
贺炳炎和廖汉生政委围在小马灯旁，对着地图仔细推敲着每一个战斗细节。
次日拂晓，雪住天晴。贺炳炎笑着对廖汉生政委说，看来老天有眼，天助我也！
战斗打响后，贺炳炎指挥1纵沿瓦子街公路和南北两山自西向东攻击。2纵由南向北，4纵由北向南，6纵、3纵各一部由东向西，全方位向敌发起猛攻。到下午5时，瓦子街战斗胜利结束，援敌全部被歼。敌”军军长刘戡在绝望中用手榴弹自毙。敌90师师长严明在逃跑中被我军击毙。敌27师师长王应尊混在俘虏中趁机跑掉了。两年后，王应尊在四川德阳县与裴昌会等一同起义，回到人民的一边。全国解放后，王应尊在北京与贺炳炎偶然相遇，谈起瓦子街战役，王应尊面露愧色地对贺炳炎说：“那时我不应该跑，早该回到人民一边。”
瓦子街战役结束后，西北野战军决定围洛打援，以巩固和扩大宜川和瓦子街战役的战果。但增援洛川的敌裴昌会兵团害怕重蹈刘戡全军覆没的覆辙，磨磨蹭蹭，一天只不过走四五里地，后来干脆按兵不动了。
4月14日，彭总在马栏镇野司驻地召集各纵各旅干部开会，决定在攻洛一时拿下、打援又不成、粮食困难的情况下，直捣胡宗南战略大后方，出击西府地区，攻敌要害宝鸡，调退延安、洛川守敌，巩固我后方和黄龙新区，建立麟游山根据地。
会后贺炳炎和廖汉生率1纵直插宝鸡。
宝鸡是胡宗南的后方补给基地，由整编第76师师长徐保率师部及工兵营、特务营、144旅新编40团以及保安21团共2000余人防守。徐保原是28旅旅长，西北野战军第一次打榆林时他率部保榆有功得到胡宗南的封官奖赏，当时恰好76师师长廖昂在清涧被俘，于是徐保升任76师师长。此次西北野战军打宝鸡，徐保想再露一手。
胡宗南为了保住后方补给基地，一面严令徐保严防死守宝鸡，一面催促裴昌会兵团和青海军阀马步芳第82师从东西两路增援，企图夹击西北野战军于渭河与千阳河之间的狭小地域。
西北野战军司令部命令1纵与2纵攻打宝鸡，6纵、4纵进行机动防御。当1纵与2纵完成攻打宝鸡部署后，敌情突然发生变化，胡、马两路援军一改过去迟疑不前的习惯做法，快速地向宝鸡逼进，并与我阻援部队展开激烈战斗。
4月25日晚，彭总给贺炳炎和廖汉生政委打来电话：“你们看还打不打宝鸡？”
廖汉生政委报告：“先头部队358旅下午就出发了，已经渡过了千阳河，到达攻击位置，为什么不打呢？我和贺炳炎的意见是打，坚决地打！”
彭总略为停顿了一下：“好，你们就打吧，但要注意伤亡不要太大，如果困难太大，可适时撤退。”
26日天麻麻亮，贺炳炎指挥1纵从西北两面协同东面2纵向宝鸡发起了攻击。独1旅以2团为先头从西门突入城内，358旅以716团为先头攻占飞机场后从北山冲进市区。午饭后，参加战斗的西北野战军占领城内大部，并向徐保的最后据点发动猛攻。
徐保非常狡猾，将自己的指挥所设在火车站内的铁甲列车上。尽管大势已去，但他仍然凭着坚甲利炮进行最后的抵抗。经过一番激战，徐保最终毙命。
徐保毙命的消息传到西安，有人联想到20多天前刘戡在瓦子街的归宿，便写了一副对联：
刘戡戡内乱内乱未戡身先死，
徐保保宝鸡宝鸡不保人已亡。
宝鸡失陷后，胡、马两路援军已相继突破阻援部队的拦阻，尤其是裴昌会率领的约10个旅已经逼近凤翔，使宝鸡城内的西“北野战军背水背敌，处境十分危险。27日晚，彭总命令贺炳炎迅速收拢部队，炸毁敌军事设施，连夜撤离宝鸡。
宝鸡不愧是胡宗南的后方大仓库，可以说应有尽有。1纵缴获了整窑洞、整车皮、整仓库的武器装备及粮食、布匹，收缴的物资可以说是堆积如山。
望着如此众多的物资，看看撤退时间一分一秒到来，贺炳炎和廖汉生心急如焚。贺炳炎命令打开粮仓布库，向饥寒交迫的百姓发放成袋的面粉、成捆的布匹，能扛的就扛，能拖的就拖。
全纵队的骡马都以最大驮载量满载着枪炮、弹药。贺炳炎司令员向部队下了一道特殊命令：“全纵每人背上一捆卡叽布和一发炮弹。”有了这些布，不但可以解决1纵的夏衣，就连当年的冬衣也都有了。炮弹就更不用说了，我军炮本来就少，炮弹就更少。望着这些物资和弹药，战士们笑着说：“过年也没有这么热闹。”
实在搬不动的弹药，只好将军火仓库、兵工厂一起炸掉。随着一声声巨响，胡宗南的补给基地化为一片废墟。
贺炳炎率部于4月28日全部安全撤出宝鸡。
1949年2月1日，根据中央军委1月15日的命令，西北野战军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野战军。其原所属各纵队依次改编为第1、第2、第3、第4、第6、第7军。第1军军长由贺炳炎担任。
1949年7月6日，第1野战军在陕西咸阳城里召开了前委扩大会，研究向大西北进军的计划。
中央军委确定第1野战军的任务是：向西北进军，于年底前占领甘、宁、青，而后兵分两路，一路由彭德怀率领占领新疆，解放陕、甘、宁、青、新五省；另一路由贺龙率领进军西南，协同第2野战军解放贵州、四川、西康。
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根据军委部署和指示，确定了在西北地区“钳马打胡，先胡后马”的作战方针，发动了扶眉战役。
7月11日，扶眉战役开始。贺炳炎率第1军协同第2军围歼周至与眉县之间的敌24师及61师一部。
战斗中，贺炳炎军长和廖汉生政委各自乘坐一辆不久前缴获的吉普车，好不威风。他俩超越仍在肃清残敌的部队，一直向西赶到横曲镇。
这是贺炳炎和廖汉生有生以来第一次坐汽车调度部队。这车是前一段时间从敌“青年军”缴获的，当时共缴获3辆吉普车，但无人会开，只好用牛车拖了回来。路上有一辆翻到山沟里报废了，只剩下两辆，军长、政委各一辆。贺炳炎命令战士到俘虏中找司机，可有人担心俘虏兵不牢靠，弄不好会把首长给摔死。
贺炳炎笑笑说：“俘虏兵会开车，政治上也许不是那么牢靠，可能会把我和廖政委摔死；但是我们总不能用老牛拉着小车去打仗吧，那样更容易像上次那样翻到山沟里去。要相信俘虏兵。”
战士们很快从俘虏兵中找出了两个原车的司机。
此次，贺炳炎军长和廖汉生政委由于乘车，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抓住先头1师3团，直接命令该团及2师4团、6团3营立即不停顿地向眉县大踏步前进，命令3师插向眉县以西。
战斗结束后，贺炳炎命令战士们到渭河里洗个痛痛快快。一时间，渭河里欢声笑语，战士们一边擦洗身上的污垢，一边打捞敌人丢弃的枪炮。
7月16日，贺炳炎军长和廖汉生政委参加了野司召开的军以上干部会议。根据中央军委关于暂不占领汉中而集中歼灭青。宁二马的指示，野司决定乘胜“阻敌打马”。
贺军长和廖政委率第1军为兵团先头，从宝鸡沿西安至兰州大道向甘肃攻击前进，准备歼灭驻守陇肥的青马骑兵第14旅，但敌闻风而逃，退守固关镇。第1军于7月25日解放陇县，继续向团关追击前进。
7月28日，第1军第回师和军属炮兵向固关发起进攻，先夺占了四周高地，而后向镇内攻击。在甘肃境内马鹿镇的敌骑8师前来增援，野司即令1师暂停攻击，待敌骑8师被迂回的第7军包围后再一举全歼。贺炳炎接到命令后，分析当前形势，估计骑8师到来的时间，遂下令1师继续攻击。贺炳炎对心有顾虑的廖政委说：“现在继续冲锋，可在一两小时内解决战斗，如果延缓，则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那时我伤亡必将增加。将在外嘛……请廖政委放心，出了问题我贺炳炎负责！”
战后，彭总对贺炳炎没有执行命令，既没有批评也没表扬，就像没有发生过此事一样。
果然如贺炳炎所预料的那样，守敌迅速崩溃，纷纷脱离阵地，向西逃往甘肃。1师跟踪追击，加上7军迂回部队将逃敌拦截，前后夹击，将敌骑14旅一举歼灭。
1949年8月26日，兰州解放的当天，贺炳炎率第1军挺进青海。
9月5日，第1军前锋部队在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下进入西宁。西宁由此得到解放，西宁人民获得新生。
西宁解放两天后，贺炳炎军长和廖汉生政委率1军军部进驻西宁。
9月17日，青海省委成立。贺炳炎和廖汉生、余秋里等吕人组成省委领导班子。同时，贺炳炎兼任青海军区司令员。
战争在全国范围内基本结束后，贺炳炎已是重病缠身，高血压、支气管哮喘、关节炎、肾脏病等缠住了贺炳炎。但贺炳炎以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向伤残、疾病展开了另一场战斗。
1952年，贺炳炎调任四川任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兼四川省军区司令员和中共四川省委常委、四川省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
1955年3月，贺炳炎担任中共成都部队委员会书记、成都部队司令员，同年9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60年7月1日，贺炳炎同志在成都病逝，年仅47岁。
一野十大虎将传奇--刚正将军——上将彭绍辉
刚正将军——上将彭绍辉
彭绍辉 湖南湘潭人。1928年参加平江起义。解放战争时期任吕梁军区司令员，一野第7军军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1．彭绍辉奋力挤进去一看，原来是国民革命军在招兵。他当时想，管
他什么兵，先当上再说
1927年的7月和8月间的湖南，天气连续多日的高温，大地像蒸笼一般烤人。可彭绍辉的心里却异常的冷。此时，年仅20岁的彭绍辉，怀念以前火红热烈、扬眉吐气的闹革命的日子，又为眼前的“4·12”、“7·15”后的农村革命前途而忧心忡忡。
彭绍辉出生在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瓦子坪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全家十七八口人，仅有8亩水田和5块柴山。家里人多田少，主要依靠祖地主一些困地和打短工维持生活。除此外，父兄们还要经常外出打工，一年忙到头，仍然难以生存，只好将田山房屋典押给地主。兄长们当长工，嫂子们做帮工，读了两年多私塾的彭绍辉也只好放下心爱的课本为地主放牛。
父亲为了一家人的生机，将眼睛都愁瞎了。彭绍辉16岁时，父亲因劳累加忧愁丢下一家人而去。
由于房子都典给了地主，一家人只好住在祠堂里苦熬日子。
1926年，湖南农民运动蓬勃开展。湘潭地区是毛泽东的家乡，农民运动远比一般地方来得更加猛烈。房屋墙壁上、树杆上、山坡上，到处都张贴着“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军阀！”的标语。各地相继成立了农民协会和自卫军，建立了乡村革命政权。彭绍辉的四哥彭绍松当上了乡农协委员长，二哥当上了农民自卫军战士。两位哥哥，领导农民游行示威、张贴标语、高呼口号、斗争地主。那些日子，人民群众个个兴高采烈，彭绍辉更是斗志昂扬。
可是好景不长，蒋介石发动了“412”反革命政变。接着的5月，湖南军阀何键、许克祥也在长沙等地发动了“马日事变”。一时间，形势急转直下。刚刚还是艳阳天，转眼间就变得乌云密布。
湘潭韶山等地的党组织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成立了农民自卫军潭、湘、宁边区中路司令部，与白色恐怖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殊死斗争。彭绍辉也佩戴上了农民自卫军的红布黄字袖章，扛起了梭镖投入到了革命自卫军洪流中。
军阀许克祥的队伍镇压农民运动，湘潭、湘乡、宁乡等地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将农民自卫军集中起来，共10万人，攻打长沙。由于敌强我弱，农民自卫军在银田寺被许克祥的部队打散，农民运动由此转入低潮。
“团防局”、“挨户团”四处清乡，枪杀农协会员。彭绍辉是农民自卫军，参加过打长沙，也被当成“暴徒分子”。他虽然没有被抓到，可他知道自己的命运始终不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因而他对母亲说：我要离开这个鬼地方，到外边去闹革命，替穷苦人打下一片人人平等的新天地。
母亲看着面前这个最小的儿子，心里苦苦的。外边再好，也不如家里呀，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如何向九泉之下的孩子他爹交待。因此，母亲不赞成么儿子到外面去闯天下。
彭绍辉见母亲的工作不好做，就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当农民协会委员长的四哥，四哥很支持他，说：“我们兄弟多，出去个把两个是可以的，如果你走了，母亲在家一切由我们负责。”
听了四哥的话，彭绍辉心里就有了底，从而下定了走的决心。
决定走的那天晚上，彭绍辉进了家门，看到母亲正在干活。望着母亲，彭绍辉的心里真不是个滋味。母亲，一生共生了11个孩子，4个活了下来，在7个男孩子当中，彭绍辉是最小的。父亲去世后，兄弟分家，妹妹出嫁，只有彭绍辉一人陪伴母亲。想到这些，彭绍辉又有些犹豫不定。走吧，真舍不得离开疼爱自己的母亲；不走吧，眼下又没有什么出路。
彭绍辉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他希望天快一点黑下来，好作最后的决定。
终于捱到吃晚饭的时候。这一顿饭，彭绍辉吃得很慢，仿佛有意识品味母亲做的饭菜。彭绍辉想，此一去还不知何时才能回来，说不定这是最后一次吃母亲做的饭菜了。因此，本来吃饭狼吞虎咽的彭绍辉今天却有意细嚼慢咽。的确，此一去，彭绍辉再也没有吃到母亲做的饭菜。1939年，彭绍辉的母亲念着喊着彭绍辉的乳名撒手而去。
也许是因为天黑，没有看到儿子不安的神情，也许是知道儿子近来心情不好，母亲只是不住地叫着他的乳名催促道：“满孩，多吃一些；满孩，多吃一些！”
吃完饭，彭绍辉坐在桌旁，默默地看着母亲。
母亲似乎发觉儿子有点异常，还以为儿子有什么不顺心的事，便说：“满孩，累了就早点歇着去吧。”
“哎！”彭绍辉答应着，缓缓地站起身子，走向自己睡觉的屋子。
不知过了多久，夜深了，母亲的屋里也没有了动静。彭绍辉咬咬牙，从床上下来，轻手轻脚走进母亲的屋子，悄悄打开柜子，摸出一套衣服和一把铜钱。母亲问：“满孩，你干啥子哟？”
彭绍辉没敢吭声，也没敢停留，急忙几步到了门外。
“满孩，你就忍心走了？”母亲已经猜出了么儿的心思，哭着说。
彭绍辉知道，如果再待一会儿，定下的决心就很可能被母亲的眼泪所动摇。于是他擦一把眼泪，猛一转身，迈开双脚，匆匆地离开了家门。
从没有出过远门的彭绍辉，怀着找同乡毛泽东、为农民报仇的念头，忍痛离开了亲人和家乡，一路上怀揣农民自卫军的红袖章，独自步行到了湘潭县韶山等地。在白色恐怖下，找革命领导人不是那么容易的。彭绍辉从熟人口中打听到毛泽东在长沙一个学校教书，就匆匆赶去长沙。这时，汪清卫也叛变了革命，毛泽东转移到了武汉。毛泽东到底在哪里？一时间彭绍辉陷入痛苦之中。
当时，白色恐怖相当厉害，四处抓人。彭绍辉举目无亲，又累又饿，正在苦恼之际，他看见不远处竖着一面大旗，许多年轻人围在那里。彭绍辉奋力挤进去一看，原来是国民革命军在招募新兵。彭绍辉想，管它是什么兵，先当上再说。这样既可以度过眼前的难关，又可以学点本事，将来有机会再去找毛泽东。就这样，他成了一名士兵。
彭绍辉当兵后，被编到国民革命军第35军1师1团3营12连。这个连每日三操两讲，长官们动不动就打骂士兵，还体罚训斥，日子很不好过。
不过，这个连从士兵到连长，差不多都是湖南湘乡人。彭绍辉经过一段时间的了解，发现这些人多是在白色恐怖下逃出来的农民，有的过去还是农民运动积极分子和农民自卫军成员呢。大家在一起有了共同语言，私下经常回忆农民运动高潮时期，地主老财威风扫地，贫苦人在毛泽东率领下欢天喜地的情景。不过，他们对自己原先的身分都是严格保密的，彼此之间也不问。
一天晚上，彭绍辉保存的农民自卫军红色袖标被班长发现了。这个班长平时对彭绍辉不错，看到袖标后就告诫他说：“小鬼，立即把它烧掉，上面发现了是要砍脑壳的！”彭绍辉很是感激这位小班长。
可彭绍辉心想：别看土豪劣绅现在这样猖狂，将来总有一天，毛泽东会领着穷人干起来，把他们统统打倒的。要是现在我把红袖标烧了，到时拿什么去见毛泽东呢！彭绍辉想了想，装着去烧的样子，到了门口又悄悄地将红袖标藏了起来。
不久，这支部队开到了湖南益阳、南县等地驻防。此时，彭绍辉成了上等兵，经常上街采买。这样，他接触的人和事就更多了。他不但发现了长官们瞄上欺下、克扣军饷的事，还时常听到和看到一些共产党员、农民协会负责人等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逮捕和杀害。彭绍辉心情非常沉重，暗暗下决心，一定要为这些革命者报仇。当时，军阀内部腐败，互相倾轧，贪污舞弊，欺压人民。彭绍辉原想为穷苦人报仇、杀土豪劣绅才来当兵的，现在却眼看他们屠杀共产党人和贫苦农民。因此心情十分沉痛，整天琢磨著有机会跳出这个火坑。
其实，彭绍辉所在的这个团这时已经有了共产党的组织，只不过彭绍辉不知道罢了。团长彭德怀等共产党人建立了党的秘密支部，发动闹饷运动。在彭德怀的劝说下，师长周磐决定创办随营学校。该校由黄公略负责，从黄埔军校派来的黄纯一、贺国中等担任教官。他们对学员很关心，经常和学员讲广州农民讲习所、秋收起义和各地农民运动的情况。彭绍辉被派到随营学校学习后，经常秘密听取学校负责人黄公略讲农民运动，明白了许多革命道理，看到了革命的希望。
1928年6月，独立5师奉调去平江“剿共”，随营学校也移驻湖南省岳阳，这时主持学校日常工作的是贺国中。7月22日，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等领导了平江起义，彭绍辉也和随营学校一起由贺国中等率领，于7月23日赶到平江，参加了起义行动，成了光荣的红军战士。同年冬天，在黄金洞由黄公略介绍，彭绍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平江起义使敌人大为震惊，军阀陈光中、朱耀华等部蜂拥而至，以数倍的兵力猛烈围攻起义军，企图一举歼灭，将革命的火种扼杀在摇篮中。彭绍辉时任红5军7团一名班长，第一次参加了战斗。由于他沉着勇敢，组织指挥出色，很快被提升为分队长。起义部队在修水、铜鼓、万载一带，连日和敌人转战，伤亡很大。1929年初，红5军与当地工农游击队合编。此时，彭绍辉已任2纵队2大队6中队中队长了、他在大队长李实行的领导下，经常带人深入到偏僻山区，白天写标语、印传单，夜间到交通要道和重要场所张贴、散发，拂晓前返回宿营地。彭绍辉率队在平江、浏阳、万载地区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组织农民自卫军，发展党组织，建立苏维埃政权，扩大了红军的影响。
一次，2大队由长寿街到芦洞宿营时遭敌包围，拂晓时受到猛烈攻击。在紧急情况下，彭绍辉主动率队承担掩护主力突围的任务。他凭着对该区地理、人情熟悉，奋不顾身地抢占高地，将敌全部火力吸引过来。敌人以为彭绍辉的人马是红军主力，便将全部火力压在他们中队头上。这时，大队主力从另一个方向迅速转移到了安全地带。敌人对彭绍辉占据的高地进行了疯狂地轮番进攻。彭绍辉率领6中队顽强抵抗，敌人数次进攻都未得逞。在据险顽强抵抗中，彭绍辉的右胯骨中弹负伤，但他忍着剧烈的疼痛，顾不得包扎，继续组织对敌人进行有力的反击，保障了大队主力的安全转移。这时4中队已转到敌背后并占据有利地形，配合6中队对敌夹击。敌两面挨打，只得仓皇后撤。大队遂即命令6中队撤出战斗。
撤出战斗后，彭绍辉没有顾得上休息，又随队翻越了由芦洞到浏阳的30余里山路。因流血太多，到达宿营地时，彭绍辉已处于昏迷状态。当时没有医护人员，也没有药，战士们只能简单的用盐水消消毒就用绑带缠上了。此时敌情非常紧张，刚到营地，部队又要转移，彭绍辉伤势较重，组织上决定把他留下来就地养伤，将彭绍辉留在了浏阳五区赵家冲一位姓李的农协委员长家里，同时将通信员陈样留下照顾他。
赵家冲离古港区只有三四十里路，区公所有几十名“挨户团”的团丁驻防，经常出来活动，纸商也常来赵家冲买竹子。因此这里的环境十分危险，来不得半点马虎。为了防止走漏风声，群众白天将彭绍辉藏在后山草丛里，晚上再背回来。当时党组织派了可靠群众放了望哨，一旦发现“挨户团”搜山就鸣锣告警。
第6天晚上，一群“挨户团”团丁直奔赵家冲而来，乡亲们立即带上煮好的猪肉和鸡蛋，将彭绍辉转移到附近的一个村子，委托刘老汉照应。
刘老汉只身一人，对彭绍辉的照顾非常周到，从而使他的伤势恢复很快。
在刘老汉家住了一段时间，群众又将彭绍辉转移到西山脚下一位姓唐的老汉家中住下。彭绍辉离开刘家不到一袋烟工夫，刀多名团丁就闯进村子，到处搜查，狠狠地打了刘老汉一顿，非要他交出受伤的游击队长不可。刘老汉说几天前确有几个红军伤号从这里经过，但他们没敢留下。团丁搜了半天，没有发现任何线索，只好骂骂咧咧地走了。
一天深夜，放哨的农会会员报告，敌人又来了！接着就传来了急促的狗吠声。不巧的是通信员陈梓生了病——肚子痛得很厉害，浑身没有半点力气。唐老汉二话没说，把陈梓藏在床底下，背起彭绍辉就往后山奔，把他藏在一个很深的石洞里。不一会儿，就听到敌人在村子里砸门和喊叫声，彭绍辉很为陈梓和唐老汉担心，直到第二天早上唐老汉来送饭时，才知道敌人已经走远了，陈梓很安全。唐老汉告诉彭绍辉，要在石洞里藏好，不来接时，一定不能出来。
彭绍辉就这样天天藏在黑暗、阴凉、潮湿的石洞里。为了不暴露目标，有时连送饭、送水都很困难，只有趁天亮前或天黑后才能送来。浏阳五区党组织认为彭绍辉已经引起敌人的注意，因此趁一个夜晚将他转移到了比较偏僻安全的营和洞去养伤。在营和洞，彭绍辉一直住到伤愈归队。
一次又一次转移，彭绍辉都受到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掩护和照顾，这使彭绍辉进一步懂得了红军依靠人民、为了人民的深刻意义，坚定了为人民解放而奋斗到底的决心。
归队后，彭绍辉任红5军第2纵队2大队教导队长，担负起为红军培养干部的重任。
2．彭绍辉左臂截肢后，组织上为照顾他，安排他到地方去工作。他坚
决不肯。说没了左臂，还有右臂，还能指挥打仗
1932年底，蒋介石又抽调50万兵力，分左、中、右三路向中央根据地发动大规模“围剿”。此前已进行过三次“围剿”，都被红军打破，这是第四次了。蒋介石连续三次惨遭败绩，输得气急败坏。这次想豁出老本挽回一点面子。
当年12月，以陈诚为总指挥的中路军12个师16万人担任主攻，企图分进合击，一举歼灭中央红军主力于黎川、建宁地区，摧毁中央根据地。
面对敌人的又一次进攻，红1方面军以一部分兵力留驻黎川，主力转移到东韶、洛口地区待机歼敌。时任师长的彭绍辉奉命率红3军团1师迅速赶到北线，向“围剿”之敌发动进攻。开始时，战斗很顺利，连续攻克了宜黄、乐安两县，并配合主力围困了南丰之敌。此后，又转战东线，参加了黄狮渡、邵武、浒湾和丰山铺战斗，每次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1933年2月，虽然进入了春季，但天气仍然十分寒冷。穿着单薄衣裳的红军官兵，在细雨浓雾之中隐蔽行进到黄破、大龙坪地区，将敌行军纵队拦腰切断，随即发起猛攻。这个漂亮的伏击战，不仅将2个师的敌人全部歼灭，还生俘敌师长李明、陈时骥以下万余人。在这次战斗中，彭绍辉率领全师，攻打敌59师的侧翼，歼其1个旅，缴获各种枪400余支。敌人的武器弹药丢得山山谷谷到处都是，许多还未开箱就被红军缴获。当时，动员了很多群众前来帮助红军打扫战场，战利品搬运了一个星期才搬完。
一个月后即3月中旬，不甘失败的敌人又纠集了6个师的兵力，改变部署，由宜黄经东陂直扑广昌。
这天晚上，红3军团第1师开祝捷晚会，彭绍辉正在戏台上拉着二胡唱湖南小调，突然接到报告，敌人又向广昌围攻而来！彭绍辉把二胡一放，向大家动员道：“同志们！国民党反动派又来进犯了！祝捷大会就暂开到这里，大家回去作好战斗准备，再打一个漂亮仗，咱们把两个祝捷大会合到一起，开一个更大的祝捷会，好不好？”
台下指战员听后，齐声振臂高呼：“坚决消灭进犯的国民党反动派！”“保卫中央苏区！”这时，接到军团长彭德怀的指示：这次战斗是第四次反“围剿”中有决定意义的一仗，打好了，可以把敌人的气焰打下去，打乱敌人的整个部署，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打败了，红军前途就很难说，很可能会引来天灾人祸。彭绍辉把彭德怀的指示一传达，又加上一阵鼓动，大家的精神都为之一振，纷纷要求担任主攻任务，争取在战斗中杀敌立功。
根据侦察报告，敌罗卓英指挥第11师、第9师和第59师。第79师一部，拉开一条长蛇阵向苏区进犯。红军决定将主力转移到敌军进犯路线的两侧，打敌腰部。具体部署是：1军团负责左翼并攻占黄柏岭；5军团担任牵制；3军团担任正面攻击霹雳山。要求“采取迅雷手段，干脆消灭草台岗、徐庄附近之敌11师，再突击东陂、五里排之敌。”
彭绍辉所在的红3军团负责正面攻击。他接到军团长彭德怀发布的“1师担任草台岗主攻任务”的命令后，立即向部队作了战斗动员，星夜率部向霹雳山急奔。
由于山路崎岖，加上夜黑，行军非常艰难。1师的官兵英勇顽强，动作迅速，克服重重困难，先于敌人到达霹雳山并占领了主峰。彭绍辉为了迷惑敌人，伪装成游击队，并规定不准打迫击炮、不准打机枪，以免暴露自己是主力部队。
就在彭绍辉调整部署时，忽然听到前面响起一阵机枪对射，大家非常震惊。彭绍辉正要查明是哪个部队打的机枪时，军团长彭德打来电话责问道：“有命令不准打机枪，为什么不执行，这次战斗是这次反‘围剿’的关键，暴露了目标，拿不下霹雳山，我拿你是问！”
本来，彭绍辉就感到事情的严重，加上彭德怀的电话，他更感事情重大。他向师的其他领导作了交代后，立即命令后续部队开进，然后带上武器直奔响枪的地方。一查原因才知道，原来是部队和敌人遭遇了。敌人占据了霹雳山主峰下面的三个小山峰，拼命争夺被我占领的主峰，不得已才动用了机枪。彭绍辉了解到情况后，立即向彭德怀作了简要汇报。
彭绍辉看到不远的地方正进行着机枪对射，那个作战非常勇敢、外号叫“铁脑壳”的曾负伤10多次的罗克桂连长，正在抱着机枪拦阻、反击敌人。
彭绍辉边观察边和指挥员们商量，如何把敌人盘踞的几个山头夺下来，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当时红军居高临下，右边是深谷，左边是陡险的石崖，中间是一块平坦的山坳，敌我的行动互相都能看得清清楚楚。敌人凭借火力强行扼守小山峰，红军则由于缺乏远程火力，面对敌人十几挺轻重机枪的严密封锁，很难以小的代价迅速攻上去。
军团首长不断来电话催问进攻情况，并指示要尽快消灭霹雳山的敌人。彭绍辉组织了几次正面攻击都未奏效，而且伤亡很大。正当准备再组织强攻时，突然听到远处传来飞机的马达声。敌机在霹雳山上空狂轰滥炸，敌官兵纷纷后撤隐蔽。彭绍辉一看这是个好时机，命令除部分对空射击分队和作业分队留在山顶外，其他部队分散离开主峰。这时有少数没有经验的战士有些慌乱，想躲起来。彭绍辉对大家说，要注意隐蔽，但不要怕，这里山势复杂，敌人的飞行技术不高，加上怕我们射击，不敢飞得太低。敌机飞高了敌我双方距离这样近，敌机投弹技术不准，不知炸弹落在谁的头上。大家不要怕，要注意观察，迅速接近敌人，随时做好进攻的准备。
敌机在高空兜了几个圈子后，忽然直冲下来。一些炸弹投在红军阵地的主峰上，也有几颗投到了敌人阵地上。只见浓烟弥漫，敌人乱作一团，喊叫声、咒骂声连成一片。敌军慌慌张张后撤躲藏，连机枪都扔在阵地上不管了。
彭绍辉在前沿阵地上，将这一切看得一清二楚，他觉得这是进攻的最好时机，当即下令部队全力向敌人阵地冲击。并且第一个跳出战壕，从受伤的战士手中抓过一支步枪带头冲向敌阵。
霎时间，我军直接压向敌军阵地，在敌前沿阵地撕开了一个大口子。为了扩大突破口，彭绍辉又带头冲锋，猛攻敌人主阵地。警卫员急忙上前劝阻：“师长，注意安全！靠前太危险！”
两军相逢勇者胜，而主要指挥员的模范行动，无疑是无声的命令。深知这一点的彭绍辉，没顾警卫员的劝阻，继续往前冲。彭绍辉想，这个千载难逢的有利战机，一定要抓住，抓住就是胜利，不能考虑个人的安危，不能有分秒的耽误。
双方短兵相接，战斗非常激烈。经过20多分钟的全力拼搏，彭绍辉率红1师占领了敌人的主阵地。彭绍辉将缴获的几挺轻重机枪交给跟上来的师政委陈硕金等人后，又踏过横七竖八的敌人尸体，和追歼残敌的一线部队一起向溃敌冲去。
也就在这时，彭绍辉的左臂被敌人的机枪打中，而且连中两弹，血顺着衣袖流了下来。他咬紧牙关，用绷带紧紧扎住伤口，忍痛继续指挥部队向敌人最后防线冲击，直到后续部队第3师赶上来接替第1师继续追歼敌人。彭绍辉被抬上担架时，枪炮声已渐渐稀疏……
彭绍辉的伤势很重，在医院住了四五个月，医护人员千方百计做了3次取碎骨手术。由于药品短缺，彭绍辉的伤臂不孝感染发炎，最后不得不截去左臂。当征求本人意见的时候，彭绍辉坚决不同意。他心神不宁，非常痛苦，以至产生了难以抑制的悲观情绪。彭绍辉想，自己还年轻，不能没有胳膊呀！没有了胳膊，今后怎么带兵打仗呀！
听到这个情况后，军团领导彭德怀、滕代远和一些战友纷纷到医院去探望彭绍辉，安慰他安心医院的救治，鼓励他振作起精神，早日重返前线。这样，彭绍辉才渐渐从悲观和痛苦的情绪中跳了出来，同意切除左臂。在医院的七八个月中，他除了治疗养伤外，就是阅读报刊，利用这难得的机会，坚持学习了《共产主义ABC》、《列宁主义概论》等马列主义著作。同时，还以惊人的毅力，为重返前线进行顽强的锻炼，学会了独臂打绑腿、骑马等军事动作。
由于彭绍辉在霹雳山战斗中指挥得力，身先士卒，机智勇敢，为粉碎敌人第四次“围剿”立下了卓越战功，中央军委于1933年8月1日授予他二等红星奖章。
彭绍辉出院后，组织上为了照顾他，安排他到地方去工作。彭绍辉执意不肯，他坚决地表示：“我虽然没有左臂了，但还有右臂，还能指挥战斗。只要反动派不消灭，我就不离开战场！”
这个要求，被当时掌握大权的李德拒绝了。可彭绍辉不罢休，又去找周恩来，提出自己的请求。周恩来看他态度这么坚决，就同意了他的要求，鼓励他说：“你虽然身体残疾了，却要求再上战场，这种不怕流血牺牲的精神非常可嘉。好吧，你去继续勇敢地战斗吧，争取革命战争的最后胜利！”
就这样，彭绍辉带着一只右臂，又回到了红军的战斗行列，担任了红34师师长。
不久，在光明山一带阻击敌88师的战斗中，彭绍辉又一次中弹负伤，在手术器械、麻醉药奇缺的情况下，他忍痛做了手术，取出了弹头。彭绍辉出院后，即到红15师（即少共国际师）任师长。彭绍辉和师政委肖华率领红15师踏上充满艰辛、布满荆棘的长征之路。
长征一开始，彭绍辉就和肖华一起，指挥红15师担负了艰巨的掩护任务。在石城、大脑寨一带，阻截红军的是一股强敌。红15师进行了顽强的抗击，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最终都遭到失败。我红军主力迅速从容地得到转移。不久，红15师改编为红1军团第3师，并补充了新兵，主要担任掩护军委纵队的任务。彭绍辉和肖华带领全师，昼夜兼程，沿粤、桂、湘边境行进，越过苗岭山脉，强渡乌江天险，经过一次次战斗，终于突破了敌人设置的四道封锁线，到达遵义。
彭绍辉率领红15师出发时，全师有5000人，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后，已减少到2700人。为此，彭绍辉常常整夜整夜不能入睡，在他眼前老是晃动着自己熟悉的部下。彭绍辉常想，同样一支部队为什么过去连连打胜仗，而现在却一败再败，最后不得不东躲西藏。红军的前途在哪里？革命难道真像有的人说得那样，快到头了不成？直到遵义会议重新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红军危局得以扭转，彭绍辉心中的疙瘩才逐渐解开。
遵义会议后，彭绍辉率部抵达贵州桐梓时，红军部队进行了整编，决定将第3师撤销，原3师的人员分别编入第1、第2两个师，以加强主力。彭绍辉则调任红1军团司令部当了教育科长。
当教育科长和当师长是不一样的，彭绍辉自然明白这个道理，也早已做好了思想准备。他认为，整编是为了打胜仗，只要对战争胜利有好处，个人算不了什么。
可是，事情并不像彭绍辉想象的那么简单。不久，他的警卫员被取消了，他所乘的马在行军累死后也没有再配备。这对于失去左臂的彭绍辉来讲，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上都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彭绍辉处处感到艰难，但却没有丝毫怨言，更不向组织述说自己的困难，仍然以饱满的热情坚持值班、管理军团直属队，组织侦察、警戒、行军教育等等。
第二次占领遵义后，彭绍辉被调回红3军团。因为他当过师长，彭德怀见面为难地说：“你回来就好，可是现在没有适当的位置。你看……”
看着自己尊敬而又熟悉的老领导，彭绍辉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什么也没有说。
过了一会儿，彭德怀询问道：“你去搞教导营好不好？”
“好！”彭绍辉立即说：“只要是干革命，什么工作都行！”
红3军团的教导营，有3个连，1个营部。彭绍辉担任教导营长后，和营政委李志民一起，率领教导营奋勇行进在长征路上，渡赤水，袭金沙，翻雪山，和红4方面军会师后，进驻到四川的松潘、黑水地区。
在一次饭后，周恩来单独找到彭绍辉谈话，说：“中央已确定北上建立陕甘宁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为了和4方面军共同北上抗日，决定从1方面军调几个当过师长的同志去4方面军当军参谋长，组织决定派你到30军工作。你到那里后，要谦虚谨慎，注意团结，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把工作做好。同时要注意不要摆1方面军的架子，要与4方面军的同志打成一片。”
遵照中央的决定，彭绍辉到30军担任了军参谋长。
当部队通过草地到达四川西北的阿坝地区，准备渡过噶曲河继续北进时，担任红军总政委的张国焘突然命令左路军和右路军折回草地南下，说是要“打到芦山、天全去，那里天天吃大米。”这一蛊惑人心的口号对部队中占绝大多数对大米有一种特殊感情的南方兵来说，无疑有着极大的诱惑力。张国焘还放风说，党中央的路线错了，要重新“审定”中央路线，并且扬言要另立“中央”、“中央军委”。与此同时，张国焘错误地认为中央派人到4方面军是故意与他过不去，是对他的不放心，于是他未经中央同意，就把党中央派到红4方面军的一批人撤了下来。
彭绍辉知道后心里非常不安，觉得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全党应听从党中央。他想找朱总司令谈谈心里话，可是一直见不到，便给朱总司令写了一封长信，申述自己的意见，主张全党应服从党中央，应听毛主席的，反对分裂党中央，反对分裂党的军队，反对张国焘自立中央的活动等等。信写好后，托过去认识的一位领导转给朱总司令。
信送出去了，彭绍辉正盼着朱总司令指示时，张国焘突然派人通知他去谈话。彭绍辉想：事情不好，早不谈晚不谈，这时找谈话，肯定不是好事。想归想，彭绍辉还是硬着头皮去见张国焘。
彭绍辉走进张国焘的办公室，看见屋里坐着许多人，朱德也在。他进门后首先向靠门而坐的朱总司令敬了一个礼。这时，坐在张国焘左边的一个人突然跳了起来，劈头盖面地骂了他几句，接着提出一连串的质问：你为什么反对南下？为什么反对张“主席”？为什么反对成立新中央？这些大有来头的话，使彭绍辉猛然醒悟过来：原来写给朱总司令的信没有交给朱总司令，而落到了张国焘的手中。
那个质问的人越说火气越大，竟然掏出驳壳枪，并把子弹用力推上膛，紧紧顶住彭绍辉的胸口。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在一旁冷眼观看事态发展的朱总司令站了起来，把那人的枪夺了下来，并严厉地大声喝道：“同志，这是党内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