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多田峻以往的战功，最终日本国内对他还是决定不加追究。既然不予追究，就更要表示对他的信任，于是天皇通过日本议会，派遣高月保和乘兼悦郎两位特使，前往华北宣抚，表示对多田峻的勉励。
其实这个决定是有些毛病的。多田峻是旧式军人，善于正规作战，对付战术灵活的八路军实在力不从心。他担任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期间，对八路军始终没有什么好办法，八路军的总体实力越打越强。到1941年年中，日本国内终于再也无法忍受多田的无能，于是将其提拔为大将（算是给个面子）后送回国内，改调被彭德怀元帅称为最狡猾的冈村宁次担任华北驻屯军总司令。冈村宁次要比多田灵活得多，他调动重兵发动的五一大扫荡和随后的一系列作战，给八路军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这两位特使还带有其他的秘密使命。
关于这两位天皇特使，中文资料中语焉不详，只提到两人均为日本议会贵族院的成员，军衔皆为陆军中佐。实际上高月保被击毙后特进为大佐，所以日文资料中对高月保皆称为高月保大佐，而乘兼悦郎由于没有被打死，自然没有特进。他此次遇刺没有死，负伤致残，不再适合在一线部队，改调陆军士官学校担任庶务科长。这个闲职影响了他的升迁，所以直到日本战败，乘兼始终是个中佐。
刺杀天皇特使案真相探秘(4)
其实，这两位在日本陆军中，都是威名赫赫的人物，特别是高月保，有着男爵的贵族头衔，还有一个特殊的外号，叫做拉脱维亚的樱。
三
这两个天皇特使究竟什么来历？
高月保，岛根县人，大正十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三十三期毕业，虽然出身贵族但是用功勤勉，当时即因才华横溢而著称。毕业的时候在该期学员中名列优等第一，获得天皇颁赐的银表奖励。这里有点儿疑惑，据说士官学校第一名传统是赐短剑的，这次为何赐的是银表？可能是第三期蒋百里拿了第一，把天皇赐剑带回中国去了，天皇没了剑，只好换着样赐别的东西了吧。
这一期学员在战争中成为高级将领的不多，一来是因为年龄资历，二来他们在校期间培养方向就有所偏重，着重于培养外交军事人才。高月保在毕业后一度派遣到驻朝鲜军中服务，因业绩出色复由陆军省保荐进入陆军大学四十四期学习，主攻对苏战略，昭和七年（1932年）毕业。这一次他依旧成绩优秀，在49名学员中仅次于花本盛彦获得优等第二名。这一届陆大毕业生在日本战败时除了身为皇族的闲院宮春仁亲王破格提拔为少将以外，军衔最高的就是大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高月遇刺后特进为大佐，成了第一个达到这个军衔的陆大四十四期毕业生，相信这个荣誉不大有人愿意与他争的。
与高月同时遇刺的乘兼悦郎是佐贺贵族出身，为其陆士三十三期同学，毕业后也到达朝鲜军中服役。但是他的门路奇特，一下就混进了上层，经历与高月大不相同。这样的好处是乘兼的提升也比较快，但是没有得到机会上陆大学习，少了一张文凭。
高月保从陆大毕业后，被分配到欧洲担任见习武官，1934年担任日本驻拉脱维亚使馆少佐武官。俄国在一战中崩溃后，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乘机独立。这几个小国为了避免被苏联吞并的命运加入与法国的结盟，人称小协约国，而拉脱维亚首都里加也因此成为外部世界搜集苏联情报的一个重要据点。美国驻拉脱维亚武官皮雷斯就是一个这方面的高手，主攻对苏战略的高月保在此自然也是如鱼得水，多次向日本国内提供关于苏联的重要情报。在这期间，高月给日本国内的友人写信，常自称为拉脱维亚的樱。（日本的旧军队中军校毕业生常以樱自诩，表示赞赏樱花灿烂中凋谢的品质，不畏战死。）
1938年，按照日本政府要求，在欧洲各国的日本武官在巴黎召开联合会议，共同起草国际军事局势以及对苏对华作战问题的分析看法。到会的有驻苏武官土居明夫（大佐）、驻德武官河边虎四郎（少将）、驻法武官土桥勇逸（少将）等，土居明夫和高月保负责制作对苏问题看法。二人的意见是在中国问题上苏联主动插手可能性不大，应该采取坚决的攻击，首先打垮中国的抵抗，在这之前不要刺激苏联，尽量避免与苏联开战。土居和高月都对苏联的战争潜力比较了解，深知日本的军力尚不足以挑战苏联。
这份报告虽然未能获得陆军方面完全的信服，但高月的才华受到陆军省的重视，同年将其晋升为中佐，调回国内，在陆军省作战课担任作战班班长，着重于中国战场的作战指导。他力主对中国全面战胜，但反对北进政策，支持南进。
在这期间，高月作为主要负责人之一，还参与了对华的细菌战试验作战（宁波）的指挥，是指导对华细菌战的五人小组之一（小组负责人为作战课课长冈田重一大佐）。值得一提的是，1940年11月25日，高月已经离开作战课前往中国，日本陆军省签发的大陆令第169号，下令中止宁波、金华等地细菌战试验以检验战果，其发令序列中依然有作战课高月保中佐的名字。三天以后，高月保就在北京被军统击毙，可谓报应来得快。
1940年8月28日，日本军部召开陆海军协调会议，策定今后作战方略，预定南进政策，理由是英国在欧洲忙于对德作战，在南洋地区无力兼顾，美国注意力集中欧洲，但同时对日本采取禁运，造成帝国战略物资不足。会议上制定了可以发起南进作战的五种情况（三种好机和两种被迫）。这次会议，被认为是一年后爆发的珍珠港事变之发源。高月是参加这次会议的陆军三代表之一。
刺杀天皇特使案真相探秘(5)
派遣高月为特使宣抚华北驻屯军其身份固然重要，但他和乘兼还有另外的使命。高月保到华北后，预定不再返回，转任华北方面军参谋。在驻华日军中，推崇北进攻击苏联的将领不在少数。高月是日本不多的苏联问题专家，他到华北还有说服北进派将领的任务，以增进驻华日军对南进政策的理解和支持。
乘兼悦郎和高月保是陆士同学，长期专注于朝鲜殖民事务。他在到中国前担任的职务是陆军士官学校战术教官兼陆军第一旅团长侍从参谋。旅团长侍从参谋这个职务十分古怪，而且在日军中独一无二，其根本原因是陆军第一旅团的旅团长本身就很古怪。这位中将旅团长并无实权，但是身份高贵，他就是战后唯一被作为战犯起诉的朝鲜皇族——朝鲜皇太子李垠。
李垠，朝鲜高宗皇帝第七子，纯宗皇太子，日本吞并朝鲜后，勒令朝鲜人改用日姓，使用日本的语言文字（大约可以看出如果中国没有八年抗战，结果如何），同时，将朝鲜皇族（唯一可准许使用朝鲜姓的家族）子弟大量送到日本接受教育和通婚。李垠就是伊藤博文亲自过问送到日本接受从小学开始的所有教育。这给了乘兼悦郎一个发展的机会——乘兼恰好是李垠的小学同学，而李垠的太太梨本宮方子（一度是昭和天皇妃第一候补）和他都是佐贺出身，还有亲戚关系。李垠一生狂热亲日，被日本授予昌徳宮李王垠称号，担任过陆军59联队联队长、第一旅团旅团长、第一航空军司令等职务。中国的某些汉奸和接受日本教育的李垠比起来，要算相当的爱国者了。
虽然李垠非常亲日，但日本方面对他从不放心，监视控制功夫下的很多。乘兼悦郎就是这样一位侍从参谋，在巩固日本在朝鲜的殖民统治方面，他有着相当的功绩 。不过，因为他与李垠的同学关系，而且李垠确实对日本极为忠顺，乘兼的工作并不太难，他也并不总是在李垠身边。李垠访问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就是乘兼负责接待向导，并且做了一堂示范课。
乘兼被派到中国，则是因为他的殖民经验，可以为多田峻提供相当重要的参考作用。
对日军来说，不幸的是两位在日本陆军中堪称人才的高级军官，还没有来得及发挥他们的作用，就在皇城根成了军统特工人员的靶子。
四
具体两个天皇特使被袭击的经过已经在公开文献中可以看到，这里可以补充的就是一些其被袭击前后的细节了。
第一，高月保和乘兼悦郎为何要骑马在北京街头招摇过市。
根据当时北平伪警察局的公开材料，两个日军军官是方面军参谋，骑马上班途中遭到袭击。实际上高月的确是还没有上任的方面军参谋，这可能是日军提供给伪警部门的资料。而说两人是骑马上班就属于一种有意的误导了，实际上这两个日军军官当时根本不是办公，而是每天早上例行公事的遛马散步。
高月与乘兼作为天皇特使，多田峻对两人颇为恭敬，无论食宿安排都是第一流，两人下榻的地点就是孙中山在北京的行辕——和靖公主府。这里和日军在北平的总部——张自忠路铁狮子胡同一号原段祺瑞执政府只有一墙之隔，根本不需要骑马上班。但高月和乘兼都是日本贵族俱乐部爱马社的成员，有每天骑马散步的习惯。这个 爱马社说来颇有来头，它的主席就是日本著名马术运动员西竹一男爵，俱乐部成员包括西男爵本人都是西化严重的贵族子弟，并且都是日本陆军中的军官，是促进日本马术运动的一个重要组织。西竹一是1932年奥运会马术金牌获得者，1945年以战车第26联队联队长身份在硫磺岛战死。这个俱乐部的成员都是西男爵的崇拜者，热衷于马术，期待着在陆军中作西男爵第二（西竹一获得奥林匹克冠军时的身份是陆军中尉）。
所以，这两位特使即便到了北平，依然保持每天遛马的习惯。对此，北平当局之所以没有安全方面的顾虑，有两个原因。第一，1939年和1940年，原来活跃在北平地区的中国地下抵抗组织——抗日杀奸团，先后遭到两次毁灭性的打击，成员非被捕即逃往重庆，主要负责人军统华北区区书记曾澈被杀。这个组织基本已经没有活动能力，让日军误以为北平的地下抵抗运动已经瓦解；第二，日伪当局为两位特使安排的遛马路线沿线军警机关林立，属于日军安全区中的安全区，很难想象会有人在这段路上进行狙击。同时，日军还派遣了警卫人员随行，以为万无一失。
刺杀天皇特使案真相探秘(6)
高月和乘兼的散步路线是这样的：从段执政府出发，沿今天的平安大街向东，到达东四十条路口（今平安大街一带是日军华北驻屯军总部），再向南，沿东四北大街直到今天的东四牌楼（这里路西什锦花园为日本华北地区茂川特工总部，后来此案就是这个机关破获），从此处向西，经过隆福寺和今天美术馆，皇城根（隆福寺和皇城根各有一个伪警察巡警阁子） ，沙滩到达北海（这里的团城和沙滩红楼各驻有一个中队的日本宪兵），穿过北海向北到达今天平安大街返回住地。
这条路线，今天依然是北京旧京风貌保存最完好的一段，说起来日军的安排是相当有水平。
第二，军统特工为何选择皇城根作为袭击的地点。
这就和上面的第一个问题相呼应了。
军统方面选择皇城根作为袭击地点，是经过了一番精心策划。军统方面早期的几次成功行动，如刺杨杏佛、刺张敬尧等都是城市狙击，具有这方面较丰富的经验。首先，接到任务后，北平站情报第一组组长张清江带组员张承福、金琅等对两个特使的行动习惯进行了调查，认为这两个特使经常公开活动，在公共场合进行刺杀存在可能，不需要深入其内部进行窝里打。而最有规律的行动，莫过于每天早上的乘马散步。因此，狙击行动就初步预定在其遛马的路线上（参见台湾1971年出版的《中央》杂志特刊周良辅介绍麻克敌的文章）；其次，张清江和麻克敌等人对两个日本特使行动的路线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是日军的防卫还是过分麻痹大意了。
高月和乘兼这条路线的问题是虽然多有军警机关，却没有一个统一机构负有专门对两人的保卫权责，也没有戒严，因此，只要用心观察，便有机可乘。
最后北平站站长刘文修和麻克敌商议，将狙击地点放在了从隆福寺到皇城根锣鼓巷一带，由麻克敌开枪，邱国丰掩护。因为这里没有日军据点，是由伪警察警戒的，相对比较松懈，同时，这里小巷密布，路线复杂，也为开枪后的撤退提供了有利条件。
不过，最终狙击地点选在了皇城根锣鼓巷口，则是麻克敌一时决定的。原因是狙击小组前一天已经尾随过两个特使一次，因为警卫人员离得太紧没有下手机会而作罢。29日，当麻、邱二人再次尾随到皇城根时，两个日本军官大概感到春风得意，乘马加速，与随行警卫拉开了距离（警卫是骑自行车的）。于是，麻立刻决定行动，一起惊天大案爆发了。
第三，案发当时，有几人目击。
当时麻克敌快骑追超两人后，将自行车放倒，向后开枪，当时击中骑在后方的高月保，连人带马均被打中，高月落马（后送医院不治而死）。在前面的乘兼（伪警报告将两名日本特使的名字误为森荫和赤余）停下来试图帮助他，因为周围混乱嘈杂，还没有觉察是被狙击。麻乘机再开两枪，将乘兼也击倒（重伤，后抢救活命）。此时，锣鼓巷口巡警阁子的值班警察伪内五分局第十九段派出所岗警佟承启，所内值班警刘发壁闻声欲来救援，邱国丰立即射击掩护麻撤退。佟、刘不敢迎战，退了回去。麻对倒地的两名日军续发两枪，可惜未中。眼看后方乘自行车的日军警卫赶来，麻邱遂向西行，进入小巷中逃走（麻开六枪，邱开一枪）。日本宪兵急于救人，未及追击，先用人力车，后用汽车将两人送往医院抢救。
除了佟、刘以外，附近还有帮工黄广明等也目击此案，但对麻克敌等二人的描述除了衣着一致外，相似之处不多（可能是吓昏了），甚至有说行武出身的麻克敌显系一知识分子，而最近的美国远东宣教会干脆拒绝日军搜查。高月保和乘兼悦郎遇刺后，虽然麻和邱都在现场露相，多田峻惊惧之下也全力督促破案，但日伪的破案却不得要领，原因是目击情报不足，有限的报告中凶犯形象也差异很大，虽然关了城门大搜，却一无所获。
不久，就发生了日军闭城抓大麻子 的事情。有说法麻克敌是麻子，行刺日本特使时被目击所以日军满城抓大麻子。据我所知麻克敌并非麻子，抓大麻子是因为麻的副手邱国丰说漏了嘴，不经意间误导了日伪侦缉机关。
刺杀天皇特使案真相探秘(7)
五
日军封锁北京各城门抓大麻子，是参加刺杀行动的军统特工邱国丰一次不经意泄密引起的。
原来，麻克敌其人，虽然勇敢，枪法好，但有个缺点就是立功心切，不够冷静。在刺杀高月乘兼两特使之后，显然日伪当局必然要进行大搜捕，这时比较理智的做法是迅速离开险地。此案被破获后，北平站情报第二组组长侯化均就是迅速通过伪军中的关系出城才没有被捕获，成为少数幸免于难者。麻克敌因功受到军统局本部的褒奖，坚持留在北平城内（住在北海后海他哥哥的家里）。受到这次胜利的鼓舞，他和邱国丰联手，试图行刺大汉奸，日伪华北准备银行总裁汪时璟，结果因为汪戒备森严，未能成功。历史上特工人员绝少007式反复出风头的人物，盖因为真实的敌后情报工作环境之残酷，斗争之艰苦与小说电影完全大相径庭，容不得一个特工多次显示身手，那几乎肯定给他带来灭顶之灾。即便是佐尔格这样的传奇人物，只是因为情报递得急了一点，也无法逃脱逃被捕杀的命运。所谓特工的浪漫，纯粹是好莱坞的梦呓。
麻、邱刺杀汪时璟是采取越墙而入的方式，结果在翻越第二道院墙的时候被汪的警卫人员发现，双方发生枪战。两人见不能得手，遂迅速撤离。邱因有轻功首先跳出院外，当时一时不见麻克敌，情急中呼喊老麻，被汪手下听到。从麻遗下的弹壳弹头，日军判断此案与两特使遇刺为同一人所为。根据汪手下提供的线索，认为作案者是个麻子。这样，就引发了满街抓麻子的风潮。其实，麻克敌是遵化麻家庵人，当地人多姓麻，却和麻子无关。
如前所述，日伪方面对该案的侦破最初是相当盲目的。那么，此案最终怎样被破获呢？
问题第一出在北平站站长刘文修过于麻痹上，第二是因为有叛徒为虎作伥。
刚刚完成任务时，刘文修还十分谨慎，自己深居简出，也严令部下低调行事，隐蔽待机。然而，不久就出了一件让他放松警惕的事情。恰好此时有个大盗马元凯在兵马司胡同持枪抢劫被抓获。马不甘就此处死，为逞英雄索性自称为刺杀两特使的杀手。日军方面对北平伪警察局压力督促极大，伪警察局方面正为此一筹莫展，双方自然一拍即合。于是共同制造出一套相当真实的口供交给日本当局。据说多田峻对此也已接受首肯，所以北平各报都以狙击日军将校案告破的题目刊载了消息。这样，刘文修就放松了警惕，活动开始恢复，却不料有人正在四处搜捕自己。
这个人就是原军统天津站站长裴级三。
裴级三，辽宁营口人，本来是军阀吴俊升的马弁。中原大战期间戴笠到北平活动，深感北方军统力量过于薄弱，遂大力吸收人手，意图扩大在华北的实力。吴俊升的儿子吴泰勋是戴笠的酒肉朋友，军统挂名少将，所以戴就让他推荐一些出身北方的人员。吴泰勋介绍了裴级三等人加入军统。裴后升任天津站站长。因王天木叛变，裴也被日军逮捕，很快叛变投敌。叛变后的裴级三因为熟悉军统内部情况，又是死心塌地为日军卖命，给军统华北组织带来了极大的破坏，罪行累累。裴叛变后，戴笠派大特务倪中立前往天津重建天津站，结果立足未稳就被裴带人破获，倪中立抵抗中被杀。接着，天津抗日杀奸团试图制裁裴级三，因杀手临阵怯场而失败。裴随即发动报复进行大破坏，天津抗团大部分成员不是被捕就是被迫转入北平活动，区书记曾澈本来已经躲过日军搜捕，却被熟悉军统活动规律的裴级三从藏身地抓获，不屈而死（曾当时年纪只有27岁，审讯中问日本审判官：你们日本人爱日本吗？那么我们中国人为什么不可以爱中国？）。1945年日军投降时，裴畏罪逃往东北，无人知其后来下场。
马元凯承认作案后，虽然多田峻已经认可，日本华北特务机关长茂川却不相信，认为马的供词破绽很多，作案手法很像军统活动，遂派在他手下的裴级三出动继续调查。
刺杀天皇特使案真相探秘(8)
裴遂指挥特务在北平拉网搜捕军统特工。这时刘文修却不合时宜的公开外出，结果在电车上被裴认出捕获。刘不堪酷刑而叛变，通过他抓获了交通任国伦（湖北人，特警班毕业）。任也随即叛变，参加此次行动的军统特工人员陆续被捕。先后被捕的有华北区区长薄有凌，第一行动组的麻克敌、邱国丰（麻12月底被捕，邱1月6日被捕），第二行动组的组长周良辅，第一情报组的组长张清江，组员张承福、金琅、刘心一等。军统在北平的人员损失大半！
被捕人员被关在外寄人犯看守所，即俗称的炮局监狱，遭到日军的残酷拷问，最终薄有凌、麻克敌、邱国丰、张清江被判处死刑，1941年2月15日被枪杀于天桥刑场。狱中，薄有凌等皆不屈服，薄并利用短暂的同审时间，联络被捕人员将所知道的情况进行交流，以便有人活下来向上头汇报。以上情况，1986年，当年侥幸脱险的侯化均（曾任军统河北督察、保定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等职务，少将）回国定居，政协采访侯和幸免于难的张承福，所描述中就有说明。抗战胜利后，日伪审讯被捕人员的档案，也提供了相当多的参考。
军统方面则在重庆将麻克敌、薄有凌等以殉国烈士的名义加以供奉。
刺杀天皇特使的惊天一击，虽然改变不了敌我的总体实力对比，但无疑让骄横的日军遭受了沉重的打击。日军的搜捕虽然破获了军统北平站，并不能保障北平的治安，清理了抗日杀奸团，军统冒出来，军统压下去，八路军平西根据地又开始主导了对北平的骚扰……
北平内外，这样周而复始的抵抗，一直持续到日本投降。
凋谢在西安城下(1)
陆航之花——凋谢在西安城下
这，很可能是中国人第一次注意到这件史实。然而，时光已经过去了六十年。
西安，作为中国反法西斯抗战的重要后方基地，在八年的抗日战争中饱受日军的空袭。自第一次1937年11月20日日军空袭西郊机场，到最后一次1944年 10月30日，击落来犯日轰炸机一架，击毙日飞行员两名，根据中国方面有据可查的记录，日军先后空袭西安145次，炸死炸伤中国军民两千余人。在漫长的防空作战中，中国空军和地面防空部队奋起反击，顽强抵抗。
1944年9月21日，《秦风日报》报道，据某某航空站消息，今晨拂晓，敌机数架，由晋窜入我市上空，我机英勇迎战，当即发生空战，被我击落一架，残骸坠落本市西郊云。
对于八年苦斗的中国，这样一个小小的胜利带来短暂的喜悦，不久这则消息就被淡忘了。
但是，当我翻开日本军事历史专家秋本实的文章《西安空中消逝的疾风战斗机队长》一文（《丸》总第588期），才发现在《秦风日报》这则简短的消息背后，暗藏着令人吃惊的事实。击落日军这架飞机的中国人，可能到现在都不知道这个战斗在日本方面引起的反响要大得多。在查找了《陆航二十二战队战史》、《斋藤隆大尉阵中日记》等相关的资料之后，我们终于可以确认，这名被击落的日机的驾驶员，是人称陆航之花、陆军至宝的日本陆军航空兵超级王牌飞行员，岩桥让三少佐（死后特进中佐）。
被击落的岩桥让三少佐当时担任陆军航空第22战队司令官，是日本最优秀的疾风四式战斗机飞行员。被击毙之前，他已经有了击落20架盟国战斗机的作战纪录，而日本二战中幸存的著名飞行员坂井三郎（著有《王牌空中武士的回忆》，在中国《航空知识》杂志连载）也不过有23个击落纪录。按照击落5架飞机即为王牌飞行员的国际惯例，岩桥让三早已超过了双料王牌的要求，是日军飞行员中一个不折不扣的王中王！
遗憾的是，由于中国方面没有意识到自己击落的是一个如此人物，所以根本没有对这名飞行员做深入的了解。否则，在中国击毙的日军王牌飞行员名册里，南乡茂章等四大天王、驱逐王三轮宽、轰炸王奥田喜久司等等之后，还应该增加一个陆航之花岩桥让三吧。至今中文资料中，尚无提到此人的报道，这一点来说，岩桥死得有些冤。
岩桥让三，日本和歌山县人，1932年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第45期，随即入明野飞行学校学习飞行——值得一提的是，为了拉拢广西军阀，这个明野飞行学校也曾为李宗仁部训练飞行员。当1938年日军空袭南宁的时候，驾驶日本91式战斗机前来迎战的，正是这些忘恩负义的广西佬。1934年，岩桥被编入飞行第8联队，开始了十年的空中生涯。
诺门坎之战爆发后，岩桥以大尉身份担任飞行第11战队第4中队中队长，带队参战。1939年6月24日，他在哈拉哈河上空首开纪录，击落苏联红军战机两架。此后，第4中队始终是第11战队的基干部队，全体队员的先后击落纪录超过了100架，人称王牌中队。而岩桥在王牌中队中的战绩一直排第一。由于他的表现优异，日军将他从一线调离，回到明野飞行学校担任教官。
1941年3月，岩桥又被调到航空审查部，担任キ-84式战斗机的试飞审查主任。岩桥用他出色的飞行技术证明，这种飞机的性能超过当时在役的所有日本陆军战斗机，后来被定型生产，命名为四式疾风战斗机，广泛运用于太平洋战场，成为二战后期日军主力战斗机之一。岩桥也因此获得陆军至宝和陆航之花 的美名。
1944年3月，日军第一个装备疾风战斗机的部队——陆航第22战队成军，岩桥被任命为该部队的司令官。
第22战队原定开赴菲律宾，但由于中国战场的豫湘桂战役需要，该部8月24日转入中国战区，进驻汉口机场。此后，便开始连续的作战。
凋谢在西安城下(2)
阔别多年回到中国战场，岩桥很快发现中国的空中力量由于中美联合空军的成立已经远不是当年那样软弱可欺。事实上，豫湘桂战役中，日军并没有拿到战场的制空权。只是由于当时中国军队精锐尽入缅甸，实施打通国际通道的战役，且被史迪威扣住不能东调，地面兵力不足，才遭到惨重损失。岩桥所部第22战队被迫超负荷连续作战，很快感到难以承受。岩桥向第五航空军司令部提出了意见，出动次数太多，而支持整备不足，飞行员已经达到疲劳限界。
9月20日，岩桥战队奉命从汉口飞赴新乡，截击从成都出击轰炸日本的美国第14航空队B-29轰炸机，由于情报有误空手而返。然而一到汉口落地，就接到第二条命令，在西安附近发现中美空军P-51战斗机活动，要求该部立即派飞机再次前往新乡，由此攻击西安机场。
从汉口到新乡直线航程550公里，新乡到西安航程500公里，按照命令发动攻击的话，显然要求第22战队不顾疲劳，连夜出击，才能在21日拂晓赶到西安。岩桥对此命令的反应是根本无法执行，他认为既然如此何必让他从新乡返回汉口呢？现在要花费两倍的时间和力量了。虽然没有详细的资料留下来，但是当事人的回忆证明因为瞎指挥，岩桥和航空军司令部之间当时确实发生了争吵。岩桥负气出击，就此一去不回。
由于岩桥认为大多数飞行员在当时的疲劳状态下无法完成这样艰难的任务，他只选择了技术最好的三名飞行员，斋藤隆大尉、久家进准尉、古郡吾郎准尉加上自己，组成四机编队出击。21日拂晓，四架飞机到达新乡机场，随后起飞出击西安。
但是，因为飞机整备不足，古郡的飞机在离陆时失事，机毁人亡。起飞半个小时以后，斋藤大尉的飞机也因为引擎故障被迫返航，能够投入作战的只有岩桥和久家两机了。
战斗的结果，日军与中国方面的记载有所不同。中国方面的纪录为击落一架日机，自己损失P-47雷电共和战斗机一架（美国驻华空军战机）。日军纪录为击落P -51野马战斗机一架，岩桥少佐发动自杀性攻击战死，久家准尉的飞机负伤，因为油箱打穿，返航时迫降，飞机损毁但飞行员幸存（久家逃过这一劫，但第二年还是毙命中国）。
在日本被称为名飞行员+名指挥官岩桥让三的座机，带着迷彩的疾风185号机，坠落在西安机场跑道以西外侧。他的死，因为整个战斗发生在夜间，而带上了扑朔迷离的色彩。
日军描写颇为传奇，谓岩桥击落美机一架后开始扫射机场的停机坪。因为看到另一架战斗机正在滑跑起飞，准备迎战，为了消灭这架飞机岩桥实施了自杀式撞击而阵亡。日军甚至有人因此认为岩桥少佐是用这种极端的方式表示对上司的不满。日军也曾怀疑是久家击落了岩桥，但是后来又根据双方的位置排除了这种怀疑。这种 壮烈的死，事后判明毫无依据，大概是日军不让自己英雄死的太平常的习惯作祟而已。
美军在当地的飞行员则纪录，岩桥的确凭借其娴熟的技术击落一架起飞截击的美机，也是他的最后一个击落记录。随后他开始扫射机场跑道，但是突然动作失控而坠毁。美军判断可能是飞行员操作失误，以岩桥的技术，这种几率几乎等于零。
最可靠的资料，还是来自于中国的新闻报道，虽然他们根本不知道击落的是谁。《秦风日报》9月22日报道：（本报讯）昨晨2时许，敌机两架，分两批由晋窜入本市……被击落敌机内之驾驶员，摔出机外丈许，脑中部中弹，显系当场毙命，两腿及左手被火烧焦……
虽然记者在报道中称该机是被防空战斗机于空中击落，但是由于描写太详细反而显出了破绽，暴露了记者杜撰新闻的写法。因为记者是不可能夜间追着战斗机看到整个空战过程的。真实的部分大概就是对岩桥让三遗体的描写上。从他的遗体情况看，岩桥是被头部一弹毙命，因此，所谓日军的自杀撞击说纯属无中生有。根据美军人员的回忆，岩桥是在击落了来迎击的美军战斗机之后开始扫射跑道的。这时候，岩桥应该是确认了背后没有敌机威胁，否则以他这样的空中老手，是不会开始投入地面攻击的。那么，岩桥最有可能的命运是正在扫射的时候，被机场的中国防空部队的一个神枪手或者走好运的家伙一枪命中，当即死亡，座机因而失去控制坠落。这就比较符合美军人员观察的结果了。
真相如何，时光久远已难考证。但无论如何，岩桥让三，日本的陆军至宝，陆航之花，是凋谢在了西安城下。这一事实，即便时隔了六十年，只是磨洗的更加清晰而已。
被八路军击落的日军侦察机(1)
击落太阳——被八路军击落的日军侦察机
说抗战时期八路军一直游而不击，大致和说国民党军全在曲线救国一样，属于毛泽东主席对基辛格铨叙的国共关系——蒋匪、共匪，我们只是骂来骂去。抗战是所有中国人共同的抗战，牺牲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的战士们，无论他们穿的是哪种军服，在今天中国人的眼里，他们是我们同样的英雄。对日本兵来说，国军的汉阳造和共军的马尾巴手榴弹一样咬肉。当然，装备的不同，使不同中国军队的作战特点不同。提到八路军，大家想到的往往是地道战、地雷战，要说土八路能把日本飞机鼓捣下来，这可就有点儿玄了。
但在日本方面的资料中，的确记载了这样的一件事。
2003年，看到一本日本出版的战争回忆文集，叫做《死ぬのも人民のためとう教育徹底していた八路軍》（翻译过来就是《为人民而死教育下的八路军》），作者是一个日本战地记者伊藤贵一（后不久入伍成为日军一员）。他回忆在中国战场的经历时，讲到了这样一件事。
1943年，伊藤在河北随日军第三旅团进行讨伐作战的时候，与八路军打了不少交道。按照伊藤的说法，日军持续扫荡，长期的战斗给八路军和日军都带来了重大的损失。八路军的部队因为减员，兵员中补充了很多少年兵，这些少年战士作战勇敢，尤其在山地作战中经常把日军在山间拖来拖去。有的时候，双方的距离近到只隔一道山涧，伊藤可以听到这些八路军少年兵的笑声。日军感叹这些少年也许以为战斗也是一种特殊的游戏吧。
关于八路军击落日军飞机的事情，伊藤只是侧面提到。他讲到在跟随日军进行山区扫荡作战中的一天，他所部的日军整日没有战斗和行军，一直在宿营。这样罕见的阵中闲暇让不服军旅的伊藤感到很惬意。他询问军官不行动的原因。军官苦笑着告诉他，本来预定和本军配合行动的侦察机不能来了，前面的地形复杂，只好不行动。
哦，是因为天气原因吗？伊藤问。
不是，中队长说，预订配合我们的侦察机昨天被八路击落了。
熟悉八路军武装水平的伊藤大吃一惊。啊，这样简陋的装备也能击落皇军的飞机吗？
看了这段东西，我当时的反应同样有点吃惊。不过，看过也就看过了，也没太往心里去，因为这毕竟是传说而已。何况伊藤当时并不是真正的军人，弄错的可能性，或者写作中夸张的可能性不是没有。
没有想到的是，前两天看到一本《陆军航空兵科志》居然也提到了昭和18年，八路军在河北击落一架日本立川98式直协侦察机。吃惊之下脑子中一换算，昭和18年，不正是1943年吗？河北，伊藤当时不是正在河北吗？莫非他们说的是一件事情？那么土八路打下日军飞机也许并非夸张！
立川98式直协侦察机，是日本陆军使用的一种下单翼可收放起落架的优秀战机，曾广泛使用于太平洋战场，因为飞行性能优异，也曾有大量改装为高级教练机使用。日军投降后，东北民主联军曾经大量接收这种飞机，是红色空军东北航校最早使用的机种。
这件事强烈地吸引了我的兴趣，忍不住下了一些功夫来调查，这一下的收获连我自己也没有想到。在一本日本军事杂志《丸》1994年11期中，我发现了一篇相关文章 ——《大本营中学学友的生与死》（作者筱崎哲哉，原日军陆军少尉）。该文非常详细地介绍了八路军击落这架日军飞机的经过，因为这架飞机的驾驶员，就是作者的中学同学。文中甚至还提供了被击落飞机的现场照片！
按照这篇文章的说明，被八路军击落的这架日军侦察机属于岐阜飞行第二战队第六直协飞行中队，飞行员加藤胜，军衔陆军曹长，观察员伊舍堂，军衔陆军中尉。被击落的时间是1943年9月，地点在冀西，当时日本陆军正在此处讨伐当地顽强抵抗的八路军部队。
被八路军击落的日军侦察机(2)
加藤胜，日本航空局乘务员养成所第四期毕业，后入陆军航空兵科学习，1941年4月编入作战部队，随即参加关特演，即关东军特种大演习。演习结束后，他驾驶的立川98式侦察机被编入第六直协飞行中队。7月，该部队的四架侦察机到达中国东北伪满牡丹江梅大飞机场，自此投入中国战场，加藤所驾驶的飞机也在其中。
此后，加藤所在部队转场关内，投入对八路军的扫讨作战。当时八路军经常在山区活动，面对复杂的地形，日军地面部队侦察不便，经常出动飞机投入战斗，著名的狼牙山五壮士一战，就有日本飞机参战。
1943年9月，已经提升为曹长的加藤胜像往常一样投入侦察作战。立川98式侦察机为双座，前后都装备有机枪。在华北，因为中国军队几乎没有防空火力，日军飞机十分骄横，他们的任务不单是侦察，而且提供对地面部队的空中火力支援。这一天，加藤胜为驾驶员，后座的伊舍堂中尉作为侦察员随同出击。当飞机到达冀西某处山地，正准备和地面友军联络时，加藤发现地面上硝烟四起，日军地面部队已经和一支八路军部队发生了交火，看起来双方的战斗激烈，日军并未占得上风。
由于八路军装备简陋，加藤未加思索，想当然的就俯冲扑向了中国军队阵地，扫射地面的八路军，以支援友军的战斗。伊舍堂中尉也用后座的旋转机枪猛烈射击正在向日军地面部队冲击的八路军。
当加藤通过战场，重新拉平的时候，他发现八路军士兵不但没有因为空袭溃散，相反，可以看到很多战士就地持枪对空射击。当然，八路军的步枪火力太弱，对他的爱机来说几乎没有作用，加藤决定回头再进行一次扫射。
这其实反映了八路军和国民党军作战的不同特点，国民党正规军的条例规定，没有四挺重机枪，一个排步兵的齐射火力，不得对空实施防空作战，以免无谓损失。八路没有这个条例，即便只有一个人一颗枪，也敢对空射击，当然效果就难说了。
就在加藤一面猛烈射击，一面从八路军阵地上空通过的时候，他忽然听到一阵密集的捷克式机枪射击声——不好，中了八路的埋伏了！也就在这时，他感到机身侧面一连串的冲击，中弹了！狡猾的八路军机枪射手在他第一次扫射的时候没有开火，这时突然射击，打了他一个措手不及。加藤连忙用力拉起机头，试图爬高。就在此时，立川机的发动机一震，原来刺耳的噪音骤然停止——发动机中弹停转了！
加藤向前看去，只见螺旋桨打成了一字形，毫无活气。失去了动力的立川机成了没有脑袋的蜻蜓，从300米的高度摇摇晃晃向地面栽去。他使出浑身解数，拼命操纵几乎失去控制的飞机，试图找到一块平地迫降。
就在这时，他听到伊舍堂中尉绝望的吼叫：军曹，我们一起自尽吧！
吃惊的加藤百忙中回头看去。只见地面上，八路军的士兵蜂拥追来，和飞机赛跑。看这个架势，只怕他就是落地也难免被活捉。按照日军的作战传统，这时候应该是宁可自尽，也不能被俘的。
天不灭曹。在最后的关头，立川侦察机摇摇晃晃的飞过了一条小河。河水挡住了八路军的追兵，加藤曹长的飞机一头冲向了地面。
飞机勉强在地面滑了一小段，左翼着地断成两截，接着拿了大顶，机头扎进地面，机身一直撕裂到翼根的前端，好在还没有燃烧爆炸。
加藤和伊舍堂被扣在翻了个的飞机里面，动弹不得，眼睁睁地看着八路军渡水而来，连自杀的能力都没有了。
眼看死定了，周围忽然枪声大作，原来地面和八路军交战的那个日军中队，所在的位置正好在和该机坠落地点相距仅百米。他们立刻放弃了攻击对面的八路军，转而来抢救两名飞行员。八路军渡河部队遭到猛烈火力的打击，掉头撤回对岸，远远地撤离了。
在地面日军的协助下，加藤和伊舍堂终于爬出了机舱，两个人没有负重伤，但飞机的损坏极为严重。虽然日军地面部队帮助他们把拿了大顶的飞机翻了过来，但是飞机已经不可能起飞。加藤一面拆卸下飞机上的机枪，一面和上级联系，希望能够派车辆来拖运飞机。
被八路军击落的日军侦察机(3)
正在这时，地面部队得到紧急通知，说在河对岸出现了大股的八路军部队，似乎正准备等待天黑渡河夜袭，显然也是要来抢夺飞机。
听到这个消息，日军中队长表示自己的部下和八路已经连续交战，弹药垂尽，实在无力和如此众多的八路进行夜战，当今之计，只有破坏飞机迅速撤退。
这样，加藤曹长无奈之下，只得忍痛将飞机油箱凿破，在十米距离上用14式手枪引爆，将飞机彻底烧毁。此后，两名飞行员和日军经历了一段近乎非人的狂奔，才和接应的日军会合。
迫降后，因为伊舍堂随身带着照相机，当时的场面得以保留下来。在这一期杂志上，登载了三张照片。
伊舍堂在战争后期加入诚第17神风特攻队，在庆良间群岛撞击美军舰艇时散花。加藤因为生病，无力投入自杀作战，幸存到战后。
既然如此清楚的事实，有纪录，有照片，有回忆细节，如何称作谜呢？奇怪的是，根据这些描写，我却一时在八路军的战史中找不到相应的纪录！
我能找到的八路军击落日军飞机的纪录，只有两条，一条是1937年在山东雷神庙战斗中击落日机一架，一条是1943年11月在山东荣成击落日机一架。两个战绩都是山东部队取得的，河北地区虽有破坏日机的纪录，却并非击落。倒是日军纪录中，有围攻深泽战斗中被八路军击落运输机一架的记载。1943年日军确有对冀西、易县等地的扫荡，还摧毁了当地军民建立的狼牙山五壮士纪念塔。八路军在冀西当时活动的地方武装似乎是冀西十三分区的部队，而八路军主力包括聂荣臻、肖克、张学思等部都在那一带出没。但是，在他们的战斗记录里面，并没有查到击落日军飞机的记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