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未能预料，美国与日本在太平洋将在什么情况下爆发战争，所以迫使日本屈服的计划也就决定不下来。但美国舰队应该经过日本托管地区，尤其是经过马绍尔群岛和加罗林群岛横渡太平洋，逐步向菲律宾方向进攻，然后在西太平洋确立优势。仅这一点，已经取得了足够的理解和同意。可是，除了提到日本可能由于经济上的压力、海上封锁和空袭等原因而屈服外，并没有就打倒日本决定什么特别作战计划。（实际上，此项打倒日本的计划直到一九四五年六月才最后定了下来）。
金梅尔司令自一九四一年二月一日就任太平洋舰队司令以来，一连三次（四月二十二日、五月五日、五月十六日）写信给海军作战部部长斯塔克，指出太平洋舰队从兵力、舰艇人员，一直到武器弹药、防御夏威夷的巡逻艇，以及对孤岛基地的补给等情况，都存在不足和缺陷，并一再强烈要求迅速加以改善。特别是他在五月二十六日公布《海军基本作战计划》那一天所提出的《关于太平洋舰队目前情况的报告》，详细地说明了这种闲境。他强调指出；太平洋舰队为了在西太平洋对日本舰队进行攻势作战，必须补充更多的兵力、装备和舰艇人员。因为，当时的美军兵力只不过勉强达到适合于平时体制的水平，实际情况是，连防御轴心国的可能进攻所需要的最起码的兵力配备，也难如愿以偿，何况要在太平洋发动攻势，那就更需要适当数量训练有素的兵力。当时，就整个太平洋舰队来看，有百分之二十五的舰艇人员服役时间未满一年，而这种情况在一部分舰艇上竟达到百分之五十。
金梅尔司令因为要完成他那在错综复杂和急剧变化的形势下受命指挥这支舰队——“残缺不齐”的舰队——的十分艰巨的使命，所以他对“国家缺乏适当政策”的问题，表示极大关注，他强烈要求斯塔克部长给他“提供十分及时的情报”。
关于提供情报问题，金梅尔要求斯塔克“在发生紧急事态时，要尽可能利用最快速度和最可靠方法向我们通知其一切进展情况”。但这一合理要求实际上几乎彼置之脑后，特别是在开战日期迫在眉睫的夫键时刻也依然如故。现在不妨举几个明显的例子看看：
一、华盛顿破译了日本驻夏威夷总领事馆与东京外务省之间进行联络的电报内容，但夏威夷却什么也不知道，因此，停泊在珍珠港内的舰艇情况和太平洋舰队的动静以及夏威夷的防御情况，尽管已被详尽地向东京报告了，可是被当作攻击目标的太平洋舰队的舰艇却仍旧悠然自得地停泊在四季常夏的海面上。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六日，合众国舰队司令兼海军作战部部长E·J·金将军，在向海军部部长提交的一个文件中写道：“如果海军部已把掌握的所有情况能作出适当评价并转发下去的话，我看金梅尔司令在十二月七日上午（开战时）对太平洋舰队所作的部署，就不至于变得象当时实际所看到的那种情况吧！”
金梅尔司令在珍珠港事件调查会上，对“全然不知已截获檀香山与东京之间的联络电报”一事作证说：
“如果我知道了这些截获到的日本电报，我（金梅尔）和我的同僚对形势的看法将会完全两样。根据海军部和太平洋舰队的作战计划，与华盛顿在敌人进攻前下达的指令和提供的情报一样，如果日本进攻马来防线，太平洋舰队就会通过突然袭击马绍尔群岛，对日本发起最有效的反击。倘若我知道日本要进攻珍珠港，那倒使我有机会伏击胆敢进犯夏威夷的日本进攻部队。这件事暗示出这样一种明智想法：与其说为远征马绍尔群岛保存实力，毋宁说是为此目的而集中了美国的对策。”
那么，华盛顿为什么不把理应告知的、而又有直接关系的重要情报通知当地指挥官呢？
关于这个问题，斯塔克将军在海军调查委员会上作证说：“我不希望把这些情报通知金梅尔司令。”其理由是：“因为这样做，可能会泄露机密，而这些机密是海军部为保持其获得那些情报所需要的。”
二、华盛顿没有把十一月二十六日的《赫尔备忘录》（日本方面解释为美国的最后通牒）通知金梅尔。
关于这个问题，珍珠港事件海军调查委员会提出了如下意见：
“在国务院那份措词强烈的《赫尔备忘录》中所包括的项目都是彻底解决的项目，不是日本政府所能接受的。直至日本袭击了珍珠港之后，金梅尔将军还不知道有这种备忘录，更不知其内容了。”
经常让下级指挥官了解情报，这是上级指挥官的主要责任。从十一月二十六日至十二月七日，在这一段重要时间里，由于已经掌握重要情报的斯塔克部长没有把这些情报转知金梅尔司令，以致金梅尔司令不了解如华盛顿所了解的日美关系的详细情况。
可卡因是憎恶的东西
五月二十七日日本海军纪念日（日俄战争期间，我国东乡舰队于明治三十八年①五月二十七日这一天，在日本海全歼俄国波罗的海舰队）那一天，海军报道部第一课课长平出英夫大佐在电台广播了一篇讲话，题为《对付世界动乱的帝国海军》。他说：
① 1905 年。——译者
“我想，一旦那些敌对国家的经济压迫危及我国生存时，帝国当然要奋起自卫。..帝国海军现有大小舰艇两百余艘在中国沿海作战，又在西太平洋海域配备了三百多艘舰艇和这些舰逛所必需的基地。这种配备情况是帝国有史以来空前未有的..目前一些重要基地已全部设防，飞机与舰艇均处于严阵以待的态势，如有人胆敢轻举妄动向我挑战，我必将一举歼灭之。
“帝国海军的航空兵力是，飞机已接近四千架，作为我国海上的一支航空部队，它正在训练一种独特的歼敌战术..”这一广播讲话几乎占了报纸的一个版面，各报都发表了如下评论：“它提到帝国海军的优良传统和铜墙铁壁的军备，它谈到适应于世界紧张局势的万无一失的战备，并强调指出帝国已作好准备，下定决心，决不后退，如第三国愿来挑战，就立即予以歼灭之”。
平出大佐的这一广播讲话，可以说是反映了当时军令部的观点。实际上，他同知心的富冈大佐（军令部作战课课长）商量过，富冈大佐认为“这样广播也可以吧”，所以他才这样广播的。
同一天，二十七日（华盛顿时间），美国总统罗斯福宣布“国家处于无限制的紧急状态”。这样一来，美国在欧战爆发一周后的一九三九年九月八日曾宣布“国家处于有限制的紧急状态”，进入了“准准战时体制”，现在终于过渡到“准战时体制”，从而促进了以防万一的各项准备工作。
罗斯福在这一宣布中说：“战火正蔓延到西半球的边缘，极接近美国本土。目前大西洋的战争已从北极的冰冻海洋扩展到南极的冰川大陆。实际上，在西半球水域已有许多商船为轴心国破坏通商的舰艇和潜艇所击沉。一切迹象表明，这是针对美洲各国的事实上的进攻。从现代战争的突然袭击这点来看，要是等待他们进入我国大院后再动手，那就等于自杀。”
这一天，为了进一步加强大西洋上的战斗，（德英两国）最后都出动了王牌战舰。被称之为德国海军珍宝的最新主力舰“俾斯麦号”，虽然初上战场就旗开得胜，先击沉了英国巡洋舰“胡德号”，又重创了火力强大的新主力舰“威尔斯亲王号”，但终究被击沉于北海的波涛之中。
再说，这一天也正是当年日俄战争时俄国海军中将罗日杰斯特温斯基率领的俄国舰队葬身海底的一天。这支舰队为了一举挽回战局，远渡重洋驶向海参威，就在快要到达目的地时，被日本的东乡舰队消灭于对马海峡。而德国主力舰“俾斯麦号”也是在快要到达目的地——法国的布雷斯特时沉没的。
说也奇怪，这艘“俾斯麦号”主力舰葬身海底那天，恰巧是俄国舰队的“忌辰”之日。
一到六月，在日本驻华盛顿的海军武官处，人们冥思苦想地对一起发生的重大事件考虑对策。那就是因为美国宪兵非法地监禁了日本驻美国西海岸的冈田贞外茂少佐。
华盛顿州的西雅图是美国西北部的战略要冲，附近有重要的布雷马顿军港，还有著名的波音飞机制造公司。它是面向阿拉斯加和阿留申群岛的一个基地，也是通过北方航线对日作战的策源地。
一九四○年九月，日本、德国和意大利缔结三同同盟条约后不久，我国海军为了加强在美国太平洋沿岸的对美情报网，决定派遣一名海军士官常驻西雅图。在那里，自一九三六年夏季以来一直中断了（情报工作）。选派去那里的是冈田贞外茂少佐，他是这年六月作为驻外人员前往美国赴任，并行将进普林斯顿大学（新泽西州）。
这样一来，日本海军在美国西海岸就有两名驻外人员。旧金山以南地区的情报由驻洛杉矶的立花止中佐负责搜集；旧金山以北地区的情报则由冈田少佐搜集。
一九四一年五月底，冈田为了同立花取得联系，他驾着自己的轿车（一九四○年型的黑色比克牌）离开西雅图。
六月二日下午，当他的汽车驶到葡萄干产地弗雷斯诺（加利福尼亚州）以南大约一百五十公里的地方时，突然有两名警察以“超速”为名命令他停车。冈田把车停下后，就有一名警察不客气地走过来说：“我们实际上是接到一个通知，说有一辆挂着华盛顿州牌照的一九四○年型比克牌黑色轿车，带有可卡因等违禁品从西雅图驶向洛杉矶。由于你的车子与通知所说的那辆很相似，所以我们要检查一下你所携带的物品。”
的确，那辆车子与冈田的车子一模一样，甚至连去的方向也一致，但因车子是在规定速度内行驶，所以寻找“超速”这种借口未免有点奇怪。冈田感到疑惑，他伸手去抓车子后部的把手，想取出他的旅行皮箱。就在这时，“咔嚓”一声，他的双手被戴上了手铐。
“别这样无礼！我是日本海军军官呀！”冈田马上提出抗议。其实，他们完全知道冈田的身分，就连他做什么工作也都知道得一清二楚。
不管怎么说，可卡因这个东西对日本海军来说简直象是灾难一样。一有什么事，美国方面马上就以可卡因为借口。当年一月二十日强行夺走“日新丸”的密码本也是如此，现在又看到冈田吃到苦头。如果是美国海军的重要情报，冈田也许会抢着去搞，然而象可卡因这样的毒品，他却既不喜欢，也毫不关心。
“总而言之，需要查问一下，希望你跟我们到警察局去一趟。”
他们不分青红皂白地带走冈田，把他关进了拘留所。
冈田凝视着阴暗的水泥墙壁，内心不由地涌起一股愤怒的激情。
“他妈的！不但给我戴上手铐，而且还把我关进拘留所！”过了一小时左右，冈田被释放出来了。不用说，他所携带的东西，已在关押期间被彻底搜查。当释放出来时，归还他的只是一些替换的衣服等旅行用的必需品。冈田心里可很不服气，他对警察说：“喂，把局长喊来！究竟凭什么理由这样蛮横无理地侮辱一个日本海军军官？讲出道理来！”主管警察在气势汹汹的冈田面前退缩下来。可是问题丝毫也没有得到解决。无奈，冈田只好再驱车继续南下，他嘴里嘟哝着：“别再上这帮家伙的当！”
为了不让美国方面找到借口，冈田十分小心谨慎，因为先前在：‘超速”的问题上被他们找了碴子，所以他这次大大降低车速。别的汽车接二连三地超越他的车子疾驶而过，冈田也不在乎，他不慌不忙地掌握着方向盘。
当天晚上十时过后，他的汽车才驶抵洛杉矶的北郊。可是他又一次被命令停车。
“他妈的，又要来这一手啦！”冈田骂了起来。
这次则是在旅行证件上找了冈田的碴子。去年夏天，他曾去加拿大旅行，而美国当局便以那次旅行证件“不齐全”为理由，把他再次夫押起来。在这里，冈田携带的物品又被仔细地检查了一遍。看来美国方面似乎要为正式逮捕冈田而拚命地寻找证据。但冈田并非是束手无策的笨蛋。
尽管这帮家伙蛮不讲理，恐怕他们也拿不出什么办法来。何况冈田是一位有身价的日本海军军官，而日美之间又正在华盛顿举行调整两国关系的外交谈判，单从这一点看，美国方面无疑也会不得不慎重行事的。
冈田从拘留所释放出来后，面部充满着愤怒的表情，似乎流露出：你们不是一次，而竟然两次毫无证据地把我关进拘留所！
这时，已是深夜时分了，他驱车驶向洛杉矶街道。当他来到那立花住的旅馆，敲着房门时，早已过了深更半夜。
第二天早晨，冈田用长途电话向华盛顿日本武官处报告了事情的大致经过。武官处的人从电话听筒里传来了冈田的那番激昂的言词，已直觉到事情的严重性，于是，就指示冈田立即乘飞机来华盛顿。武官处这样做，是为了详细了解情况，以便采取对策，同时也是为了保护冈田的人身安全。
翌日（六月四日），冈田到达华盛顿。通过他的汇报，我忙已能确切掌握美国方面的意图，特别是美国海军的意图——要搞掉日本在美国西海岸的情报网。很明显，冈田事件与立花中佐有联系，看来冈田似乎是“配角”，而立花似乎是“主角”。美国对冈田采取行动，说明立花自身的安危问题迫在眼前，而且令人感到这已经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陷入反谍机关的圈套
自从一九四○年七月二十三日日军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北部以来，我国正在一步一步地走向悲惨的结局。但是，由于拟定了《对南方的对策纲要》（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七日）、开始了日美谈判（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七日）、缔结了日苏中立条约（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三日），似乎暂时呈现出一幅光明的前景。然而好景不长，一到五月，日美谈判停顿，日本原来从美国进口石油，后来改变计划，打算从荷属印尼进口石油，但也因日荷谈判毫无进展而遭受挫折，再加上法属印度支那对日本的物资供应也有所削减这一不利因素，国际形势对日本来说是更加恶化了。
反映这种形势的是，海军“第一委员会”从五月初起研究了这样一个基本方针：“判断情况，应以此为决定今后帝国态度之依据，促进有关人员统一思想，是乃处理时局之准则”。第一委员会是日军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北部后不久建立起来的三个委员会之一，这三个委员会都是军令部和海军省的事务促进机关。第一委员会负责制订政策，第二、第三委员会则分别负责军备和情报工作。第一委员会由如下数人组成：军令部作战课课长富冈定俊大佐、直属部长领导的（战争指导班）大野竹二大佐、海军省军务局第一课课长高出利种大佐和该局第二课课长石川信吾大佐。石川信吾大佐是一个负责政策的课长，从他海军学校的出身资历来讲，是个前辈，要比其他成员早二届乃至四届，不用说，他的发言是举足轻重的。六月五日，第一委员会向海军省和军令部上司提交了一个文件，题为《帝国海军在目前形势下应取之态度》。内指出：“帝国面临的形势已处于你死我活之地步，已到迅速决定和战之时机。然而，掌握和战之最后决定权者，唯帝国海军，别无他者”。第一委员会基于上述思想，研究了国内外形势和本国的物力情况，随后得出如下结论：
“帝国海军..要立即表明战争（包括对美作战）之决心，并以强硬态度制定各项对策。”
现在，再从第二个文件——《帝国海军应采取之策略》——中摘录下列“关于行使武力之决心”和“结论”两部分来看一看：
关于行使武力之决心
帝国海军决心在下列情况下毫不犹豫地行使武力：
（一）美（英）、荷等国对石油禁运时；
（二）荷属印尼、泰国、法属印度支那对生橡胶、大米、锡和镍全面禁运时；
（三）法属印度支那、泰国拒绝帝国出于自卫需要之军事合作时；
（四）美、英、荷等国向远东增派之兵力达到作战中难以容忍之程度时：
（五）行使对华交战权后，美、英对帝国之军事行动进行阻挠时；
（六）英、美对泰国采取军事行动时。
结论
（一）帝国海军在皇国安危之际，为不动摇帝国诸政策，要立即表明战争（包括对美作战）之决心，并以强硬态度制定各项对策；
注：采取一如既往之方针，绝对避免战争，但估计战争亦有可能万一发生，应作好各项准备——此种态度乃是对国内总政策缺乏坚定性和顾前思后之结果，反会招致困境和加速战争之危险。
（二）对泰国、法属印度支那采取军事行动，要尽快断然实行之，
（三）务使国内各方面都彻底了解帝国海军对形势所作之判断（对物资、战略、国际形势之判断）。第二天（六日），大本营陆海军部又将四月十七日拟定后就搁置起来的《对南方的对策纲要》重新拿出来进行研究，并把它作为大本营陆海军部的一项决定予以批准。这个纲要的主要内容是：
一、当前帝国对南方政策的目的，在于为帝国的自存自卫而迅策扩充国家的总体力量。为此：
（一）帝国和法属印度支那、泰国之间要在军事、政治、经济上建立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
（二）帝国和荷属印尼之间建立密切的经济关系。
（三）帝国和其他南方国家之间建立正常的贸易关系。
二、在发生下列事态而又无法打开局面时，帝国为自存自卫而行使武力：
（一）由于美、英、荷等国的对日禁运而引起帝国的自存受到威胁时；
（二）美国单独或与英、荷、中等国进行合作，逐渐加紧对帝国的包围态势，使帝国在国防上难以容忍时。
三、倘若预见英国在欧战中确已走向崩溃，则尽力推行这一政策，尤其对荷属印尼加强采取外交措施，以达到目的。然而，这天因接到了驻德大使大岛送来的关于“德苏即将开战”的情报，所以，这个《纲要》的寿命不过是短短的几天而已。
因此，为了交换情报，当天（六日）召开了联络会议。会上，决定了随着德苏开战而日本应抱的态度，并取得了一致意见。日本的态度大体分为三种：
一、现在断然对南方进行武力进攻：
二、同美国妥协，解决北方问题；
三、对南方确保法属印度支那，对北方加强满洲的兵力，从而确立对苏、美、英的战备态势。然而，究竟决定采取什么态度呢？在这个问题上，不要说陆军内部见解不一，就连陆海军之间也有分歧，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此后不久（华盛顿时间六月六日），驻美国洛杉矶的立花海军中佐被美国宪兵逮捕。
这一天，立花前往驶入圣佩德罗港（洛杉矶郊外）的日本海军特务舰进行访问，他商量好该舰靠岸期间的日程安排——旅美日侨的欢迎和舰上人员上岸参观游览等——以后，就回到自己投宿的旅馆。
这时，联邦调查局的侦查员早已埋伏在立花投宿的那家旅馆的里里外外。“你是日本海军的立花中佐吗？”“是的。”侦查员出示逮捕证后，就给立花戴上手铐，把他押送到警察局。与此同时，他的所有东西一件不留，全被作为证据取走。立花中佐为什么被捕？原来在事情发生前不到一个月的五月中旬，他曾去过日本驻华盛顿的海军武官处，详细汇报了过去搜集情报的活动情况和对今后的看法，并谈了自己的计划，等等。他说：
“先前已得到有关美国‘非尼克斯号’巡洋舰夜战攻击的重要情报。最近好象有可能搞到关于美国战舰攻击情况的情报。不过需要五千美元的活动费。提供情报的人是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部的一个下级军官..”
武官处对这个下级军官的可靠性总觉得有点怀疑，但立花坚决加以否定，他保证说：“此人绝对可靠。”
“既然这样，那就试试看吧！但希望你要特别小心。”
于是，武官处决定按立花的计划行事。立花怀里暗藏着五千美元的“军费”，一面梦想着即将到手的美国海军的机密情报，一面搭乘飞机离开了华盛顿。
立花回到洛杉矶后，为了搞到对日本海军肯定有用的宝贵情报，打算铤而走险。所谓“逐鹿者不见其山”，恐怕指的就是这种情况吧！
然而美国人在那里已周密地设下了欺骗立花的圈套。立花保证“绝对可靠”的那个人，其实不过是美国方面施放出来的一个诱饵罢了。就这样，由于反谍机关布下圈套，立花正好中了对方的诡计。
关于这个问题，当时的太平洋舰队参谋长史密斯将军在一次珍珠港事件国会联合调查委员会召开的会议上作证说：
“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前几个月，有一个日本海军军官雇佣的美国人查尔斯·查普林来到珍珠港，当时情报参谋莱顿少校叫一个身穿庶务军士服装的海军军官同他进行联系。这个美国人从司令部的存档文件中取得了两、三份有关舰队的攻击演习资料后，便返回美国西海岸。后来，那个日本海军军官和查普林就被美国宪兵逮捕。”
然而，象立花中佐那样的驻外人员，他的身分是“事务性”的，不享有大使馆馆员那样的外交特权。如果享有这种特权，那么，即使在最坏的情况下，也只能按照国际惯例，作为“不受欢迎的人”被驱逐出境。可是他却并非这样，倘若犯了法，就要受到美国法律制裁；如有罪，就得在美国监狱里坐牢。
不久，立花被起诉。检察官颇有信心地认为掌握了他的确凿证据。这是因为美国方面对立花事件已作了有计划、有组织和极其周密的准备，似乎是在掌握了充分证据后才起诉的。因此，必须看到，一旦开庭审判，就必然会宣布立花“有罪”，判以徒刑二十年左右，而后被关进美国监狱服刑。
所以说，日本海军武官处因此急得团团转——无论如何也要把立花营救出来。
助理武官寺井少佐急忙前往洛杉矶，武官处也开始准备聘请律师出庭辩护。然而，把立花交付审判终究是个下策。看来“无罪”释放是百分之九十九没有希望了。若是这样的话，那么除政治解决外，别无他法。
海军武官已请求野村大使出面解决。好在大使是海军的老前辈，因为他曾经担任过驻美海军武官，也充分理解搞情报这项工作，而且取得了美国政府首脑的极大信任。不过大使的努力也有得不到成功的最坏可能，所以武官处还是作了万全的准备。
六月十四日，野村大使拜访了他的老朋友——美国海军作战部部长斯塔克将军。因为日美关系处于极其微妙阶段，他希望将军能从大局出发解决立花事件。大使还开门见山地拜托斯塔克说：
“你们国家的人在日本也干着同样的事，只是我们没有发现罢了。因此，这个问题请你妥善处理..”斯塔克将军对大使的这番话，一边听着，一边默默点头。可是大使的努力并未见效，一点也看不出有解决问题的样子。审判日期无情地日益逼近，而美国政府那里却杳无音，讯。武官处人员的焦虑不安情绪有增无减，并随着审判日期的接近越来越加剧。
审判前的最后一天——六月十八日终于来到，明天就要审判了。武官处要做的事都做了，妥采取的措施都采取了。当想到那被关押在阴暗拘留所里心中一定战栗不安的立花中佐说不定会在异国土地上殉职时，不禁充满悲伤之感。
正当大家为这种焦虑所支配时，大使馆打来电话说：“刚才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汉密尔顿给若杉公使打来电话，通知他让立花中佐立即回国，并说以此为条件，将此事不了了之..”
“啊！好极啦！好极啦！！”作者一面握着电话听筒，一面不禁大声叫了起来。武官处顿时一片欢腾，大家都放下了心。这一好消息大概也会传到立花——他被监禁在远离华盛顿五千多公里的洛杉矾拘留所——那里吧！他那喜悦的神态已历历在目地浮现在我们眼前。这一大，大家以多日来不曾有过的愉快心情进了一顿晚餐。第二天（十九日），野村大使前往国务院拜访了副国务卿韦尔斯，就解决立花事件一事表示谢意。当时韦尔斯说：
“考虑到你的特殊要求和你对改善日美两国关系所作的真诚努力，我们虽然掌握了确凿的证据，但仍决定以立花中佐立即回国为条件，处理这一事件。”
就这样，多亏野村大使的帮助，自六月六日立花被捕以来一直笼罩在武官处的不安的气氛，已全部驱散干净。
数日后，“镰仓丸”客轮由旧金山启航，乘客中有一个身穿西服的日本海军士官，他站在甲板上以无限感慨的神色一直凝视着那消失在船尾后的美国西海岸。
五、决定日本命运之际天真估计日本海军实力
六月九日参谋本部也召开会议，就德苏两国开战时采取什么对策问题进行了研究。第一部长（作战部长）田中新一少将主张采取强硬对策。他说：“如有可乘之大好时机，就应该行使武力。”
这种意见虽然占了上风，但未得到明确的认可。其原因，是由于塚田参谋次长厌恶那种以日、德、意三个轴心国为基调的介入对苏、对美英参战的意见，认为自始至终都应自主决定开战问题。他非常担心那样做会象附属国一样听任德国摆布。
这天部长会议结束后有一个插曲。战争指导班长有末大佐就这个问题又同田中部长磋商。田中仍然强调“乘大好时机行使武力”，但由于有未认为不得不采取“对南方确保法属印度支那，对北方增兵满洲，以便防备苏联、美国和英国”这一策略，所以他的意见怎么也未被采纳，田中因而勃然大怒，几乎要动起手来。于是有未稍微敷衍一下便退了出来。
第二天（十日），陆海军的作战部部长和军务局长召开会议，就德苏两国开战而日本应采取态度问题进行了商讨，但最后并未取得一致意见。不过，对于目前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确立对美英战略准备的态势问题，意见基本一致。
十一日政府和大本营召开联络恳谈会。会上决定：由于日荷间在石油等问题上的谈判濒于破裂，因此需要召回芳泽代表，但避免采取破裂的形式，以便为今后谈判留下余地。
接着便讨论了有关对法属印度支那的对策等问题。现将讨论的主要意见摘录如下：杉山参谋总长：“统帅部希望外务大臣想方设法，不仅要促进对荷属印尼的对策，也要促进对法属印度支那的对策，并让军队进驻法属印度支那。”松冈外相：“这样做会刺激英美，英军会开进泰国。”杉山：“根据情况判断，我想不会如此。”松冈：“要出兵，那就不单是对法属印度支那，对泰国也要出兵。而向法属印度支那和泰国出兵，就会影响到缅甸，对此，英国肯定会进行干涉。”杉山：“我认为，我方强硬的话，对方就不会干涉。”松冈：“我想展开一场外交攻势，可是由于统帅部认为不适宜，所以没有进行。”永野军令部总长：“必须建立旨在对法属印度支那和泰国行使武力的基地。凡对此进行阻挠的，可坚决给予打击。该打的时候就得打。”杉山回忆说，他在结束会议后回到参谋本部时，由于对永野过于强硬的态度感到不安，所以默不作声了。
从十二日上午十一时开始，联络恳谈会继昨天的会议继续召开。永野军令部总长在陆海军同意的情况下，提出了一个以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为主的方案——《关于促进对南方的对策问题》。他强调说：“如法属印度支那不答应我方要求时，或在英、美、荷进行阻挠的情况下，就行使武力。”《关于促进对南方的对策问题》这一方案（即出兵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定下来了，它附有下列三个谅解条件：
一、最终要按照本方案行事；二、由于进驻的准备工作需要相当时间，不妨将其分为两个阶段举行谈
判，三、第一阶段的谈判结束后，就不失时机地进行第二阶段的谈判。这就是所谓对付ABCD（指美、英、中、荷四国）包围圈的一个策略。在珍珠港，当地的指挥官不希望设置防鱼雷网的意见，并没有消除海军作战部部长斯塔克对飞机施放鱼雷的担心。
因此，斯塔克于六月十三日向各海军军区司令分发了一个文件，题为《关于防止鱼雷攻击的设置》。同时又将该文件的抄本送交太平洋舰队司令金梅尔。斯塔克在该文件中指出：
“我们设想，要使飞机施放鱼雷成功，水的深度必须至少达到七十五英尺（二十二点九米）①。同时，鱼雷必须（在水中）航行二百码（一百八十三米）左右才能启动爆炸装置。但这些也许会发生变化。”
由于斯塔克在文件中说“鱼雷在水深四十英尺（十二点二米）以内可能不会航行（会直坠海底）”，因此金梅尔和他的同僚经过研究后认为，“珍珠港不存在受到鱼雷攻击的危险”②。
结果，对珍珠港所部署的防止飞机施放鱼雷的设置问题，实质上就此以后不了了之，在开战时未采取任何措施。不仅如此，在加强珍珠港防空力量方面，也同陆军部部长史汀生所许下的“优先处置”的保证截然相反，情况很差。
可以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最大原因之一，是低估了日本海军越洋进攻的能力——认为日本无法造出可用于水深十二米的珍珠港的浅水鱼雷——和轻视塔兰托海战的教训。金梅尔将军在珍珠港事件调查会上所作的如下证词，就清楚地暗示了这一点：
“我知道那种飞越海洋的远征是有因难的。我也懂得日本航空母舰的续航能力。我对日本的进攻计划和执行这一计划的能力抱有许多怀疑。关于日本航空队的情况，我们收到了种种报告。我觉得不仅是我们，就是海军部的全体人员，对日本航空队所取得的战果及其攻击方法都会感到大吃一惊..”另外，从太平洋舰队作战参谋麦克莫里斯上校的下列证词中，可以窥见他们对日本海军实力估计过低。他说：
“由于[日本]距离珍珠港很远，存在着补给上的问题，所以对攻击珍珠港的可能性，我是打了很大折扣来考虑的。对珍珠港内舰艇船只的攻击，特别是在英国航空母舰发动塔兰托海战之后，可以想见，由于珍珠港水浅，而飞机施放鱼雷时，如果没有一定深度的水，鱼雷是得不到必要航行距离的，再加上高射炮火对攻击机的伤害很大，因此，我对这种攻击会取得成功表示怀疑。我不认为采用这种方法能够从日本本土发起有效的攻击，因而没想到日本会给我们造成巨大的损失。”
然而，正如后面所详述的那样，我国海军也在英国航空母舰舰载飞机于塔兰托海战中进行鱼雷攻击所获战果的刺激下，加紧研制沉度为十二米的浅水鱼雷，终于取得成功。
① 我国海军攻击珍珠港时飞机所施放的鱼雷，是一种可以朝十二米深的水域里施放的浅水鱼雷。——原注
② 珍珠港抛锚处的水深约十二米。——原注
推论德苏开战的影响
十六日，召开了联络恳谈会。松冈外相突然反对十二日已经决定了的《关于促进对南方的对策问题》，他说：“昨晚我想到三点钟。进驻法属印度支那，这将不可避免地招致国际上的不信任。作为一直被说成没有国际信义的日本，必须考虑这一点，在德苏两国形势紧张的今天，对这种进驻有重新研究的必要。”
及川海相说：“..要变更前些日子决定下来的东西，这样好吗？”
松冈外相说：“我脑筋不好，事后我想了一下..”
（有人插话问：“你没有变卦？”）
外相说：“没有变卦。不管怎么样，得让我再考虑两、三天。虽然你们说不存在不信任的问题，但我自己认为有一种不信任的问题，这个问题不得不上奏天皇陛下。这个问题不搞清楚的话，那就不能上奏。去年叫你们攻占新加坡，结果没有去攻占，所以就出现了这个问题。”
最后，决定让松冈再考虑两、三天，那天的会议就此结束。
二十一日，从下午三时至晚上十一时，陆海军两位军务局局长对松冈外相进行了热情的说服工作，最后松冈总算表示谅解，撤销十六日的修正事项，同意原来方案。其所以同意，是因为这次会谈中，海军省军务局局长冈少将投松冈之所好，
暗示了攻占新加坡的可能性。他说：“一旦时机成熟，要挥戈北上，一旦英国本土崩溃，也要在南方进攻新加坡。”这样，外相才勉强同意陆海军的建议。
六月二十二日拂晓，德国开始向苏联发动进攻。
早在一九三九年八月，德国一面就以苏联为敌的三国同盟问题进行谈判，一面却又突如其来地同其对手苏联缔结互不侵犯条约。当时，日本国民对此感到惊奇。现在他们又得知德国已同苏联开战，深感变幻莫测的世界形势冷酷无情。关于德苏开战的传闻，日本政府早在四月下旬就已经收到报告了。最近一次的报告是驻德大使大岛于六月十六日拍来的电报，内容是：“下星期内德苏必定开战。”
那么，美国是在什么时候知道德苏开战的呢？
在希特勒入侵苏联前八天，英国首相丘吉尔曾致电美国总统罗斯福说：“只要对所有情报加以判断，就会感到德国对苏联的大举进攻正迫在眉睫。只有希特勒才是首先要打倒的敌人，我们要从这个原则上尽可能给苏联以鼓励和援助。”美国收到上述电报时的反应，赫尔国务卿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希特勒要进攻苏联一事，我们早在半年前就掌握了确实的证据。因此，当听到德国入侵苏联时，我们丝毫也不感到震惊。”
这就是说，德苏两国开战的情报，早在很久以前就已经完全泄露给美国了。但是，赫尔所说的“确实的证据”究竟指的是什么呢？这里不妨分析一下美国情报活动的一些惊人片段。赫尔这样回忆说：
“..一九四一年一月初，我（赫尔）从美国驻柏林商务参赞萨姆·E·伍兹那里收到了一份惊人的报告。伍兹是从某个德国友人那里搞到这份情报的。这位友人早在一九四○年八月就告诉伍兹说，元首大本营正在召开有关准备对苏作战的秘密军事会议。
“几个星期以后，据报纸报道，希特勒声称在‘不久的将来，从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箴）到直布罗陀的所有地区内，将只能看到我的军队’，当时，这个情报就更加增强了其现实性。
“但是，伍兹的情报同当时希特勒正在策划进攻英国本土的其他许多情报和证词，形成鲜明的对比。不过，经伍兹和他的友人联系后搞清楚了这个问题，原来进攻英国的说法只是一种烟幕，其作用是要真正掩盖进攻苏联的计划和准备。
“另一方面，伍兹通过他的友人成功地同德国参谋总部取得联系，也获悉了进攻苏联的计划要点，即以莫斯科为目标，向主攻中央和攻入南北部两个方向打进三个楔子。所有的准备限于一九四一年春季完成..”
希特勒于一九四○年十二月十八日在绝密的范围内发出了决定命运的第二十一号元首指令（《巴巴罗萨作战计划》）。
赫尔国务卿接到伍兹的报告时，甚至认为：“这是不是德国方面的一种谋略？”因为它是一份极其详尽的情报。大凡情报这类东西，其内容和可靠性是很重要的。赫尔把这份情报交给联邦调查局局长J·埃德加·胡佛阅看。胡佛的意见认为，这份情报应当说是可信的。另外，伍兹向赫尔暗示一个方法，即可以通过对流亡在美国的某著名德国人进行询问来确认提供情报的人和他自己的社交范围。副国务卿帮办朗接受任务，会见了这位流亡者，而国务卿和总统则另外就伍兹报告的正确程度和所要采取的对策进行了研究和商议。
可是，伍兹的这份报告却无比正确，完全象是在元首大本营会议桌下面记录下来似的。那么伍兹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呢？用曾和他共事过的一位使馆人员的话来说：商务参赞伍兹是一个活泼而又善于交际的人，但是他对国际政治和历史的理解可以说并不那么内行。因此，我认为要将这类了不起的情报搞到手，他不是一个合适的人。由于伍兹是一个经济工作者，当然可以说，他对历史和政治是并不那么擅长的。
情报不是靠伍兹的惊人本领取得的，而是通过他友人所处的地位获得的。
因此，唯伍兹的这位友人才是德国的佐尔格（苏联的大间谍）式的人物了。此人虽反对纳粹，但却是一个同政府各部、德国国家银行以及地位很高的纳粹党员有着密切关系的有力人物。
一个反纳粹的德国人也许可能冒着极大的生命危险，毫不惋借地把国家的绝密文件提供给潜入敌国的代表。据说伍兹和他的友人经常在柏林的一家电影院里碰头。他们联系的方法是：这位友人先是买好两张对号入座的电影票，然后将其中一张送给伍兹，他自己则坐在紧靠着他身旁的座位上，趁着微暗的放映电影的时间里，将一张揉成小团的纸条敏捷地塞进伍兹的外衣口袋里。
根据赫尔的记载，名叫伍兹的这个商务参赞只有那么一个友人，这个意外所得的情报，似乎是主动送上门的，但一个搞情报工作的人，不管怎么写，总不会把若明若暗的事情原原本本地写进报告中去的，这是一个常识。只要看一下国务卿的回忆录，问题就更清楚了。
得到了德苏两国开战的正确情报，这是一个事实，然其背景，是否还有什么别的东西，这只要追查一下就会感到大吃一惊。对伍兹这个人，有过这样一段记载：他曾和身分不明的反纳粹的秘密工作人员艾伦·杜勒斯（以后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有过接触，而且几次冒着生命危险同住在伯尔尼（瑞士）的杜勒斯取得了联系。据说，每次会晤时，伍兹总要将德国的绝密文件交给杜勒斯。艾伦·杜勒斯是一位大权谋家，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伯尔尼为中心进行秘密活动，他的业绩获得了人们的高度评价。回国后，他被授予美国的最高荣誉——总统颁发的战功奖状，这已是一个公开的事实。那么，德苏开战的情报究竟通过什么途径得到的呢？可以这样说：这里面，杜勒斯的工作有其一份贡献，那是肯定无疑的。
显而易见，美国靠了庞大的国际阴谋谍报网获悉了德国进攻苏联的情报。
召开决定命运的御前会议
（六月）二十三日，陆海军的部局长就德苏开战后的帝国国策纲要问题进行了长达四小时的讨论，并通过了一个方案。虽然，海军方面对陆军的方案，即对于北方抓住良机谋求武力解决的方案附加了种种条件，但最后还是按照原来方案决定下来。
对于南方，根据海军方面的要求，附加了一项不妨碍保持对英美作战的基本态势。这是因为海军方面担心陆军会从南方撤走。所谓海军重视英美而陆军重视北方这一对矛盾，仍然没有得到解决。
陆海军当局分别批准了部局长讨论通过的这一方案。同一天，大本营陆海军部拟定了一个文件，题为《从军事、经济、政治角度出发看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北部之情况，并迅速派出必要兵力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之绝对必要性》，其“判断性”的结论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