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尔?福奇曾在非洲生活和工作过，因此立即意识到我们所面临的形势是多么严重。他 决定我们应给卫生部助理部长爱德华?希兰特（Edward Brandt）打电话。我于是和他拉上 了对讲机。我不知道他是何许人——只知道他是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任命的— —我也不知道他会怎样答复我。我向他描述我们的数据，概括我们得出的主要结论。我尽量 把一切说得简单明了。
电话的另一头出现了长时间的沉默。
希兰特开始说，我一定完全都弄错了。
他说：“你们的发现一定有另外的解释。你们是否考虑过其它疾病媒介？比如蚊虫？”
对他来说，讲蚊虫比讲性的问题显然更容易些。
“我不认为我们取得的证据支持关于蚊虫的说法，先生。”我说道，“至今为止，我们 在儿童中很少发现有这种病。儿童受蚊虫叮咬的次数和成年人一样，可能还多些。这就是为 什么儿童患疟疾要比成人多得多。如果艾滋病是蚊虫传播的，我们不会在人群中看到这种有 规则的分布，至于疟疾，你可以看到一个无规则的分布。我们知道，任何人都可以患疟疾； 只是取决于谁被蚊虫咬过。但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种疾病具有明显的感染链，并且是围绕 着性接触。在儿童或老年人中没有发生任何这种情况。
我认为我的解释是充分说理的，却未能动摇希兰特。他似乎决心要提出另外的理论，只 要让异性患者摆脱与艾滋病的关系就行。我们的谈话约20分钟，但可以说没有给他留下任 何印象。我被华盛顿方面那样深度的不信任——或者，还不如说是否定——弄得不知所措。 当然，当时在场的每个人和我都理解我们提出的证据具有使人不得不信的本质，并认识到迫 切需要采取行动。
明显地，行政当局的结论是很不同的。这是里根的时代。如果需要对艾滋病作出解释的 话，那么这种解释似乎必须是政治的和社会的要比我们所提供的更能被接受。选民们将会不 喜欢我们的信息。他们较为乐意接受“同性恋瘟疫”的概念；公众开始了解这种疾病时，他 们就是这样给定名的，这个概念带有自我满足和丑恶的道德主义的味道。我们所建议的是， 告诉他们，艾滋病的确是一种瘟疫，对于它无人能够免疫。
由于坚决拒绝承认艾滋病危机的真正范围，里根当局使它自己成为病毒的同盟者。又过 了一年，华盛顿方面的政策才开始转变，任命C?埃弗里特?库普（C? Everett Koop）为 公共卫生局医务长官。库普，一位政治上的保守派，对正确和错误有强烈的爱憎感，是一位 伟大的医生和客观的科学家。他拒绝以思想意识来殆污公共卫生事业。
两年后的1987年，我参加了后来很有名的“波托马克河会议”（Meetng on the Potomac）。那是在河边的漂亮的帐蓬里举行的。我是几名被邀请的、幸运的——或者上当 的——来宾之一。不是说集会的发起人没有好的意图。值得赞扬的是，伊丽莎白?泰勒 （Elizabeth Taylor）担负起整个会议的组织工作。当库普进入帐蓬时，他受到雷鸣般掌声 的欢迎，以表示赞赏他所做的一切。但当里根总统站起来致辞，并第一次在公共场合承认艾 滋病是美国公共卫生的主要问题时，却受到敷衍的掌声，夹杂着发自内心的呸声和嘘声。应 当承认，观众中，包括很多学术界人士，可能有党派观念强的人，但很多出席会议的医生并 不真正以其对民主党的支持而出名。他们对里根当局在处理艾滋病危机问题上所犯的不可饶 恕的疏忽感到吃惊。当然，还有几个更为鲜明的政治战胜真理的例子。可能的例外是卫生部 部长玛格丽待?赫克勒（Margaret Hcckler）于1985年作出的大胆的，虽然是鲁莽的宣 言，声称将于两年内提供艾滋病疫苗。
对我来说，波托乌克河会议是个转折点。我已经在病毒性出血热方面有所建树；我已在 从事一项我所喜爱的项目，对所做的研究工作感到激动。我无意放弃我感兴趣的领域去从事 艾滋病的研究。然而，我曾经建议在扎伊尔对这种病进行长期研究。我决定或许我应该是将 这项研究工作搞起来的人一——这样决定也许并非不合情理。我很不安。我该怎么办呢？
“西达”项目
我们在扎伊尔的艾滋病新项目要物色一个负责人。这项任务既然落在我的头上，我想起 一个时不时打过交道的人物来。此人姓曼，名叫乔纳森。尽管那时候，双方相识不相知，我 对他干的那一行还是清楚的，可以说对他的专业和人品都很器重。其实乔纳森生得五短身 材，一头黝黑卷发，小胡子修得整整齐齐。还架了一副细框眼镜，秀气得叫人难以想象是个 精力如此充沛、攻关十分投入的人。好几次“疾病控制中心”会议上我听过他的发言，每次 的印象都是简明扼要，不但逻辑性强、而且深思熟虑。当时他是新墨西哥州的州级流行病学 者，在圣菲（SantaFe）居住。因为我听说过他对自己的工作感到吃不饱，很有动一动的意 思。这就使我觉得我要交托的项目，非他莫属了。
1984年7月底，我打电话给乔纳森，问他对非洲之行是否感兴趣。
“我可是从来没有去过非洲，”他说道。他有好多顾虑。比如说，他有三个孩子，对他 们的教育问题怎么解决？我向他保证说，扎伊尔有一所很好的美国学校，确是如此。此点不 足虑，不应该妨碍他作出决定。我一直紧抓着他不放，磨到后来他终于答应至少考虑一下我 的建议。
隔了一周，他的回音来了，说决心已下，他去。
3月，乔纳森与我一同踏上了奔赴扎伊尔的第一次征程。艾滋病项目就此上马。这里说 明一下，在扎伊尔，艾滋病另有名称。当地流行的法语缩略语字母拼音是“SIDA”（西 达）。所以这里说“西达”项目。
到达扎伊尔，同几位主管流行性疾病的扎伊尔卫生部门官员见了面。这些人，大多数是 支持“西达”项目的。但是，也有明显的例外。卢休马医生即为其一。在扎伊尔，他称得上 是资深医生了。他的态度很明确，虽然扎伊尔政府人才短缺、物力唯艰，哪怕最小规模的这 类工程项目，没有外援是决无上马的可能的，他对我们计划进行的工作仍然毫无兴趣。此人 体格壮实。40开外年纪，一望而知是个免疫学家。就是不清楚他的来历背景。不管怎么 说，说他是个开业医师、是个科学家，我看，还不如说他是个政客的好。从他的气势和别人 对他的唯唯诺诺态度看，他像是个在政府部门里路子很广的人物。姑且撇开民族自尊话题不 谈，卢休马医生肚子里其实有他自己一副小算盘。他是那些首先声称治艾滋病有“方”的众 多非洲人之一。然而，他从没有拿出什么有力的根据来，他的走红，全靠新闻界炒得热闹。 像扎伊尔这样的国家里，这就足够了。他的自吹轰动一时。为了酬答他对扎伊尔医学卫生事 业作出的像他自己说的那些贡献，据说蒙博托总统还批拨了大笔款项和分配金沙萨高级住宅 区一座住宅给他。就我们所知（而且相当准确），他的所谓灵丹妙药只不过是一种说不明道 不白的流汁，合成成分谁也不摸底。
此后数年，肯尼亚也有过类似的情况。肯尼亚医学研究所的所长戴维?科契（Dnvid Cooch），大讲特讲他发明了一种对付艾滋病的有效治疗方法。他总算不全是空口说白话， 好像是掌握着一些数据，只是从未说出来而已。估计他进行过细胞培殖，从中提炼出某类物 质，用于治疗。显然这类物质含有少量干扰素是人类自身具有的，在某种情况下足以阻止病 毒繁殖扩散的物质。有人拿这类物质做过试验。结果不能证实它有什么疗效。有些原应该懂 得的科学家竟然也对他这种治艾滋病有方的自我吹嘘随声附和。因此，名声越来越大，连世 界卫生组织也收到了立项试验研究的要求，不过却迄今仍无下文。
以上是迫切要求医治和预防艾滋病的有效良方的大致情况。而那些所谓的“回天良方” 正是许多使这么些耗日费时，想方设法遏止席卷而来的艾滋病势头的非洲人的苦药。科契大 言不惭之日，正是非洲老百姓和医务工作者开始感受这股势头的全面压力之时。他们就是要 让西方人看看他们不愿意没完没了充当需要照顾、需要仰仗他人扶持和发明的孩提角色，他 们能够培养出可以对医药科学作出重大贡献的人物来的。然而，结果却是一个接一个的江湖 骗子。艾滋病的出现招来了许多冒充良医的骗于。这些骗子在发达国家中可能比发展中国家 还多。他们大多是富有的投机取巧分子，利用患者急于求生的心理，进行盘剥。他们搞的这 场骗取名利的买卖，对于艾滋病的防治和患者毫无益处。
我和乔纳森遭遇到的诸如此类的对立，并不能阻碍我们在扎伊尔开展长期艾滋病研究项 目的工作取得进展。在这方面，多亏一位名叫穆那姆比（Muyemhe）的医生的支持。穆那 姆比是1976年和我们一起工作过的一个朋友。后来1995年基奎特（Kikwit）地方埃波拉病 毒猖撅时，他深获众望，公认是扎伊尔当局的首席发言人。他历经人类苦难，总能保持乐观 开朗的性情。他斗争的矛头所向远不止传染性疾病本身。迫于环境，他得施展混身解数，对 付种种派系闹事、政府纠葛、暴力事件和解决日益腐化的基础组织问题。他作为一名传染性 疾病专家出任金沙萨唯一的一所医学院的校长。实际上，扎伊尔有些重要的医药方面的职 务，穆那姆比并没有担任过。他担任校长期间，正是“西达”项目初创阶段，他的财政十分 桔据，连办公用纸也买不起，更不用说满足学生的需要了。无论困难多大，他从不畏缩。 1976年埃波拉病毒泛滥，他坚守岗位；7年后艾滋病蔓延扎伊尔全境，他仍坚定岗位。后来 基奎特又爆发埃波拉病毒，他还是坚持在那里。他所作的奉献是一座座丰碑。他艰苦卓绝， 坚忍不拔，堪与超人毗美。穆那姆比热心竭尽所能为他的人民作出奉献。他曾花数月时间在 “疾病控制中心”的实验室里学习出血热血清诊断技术。他希望返回金沙萨后能在自己的实 验室里进行试验。可悲的是，从来没有足够的经费使他的实验室保持运作。说来伤心，连稳 定供电都保证不了。没有了电，试剂等于废品一堆。也许可以这么说，如果有钱的话，1995 年6月埃波拉病毒袭来时，扎伊尔基奎特地区300人丧生的局面完全可以避免。
我和乔纳森需要马上着手解决好几个问题。至关重要的一项是为“西达”项目主要基地 择扯。可是众说纷坛，各有看法，都想挤进艾滋病研究项目中来。大家知道这意味着有拨 款，培训和晋升的可能。这些机会制造了强列竞争环境，毫不足怪。因为这些筹码是实实在 在的。许多国家一一比利时、法国、英国、加拿大，还有美国等国家的科学家都正动员起来 投身于该疾病的研究。人人誓拔头筹的精神状态，主宰了一切，管它是为了献身的事业、还 是为了个人的名利得失，都一样，喝采捧场也好，一笔笔到位的款子也好，反正，五花八 门，好不热闹。而我们从中确确实实增长了惊人的见识，像病毒是如何构成的，人又是怎样 能具备变色龙一般的本领，千变万化，避免察觉，顶住打击，从而达到玩弄人类免疫系统以 及免疫学者们的目的等等，等等。而这种竞争虽说发动了全世界众多的研究人员一致对付艾 滋病、寻求治疗方剂，却也破坏了同行之间的友谊，滋生了对立积怨、互相攻仟、争论不休 的弊端。法国的巴斯德研究所（Institute Pasteur）和美国的全国卫生研究所苦苦争吵，就 是为了要争个明白，究竟是哪一家发现艾滋病病毒的。艾滋病成为公共注意力焦点后科学家 之间四分五裂，臭名昭彰，莫此为甚。
乔纳森全家在金沙萨定居下来以后，乔纳森本人觉得他在逐项落实“西达”项目方面所 体会到的兴奋激情远远超过对当地生活艰苦而感到的不称心。
我先是帮助他安顿下来，工作上马，而后每年来两三次同他继续合作。项目形成一定规 模后，同“疾病控制中心”，美国国家卫生研究所和利奥波德亲王热带医学研究所合作，由 从安特卫普过来的鲍勃?科尔邦德斯和美国国家卫生研究所的斯基普?弗朗西斯参与，进行 一项合作项目。由于有乔纳森的先驱研究，我们对当地的城市环境在传布艾滋病方面的作 用，就清楚得多了。他还就孕妇对胎儿传染疾病作了最早的研究。此外，他在同来自亚特兰 大州的艾伦?格林伯格共同研究的过程中，在儿童身上发现了疟疾同艾滋病之间的关连。这 种关连并非直接。疟疾并不导致艾滋病，但是疟疾会使儿童出现贫血症状，并因贫血而需要 输血，因输血而极有可能让病儿接受艾滋病毒污染了的血液。因为当地属于缺乏测验献血血 源中是否存在艾滋病病毒手段的地区。乔纳森的研究还包括：非洲地区的艾滋病和西方出现 的艾滋病，在症状方面有重大的不同，感染后艾滋病的潜伏期，在非洲要短得多。我们相信 其原因首先应该是非洲人容易罹致该项疾病。因为他们感染的机会多得多。尤其是寄生虫感 染。可以说他们的躯体对艾滋病病毒是敞开的，成了病毒的肥沃土壤。最后一点，乔纳森的 研究，表明他也是较早发现肺结核同艾滋病病毒有关的一批人中间的一个。
乔纳森的这些研究成果固然重要，同样重要的是，他在扎伊尔深入基层的体验，使他有 机会懂得艾滋病的严重影响。正是这些第一手的知识使他成为全球艾滋病研究项目的卓有成 效的领导人物。该项目后来纳入世界卫生组织的工作计划之内。目前，乔纳森在哈佛成立了 一个新机构，取名为卫生与人权研究所（The Institute of Health and Human Rights）。该所处 于探索问题的尖端，旨在了解世界上为什么就是有一些人甘冒感染诸如艾滋病病毒造成的疾 患的风险，他们的社会基础是什么？
1984年或1985年前后，大家对非洲出现的艾滋病，潜伏期究竟多久这个问题，都心中 无数。在美国，情况就不同了。病例证明，潜伏期一般在两到五年之间，甚至更长。（今天 已经估计可以长达10年以上。）这种情况有助于病毒恣意肆虐。当病毒为所欲为、把免疫 系统破坏殆尽到掩盖不住它的狰狞面目的时候，患者这条命，不用说，早晚断送无疑。严重 的是到这个时候病毒早已扩散到其他许多人身上了。拿埃波拉和拉沙热两种病毒来对比，这 两种病毒的潜伏期短得惊人。如果感染了，至少会知道：或存或亡，两周之内便见分晓。如 能活过来，今后就永不再得了。
艾滋病则是另一码事。苏坚持：如果有人用枪口对着她，要她在分别装着埃波拉病毒和 艾滋病毒的两只注射器之间任选一种时，她宁可选择埃波拉。回想1979年我被针扎破的那 次，当时在苏丹，自己不小心扎的。真的应该额手称幸，没有染上埃波拉，然而，后来却又 顾虑起来。因为针刺事故后，我和罗伊?巴伦在我臂部注射过血浆。这些血浆从哪里来的？ 我怀疑。可以肯定说，这些血浆都没有经过艾滋病病毒检测。我很可能已经染上了远比埃波 拉病毒更为可怕的疾病。后来检测艾滋病病毒的手段具备了，我立刻送检血样。等待结果的 过程等于经受苏丹事件的重演。结果出来是阴性，那份高兴，像中了头彩，不，像连中了两 次头彩！
多年来文滋病肆虐，困惑我们，简直不可思议！为什么在非洲？为什么发生于当代？为 了弄清楚艾滋病生成的年代和渊源，我们对金沙萨医院中积贮多年的血液样本逐一进行了是 否携带有艾滋病病毒的血清检验。储存多年的血样是先前比利时同行为别的用途抽取的，抽 自参加胎儿护理班的妇女。检测结果表明本地的艾滋病感染出现于本世纪70年代后期，可 能还要早些。当然，光凭这一点，不足以构成该症的历史全貌。虽说异性行行为也有传布艾 滋病的风险，在艾滋病患者群中，孕妇患者的比例并不最高。现在我们明白了，像这样的血 液血清检验，还得继续进行。取血对象包括娼妓、瘾君子、卡车司机等等。只有这样才能弄 清真相。
如上所述，既然70年代后期的孕妇，已经感染了这种疾病，可见艾滋病不可能是新生 事物。但是目前这场艾滋病毒的流行，却是新近的事，那么，它从哪里来的？它何以能如此 猖撅？
艾滋病病毒揭底
弄清艾滋病的来历的重要意义在于可以掌握这种流行性疫病蔓延的规律。没用多久，情 况开始明朗。中非和东非是感染的集中地区。感染的大多数是城市居民。后来又发现了一种 不明其底细的类人猿免疫缺陷病毒，同艾滋病病毒具有相似之处。尽管猿猴身上从未出现过 类似艾滋病的症状，不少人还是迫不及待地抓住这一点，认为艾滋病是由猴子传染给人的。 于是乎，人类感染源的问题有了定论。然而，按流行病学的看法，这一假设根据不足。猴子 以丛林为聚居地。艾滋病却盛行于城市。我们尽可以乘兴追索作为肇事元凶的那只猴子，就 怕这种方法导入歧路，离题太远。所以，还得寻找真正的解答。
研究继续进行。所有参与有关研究的人员都开始看清楚：病毒传播的效率并不很高。传 播途径必须是性接触或者是血液接触方面的问题，比如输入感染了病毒的血液。吸毒者共用 针头，或者滥用不洁针头之类。从中，我们又可以得出什么结论来呢？“西达”项目上马以 来，一直有一个问题盘旋在我心头。现在还得回到这个问题上来。只不过，应该稍加更动， 以便调整我的思路，开阔视野，不妨把追问艾滋病病毒究竟存在了多久这个问题改变力：在 本世纪80年代初以前艾滋病病毒不为人们察觉、无声无息地隐蔽蛰伏了多久，60年代中， 各色各样的病例，凡属于感染一类的，我见过许多。却从来没有见过像艾滋病这类的。回想 中只有肺结核病例的症状同非洲农村艾滋病患者相象。自那时以来扎伊尔，跟非洲其他地区 一样，有了深刻快速的变化。变化之最，就是大规模的城市化。
于是非洲这块土地上的千百万人民，由农村涌向城市，寻找活计。至于非洲农村地区的 情况，至少在我工作过的地区，拿两性关系为例，不能同金沙萨这类城市中的青年女子同日 而语。城市中肆无忌惮的滥交、杂交这类开放现象，尤其在偏远农村地区是绝对不能容许 的。乡村社会的约束力极为强大。稍有出格的，其后果必然十分严重。而且非洲农村通行一 夫多妻，女性及弃即婚，迅即丧失自由。社会制度限制了性关系混乱的存在。相应的，艾滋 病的蔓延减少到最低程度，根据这种情况，艾滋病本身传播率不高、潜伏期又相对较长，虽 然有所流传，流传程度和范围就很有限，几年中也不过出现少数几例发病情况。何况，发病 的初起阶段，既然不是常见病，自不会兴师动众，而已，而且容易误诊或忽视，这些地区本 来就缺医少药，更谈不到合适和必要的医疗诊断设施。对扎伊尔这类穷乡僻壤地区，我太了 解了，根本无医药可谈。因此，可以认为，艾滋病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悄然在非洲农村流传 的。
我提议能不能搞上一次也许可以称作纵向研究的试验，看看以上这个假设是否站得住 脚。先规定一段研究的时期，比较非洲农村逐个阶段的感染率。正在这时候，我想起1976 年就埃波拉病毒大爆发问题开展调查时，我们曾经在扬布库周围一带采集过600份血样，交 “疾病控制中心”妥为冷冻贮藏保管，我知道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了。
我找到“疾病控制中心”艾滋病病毒实验室的负责人员，要求他们用1976年采集的血 样做一批艾滋病病毒抗体检验。那时做这样的检验，要比现在困难得多。市面上买不到这方 面的设备，试剂都得由实验室自行加工生产。再说，敲定最后结论的检验称作“放射免疫沉 淀法”，做起来极不容易，花费的时间同它的名称同样冗长，比简单得多的“西方墨点法” 繁琐。后来干脆换成了后一种方法，也就是从血液中查找抵制某种具体病毒蛋白质的抗体。 我等待查完全部600份血液样本的结果，等了好几个星期。
放射兔疫沉淀法检验的是患者的血清功能。看血清能不能沉淀病毒中某些种类的蛋白 质。病毒都用放射性示踪标记标明。附有放射性示踪器。放射性信号的强弱同接受试验的血 清中的抗体量成正比。这种试验的优点是灵敏度高、结果具体明确。
我们等待结果。真可谓不胜企盼之至。我打赌说可以找到3t7M病病毒，不过数目估计 相当低。究竟低到计么程度，我希望还不至于只有六百分之一吧。至少我会摊上一次找到艾 滋病病毒的机会吧。为了能够作出合乎情理的估计，证实1876年时偏远的扎伊尔北部普遍 出现过艾滋病病毒的感染，我需要掌握充分的事实根据。
终于，艾滋病实验室找我的电话来了，说试验已全部完成。
酵素链免疫吸收检定的一系列检验，目的为了寻找病毒抗体。此次又等到放射免疫沉淀 法各个检验的证实，在600份血样中找出5份艾滋病病毒抗体。也就是说1976年期间，居 住在扬布库地区的居民，有0．8％的人染上了艾滋病病毒。（据巴黎克劳德?伯纳德医院 的弗朗索斯?布伦一韦齐内特1986年的一项研究内容证实，1976年，来自苏丹的血样中出 现了0.8的抗体比例，也就是说每1000个人中有9个是受了感染的。这个结论同我们在扎 伊尔摸IAgh情况非常相似。当然，我们并不就此罢手，我们要在“疾病控制中心”试试能 否从这5份血样中分离出AIDS病病毒来。大多数病毒脱离了人体就难存活。艾滋病病毒也 不例夕。只要抽出体外，少则几分钟，多不过数小时，它们往往就在血样中死去。为了保证 它们的生存，采集血样的过程和随后的保存措施，必须极其小心。扬布库首次进行研究时， 我们没有用心在意。在处置艾滋病病毒方面，最可取的方法是从病人全血中采取并保存好血 细胞。可惜扬布库的一批血样没有保存血细胞，而只是血清。
这些血样远涉重洋送到亚特兰大，一路上倍加小心。用的是干冰运输法。干冰的温度保 持在摄氏零下几度。但是，我们没法回避历经漫长10年这个事实。在保持病毒存活这一点 上说，10年太长了。尤其一切相应条件远不理想，滴定率相对说来很低。我们也知道，出 现抗体的5个接受采血者在采血的当时，还是活得很正常的，而且还是那次埃波拉病毒爆发 中的幸存者。这5个人谁也没有出现任何像艾滋病这类疾病的症状，——至少那时候没有。
承担从5份血样中提取病毒这一项极不容易做好的任务的是一位年轻妇女。就是艾滋病 病毒室的简?格彻尔。她身材高而瘦，年约三十五六岁，确是科班出身。由医务技术员干 起，在北卡罗来纳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她的学位论文就是在我们的实验室里完成的，取得博 士学位后，她又参加了“疾病控制中心”的新疾病实验室工作。这次，我向她提供了另一新 的机会。她一如既往，又以她历来接受各个项目时同样的热忱和精力投入工作。
简的工作得到实验室一名矮壮墩实的技师的协助。我只知道他的名字叫唐纳德 （Donald）。两人搞了自己的组织培养系统，并开始在这个系统里养育那极少一点点宝贝似 的血清。为了查清5份血样中有没有找到病毒的可能，他需要做的第一步是从新鲜血液中培 养出淋巴细胞，也就是从淋巴组织中把细胞分离出来。所谓淋巴组织是指淋巴结节、脾、扁 桃体等等，都是人体免疫系统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只要病毒一露头，淋巴细胞必定挺胸而 出、作出毫不含糊的反应。试验要求的条件是，淋巴细胞的量一定要足。所以简和唐纳德先 得促生和繁殖这些淋巴细胞，把它同有病毒存在嫌疑的血样混在一起。说来容易，真要做起 来，既费时又费心。安排组织一套接一套。而且要懂行，有经验，都得靠高度敬业精神。就 算这些都具备了，还得碰运气。日复一日，简和唐纳德两人给培养基补充养分。该换的换、 该添的添。全靠在这一部分流体中能看到淋已细胞繁殖增长。再就是定时试验了。要查看有 没有逆转酶出现。这种酵素性质的酶等于是艾滋病病毒的拜客名片。一见到它，就知道那话 儿来了。正是通过这种酶，核糖核酸才能复制成去氧核糖核酸。这是再正常不过的艾滋病病 毒的遗传物质，核糖核酸复制去氧核糖核酸不属于体细胞的行为。这才是为什么在正常情况 下，体组织或体液中找不到酶的道理。要是有酶出现的话，随后必有病毒（如艾滋病病毒） 混在这部分混合体中。理论上虽是如此，谁也不能肯定一定会有什么结果。需要放长线是肯 定的，有没有大鱼能钓上来，仍是个未知数。再说，剩下的血液量少得可怜，看上去只能再 做一回了。我们曾经从1983年采自玛玛那模医院病人的血样中成功分离出多种病毒，那是 头一年的事。这次在扎伊尔，我们认为分离出病毒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但是从来没有人能 分离出象这样长时间的古老病毒来。
如此这般，几经挫折。一次又一次，血样在新鲜的细胞培养基中不见动静。终于有一份 血样出现了反录活动增多的苗头。简和唐纳德暂且按耐住激动的心情，再一次把血样放入新 鲜的人体淋巴细胞培养系统中进一步察看。果然，繁殖成功！无论在哪一部分新鲜细胞中， 逆转录酶猛增。这就是说，我们抓住了艾滋病病毒的老祖宗了。而且是活捉！
由简和唐纳德提取出来的这份病毒成了艾滋病病毒的原型菌株，可用来研究该病毒的演 化史。因为爱滋病病毒有多种不同形式，原型菌株的出现对众多科学家来说，无疑在弄清不 同时间和空间分离出来的艾滋病病毒之间的关系方面提供了帮助。有些科学家进一步给这个 原型病毒菌株建立了遗传信息序列。还有些科学家根据序列更进一步探索出这个原型病毒菌 株的各系后代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代代发生过多大的变化和哪一些变化。用简单的话说，我们 因此而弄清楚了病毒各个变种之间的先后序列、相隔年代和彼此之间关系的亲疏近远，而且 有了进行判断和加以分别的准确手段，把这些研究成果归纳起来，勾画成可以称之为世系图 之类的种谱。病毒的种谱条块分明之后，艾滋病病毒同猿猴感染的病毒似是实非的异点，就 一望而知了。兴许类人猿免疫缺陷病毒同人类获得性免疫功能缺陷（即艾滋病）的病毒曾经 同出一源，但两者的遗传史程却证明它们分道扬镖，已是很早很早以前的事了。究竟这类病 毒是首先见于猴体，而后感染及人，还是从人到猴，可能我们永远解不开这个谜。我们所能 肯定的，是这种两者间发生的感染关系，不可能是近些年的事。
我们同时希望我们的病毒提取工作能造福于挽救今天的生命。所以我们乐于把研究成果 提供给索尔克研究所（Solk Institute），用于研制对付艾滋病的疫苗。糟糕的是，不论是索 尔克研究所或其它单位制出的疫苗迄今都尚无效。
虽然我们在实验室里把病毒分离出来了，这种病毒在非洲人群中繁衍的程度，却还是个 待解的谜。艾滋病善于伪装，而且伪装的面目大多，不仅装来像肺结核，还像很多很多其他 疾病。以至想摸清艾滋病流行的程度和范围，都很难办。治病救人，总得先弄清楚得病人 数，目前使我们处于困境的就是这一条了。
形势发展得很炔。我们1983年在扎伊尔的调查，加上同时在卢旺达开展的另一个调 查，证实艾滋病病毒猖撅的地带是整个中非。此时，世界卫生组织传染性疾病部门的负责人 是埃及人法哈里?阿萨德（Fakhrv Assad）。此人干劲十足、热情洋溢。我同他初识于 1979年我赴苏丹的途中。我们的难题正好是他的职责范围。经过大量的电话和书信往来， 我好不容易说服了他，使他认为确实有必要由世界卫生组织出面主办和实施一项相应项目。 问题卡在他的顶头上司哈夫丹?马勒博士（Dr. HafdanMahler）那里。此人很难说服，他就 是理会不了目前情况的重要性。后来他弄通了便十分支持。
1985年初，我开始进行中非共和国艾滋病病毒的工作。中非同扎伊尔和苏丹接壤，人 口约240万。1976年我追踪埃波拉病毒时，也是在这个国家。当时我企图从它同扎伊尔北 部边境接壤地入境，未能实现。这次我改道而行，假途该国首都班吉。我只能假定1976年 时用来堵塞通道的那些树障都已清除，那些不能用的废旧渡船也已更换一新。
此行主要同伙是班吉市巴斯德研究所的所长阿兰?乔吉斯。法国已斯德研究所在大部分 前法属殖民地国家里有一个实验室网络。这个实验室是其网络中的一个，阿兰长着典型法国 人的枯叶色头发，精力充沛、热情洋溢，他平生的愿望就是把自己所办的事办好。他爱吃， 所以烧得一手好菜，而且是十分在行的评酒专家，专评好酒；背上氧气瓶、套上面罩的话， 他就是个同谁都能比个高下的潜水运动员了。他一直在非洲工作，目前在加蓬。他的攻关项 目是艾滋病病毒和病毒性出血热，这两项原是我们俩的共同爱好。
1996年开春不久，有些病人从一头死去的黑猩猩身上感染了埃波拉病毒，负责分离提 取病毒的就是阿兰。阿兰一接手工作就认定疫情，立刻动手，用不着治一等二望三，就把疫 情遏制住了。在我们展开调查的过程中，我们很快认识到艾滋病病毒已经光临中非共和国。 1985年4月里，我们同在班吉。当时我问过阿兰是不是愿意操办一个由世界卫生组织主 办、在中非共和国召开的非洲艾滋病会议。在他表示原则上同意后，我给在日内瓦的法哈 里?阿萨德发了一份电传，建议1985年10月份举行一次艾滋病问题的工作会议。也就是 说，排在已经要排好在欧洲召开的另一次会议的前一个月，法哈里并不反对。为了扩大会议 的参与范围，我们决定除了欧洲和美国的与会者之外，还邀请16个非洲国家的代表，我们 打算让会议成为讲坛，借此让有关研究艾滋病的信息广为传播，也让不是非洲籍的科学家们 听听艾滋病阴影笼罩下的非洲生活的真实情况。世人（包括科学工作者在内）不借异域实 况、缺乏地理知识的为数不少。让大家了解该疫病流行的情形对于事态发展只会有利而无 害。来到非洲的西方科学家对非洲的想象五花八门、千奇百怪是一个方面，中非共和国也可 以因此而睁大眼睛见识见识外面世界，这是另一个方面。中非共和国可说落后之极。就是在 非洲范围内，也是数一数二的贫困国家。1979年以前，它一直处于让?贝德尔?博卡萨皇 帝的淫威统治之下。皇帝陛下加冕典礼一次就挥霍了千百万美元。他仿效拿破仑，自立为 帝，宣称他的国家为帝国。在被废黜驱逐出境之前，他极力搜刮全国已然贫瘠之至的地皮， 杀害他的对手，甚至生吃其人。非洲本以暴君多面恶名远扬，博卡萨更是众恶之翘楚。
说外表上看来，她只是个小小个子的可爱女人。我则同希拉米切尔搭档，仍在班吉各类 人群中继续调查。
班吉位于乌班吉（Ubangi River）河岸，既是主要口岸，又是商业中心，人口为34 万。我们调查的重点人群之一，就是所谓的“自由妇女”，像我在前面提到过的扎伊尔的那 玛及其同伙那样的女人，都属无家可归，无依无靠的随意卖身者。这些自己解放自己的卖身 女人，在班吉成群居住于城墙根外圈，一眼看去，就能认出她们来。我们找上门去时，听说 我们保证保密，决不在调查报告里引用她们名姓，她们便表示愿意合作。
她们出卖肉体的场所说来可怜，例如，一辆德国大众小货车的残破车身，弄几块硬纸板 垫垫，再在窗口档上几条破布烂衫，就成了小小一块外人勿问的隐私地了。多亏当地有个医 生定期给她们检查，我们调查过的都在其中。所以，我们开导她们、提醒她们、告诫她们所 冒的风险时，就容易多了。对我们来说，循迹觅踪，进一步弄清感染的层次也较为轻松容易 些。早在1985年，这些卖身女子，已有40％是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对这个数字，我们认为 过小，怕只是整体的一鳞半爪而已。
那年盛夏，法哈里找了几个人商量由谁来牵头在日内瓦搞一个防治艾滋病的重点项目。 防治的重点放在发展中国家。我提名乔纳森?曼。自从“西达”项目上马以来，他已经在扎 伊尔打开局面，很有声势。我以为再没有比他更合适的人选了。10月份班吉会议时，法哈 里有机会同乔纳森会晤，可以当面听听乔纳森的意见。不出我所料，两人一见就很投机。可 是对法哈里问他是否愿意搞一项世界卫生组织的艾滋病项目，乔纳森却没有立刻同意，只表 示愿意帮助法哈里为这个新机构出点主意。后来乔纳森还是出山了，担任筹建和领导这项世 界卫生组织的全球性艾滋病项目的工作。这项工作在随后五六年里所产生的影响，可以说是 发展中国家对付艾滋病的其它同类项目所无法比拟的，法哈里才大寿短，两年后突然英年早 逝。这个项目也就成了他留给世界卫生组织的最大遗赠。
在此期间，同行间争沦得如火似茶的，还是前面已经提到过的“班吉定义”。现在世界 卫生组织已用它作为判定艾滋病病例的文字依据。根据众代表多年来临床经验所得出来的综 合性条文给艾滋病下了定义，得到一致通过。实践证明，这个定义是行之有效的，它是判断 艾滋病在非洲流行的范围的可靠工具，尤其在没有试验条件的地区，作用更大。此项定义的 主要内容，如长达1个月或一个月以上的发烧不退，体重骤减，减幅大于10％，泻痢久久 不止等等，还有若干次要症状，如肺结核所具有的一些特征，连续反复性的疙疹病毒感染 等。
出席这次具有奠基意义的会议的科学家中，有的是非欧两洲研究艾滋病的权威和头面人 物。凑巧的是有两位弗朗索斯，而且都来自巴黎。一位是姓巴雷一西诺西（Barre一 Sinoussi）的弗朗索斯，另一位是弗朗索斯?布伦一韦齐内特（Brun一Vezinet）。在艾滋病 研究领域里，巴斯德研究所的巴雷一西诺西?弗朗索斯当之无愧地为关键人物。她的逻迄知 名也是理所当然。她是卢克?蒙塔温教授（Pro．Luc Montagnier）实验室的工作人员。1983 年时成了世界上第一个分离出艾滋病病毒的科学家。当时传媒炒作炽热，广告和报道不分， 大做“发现”艾滋病病毒的生意，反而淹没了她的学术贡献意义。我事后了解到，她确实功 不可没，成就来自她那近乎痴迷的钻研素质和百折不回的执着精神。后来她成为声誉极高的 费萨尔国王医药科学奖的得主。弗朗索斯现仍埋头于她的文滋病病毒研究，尤其偏重于发展 中国家。
第二位弗朗索斯，即姓布伦?韦齐内特的那位，是上述第一位法朗索斯的名闻遐尔的论 文共同执笔者。这篇论文写的就是分离出艾滋病病毒的内容。布伦?韦齐内特名实相符，以 他自己的努力，成为艾滋病病毒研究人员中的泰斗。1976年埃波拉病毒调查中贮存的血样 复查试验工作，也有她的贡献。她得出的结论是苏丹1979年的感染率几乎等同于扎伊尔 1976年的数字。
这位弗朗索斯在班吉会议期间，差点无意中酿成一场大悲剧。要是大祸果然发生了的 话，艾滋病的研究就得倒退10年。那次会议，在休息期间，主办人组织过一次直升机下乡 郊游，两位弗朗索斯结伴同行。起飞20分钟后，坐在驾驶员一侧的布伦?韦齐内特无意中 碰撞了控制螺旋桨的操纵杆，致使螺旋桨停转。直升飞机顿时急剧垂直下坠。幸亏驾驶员反 应迅速，抢在飞机完全丧失高度之前，稳住了飞机。等飞机停稳，补学家们踏上坚硬的地面 时，还心有余悸，颤抖未消。这些科学家都有献身精神，可以从容面对实验室里意外感染的 风险，但要让他们接受飞机郊游失事、葬身中非共和国莽莽荒野的下场，实在不能甘心。
从中非共和国返回亚特兰大，我脑子里仍然索绕着艾滋病流行的起源问题。但至少现在 有了一条重要的独一无二的信息，那就是1976年时扎伊尔北方农村人群中，艾滋病病毒感 染的普遍程度尚不到1％。此外，我们还从一个村民身上取得了病毒。我们还不得而知的 是，前后这些年，发生在同一些人群身上的情况又如何。如果我们现在的假设是正确的活， 即使城市人口大有增长，农村地区的感染情况也应该维持不变。我们分析在那些僻远乡村地 区，病毒传播也就差不多是这种程度。多不了，也断不了，不至于出现大爆发、泛滥成灾。 我们关心的是要落实这个假设，从而可以进一步弄清楚艾滋病病毒这些年栖身的所在。我们 还有一种想法也需要通过试验加以证明，从而也可以进一步弄清楚艾滋病毒猖撅起来的原因 是不是同城市化的不断发展、农村人口外迁、生活方式变化，尤其是涉及性行为方面的问题 等等因素有关。看来，非得派个人去扎伊尔进行一番调查不可。于是，凯文?德科克 （Kevin DeCock）来了。
艾滋病毒由农村进入城市
凯文肩负的任务是回到这世界上最僻远的地区去调查搁了10年之久的老问题。茫＃十 载，遥遥非洲，艾滋病病毒的情况怎样了？我们也想知道当年病毒携带者的近况，特别是那 个20来岁的女子，我们就是从她的血液中分离出上溯最早年代的病毒。她的近况如何？
凯文?德科克那时是流行病情报所的官员，我的部下。他曾在肯尼亚工作，渴望重返非 洲。他年近40岁，从体格看，一身肌肉，像个典型的长跑运动员。从身分上说，凯文属于 世界公民一类，上一次我见到他时，他拿的是比利时护照、美国绿卡，说一口什么毛病都挑 不出来的地道英语。他的妻子可爱的索皮亚图（S0piatu）是肯尼亚人。凯文出生于比利 时，父亲是比利时人，母亲却是美国人。父母的结合是二战期间罗曼史的结晶。凯文拿到的 是英国布里斯托尔医学院（PrisioI Medica1School）医学博士学位。随后移居美国，进修成 为肝脏病专家。他之所以来“疾病控制中心”，而且是在我这个部门工作，就因为他愿意同 非洲的病毒打交道。
凯文出发赴扎伊尔之前，我把全部600份血样的捐献者姓名清单交给了他。自然其中最 重要的是艾滋病病毒试验呈阳性的5人。他此行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弄清楚他们目前的情况。
10年悠悠，此地情况并无好转。凯文在第一线所需要的一切还得由我们替他充当后 勤。现在我已经靠不上乔纳森?曼了。乔纳森已去日内瓦就任世界卫生组织委派的新工作 了。接替乔纳森遗缺的是罗宾?赖德（Robin Rvder）。他是“疾病控制中心”多年的老 人，后来调去大学供职。他身材细长，精力充沛，是个理所当然的长跑迷，迷到早跑夜跑， 日日长跑的程度。他在冈比亚搞过肝炎感染的研究项目。所以对非洲有相当的了解。困难的 是他不通法语。但对新工作，热情洋溢，精力之充沛，决不亚于他日日穿公园而过的长跑劲 头。一俟罗宾接过金沙萨的摊子，诸事就绪，我们也就开始了艾滋病病毒的日常研究，现在 我们又得再三叮嘱凯文：该做的重要工作千头万绪，当前的病毒研究，必须优先。我们只能 这样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