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 国防部 1947年11月4日
大别山作战会议开到第二天。陆军司令部总参谋长郭汝瑰走进国防部会议室，就感到气氛有些不同。
蒋介石坐在会议桌顶端正中的一把特制的椅子上，这把椅子的靠背比别的椅子高出许多——10年前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摔坏了腰，落下陈疾，坐高背椅就不致腰疼。
与昨天相比，蒋介石仿佛变了个人，脸上的表情不再那么愤懑，平静一如会议桌上新换的雪白台布。
白崇禧坐在蒋介石的右首，也一反昨天的慵怠和漠然，一双眼睛藏在风雅的金丝眼镜深处，透着令人难以揣度的矜持。
郭汝瑰在国民党上层浪迹多年，混到如今地步，自然深信自己的观察能力。
9时整，会议正式开始。
郭汝瑰虽一时难以猜透蒋介石、白崇禧的变化原因，但对自己准备的汇报还是充满信心。他按照陆总所拟计划逐一说明：拟以第8、48、28、54师由夏威指挥分两路进入大别山，到达黄山附近后，再以第10、55师由麻城东进，协力攻击。与此同时还应在鲁中、鲁南、胶东、黄泛区配合作战，着命整编第11师扫荡黄泛区及沙河南岸，以阜阳、太和为中心，东可控制涡河、蒙城，西可控制三河尖；再以第5军配合第84师向鲁西攻击。这样，就可使鲁中、鲁西、胶东、黄泛区的陈毅部无法恢复战斗力，或妨碍大别山作战……
郭汝瑰侃侃而谈。
蒋介石国视正前方的军用地图：“好，好。如此，我全局皆可主动。这个，这个军令组是动了脑筋的。”
接下来军政组汇报有关在大别山作战的指挥问题。
军政组召集人、第三厅厅长罗泽阎预料到在座的会有不少人感到惊讶，因而语调平静得近乎造作：”根据当前战局和我军既将展开的大别山战斗部署，军政组讨论建议，由国防部白部长在九江设指挥部直接指挥。”
郭汝瑰暗自为罗泽闿捏了一把汗：你老兄怎么糊涂到了哪壶不开提哪壶的地步呢？蒋系、桂系誓不两立。桂系两次倒蒋，白崇禧都是头面人物。当初改组军事机构，蒋介石冠冕堂皇地把首任国防部部长的高帽戴在白崇禧的头上，实际上送过去的是一把空椅子，体面地剥夺了白的兵权。从那儿以后，蒋再不让白过问军机大事，指挥打仗全靠每日早晚的两次“官邸会报”。官邸距国防部办公室地点不足百米，蒋介石却独独不让白崇禧参加……
郭汝瑰小心地看了一眼蒋介石。
蒋介石没有恼火，反而显得更加平静。
郭汝瑰反倒糊涂了。
昨天会议开始时，蒋介石好像对一切还心中无数，开幕词只是说了些干巴巴的空话：“共军刘伯承部自从强渡黄河，配合陈毅作战以来，屡遭我军重创，已逃逸大别山区，以图苟延残喘。为沏底剿灭刘伯承部共军，阻止其负隅顽抗，死灰复燃，进剿大别山已刻不容缓。须知战机稍纵即逝，不能有半点迟疑。希望诸位制定出切实可行的作战计划，彻底肃清刘伯承部共军，则全国军事即将进一步改观。”
下午，军令、军政两组分开讨论，研究结果，大体同意郭汝瑰的计划，但对大别山清剿的统一指挥问题无法决定，于是暂定三个方案：由徐州陆总、武汉行辕或大本营直接指挥。
当晚，蒋介石设宴。郭汝瑰担心由国防部直接指挥或由武汉行辕指挥都会过多分割陆军总部的兵力，因此在敬酒时特地向蒋介石提出，请他注意进攻大别山的同时，对鲁西及黄泛区共军的动作预为留意，以免被动，打乱计划。当时蒋介石还举着盛满矿泉水的酒杯夸了他几句，怎么一夜之间竟会发生如此大的变化？
郭汝瑰转而想，即便蒋介石没意见，白崇禧愿不愿干还另说呢。挂着个空衔窝窝囊囊被“闪”了这么长时间，大别山前一段又打得一塌糊涂，闹不好还要兜一屁股“债”。这赔本的差事，白崇禧会接手吗？
就罗泽闿的方案，蒋介石问白崇禧：“健生兄，你看如何？”
“看主席怎么决定吧，我服从命令。”白崇禧出乎意料地满不在乎。
休会时，第五厅厅长方天把郭汝瑰拉到办公室：“坏了！坏了！泽闿一定是受了刘为章（刘斐）怂恿，把白招出来。从此多事了。你为何不设法阻止呢？进攻大别山，正该集中兵力嘛！为什么反倒平分兵力呢？”
郭汝瑰早已不像方天那么紧张，答道：“按道理进攻就应该集中兵力，像打篮球一样，球到自己方面来了，五个人一齐抢球，夺得球一齐进攻，齐心协力，才能取胜。但主席既不放心白部长，为何又不让顾总司令统一指挥呢？既让白部长指挥，为何又不把顾调开呢？这不明明是让顾分白的兵权吗？唉！你我还是少说为佳吧！”
善察颜色的郭汝瑰“鬼”就鬼在这里，只要悟出一点，就能很好地把握自己的分寸。而这场戏的真正内幕，还是他半明白判涂地回到徐州之后才弄清楚的。
其实，蒋介石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大别山作战连连失利，特别是高山铺惨败之后，他反复思量，终于觉察出指挥系统的弊端。由徐州陆总指挥大别山作战，一是鞭长莫及，再者驻守鄂豫皖的大部分是桂系部队，顾祝同也指挥不动。如果按情理由武汉行辕指挥，近便倒是近便，但行辕主任程潜是湘系首脑。早年湘桂两系忽合忽分，终于闹翻，李宗仁、白崇禧把程潜软禁于武汉，从此反目为仇。蒋介石正是利用这个矛盾派程潜坐镇武汉，辖制桂系，而程潜手下又没有湘军，正好达到一石双鸟的目的。可如今要打仗了，程潜自然更加指挥不灵。蒋介石左思右想，才临时抱佛脚，端出了这么个没有办法的办法，让白崇禧出场。
白崇禧也非等闲之辈。他权衡利弊，觉得外放九江不但国防部部长的头衔不变，还可以趁机抓回兵权，倒不失是笔好买卖。但他又知道，替蒋介石打仗也不是件容易的事。仗打赢了，功劳不一定记在你的头上；打输了，“借人头”的事情倒是常有的。特别是面对刘伯承这个对手和大别山连遭失败的局势，他心里也很空虚，大有临危受命的味道。因此，从得到消息的那一刻起，他就反反复复地掂量：到九江去，风险太大；留在南京，又不甘当“傀儡官”。当然，他毕竟是“小诸葛”，还是想出了一个两全之策：一面答应出任“九江指挥部”之职，一面向蒋介石提出一串棘手的问题。
白崇禧说：“大别山战区属武汉行辕管辖范围，由程颂云管起来才顺理成章。再说，大别山战区跨越数省，一个九江指挥部如何行使权力？从哪儿调兵？由谁来补充兵员转运粮袜？指挥部与武汉行营又是什么关系？”
蒋介石回答得倒干脆：“九江指挥部是国防部指挥部，行使国防部权力，统筹鄂豫皖湘赣五省军政事宜，什么问题都好解决。”
白崇禧又说：“诚如委座所示，大别山之战绝不可久拖，宁可让其它战场暂时苦一些，被动一些，也应该集中重兵于大别山区。这样方可以暂时之被动换取根本之主动。我们再不能重复以往的错误，因轻敌而失利，因失利而逐次增兵，本可速决之战，结果打成旷日持久。”
蒋介石知道他在兜圈了，便问：“依你之见呢？”
白崇禧：“解决大别山，至少要增到40个旅。”
身为国防部部长的白崇禧当然知道这个要价是不可能兑现的。但是一口咬定不能再少，为的是日后仗打不赢也好有话说。不料蒋介石却毫不犹豫地应允了，并立刻交顾祝同去安排。
一笔交易就这样谈成了。
白崇禧即刻着手组织班子，把他的亲信徐祖贻、赵援等人全部网罗进“九江指挥部”。
蒋介石也一反常态，特地派车把白崇禧接到自己黄埔路的官邸，与白进行了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
蒋介石显得很亲热：“健生兄，此次去九江指挥作战，非常重要。刘伯承、邓小平的部队是我们的很大威胁，务必彻底消灭，此事有关党国存亡啊！”
白崇禧连连点头：“请主席放心，我一定竭尽全力，决不有负厚望。”’
蒋介石很高兴：“这个，这个，你有办法，你有办法。明天，要九江指挥部的主要参谋人员到我这里开个会吧。”
第二大上午，南京黄埔路上车水马龙，主席官邸警卫森严。白崇禧带着九江指挥部正、副参谋长徐祖贻、赵援等一行人来到蒋介石的官邸。
参谋长徐祖贻汇报九江指挥部人员编组及拟定的作战指导腹案。
蒋介石坐在沙发上闭目细听，最后说了五个字：
“要包围歼灭！”
河南淮阳 河坝 1947年11月 6日
河坝上临时搭起台子。
数千名晋冀鲁豫野战军第12纵队指战员席地而坐。
掌声起。
陈毅在李先念的陪同下，大步走到台子的方桌旁。
“同志们……”
陈毅挥挥手，想把掌声压下去，却激起了更热烈的掌声。
陈毅只好将两手叉在粗壮的腰间，含笑望着台下的战士们。坐在前排的第34旅政委杨焕民看见陈毅那眯缝的眼角上挂着两滴泪。
过了许久，掌声才落下来。
陈毅：“同志们，过去我是新四军的军长。你们哩，大都是新四军5师的。可是，抗战八年，相距千里，我们都没见过面。今天，我们倒在这里相会了。同志们呐，我们是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你也没发财，我也没关饷呀……”
台下几千人笑。
八年抗战，5师虽然隶属新四军，但直接受中央指挥，一直在大别山区作战。抗战胜利，国民党公开挑起内战，首先把枪口对准了5师。李先念率部有理、有力、有节与敌斗争，在大别山区坚持达半年之久。最后，以血的代价突出敌人的重围。从新四军5师到晋冀鲁豫第12纵队，从中原突围到今天领受新的任务，他们走过了漫长而艰苦的道路。
追昔抚今，笑声过后，台下一阵啼嘘。
陈毅动了感情，抓起桌上的香烟，擦根火柴点燃，深深地吸了几口：
“同志们，我是来给大家送行的。目前，蒋介石正在布置对大别山新的、更大规模的‘围剿’。为了把战略进攻向前推进一步，为了巩固大别山根据地，抢在敌人‘清剿’计划实施以前增强我军的作战力量，毛主席、党中央派你们和10纵一道归建刘邓麾下。这是对你们的信任，是光荣！而我们呢，只好才相见又分别，纵有话语千万句，也不知从何说起。我看，就想到哪里，说到哪里吧。
“抗战胜利的时候，我们是什么心情呢？一则以喜，一则以优。喜的是小日本投降了，忧的是严重的内战危机笼罩在我们头上。那时，蒋介石还很强大，我们还处于劣势。20多年的艰苦斗争，革命照样有成败两种可能，关键就看我们如何斗争。现在呢，可以作个结论了，三路大军挺进中原，我们已经占了优势，转人战略进攻了，蒋介石再也没有本事打我们的翻天印了。
“抗战时期，你们5师长期处于战略孤立地位。日本一投降，蒋介石要来抢桃子。这是定了的。人家有张床摆在武汉，你李先念站在旁边，人家就睡不着觉嘛。这一仗必定要打，你们必须突围，这也是定了的。如果日本投降后你们马上离开大别山，无论后来到华东解放区，还是向北到晋冀鲁豫解放区，你们都可以大摇大摆，连坛坛罐罐、尿盆夜壶都平平安安地搬起走，为什么党中央没有下这个命令呢？”
陈毅站起来，挥动手臂：
“同志们，因为这样做对全局不利。中央考虑的，是实现战略上的转变。我们一切行动都是为了这个全局。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你们的牺牲，就没有今天的战略进攻，也不会有你们今天的重上大别山！”
李先念插话：“记得中原突围时，一位老司务长问我：‘我们的目的地是哪儿呀？’我说：‘目的地？同志，革命到底就是目的地！’我后来听说，这位老司务长在突围的路上革命到底了。我很难过……。老实说，当时我心里只想着一件事，就是要带着部队突出去，至于目的地在哪里，我也说不准。今天，毛主席把我们今后的目的地指明了，这就是举行战略进攻，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陈毅接道：“从你们坚持宣化店到今天，革命形势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呀！过去我们哪有炮兵？我那里只有一门山炮，五发炮弹，行军时还有人嫌麻烦哩。现在我想什么？我在为会操炮的人太少发愁呢！”
台下有人递条子。陈毅展开，溜几眼，大笑：
“行动很快嘛！这位同志现在就找我这个军长要炮。告诉你，炮有的是，炮弹也多，可惜对不起呀，我又把炮埋在山东了。你们要，得自己去挖。反动派‘重点进攻’，我陈毅也跑过一阵子反嘛！看看，你们跟着我打了多少年仗，现在想要门炮也没得，真是行时不相见，背时大团圆。不过，不要紧，我们马上就要‘行时’了。我们华东野战军正挺进豫皖苏区。刘邓大军已经千里跃进大别山。陈赓领导的部队进军豫西。东北、西北战场都转人反攻。现在，我们屁股往外一摆，就能把蒋介石赶下东海：往西一甩，就能把他们甩上喜马拉雅山；往前一挺，就要把蒋介石撵过长江了！”
第二天，晋冀鲁豫野战军第12纵队在野战军副司令员李先念的率领下南下，于是11月6日与先期到达的第10纵队会合，抢在白崇禧九江指挥部正式建立前，到达大别山区。
武汉 王家墩 1947年12月4日
“空中霸王号”专机沿江西行，在武汉三镇上空盘旋一周，徐徐降落在王家墩机场。
一身戎装的白崇禧走出机舱，神情威严地巡视前来迎接的人们，而后步下舷梯，举起戴着白纱手套的双手频频摆动。
车队浩浩荡荡开进汉口闹市区，白崇禧很有兴致地望着繁华的街景，像久别重归的故人。这是他第三次来武汉。头一次是1927年受国民政府委派前来统帅西征军，第二次是抗战初期坐镇指挥武汉保卫战，那是他引以自豪的辉煌。如今三下武汉，他的情绪很好。自上月27日九江指挥部正式行使权力，大别山的清剿正按照他的预想顺利展开。
那天，蒋介石召见结束，白崇禧觉得心里不踏实，便带着一行人回到白公馆继续商议。
白崇禧的夫人马佩璋是个极周到的人，立即吩咐下人备上香茶，义问要不要上夜点心。
白崇禧心里有事，摆摆手，把话一下子转到正题上：“各位刚才都听到了。原来委座交给我们的任务是坐镇九江，把刘伯承挤出大别山，阻其渡江南下，现在却变为‘包围歼灭’了。大家看此事怎样办才好？”
参谋长徐祖贻知道白崇禧的算盘，说：“包围歼灭，哪个不想？可大别山横跨三省，兵力不足的问题如何解决？我们手中虽有10万大军，但这些部队目前尚未全部集中，能否如期赶到尚无把握，加上后续兵团的兵力究竟有多少，何时到达，就更说不清楚了。‘包围歼灭’，谈何容易？”
副参谋长赵援更是立场分明，把挂系称作“我们”，把蒋介人、陈诚和顾祝同一律称作“他们”：“我们的7师、48师、46师全部在大别山区。过去，整46师在莱芜被他们送掉的教训是很惨的。现在，他们在大别山区又把他们的两三个整编师送掉了，我们的整7师、整48师也被他们分割使用，有被各个击破的危险，可不能让他们蛮干呀！”
七嘴八舌，说来道去，反反复复是兵力不足和保存实力的问题。
白崇禧有些急，说：“任何兵力都不是单方面的，而是相对存在、相对而言的。兵法上‘知己知彼’的古训；讲的就是这个意思。我们的兵力不足，那么刘伯承他们的实力又如何呢？”
白崇禧吩咐取来主管谍报工作的第一：厅综合情报。
第二厅情报判断：刘邓进入大别山的主力有6至7个纵队，总兵力不过5至7万人。
本指望国府最高谍报机关能提供有价值的情报，谁料费尽心思也不过是弄了个实在令人怀疑的约数。
白崇禧说：“真让外界说准了，二厅简直是个鬼话厅，尽搜罗些狗屁不值的东西。底下夸大战果，乱报这里消灭了多少，那里消灭了多少。照他们所报的数目计算，别说刘邓，就是整个共产党也早就被我们消灭了。二厅根据这种东西编成综合情报，真是捏着鼻子哄眼睛，有几处是可靠的呢？算了，算了，还是我们自己估算吧。”
满屋的人忙起来，翻资料，掰手指，计算刘邓在大别山有几个纵队、几个旅、几个团，分析兵力多寡、战斗力强弱，由此推断：刘邓第1、2、3、6纵队四个纵队各约万人以上，战斗力较强；第10、12纵队等刚刚南下，各约1万人，战斗力较弱Z加上已经分遣的军区部队，刘邓总兵力约为7至10万人。
白崇禧点点头：“这个数目还差不多。徐参谋长，谈谈你对刘伯承在大别山活动情况的看法。”
徐祖贻跟随白崇禧多年，有一个本事——几句话便能说到白崇禧的心坎上。
“钧座，学生不才，只能谈谈粗浅认识。刘邓部主力进入大别山，其一是因为那里是共产党的老根据地，其一二又有天然广大的幅员和复杂的山地，可以和山东、苏北的陈毅部、鄂豫陕的陈赓部遥相呼应，既可以威胁南京、武汉，又可以威胁长江、津浦、平汉等战略交通线，而且还可以作渡江南下的策源地。企图不可谓不险恶。但是有一点可以为我们所利用，那就是他们至今还没有固定的落脚点，一直在东游西窜，有意避战。我意可以利用这一点分而制之，围而歼之。”
白崇禧脸色好起来，说：“不要看刘邓跑来跑去地避战，其实这正是他们的狡猾之处。他们不打是不打，一打就不含糊。既然他们过得了黄河，过得了黄泛区，进得了大别山，就没有理由说他们不能过长江，回江西。这是一个十分顽强的对手，万万不能掉以轻心！既是包围歼灭，就要做好准备。宁可指挥部晚启程几大，也不可草率行事。”
以后数日，白崇禧几乎闭门谢客，专心谋划，直到11月23日上午1O时，才准徐祖贻带各级官员242名分乘“永缓”、“永益”两船离开南京，开赴九江。他自己则从南京赶往合肥，召集第3兵团（辖整编第7师、整编第48师）、第8“绥靖区”（含整编第46师及安徽省保安司令部）桂系团以上人员开作战准备会。他会上忙，会下也忙，又是听取师、旅、团长们的汇报和意见，又是亲自接见个别人员，反复告诫他的部下：“不能轻敌，不能分散兵力，必须两个师靠拢在一起，相救如左右手。若万—一个团一个营孤立，就必须构筑坚固的据点工事，以凭固守待援。”
“诸葛一个唯谨慎”的白崇禧感到一切都准备得无懈可击了，这才于11月27日飞往九江，启用关防，调集33个旅的优势兵力，并以江防舰队和空军大批飞机协同，分进合击，南北夹攻，升始对大别山‘精剿”。
形势发展果然不负白崇禧的苦心。短短一个星期，由第10、11师组成的攻击兵团已进至张胡店、竹竿铺和光山、泼皮河一线，第28师攻占广济，并向浠水推进；第58师主力自霍山前进，收复立煌；第48师由固始向商城方向发展；第25师控制了六安、霍山；第7师自潜山收复太湖，续占英山、张家旁……在强大的攻势下，刘伯承已带主力涉过柳子港，向西北经扶、光山的泼皮河地区退缩。
随着战线西移，白崇禧觉得九江已远离战场重心，不便指挥，十是带着大批人马浩浩荡荡开进武汉。
车队一路威风，驶到三元里的一幢花园洋房前停下来。这里原是武汉沦陷时日军华中统帅的别墅，远离闹市，十分清静。主战胜利后，这里又是留给蒋介石下榻的住处。白崇禧把这幢房子选作“九江指挥部”的前进指挥所，有如此胆子和气派的大概为数不多。
白崇禧下了车，直奔早已布置好的作战指挥室。
赵援拉开地图帷幕，汇报对大别山“清剿”的第二阶段方案：
“我们的初步预案如下：为乘胜追击，将刘伯承主力歼灭于罗、礼、经、光地区，拟着令20师进击潭家河、西双河、李家湾地区，阻匪向西或向西北窜；着令10师向柳林方向尾匪猛追并与20师共歼窜匪；11师向经扶以南进击，相机与20师、10师围歼西窜之匪；以52师及9师第9旅增强武胜关、花园间之警备，并相机参加柳林方面作战；着令28师、85师向宋埠，7师向麻城，58师、48师分由商城向固始进击。
“另外，共匪惯用宣传、情报、组织等狡诈手段，淆乱视听，煽惑人心，常能达到军事上所达不到的目的。据此，拟针锋相对，以牙还牙，在清剿大别山的同时采取以下措施：第一，以铁幕对铁幕，严密封锁一切消息；第二，以整风对整风，彻底肃清潜伏分子；第三，以恐怖对恐怖，恫吓其神经薄弱者；第四，以仇恨对仇恨，制造民众对匪之不满；第五，以离间对离间，实施对匪分化；第六，以谣言对谣言，展开政治攻势，第七……”
白崇禧听着听着，打断：“罗罗嗦嗦，再加100条也讲不到点子上。但你们的想法还是好的。积多年之经验，对付共产党决不能单纯使用武力，要政治、军事、经济、组织一起上，才能彻底肃清匪患。说得简单点，此次大别山清剿的原则和指导，可以概括为三个字……”
白崇禧止住话头。指挥所角落坐地大钟的钟摆缓缓摆动。他的嘴角似乎露出一丝笑，淡淡地说：
“这三个字就是总体战。”
河南礼山 黄陂站 1947年12月12日
细雨夹着雪花霏霏飘落。
刘伯承和邓小平顶着雨雪，并肩走在泥泞的山道上。警卫员牵着他们的坐骑跟在后面，默默无语。
要分手了。
面对敌人33个旅的重兵“清剿”，按照一般兵法，似乎应该集中兵力歼敌一部，而后各个歼灭；或以主力跳到外线，避其锋芒，进而由侧背打击敌人。但是，刘伯承和邓小平又一次不同凡响。
他们根据大别山区地域广阔，白崇禧调集大批部队实施向心“围剿”诸特点，提出不法先人之法的战法，即采用“敌向内，我向外；敌向外，我亦向外”的部署，将部队适时进行再分遣。于月初派刚刚抵达大别山的第10、12纵队分别西越平汉路，开辟江汉、桐柏根据地，连同已经建立的皖西、鄂豫军区，扩大我军势力范围。而后，又将野战军指挥部一分为二——“后指”率第1纵队北渡淮河，合同陈粟、陈谢牵制敌人，开辟中原战场；“前指”则率第2、3、6纵队留在大别山区，寻机歼敌，巩固根据地。
刘伯承要留下来。
邓小平说：“‘后指’移向淮西，有利于指挥全局作战；‘前指’留在大别山与敌周旋，能多拖住一些敌人，拖得时间长一些，包袱背得重一些，也有利于全局的展开，虽然艰苦，但就两副担子来讲哪个也不轻。更何况，我的年纪到底比你轻，身体也好，适合留在大别山。你到淮西指挥全局，这也是从实际出发嘛。”
刘伯承不再坚持，说：“警卫团都给你留下，我带一个排就行了。你在大别山行动频繁，我带电台在淮西给你提供敌情。”
行至岔路口，刘邓依依惜别。在携手共伴的征途上，他们从没有这样即将长时间分别。
刘伯承站下：“邓政委，千里送行，终有一别。再送，就要送过淮河了。”
邓小平点点头，转过身去对张际春说：“照顾好司令员，你要多操劳。”
张际春：“放心。”
邓小平：“警卫部队差不多都留下了，让1纵派部队确保刘司令员的安全。”
张际春：“好！”
邓小平前走几步、向警卫分队嘱咐。
刘伯承转向李先念：“请协助好邓政委指挥部队。”
李先念：“一定！”
刘伯承又对李达：“还有，政委的安全，你要负全责；保卫警卫，你要过问。”
李达：“照办！”
又叮嘱：“政委有点什么，我拿你是问！”
李达点点头。
邓小平转回过来，与刘伯承握手：“就这样了。再见！”
“再见！”
邓小平与李先念、李达随部队离去了。
刘伯承、张际春久久仁立着。
邓小平已经走上山岭。
刘伯承依旧望着。
卫士长提醒刘伯承：“l号，2号走远了。”
刘伯承翻身上马，面对“后指”全体指战员：“形势严峻。万一被敌人冲散，各自去找邓政委集合。接头暗号——文殊寺！大家要记住，记牢！”
河南光山 北向店 1947年12月13日——14日
连续一个昼夜的风雪行军，“后指”抵达距苏家河15里的殷家棚。
负责护卫工作的第20旅副旅长吴忠送来一张前方宿营图。杨国宇先把指挥部住的位置标出来，然后记下直属队住的位置。图上所示吴忠属下的团部、营部的宿营地将“后指”护卫得紧紧的。他把宿营图交给刘伯承审阅。
刘伯承看过说：“照图行事。”
有了宿营图，又有队伍护卫，杨国宇放心了。
夜幕中，有几个背卡宾枪的人插人队伍。
杨国宇问：“哪部队的？”
“18旅。”
刘伯承怀疑地间：“6纵队怎么到这里来了？”
“掉队了。”
天亮，大雾迷漫，直属队分头进入宿营地。
指挥部安在指定的何小碧村。杨国宇巡视一番，暗叹这地方选得太好了——村小人少树木多，四面环水，只有西边有架小木桥。
杨国宇转回时，卫士长康理还没有选好房间，困顿不堪的刘伯承已经躺在稻草堆上睡着了。杨国宇不忍心叫醒他，只是为他掖了掖搭在身上的薄被。
指挥室刚接通的电话铃响，杨国宇拿起话筒，脸色大变。电话是二局政委杨志宏打来的：“杨处长，情况不好，这一带有敌人！我们已抓到好几个背卡宾枪的。”
接着，“后指”政治部也来电话，报告发现敌人，已有零星枪声。
队列科科长张涛带着一个当地的老大爷闯进指挥室。
老人搓着双手，连声叹：“你们怎么住这里？这周围都是中央军！怎么住这里？”
杨国宇也慌了，立即跑出去推醒睡在草堆上的刘伯承。
刘伯承翻身坐起：“带我找那个老乡问问。”
杨国宇急语：“我已经问过了。”
“你问过是你的事，我问是我的责任！”
找到老人，刘伯承说：“您别急，慢慢说。您怎么知道这一带住的是中央军？”
老人说：“你们的部队不带锯子、斧头，驻在哪儿都不锯树。先前，李先念的部队在这一带活动，我从来没见过他们锯老百姓的树，用树枝把村子围起来。”
刘伯承又问：“他们穿的什么衣服？”
“同你们差不多，可比你们整齐些。”
杨国宇火烧眉毛，顾不得刘伯承会批评他，插嘴道：“莫问了嘛，我们部队从不锯树围鹿砦。”
刘伯承瞪了他一眼：“哪个讲的？杨勇的工兵部队就带有锯子、斧头。他们在平原作战，有时候也锯树围城。”
杨国宇知道辩也无用，赶紧催刘伯承上马，赶快脱离险境。
刘伯承反倒坐下了：“不要惊慌，赶快派人去找吴忠，先把敌人情况弄清。命令直属队，人不脱衣，马不卸鞍，原地待命！”
派出去找吴忠的参谋王文桢带着负伤的通信员回来了。他们按照宿营图直奔吴忠团部，不料那里已经驻了敌人，子弹打伤了通信员。
王文桢还在述说详情，四周突然枪声大作。康理手急眼快，牵过坐骑扶刘伯承上马。
刘伯承在马上递给杨国宇一个老旧的指南针，命令：“走180度方位，那边有桥。”
按照指南针指示的方位，部队向西，果然遇到了这一带唯一的木桥。
过了桥，险境略缓，杨国宇悬着的心才放下一些，不由得赞叹刘伯承的临危不乱和对驻地的了如指掌。
刘伯承跳下马：“张际春在哪儿？李雪峰在哪儿？二局现在什么地方？等不到他们，我是不走的。”
杨国宇又急了，但有前面的“教训”，脸上不敢上颜色，耐着性子—一回答。
“他们知不知道紧急集合点？”
“已经派人通知了。”
“中原局是哪个去的？”
“队列科长张涛，保证没问题。”
北面的机枪、大炮激烈起来，那种声势简直无法判断当面有多少敌人。杨国宇顾不得挨骂挨批评，和几个人一起硬把刘伯承架上马，扬鞭向集合点奔去。
刘伯承赶到时，“后指”政治部和直属各区队已经赶到集合点。刘伯承扯着马僵，逐一看望“后指”和中原局的领导同志。
部队在转移时抓到了俘虏，人数不少，一排排坐在地上。
“你们是哪个部队的？”刘伯承问。
“18旅的。”果然是与第6纵队部队相同的番号。
枪炮声愈来愈近，已经有流弹划过。雾很大，听枪声，第1纵队的主力已经与敌人接触上了。
刘伯承提出让张际春、李雪峰同他一道行动。杨国宇坚决不同意，李达早就叮嘱过他：不要几个首长集中在一起走，集中在一起住。刘伯承虽是野战军最高指挥官，但在战斗编组中，他是普通一员。重大行动他说了算，但在战斗编组中的具体行动，他要听杨国宇他们的。刘伯承很遵守纪律，听了解释，再未重提此事。
部队行进在迷雾中，空中传来机群轰轰的引擎声。敌人大概发现了刘邓指挥部的动向，空中地面一起席卷而来
厚厚的浓雾笼罩着天与地。
刘伯承骑在马上，哈哈笑道：“好雾！好雾！《西游记》写唐僧去西天取经，每遇绝境，常是天作大雾。今天又是大雾弥漫，敌人瞎追，飞机瞎飞，天助我也！”
大家都笑了。
刘伯承突然勒住马缰：“邓政委在哪里？”
杨国宇一愣，不知道是刘伯承仍不适应刘邓已经分开的现实，还是悬念已经分别的亲密战友。他被这深厚的情感所震撼。
杨国宇在和笔者谈起这段往事时，充满激情地说了一句大白话：“那是一对儿比亲兄弟还亲兄弟的亲兄弟！”他说起另外一件事情：侵华日军发动“五一”大扫荡，邓小平离开129师师部到太岳检查工作，指挥陈赓部队反扫荡。在通过日军封锁线时，刘伯承一夜未睡，不是到作战室，就是到机要室，等陈赓的来电……
浓雾中的杨国宇不知道，此刻的邓小平也在万分焦急之中。听到北向店方向激烈的枪炮声，邓小平立即放下手里的早饭，命令第6纵队派出部队侦察、增援。
邓小平说：“无论如何要帮助‘后指’突围。实在不行，背也要把刘司令员背回来！”
吴忠率一队骑兵疾速而至，人和马全都湿漉漉的，从水里捞出一般。
吴忠一脸愧色：“司令员受惊了。2旅正在前面阻击。”
刘伯承似批评，又似玩笑，说：“吴忠呀，你这个李逵，把老娘背上山，好心去找水，却险些让老虎把老娘吃掉了……”
吴忠还要检查，刘伯承说：“不要检查喽。不期而遇，化险为夷。咱们赶快出发，突破敌人封锁。”
吴忠拦在马前：“不行。这里距2旅阻击阵地只有几百米，太危险！杨勇司令员建议您和‘野直’后移一下。”
刘伯承抓住马缰，口气十分坚决：“前方将士同命，我决不后退。你去告诉2旅，就说我在他们身后，刘伯承相信他们一定能守住阵地！”
第2旅第4团正在阻击敌人。他们的前面是经美国军事顾问团训练、全副美式装备、号称国民党“五大王牌”之一的整编第11师。他们的背后是刘伯承率领的野战军指挥部和中原局领导机关。
杨勇的电话打到第4团指挥所：“晋士林，我的指挥所就在这里，距你们的前沿百十米，再稍后就是‘老头’（战时对刘伯承的保密代号），没有任何回旋余地。你们要坚决守住阵地，不许后退一步。‘老头’说，他相信你们一定能守住！”
第2旅旅长戴润生打电话给晋士林：“晋团长，不管上来多少敌人，都要顶住，就是剩下你一个人也要顶！”
第2旅政委石新安对第4团政委布克下达指示：“今天的战斗非同寻常，要告诉全体指战员今天战斗的特殊意义！”
敌人又一次发起反扑。
战斗最前沿的3营无名高地上硝烟弥漫。
无名高地仓促构筑的工事大部被摧毁，3营各连伤亡惨重。10连连长李朝同中弹倒地，胸前的血流成了小河。12连连长身负重伤，昏迷过去。
阵地被敌突破。
两个连的指导员白玉、王福勤率领第二梯队投入战斗。20分钟后，夺回的阵地再一次被突破。
阵地被破，人心的防线没有垮，最后的预备队用上了。
敌人以一个团的兵力分数路梯队逐次冲击，猛烈的炮火几乎无目标地纵深滥炸，企图以优势兵力、火力阻拦增援反击。
预备队尽是卫生员、炊事员、通信员、司号员。他们用刺刀、手榴弹、铁铲、扁担、石块与敌展开白玛格斗。一时间，寒光闪闪，杀声震天。右胳膊打断了，就用左手甩手榴弹；双腿负伤了，就跪着射击；眼睛炸瞎了，摸着敌人就用牙咬……
阵地居然被这样的士兵重新夺回来。
下午3时，敌人又集中大量兵力，在猛烈的炮火掩护和军官督战的威逼下，潮水一样涌向了营阵地。
形势已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旅长戴润生狠着心抓起通往第4团的电话：“晋士林同志，不管情况如何严重，我交给你的任务只有两个字——守住！不准后退一步。否则，按军法从事。要告诉全体指战员，现在离天黑只有三个小时。天一黑，就是我们的天下，胜利就是我们的了！”
l营、2营的电话通讯正常，唯有3营的线路被炸联系不上。晋士林派通信员传达命令。
炮火已经把3营副营长张申明的耳朵炸聋了。团部通信员一个接一个地上来，他模模糊糊听到的总是那几句：
“张营长，你不能退！”
“张营长，剩下一个人也要打！”
“张营长，守不住阵地，杀头！杀头！！”
这仗怎么打，阵地怎么守？500多人的一个营，只剩下不足百人。而冲上来的敌人却是整营、整团。张申明巡视着战士们一张张血肉模糊的脸，突然发现五个号兵都还活着，大叫：“好！”他招拢来全体指战员，吼得连他自己被炸聋的耳朵都听到了：
“我没有什么可动员的了。守住阵地可能是死，丢了阵地一样掉头！该死该活，家伙朝上，咱们都豁出去了！把武器清点、集中一下。等我命令，你们五个一起把号给我吹破天！”
号声响，石破天惊，杀声骤起，鬼神嚎泣。3营发起了最后的反冲锋……
阵地恢复了平静，天也黑下来。
北向店战斗从拂晓6时到晚上9时，打了15个小时，第4团顶住了敌人三个团的冲击，第2旅抵抗了敌人三个旅的数十次进攻。付出的代价是惨重的。第4、5、6团伤亡总计近千人。但赢得的胜利也是巨大的：毙伤号称“王牌”的国民党整编第11师官兵3000余人。更大意义还在于，保证了刘邓大军的战略再展开，保卫了刘伯承和“后指”以及中原局顺利到达淮西。
17日深夜，刘伯承率兵北渡淮河，开辟新的战略地区。
鄂豫皖大别山区1947年12月——月
严冬。
野战军前后指的分遣，以及桐柏、江汉根据地的建立虽然调动了敌人，吸引了三个整编师和一个旅的兵力，但白崇禧仍集中主要兵力不放，采取军事和政治相结合、围攻与“清剿”相结合的总体战——网罗地主恶霸，发展特务组织，恢复保甲制度，建立“碉堡网”、“公路网”，配合正规部队，摧毁共产党地方政权和武装；实行“三光”、“移民”、“并村”政策，掠夺粮食，捕杀共产党干部，制造无人区。
坚持在内线斗争的野战军主力为了保存力量、寻机歼敌，以大踏步的分遣调动敌人，粉碎敌人合击阵势，以突然向中心地区的集结，寻求敌人弱点，主动出击。地方各级组织则转入半地下活动，“县不离县，区不离区，乡不离乡”，在本地区与敌周旋。
在敌我力量极大悬殊的“围剿”中周旋，每时每刻都处在艰苦卓绝、惊心动魄之中。
于乔她们进大别山后，奉命到了腾家堡，安定下来继续制图。敌桂系主力第7师“清剿”到这里，她们即转人半地下，分散活动。
她们躲在大山里。大别山林海莽莽，马尾松长年不落叶，到处是山洞、石拗。搜山的小保队一股一股地来，“清剿”的正规军也不时出没。一有风吹草动，她们便迅速转移，一天换四、五处，翻几座山头。天黑了，悄悄下山，摸黑进村，在老乡家里弄些吃的。不愿打扰老百姓，就钻柴禾堆或马棚、牛栏里和衣而睡。听到老乡一喊“同志女”（当地老乡对她们的称呼），连忙起身转移。
于乔过黄泛区落下的“月经病”一直没好，一张脸因极度贫血愈显苍白。“清剿”开始，几天不进颗米是常事，干脆“闭经”了。她对陈晓静笑语：“白崇禧想不到，他竟治好了我的妇科病。”
陈晓静已经没有力气开玩笑。本来就单薄的身子现在像个细柳枝，似乎一阵风就能吹倒。
最难的是黎曼。七个月的身孕了。这种动荡、恶劣的环境对于她真是雪上加霜。爬山，钻洞，奔跑，转移。刚刚有间隙，她双手抱着凸凸的腹部，痛苦的喘息还没有平伏，忽然一阵冷枪，于是又开始转移。
“求求你们，别管我，你们走吧！”
黎曼不愿再拖累于乔她们。她的腰折了一样，肚子一阵阵坠痛，濒临死亡般闭着眼。
于乔、陈晓静把黎曼抬起，转移到不远处一个山洞里。刚伪装好洞口，洞顶已经被搜山的敌兵踏踩得碎石滚流。
鲜血湿透了黎曼的棉裤，出现早产先兆。黎曼不能再受折腾了。这天夜里，她们把黎曼送进村子。第二天天一黑，她们摸进村子看望黎曼。人未见到，却得噩耗：黎曼被小保队供出，一扇门板，把她抬走了。
于乔、陈晓静抱头痛哭，又不敢在村子久留，忙又撤出。
走到几里外的一个村子，一位40多岁的大嫂给她们两个菜团子，把她们安置在马棚的干草堆里。马棚里还藏着一个第6纵队的伤员，伤势很重，眼角、鼻子都生了蛆。大嫂用盐水一点一点给他洗伤口，用镊子细心地挟蛆虫。伤员是山东人，管谁都叫“二哥”，见到于乔她们，亲得不得了：
“二哥呀，想死同志们啦！”
陈晓静背过脸擦泪。
他很乐观，嘴角挑着笑，问：“碰到过咱们的大部队吗？打胜仗没有？”
于乔说：“碰到过，你们6纵在宋埠打了大胜仗，消灭了保安团八个中队，2400多人。”
他那混饨的双眼在月光下兴奋地转动，一把抓住于乔的手：“二哥，替俺写封信吧。俺是打定陶解放的。俺娘还不知道俺当了解放军。告诉她，俺是打老蒋光荣的，叫她别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