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兰田操起电话：“左魁元吗？全局命运就系于20团了！如果你们顶不住，放开口子，这个战役就被你们断送了……”
左魁元：“请旅长放心，只要我左魁元还有口气，就不会让一个敌人活着上来！”
“告诉你，我可是头一次挨刘司令员的骂。‘勇’字怎么写？‘男’宇头上一顶冠，男子汉要有卵子！”
第20团的雄性男儿面对敌人一次比一次疯狂的反扑，丝毫没有畏惧，以一个团的兵力阻击着数倍的敌人。
从拂晓到黄昏，部队没有吃饭，赵兰田也滴水未沾。炮火渐渐稀疏了，警卫员趁着战斗间隙送上来一碗南瓜。
赵兰田正俯身侧耳，好像在捕捉什么，见警卫员打断了他，眼睛一瞪：“扯蛋！现在不是吃饭的时候！”
赵兰田不理警卫员，干脆趴下，把耳朵贴在草地上。突然他站起身，狠狠地瞪着莫名其妙的警卫员：“傻愣着干什么？快去通知侦察连，增援3营阵地！”
好险！3营阵地上的弹药打光了，战士们正在用石头砸敌人。侦察连奉命及时赶到，强大的火力立即泼洒出去，打退了敌人最猛烈的一次进攻。
警卫员端着南瓜又回来了，望着旅长傻笑。
“笑什么？”
“旅长，你刚才……”
“打仗就要这样，一点风吹草动都不能放过。这就是刘司令员说的，叫作……”
警卫员接道：“胆大包天，心细如发，肚子不空。”
“肚子”？赵兰田没有听过刘伯承论兵肚子。
一碗南瓜递到赵兰四手中。
战斗整整打了一白天。
夜再一次降临，战场暂时平息下来。
张家店南面是韩家贩，靠山坡聚集着一些人。纵队副司令员郑国仲正向旅团指挥员们做最后的部署：“敌桂系主力40师正集结三个团的兵力由六安向南增援。槐树岗一带虽有我21团，但很难阻滞敌人的强大集团。目前，该敌已窜抵中子店，距张家店不到40里，如果再放一下，很快就会到我们的脚下。因此，我们至迟明天黄昏以前彻底解决战斗，否则就会骑虎难下。”
郑国仲给赵兰四、马忠今、童国贵下达命令：“7旅19团已经赶到，正好加强20团现有阵地。赵兰田，你的担子不轻，无论如何要掐住敌人的脖子，不惜一切代价阻敌北窜。马旅负责东面的主攻任务，务必在拂晓前扫清全部外围支点，而后对村落实行全而突击。童国贵，你们9旅由西南两面围攻，网要收得紧紧的，争取尽快楔人张家店，速战速决。纵队的全部火炮配属给你，要打得狠，打得准，以最大限度的猛烈炮火向镇中心发射。”
总攻开始。
带着哨音的炮弹呼啸着，成片成片地落人猖集在张家店的敌群中。
弹片横飞，血肉横飞。
一发炮弹落在敌第88师副师长张世光的指挥所。敌人乱作一团。
四面八方的部队潮水般向镇中心涌进。
炮声、枪声、杀声、喊叫声沸沸扬扬，平地卷起一阵阵巨浪狂潮。敌人绝望了，开始整营整营地放下武器。
预计黄昏结束战斗，总攻打了半宿，拂晓就结束了。
敌第184团2营营长宋万铭缴枪后，又掏出个指南针：“……把这东西交给你们。我这一下算彻底放下武器了。你看，我这个营是站着队缴枪的，4、5、6连，连长都一个不缺。”
他的5连长周天爵接道：“我把驳壳枪往外这么一扔，叫弟兄们站个队，把枪也往院里这么一扔，就算交待公事了。……妈的，我们指挥官指挥他妈个屁！队伍已经带过张家店八里地了，又叫转回来。谁不知道解放军一天一夜走180里，跑都跑不赢还叫转回来。我打个屁！”
这个5连长特能说，战士们听得有趣，就让他说下去。
“唉，如今兵也不是个兵，官也不是个官。壮了抓来就打仗，谁他妈不是爹娘生父母养的，谁他妈不怕呀！鱼台那回就打怕了。你们消灭台湾兵，我知道。消灭66师，我也知道。光他妈的知道你们消灭我们，没见过我们消灭你们。同志，莫见怪，我这张嘴骂人骂惯了，我是说他妈的这仗有个啥打头！”
敌第62旅少将副旅长汤家揖也被生擒。
汤家揖无论见到谁，一律点头哈腰：“本人是汤家揖。惭愧、惭愧……”
他也有话要说：“张世光这小子真不是东西，对我说要和旅长巡视阵地，叫我指挥。可他们却先溜了！”
张家店战役共计毙伤、俘虏敌人4O00余，取得了进入大别山后，刘邓大军在无后方依托条件下作战的第一个重大胜利。
与此同时，南下黄安、麻城的第1纵队与第2纵队一部，10月8日于歧亭、柳子港地区歼敌第56师新17旅直属部队及第1、2团大部；
10月10日，第1纵队攻克黄破以东之李家集，歼敌第52师一个营。
连续三天在三个不同地区打了三个胜仗，每一仗都掌握在刘伯承事先划定的利害变换线上。
湖北黄冈 总路嘴 1947年10月13日
“不说这一天了。不说这件事了。我……实在对不起，我说不下去……。
1992年秋天，笔者在采访中。
当年野战军政治部保卫科科长、白发苍苍的张之轩老人先是平静地叙述着，当讲到1947年10月13日那一天时，一下子泪水纵横，再后来竟忍不住放声痛哭。
年迈人的呜咽是撼人心魄的。
哭声惊动了老伴、女儿，连刚会走路的小外孙女也跑过来，扑到张之轩的怀里：
“外公，你怎么还哭呀？”
我们是在北京东单公安部宿舍区见到张之轩的。老人患脑血栓刚刚恢复，血压仍不稳定，正是最忌恸情的时候。我们赶紧转了话题。
秋日的郑州，黄叶飘零，风沙满天。我们找到原第2纵队第5旅后勤处处长黄开群老人。他住在一处僻静的老红军干休所里。
黄开群快80岁了；精神矍烁，嗓门高，底气足。一只眼在长征时被打穿了，子弹从眼窝子进去，由太阳穴上穿出；眼珠子没了，太阳穴上又多出一只“眼”。这天，恰巧是1991年10月13日，离47年的那一天整整44个年头……
1947年10月13日。
清晨。
黄开群正带着后勤处在总路嘴附近收容部队，组织后勤补给。忽听身后有人喊：
“嗯，还不错。”
邓小平点了下头，接着问：
“那么你知道不知道，这几天总路嘴都住了些什么部队？”
“黄开群！”
黄开群回过头，见个子高高的李达朝他走来，脸色很难看。
李达：“邓政委找你！”
就这么一句。
李达在前面走得很快，再无话。黄开群在后面紧跟，心里犯嘀咕：邓政委找我干什么？是不是我有什么不对？……黄开群不安地看看自己：一身新军衣，打着绑腿，帽子也有，还挺整齐。再看看李达：显得短小的单衣吊在腰上，洗得发白，衣领和袖口都打着补丁。心想：糟！我这身衣服是不是太“奢侈”了？可又有什么办法呢？过汝河时，马落下浮桥，把所有的家当全部冲走了，只剩下一条裤权和赤条条的一个光杆，弄得近一个月里白天借这个一条裤，借那个一件袄，晚上就钻草垛子；直到前几天才得空买了块灰布，做成这身衣裳，……“奢侈”就“奢侈”吧，到时候就说这也是没办法的事。黄开群勒紧腰间的皮带，又正正枪匣，提起精神。
到了邓小平的住处，李达停在门口，说了三个字：
“进去吧。”
黄开群的心里又打起鼓。
邓小平正凑着窗前的亮光缝补自己破旧的军帽。刚迈进门槛的黄开群突发奇想：跑出去，抓一把黄泥糊在新军装上。
邓小平抬起头，放下针线：“黄开群，你来啦。坐。”
见邓小平脸上没有笑意，黄开群不好坐：“政委找我有事？”
“你在这里住好久了？”
“算上今天，是第三天了。”
“为什么不住镇子里住乡下？”
“镇子目标大，纪律也不好维持。”
“嗯，还不错。”
邓小平点了下头，接着问：
‘那么你知道不知道，这几天总路嘴都住了些什么部队？”
“开始是6旅，住了一夜；第二天是4旅，也住了一夜；后来是5旅，没住，中午大休息，吃了饭就走了。”
“你们5旅有个教导队，他们住哪里？”
“镇子里。”
“活土匪！”邓小平拍了桌子：“你去街上看看，到处是稻草，这个群众纪律像什么样子？”
黄开群知道刘邓抓纪律一贯都动真格的。在冀鲁豫时，曾专门签署过一个命令：凡违犯群众纪律者，连以下人员就地处决，营以上干部交上一级机关法办。这在各野战军中是出了名的。今天听邓小平严厉的口气，八成又要动用“铁腕”了。
“他们还抢了人家的东西，你知道不知道？”
“抢？……抢什么东西？”黄开群不知所指。
“抢人家的牛，几十条牛。你回去和雷绍康讲，这件事必须查处！”
黄开群终于明白了：“政委，这件事我知道。牛是打小保队缴获的，是小保队抢的老百姓的牛。”
“为什么不还给群众？”
“牛太多，不知主人是谁。”
“带上一个部队赶起牛，贴上布告，是谁家的谁来认，没人认的分给贫苦人家。这样做有困难吗？”
“没有。只是……听说有的牛已经杀掉吃了。”
“乱弹琴！”
邓小平拿起一支香烟，还没点燃，又把火柴扔掉了：“吃掉的牛要折成钱，如数还给人家，一分也不能少！不要说一条牛，就是一根草也不能拿，这是我军的纪律！”
“是！”黄开群敬礼，准备告辞。
“你回来。”邓小平又叫住他：“前个月我们在小姜湾开整顿纪律会，部队有没有传达？”
“传达了。”
“你给我重述一下内容。”
“小姜湾会议上，刘司令员说：‘部队纪律这样坏，如不迅速纠正，我们肯定站不住脚。’还有，邓政委您讲的：‘部队纪律这样坏，这是我军政治危机的开始，这是给自已挖坟墓。’张际春副政委还宣布：‘我们的中心工作是明确建立大别山根据地的思想，全体指战员必须学会克服困难，要严格群众纪律，枪打老百姓者枪毙，抢掠民财者枪毙，强奸妇女者枪毙。’”
邓小平：“好，记得就好。回去后，除了把遗留问题处理好，必须告诉部队，再发生类似问题，我们的纪律绝不停留在口头上！”
当天上午，野战军司令部、政治部派出纪律检查组，由保卫科科长张之轩负责，去总路嘴检查群众纪律。黄开群也回到第5旅，组织教导队给群众还牛，清理街上的稻草。
临近中午时分，张之轩回来汇报：发现的问题已处理完毕，总共赔偿群众六两黄金。
邓小平戴上军帽，说：“我到街上去看一看。”
总路嘴是个大集镇，街上的青石板路已经扫得干干净净。偶有几片枯叶被秋风吹落，在地上打着旋儿。国民党军队刚刚撤走，解放军又驻了进来。老百姓两头跑反，见队伍就逃，至今仍没有几户回来。空荡荡的镇子里，店铺挂着门板，房舍紧闭大门，街上行人稀少，显得空寂萧条，冷冷清清。
两个担柴的汉子倚在墙角，指着不远处的店铺说着什么。
邓小平想和他们随便聊聊，刚靠上去，两个汉子便慌乱地担起柴，匆匆离去。
邓小平有些奇怪，顺着刚才那两人的手指方向望去——
一个军人用步枪挑着一匹花布和一捆粉条，腋下夹着一刀白纸和几支毛笔，拐出店铺，扬长而去，留下一个背影。
邓小平追了几步没追上，站下来，对张之轩说：“你去调查一下，是怎么回事？他是哪个单位的？”
张之轩调查回来，见刘伯承、李达、张际春都等在邓小平的屋里。
邓小平问：“搞清楚了？”
张之轩点点头：“是个副连长，见店铺主人不在，就拿了一匹布和一捆粉条……”
“拿？这是抢！”
邓小平摔掉香烟：“我们有过规定，抢劫民财者，枪毙！要执行纪律！如果令出不行，说了不算，再发展下去，我们肯定在大别山站不住脚！”
刘伯承来回踱步，问：
“他是哪个单位的？”
“警卫团的。”
“哦……”刘伯承摇摇头，叹道：“灯下黑哟！问题竟发生在我们眼皮底下。李达，际春同志，你们说说。”
李达脸色铁青：“既然问题发生在我们身边，更应该严肃纪律。”
“我同意。”张际春声调不高，却透着沉重：“我们已经三令五申，他还再错，这就无法挽回了。”
“问题就在这里。”邓小平从口袋里掏出一盒烟，见是空的，攥成纸团。“部队纪律整顿得如何，首先要看你的直属队，要看你的警卫员。如果这两部分人都管理不好，那么你离坟墓也就不远了。问题既然发生，只好从我们身边开刀了。张之轩同志，通知部队，下午召开公判大会，另外派一部分同志上山，动员群众下山参加。”
张之轩说了“是”，身子却未动。
刘伯承问：“你还有话要说？”
张之轩：“那个副连长说，他对不起刘邓首长，中秋节那天，首长还……”
刘伯承想起来了，一惊：“你说他就是……”
“3连副连长赵桂良，他还说……”
“不要说了，我知道他。”
刘伯承缓缓地抓下帽子、眉头紧柠着，接下来的话语调低沉而有些颤抖：
“那是一个很不错的副连长啊！懂得关心战士，打摆子了还替战士站岗，打起仗来一定也很勇敢。可……他为什么偏偏忘了人民忘了纪律忘了自己是一个干部呢？邓政委常说，人民是我们的母亲，军队是穿军衣的人民子弟。他怎么能忘记这个根本呢？”
“张之轩同志，请你转告赵桂良副连长，对他的处决，我和邓政委都很沉痛。当然，我们也可以手下留情。但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毛主席制定的，是我军的建军宗旨，也是我们每个军人执行党的政策最起码的和必须做到的。作为党员干部更应该起带头作用当骨干，不然就是骷髅！你对他讲，我刘伯承说了，希望他能理解，老百姓不是命里注定要跟我们走的，如果我们的纪律搞不好，老百姓为什么不可以跟别人走呢？”
邓小平一只手拧着额头，一只手掐着香烟，没有说话。烟，抽了一支又一支，浓重的烟雾迷漫在整个房间里，使所有的人都感受到了一种巨大的、切肤般的痛苦正咀啮着他的心。
禁闭室。
桌上放着一碗面条，是首长们让炊事员专门为赵桂良做的；碗盛得满满的，已经没了热气。
赵桂良呆呆地望着面碗，一动不动。颌骨上的枪伤结着紫疤，那是日本人留给他的。这光荣的弹痕却将成为这座残缺雕像上的历史印记。
“吃些吧。”
张之轩劝着，又一次把碗端到他的面前。
赵桂良摇摇头，蓄在眼里的泪“叭”地落在碗中。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赵桂良焦干的嘴唇蠕动着：
“组织处理，我没意见。我……该杀。”
“还是这几句？你难道……再考虑考虑，时间不多了，真的没有别的话了？哪怕……哪怕事后有什么要求也可以讲讲呀！”
张之轩几乎要哭出来。
赵桂良摇着头：“没有，真的没有。”
良久，张之轩与赵桂良相视无言。
突然，赵桂良捂住脸失声痛哭：“我……没有别的亲人，只有一个老妈妈。我……我对不起她呀！……如果说要求，我只有一个……等革命胜利了，请组织告诉她老人家，我是杀敌牺牲的，不是这样……”
张之轩点着头，再也抑制不住，掏出手帕擦泪。
门外传来哨兵和一个人的争吵声。
张之轩推开门，见是3连的战士牛原平。朱原平已失去控制，冲进房间，扑到赵桂良的怀里。
“副连长，让我替你去死，让我……”牛原平孩子般地痛哭。
赵桂良一下子变成头雄狮，猛地推开牛原平：“出去！我现在还没死，还可以命令你，马上给我回连队！”
“我不走！”牛原平用衣袖抹着泪：“反正我想好了要替你去死。不管你再凶，反正我要当着首长的面，把话讲清楚！”
“你敢？”赵桂良怒吼。
“敢！反正我什么都不怕了！”牛原平拉住张之轩的衣襟：“首长，你知道吗？副连长拿的东西没有一件是给他自己的。他拿花布，是要给我做棉衣。他说我小，经不住冻……拿的纸和笔是要给连里出门板报，拿的粉条……”
“牛原平！！！”
赵桂良大喝，要冲上来堵牛原平的嘴。
“赵桂良同志，请你不要这样。”
张之轩阻住赵桂良，把牛原平拉到门外：
“你说，那粉条是怎么回事？”
“副连长见刘司令员最近那么瘦，又听说他爱吃粉条，就想弄些来送给他……”
牛原平的哭诉撕裂了张之轩的心。他当保卫科长好多年了光执行押送国民党高级战俘的任务就有好多次，可眼前的这种案子却从来没有遇到过。理智和感情在他的内心中反复搏斗。他胸间掀起了感情大潮，横下心，决定去找邓政委。
邓小平听了张之轩的报告，沉默良久，才说：“张之轩同志，我的心情与你一样……关于粉条的事，千万不要告诉司令员，他已经很沉痛了，我们不能再给他任何压力。”
性格刚毅的邓小平又是沉默，紧抿着双唇，眼里盈着晶莹的泪水。他走到窗前，缓缓推开窗——满目晚秋。
“法纪如山，谁也不能以身试法。如果我们不能对一个连长实行纪律，那么营长、团长、旅长……包括对我们自己又如何约束呢？”
张之轩默默地点点头，问道：“那么，对他个人提的要求呢？”
“可以考虑，作为战场牺牲告诉他的家人。三国时，孔明挥泪斩马稷，我们硬是把眼泪水往肚里吞啊！”
邓小平又开始抽烟了。
“张之轩同志，执行吧。在这件事上，部队的现状和大别山的形势已经逼迫我们不能再有任何犹豫了。我们需要考虑的不仅是一个人，而是10万大军的命运。”
审判大会在总路嘴镇樊家榨湾前的平场上举行。
会场的一侧坐着部队，整齐肃穆。
会场的另一侧坐着群众，寂静无声。
野战军组织部部长陈鹤桥宣布公审大会开始。
参谋长李达宣读了对赵桂良处决的命令。
沉痛的语调更增添了大会的沉重气氛。
跑到山里躲避大军、刚刚赶回参加大会的店铺老板跑到会场台前，拍着台板哭：“早知道大军的纪律这么严，说什么我也不往山上跑。如果家里有人，也不会发生这事啊！请刀下留情，刀下留情啊！”
张际春的手被颤巍巍跑上台的一位老妈妈拉住：“首长啊！我也闹过红，当过交通。我知道红军的纪律。可……可拿了几把干粉条和几丈花布也算不了啥，你们千万、千万莫枪毙了他呀！……我、我求你啦，首长！求你啦……”
老妈妈“扑通”一声跪在台上。
张际春连忙扶起老妈妈，掏出手巾替老人擦泪。面对群众赤诚而悲烈的情绪，面对眼前慈母般的红军妈妈的一再哀求，被人们称为“政委妈妈”的张际春也无法自制。他离开会场，再一次去找刘伯承和邓小平。
邓小平的房间里静极了。
沉默。
无论是谁，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启口都需要千钧之力。
依然沉默。
直到最后，还是邓小平开了口：“那位老妈妈的话是肺腑之言，大家理解，我也理解。但我这样想，我们终究不能‘叶公好龙’啊。事情虽小，军纪如山。一个没有纪律的军队是打不了胜仗的。特别在目前的情况下，我军的纪律更应该是铁是钢，而不能是豆腐渣，不能够一碰就碎！所以，我的意见，还是要……坚决执行纪律。”
邓小平把目光交给刘伯承。
刘伯承的眼睛慢慢合拢，沉重地点了一下山一样的头颅。
张际春走了。
邓小平轻声地说：“刘师长，我陪你到外面走走？”
刘伯承没有说话，只是紧紧地拉住邓小平的手，向屋外走去。
邓小平感到：刘伯承的手，像冰。
缓缓的山坡上，缓缓地走着刘伯承和邓小平。
一路无语。
谁也无法知道，此时此刻的刘伯承和邓小平在想什么。
也许，那捏在邓小平手中而忘记抽的香烟所冒出的缕缕轻烟，能给人们一些提示。
轻烟中，夜的黄河如同白昼，炮火烧红了汹涌的河水，一艘艘木船在弹雨狂澜中竞渡；
轻烟中，黄泛区蒸腾着暑气，无数将士并肩跋涉在没膝的泥淖之中；
轻烟中，汝河翻腾着，一个个战士中弹落水，更多的战士如同潮水扑向弹雨；
……
也许，他们想得更多，更远。
但是，他们依旧一路无语。
总路嘴的枪声响了。
刘伯承的手颤抖了一下，声音突然苍老了许多，对着空旷的山野凄然痛呼：
“我刘伯承老而不死……我为什么要吃粉条啊？！”
邓小平吃惊地望着刘伯承，弄不清他是如何知道这件事的。此时此刻，任何劝慰都无法安抚这位爱兵如子的师长，邓小平只能自语般地说道：
“应该好好安葬赵桂良同志。”
刘伯承点点头，泪水港然落下。
“还要通知地方政府，按烈军属待遇照顾他的家庭。赵桂良同志犯了错误，我们没有教育好，对不起生他养他盼望他的老妈妈……”
刘伯承还是点点头，一任泪水横流。
“如果，赵桂良同志的死能够唤起10万大军，能够激发全军斗志，有利于我们建立起巩固的大别山根据地，那么他会安息的。”
烟头烧到了邓小平的手指，他感到一阵钻心的疼痛……
警卫团3连的牛原平和战士们捐出自已为数不多的积蓄，买了口一作厚的白木棺材，埋葬了他们的副连长。
1984年秋天，已经离休、年过六十的张之轩自费走遍大别山。
总路嘴上了年纪的群众都还记得那次公判大会，记得那位为了严肃军纪而被处决的副连长。说起这件事，他们依旧为他难过，依旧怀念着他。
张之轩走到赵桂良的坟前，小心翼翼地除去坟上的杂草，用颤抖的手掬起一捧黄土，轻轻地安放在战友的坟头。
张之轩脱帽默哀。
大别山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死者常眠，留给幸存者心头的苦涩依旧。太阳还是那个太阳，只是阳光下什么都在改变，唯独那记忆如同这绵亘的大别山，依然山青水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