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雄得了支持，便与李离一起来到流民们面前，号召道：“我们已经谋反多时，杀了许多蜀地的官兵乃至百姓，如今一旦束手就擒，就只能任凭宰割了，眼下之计只有同心协力打败荆州的援兵才能共享富贵！”众人听了深受鼓舞，纷纷跟随李雄、李离突袭荆州援军，原来那荆州援军也不过纸老虎一般，一战就被击退。这一胜利也让险些走错路的李流惭愧不已，他称赞李雄：“兴吾家者，必此人也！”从此十分器重李雄的才干，将军事方面的事务一概交给他处理。
李流在当年就生了重病，临终前将身后大事托付给李雄。李流去世，众人共推李雄为主。李雄以郫城为都，自称大将军、大都督、益州牧，率领军队继续与罗尚的军队作战。他先是击退前来袭击郫城的罗尚，继而又攻下犍为，截断成都的粮道。孤立无食的罗尚不堪李雄的连续进攻，只好在夜里从水路逃出城去，李雄终于得偿所愿，攻入成都。到了第二年，也就是刘渊起事的永兴元年，李雄自称成都王，改元建兴，废除晋朝法律，重新约法七章。
晋朝内部正因为“八王之乱”而根本无暇四顾，蜀中得到了暂时的安定。两年之后，也就是晋惠帝光熙元年（公元306年），李雄又即皇帝位，改元晏平，国号大成，他便成为十六国中第一个自称皇帝的人。
（事实上，三国时期的分裂对于以后300多年的历史特别是十六国的分裂局面是有相当大的影响的。由于三国的存在，从秦汉时期开始建立起来的所谓皇族正统思想受到了严重的冲击，人们开始对其提出质疑。原本统一全国的晋朝是有条件重新建立起一套正统的体系，但又因为皇族自身的原因，这个新王朝却没有重新确立正统。尽管后世大多数历史学者都承认晋朝的正统地位，但这种威信是值得怀疑的。关于魏、蜀孰为正统的观念争执了一千多年，最终也没有一个让人信服的观点。而在当时，很多人也以能成就类似刘备的功业为奋斗目标，占据蜀地的地位并不低。三国末期钟会就曾说过：“退保蜀汉，不失作刘备也。”这也就是为什么李雄仅据益州即敢称帝的一个重要原因。请注意，以前称帝时是十分注重正统地位的，至少也要有玉玺这样的凭证，这可以参见《三国演义》中的很多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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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羯人石勒(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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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益州称帝的李雄尽管与三国时期的蜀汉同样定都在成都，但它的建立过程似乎更像是三国时期的东吴，在李特、李流兄弟创立的业绩之上，李雄终于最后巩固了政权，并且废除了晋朝遗留下来的若干不合理制度。当时，李雄不仅有李氏一族的支持，还招揽了不少人才。成国建立初期的局面相当不错，与此产生鲜明对比的便是这个时候还在“窝里斗”的晋朝皇室。
在李雄称帝的那一年，也就是晋惠帝光熙元年（公元306年），东海王司马越在一番明争暗斗之后，终于除掉了皇族之中最后两个强劲的竞争对手成都王和河间王。为了便于掌控手中的权力，司马越又用毒饼毒死了那个连傀儡还不如的白痴皇帝司马衷，另立其弟司马炽为帝，这就是晋怀帝。
晋怀帝永嘉元年（公元307年），刚刚掌握了大权的司马越意识到并州一带形势的严峻，任命刘琨为并州刺史。关于刘琨，他和祖逖“闻鸡起舞”的故事应该算得上是尽人皆知。刘渊获知这一消息，以前将军刘景为使持节、征讨大都督、大将军，在版桥一带拦击刘琨。刘渊起事以来终于首逢对手，刘琨果然名不虚传，在版桥一仗击败了刘景，进驻并州州治晋阳（今山西太原），安抚军民。刘渊也清醒了一下头脑，放慢了步伐，考虑下一步的进攻方向。
此时邺城也发生了战争，在河北一带的成都王司马颖原先的部下汲桑，以为成都王报仇的名义，自称大将军，进攻司马腾驻守的邺城。汲桑本不足惧，但他的先锋大将，却是日后称霸北方，在十六国时期赫赫有名的人物——羯人石勒。
羯人乃是匈奴别部羌渠的后裔。相比于匈奴本部，羯人的地位要低得多，羯人的基本社会单位还是长期以部落的形式存在的。石勒原来的名字叫背，他的祖父耶奕于、父亲周曷朱，都是部落里的小帅，周曷朱性情粗暴，不得部下之心，后来他常常让石勒代为小帅之职，竟然得到众人的爱戴和信任。
当地的大户郭敬、宁驱认为此人非同寻常，经常给予资助，石勒感激之下，便为他们耕种。干活辛苦之时，耳畔总能听到金戈铁马之声，石勒心中疑惑，便回家告诉母亲，母亲只笑笑，回答他说：“这不过是劳作时的耳鸣，不是什么不祥的事。”
晋惠帝末年，并州饥荒大乱。石勒和族人出外逃生，走散之后穷极无奈，又重新回来投靠宁驱。北泽都尉刘监觉得石勒很会干活，可以卖个好价钱，想把石勒绑出去卖掉，石勒在宁驱的藏匿下方才脱险。于是他只好出外求食，路上遇到了另一位恩人郭敬。石勒向他哭诉自己饥寒没有出路的悲惨处境，说得郭敬也为之落泪，将身边所带的衣服和食物分给了他一些。
石勒对郭敬说：“现在闹饥荒，就这样穷下去可不行。胡人们都饥饿至极，可以把他们诱到冀州一带求食，到那里，把他们卖掉，你得身价钱，诸胡得活命，双方都有益处。”
郭敬十分赞同他出的主意。正好这时的并州刺史司马腾也大规模地实行同样的计谋。他派兵大捉诸胡，两胡一枷，押到冀州去出卖。石勒这时二十多岁，结果也被捉去。押送他们的首领郭阳正是郭敬的族兄，一路上石勒得到额外的照顾，倒没受什么大委屈，最后他被卖到茌平人师欢家为耕奴。
石勒在师欢手下干活十分努力，闲暇时和其他耕奴聊天，就跟他们说：“我干活时耳边总会有鼓角之声，不知你们有没有听见呢？”
别的耕奴竟也有人听到类似的声音，说：“自从你来了以后，我们也常能听到这样的声音。”
石勒笑道：“我自幼在家时就能听到了。”
耕奴们诧异不已，回家后就告诉了师欢。师欢见石勒容貌不俗，壮健雄武，又善骑射，深感他与众不同，就把他给放了。
石勒重新浪迹四方，为人作佣工。一次他被乱军捉住，恰好一群鹿从旁边跑过，军士争相追捕群鹿，石勒才得以逃走。（羯人的地位之低，令人难以想象，只因为他的种族，便被捉来放去，羯人与猪狗，真是无甚区别。这个故事在史书上另有一段记载：石勒逃脱此劫后，在路上遇到一个老头，对他说：“刚才那群鹿是我变的，你当为中原之主，所以我来救你。”这显然是日后石勒或者他身边的史官借题发挥，编造出来的，以说明石勒就是真命天子。不过帝王将相能有这么多可以发挥的传奇故事，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他们的成长过程绝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只有经历无数艰难险阻，甚至九死一生，方能成就大事。）
走投无路之下，石勒邀集了王阳、夔安、支雄、冀保、吴豫、刘膺、桃豹、逯明等八骑为劫盗，后来又得到郭敖、刘征、刘宝、张曀仆、呼延莫、郭黑略、张越、孔豚、赵鹿、支屈六等十骑，这些人在当时都是武艺超群的马上高手，号称十八骑。他们闯入皇家马场，骑上宝马四处抢劫，抢来的财宝就拿去贿赂汲桑。所以汲桑起兵之时，石勒便率众投奔了汲桑。汲桑十分欣赏石勒的“骑兵抢劫队”，就命他以石为姓，以勒为名，“石勒”的称谓便从这时开始。
汲桑封石勒为扫虏将军、忠明亭侯，以前锋都督率军进攻邺城。石勒打仗之勇猛，在十六国时期可是一顶一的，再加上骑兵强大的冲击力，他一战就大败晋新蔡王司马腾的将领冯嵩，长驱直入城中，其部下李丰将惶恐出逃的司马腾杀死于城外。汲桑的军队在城内杀死士族、民众万余人，又一把火烧了邺城宫室，大火竟然十日不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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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羯人石勒(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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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怜邺城这座东汉末年曹操曾一度建都的名城，就这样被焚掠一空。（十六国时代诸如屠城这样的事迹真是数不胜数，且可以达到令人瞠目的地步。通过一部十六国史，我们可以发现，屠城的情况往往发生在不同种族之间，它源于原始部落之间的屠杀行为。屠城反映人类最为野蛮的一面，而这也成为不同种族在冲突中发展成熟的必经之路。只要还有种族冲突的存在，类似屠城的野蛮行径就仍有可能发生，即使在当今世界，如何消除种族之间的仇恨，文化之间的冲突，也是困扰许多国家的一大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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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石勒归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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汲桑、石勒在邺城的胜利令当时刚刚在朝中掌握了大权的东海王司马越感到非常震惊，他立即派出大将苟晞和王赞兴兵讨伐。
石勒率领的骑兵与苟晞的军队相持于平原、阳平一带，连续交锋数十次，打了几个月，双方互有胜负。司马越生怕苟晞的军队有个闪失，亲自带兵屯于官渡，声援苟晞。
苟晞在西晋末年也算排得上号的名将，他执法严酷，军纪整肃，在平乱的战事中屡有斩获，威望很高。但他与石勒交手也是难以取胜，经过一番拉锯战，他找到了对手的软肋，转而直接进攻汲桑的军队，汲桑的统率水平显然与石勒不在一个档次。东武阳一战，晋军大破汲桑军，并一路追击，汲桑成溃败之势。
汲桑与石勒收拾残兵败将，两人商量了一下，觉得当前汉王刘渊声势正盛，意欲投奔。在经过赤桥一带时遭到冀州刺史丁绍袭击，又被打得大败，汲桑与石勒在乱军中失散，汲桑在逃到平原时被晋军所杀。
石勒的残兵逃至上党，当时据于此地的张背督、冯莫突也是胡人，石勒便投靠了这支胡人的部队，他很快看出这支部队难成大器，就对张背督等人说：“现在天下的形势是刘单于（指刘渊）举兵反晋，而我们的力量却一直没有追随他们，难道我们有实力独立作战么？”
张背督等人想了想，说：“恐怕没这个实力吧。”
石勒乘机应道：“既然如此，何不早寻出路。如今我们的部落已经有人收受单于的赏赐，准备叛逃投奔单于了！”
张背督等人深以为然，承认刘渊乃是可以与晋军抗衡的最强的势力，于是跟随石勒一起投往汉营。汉王刘渊大喜，封张背督为亲汉王，冯莫突为都督部大，任命石勒为辅汉将军、平晋王，统率这支部队。
（从一些细节上也可以看出刘渊对石勒相当器重，将“平晋”二字作为他的封号，我们大致能够猜想到两位英雄人物见面时的相惜之情，比之晋朝皇室的什么“兄弟之情”，便可知是谁得天下，谁失天下了。）
令刘渊头疼的乌桓部（就是曹操平定北方时的那个乌桓，或者叫乌丸部的后裔）张伏利度有两千兵马屯于乐平，刘渊认为乌桓与匈奴同为入塞的游牧民族，很想将其招至部下，但乌桓部并不领情。石勒向刘渊献计，他假装在刘渊处获罪，前往投奔伏利度。伏利度很高兴，与石勒结为兄弟，石勒出兵时每每所向无前，深得伏利度部下之心。石勒在认识到众心已经归附他之时，突然在军中聚会时挟持伏利度，并对其部下说：“如今若起大事，我和伏利度谁可为主。”众人皆高呼石勒之名，石勒当即放了伏利度，率众归顺汉国。刘渊又得乌桓部的精兵，加封石勒督管山东征讨诸军事，并把伏利度部也交给石勒指挥。
刘渊得到石勒相助，同时部队又得到了休整。晋怀帝永嘉二年（公元308年），刘渊以四子抚军将军刘聪等十将为南路军，以辅汉将军石勒为东路军，分别向太行和冀州一带进军。东路军在进军途中遇到了晋军的抵抗，而南路军则比较顺利，刘聪接连攻下河东、平阳两郡。刘渊迁都蒲子（今山西隰县），以壮声威，而这一招还真有效果，附近鲜卑、氐的一些部落纷纷来降。晋军处于退守之中。八月，东路军的石勒终于攻下邺城。晋军分王堪、曹武两路抵挡刘渊的两路大军。两军相持于洛阳附近。（晋朝都城的人们可谓是坐卧不安了。）
汉军一路势如破竹，连取魏郡、汲郡、顿丘等地，各地望风而降，少有抵抗的力量。刘渊认为汉军手握并、冀两州的大部，兵临洛阳，已对晋军形成了绝对优势，灭晋当在弹指之间，此时竟迫不及待地在蒲子称帝，改元永凤，大赦境内，封长子刘和为大将军，四子刘聪为车骑大将军，族子刘曜为龙骧大将军，其他宗室尽皆封王。异姓按勋谋区别，也封为郡县公侯。
（刘渊与石勒相比，对长远的考虑上似乎稍有不及，细节之处可见差别，石勒早年的穷苦经历也铸就了他的隐忍负重、不在乎一时得失的性格，并且对于时势的判断也常常准确得让人惊讶，而刘渊就显得过于贪恋权势了。不过刘渊的年龄应该是远大于石勒的，所以也不可同一而论。）
这样，汉、晋两国已成为真正意义上对等的两国，它们在洛阳附近的决战，将成为决定双方今后命运的一场生与死的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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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汉晋洛阳大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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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怀帝永嘉三年（公元309年），刘渊采纳大臣们的建议，迁都平阳（今山西临汾附近），大赦境内，改元河瑞。汉军当时的攻势渐渐形成灭晋之势。
晋朝内部传出的消息令人失望，由于东海王司马越独揽大权，他所立的晋怀帝已经与他产生了尖锐的矛盾。怀帝多次秘密会见其亲信大臣缪播等人，有除掉司马越之意。司马越觉察到缪播等人的行径，在宫中发动突然的军事行动，将正与晋怀帝讨论密事的缪播等人一并诛杀，同时斥逐保卫皇宫的武将，司马越与诸官之间形成对立。（司马越兵权在握，而所谓的皇帝的亲信大臣们又尚未得到可以信赖的寸兵一卒，一旦有变故，没有实权的皇帝只能在一边偷偷流眼泪。权臣之难以对付，众多的例子可以做上一个最好的注脚。但所谓对内可以靠自己的权术，对外则得靠真正的军事实力和军事才能，而实力与才能显然不可能靠动点小聪明就改变，这就是司马越与曹孟德、司马懿之辈的最大的差距。）
晋左积弩将军朱诞痛恨司马越的倒行逆施，失望之下叛降刘渊，并向刘渊陈述了洛阳防守的弱点，劝刘渊出兵攻打晋都洛阳。刘渊本有此意，当即以朱诞为前锋都督，为汉军开路，以平晋大将军刘景为大都督，向洛阳方向进发。汉军很快攻克黎阳、延津等地，并击败晋车骑将军王堪，刘景在延津附近将晋朝的三万百姓沉入黄河。
刘渊闻听这个消息，勃然大怒，说：“刘景有何颜面回来见朕？更何况天理岂能容他！我要除掉的，司马氏罢了，百姓何罪？”立刻将刘景降为平虏将军。
（此时的刘渊再次显示出他重视汉政权对晋朝百姓的影响，可见其欲匡扶天下之心。比起他的那些接班人，以及十六国中不少只知穷兵黩武，屠戮生灵的统治者，这点已经很不容易了。）
在东线战场，即冀州一带，石勒先后攻陷了冀州郡县壁垒百余个，兵力增至十余万人。
石勒的军事胜利不仅影响了周围的诸胡部落，也影响了不少报国无门的晋朝汉人士族。赵郡人张宾，就是个相当有才华的低级士人，他自叹世风日下，难逢明主，总是对他的兄弟们说：“我自以为才智谋略不比张子房差，可惜我却遇不到我的汉高祖啊。”
石勒大军席卷河北大地，张宾兴奋地对亲人们说：“我见过的当今为将者多了，唯独这位石勒将军可与之共成大事。”他立即提剑来到石勒军中，大叫着要见石勒。起初石勒并未觉得此人有何特殊之处，但经过接触以后，终于意识到张宾确有独到的见解，渐渐开始重用他。
当时来投奔石勒的士人越来越多，石勒认识到自己欲成大事，必须依靠这些在晋朝不得志的士人的帮助，他以张宾为谋主，加上不少低级士族，别立一营，号为“君子营”，为他出谋划策。石勒对汉人的利用，有甚于刘渊。同时，主要聚居在并州的羯人更是积极投奔石勒，石勒借助其在冀州一带的成功极大地增强了自己的实力。
连战连胜之后，这年八月，刘渊正式发动对洛阳的总攻势。他派楚王刘聪与晋叛将王弥攻打壶关，并以石勒为前锋都督。汉军在击败了并州刺史刘琨的军队之后，很快逼近洛阳，东海王司马越派平北将军曹武和将军宋抽、彭默等出兵抵抗，均被汉将刘聪击败。刘聪长驱直下宜阳，平昌公司马模派将军淳于定、吕默等从长安方面出发前往抵抗。两军战于宜阳，淳于定等又被击败。
眼看洛阳危急，弘农太守垣延献诈降计投奔刘聪，而连胜的刘聪此时也有些头脑发昏，竟不设防。垣延对汉军发动夜间突然袭击，刘聪大败而还，汉军进攻洛阳的第一次战争以晋军大胜结束。这场战争的失败显然给急于灭晋的刘渊当头一棒，刘渊穿着素服迎接刘聪的败军。
这年冬天，刘渊不甘心失败，以举国之兵力，令刘聪、王弥、刘曜、刘景等率精骑兵五万为前锋，以其岳父大司空呼延翼率步兵、骑兵为后继，向洛阳发动突然袭击。一时间晋军猝不及防，在河南被汉军击败，但汉军显然未从几个月前的第一次惨败中完全恢复过来，晋护军贾胤等率勇士千余人夜攻刘聪军，两军战于大夏门，刘聪军溃散。刘聪转而向南，驻军于洛水，进而屯军于洛阳宣阳门之外，此时呼延翼被部下杀死，其部下兵士溃散。
刘渊得到老丈人被害的消息，自觉暂时难胜晋军，就下令刘聪还师。刘聪认为晋军势弱，不可轻退，请求留下来继续攻打洛阳，刘渊总算同意了他的请求。但刘聪取胜的信心也开始动摇，他竟然自己一个人跑到中岳嵩山，去祷告天神，将留守大营的任务交给了部下刘厉和呼延朗。
司马越乘着汉军主帅在外的空虚之际，采纳了参军孙询的建议，令部将孙诲等率精兵三千人自宣阳门出击汉军，汉军大败，呼延朗被阵斩，刘厉无奈之下投水自杀。
刘聪得不到天神的保佑，从嵩山下来，只能垂头面对残兵败将，王弥对他说：“当前我军失利，洛阳城守备更加坚固，我们的粮草也支撑不了多少时间了，殿下不如率部退回平阳，徐徐图之。”刘聪心想当初提出留下与晋军决战的正是自己，如今若是就这么退兵未免颜面扫地，而且还有可能被治罪，因此踟躇不定。
在平阳观望战事的刘渊得到战败的消息，也失望之极，身边一个卜卦的大臣宣于修之进言：“攻克洛阳，岁在辛未（指两年后的公元311年）；现在晋军气盛，大军不归，必将溃败。”刘渊也明白心急吃不成热豆腐，只好将刘聪的军队召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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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汉晋洛阳大战(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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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晋在洛阳附近的两次大战，均以晋军的胜利告终，这使得晋朝的紧张局势得到暂时的缓和。但是，由于晋朝不能解决自身内部的问题，取胜的背后问题依然存在，其颓势已非一人一将所能阻止。汉国虽然进攻洛阳遭到暂时的挫折，但也使其转而将精力投注在加强内部政权上，其下一次全面的进攻就将是更加凶猛的。）
可惜刘渊再等不到辛未年了，洛阳大战的第二年（即公元310年），他在平阳去世，太子刘和即位。刘渊将其灭晋大业留给了他的后人，而使他无法想到的是，在汉国的内部，一场残酷的帝位之争正在酝酿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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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洛阳沦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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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嘉三年汉国的两次惨败，就像重量级拳击手连续的两记重拳一样，出手相当有力，却因为经验不足的缘故反遭轻量级对手的重创。但汉国并没有倒在拳台上，它此时将拳收回，一边积蓄自身的力量，一边寻找对手的破绽，内行人可能体会到，对于一个实力强劲的拳手而言，这下一招将是致命的。
刚刚即位的刘和的才能远不如其父，缺乏足够的领导能力，且性多猜忌，以后的一切发展表明，刘渊在选择接班人的问题上是失败的。（我觉得他可说是十六国时代在这个问题上失败的第一人——当然除去了司马炎的那次，那时十六国纷乱尚未开始——对于立嗣问题的忽视，恐怕也应算作十六国如此之乱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刘和即位后，马上产生了对其父分封诸子的不满之意，由于刘聪等人握有兵权，他认为自己的几位兄弟对他的帝位构成了严重的威胁。正应了那句“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刘和身边还凑了一堆在前朝刘渊手下备受排挤，不得重用故而怀恨在心的烂人，这里面有那个死于洛阳大战的呼延翼之子、时任宗正的呼延攸，以及卫尉刘锐、侍中刘乘。他们都在私下里怂恿刘和早日除掉卧榻之畔的“隐患”——拥兵国都平阳近郊的刘聪等人。这呼延攸乃是刘和的舅舅，刘和听了他的话后更坚定了决心——先下手为强，除去几个兄弟。他连夜召见卫队的几名将领，明示诛杀诸王的计划，其弟刘盛劝刘和不要自相残害，当即被刘和左右所杀，其余将领唯有服从。
刘和命刘锐、呼延攸、刘乘等分别捉拿楚王刘聪、齐王刘裕、鲁王刘隆、北海王刘乂等宗室。刘聪得到奉命捉拿刘乂的田密、刘璿等人密告，大惊。刘聪本来就与刘和矛盾重重，于是决定发动兵变。前来攻杀刘聪的刘锐发现刘聪于营中整装以待，一时乱了手脚，转而跑回去与呼延攸、刘乘合兵一处攻打齐王、鲁王等人。齐王、鲁王被杀，而刘聪的军队则已冲入刘和宫中。刘聪头尾只用了三天的时间，将看着好像有点司马氏基因的刘和杀死于宫中，帮凶呼延攸、刘锐、刘乘则通通被斩首示众。
刘聪凭借自己手中的兵权消灭了宫中反对自己的势力，迅速控制了汉国局势，由于他是刘渊剩下的儿子中年纪最大的一个，所以尽管刘聪很想让自己的弟弟北海王刘乂继位，但一番推辞之下还是坐上了汉国皇帝的宝座，改元光兴，这就是汉昭武帝。刘聪认识到石勒及其所率骑兵的重要性，任命石勒为并州刺史。
刘聪对于刘渊的单皇后所生的弟弟刘乂宠爱有加，实在始于他的荒唐之举。原来单皇后尽管是刘聪父亲的老婆，却十分年轻美貌，刘聪曾经与她私通，以后爱屋及乌，也就十分喜爱单氏的儿子刘乂（我怀疑刘乂会不会是刘聪之子啊，这个好像史书上是不会乱说的，但根据刘聪的表现，这个猜想未必不真。呵呵，这样看来，晋室内部的骨肉残害，比起汉国内部的乱伦来，似乎还好出许多呢。汉国的灭亡，也不会远啦！）。刘乂却没有意识到这一切，他认为单氏对刘渊不忠，常常对她冷嘲热讽，单氏羞愧之下，忧郁而死。这个来路不明的刘乂也没什么好下场，从此失去宠信，只是因为单氏的缘故，刘聪才没有轻易动他。
刘聪继位后，汉军对晋都洛阳采取孤立包围战术。石勒的骑兵在辽阔的华北平原上可以说是所向披靡，很快渡过黄河，晋朝黄河南部的南阳、宛城相继沦陷。石勒对晋朝官员，可谓恨之入骨，作战中凡俘获的二千石以上的晋官，几乎全部被他杀死。石勒的骑兵很快攻下襄阳城，江、汉一带的堡垒三十余个，均落入石勒之手。石勒骑兵雄据江汉，便想以此为根据地与天下抗衡，参军张宾立刻向他指出当前形势：战线已经拉得过长，且江汉一带并不适合石勒的精骑发展，不如北撤。
石勒北还又先后攻下晋江夏、新蔡、许昌等城。石勒骑兵的南北一下一上，可谓是威震中原。此时，洛阳以东一线出现了一片巨大的沦陷区，洛阳陷于孤立无援的地位，不久就陷入饥困两难的境地。
司马越派使臣面见怀帝，向他讨要檄文征募天下兵士支援。可怜的晋怀帝，涕泪交加地对使臣哀叹道：“以我的名义宣示天下：今日来救我还来得及，再过几天恐怕就救不到了！”可惜少数援兵还没来到洛阳，就已吃了败仗早早退去，洛阳城内终究没有等到任何援兵。（晋室的王公大臣当初奢侈已甚，丢尽天下人心，终于自尝恶果。）
司马越无奈之下，亲自率领晋军二十余万讨伐石勒，此时晋怀帝早已不满司马越的专权，又下诏命驻守青州的苟晞讨伐司马越。（晋室又出内乱，唉，有名将而不用，在生死存亡之际又自相残杀，没什么可说的了。）司马越临时组织一支部队对抗苟晞，又被击败，这位“八王之乱”的最后得利者、“八王”的唯一幸存者，终于忧愤成疾，病死军中。
太尉王衍代司马越率众东下，护送司马越棺柩回东海，行至宁平城（今河南鹿邑），被石勒的轻骑兵赶上包围。石勒指挥骑兵四面射杀，使王衍所率十余万人无一幸免。被俘的王公、贵族、大臣们请求免死，王衍更是将晋朝之败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只说朝政不干己事，又乘机向石勒献媚，劝石勒做皇帝，以求活命。石勒看了眼王衍，轻蔑地说道：“你年轻时就已名闻四海，登临朝堂，肩负重任，眼下却说出这样不是为官者所说的话。如今天下之乱，全是由你们这样的人引起的！”立命左右推出。当夜，石勒就派人排墙将这批权贵全部填杀，一代“清谈大家”王衍就这么死了，所谓“清谈误国”，莫过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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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洛阳沦陷(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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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恽原本是司马越留在洛阳监视晋怀帝的，由于司马越失势，他以奔丧为名，带着大批王公官吏逃出洛阳。石勒在消灭了王衍军以后，又击溃李恽军，杀死了随军的晋宗室四十八个王和官吏们。
到了永嘉五年的夏天，刘聪认为灭晋时机已经成熟，即命大将军呼延晏领兵二万七千攻打洛阳。晋军毫无斗志，兵败如山倒，连败十二阵，被歼灭的士兵竟达三万多。呼延晏乘胜与刘曜、石勒、王弥军会兵一处，围攻洛阳。汉军以极快的速度攻破洛阳城门，晋怀帝在出城逃往长安的路上被汉军追获。刘曜带着汉兵杀入宫城，又大杀了一批王公大臣。于是，晋朝的皇帝成了汉国的阶下囚，晋朝的皇陵宫庙被洗劫一空、焚烧殆尽，晋都洛阳沦陷。——这一年是公元311年，距司马炎灭吴仅有三十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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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刘琨孤城抗汉兵(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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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国的兴起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晋室的衰败和自戕，作为汉族政权的晋朝当时真是乏善可陈，但在晋朝之中也有不少不错的将领，在洛阳失陷后的北方大乱时期崭露头角的刘琨就是其中的一个。既然要说十六国时期的英雄，我想刘琨也应该算是其中的一位，我们不妨转而从刘琨的角度，来看看洛阳失陷后的一段时间内北方的形势。
说起刘琨的身世，也很有意思，他是西汉中山靖王刘胜之后（居然与那位成天强调自己身世的蜀汉先主同宗！呵呵，不知道刘琨是怎么对人讲述自己的出身的），祖父与父亲都曾在魏晋朝中为官，他年轻时文才出众，长于诗赋，与哥哥刘舆并列于当时著名的文士集团“二十四友”之中。
（说起这西晋“二十四友”，谓之曰“人才济济，星光灿烂”也不过分，且不说东吴才子二陆、诗赋大家左思、文学理论家欧阳建、大富豪石崇，光提一个美男子潘安（本名潘岳）的名字，就足以慑服世人了。西晋末年士族阶层虽趋炎附势，奢豪无度，却也在客观上由于类似“二十四友”这样的门客组织的存在从而推动了中原地区文学形式的发展，促进了文学理论水平的提高。可惜，这样的“魏晋风流”只换来了铁蹄的践踏，“二十四友”大多在乱世间不得善终，烟消云散，唯有文采流传到了今天。）
大丈夫受命于危难之际。光熙元年（公元306年），刘琨被任命为并州刺史，当时的并州由于汉国刘渊的扫荡，已经是支离破碎，想要到达并州的州治晋阳（今山西太原）简直是困难重重。刘琨在上党一带募集了五百名将士，经过艰难转战方才到达晋阳。
由于并州的战乱，当时在晋阳的百姓已纷纷涌往邺城。晋阳城内满目疮痍，“府寺焚毁，僵尸蔽地，其有存者，饥羸无复人色，荆棘成林，豺狼满道”，其状可谓是惨不忍睹。刘琨当时便率众砍掉荆棘，掩埋尸骨，重新建起房屋城池。他又亲自带领兵士守城，并让农民身带防具和武器耕种，逐步在晋阳城建立起新的防御体系。刘琨了解到匈奴各部并不团结，又采用离间之计使不少小部落归降了他，据说这还是让刘渊迁都的原因之一。
刘琨还有一个高招就是以胡制胡。他与当时在并州北部的代州（今山西北部，内蒙古南部）一带的鲜卑拓跋部（这就是后来威震北方，建立北朝的拓跋部的先祖）结成盟军，对刘渊各部曾一度形成夹攻之势。后来拓跋部的首领拓跋猗卢吃了败仗，认为无法消灭刘渊，刘琨的军队又与刘渊军形成僵持状况，最终只好局促在晋阳一带。但无论如何，汉军横扫北方之时，刘琨以其固守之策一直坚持在晋阳，保住了并州一隅，要知道当时北方大多数州郡的军队一碰上石勒、刘曜等人的军队基本上都是一击则溃，一败涂地。
尽管汉军声势强劲，刘琨在刘聪的部下中只看重一个人，那就是石勒。因此，他才会在找到了石勒的母亲以及他失散的侄子石虎时，派使者将两人交给石勒，并亲自修书对石勒的用兵赞扬一番，意欲说服石勒降晋。
石勒也是个明白人，他自然知道自己该何去何从，他回答刘琨说：“事功殊途，非腐儒所知。君当逞节本朝，吾自夷难为效。”意思无非是说，人各有志，还是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吧。
（石勒的很多想法真让人怀疑他是个出身异常卑微的羯族人，我以为他手下的一批谋士，特别是张宾对其的影响应是相当大的。以石勒的资质能力，他当然不会在刘聪的手下干到底，但他也不可能归顺晋朝，否则我们又少了个大英雄可以谈论了。）
时至永嘉六年（公元312年），当时大致的形势是汉国已经占据了黄河下游的大片土地。石勒先在阳夏（今河南太康县）一带打败王赞的军队，生擒王赞，又乘着日益骄奢的大将军苟晞不听手下劝阻，刚愎自用的时机，突击其所在的蒙城，一举将其擒获。
解决了两名晋将，石勒开始将屠刀挥向控制青州的晋朝降将王弥。
原来这王弥也不是个吃素的家伙，他曾私下派人召自己的部将曹嶷引兵偷袭石勒，以达到自己据守青州称王的目的，不想保密工作做得不周详，使者被石勒意外抓到。石勒杀了使者、截了文书，将王弥轻轻瞒过，暗地里却已有了除掉王弥的意图。
石勒擒了苟晞，把他封为左司马（苟晞、王赞后来企图叛变，终被石勒所杀）。王弥心中不满，就写信对他说：“石公擒获苟晞而善用他，真乃妙招！假若以苟晞和我做石公的左膀右臂，区区天下又何足挂齿？”
石勒笑着将信拿给张宾看，说：“这个王弥，身居高位而故意言语卑微，看来他又有当初图我之心啊！”
张宾答道：“王弥有据青州而称王之心，将军不也有倚并州而成事之意么。他之所以还没有动手，只不过还没找到方便的时机罢了。倘若机会一到，曹嶷军队同时杀来，两敌互成羽翼，怕是又不好对付了。将军不妨乘着王弥势力小有衰败之时，诱而灭之。”
恰好王弥与晋将刘瑞对峙，相持不下，向石勒求救。石勒也正与乞活军（流民军队）陈午作战，犹豫不决是否派援，张宾马上进言说：“将军不正愁没个机会消灭王弥吗，如今机会来了岂能错过？陈午不过小竖子，有何可虑？王弥才是人杰，就此搞定。”石勒这才下定决心，发兵进攻刘瑞，大破晋军。石勒乘王弥未加防备，邀请他前来赴宴，酒酣之间，石勒一声令下，刀斧手一齐用命，王弥及其手下稀里糊涂地做了刀下冤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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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刘琨孤城抗汉兵(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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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门宴”计成，石勒又命手下起草一份奏折，向刘聪“痛陈”王弥谋逆。刘聪得到消息，心中大怒，虽然他明知是石勒铲除异己，却慑于其军事力量的强大而不敢随便翻脸，只在表面上派人责备石勒“专害公辅，有无君之心”，实质上反倒加封他为镇东大将军，让他执掌幽、并二州军事。
从这一小小举动可以看出，石勒已具备与汉国朝廷分庭抗礼的实力，并且他的实际控制范围向南直达长江以北地区。而这时的晋朝势力（不包括刘琨等处在沦陷区之内的晋将）则主要分布在两个地区，一是以皇太子司马邺为首的一部分晋朝显贵官员；另一部则是由名门望族王导辅佐的琅邪王司马睿的势力，当时在江南的建业一带。关中的司马邺尽管是法定的皇位继承人，但此时实力薄弱，几乎已成惊弓之鸟。稍有实力的是处于江南的司马睿，江南并未受到战乱的侵袭，经济状况发展得比较好，再加上不少北方士族由于战乱南迁，王导也劝说司马睿广收贤人，一旦将来形势有变，即可有一番“大作为”。对江南垂涎已久的石勒（他早有据江而立的野心，这在前面攻下襄阳时就可看出）则认为应早对江南下手。于是，在这一年的二月，他在葛陂一带驻扎大军，广造船只，准备攻打江南的政治经济中心——建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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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右侯”张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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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晋朝的统治中心还未完全转移到南方，石勒对江南形成的攻势被认为是一举攻灭江南晋朝势力的好机会。然而，与历史上多次南北战争出现的情况一样，北方的士兵遇到了水土不服的问题，加上这一年进入二月以后大雨连续不止，石勒军中的士兵纷纷患病，死者将近半数。士气受到了很大打击，石勒的部将们也是各怀心志，军心浮动。
晋军听说这些消息，便将军队集中在寿春一带，准备进攻石勒军。石勒诸将分化成了议和派、避守派与速战派这三派：右长史刁膺认为应该先以钱款交于司马睿，请求降晋，待晋军退却，再慢慢图之，石勒听罢仰天长啸；中坚将军夔安则要求先择高地避雨，石勒不屑一顾地说：“将军何怯邪！”而孔苌、支雄等将军则要求分出一部分兵力连夜攻下寿春，再一鼓作气，于同年平定江南，石勒听到这一请求，笑道：“是勇将之计也！”并赐给这些将领每人一匹铠马。
面对三派观点，石勒尚未发表自己的观点，他当然要先问问自己十分信任的张宾的意见。张宾当然明白石勒问他的意思，他答道：“将军攻陷晋朝的京师，抓住了天子，又亲手杀死了这么多晋室王公，对于晋朝的罪行早已擢发难数了，如今又怎么可能以臣下的身份降晋呢！去年刚杀了死对头王弥，本就不该来此，如今天降暴雨，显然说明将军不宜久留此地。邺城乃是北方的军事要地，只要据守在那里，将来就可以经营河北，只要河北一定，天下再没有可出将军之右的人了啊！晋军守在寿春，只不过是怕将军前往攻打。如若将军退兵，晋军必然对自身得以保全十分高兴，哪会有工夫袭击我们的身后呢？将军可以将辎重车马先运往北方，自引大军前往寿春。等辎重走远了，大军再慢慢返还，哪里还怕进退无处呢？”
石勒喜道：“张君说得正是啊！”当时就斥责刁膺畏怯，把他贬为将军，而擢升张宾为右长史，号为“右侯”。从此以后石勒更把张宾视为自己的左膀右臂，凡事多多少少都要与张宾交换意见。（石勒称王以后对张宾依旧十分敬重，即使是上朝之时，也从不直呼其名，都以“右侯”称呼，一个晋朝的士人在石勒的心目中能达到这样的地位，实在是相当不容易的。）
（谈到张宾这次提出的计谋，或者应该说是计划，我们不得不对张宾对形势判断的正确感到叹服。幽、并一带当时已经成为石勒势力的中心，而冀州、青州等地，也在他所能控制的势力范围之内，只要假以时日潜心经营，石勒将在黄河下游一带形成自己强大的势力，这是张宾所能清楚看到的，也是被后来历史的发展所证实了的。而反观刘聪的势力，自从攻下洛阳之后，其主力部队如刘曜军正在西线一带进行扫荡，且局势并不显得有利，刘曜由于攻打长安失败还被刘聪贬了职。同时，由于汉军内部的组成及其复杂，各部相互猜忌，战斗力已经远不如前，尽管刘聪和朝中大臣对石勒一直存有戒心，但由于王弥被杀，无力东顾，所以事实上已失去了对石勒部的控制。同时，江南晋军虽弱，但在后方未稳，且士气不高的情况下贸然南下，势必造成战线拉长，且有全军溃败的危险。张宾在对这些事实有一个清楚分析的基础上，直接指出三种观点的问题所在，给出了石勒下一步（甚至可以说是后面的整个行动）的行动方向，也基本上奠定了这以后十数年中国的整体形势。张宾是汉人，他的这一计划实际上也使得汉人政权晋得以保全，退兵对于双方皆有所利。南方得到的是安定，北方尽管战乱继续，却由于石勒军重心的确定而转向稳定方向发展。）
石勒引兵从葛陂北还，所过之处都已坚壁清野，没有任何战利品可以抢夺。兵士饥病交加，还出现了“士卒相食”的事件，到达黄河时，与晋将向冰相遇。石勒将要渡河，担心向冰半路邀击，他又采用张宾之计，以轻骑兵抄小道袭击向冰，大破晋军，石勒渡过黄河，重新恢复了军中士气，长驱军队直逼邺城。
这时邺城附近的晋将刘演据守三台（即指曹操当年所建的金凤台、铜雀台、冰井台三台，皆为战略要地，在今河北临漳县西南），石勒手下诸将纷纷提议攻打三台。
张宾不以为然地说：“刘演实力虽弱，但毕竟还有数千兵士，三台这个地方易守难攻，硬攻并不容易拿下，还不如把它舍弃，时间一长，他们将士补给跟不上，自然而然就会崩溃。更何况我们大军行军已久，斗志不高，王浚和刘琨这两个强敌一直对我们虎视耽耽，现在决非打仗的好时候。我看不如选择一处便宜之地为都城，广聚粮草，如此霸王之业可成。邯郸、襄国（今河北邢台）两地是赵国的旧都，依山凭险，都以地形取胜，望将军选择其一。”
石勒闻言赞道：“右侯之计真是在理！”于是他下令缓图邺城，而将粮草运送至襄国，积蓄力量。刘聪为了安抚石勒，也不得不加封石勒为冀州牧、上党公，并掌握冀、幽、并、营四州军事。
幽州刺史王浚果然乘着石勒初到襄国，立足未稳，派遣督护王昌与鲜卑部段就六眷及其兄弟段末柸、段匹率领五万联军前来攻打。石勒的城墙尚未修好，守备还没到位，只好临时设置栅栏、障碍，抵挡来犯之敌。然而鲜卑骑兵冲击力强大，石勒手下的军队数次出战都不是对手，这时鲜卑人又加紧修造攻城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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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右侯”张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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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吃紧，石勒召集众将商议，提出：“现今敌众我寡，围城的军队攻势不止，我们又一时得不到有利的外援，如若坐以待毙，即便是孙武吴起再世也难挽救败局了。我的看法，不如以精兵出城，与对手决一死战，以求生路，不知各位意下如何？”
多数将领都有些畏战，只说：“我军坚守不出，敌军疲惫自退，到时候再追击，不怕不取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