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阳的确夺回来了，但到底是谁攻克了襄阳呢？
事后查明，王志远部攻击襄阳，进城以后发现日军已经撤退，随即出城追击，直追到笕山，与日军断后设伏部队发生激战。王师长是四川人，熟读三国，知道这个地方是孙坚被伏兵打死的地方，觉得很不吉利，于是停止追击，回城发报报捷了。这个时候，汤恩伯部离襄阳还有几十里呢！
事情既然如此清楚，汤恩伯的捷报又是怎么回事呢？
这就要看看汤军团这一阶段的行踪了。战役一开始，汤部就作为机动兵团主力，钻进了大洪山，虽然也有战斗，却没有张自忠、钟毅那样的血战。汤恩伯部被日军甩到了东面后方。日军派出第40师团监视汤部，全军继续西进。汤恩伯想轻易截断日军并无机会，而血战一场和40师团硬碰，固然可以吸引日军回头，汤却也不去做。他整个战役中始终和日军若即若离，实力没有受到大的损伤，这个表现和随枣战役如出一辙，相信李长官也拿他没办法。
黑白汤恩伯(5)
攻占襄阳以后，日军因为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感觉补给线太长，第五战区部队退却迅速，捕捉其主力的战略目的无法达到，而维持占领的兵力有不足，于是决定后撤。3日，日军撤出襄阳东归。
这时，第五战区各部都退到了西边谷城一带，军心散乱，离襄阳最近的反而是东边的汤恩伯。于是，汤侦察到襄阳已经是一座空城，看出便宜，立即发出我部克复襄阳的捷报，准备40师团撤退后立即出据襄阳，立一个轻松的大功。但他万万没想到有一个不要命的王志远，坏了他的如意算盘。
这件事王志远作为一个杂牌师长，本来忍气吞声也就罢了，但他的前任师长王铭章就是因为汤恩伯见死不救战死的。王咽不下这口气，一状把汤告到军委会。笔墨官司打了许久，最终不了了之。
从襄阳战役，我们看到那个血战南口的汤恩伯已经渐渐淡出了我们的视线，从抢打硬仗（百灵庙）到勇打硬仗（南口），到软硬结合（台儿庄），到喜打巧仗（随枣战役），到专打巧仗（襄阳战役），汤恩伯在慢慢发生变化，而他的骄横，却在一步步升级。不能不说，作为一个军事将领，这是一个负面的发展趋势。
如果说汤恩伯只是骄悍，我以为还没有看透汤的心态发展。从台儿庄到襄阳，汤的确有坐视不救的硬心肠，但这个硬心肠都是对杂牌军的，而傲，也一直是傲李宗仁这样的杂牌统帅。应该说，汤聪明得很，他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是能够为上峰（蒋）所接受的。只是此后到了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四省边区总司令任上，汤恩伯和十三太保、国民党嫡系大将蒋鼎文之间的争斗，又反映了汤的另一种心态。
那就是对政治的痴迷，以及因此导致的对于实力的重视。
国民党的军事大员，抗战中能够成为一方诸侯的并不太多。这里一方诸侯的意思不是省主席这个级别的，而指的是军阀性质的割据势力。即便是战区司令长官，在国民党体系中也不过是权力较大而已，搞成独立王国并不容易。抗战中，程潜、顾祝同、薛岳等都是一方大员，有很大的军事力量，但政治上依然脱不开蒋的掌控，对中枢影响甚微；何应钦、张治中虽然有影响但没有自己的部队和地盘；李宗仁、冯玉祥等都是限制使用。真正能够形成一方势力的，只有三个人，那就是土木王陈诚、西北王胡宗南、中原王汤恩伯，还有一个建立了影子势力的戴笠。他们都有自己独立的体系和地盘，并且一度别人无法打入，包括蒋介石也不能完全掌控他们的势力。细细分析，他们有着五个共同的特点：
第一，具备一定的能力，在国民党体系中属于干练人物。陈诚被称为国民党中仅有的不贪污，肯做事的人物；胡宗南是黄埔一期高材生，有文有胡宗南，武有贺衷寒，又文又武李默庵的说法；汤恩伯有南口、台儿庄的战功底子；戴笠是国民党第一号特工奇才。
第二，有自己的基本部队和地盘，而且基本部队比较能打。陈诚的基本部队土木系18军，地盘是中央的阳线；戴笠基本势力是军统和忠义救国军，渗透到各个部门，地盘是中央的阴线；胡宗南基本部队第一军，地盘在西北；汤恩伯基本部队13军（31集团军），盘踞中原四省边区。
第三，都属于浙江人，蒋介石嫡系，深受蒋的信任。这一点，使蒋纵容他们的发展和对异己的吞并。然而，一旦功高震主，不知收敛，那就有杀身之祸。陈诚一度红极一时，蒋在远征军参谋案件上一发力，陈便应声而倒，一年多不得翻身。
第四，都有政治头脑和野心，虽然出身军界，都热衷于向政界发展。陈诚号称袖珍委员长，后来果然一度成为蒋的继承人；胡宗南喜欢以古人自比，枭雄锋芒毕露；戴笠把势力渗透军政两界；汤恩伯呢，在四个人中最为典型，他的政治思想在手本中暴露无遗，并且通过递交手本，为蒋介石了解其政治抱负，甚至以曹操自居，不知收敛。
黑白汤恩伯(6)
第五，都出身卑微，于蒋介石有深刻的依附关系。所以这几个人虽然都有野心，并且皆以自己可为蒋身后第一人自诩，但蒋生前，却没有能力取而代之。蒋介石对他们，也隐隐有破格提拔，以对抗何应钦等老将宿臣的心理。
这几个人中，汤恩伯显然有着他独特的一面。抗战前，汤在蒋系将领中没有陈诚和胡宗南那样显眼，又不像戴笠有着特殊的工作性质，因此，在这四个人中属于黑马。我想，抗战对于汤恩伯的变化有很大的影响。首先，抗战给汤提供了不错的表现舞台，使他得以表现其军事才能，并得到了四省边区这样一块自己的地盘；其次，抗战的激烈艰苦，恐怕也让汤越来越不愿和日军死拼，因为死拼的部队主官固然可以得到尊敬，但实力的存在对座次更加重要；第三，汤和戴一样，对国际形势有较清醒的看法，是国民党中比较早认识到日军必败的人物，因此抗战后期等胜利的思想比较严重。
于是，汤恩伯在担任四省边区总司令以后，数年之间对日作战消极，只是通过大修工事组织防御。他的主要精力，集中到了发展自己的实力，拉拢胡宗南、戴笠组成势力集团，积极为蒋介石身后的继承问题打通道路，汤司令变成政客了。
一个军事将领的政客化，往往就是他军事生涯的终点。解放战争中，国民党的将军们中盛产政治家，可就是忘了怎么打仗。
何况汤恩伯本身的政治素养，决定了他在这方面难有作为。比如一度和他火热的戴笠，就对手下说过：胡宗南在关中要学左宗棠做西北王。没有料到汤恩伯做了中原王还不满足，竟想学起曹操来了。我劝他英雄本色是应该有大志的，但功高压主决无善终之理。蒋介石可以容忍左宗棠，但恐怕容不了曹操，从蒋的手段看，汤若无中原惨败，也难有善终。汤恩伯对政治的看法就是实力，具体地说就是兵力，因此他在中央除了蒋的宠信外并无多少势力。汤在四省边区，虽然没有积极的作战，却大肆扩充兵力，补充团、补充旅等部队到处建立，形成了足有40万人的军事集团。实际上，这种良莠不分的做法，正给自己带来了灭顶之灾。
这是因为兵多并不意味着战斗力增强。中原会战汤部新扩编的部队战斗力极差，一触即溃，真正打仗，还要靠汤的老部队，扩军效果可谓微乎其微（当然如果没有日军的进攻，抗战结束后，这支部队会成为汤的一大资本）。汤部在抗战开始，以精兵称雄，此时率领战斗力参差不齐的40万大军，机动迟缓，纪律混乱，装备不一，对汤的指挥能力是极大的考验。事实上，汤在这个考验面前得分没法说很高。抗战后期的汤恩伯对政治更加敏感，对军事的灵感已经烟消云散，这个缺点在解放战争中越发的明显。
日军1944年4月13日开始中原作战，5月6日就打通平汉线北段，完成主要作战任务。除许昌、洛阳（打到17日）抵抗顽强外，汤军团的表现只能用崩溃来形容。当时的日军是不是不可战胜呢？其战斗力虽然强大，其实也不尽然。日军进攻到河南南部，灵宝会战中，马法五的白头军装备远不如汤部，却能够取得比汤部好得多的战果，连日军旅团长木村千代太也被击毙。所以，汤部的溃败如果仅仅归结于日军过于强大不够公平。汤扩军无度，兵多需要的补给、装备就多，给中原地区增加了沉重的负担，造成当地人民与汤军的对立，也严重影响汤军官兵的士气——连保境安民都做不到，士兵们不知道为何而战……迅速扩编的部队纪律性差，战斗力弱，战斗中争相奔逃，给本来能够作战的部队也带来了雪崩的影响。史称汤部在河南和日军交手被打惨了，豫西民间武装和汤军冲突，只要有几个会日语的民团大喊几声，汤军就蜂拥败退。
对军政关系认识的粗糙以及在实力问题上的短视，给汤恩伯带来了苦果。和日军对峙数年，军事上的准备却不足，对日军研究不够，则更是汤作为指挥官应该负责的地方
黑白汤恩伯(7)
应该说，汤在中原的确打得很糟糕，不值得为他开脱。他的确撤出了自己的基本部队，但重武器装备损失惨重，其战斗力和战前已经不可同日而语。根据日军回忆，汤部在河南的工事相当不错，曾经有日军登山望汤军工事血液凝固的感觉。遗憾的是，工事里面却没有人防守。所谓兵败如山倒，大体如此，大约也不是汤不想顶住，而是无法控制局面了吧。
在缺乏重武器的中国军队中（反坦克部队只舍得打一发实弹做训练），如果看看下面汤军被日军缴获的装备，大约也难以原谅汤的溃败吧。
日军回忆，中原会战，是日军侵华战争中缴获最多的一次战役，汤司令难辞其咎。
不过，汤恩伯这次战败，对他自己未必是一件纯粹的坏事。因为此战失利，汤失去了地盘和扩军的成果，从中原王又变回了一个普通的将领，指挥第三方面军，又多少恢复了一些军事将领的感觉。不过，在检讨中原会战的会议结束之后，汤下来的第一句话却是——浙江人还整浙江人啊！他说的是陈诚在会议上对他的指责过于严厉。
看到这句话，不由令人感叹，汤恩伯作为封疆大吏、国之重臣，惨败之后，不对丧失国土感到惭愧，也不对战败溃军感到耻辱，却把事情归结到陈诚整他。这样的高级将领掌兵，国民党后面不败给毛泽东，那真是老天不开眼了。
一二八空战轶事兼谈鲁迅先生的一点偏颇之处
2002年2月27日，一个开办幼儿园的97岁日本老人在船桥市走到了生命的尽头。每年2月22日，他都要在佛前烧香，为一个人祈福，一直进行了70年。
这个老人，就是日本第一个空战中击落对手飞机的飞行员——生田乃木次。他为之祈福的，就是在1932年2月22日，被他击落的一名中国空军美国志愿飞行员。负罪感伴随了他的一生。这位飞行员的事迹，在鲁迅先生的作品中也曾提到。
鲁迅先生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优秀旗手，他的文笔感动了无数热血青年，萨也曾认真拜读先生的各篇著作，颇为钦仰。然而在看待中国空军这个纯军事问题上，感觉鲁迅先生有比较大的偏颇看法，因此写一点在这里，和大家探讨。
鲁迅先生因为1936年病逝，还来不及表达对抗战开始后中国空军的看法，其主要看法只能针对一二八抗战中的中国空军。先生的《伪自由书》，里面有这样的内容：
看过去年此时的上海报的人们恐怕还记得，苏州不是有一队飞机来打仗的么？后来别的都在中途迷失了，只剩下领队的洋烈士的那一架，双拳不敌四手，终于给日本飞机打落，累得他母亲从美洲路远迢迢的跑来，痛哭一场，带几个花圈而去。听说广州也有一队出发的，闺秀们还将诗词绣在小衫上，赠战士以壮行色。然而，可惜得很，好像至今还没有到。
所以我们应该在防空队成立之前，陈明两种愿望――
一，路要认清；
二，飞得快些。
还有更要紧的一层，是我们正由不抵抗以至长期抵抗而入于心理抵抗的时候，实际上恐怕一时未必和外国打仗，那时战士技痒了，而又苦于英雄无用武之地，不知道会不会炸弹倒落到手无寸铁的人民头上来的？所以还得战战兢兢的陈明一种愿望，是――三，莫杀人民！
先生的文笔辛辣，对中国空军参与内战的反感也可以理解，但是对于抗战的史实却有误导的嫌疑。这里面提到的苏州空战是一二八抗战中的一个插曲——苏州不是有一队飞机来打仗的么？后来别的都在中途迷失了，只剩下领队的洋烈士的那一架。鲁迅先生所说洋烈士即生田乃木次祭奠的美国志愿飞行官罗伯特·肖特。他驾驶波音战斗机，于2月22日和日军13式轰炸机小谷机队在苏州上空发生激战，壮烈牺牲。实际这是一场遭遇战。
十九路军开始淞沪抗战后，因日军占据空中优势损失惨重，暗藏在火车站内的两列装甲列车均因汉奸指示目标而被敌机炸毁。为了争夺制空权，南京军政部航空署即抽调第2、第4、第6三个航空队共25架飞机赴上海参战。中国空军进驻上海真如机场与日军对峙，战况十分激烈，并多次击落击伤敌机，并非鲁迅先生所描述的那样消极（上海日机超过三百架，占绝对优势）。进驻真如第一天，广东航校出身的飞行员朱达先即在作战中重伤，在一条腿被打断的情况下将自己驾驶的林柯克战斗机强行降落。新婚即上前线的副队长黄毓铨求战心切，抢上朱达先返场的飞机，起飞升空追击日机。由于这架飞机操纵钢丝被敌弹擦伤，未及检修，飞机起飞后即坠毁在机场上，黄毓铨牺牲，是中国空军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第一名飞行员。
黑白汤恩伯(8)
激战中我国空军击落敌水上侦察机一架，并缴获飞行员携带的护身佛等物，但终因寡不敌众，被迫转场南京，而后去杭州。这就是苏州空战的背景。
当时空军转场途中并无在苏州空战的计划，罗伯特·肖特当时和中国空军主力部队不在一起编队。原因是他的座机比较奇特，是当时先进的波音218战斗机，速度快马力大（超过中国战斗机大约一倍的马力），和中国空军其它飞机无法编队，因此他单机行动，没有和其它飞机迷失的问题。这也是肖特的习惯，此前他也曾这样在空中游击，击伤日军所茂八郎大尉的座机。
当肖特飞到苏州上空的时候，发现日军正要空袭挤满中国难民的列车和苏州火车站——正是这一点让良心没有泯灭的生田乃木次满怀歉疚。肖特义愤填膺杀出参战，从下方以螺旋方式攻击日军指挥官小谷进大长机，第三次进入时将小谷击毙，自己随即遭到日机围攻，不幸被生田乃木次的13式战机击中战死坠落。中国政府授予他上校军衔（肖特原为波音公司业务代表，兼中国空军航校教官）。
此前后中日连日展开多次空战，日军皆有证实。中国飞行员赵甫明等殉国或负伤，参战各机无一不伤。飞行员斗志昂扬，每有飞行员受伤，返场后立即有其他飞行员抢飞机上天作战。撤退到杭州后更发生震惊中外的笕桥空战。此战，因敌机来袭突然，空军第二队司令石帮藩冒死登机突入敌机集群血战，掩护同僚登机，激战中两架日机被击落迫降，石自己也被打断一臂，带伤降落。此后石成为空军高级指挥官，人称独臂将军。
鲁迅先生提到从广州来援的地方空军，并讽刺其飞得太慢，曰：听说广州也有一队出发的，闺秀们还将诗词绣在小衫上，赠战士以壮行色。然而，可惜得很，好像至今还没有到。
广东空军参战确有其事。当时空军总司令部从广东空军中挑选一混合机队北上参战，共10人，分驾6架美制旧式可塞(CORSAIR)飞机和一架莱因 (RYAN)运输机，2月10日从广州飞上海参战，指挥官丁纪徐。丁纪徐是广东空军悍将，1937年抗战时的空军五大队大队长，也是中国最早进行空中跳伞表演的传奇人物。鲁迅先生的消息肯定是错误的，这支部队不但参战了，而且打得英勇顽强。2月26日，日军空袭杭州空军基地，丁纪徐的座机当时正在维护。此人性如烈火，当即持枪从中央空军的飞行员手里抢了一架飞机上天迎战，其斗志可见一斑。
对这些战斗上海各报刊也多有报道，海内外反响强烈，鲁迅先生视而不见，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当时的鲁迅先生不得已避难在上海租界，我想也许是无法看到有关报道吧。
幼年的中国空军在这次战役中表现英勇，产生了两大影响。第一个是被国民认知为抵抗外侮的重要力量，在争取国防经费的时候挤掉了淞沪事变中态度暧昧的海军。这次经费之争，时人称为空海大战，并在报纸上讽刺地问海军：你们是海军乎？江军乎？。此后中国空军得到较大发展，才有八年抗战中飞将军的传奇。第二个是对日军战术的影响。日军因为战斗中的损失，特别是战斗机和中国空军对战中难以占到优势，提出战斗机无用论，以至于八一三以后一段时间和高志航等交战的日本轰炸机都依靠自身的火器自卫而没有战斗机护航，直到吃亏以后日军才恢复了对战斗机的重视。这个战略性错误造成惨重损失，几乎使日本空军轰炸机部队在抗战初期遭到灭顶之灾。
所以，先生对空军的指责似乎有些过分，我想这主要是鲁迅先生没有军事方面的常识造成的，毕竟他不是熟悉军事的人物，有人据此认为鲁迅是老愤青，就有些过分了。事实上中国空军在抗战中奋勇争先，屡次和优势日军拼死奋战，打到南京失陷的时候只剩下董明德一架飞机能战，表现了崇高的卫国抗战精神。空军的力量几乎尽数拼光在抵抗外侮的战场上，四大天王全部血洒长空，庶几可以辩白鲁迅先生不知道会不会炸弹倒落到手无寸铁的人民头上来的担忧。
黑白汤恩伯(9)
仰望长天，不胜叹息。
林徽因的流星雨，一九三七
林徽因，才女，美女，我们忘不了她和梁思成、徐志摩、金岳霖之间的种种故事，更忘不了她设计的人民英雄纪念碑。
个人认为1937年对林徽因是一个分水岭，这前后的林徽因是不同的形象。
这一年之前，林徽因是那种聪颖的中国士族女子又加上了西洋的教育和思想，是一个难得的才女。她美丽、睿智、任性、乖张、不依不饶、小聪明，有人认为可喜，有人认为可恨，无论如何都和这个才女的形象颇为相符。这样的才女精彩得很，不过才华横溢的小女子在这个世界上并不少见。
有人欣赏这样的小女子，有人不欣赏，萨也一样。
然而萨很欣赏林徽因。
1937以后的林徽因，我以为才是真正的林徽因。
才女无数，林徽因只有一个。
有的时候人的精彩需要激发，仿佛天空中的流星雨，需要在空气中燃烧才耀眼明亮。
如果没有不列颠之战，丘吉尔可能只不过是一个不成功的记者加上无能的海军大臣罢了。不列颠之战让这个马尔巴罗公爵的后代光芒四射。
林徽因的流星雨，在1937年来临。
1937年，抗战爆发，梁林一家辗转撤退西南。那一年林徽因在路上漯患肺病，种下她早逝的根疾。
正是在这种颠沛流离的苦难中，林徽因心底里那种刚烈，那种中国女性特有的坚韧和敏感，却像流星的燃烧一样，闪烁出灿烂的光芒。
梁从诫先生记录了他们逃难中的经历。
在一个小镇上，重病的林徽因生命垂危，焦急的梁思成遇到了中国空军杭州笕桥航校第7期的学员们——飞行员黄栋权少尉的琴声将梁先生引到了他们的楼上。
飞行员们的热情挽救了林徽因的生命，而这些远离家乡的飞行员的毕业仪式上，梁和林，是他们的名誉家长。如果这个时候林徽因家的客厅里还有客人，最为亮丽的，就是这些年轻而热闹的飞行员们。
战斗间隙，飞行员们经常光临梁林所在的李庄，投一个通信袋，带去一点礼品或者信件。
然而，客厅里的飞行员们像天际的风，他们走了，就再也没有回来。
当时中日的空军飞机，无论数量和性能都相差太大，而中国的空军义无反顾的保卫着这片土地的天空。在残酷的空战中，噩耗陆续传来，1944年6月16日，林耀少校在衡阳空战中阵亡。至此，这二十余名年轻而快乐的飞行员朋友，全部牺牲在中国的蓝天里。
1941年3月14日，林徽因的三弟，空军航校第十期毕业生林恒在成都空战中战死。
年轻的生命，象流星雨一样在中国的天空里陨落。
梁从诫先生回忆，飞行员们的接连牺牲，使林徽因悲痛万分，她在病榻上写成《哭三弟恒》一诗，而她所悼念的，绝非只是林恒一个人。
这首诗起初看来也平常，林徽因有诗人之名，而这首诗的词句寒素之极。但是当我细细读下去，我感到一种莫名的震撼和感动。我仿佛看到一个终日与画笔和诗词打交道的女子，怎样努力地去理解和记忆那些晦涩的飞机型号和军事术语，向她心爱的弟弟艰难的讲来，因为那是她的弟弟的世界和关切的事情。她的词句在一个粗通军事的人看来是那样的幼稚可笑，那本不是她可以驾驭的范围。但是她那样努力地去对弟弟说，她那毫无掩饰的情感，让这些幼稚可笑的词句忽然点染上了圣洁的光芒。
我把这首诗录在下面：
哭三弟恒
林徽因
弟弟，我没有适合时代的语言
来哀悼你的死；
它是时代向你的要求，
简单的，你给了。
这冷酷简单的壮烈是时代的诗
这沉默的光荣是你。
假使在这不可免的真实上
多给了悲哀，我想呼喊，
黑白汤恩伯(10)
那是——你自己也明了——
因为你走得太早，
太早了，弟弟，难为你的勇敢，
机械的落伍，你的机会太惨！
三年了，你阵亡在成都上空，
这三年的时间所做成的不同，
如果我向你说来，你别悲伤，
因为多半不是我们老国，
而是他人在时代中碾动，
我们灵魂流血，炸成了窟窿。
我们已有了盟友、物资同军火，
正是你所曾经希望过。
我记得，记得当时我怎样同你
讨论又讨论，点算又点算，
每一天你是那样耐性的等着，
每天却空的过去，慢得像骆驼！
现在驱逐机已非当日你最理想
驾驶的老鹰式七五那样——
那样笨，那样慢，啊，弟弟不要伤心，
你已做到你们所能做的，
别说是谁误了你，是时代无法衡量，
中国还要上前，黑夜在等天亮。
弟弟，我已用这许多不美丽言语
算是诗来追悼你，
要相信我的心多苦，喉咙多哑，
你永不会回来了，我知道，
青年的热血做了科学的代替；
中国的悲怆永沉在我的心底。
啊，你别难过，难过了我给不出安慰。
我曾每日那样想过了几回：
你已给了你所有的，同你去的弟兄
也是一样，献出你们的生命；
已有的年轻一切；将来还有的机会，
可能的壮年工作，老年的智慧；
可能的情爱，家庭，儿女，及那所有
生的权利，喜悦；及生的纠纷！
你们给的真多，都为了谁？你相信
今后中国多少人的幸福要在
你的前头，比自己要紧；那不朽
中国的历史，还需要在世上永久。
你相信，你也做了，最后一切你交出。
我既完全明白，为何我还为着你哭？
只因你是个孩子却没有留什么给自己，
小时我盼着你的幸福，战时你的安全，
今天你没有儿女牵挂需要抚恤同安慰，
而万千国人像已忘掉，你死是为了谁！
我的记忆中，这之前，林徽因从来没有写过这样拙劣的诗句，这之前，林徽因也从来没有写过这样令人从心底震动的诗句。
凤凰可以涅磐，这首诗让我看到了一个粗头乱服的林徽因，而王国维的话是粗头乱服，不掩国色。
一个一生唯美而清高的女子，怎能写出这样的诗句呢？
我的理解，此时林徽因的诗不是给读者或者文人们看的，她的诗从自己的心中来，给的是那些永远不会回来的亲人和朋友。
中国的女子，往往在最困难的时候表现出让世界震惊的坚毅，用她们的温柔为苦难带来一丝亮色，而她们忍受痛苦和磨难的韧性，让男子也为之动容。
患病的林徽因，在病榻上继续她的工作，而当有人问林先生——如果倭人打到重庆怎么办？
林先生回答道：门外不就是扬子江？
医生评价，林徽因的生命力旺盛惊人，她从死神手中争回了五年的时间。
也许，没有这五年，就没有今天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了。
我仿佛看到一个收起钗环的布衣的林徽因，依然美丽，依然睿智，从一个小女子的身影后沉静的走来。
林徽因。
张学良在东北问题上最大的失误(1)
弃守锦州——张学良在东北问题上最大的失误
1932年1月3日，日军未发一枪，占领九一八之后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和辽宁省政府所在地锦州，张学良部不战撤入关内。窃以为，这是张学良在东北问题上最大的失误，甚至超过九一八事变时的不抵抗。
看日本史料，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内部有强硬派，也有对东北军颇为忌惮的保守派。即便是军中，权力最高的参谋本部也是倾向保守的。分析一下，九一八以后，其实局面并不是完全不可控制。完整的黑龙江省还在马占山手中（锦州失守时，马虽然已经放弃齐齐哈尔，依然在海伦重建黑龙江省政府，顽强抵抗）。吉林虽然熙洽投降了，但是丁超等部抗日武装具有相当实力。特别是东北军主力还在辽南的锦州，辽左一带反日运动蜂起。即便是沈阳，臧式毅被囚禁也五十余日顽强不屈。连东边道镇守使于祉山这样的大汉奸，当时也在首鼠两端——他和日、张同时联络，显然在观察时机，以便决定自己的动向。关东军虽然初步得手，其实东北局势最少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当时东北的中国军事力量，按照日军分析为——黑龙江省正规军1.5万，准军事部队1.8万，吉林军5.5万（其中熙洽率领的两万军队已经投降），锦州的辽宁军19.5万，是东北军的主力。沈阳失守后，张学良将东北军政机关搬到锦州，日军深感威胁。
为此，10月18日，关东军试图进军锦州，驱逐张学良。然而，日军参谋本部连续下达四次命令，坚决命令关东军回军，甚至最后一次用了和奉敕相同的命令级别。結果是关东军直到1932年新年，始终没有与张学良部发生地面冲突。
关东军当时的局面也十分艰难，其在东北总兵力只有关东军一万余，朝鲜军违令增援的三万余。前有张学良，后有马占山，还要担心苏联乘机染指，其内部也相当的不安。从国际上说，锦州所在的北宁线铁路属于英国资产，日本方面很担心攻占锦州引发国际冲突。从国内上说，关东军下克上的一意孤行固然有一些下层官佐的支持，但也有不少反对的声音，包括日本国内政坛，都有很强烈的声音认为这种做法属于叛逆。那时，日本的军部势力尚未膨胀到无法克制的地步。10月，大川周明等发动的兵变并未成功。即便关东军内部，对事件的未来，也是分歧很大。因为支持关东军行动的势力中，颇有一部分的目的和占领整个东北三省并不一致，旅大租借问题是他们的出发点。张学良在前一年对苏发动中东路事变，试图收回中东路路权，让日本朝野颇为震动。当时日本所强占的关东州，也就是旅大，是日本在东北地区的最重要据点。按照条约，旅大的租借即将在1932年到达租期。预料国民政府不会同意继续租借，是其中一部分日本军政人士支持关东军发动事变的理由。然而，对于吞并整个东北，日本方面内部意见并不一致。
然而，反对的声音到了1932年就烟消云散，主张和解的外相币原辞职。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关东军进展太顺利了，胜利者是不受责备的。
锦州之战，只要张学良摆个抵抗的架子，关东军就会内外交困——外，锦州并不是很好打的，马占山一万多人给日本人造成的麻烦已经够大，如果张学良近二十万军队在锦州和关东军打起来，可不是那样容易拿下来的；同时，关东军自己是在违背命令的情况下进军，这种情况下，要想打下去，只有不断的胜利，否则只要有失败，就不可避免内部的分裂。事实上关东军也始终没有真从地面去打锦州的张学良，只是派飞机轰炸而已，说明它的顾虑也是很深重的。
但是张学良居然一枪不发从锦州撤退了。张学良在日军压力面前，渐渐承受不住，终于借口等待调停，发表声明，撤出锦州，并在1月2日完成撤军。日军于1月3日占领锦州，兵不血刃。
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结局，令人难以置信。日本方面大喜过望，即便日军自己，也认为锦州非经过一场血战不能取得，并集结了战车部队，准备应付张的反击。
张学良在东北问题上最大的失误(2)
锦州撤退的时候，蒋介石已经下野，孙科等国民党中央巨头虽然没有足够的力量支持张学良的作战，但至少是希望他进行抵抗的，把责任推给国民党未免牵强。锦州的弃守，应该是张学良自己的决定。九一八事变，可以归结为缺乏经验的张学良在仓促间不能良好判断局面。但是锦州完全不同，锦州问题上没有猝不及防的问题，应该说反映了张学良和东北军高级将领的能力和认识存在局限。
从九一八到锦州失守几个月的时间，东北军没有规复沈阳或者和日军对抗的军事行动，尚可以解释为对自己的力量不足感到担心，或者静候国联处理的诚意。然而，主动放弃锦州，就完全反映了张学良对和日军对抗的畏难，甚至没有打打看的勇气。
当时的东北军是否全不能战？应该说不是这样，张学良的东北军此后在内战、外战中颇有战斗力。其装备训练也并不差，因为此后的东北军失去自己的基地，其战斗力应该呈现递减趋势。以其兵力，如果作战开始，即便不投入全力，至少不会比马占山部队更差。锦州有东北军的东大营，物资、指挥机关齐全。锦州所在后方为山海关，前方为狭长的锦西谷地，山地可以提供较好的地障，而日军兵力难以展开，后勤补给线也暴露在周围抵抗力量的包围中。这个仗，怎么看怎么可以打一下。以东北的人心，张的抵抗会引发怎样的反映可想而知。李顿调查团在日军占领的东北进行调查，东北的同胞于日军暴虐之下，依然坚决地表达了对祖国强烈的支持——这个代价是怎样的沉重，看看马占山派去和李顿调查团联络的人员怎样先后被残杀就可以知道了。
哪怕是象征性地打一下。
张学良曾经解释不愿意在锦州打的原因，一个是没有中央支持，怕打不赢；一个是不愿意部下白白牺牲。
锦州的张学良部，是东北各地抵抗力量，特别是黑龙江马占山的精神支柱，随着张学良从锦州不战而退，影响是惨痛的。
首先，日军得以全力向北。马占山为主的黑龙江省既失去精神上的支持，又失去辽宁方面军事呼应的可能，成了地地道道的孤军，终于被日军击破，东三省彻底落入日军手中。东北各地自发的抵抗力量失去了政府的有效协调和指挥（也失去了对于政府的信任），明眼人一看可知已经难免各个击破的命运。同时，东北的人心，也陷入失望和低沉，不复有抵抗的意志。
其次，关东军越发猖獗。在日本政府中，由于占领东三省意料不到的顺利，激发了日本强硬路线的疯狂。日本人的性格，是最初投入的时候高抬脚，轻落足，所以今天投资机会上往往落后他国。但是一旦成功，就会进入一种癫狂的兴奋状态，不顾一切的蛮干。甲午战争、珍珠港，无一不是如此。假如换了熟悉日本情况的蒋百里等人物指挥东北局面，断不会如少帅一样让日本人疯起来，对日本人无原则的让步，只会让他失去理智。1932年1月，张学良弃守锦州，3月，满洲国就出炉了。从此，日本军国主义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直到1945年把日本也带入灭顶之灾。
同时，这次弃守，也在东北军内部极大地提升了畏日、动摇的情绪，以至于此后的热河战役中，东北军各部全无战心，争先逃跑。即便是王以哲这样的精锐和坚决抗日的少壮派，在长城战役中，都因为再三催促中央军接防而成为17军的笑柄。实际上，当时投入长城抗战并稳定古北口战线的17军，装备、人员、数量都并不比东北军好，所能够顽强抵抗的资本，无非是有真正抵抗的决心。锦州弃守，对东北军心理上的打击是巨大的。
三千万父老，百万疆土，对自己在这块生我养我土地上最后的据点，几十万大军一枪不发地离去。对张学良来说，我想此后几十年，他想到这个决定，也会感到痛切吧。
记抗战中日军的钢盔(1)
甲首三千——记抗战中日军的钢盔
《汉晋春秋》记载，诸葛亮伐魏， 亮使魏延、高翔、吴班赴拒，大破之，获甲首三千级。甲首，即戴有头盔的敌军武士之首级。 -- 作者注
钢盔，日语叫做铁帽，是侵华日军普遍配备的防护装备。我们今天看电影，鬼子如果不是戴着屁帘式的战斗帽，就是戴着钢盔，几乎成为标准形象了。
日本军事后勤研究专家青木孝治，通过研究日军的钢盔，专门写了一本书，叫《陆军铁帽物语》。
钢盔，就是保护头部的头盔罢了，有什么好研究的呢？为此写一本书充分显示了日本人对细节的重视。仔细看看青木的《陆军铁帽物语》，里面有不少对研究抗战历史有价值的描写，值得一读。比如，日军战斗帽后面那个屁帘儿，有人说那个屁帘儿是用来防中国大刀队砍脑袋的。青木的研究结果表明，这属于谣传，真正的作用是为了防晒，分成几片又可以通风，虽然寒碜，确是不错的设计。
而日军的钢盔，虽然威风，却给它带来过不止一次的烦恼。
日军使用钢盔的第一次战争，是什么时候？
青木告诉我们，是九一八事变。日军装备钢盔，是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到欧洲观战的武官的报告，此后有装备而一直没有使用。九一八事变的时候，因为东北军的不抵抗政策，日军的钢盔基本没有派上什么用场。真正用上，是在黑龙江和马占山将军所部的作战。
面对马占山部的顽强抵抗，日军不断增兵，双方在江桥、齐齐哈尔等地展开一系列激战。这次战斗，日军试验了大批新式装备，不但钢盔的使用得到了检验，还使用了装甲列车、坦克等武器。这也是日军第一次在实战中使用坦克。值得一提的是日军使用来攻击马占山的雷诺NC-17坦克，有相当一部分是从北大营东北军仓库里夺取的。
坦克的使用被证明在突破战中非常有效，而钢盔也的确减少了日军的伤亡。
但是，日军很快就发现制式的钢盔存在相当大的问题。
那就是钢盔的里衬太薄，在黑龙江寒冷的天气里，日兵出汗以后如果不加处理，很快脑袋就会和钢盔冻在一起，危险而又好笑。强行摘取，无意中会连皮肉扯下。而最初日军对这种古怪的情况又不会处理，用暖水浇钢盔进行救护，结果造成被冻结的头皮直接剥离。日兵形容宿营的时候，经常听到头被和钢盔冻在一起的新兵摘钢盔时发出阵阵哀号。攻占齐齐哈尔，日军阵亡三百余人，因为冻伤减员的却几乎达到两千，其中不少就是这种钢盔头伤。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日军士兵自发想办法，在钢盔里垫上纱布或者棉布，虽然样子不好看，但是解决了冻伤的问题，这也是装备钢盔后给日军造成的第一个大问题。
诺门坎之战，日军又发现大量日兵尽管戴着钢盔，依然在作战中因头部中弹而死，反而是不戴钢盔的没有这样高的比率。
这可就奇怪了，难道苏联人用了带磁性的子弹，专打钢盔？
莫名其妙的日军派出专家到前线考察，这才真相大白。
大家知道，钢盔是保护头部的，但并不是子弹打不透，真要是子弹打不透的钢盔，人的脖子就该吃不消了。它主要是防御弹片，对于子弹，如果对方的子弹不是击中钢盔正中，由于钢盔是一个弧面，便大多会滑飞。这就是钢盔的防护作用。
然而，诺门坎之战，日军头部中弹的士兵，多半是头盔正中被苏军一枪命中，钢盔洞穿，钢盔里面的脑袋当然也就一塌糊涂了。
那么，苏军怎么会打得这样准呢？日军研究以后恍然大悟。原来，日军当时使用的钢盔，前面正中有一个很大的红色星星，这是日军的标志。
大家知道，红色在所有光线中是最醒目的。
于是，苏军老远就能发现日军的士兵，并且瞄着红星星开火。苏军使用的纳干式步枪笨重而且后坐力大，但是也有优点，那就是弹道稳定，穿透力大。因为红星正好在头盔正中，一枪命中，日兵大多数糊里糊涂就见天照大神去也。
记抗战中日军的钢盔(2)
诺门坎战后，吃了大亏的日兵被迫改小了钢盔前面的红星。这方面中国军队的钢盔涂饰就好一些，是将军徽漆在侧面，所以没有出和日军一样的问题。
关于钢盔，比较离奇的，大概要算日军军神饭塚国五郎的死了。
饭塚国五郎，日本陆军少将（特晋），101师团101联队联队长。战中有一段时间日本东京各大电影院连续放映军神饭塚联队长的战地录影。这老鬼子相貌狰狞，胡子拉茬顶着个破钢盔，挥战刀又冲又杀的，上镜得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