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了十年的眼花缭乱、艰苦卓绝的革命年代，法国人民对安宁和秩序的渴望十分强烈，甚至愿意接受一个强有力的领袖人物。因此，拿破伦作为“执政官”就可以像君主那样进行统治，尽管法国一直还是共和国。1802年他甚至成为“终身执政官”。但这仍然不能满足这个野心勃勃的新兴者：他想成为皇帝。他更改了宪法，于1804年12月2日他为自己戴上了皇冠。就此，法国革命确实是结束了。但革命的口号“自由、平等、博爱”和在欧洲第一次制定的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却得以发扬光大。
/* 27 */
拿破伦统治下的欧洲
迄今为止，人们主要把拿破伦看成是天才的统帅，他用军队使法国获得了空前绝后的强大。他开始征战欧洲各国，在顶峰时期，几乎控制了整个欧洲。没有什么也没有谁能够阻挡他前进。当他1806年彻底摧毁了普鲁士军队，从而使持续千年的“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的历史宣告终结时，普鲁士的路易丝王后这样描写了这位法国皇帝：“他谈到好事和好人时，并不真诚。他的思想和他的野心只是为了维护一己私利。人们可以钦佩他，但不能爱他。他被幸运蒙蔽了眼睛，以为一切都可以实现。但他不懂得节制，凡是没有节制的人，都将失去平衡而跌倒在地。”
普鲁士王后说得很对，因为像所有没有节制的征服者一样，拿破伦也经历了他的滑铁卢 — 这已经成为纪念他最终失败的一句成语。而这个终结却是从他1812年远征俄国开始的。为远征俄国，他集结了六十万大军，有这支历史上最大的军队，全世界都预计他会很快就取得胜利。但结果却完全相反。俄国的军队回避每一场战斗，一再把部队撤回到腹地。到了9月，拿破伦的“大军”逼近了几乎是一座空城的莫斯科。几天之后，俄国军队放火烧毁了整个城市。拿破伦知道，没有足够的住处和足够的给养，他的军队是无法度过俄国的冬天的。他向沙皇提出停战建议 — 但却没有得到回应。他没有办法，只好命令撤退。然而，撤退对他的“大军”来说，却是一场灾难。每天都有数千士兵死于饥饿、疲劳和俄军的反击。最后只剩下5000人返回了家乡。
一向以战无不胜著称的拿破伦还是被打败了，这大大鼓舞了他的敌人，促使他们联合了起来。普鲁士、奥地利、俄国、英国和瑞典，一起向法国宣战。从1813年10月16至19日，在莱比锡附近进行了著名的“民族大会战”。拿破伦新组建的军队无法同盟军抗衡，遭到了第二次惨败。1814年，联军进入巴黎，拿破伦必须退位，并被放逐到了厄尔巴岛。一年之后，他又卷土重来，再次回到巴黎，推翻新立的国王，接管了政权。他再次建立一支军队，但却于1815年在滑铁卢附近被普鲁士和英国军队彻底击溃。作为英国政府的俘虏，拿破伦最终于1821年5月5日死在大西洋上的圣赫勒拿岛上。
拿破伦皇帝的统治只持续了十年的时间，然后，他的大帝国就像纸牌搭成的房子倾倒了。他为后世留下来的，不是他作为统帅的各种战绩，而是作为政府首脑所做的各种改革。其中特别是1804年颁布的《民法典》，革命的很多重大要求都在其中得以实现：对所有法国人实行统一的法律；所有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个人自由；取消等级制度；进入公共职务只根据业绩而不根据出身；经营自由；择业自由；财产占有权；宗教自由和实行民事婚姻。《民法典》成了欧洲及世界各国民法的榜样。
同样，行政改革也使拿破伦受到很多赞誉。法国被分为九十八个行政区，它们不是独立的，而是接受巴黎的指示。同样受中央控制的，是国家统一监督下的教育制度，全国施行统一的教学计划 — 直至今日，法国学校的毕业标准，在全国各地仍然是统一的。
拿破伦在德国取得军事胜利后，也进行了改革。例如教会管理区域的世俗化，即把管理权交给世俗的诸侯；原有的112个帝国主教区，从政治地图上消失。此外，350个帝国骑士辖区和很多帝国城市不再是独立王国，而是置于诸侯的管辖之下。由上百个小邦和最小的领地组成的支离破碎的帝国时代结束了；一个更强大更有生存能力的中等国家从而诞生。在这场“政区清理”中，主要赢家是巴登、伏滕堡和巴伐利亚，它们的版图明显扩大。市民的公共生活方式也根据新的法国法律进行了重组和规范。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尽管市民被剥夺了政治决定权，因为在德国还没有一个被人民选举出来的议会。
普鲁士和奥地利也未能摆脱法国思想的影响，同样陷入了改革的压力之中。“为防止爆发革命，我们必须改革。必须去帮助那些在上帝保护下的人们。”一个普鲁士官吏这样描写当时的形势。冯·施泰因和冯·哈登贝格两位男爵着手起草改革方案，方案在很大程度上是依照法国的模式。中学和大学的教育改革，主要贯彻了著名学者威廉·冯·洪堡的思想。直至今日，德国的大学教育仍然贯穿着洪堡的精神。改革的总体设想，是使普鲁士的臣民变成独立思考的公民，能够带着责任感参与国家的工作 — 或许在什么时候，也能有一个与国王处于平等地位的人民代表机构出现。
在另一个领域，拿破伦也是一个大变革者 — 当然不是出于他的情愿：在被法国占领的不独立的国家里一再发生反抗运动；拿破伦为了战争，越来越关注金钱和士兵，他的这个欲望越明显，反抗也就越强烈。特别是在德国，这种反抗已经成为反拿破伦的民族运动。如果说这个国家的诗人和哲人早已把自己看成是一个“文化民族”的一份子，那么现在他们就也想成为一个“国家民族”。哲学家约翰·戈特利布·菲希特在《向德意志民族的演说》中，要求他的同胞“塑造自己的品质”，重新成为德意志人。“让我们不仅在我们的身躯而且在我们的精神面前躬身礼拜，成为它们的俘虏。”这种维护民族特征的愿望，也是导致“解放战争”爆发的原因之一，这场战争导致了法国在欧洲霸权的结束。德国人日益增长的、有时是过于强烈的民族自觉性，也在这里有它的历史渊源。
/* 28 */
工业革命
从“法国压迫者”下得到解放，使很多欧洲人都梦想着一个美好时代的到来，并为所有人带来更多的政治权利。但这正是王公贵族们要防止发生的事情。从1814年秋到1815年夏，他们召开了旨在重新规划欧洲的“维也纳会议”， — 希望尽可能多地保留旧的东西。会议在奥地利宰相梅特涅的主持下，试图重新建立1789年以前的状况。如果说，他们真的相信，这样一来时钟就可以倒转，那他们就大错而特错了。欧洲并不平静。用警察国家的方法，王公们虽然还能够制造“稳定和秩序”的假象，但人们的不满却仍然存在。1848年，终于爆发了革命。从法国开始，蔓延到了整个欧洲。人民到处要求在政治上有发言权；在前几个月里，还出现了王公们似乎打算让步的迹象。但实际上他们只是想赢得时间，聚集新的力量，企图再次用武力维护他们的利益。在巴黎、维也纳、柏林，起义都遭到失败。
王公们在政治领域一再阻碍变革，或至少推迟变革的进行，但经济生活却发生了越来越快速的变化。十八世纪下半叶在英国开始的变革，对人们的生活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我们可以称其为“工业革命”。它彻底改变了人类从务农和定居所开始的生活环境。
作为世界主导的海上和殖民大国的英国，变得越来越富有了。一个开明的市民阶级对这种财富和日益增长的自信，使这个国家也成了起领导作用的精神大国。而这对工业化和自然科学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当时的精神之父，当属伊萨克·牛顿（1643-1727），他借助严格的数学法则描绘自然现象，并通过观察和实验加以印证。根据他由此所得到的知识，使人们对自然界的力量有了更多的理解，并在技术上加以运用。其中的典型例子就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发明：詹姆斯·瓦特1789年设计的第一台可供实用的蒸汽机。这台机器不仅减轻了人的劳动强度，而且还可以在很多领域取代手工劳动。矿山和冶炼业，钢铁的生产，都有了革命性的变化。紧接着是纺织业从新技术得到了莫大的好处：蒸汽驱动的纺纱机和织布机发明了出来，对棉花的加工更加方便和快速。纺织品的生产飞速提高。新的，更大的工厂建立了起来，人们需要更多的机器，产品不再在手工工场生产，而是在工厂了。钢铁的需求量与日俱增，为使原料和产品尽快送到所需要的地方，改善运输条件已具有突出的地位。
蒸汽船只和蒸汽机车就是工程师们对交通问题的回答。1821年，利物浦和曼彻斯特之间修建的第一条铁路开始运行；铁路线的扩建使工业获得了新的动力。大批量生产的时代开始了，英国走上世界第一工业国的道路。
尽管有了很多发明和更新，但工业化仍然需要劳动力。他们大批来自农村，因为农民只依靠农业已经不能维持生活。很多小农不得不把自己的土地卖掉，和奴仆和使女一样涌入城市。“农村人口外流”又导致了城市的迅速发展。例如曼彻斯特，1760至1830年，居民从17000人增加到了180000人，变成了第一个典型的工业城市 — 同时也带来了不少问题：来自农村的人迄今生活和劳动在“自然节奏”之中；现在自然节奏变成了工厂的“人为节奏”。很多人很难或根本就无法适应这种情况，从而就产生了失业和社会灾难。工人及其家庭只能生活在简陋的集体宿舍，没有起码的卫生设施；疾病和瘟疫开始蔓延。空气和用水都受到严重的污染，那时工厂的烟囱没有任何保护措施而随意排放着烟尘。法国学者亚历克西·托克维尔访问曼彻斯特以后写道：“文明创造了它的奇迹，而文明了的人却几乎变成了野兽。”
新经济形式的理论基础，是由苏格兰国民经济学家亚当·斯密（1723-1790）奠定的。他的主要著作《国富论》，成了以赢利为目的的经济的圣经。斯密认为，劳动力是一个社会经济进步和财富的源泉。为了充分利用它，就有必要把生产过程分解为尽可能小的单位，使人都成为专门人才。他说，在市场上，需与求最后决定产品的价格和生产的规模。国家不应干预这个过程，否则它就会破坏“经济力量的自由游戏”。只有当所有的“参与者”可以自由发展，并尽可能多地追求自己的利益时，普遍的福祉也就会随之提高。斯密认定个人利益和整体福祉之间的和谐。但社会上的弱者却感觉不到这一点。他的“经济自由化”的理论，更符合工厂主和商人的利益。
尽管工业化的负面影响很早就已经显现，其他国家仍视英国为榜样，并很快就按照英国的模式赶了上来。
/* 29 */
一个解决“社会问题”的答案
大批的求业者、最低的工资、女工和童工、过长的劳动时间、社会联系的丧失、生病、工伤、养老保障的缺少以及对工厂主的完全依附 — 这就是工人眼里的工业化图象。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一个德国工厂主的儿子，对此进行了观察，并于1845年写出了《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一书。他得出结论说，工业化产生了两个不可调和的对立阶级：富裕市民的“占有阶级”，即“资产阶级”，和依赖工资的工人的“劳动阶级”，即“无产阶级”。这两个阶级之间不可避免地要发生斗争和战争。“和平解决问题，已经为时过迟。阶级的差别将继续尖锐，反抗的精神已经进入工人的头脑，愤慨情绪与日俱增，个别的游击份子开始集结成为相当规模的抗争和示威，只要小小的撞击，就足以引起雪崩。然后，战斗的呼喊就会传遍全国：‘向宫殿开战，给茅屋和平！’到那时，富人再关注此事，就已经为时太晚了。”恩格斯就是用这个预言结束该书的。
然而，现实却不是这样，“游击份子”始终是个别的少数。一些工人有时会冲击工厂，砸毁机器，前往工厂主别墅门前要求增加工资。这样一些行动很容易被当权者血腥镇压。但从长远看，“社会问题”用武力是不能解决的；它需要另外的答案。越来越多的人坚信，只有用极端手段改变现状，才能解决问题。
在巴黎、布鲁塞尔和伦敦，来自欧洲各国的流亡者，组织了革命秘密团体，其中就包括“正义者同盟”，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他的朋友卡尔·马克思（1818-1883）也是同盟的会员。到1847年，这个组织更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两个德国人接受委托为同盟起草一个政治纲领。1848年2月发表的《共产党宣言》成了重要的历史文献。对某些人来说，这是一个救世福音，对另外一些人，它则是一个魔鬼学说；它的作者被当成救世主加以欢呼，或者当成人类的害虫加以漫骂。
《共产党宣言》一开头就说：“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贫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一句话，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都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在他们的时代，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相互对立的就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资产阶级起过重要的历史作用，在打倒封建主义方面有过卓越的贡献。他们在“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生产力还要多。但在现代化的工业中，工人“变成了机器的单纯的附属品，要求他做的只是极其简单、极其单调和极易学会的操作。”他们被降低为“物品”，不再从事有意义、使自己能得到满足的劳动，因而不再认识自己。商品生产的目的已不再是满足人的需求，而是攫取尽可能高的利润。所以，成本，也就是工资尽可能压低；逻辑的后果就是“无产阶级的贫困化”。但这样一来又导致了购买力的缺乏，因而出现了“生产过剩危机”。为了结束这场“瘟疫”，必须没收资本家的产业，生产资料必须成为公有财产。然后人剥削人才能结束，工人才能终于生产满足所有人需求的产品。
这场无产阶级革命结束后，将要到来的是没有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人不再受别人的驱使，而是根据“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生活。另外，“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几乎在这个宣言发表的同时，欧洲好几个国家都爆发了革命。但这只是时间上的偶然巧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在这里并没有起什么作用。1848到1849年的革命还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而是资产阶级革命。但在以后的一百年间，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尽管并没有完全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设想的方式。以其创始人命名的“马克思主义”所预言的很多状况并没有出现。但它对历史发展的影响却始终没有间断。
/* 30 */
美洲属于美洲人
在欧洲之外，十九世纪也是一个变革的百年。
合众国的独立宣言发表之后，被称为“拉丁美洲”的这个大陆的中部和南部也出现了独立运动。美国的南面，绝大部分属于西班牙殖民地，只有巴西为葡属。在这些殖民地成长的白色殖民者的后裔，被称为“克里奥耳人”。他们虽然开发了这片土地，但却没有政治权利。他们仍然被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官吏统治着。克里奥耳人想改变这种状况，必要时使用武力。开始时是分散的集团同西班牙军队作战。但他们之中的明智的领袖人物很快就明白，这样战斗是不能取胜的。他们把各个集团联合起来，组成了一支强大的军队。在北方的何塞·圣马丁和南方的西蒙·玻利瓦尔的领导下，解放军在美国的援助下战胜了西班牙人。
1810至1825年，拉丁美洲各国均从殖民统治下解放了出来。玻利瓦尔试图像美国那样，建立一个统一的共和国。但大多数国家愿意保持独立，走自己的道路。于是出现了阿根廷、玻利维亚 — 来自玻利瓦尔的名字 — 、智利、秘鲁和其他一些我们至今还熟悉的国名。只有在反对欧洲殖民主义这一点上，他们是一致的；当然也得到了美国的支持。美国总统门罗于1823年警告欧洲人，不要干预美洲国家事务，任何干涉都将被看作是“对合众国的不友好姿态”。明确地说，这个“门罗主义”实际就意味着，从现在开始“美洲是属于美洲人”的。这个180年前的信条，至今仍是美国政策的重要指导原则。
然而，独立并没有给大多数人带来所期望的自由。那里的印第安人、黑人和各个种族的混血儿，摆脱了西班牙和葡萄牙人，却又陷入克里奥耳人的统治之下。只是大地主、大商人、官吏和宗教贵族才有选举权。新的法律导致了富人越来越富有，穷人的负担越来越沉重 — 一直到他们忍无可忍而对统治者进行反抗。这些起义和革命或者通过军事镇压，或者通过宣布改革而最终结束。即使进行了改革，那也只是短暂的现象。不久就又恢复了原来的状态。拉丁美洲国家的局势，从一开始就是不稳定的，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 — 这或许也是它们虽然自然宝藏丰富却一直贫穷的一个原因。在这些国家中，获得利益者是占少数的白人，当然还有美国。“白色”的美国人支持这个大陆中部和南部的“白色”统治政权。拉丁美洲成了美国的附庸，一直到今日。
这个时期，“美洲的第二次发现”已经基本结束：白人殖民者逐步开发了“荒蛮的西部”，一直延伸到太平洋沿岸。他们夺取了土著人的土地和他们的生存条件。很多印第安人被杀死，或者被驱往丛林禁地。后来发生的多次战争，把整个印第安种族消灭殆尽。直到1924年，一些劫后余生的土著人才正式获得了公民权利。
白人在“荒蛮的西部”定居，同时带来了一个新问题，在新的联邦州内是否允许实行奴隶制度。对于富裕而有影响的南方人来说，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在北方，人们却是另外的观点。那里的很多人都反对奴隶制。哈里特·比彻·斯托1852年发表的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在其中起了作用。这本生动描写奴隶生活的作品成了畅销书，至少引起很多北方人的思考，有不少人成了奴隶制度的反对者。
1854年，北方出现了一个新的政党：“共和党”。其纲领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废除奴隶制度。当它的候选人亚伯拉罕·林肯1860年当选总统后，南方各州立即退出了和北方的联盟，并成立了“美利坚诸州联盟”。林肯拒绝对它的承认。双方争执十分激烈，最终于1861年4月12日爆发了“南北战争”，美国最大的内战。开始时南方各州的自愿兵取得了相当的胜利。但四年战争之后，经过众多的失败，他们不得不向人员、经济和技术占优势的北方举手投降。
战争结束后，林肯总统发表了一个重要的演说：“我们作战不仅为了结束奴隶制，我们作战也不仅为了维护联盟，我们实际做了更多的事情。我们作战，是为了属于人民的政府，通过人民执政的政府和为人民效力的政府，不在地球上消失。”林肯本人却不得不为了这个胜利付出生命的代价。南军投降五天后，于1865年4月14日，他被一个狂热的南方人刺杀。在这场惨烈的战争中，大约有60万人丢掉了性命。南方的大片地区变成了荒芜，其影响一直保留到了今天。南方一直比北方贫穷。
内战后，奴隶制被废除。但这并不是说，黑人在美国已经和白人公民处于平等地位。在后来的时间里，不论法律上或社会上均没有做到这一点。但重新统一的美国，很快就成为最富有最强大的世界大国。
/* 31 */
用德意志的品质让世界健康
如果一个国家的政策，旨在控制其他国家，我们就称其为帝国主义政策。有国家形式那一天开始，就有这种现象。我们可以想一想罗马或者中世纪一些帝国。欧洲、美国和日本工业化以后，从十九世纪下半叶开始，就展开了激烈的旨在控制其他国家的竞争，所以我们说这是一个“帝国主义时代”。英国的殖民主义政治家塞西尔·罗兹于1877年写道：“我断言，我们是世界上的第一流种族，因而对人类来说，最好是世界的大部分由我们来居住。”这种思想在其他国家也有，包括德国。
普鲁士宰相奥托·冯·俾斯麦（1815-1898），经过三次胜利的战争，终于成功地建立了以普鲁士为主但不包括奥匈在内的德意志帝国。这个位于欧洲心脏的大国构成对其邻国的威胁，是不言而喻的，所以受到多方的不信任。在俾斯麦担任帝国宰相还能控制着局势的时候，他对邻国采取了怀柔政策，他声明，德国对自己的版图感到满意，已经“很知足”了。他的这个明智的结盟政策，既保障了帝国的地位，也维护了欧洲的和平。
然而，到了1888年，29岁的威廉二世登基，情况发生了变化，他开始了一条“新的路线”。这个满怀抱负、生性活泼而虚荣的年轻君主的行动准则，就是这样一句话：“用德意志的品质让世界健康。”由于俾斯麦不同意他称霸世界的幻想，于是 他解除了这位老宰相的职务。然后，他就开始“全速前进”（德皇的口头禅）。后来的帝国宰相冯·比洛，1897年在帝国国会发表殖民政策演说时，是这样结尾的：“德国人把陆地让给一个邻居，把海洋让给另一个邻居，而把天空留给自己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 我们不想把别人推进阴影，但我们要求在太阳底下有我们的位置。”为了攫取这个位置，首先就需要一支舰队。只有这样，才能保障海外的原料和销售市场。于是，皇帝下令，尽快建立一支强大的舰队。
英国作为最强大的海上国家，在历史上第一次受到了挑战，于是开始建造更加巨大的战舰。同样，其他欧洲国家也不能对德国的“磨刀霍霍”视而不见。当德国政府不再延长俾斯麦签定的同盟条约时，英、法、俄各国反而签定协议，避免相互间发生战争。德国孤立了，感到被敌人所包围。皇帝和他的政府认为有必要进一步扩军，以便在必要时用武力捍卫自己的利益。这种普遍的扩军行动和过激发展的民族主义，使欧洲变成了一只火药桶，稍有一丝星火就会引起爆炸 — 所有参与者似乎正在等待这个星火的爆发。几乎没有人再做任何努力去维护和平。
/* 32 */
二十世纪的“灾难之母”
1914年7月28日，奥地利皇太子弗朗茨·斐迪南和他的妻子在波斯尼亚首都萨拉热窝被刺。凶手是一个塞尔维亚的民族主义者，他和很多同胞一样梦想建立一个强大的塞尔维亚国家，因此把奥地利王储看成是这条道路上的障碍。他的刺杀行动，本不应成为发动一场大战的理由，如果是在其他时代也不会引发战争。然而，它却成了引发大爆炸的那颗火星。后来人们才说，谁也不想有这场战争，“一些人物和国家”是被“拖进、误入和陷进”去的。所有这些托词只是想表明，那些“大人物”失去了自控的能力 — 而且为此还有很好的理由。也有人认为，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某些“大人物”甚至表示，他们清楚地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例如，德国历史学家弗里茨·菲舍尔在他的《称霸世界的利爪》一书中写道，萨拉热窝的刺杀行动，为德国领导者“长期准备的战争提供一个极好的机会”。
不论情况如何，德国本是最能够制止这场战争的国家，因为奥匈帝国单独是无法进攻同俄国结盟的塞尔维亚的。但威廉二世却向维也纳的奥皇表示了坚决的支持，并以这张“空头支票”鼓动他向塞尔维亚开战。结盟机制随即启动，到了8月4日，双方正式宣战。德国和奥地利为一方，塞尔维亚、俄国、法国和英国为另一方，形成了一条鲜明的战线。
战争的开始几乎受到欧洲的普遍欢呼。很多人甚至感到一阵轻松，几个月来的紧张局势终于有了结果。特别是在德国，人们普遍估计这是一场短暂的战争；士兵们坚信，他们将作为民族英雄回家来过圣诞节。某些警告的声音被忽略或者不被认真对待。它们主要来自诗人和艺术家，但也有一些政客指出了这场战争可能出现的后果，但却无济于事。例如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就曾于8月4日指出：“就在这一时刻，整个欧洲的光亮熄灭了；在我们的一生中，我们将永远不会再看见它。”人们把这看成是悲观的夸大其词，而不予理会。
在较短的时间里，战局的发展似乎真的证明那些警告都是错误的。德国部队在东西战线上都战胜了敌人，战争很快就会结束的预言，看来有可能应验。然而，英法部队却在巴黎市郊阻止了德国的进攻。9月6至9日的马恩河战役之后，运动战变成了阵地战。德国的速战速决的作战计划已无法实现，战争对德国和它的伙伴奥匈帝国，已经注定了失败的命运。尽管如此，在两条战线上仍然进行着激烈的战斗。士兵们都挖掘了战壕，向敌人射击，和被敌人射击，但双方都无法取得进展。攻占几百米的阵地，要牺牲很多人的生命才有可能。就这样，战争持续了四年之久，参战的士兵，只不过充当了战争的“炮灰”。
这场新式战争 — 首次使用了机关枪、装甲车、飞机、潜水艇和毒气 — 的高潮是凡尔登战役：1916年初，德国的最高统帅部要让法国“把血流尽”，企图扭转败局。在一场持续几个月的空前的“物资大战”中，大约70万法国人和德国人丧失了性命。一个士兵临死前写道：“在我们阵地对面，世界似乎已经走向末日。离开战壕！没有一平方米的面积没有被炸烂。机关枪嘟嘟的响着，炮火轰鸣着。地狱般的喧嚣。那里倒下了一个，紧跟着又是一个。少尉U，我们的连长，站了起来 — 突然 — 他手中的地图变成了碎片，他用手捂住胸口，向前倒了下去。几分钟后他就死了。中午十二点，敌人开始反击。在炮火中他们又退了回去。”战争的毫无意义，在“凡尔登地狱”中表现得淋漓至尽。
真正的世界大战，即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德国最高统帅部于1917年初发出“无限潜艇战”的命令中开始的。“无限”的意思就是，连中立的船只，包括美国船只，也可以击沉。于是，美国于1917年4月6日向德国宣战。但以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将军为首的德国军方，却一直还不肯相信，他们已经无法赢得这场战争。他们还梦想着出现一个屠龙英雄“齐格弗里德”，断然拒绝了德国国会和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的和平倡议。1918年，他们还以强硬的态度迫使在革命者列宁领导下的新俄罗斯签定了“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但在半年以后，连最高统帅部都不得不承认，战争已经失败。鲁登道夫于1918年10月1日向高级军官承认：“最高统帅部和德国军队已经完了。战争已经无法取胜，彻底的失败即将来临。”但最高统帅部却不肯承担彻底失败的责任。因此他向皇帝建议，“现在也应该让那些使我们走到这一步的人们进入政府：让他们去签署现在必须签署的和约。让他们去喝强加给我们的烂菜汤。”这是对事实的无耻的歪曲，目的只是想不让军队接受投降的屈辱。失败的责任据说应该由政党，特别是德国工人政党，社会民主党来承担。将军们的战略取得了胜利 — 损伤了第一共和国，这我们以后还要论述。
但战争尚未结束。尽管鲁登道夫承认了失败，并于10月26日辞职，但海军司令部仍然在两天后向舰队发出命令，向英国舰队发起最后一次攻击。但水兵们不再想当炮灰，而是奋起进行起义，并很快就延伸到了工人和士兵之中，最后形成了“十一月革命”。1918年11月9日，社会民主党人菲利普·谢德曼宣告“德意志共和国”成立；威廉皇帝逃往荷兰，各地的诸侯纷纷退位。11月11日，由社会民主党领导的新政府代表德国签署了停战协定，最终停止了战事。紧接着在巴黎召开的和会，却不许德国参加。胜利者成了法庭，制定了“凡尔赛条约”，其中的很多条款都过于苛刻，不仅是德国人民感到不公。特别是第231条，把战争的责任全部推给德国及其盟国，并让它们对损失和伤害承担责任，这在德国引起了愤怒。谢德曼拒绝签署这份和约，并宣告辞职。当战胜国以继续战争进行威胁时，新的德国政府还是签了字。
在德国，人们对民主政客的愤怒与日俱增，在很多人们的眼里，他们应该对“耻辱和约”和“凡尔赛之耻”负责。右翼政党和团体要求“修正凡尔赛”；今天我们可以说，标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和约中，已经隐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萌芽。第一次世界大战使1000万人失去了生命。另有3000万人受了伤，决定了他们一生的命运。战争彻底改变了世界。三个大君主国俄罗斯、德意志帝国和奥匈帝国土崩瓦解；多民族的奥地利分崩离析，新的国家如捷克和南斯拉夫等国出现。同样，奥斯曼帝国也彻底崩溃。土耳其成了一个独立的国家。中东地区的其他国家置于英国和法国的管理之下。英国和法国虽然是战胜国，但也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在政治和经济上都虚弱了许多。总的说来，欧洲在世界上失去了其领导作用；取而代之的是美国，它第一次以世界大国的身份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它才是战争的真正赢家。美国的参战和俄罗斯的十月革命，使1917年成为“划时代年”。尽管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还很虚弱，但随着第一个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世界开始在世界观和意识形态上分裂成两个敌对的阵营。
/* 33 */
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十九世纪末期，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作品在沙皇俄国的影响越来越大，首先不是在本来是针对他们的工人当中，而是在知识分子当中。这些知识分子中，有一个叫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人称列宁的人（1870-1924）。他在大学时期就开始研究马克思的学说，但发现，这对落后的俄国是不适用的。因而，他必须修正马克思主义，使其适合俄罗斯的国情：根据列宁的观点，社会主义革命不仅能够在具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的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爆发；它也可以在一个不很发达国家开始，然后再影响其他国家，最终在全世界得以传播。但为此必须建立一个由职业革命家严格组织的“干部党”，来领导无产阶级，并在人民中培养正确的觉悟。只有这个党可以决定发动革命的时机。同样在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中，也必须保持党的领导，在敌对的反革命力量面前保护人民。
这个“列宁主义”在俄国的社会民主工党 — 当时只能在地下或国外活动 — 中间也不是没有争论的。在后来的争论中，党分裂成为激进的“布尔什维克”和温和的“孟什维克”。布尔什维克在列宁的领导下成了1917年十月革命的决定性的力量。
这一年的2月，厌恶战争的工人和士兵，在彼得堡发动了起义，迫使沙皇退位，宣告了共和国的成立。但新成立的临时政府，却只想要政治革命而不要社会革命；工人和农民的处境没有发生变化。而且政府还继续对德的战争，致使对人民的物资供应进一步恶化。在这种情况下，列宁从瑞士的流亡地返回俄国，并在他的“四月宣言”中要求立即停止战争，推翻临时政府，一切权利归工人和士兵委员会 — 即“苏维埃”—，没收地主的土地，把它分给农民。
政府禁止了列宁的党，并派军队镇压游行的工人、农民和士兵，勉强地维持统治。但供应情况越恶化，列宁的口号“和平、土地和面包”的吸引力就越大。到了10月，正确的时机成熟了。“政府已经动摇，无论如何也要给它以最后的冲击。”党的中央委员会于1917年10月25日 — 按照西历是11月7日 — 决定接管政权。在24至25日的夜里，布尔什维克占领了首都的一切重要设施。“赤卫队”攻击“冬宫”，逮捕了正在那里开会的临时政府。就在这个夜里，召开了“第二届苏维埃大会”，列宁在会上宣布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孟什维克为了表示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做法和目标当场退出会场。剩余的人建立了以列宁为首的“人民委员会”，作为革命政府。就这样，布尔什维克几乎没有流血就夺取了政权。政府立即颁布“法令”，宣布要实现要求土地和面包的愿望。在其他一些命令里，工业和银行被国有化，也包括教会的财产。一切私人贸易被禁止，物资的分配由政府组织。原来的司法机构被人民法院所取代，法官由选举产生。妇女获得了和男子同等的权利。结婚得以简化，非婚生子女享有和婚生子女同样的权利。中学和大学对劳动人民开放，教育、科学和艺术将为培养“新人”做出贡献。
这个彻底改造社会的纲领，是一次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实验。欧洲各地的知识分子都对此感到神往。但大多数人却抱有怀疑直至拒绝的态度。这种状况在新成立的苏维埃共和国也有表现，在选举立法机构国民大会时，布尔什维克仅得到了24%的选票。由于列宁担心革命政府会被选出的人民代表所取代，于是于1918年1月18日用武力解散了国民大会。按照他的说法，他的此举“代表了人民的大多数”— 不管他们愿意不愿意。
列宁断言比人民自己更了解人民的利益，所以任何政策都可以得到辩解。布尔什维克作为少数派夺取了政权，并试图用一切手段把它维护住。由于人民的大多数不愿意这样，所以爆发了内战。沙皇的旧部、资产阶级自由派和温和的社会主义者，在外国的帮助下反对共产党 — 布尔什维克于1918年初更名为共产党 — 的统治，斗争达三年之久。革命的反对者，即“白军”开始时还取得了相当的优势；1919年10月，他们的军队已经接近彼得堡。但列宁的最聪明的战友列夫·托洛茨基，却成功地在极短的时间内组建了一支具有很大战斗力的“红军”。由于“白军”的各个派别不论政治上还是军事上都无法统一行动，所以“红军”得以把他们消灭。1920年秋，“白军”彻底失败。
参与这场内战的双方都全力以赴，进行了最激烈和最残酷的战斗，大约有1100万人在战争中阵亡。全国经济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农业和工业产品极度匮乏，无数人死于饥荒。在这种情况下，列宁不得不修改原来的路线。他脱离了正统的学说，在1921年的党代会上宣告了“新经济政策”。农民被允许把一部分产品拿到自由市场上出售，中小企业重新私有化，获得了生产和经商许可。这样形成的一种混合经济体制，导致了繁荣的出现，逐渐改善了这时国号已更名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居民的生活状况。尽管如此，列宁还是不想改变他原定的目标。“当然，我们后退了几步，但这只是为了赢得更好向前跃进的一个起跑点。”
但这个“大跃进”，列宁没有能够看到。1924年1月21日，列宁逝世。他死后党内展开了一场争夺接班人的激烈斗争，最后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朱加施维里，人称斯大林（1879-1953）取得了胜利。在后来的几年里，他成功地把可能的竞争者排挤了出去。他最强大的对手列夫·托洛茨基，首先被他开除出党，然后驱逐出境，最后于1940年在墨西哥流亡地被暗杀。从1929年开始，斯大林作为绝对独裁者统治着党和国家。他指出：“我们比世界上先进国家落后五十或一百年。我们必须在十年中赶上去。或者我们能够做到，或者我们被别人粉碎。”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斯大林安排了一次“自上而下的革命”。农民的庄园被剥夺，建立了农业大企业“集体农庄”。谁要是反对集体化，谁就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关进劳动营，或者被枪毙。在这场残酷的强制集体化运动中，大约有二到三百万人死于非命。由于集体农庄开始时无法生产足够的粮食，又有约1000万人不得不死于饥饿。
在这个时期，以重工业为优先的工业化，在苏联有了很大的发展。从乌克兰到西伯利亚，无数工业城市拔地而起。其基础就是“五年计划”，在这个计划中，由国家具体规定生产的物品、时间、地点、厂家、质量和价格。工人在这个社会主义共和国同样受到压迫和剥削，同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什么两样。为了计划经济取得成功，他们不得不在恶劣的劳动条件和低下的生活水平下工作：1928至1940年间，国内工业生产有了数倍的增长；苏联在这方面仅落后于美国。尽管如此，对斯大林及其政策的批评却与日俱增。为了防止反对派形成，他进行了“大清洗”。党、国家、军队内的一切真正的或强加的对手都成了这次运动的牺牲品，其中包括全部列宁的战友。很多老革命被斯大林的秘密警察谋杀，另一些受到酷刑，最后在大规模的审判表演中承认自己的错误。他们或者被判以极刑，或者被放逐到西伯利亚强制劳动。俄国诗人亚历山大·索尔任尼钦在他的《Archipel Gulag》一书中深刻地描绘了这种集中营的生与死。大约有1200万人死在集中营里。向人们许诺自由的共产党人，在二十年时间里，把苏联变成了一个“极权”国家，只要处于领导地位的党认为有必要，就可以剥夺其公民的任何自由。
在人类历史上，有很多皇帝、国王、政客和独裁者，都是踏着人的尸体实现自己目标的。但一个要使劳动人民从几百年来的奴役下解放出来的党和领袖，变成了屠杀自己人民的刽子手，却是一切过去的历史所不及。对这样一个政治制度还能够期待什么呢？
/* 34 */
摆脱殖民桎梏的两条道路
同样，地球上两个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和印度，在走向二十世纪的更迭时刻也经历了动荡不安的时期。
自从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的影响日益强大，一个民族反对派开始出现，把国家的经济困难和日益增长的对欧洲依附的责任推到了皇室的身上。多次起义失败，但国内的不满情绪终于在1911年凝聚成了一场革命。皇帝不得不退位，世界上最古老的君主帝国宣告结束，中国成了共和国。几乎和所有这样的情况一样，各种不同的派别都想按照自己的意愿改造这个国家。较温和的“国民党”主张进行逐步改革，改善人民的生活。《新青年》派则认为这不够迅速和不够广泛。他们在马克思主义中看到了希望，特别是在俄国革命以后。1921年夏，他们成立了中国“共产党”，领袖是毛泽东（1893-1976）。他虽然也遵循马克思和列宁的学说，但却走中国自己的道路。他认为，中国革命的载体不是数量较少的工人，而是农村的广大贫苦农民。
两个政治阵营都组建了自己的军队，相互进行了多年的战争。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军队，开始时明显处于优势；毛泽东的“红军”一直处于逃逸的处境，最后导致了1934至1935年传奇式的“长征”，经历了11000公里的旅程，几乎横穿整个中国。途中，很多人掉了队，也有不少人参加了毛泽东的队伍。经过艰苦卓绝的长征，队伍由原来的十万人减少到一万人，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延安。在那里，毛泽东在党内进一步加强了自己的地位，开始了他改造社会的事业。
日本于1937年发动侵华战争以后，相互敌对的中国军队进行了和解，共同抗击外来的侵略者。以联合起来的力量，在不容日本称霸的美国的支持下，终于战胜了敌人。毛泽东和共产党的力量在战争中得到了加强。在不久就爆发的内战中，共产党得到了千百万农民的支持，战胜了国民党。到1948年秋，共产党控制了这个巨大的国家；1949年10月1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