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日军纪录，土八路击落洋飞机，应该是板上钉钉的事实了。可是这样辉煌的战绩，八路军没理由不做宣传。百思不得其解。
带着这个疑问，我向国内熟悉当时历史的若干朋友发信，希望得到他们的帮助。不久，一位朋友给我寄来一篇文章，打开一看，是这样的内容：
《北岳区1943年秋冬季反扫荡》
1943年9月中旬，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以第26、第62、第 63、第110师和独立混成第2、第3旅各一部及伪治安军6个团、30多个县的保安军等……进行扫荡，企图消灭边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和摧毁北岳抗日根据地。晋察冀军区代司令员萧克、代政治委员程子华，指挥……所属部队共4万余人，民兵18万余人……广泛开展游击战，反击日伪军的扫荡。
9月16日开始，日伪军1.7万余人……出动……10月29日～11月初，日伪军集中2000余人再犯神仙山时,我第3军分区第42团两个连和1个侦察排同民兵结合进行阻击，毙伤日伪军200余人，击落飞机1架……
击落飞机一架！真的有这样的记载！
我把中日报道进行比较，越比较越感到这很可能是同一个战例。唯一有问题的是时间记载不同。中方记录是10月间击落的日军战机，而加藤被击落的记录是他的中学同学根据其口述所写，提到时间是1943年9月。这个和日军对北岳区的讨伐从9月开始吻合，而没有写明加藤真正被击落是在10月间，很可能因为作者并非加藤本人，所以有理解的错误！
假如真是这样，这次战斗，42团投入的兵力是两个连、一个侦察排，加上地方武装对抗的日军一个中队外加飞机，兵力对比3：1或者4：1。以当时的装备和战斗力而言，我的看法日军稍微占优。从战况看来，八路军的战斗意志相当坚定。假如单单看中文资料这样一个简单战报，我会怀疑北岳区夸大战果，看来八路的战果还是挺经得起考验的嘛，要照萨达姆还不得报打下来一队飞机啊？不过，我还是希望能够进一步证明这一战果，或者找到更详细的资料。
此后，资料陆续而来，根据台湾朋友的介绍，此战国民党战史中也有纪录，称为神仙山之战。记载日军1943年秋两犯神仙山，第一次被共军击退失败，第二次占领神仙山。根据时间计算，击落加藤飞机的战斗应该是发生在第二次神仙山战斗期间。
被八路军击落的日军侦察机(4)
据此，我对于神仙山之战的战况进行了进一步的查找。功夫不负苦心人，经过一番努力，终于在《保定大事纪略》一书中，我找到了《神仙山保卫战纪实》这篇文章。这次击落日机的战斗的真容逐渐展现了出来。
综合该文和其他有关记载，此战发生在1943年10月28日。
神仙山，清代康熙以前一直被作为北岳，名恒山。故此有古北岳恒山（与今天山西的北岳恒山相区别）的名称。是八路军在抗日战争中的重要根据地，《敌后武工队》对它也有过描写。1943年，这里是八路军兵工厂所在地，也是晋察冀后方机关所在地之一。9月20日至10月12日，日军第一次分四路进攻神仙山，被肖克所部八路军42团（团长成少甫、政委熊光焰、参谋长马卫华）在金龙洞、九里十八弯等处阻击，无法深入和立足，被迫退却。
10月下旬，日军以四千兵力分九路再攻神仙山，是为第二次神仙山战斗。根据战斗记载，击落日本战机的战斗就发生在10月28日。当时，42团团指、二连、三连、四连一部、侦察连一个排在神仙山主峰奶奶顶顽强阻击日军的攻击。战斗中，日机一架协助日军进攻，用机枪扫射八路军阵地，被二连一排用机枪、步枪联合火力进行防空射击，当即击落日机。有一种说法是八路军背负电台的小战士没有经验，在空袭时奔跑，导致成为目标，电台被击毁（小战士自己却没有受伤），激怒了视电台为生命的八路军官兵，故此日机第二次进入扫射时遭到猛烈的反击。
这应该就是加藤的飞机了。
11月3日，奶奶顶失守。但日军运输线已被马卫华率42团主力切断，11月5日日军被迫撤退，是为神仙山保卫战。
可惜，击落日机的具体人员和当时情形，相对于日军的记载显得颇为单薄。疑惑中我看到了该连随后的战斗——该连继续坚守奶奶顶，依托有利地形抗击五六百名日军的进攻，接连打退日军几次冲击。终因寡不敌众，奶奶顶最后失守，该连战士有重伤后和日军用手榴弹同归于尽的记载。我推测因为该部此后战斗中损失较大，很可能击落日机的当事人已经牺牲。因此，对这一精彩的战例才缺少了详细的记载吧。
也许，这就是谜底？
也许解开这个谜并不重要，只要后代记得，有一支简陋到只有黑豆作食物的军队，曾经为了他们的国家拼死的战斗过，让侵略者的飞机，焚毁在神仙山下。
从恶战到投降(1)
最后一战——从恶战新四军到投降
在图书馆看到《日中战争——一个士兵的证言》这本书，接着又读了这个作者的另一部作品《恩仇的大陆——华中战线转战谱》，其中，关于日军与新四军作战的一段史实，觉得颇值得研究。
作者川崎春彦，时任日本陆军军曹，卫生兵兵长。昭和18年（1943年）应征入伍，先后参加衡阳/桂林诸战役。1945年，他所在的医务班配属日军作战部队，和新四军所部在江南地区展开了一系列的战斗。
其中，1945年6月，他和另外5名卫生兵参加了日军（师团参谋森中佐指挥）在郊下塘对新四军的讨伐作战。结果，300名日军、500名伪军组成的讨伐队，出发仅半日就遭到大队新四军的重重包围。激战中，伪军首先溃散投降，日军在掷弹筒和机枪掩护下三次突围，损失惨重。最后在叛徒的指引下，才冲出包围圈。
而他们突围出来以后，在山下的村庄中发现来接应的侦察部队也被消灭，其中两名俘虏被杀（作者形容新四军不是军队，是残忍的盗匪，但又不得不承认对新四军的战法心有余悸）。
因为愤恨侦察部队的俘虏被新四军所杀，日军遂在军医寺山的指挥下将那名叛变并为日军指路的新四军士兵活体解剖。
此后，双方又有两次交锋。作者形容新四军使用的多是明治、大正时期的落后武器。
数日后，其所部日军（一个不完整的联队，由师团参谋长带领）南下到达宜章郊外，8月13日，遭到新四军大军的夜袭，自称千余日军被三万名新四军包围。14日夜，日军认识到不突围就将被歼灭，遂寻找新四军包围圈空隙，从三万人的大包围网中完全脱出。
日军这支部队16日才通过无线电和友军联系，得到了战争已经结束的消息……
这节文字让人很感兴趣，因为新四军抗战的文献在日文中较为珍贵，而此文更是提到了新四军大部队对日军千人以上部队进行围攻的战例，更是难得的史料。从这次战斗看，日军伤亡不小（以郊下塘之战而言，应当是毙伤日军150人以上，歼灭、迫降伪军500人，堪称大仗，宜章之战伤亡不详），而且屡屡被新四军包围，显然新四军有相当出色的作战计划和指挥官。
然而，这两次战斗，中方资料很难找到相应记叙。特别是在宜章地区，仅仅有少量新四军游击队的活动。一些熟悉军史的朋友认为，此战从时间和地点来看，很可能是日军和王震、王首道所率领的南进支队发生了战斗。地点可能在南坪的灵官庙，在《三五九旅南征记》中对此战曾有记载。如果是这样，鬼子跑得还挺快。灵官镇距宜章约120公里，跑了10个小时，到达宜章50公里外。时间上算也差不多，每个小时跑十多里。
然而，南进支队总兵力不过数千人，和日军的作战也没有书中形容得这样大规模。因此，可能是日军在战斗中误判了中国军队的兵力。或者，可能交战的对手根本就不是新四军，而是在广东湖南交界地区休整的国民党第四军残部，也可能是当地的地方武装。对于此战的详细情况，还有待知情的朋友，提供更多相应的材料，无疑将是对这对日的最后一战极好的纪念。
且将川崎春彦的原作节选下来，也可让我们感受到日本投降之交，中国军队对日军进行的最后战斗。以下为译稿，为了保持作品的原汁原味，我尽量不改变作者本人的语气口吻，但并不表示赞同或证实其所述内容，特此说明。
一、新四军的威胁
昭和20年6月，从桂林战役中休整过来的部队（据萨推测，当为日军独立混成第17旅团）奉命南下，转移后驻地为郊下塘。据中国政府军（即汪精卫伪军）的情报称，这附近活动的新四军达到两万，而我们的情报认为其不过千人。于是，我军编组了讨伐部队，出发扫荡。
讨伐队从四个中队抽调，总数约三百名。我作为医务班的负责人，选择了五名卫生兵随军出发。
从恶战到投降(2)
出发前，我们和中国政府军驻扎在附近的一个师联系，联合行动。虽然说是一个师，实际不过是数百人的小部队而已。这个师派出部队约五百名在我军前方担任开路任务。对于这支部队的忠诚我们非常信任，但如果发生战斗，对他们的战斗力和作战兴趣则保持怀疑态度。
经过半天在山间小路的跋涉，突然，前方繁茂的树林中传来激烈的枪声。这显然是前行的政府军和敌人发生了战斗。同时讨伐队本队也遭到射击。附近有几片浓密的树林，我们立即向这些松林中隐蔽。
外面的枪声越来越近，显然政府军并没有能够抵挡住敌人。事实上事后发现他们在第一次被射击的时候就丢下手中的枪溃退了，而且不是向我们的方向后退，而是向斜侧逃跑。我想，他们是害怕被我们逼迫重新回到战场吧。从战斗开始，这支政府军的电台就不再工作，我们没有办法指挥他们作战。
我们的人开始试探着离开树林侦察情况，但刚一走出树林就遭到枪击。前进显然是不可能的了，但是，后退的路也不安全，后退的时候，也遭到猛烈射击。我们完全成了袋中的老鼠。
显然，敌军是部署了一个伏击圈。对手有多少兵力不知道，但是判断起来最少有数千人。寡不敌众，我们面临着全灭的危险。
讨伐司令官是队部参谋森中佐。他把四个中队长召集起来召开了一个简单的作战会议。会上气氛沉闷，有人提出给附近的侦察部队发报，请求增援接应。森中佐同意了这个意见。这时，向四外派出的侦查人员中有一人报告，中国政府军的部队已经不见了，右侧的敌军向我军后方移动，有要发动肉搏战的可能。
是吗（索嘎），明白了，干得好。那么，现在么，现在只能撤退了吧。森中佐和中队长们互相看看，就此下了决断。从地形看向后撤退太过危险，于是我军在掷弹筒和轻机枪的掩护下向左侧前方猛突，试图突到前方与来接应的部队会合。前方隔开一带约百米宽的田垄，又是一片树林。
尽管队形密集，但敌军的射击并不准确，所以我军以机枪中队为先锋发起冲击时，损失并不大，有一半的人顺利冲过这段开阔地进入了树林。但是，后一半人突击的时候，敌方的射击已经精确起来，给我们带来不小的伤亡，士兵只能不断且伏且战，匍匐前进。
本指望先进入树林的一半部队回头射击掩护，但他们也遭到攻击，自顾不暇。而敌军的迫击炮亦开始轰击，第二梯队的官兵纷纷倒地。
我们五个卫生兵，有四个人随第一梯队进入了树林，我在全军倒数五六个人的地方，等到开始跑的时候情况已经很危险。部队开始突围的时候，是四五个人一组相互掩护前进，现在只能每个人不断翻滚跳跃，躲避敌弹而奔命。
致命的问题是这片开阔的田垄，光秃秃的在周围火力下毫无掩护，中间的田埂小路只有40厘米宽，简直是死亡路程。幸好田中无水，我们纷纷伏到田中，因为田畦高度约五十厘米，如果伏在那里，可保无恙。作为讨伐队的卫生兵，我们不带枪，但是大大的药囊十分累赘要命。
好在我的作战经验比较丰富，对于头上飞的子弹我根本不去管。但如果子弹打在脚边，就随时有中弹的危险，需要尽快地改变前进方向，进行闪避。饶是如此，我的腿也被子弹擦伤，真是险象环生！
卧倒，十秒钟后跃起奔跑，但跑几步就再次卧倒，不规律地起来再跑。呆在这儿是等死，跑，打不着的，打不着的，我刀枪不入！
一边给自己心理暗示一边向前跃进，终于发现子弹的弹道开始远离，我纵身而起，快步跑进树林，总算是松了一口气。奔跑中可以看到田垄中倒着七八名战友。但是，实在无法停下来抢救他们，我们最后五个人中倒了三个。这第一次冲锋，我们阵亡20人，负伤20人，总算都到达了前方的树林。
可是，部队还是在敌人的包围圈中。森中佐指挥部队再次向前突进，敌军火力强劲，一边射击一边喊话。前进二三百米后，已经阵亡15人，负伤10人，双方战斗十分激烈。
从恶战到投降(3)
这一次我在弹雨中看到一名负伤的士兵无法动弹，于是冲过去，将他背起来跑回后方。你这是做无理的事情啊！经验最多的一个卫生兵对我说，这太危险了。
没事，我的运气好。我说，那么，再有负伤的您负责前队，我负责后队，好吗？
后队伤员可比前队多……那个老兵有些犹豫。
我不怕的，就这样做吧，拜托了。
我转向后方的田垄，在刚才跑过的地方又找到一个伤兵，把他背在肩上退回来。
没有时间可以耽搁，我们几个人马上进行抢救，而且用树枝搭成担架来运送伤兵，现在一副树枝担架就是一个战友的生命呢。从我开始作卫生兵，体会的就是这种战场经验。
但是，也有很多死伤者，确实无法顾及，只得任由他们被抛弃在田野里。
开路的临时机枪中队和前方的敌军连续进行了两次白刃战，本队虽然也向前移动，最终无法打开缺口，只得退回树林。
这时，我发现自己周围除了伤兵已经没有其他人员——我落在队伍最后了。
在第二次白刃战之后，忽然看到一个我认识的上等兵拖着一个负伤的俘虏走来。
二、解剖俘虏
这时我们已经再冲到第二次进行肉搏战的地方，因为有战友死伤而心中愤怒的士兵们纷纷用枪托砸这个受伤的俘虏，其中一个还举起枪来对着他的胸部要开枪。这时我对他们说：杀个受了伤的敌人也没有意思。敌人还在打枪呢，不要打他了，不是有比这更重要的事情吗？
那些兵看到我的兵长襟章，虽然不知道他们是新兵还是老兵，但都顺从地走开了。
我的脚，我的脚……那个负伤的敌兵看着我的脸，用手指着自己的腿，哀求着什么。
他穿着军服，右脚血糊糊的一片，看来已经不能动弹了。
我把红十字的药囊拿过来。看着很可怜呢，虽然是敌人。按说还有更重要的事情，但是把他就这样扔在这里也不像话。于是我把他的裤腿划开，检查。是小腿部被枪弹贯穿了，没有伤到胫骨。如果是经过训练有武士精神的日本兵，一定可以忍受这样的伤痛，而这个俘虏兵显然完全被吓呆了。
这是个人道问题呢。我给他处理了伤口，取出药来，把外用的利巴妥和绷带给他，让他自己扎上。他们的包扎方法和我们很象，但是药怎样用就要我教给他了。
谢谢，多多谢谢！
轰的一声，一棵小松树被炮弹炸断飞起，我连忙卧倒。这时，从后面的树丛中敌人的机枪开始朝我射击。我合上药囊，拖着那个俘虏匍匐前进，却不敢站起来。
这时，那个俘虏指着树阴处对我说着什么，意思不明白，好像是要我过去。
滚过去一看，居然那里藏了一挺捷克式轻机枪。原来他是看我没有枪，告诉我那里有武器，作为我给他治疗的报答。
枪里还有大约二十发子弹。
太好了，我就把这些子弹打回去吧。想到这里我举起机枪，朝后方的敌人射击，枪却没有响。仔细一看，原来是慌乱中忘记打开保险了。这种枪我在桂林市街战斗中使用过，所以知道怎样用，
离我们七八十米远的地方，有大约十名敌人射击着追来了。我即用轻机枪还击。
因为树木松枝繁茂，很难看到敌人的确切位置。但是这样射击的威慑效果不错。敌军停止了追击。
这时，前面的战友返回头来，朝敌人射击，他们是来接应我的。我把打光了子弹的轻机枪丢掉。
那个俘虏忽然对着前方叫起来：不成，不成（Bucen,Bucen）。
我们最初没有明白他的意思，很快就明白他在说我们的冲击方向不对。这时，迎面敌军的机枪就劈头盖脸打了过来。原来那里是敌军的机枪阵地。俘虏指给我们另一个方向。
将信将疑的战友们拉着俘虏向那个方向奔跑，竟然没有遭到像样的阻击。第三次的突击终于成功了！没想到我救了这个俘虏，却帮助了大家。
从恶战到投降(4)
我们从敌人的大军包围网中完全地逃脱出来，且战且走，牺牲众多，已经有半数的人伤亡，才慢慢摆脱了敌人的追击。这一战，对新四军的战法有了了解，对以后的战斗和讨伐，也是很好的经验。新四军的武器多是大正，明治时期的，看起来很落后。他们边打边捡拾弹夹的举动让我们感到惊讶。据俘虏后来说，他们的军队里上级是不打下级的，和日本军不一样。
就在突围以后没多久，我们看到了可怕的悲惨事情。
从山坡冲下去，到达山脚的村庄入口时，我们看到大树上挂着什么东西，看来好像是两具尸体。细看，发现路边倒着多具日本兵的尸体。走近看，树上挂的尸体，也穿着日军的军装。
原来是来接应我们的侦察部队，遭到了新四军的伏击！其中那两个吊在树上的侦察兵，显然是被俘虏后虐杀的，一个鼻子被割掉了，一个双眼被挖掉了，鲜血淋漓，已经死了好久。
看到这种残酷的杀戮，我们都被激怒了。所谓新四军哪里是军队，分明是匪贼！
回到宿营地，部队损失很大，人人都要报复。第二天，军官们有要把那个俘虏的眼睛也挖掉的话。这时，市川军医站了出来，说:既然这样，让医务班来做人体解剖吧，对卫生兵们的学习作贡献吧。
这样说了，就定了下来。
首先，按照外科的市川军医的命令，从静脉给俘虏注射了20毫升酒精，俘虏随即失去知觉。在他还活着的时候将其胸部和腹部切开，心脏还在跳动。
这时，寺山军医来将其内脏一一摘除。心脏和肺脏首先被取出。从冠状动脉、大动脉、静脉、心肌、支气管、食道等等开始，然后横隔膜、胃、大肠、小肠、直肠、脾脏、肝脏、肾脏、胰脏、膀胱、前立腺（似应为前列腺）、阴囊、十二指肠、虫状突起（盲肠），以及骨骼、关节、肌肉等。 两位军医详细地进行了综合讲解。
卫生兵们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场面，为人体内脏的精密而感到震惊，为这种很难有第二次机会的珍贵实地医学教育而感动，对人体的神秘性有了深刻的认识。
战争中经常提供一些平时无法少见的经验，比如这样的事情，至今我只是深藏在胸中。但是，这样的记忆，又让我总是忍不住有一抒胸臆讲一讲的冲动。
此后，我们又和新四军有过多次战斗，卫生兵轮流出动参战。我本人参加了两次讨伐，都没有大的战斗。战斗都在山间进行，周围花树很多，风景秀丽。战斗不激烈，伤员的数量，比肠胃病患者和热病患者要少得多。
8月，驻地向宜章方向移动。
三．从突围到投降
行军几天后到达在宜章附近的临时驻地，是山中的小镇，离华中、华南（原文为中支、南支）的交界线几十公里。驻扎两个星期以后，8月13日凌晨，我们遭到了猛烈的夜袭。
我那一天正在患热病，高烧达到41度。这一次双方的战斗持续了两个小时，终于将敌军击退。
包围我们的新四军约三万之众，而我军仅有一千多人。虽然日军战斗力很强，其命运也如同风中之烛。这一幕和我在桂林大圩镇遇到的困境一样，都是性命之忧。
如果敌军大部队发动攻击，我军可能全部玉碎此地，因此部队长传达命令，要大家做好乘夜突围的准备。
半夜12点，屋顶的哨兵大声报警，发出敌袭警报的瞬间被击落下来。与此同时，猛烈的枪声骤然响起。因为营房是土坯墙的简陋房舍，用于防弹的沙袋也不充足，作为工事可谓勉为其难。子弹咻咻地钻进屋中，在房间里乱弹。没有一处安全的地方，日本兵只能伏在地上还击。
作为卫生兵，因为是非战斗人员，缺乏武器，除非特殊情况，我们不直接参加战斗。而且战斗中伤员迭出，需要救护，也无法进行射击。
我那一天从晚上就陷入高烧，半梦半醒，在生死之间徘徊，根本不能进行战斗，幸好得到好友高山的照顾才幸免于难。
从恶战到投降(5)
战斗持续了大约一个小时，恍惚中周围恢复了平静。有人给我的额头更换了新的冷毛巾，并且抱怨说体温太高，超出了玻璃体温计的测量范围。昏昏沉沉中我不觉睡去，醒来的时候已经是早晨7点钟左右了，周围一片寂静。
不好，回忆起睡前的情况，忽然心中紧张起来，难道部队已经乘夜转移了？见我不能动弹所以把我留在了这里…… 对带不走的伤病员只好抛弃，这也是符合作战之道的，可是我怎么办呢？糟糕啊，现在怎么办？难道我就这样要死了吗？想到死，不觉思绪纷乱。这时，听到房门处有声音——敌人！我感到紧张。
疑心生暗鬼。门开了，出现的是高山……
不要担心，还没有紧急集合呢。高山说，看来很明白我在想什么。
这一天白天，敌人没有进攻，难道要把我们困死吗？不，我们的侦察兵报告他们在调整部署，大战前的安静。
但是我的身体却似乎有所好转，烧略微退些，至少是可以行动了。
从对周围的情报中看到，敌军在部署包围圈，而且包围严密，没有缝隙。无论如何我们需要采取行动。
白天虽然紧张，还好一切平安。晚上7点，我们得到了紧急出发的密令。
侦察的结果，西方敌军的力量较弱，所以我们向西边的一角突围。到达敌军阵地前方的时候，运气太好了。前面的人员报告，中国兵正在吃饭。他们用刺刀杀死了两名哨兵，现在正是突围的机会。
绝对不许出声，向西边的山中急进！
部队长的命令被无声地传递下来，突围开始了。
为了不出声音，我们把鞋子脱掉，赤足前进。我的运气也很好，连续两天的高烧今天没有造访。
部队行军的顺序是副官、参谋长带一个中队在前为尖兵，指挥班、医务班在其他部队的掩护下随后前进。狭窄的山道上队伍排成一线，赤足在隘路和悬崖上前进，穿过密林奔向西方。这个时候如果敌人来袭击太危险了。我们走了30分钟才穿上鞋。
没有被敌人发现！
为了从敌人包围圈中彻底脱离，我军以顽强的精神，不眠不休彻夜连续奔走10个小时。早晨5点的时候，在山中密密的森林中才稍稍休息。
与敌毫无接触，9点钟，到达距离宜章50公里的地方。这里没有敌人，是安全的地方，从三万敌军的大包围网中突围成功！
新四军那边，发现被认为即将被全部歼灭的日军一夜间金蝉脱壳，恐怕是惊讶之余，又要用脚跺着地懊悔了吧？
我的身体居然经受了如此长距离的行军，热病不治而愈，真是神明保佑。这也是依靠年轻身体好，现在想来依然胆战心惊。
重新找到宿营的村落，已经是昭和20年8月16日，残暑酷热，而我们和敌我都失去联系，还根本没有战争已经结束的消息。
毕竟这一带新四军实力很大，是不明的危险地带。商量后，部队长决定向衡阳方向撤退。
向北撤退，因为弹药消耗很多，我们不得不尽量避免战斗。和桂林战役一样，我们没有热的饭食可吃，靠干粮果腹。这样，直到9月初，我们才取得了和友军的联络。
那一天，在小高山的山顶上，通信兵的无线通讯终于收到友军信号，联络以后，得到如下电文：
8月15日，战争已经结束。胜败不明，敌人可能也没有得到通知。如果敌人来袭，不得还击，尽量避免交战，迅速向衡阳方向集结。
这是概要，简直像做梦一样战争就结束了。但是，胜败到底如何，我们不知道，于是议论道：一定是日本打赢了，所以战争结束。这样的话，很快就会凯旋吧。从山中出去，美国、英国、中国的领土都是我们的了也没准啊。
这是因为多年来我们只听到胜利的消息，并不了解真正的战局。只有到了衡阳，我们才知道，敌人占领了冲绳。由于使用了一颗就能毁灭一个城市的炸弹，本土也无法固守。日本这一次，是真的战败了。
[节译完]
另外，在后面的章节，还提到9月13日新四军再次袭击这支日军，造成较大伤亡。日军被迫在齐腰深的水流中转移。曾经救护过作者的高山也负伤，这次是作者救了他。
在文尾，作者也发出了对战争的忏悔，说：变化频生的两年半生涯无法忘记，嗟叹。对战争的憎恶，往复的恩仇，让我对这片大陆充满复杂的情感。因为没有意义的战争，双方都死了很多人，给和平的老百姓带来苦难，我深感忏悔。
真的怎样想，那就只有天知道了。
蒋百里将军侧记(1)
气高骨硬——蒋百里将军侧记
蒋百里将军，名方震，字百里，是中国近代军事史上的传奇人物。这位陆军上将同时还是徐志摩的密友，西方美术史专家，为兴登堡器重，用个副官都叫蒋纬国少尉，若是谈他的传奇，得用一本书来写。
说起来，在中国近代史上，蒋百里，是一个忽隐忽现的名字。这个孤独的将军不是共产党，也不是国民党嫡系，资格比蒋介石老，才华横溢却又坚毅不挠。他的《浙江潮》、他的智斗墨索里尼、他在保定军官学校校长任上的自杀、他的日本太太左梅女士、他的女婿钱学森、他所著的《西方文艺复兴史》无一不带有传奇的色彩。
在日本老一辈人中提起这位蒋方震将军（蒋百里名方震，以字行），他的名气比在中国还大，日本人记得他的《国防论》、他的抗日战略理论。在这位只讲武不动武的陆军上将面前，他们说：一个蒋百里就两次打败了整个日本陆军。第一次，蒋百里在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时候，轻松夺魁，在所有日本毕业生面前把代表第一名的日本天皇佩剑带走了，而他的这些同学如荒木贞夫等恰好是太平洋战争中日本陆军的主要将领。第二次，八年血战之后，看百里将军的抗战理论，日军恰似按照将军的指挥，老老实实的自东向西，前进到湖南，而后陷入中国泥沼式的持久战中不能自拔，直到战败。战役上，中国失利的例子虽多，战略上，日军的失败早已注定。
他在《国防论》和其他著作中阐述的对日战略，归纳起来有三：第一，中国对日不惧鲸吞，乃怕蚕食，故对日不应步步后退，而要主动地实施全面抗战，化日军后方为前方，使其无暇消化占领区，从而使日本无法利用占领的地区提高战力；第二，主动出击上海日军，迫日军主力进攻路线由东北-〉华北-〉华中-〉华南的南北路线改为沿长江而上的东西路线，从而充分利用沿江的山地与湖沼地利，抵消日军兵器训练方面的优势；第三，以空间换时间，行持久战，通过时间的消耗拖垮日本。具体做法为将日军拖入中国地理第二棱线，即湖南、四川交界处，和日军进行相持决战。
事实上，蒋百里虽然在1938年早逝，中日的战争发展，恰恰按照他的预料进行，反映了他对两国实力与战略态势的准确把握。他在逝世前不久发表的文章中，更掷地有声地提出了今后中国对日战略的指导方针—— 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同它讲和！
这样的一位传奇将军，其生平实值得一观。
蒋百里一生是一个职业军人，他致力于国防军的建设，并且为此投入了毕生的精力。以他的军事才华，如果在内战中施展，飞黄腾达，升官发财，一将功成都是唾手可得的事情。他没有去做，他的军事建设是为国家的，而不是为某个人，或者某个主义服务。他做的军事教育给中国留下了一个有一定专业素养的高级军官团。这些人大多没有蒋百里先生高尚的信仰，却毕竟学到了专业知识，对中国抵抗外侮的事业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凤遨游于千仞兮，非梧不栖。一片名利场中，孤独的蒋百里是寂寞的，却是高洁的。
蒋百里也是一员儒将，他代表了中国最后一代士的风骨。物以类聚，蒋先生的朋友列出来就够人一惊，萧伯纳、泰戈尔、徐志摩、林徽因、罗素、杜威……蒋氏祖上是藏书大家，自幼即满腹经纶，以这样的骨格，其后融中西于一体，军事上、书法上、文学上、美术上、外交上，一经手其造就便可比肩一流高手。蒋先生青少年主编的《浙江潮》，其思想之尖锐深邃不亚于《湘江评论》和《新青年》。他所译的《西方文艺复兴史》至今为中央美院教材，谁能想象此书出自陆军二级上将之手？！可道其深似海。每每想起宋代大儒陆象山粗通围棋，居临安时，常如肆观高手对弈，回家后每每对秤空思，一日间忽然悟出，此河图数也，随后与临安第一高手对弈，连胜两盘。大海有真能容之量，蒋百里先生大致如是。
蒋百里将军侧记(2)
蒋百里先生的智慧是大聪明。比如对日抗战，蒋先生很明白上街发传单是干不掉日本兵的，他的做法是脚踏实地的对日本的社会、军事、政治各方面进行充分的研究，结合对中国的充分了解，完成专业的对日作战方略。如果说毛泽东回答了中国能不能打赢日本？这个难题，那么蒋百里就是回答中国怎样能打赢日本？ 这个题目。相比之下，韩复榘在济南戏弄日本领事花谷，就只能叫做小聪明了。小聪明痛快是痛快，但只是一时痛快，看看围城里面的方鸿渐，大体如此。看到中日足球比赛之后球迷的闹事，不禁慨叹蒋先生这种脚踏实地的精神今天依然需要我们来学习呢。
蒋先生不是没有小聪明，比如西安事变，张学良想派个人去南京接洽停战，又怕南京不接受，问计于蒋百里先生（问计于楚囚，大概只有武将蒋百里，才子薄一波有过这种荣誉）。先生问：这里的人你最讨厌谁？张曰：蒋鼎文。先生说：那就让他去。南京很快停火。
如鹰之傲视宇内，一双慧眼背后是如椽的铁翼。
蒋百里先生是至情至性之人，大事上军校办不好作为校长便饮弹自戗，小事上比如他和左梅夫人的爱情为其家庭所不能接受，便致书曰：我因你而生，你现在又想置我于死地，好，我马上就到日本来，要死也死在你的家里。作为一名将军，尤其是一个终生思考对日作战的爱国将领，这样的真切情谊令人动容，怜子如何不丈夫？也就是因为将军是这样的真情之人，他的朋友也是一样。北伐之后，蒋介石因百里先生不肯劝弟子唐生智解甲将其囚禁（百里先生认为唐素重情谊，自己去劝说唐必听从，但政治是政治，情谊是情谊，唐自己的事情应该自己决定，不当以师长身份压迫他），徐志摩带着行李来陪先生坐牢！而先生抗战开始后到广西，门生故旧们欢呼劝酒。有人以先生有枪伤不宜多饮相劝，将军拍案而起，道：军人死都不怕，还怕喝酒吗？遂纵情豪饮，一座皆惊。
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
若说将军最为传奇的一幕，则发生在百里将军在日本学习军事的时候。
蒋百里将军在1901年留学日本，经成城 ( 初级军事学堂 ) 而进士官学校。1906年毕业的时候，日本天皇赐刀给最重要的步兵科毕业生中的第一名，结果蒋百里夺了这个第一，把日本天皇的赐刀带回中国去了。
看过日本的有关资料，描述的比国内所记载要详细得多，特别是看过一本屋書房出的《陸軍士官学校関係者》，里面记录蒋百里是一个日本陆军历史上极为尴尬的人物。
他毕业获奖的场面颇为传奇，因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宣布毕业生的名次是从前向后的，念的第一个名字就是蒋方震。
当时九期步兵科毕业生有日本人三百余人，中国留学生四名，泰国等国留学生若干名。就这样，第一名被中国留学生蒋方震，就是蒋百里拿了，天皇的赐刀当然也归中国了。日本士官普遍感到面子上难以忍受，谁知接着宣布第二名，还是中国人。这位第二名就是后来从云南起兵反袁的风流将军蔡锷。这样引起的骚动更厉害了。于是宣布第三名之前日本方面先检查一下——不幸，这次的结果还是中国人！名叫张孝淮。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发布官是伏见宫亲王，惶恐之下感觉无法向天皇交待，临时从后面换了一个日本学生作第三名。想想前四名日本人不过半也尴尬，又增加了一个日本学生作第四名，张孝淮得了第五。
增加的两个日本人是谁呢？一个名叫荒木贞夫，后来的日本陆军大将、陆相、甲级战犯，一个名叫真崎甚三郎，后来的台湾总督、陆军大将、二二六事变的幕后黑手……此外，这一期里面的日本毕业生还包括如下名字：小矶国昭、本庄繁、松井石根、阿部信行……堪称日本陆军的一代精英，皆惨败于蒋百里、蔡锷之手。从此以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规定中国留学生必须与日本学生分开授课，以免同样场面重演。
蒋百里将军侧记(3)
蒋百里受了日本人这样的荣誉，日本人也真希望他说两句日本的好话吧。谁知道百里将军的评价却是说了一段话，大意是中国从日本学了两件东西最不可救药，一个是教育，一个是陆军…… 然后飘然到德国，以德意志国防军第七军营长的身份，继续考察军事去了。
百里将军对日本人的军事评价不高，但是他后半生和日本结缘不少。他是国民政府对日作战计划的主要设计者，他编著的《国防论》成为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军队的战略指导依据。在这部让蒋百里耗尽心血的千钧之作的扉页上，将军饱含深情地写下了这样的字句：千言万语化作一句话，中国是有办法的。八年抗战的战场上，无数百里将军在保定军官学校、在陆军大学带出来的国防军子弟浴血沙场，成为中国军队高层指挥官的柱石。
唯一遗憾的是，百里将军自己未能见到抗日战争的胜利，1938年早逝于广西宜山。黄炎培先生的挽联云：
天生兵学家，亦是天生文学家。嗟君历尽尘海风波，其才略至战时始显；
一个中国人，来写一篇日本人。留此最后结晶文字，有光芒使敌胆为寒。
邵力子先生的挽联云：
合万语为一言，信中国必有办法；
打败仗也还可，对日本切勿言和。
1938年将军病逝后就地敛葬，1947年其好友陈仪等协助迁葬，起棺时竟然尸身不朽。其生前至交竺可桢大哭，曰：百里，百里，有所待乎？我今告你，我国战胜矣! 一时众人泣不成声。将军遗骸火化后迁葬西湖。
蒋百里将军的夫人，日本籍的左梅女士也是一位奇女，自22岁嫁给蒋百里将军就断绝了和日本的联系。抗战中她和中国女性一样为中国伤兵治疗裹创，不辞劳苦。将军去世后，在误解和怀疑中抚养五个子女，皆以中国文化传统为教育，不习日语一字，获得了中国人的普遍尊敬。
顺便说一句，中国人里那个唯一没有中奖的呢？据说此人有过目不忘之才，可是生活优越，因此不好读书，学习成绩一般，但谈起兵来可以彻夜不眠。这个人就是孙中山麾下的粤军名将——许崇智。
真是一时多少风云豪杰。
抗战中傅作义指挥的"闪电战"(1)
闪击先驱——抗战中傅作义指挥的闪电战
抗战时期，由于兵员素质和战术思想的局限，国民党军主要采取的作战方式是阵地战，敢于和机动、火力都占优势的日军进行运动战的可谓凤毛麟角。然而，在北方战场上，有一位国军的将军30年代初期就开始玩闪电战的把戏，比希特勒还早。此人，就是人称七路半部队的指挥官傅作义将军。
七路半，是国民党军中对华北傅作义部队的一种独特称呼，意思是虽然傅老总不是八路，也就差那么一点儿了。抗战中，傅作义将军所部，是华北的一支重要抗战部队。
七路半这个称呼，原因众说不一。有讲这个说法最初来自日伪，因为傅军作战比较积极，一些战术作风类似土八路。这一点给日军的情报系统造成了相当的混乱。萨曾在日本看过一份华北地区共产党军序列资料，日军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把傅作义部下的35军，新编第32师统统划给了共产党，若老蒋看见不知该作何想法。傅作义在抗战期间比较亲共，可能也是一理。1938年他曾经大量接受共产党员入其部队工作，借鉴其政治工作和作战方法。当时傅部只有两个师，两个师的政治部主任阎又文、康保安竟然都是共产党。虽然后来傅作义和共产党打了两年多内战，且一度被共产党恨得咬牙切齿，但香火情未断，绥远和平起义，这两位都是傅作义方面的代表呢。此外一个原因大概是因为傅军从上到下作风简朴，傅作义本人布衣粗食，在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中比较罕见。从正统的国民党官员眼里看来，这就有点儿像共产党土八路了。杜聿明曾经在国防部高参郭汝瑰家看到一个有洞的沙发，于是猜测郭是共产党，原因是国民党里面没有这么朴素的。
这样一来，傅作义所部被叫做七路半倒也情有可原。
有趣的是，阎锡山也十分简朴——至少对外如此，但从来没人说老阎是共产党。这因为老阎的简朴透着邪门，不但不像国民党，也不像共产党。阎的骑兵军军长赵承绶曾回忆，有一次高级将领开会，不知不觉过了时间。于是阎下令厨房备饭，大家吃了再走。入席后将领们却唯唯诺诺，无人下箸。原因？十几个人，除了馒头，桌上只有八寸大一盘炒鸡蛋……见大家拘谨之状，阎锡山一拍桌子，你们倒是吃啊！ 长官热情相邀，大家互看一眼，顿时踊跃起来，只见将星闪烁，筷子齐飞……最后大家吃好，敬礼告别的时候盘里居然还能剩下三分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