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又等了几分钟，老人把姑娘领了进来，显得又瘦又苍白。一看就知道她心怀恐 惧，不住地打量房间周围，却又不敢同我们正眼对视。我们让她慢平静下来，开始询问 她的病情。根据她说的症状看，属于轻度拉沙热，所以才能保住性命。她同阿兹基韦老家 的亲属见过面，至于谁是谁，已记不清了。迟疑了好半天，最后还是把她染病后的遭遇， 向我们述说了一番。她能把她家里人殴打她，折磨她的事情和她终于不得不离家逃命的过 程讲出来，也算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了。
伤痕累圹、流血不止的她跑过一个又一个灌木丛林才到达叔叔的家，但她家里有些还 不满足于对她的惩罚，仍不想放过这个可怜的姑娘，他们去找了“朱朱“巫师，对姑娘施 行魔咒。姑娘整天惶惶然，越来越害怕。成了一个实际的囚犯。她不敢离开屋子一步，也 无处可逃。
经过我们同她的一番谈话，看得出她相信我们，不是她家里派来的，也不是“朱朱” 巫师的人。此时．沃尔乘机而入，问她是不是可以为实验拉沙热抗体采集她一点儿血样。 她勉勉强强地同意了。可是，当沃尔真要把针头插进她的静脉时，她又退缩了，跑出了屋 子。我们不得不从头来起，足足花了一个小时，才把她请回来，平静下来，让沃尔如愿以 偿地抽取了一点儿血样。
血样送回拉各斯实验后，拉沙病毒抗体出现了好几个“十”号。我们所发现的这种类 型的抗体是“1gM”，而且表明是相对近期的感染。然而，实验没法告诉我们，她是从哪 里受到感染的。这里，啮齿小动物遍地皆是，老百姓甚至普遍地捕而食之。从这一点上 看，这种病毒的传播和感染的机会，成千上万。
我们这次调查行动突然中止，其原因，一是当地村民对我们持刀相向，更主要的还是 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在援助问题上变了卦。该机构原来答应提供调查和防治所需的 款项和器材。但是从未到位。后来又听说该机构代表，即保证提供资助的本人，改口说不 再为拉沙热计划拨款。很明显，在美国对发展中国家拨款资助时，拉沙热项目并非排在前 列。对美国国务院来说，这可是很不高明。
事情过去了两年，我们从来没有停止过打报告、提建议、反映情况，要求继续开展研 究，我们认为要想搞清拉沙热在南部尼日利亚传播和扩展的深广度的话，这些研究势在必 行。我们也要求继续研究啮齿类动物。我们尤其需要弄清楚拉沙热本来被认为是农村传播 性疾病，又是如何进入有一百万人口的阿巴这样的城市的。我们也需要弄清楚像葬礼这样 的盛大仪式在传播这类疾病中所起的作用。拉沙热通过自然感染途径得以扩散和通过一些 具有危险性质的工作和行为，譬如在出殡时出现直接与血液接触的行为，或者医院里多次 使用同一针头等等，而得以感染传播是不同的。所以说，只有在弄清楚拉沙热的传播途径 以后，我们才有希望加以控制，保护人民的安全。这就是传染病学者的职责所在。在同病 毒的斗争中，我们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我们不得不承认在同迷信和没心没肺没头脑的 官老爷们的斗争中，我们并不顺利。这些当官作者爷的人看来对“他们”的钱都另有打 算，要比抢救人命重要得多。
至于沃尔，我们友好弥笃，他现在在津巴布韦的世界卫生组织办事处工作。每年他都 会给我们传来同样的信息，“又是拉沙热大流行。拉沙热仍在尼日利亚肆虐。却无人采取 应有的行动。”
拉沙热这类流行性疾病似乎已成司空见惯的平常事，像雷阵雨一般，无人大惊小怪。 况且尼日利亚祸不单行，每年的黄热病死亡人数少则成百上干，多则成千上万。实际上， 防治黄热病的疫苗本世纪40年代中已经可以有效地应用了。
埃波拉侵袭弗吉尼亚
1989年11月30日，弗雷德?墨菲（Fred Murphy），现任“疾病控制中心”下属 传染病中心主任，来到我在十五号楼的办公室。
他说：“乔，我刚接到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拉塞尔将军（GeneraI Russell）打 来的电话。彼得?贾林（PeterJahrling）分离出一种病毒，和埃波拉病毒一模一样，是在 弗吉尼亚州雷斯顿（Reston）地区私人养的猴子身上发现的。”
贾林是美国出血热方面的主要研究人员之一。不过，埃波拉病毒会在弗吉尼亚出现 吗？在华盛顿郊区，那么肯定？多亏我当时是坐在倚子上。这个消息一时让人难以置信， 我需要时间好好考虑一下。
“他们怎么会想到要分离病毒呢？”我问道。
“显然，他们是在寻找猿出血热（SHFV）的流行原因，于是在组织培养中发现了丝 状病毒，”弗雷德又说，对于这一发现，彼得自己比任何人都更加吃惊。我们都非常了解 彼得，几年前就是他完成了雷巴抗病毒素猴子实验，并且证明它可以成功地治疗拉沙热。 近来，他一直从事美国猴子实验室猿出血热流行的调查。猿出血热是发生在猴子身上的一 种严重疾病，本应该只存在于非洲，也可能在印度出现，一旦猿出血热开始蔓延，就会造 成浩劫。科学家们除了知道猿出血热病毒（SHFV）是一种大颗粒的去氧核糖核酸病毒 外，对于其它一无所知。我们“疾病控制中心”没有参与这些调查，也不可能参与，因为 SHFV是一种动物疾病，它不会使人类致病，实际上，它甚至不会传染给人类。
彼得被召去雷斯顿协助调查一次猿出血热的流行，表面上看，这次调查似乎是常规性 的。他从被感染的和死亡的猴子身上采集了几份血样，做组织培养，然后进行检查，当然 他是不会发现任何异常情况的。可是他的助手对于在电子显微镜下的发现大为震惊。他叫 彼得过来看他刚拍照下来的一张血样片子。照片上呈现出一条巨蛇样的东西。彼得马上明 白是什么使他的助手大为震惊，那蛇样的东西像是一种丝状病毒，而且，它看起来像人类 所知最致命的病毒之一，它像埃波拉病毒。
仿佛这还不够惊心动魄，这些猴子不是来自非洲，它们是最近才从菲律宾进口的。在 亚洲原本没有任何猿出血热，更不用说埃波拉病毒了。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邀请我 们共同讨论这一情况，商讨对策。毕竟“疾病控制中心”在医疗和实验中比其他任何机构 在对付埃波拉病毒方面有更多的经验。而且“疾病控制中心”也有责任对任何威胁人类健 康的疾病进行调查。此时，卡尔?约翰逊已不在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工作了，他于 1982年离开“疾病控制中心”后一直在那里工作。1985年离开研究所后在加利福尼亚独 立工作。这真是遗憾，他在出血病方面的经验应是十分宝贵的。
在去华盛顿的路上，弗雷德和我仔细讨论了几个紧要问题。病毒是怎样从非洲进入亚 洲猴子体内的，是用船把猴子从亚洲运到欧洲的吗？是否有人把猴子从非洲私运到了亚 洲？他们是否接触过从非洲来的病毒源？猴子是被装在客机的货仓里运进来的。它们被关 在木板箱里，放在大货盘上运输的。那些名声不太好的贩运者运送它们的条件很可怜。但 是这些猴子是搭乘荷兰航空公司的飞机入境的，与其他航空公司相比，它们的境遇称得上 是豪华。
另外，我们猜测，假如这种病毒根本就不是来自非洲。而实际上是从非洲来的丝状病 毒的一位新成员呢？就我们所知，这种丝状病毒家族只有两位成员；埃波拉和玛尔伯格。 埃波拉病毒有两种病毒菌株，只存在于扎伊尔的北部和苏丹的南部。而玛尔伯格似乎是乌 干达维多利亚湖周围地区以及肯尼亚西部埃尔冈山（Mount Elgon）洞穴地区特有的病 毒，在南非的一所医院里出现了一例无法解释的玛尔伯格病例。病人一直在津巴布韦旅 游。仅此而已。这是我们当时了解到的有关丝状病毒起源的全部情况。尽管许多研究者为 之付出了卓越的努力，没人知道病毒来源于何处。
关于玛尔伯格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1976年，西德的玛尔伯格出现首批病例时，丝状 病毒感染才第一次被确定下来。调查人员确认病毒来自最近从乌干达进口的猴子身上。31 名实验室技术人员，兽医，动物管理人员以及与他们接触密切者均被感染，有7人死亡。 后来了解到，即使考虑到旅途的劳累，猴子死亡率比估计的要高得多。大约在3个月里， 有三分之一的猴子死亡，一般一天死两到三只。
这回我们得格外小心。也许又是上次情况的重现。
有趣的是，我们从没想到这一新的发现竟然是实验室污染的结果。这本不应成为一种 不合理的解释，可是我们对彼得的工作质量过于尊重。所以如果彼得说他从猴子身上培养 了埃波拉，那就被认为是这么回事。
弗雷德和我在杜勒斯一下飞机，就租了一辆汽车往马里兰的弗雷德里克开去。一到迪 特里克堡（F0ri Deirick），我们就直奔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的总部。为讨论形势 而召开的紧急会议就要开始了。所有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的高级官员都来了。包括 拉塞尔将军，分部主任，彼得?贾林，和CJ?彼得斯。有人把我们介绍给丹?达尔加德 （Dan Da1gard），海萨顿实验室的兽医，那就是这批猴子的进口单位。我很高兴看到弗 吉尼亚州卫生部的代表也应邀参加了会议。
在会上彼得?贾林首先介绍了他的发现，讲述了达尔加德从雷斯顿的海萨顿实验室采 集，呈送病猴血佯的经过。显然，兽医以前在他的猴子身上发现过猿出血热的病例，并且 认为又出现了相同病例。看上去确实很相似，事实上，他是对的。猴子的确受到了猿出血 热病毒的感染。彼得的技术员琼?罗德里克（Joan Rhederick）又一次证明为什么观察实 验室技术是至关重要的。她注意到一个培养皿里的细胞一下子就不见了，有什么东西杀死 了它们。彼得嗅了一下敞开着的培养皿想找到细菌污染发出的气味。他对结果不大满意， 就把培养皿交给一个叫做汤姆?盖斯伯格（Tom Gersberg）的人，他是一位热情工作的 年轻的实习医生。彼得让他准备材料用电子显微镜实践一下他新获得的技术。其结果已被 记者里查德?普雷斯顿（RichardPresron）发表在《棘手地带》（The Hot Zone）上。 看上去，确实像埃波拉病毒，可是，突然，彼得、贾林想起他嗅过的那只培养皿里盛满了 这种东西。
埃波拉在光天化日之下活动，是不是太过分了？在潜伏了多年之后，竟然突然出现在 全世界最先进的实验室里，难道连美国首都也难逃此难了？
毫无疑问，我认为无论这是一种什么病毒，都应给予关注。此时，围坐在桌旁很少发 言的军事代表团的代表也议论了起来。
会议室里的人们兴奋起来，争相发表自己的看法。奇怪的是，参加会议的人中，除了 我以外，没有人真正见过携带埃波拉病毒的病人。听着他们的议论，我回忆起在扎伊尔， 我跪在草舍的地上，借着煤油灯的光亮采集埃波拉病人血样的情景。那才是实实在在的东 西。可是在这里，在华盛顿，真是这样吗？
我们的主要任务是研制一致的行动计划，赋予一切有关公共健康事宜以优先权。此事 非同小可。为达到这一目标，我要与弗吉尼亚州卫生部紧密合作，提供他们需要的一切帮 助。这是纳税者提供“疾病控制中心”资金要它去做的事。
会议决定由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继续研究解决动物的问题。由他们负责弄清楚 病毒在实验室动物中流行的程度，并制定方略防止这种病向外界传播。在军事代表解决全 部猿的问题时，我随州卫生部门工作，以限制其对人群的威胁。这是我们的责任分工。后 来我吃惊地看到《棘手地带》上暗示“疾病控制中心”，准备承担整个运作。弗雷德和我 都没有这种打算，我们也从未表示过这种观点，这可不是我的一贯风格。此外，无论如 何，我们没有解决有关猴子问题的能力，我们欢迎军队处理这些问题。
当然，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世界上宣传工具最敏感的阴影里进行的。直到此时，我们一 直没有获得来自华盛顿的对于病毒性出血热研究项目的重大资助。我们只能坐等，眼睁睁 地看着大笔资金投入到像慢性疲劳性病症那种不具危害性的疾病上。
有时我们会开玩笑说：“我们最需要几只带拉沙病毒的老鼠在首都跑来跑去，那会引 起一些注意。国会才会明白这些病毒确实存在。”
突然间玩笑成真，我们明白，一旦消息传出，新闻界会使我们喘不过气来，我们知道 很可能记者们把小型摄影机和微型录音机也带到了会场，这更增加了会场紧张的气氛。
新闻媒体的关注只能意味着一件事：最重要的是保持低调，冷静从事，以避免出现混 乱。我处理过芝加哥的拉沙热病事件，以及几年前出现在新泽西的埃波拉可疑病案。我有 效工作的秘诀是保持镇静，估计出可能的危险，制定一项计划去限制这些危险。向人们解 释清楚发生的一切，让他们冷静下来。与新闻媒体打交道，我一向告诉他们我所知道的事 实，决不评说我不知道的事情。因此，即使我很焦虑，也会表现得镇定自如。
会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举行新闻发布会，它是由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和“疾 病控制中心”联合召开的，会上简要地说明在弗吉尼亚雷斯顿地区实验室的一群猴子身上 发现了类似埃波拉的病毒。我们的行动计划要求我们识别在海萨顿的人与病毒接触的情 况；评估并控制猴子，找出是否其他地方的猴子会被感染。为此，我们需要调查其他进口 动物，也许这样会弄清楚雷斯顿地区从哪些地方来的猴子受到了病毒的感染。这项工作由 “疾病控制中心”的检疫部承担。
有一段时间，检疫部一直在关注猴子贸易中的环境和条件问题，因此他们的行动是积 极有效的。我们的工作量从一开始就十分饱满，整个行动很快发展为一个强大的协作力 量。
弗吉尼亚州卫生部派来工作的人们个个精明强干，他们不仅是在专业上十分胜任，而 且一直保持头脑清醒，这在当时的情况下实属不易。
我向他们解释埃波拉是能传播的，以及还没有传播等情况，远比预想的难度要小得 多。他们可能很想把任何接近受感染的组织或猴子的人全部列入高危一类。实际上，这没 有必要，而且还会引起那些人的不必要的忧虑。不过，对于州卫生官员来说那是相当便利 的，他们采取的是一旦怀疑就加以封锁的策略。本州的官员们不愿引起恐慌。
不幸的是，一些记者大肆制造危机的气氛，想利用这个机会大出风头。这样，我们想 表达的一些信息——我们在医学领域和实验室的经验告诉我们，有必要保留这些病毒传染 ----被歪曲了。但布伦特?布莱克利奇（BrentBlackledge）是个例外。他是费尔法克斯县地 区报纸《新闻报》（The Journal）的记者，他不仅写出了不少好的报道，还向社区提供 准确的信息，消除造成恐慌的微小隐患。
我着手与“疾病控制中心”的同事，包括苏在内研究疫情扩散到人群的可能性。苏是 唯一的具有猴子感染埃波拉病毒实际经验的人。我同史蒂夫?奥斯特洛夫（Steve 0stroff），“疾病控制中心”的流行病学专家以及弗吉尼亚州卫生部门的人们一起，开列 了一张接触过猴子的人员名单，并设计了调查问卷表以便能估定他们受感染的程度。我们 不得不对每一个与动物或它们的细胞组织有过接触的人进行调查。
事情的发展并非一切顺利。当我赶到海萨顿实验室时，发现除了我们分别处理的动物 实验室的人以外，所有可能与动物细胞组织有过接触的全体雇员已被召集开会。我没有安 排这样的会议。这是公司的主张。主持会议的是军队的一位兽医病理学家。她的工作是和 实验室的猴打交道。她根本不知道我是谁。也不了解什么是埃波拉。会议组织得很好，我 想最好不要干涉。实际上，在邀请我发言以前，我一直保持沉默。
这并不等于我不想起身反驳，只是不得不耐着性子听她对这种病的不着边际的描述。 当众反驳她与事无补。会使大家认为我们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并给人一种事态失控 的印象，这当然会无故地造成担忧。当我最终有机会发言时，我告诉大家他们感染埃波拉 病毒的机率很低。实际上病毒不可能从实验室的动物房里跑到咖啡屋秘书小姐身上。即使 与一块感染了的猴细胞组织呆在同一房间里，也肯定不会染上埃波拉。唯一有危险的人是 那些与生病的动物有过密切接触的人。我向与会者保证我们要把这些人识别出来，对他们 进行密切的观察。 很自然，人们想知道一旦他们患病会出现什么情况。我告诉他们， 万一有人患了此病，他们将在费尔法克斯县医院接受最好的治疗。我强调指出，医院的医 务人员已做好准备来应付这样的局面，我说，毕竟我们已确认在非洲即使那些与这种病和 将要死亡的埃波拉病人紧密接触的人们，传染率也仅大约百分之十。在那些长期看护重病 人的人群中，危险性有所上升，但仍保持在相当低的水平。最大的危险来自伤口或感染了 血的一种仪器的针棒。那些与病毒打交道的雇员都戴手套，有良好的实验室环境。而且在 报告的病例中都与伤口、抓伤及针棒无关。另外，我在苏丹见过成排的将死去的病人，在 扎伊尔看到过这种病传播所造成的可怕的后果，因此我不愿被疾病打倒，我要用我的知识 和经验去接受挑战，扭转危机。
我在海萨顿工作时遇到的最理智的人当数达尔加德博士，他是负责猴子的兽医，同 时，我也同情他的困境。他受到三方面的压力。他为动物担忧，同时，他得考虑它们感染 人类的可能性。他还不能忽视此次事件对他赖以生存的实验室的财政可能产生的影响。在 任何事件中，雇员们都保持了镇定，至少，他们不能惊慌失措，或回家不干，或向新闻界 和议员们说三道四。他们和我们一道工作，按照他们与任何动物或动物细胞组织接触的程 度自己组成各危险群。
在整个过程中，就是否埃波拉会通过空气传播展开了大量讨论。每当埃波拉现形的时 候，这个灰毛怪就会露头。有关人类疾病所有的流行病学提供的证据，包括1976年， 1979年和玛尔伯格的首次流行都引发了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尽管对许多病人的治疗是在通 风条件差的茅屋中进行的，从他人身上感染这种疾病的人只是那些与病人有直接接触，特 别是与他们的血液、尿、呕吐物或下泻物有接触的人。如果埃波拉是通过烟雾传播的，罗 伊?巴伦和我在扎伊尔就会被传染上的。最近在加蓬一些村民中发生的一次埃波拉流行是 因为接触了一头死于这种病毒的大猩猩并且被一些年轻人带回家中。同样，是接触了被感 染的动物以及制作食用其鲜肉是流行的诱因。确实，由于有了对此传播途径的了解，才使 艾伦?乔治（Alain Georges）和来自朗丝国际医学研究中心（Le Centre lnternationale de RechercheMelicale de Francevill）的人们得以及时地控制了疫情的传播。
问题是无法证明埃波拉病毒不是空气传播的。你可以证明有些事确实发生了，但你无 法证明它从未发生过。我们有空气传播的鲜明的例证，如水痘，流感，麻疹，但这些疾病 与埃波拉有明显的区别。首先，它们的宿主是人，人是最大的传染源，呼吸系统则是主要 目标。为了通过空气向人类传播，这些疾病基本上都是有联系的。这是疾病传播的主要战 略。第二，由于麻疹一类的疾病具有如此轻易而快捷的传播方法，它们袭击人的比率大大 高于埃波拉病毒。大多数的非洲病人是在没有空气的房舍中接受看护的，其他在空气中繁 殖的病毒，甚至像肺结核这样的病菌都会轻而易举地传播开来。在这些病例中，许多都受 到了传染，但埃波拉病毒与它们不同。
确实，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的实验表明空气传播几种出血热病毒是可能的，但 这需要把面罩罩在豚鼠和猴的脸上，在这样在压力下面罩可以输送大量的病毒。在这个实 验中，所有的动物都被感染了。显然，这不是自然传播。这项实验唯一的教益是如果你按 紧面罩就可能染上肺炎以及你想要得到的一切细菌，包括皮肤表面的非致病细菌，如葡萄 球菌表皮细胞。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实验没有使用任何非致病细菌有机体作为控制手段对实 验目的进行说明。
即使有了证明，我也相信虽然空气传播不是不可能的，也是非常个别的。这并不是我 最关心的，我们曾经把一份所有可能接触过病毒者的综合名单分类。按照他们接触的程 度，把他们分成高危、中危和低危三类，然后对各类进行观察。我们确保每天与名单上的 人接触以便掌握他们的整体健康状况，并检测他们是否发烧。
此外，我还要保证准备好适当的药品和病房以便为可能出现的病人提供医疗。我们的 工作方针与在芝加哥时的一样，病人将被正规医院接收，并得到应有的医疗照顾，可能还 包括隔离护理技术。这样做有以下几种原因，第一，患有出血热病人需要最高质量的医疗 护理，这一点除非病人能比较容易地得到，特别是得到监护，否则就谈不上。第二，病人 很难住进四级高控病房。在为病人寻找医院就医期间会丧失宝贵的时间，而且更多的人将 在运送病人中受到感染。出血热患者难以承受运送时的颠簸，因为他们的心血管系统很脆 弱，有发生休克和出血的危险，搬运会引起死亡。第三，分配到高控病房的医务人员也许 不能保持三级护理的高标准，除非他们每天练习。如果大城市的医院没有这些设备，有些 事情就很难办。
我有证据支持我的观点，我只需指出几年前一些拉沙热病人在病因不清的情况下被送 进了伦敦一些医院的普通病房。有些病人甚至在他们康复后也没有得到诊断。在没有隔离 护理下，没有一位医务人员受到感染。阿兹基韦的血液中含有比任何其他病人都高的拉沙 热病毒，但是在芝加哥一家三级医院与他接触的人中没有一个受感染的。
我和费尔法克斯总医院的流行病学家和传染病专家阿兰?莫里森博士（Dr。 Allan Morrkon）以及监护小组的医务入员相处了很长一段时间。他们仔细听我讲述对他们面临 危险的估计，并听我解释他们应该采取的预防措施。为了应付不测，库卡?佩雷斯（Cuca Perez）搞来一个移动式实验室配有检测第四级病毒病原体的设备。这样。我们就有能力在 任何埃波拉感染可疑的地方给任何病例检测血液和血清并且及时做出诊断。库卡负责在必 要时做试验。
我们没有等待很久。
12月4日，雷斯顿的一个动物饲养员早上去上班时发烧，并开始呕吐。在气氛高度紧 张的猴子实验室里，这足以使人们拉响警报。病人被急送医院并收进了监护室。医务人员 按常规接收病人。使用了我们建议的保护措施并给病人做了全面检查并了解了病史。我立 刻意识到假如他得了埃波拉病。对此我表示怀疑----可能不是非洲感染的那种传统形式的 埃波拉病，埃波拉的一个显著症状是突然发烧、肌肉酸痛、关节痛、头痛，你会立即感到 生病了，而这个病人没有任何这类症状。
但是，也许他感染了另外一种形式的埃波拉而我们对它一无所知。因此，我们得为这 种病的不同表现做好准备。在2．1小时之内，库卡的一系列呈阴性的检查结果证实了我 的印象。不是埃波拉。这时病人退烧了。据我猜测，那人的病是焦虑所致。考虑到雷斯顿 的环境。我不责怪他。
亚洲病毒引起的骚动
1989年11月30日晚，我觉察到隔壁特殊病原体分部一个小办公区乔的办公室内发生 了不寻常的事。弗雷德和乔在一起。听声音就知道弗雷德很激动。我好奇，想知道发生了 什么事，就探头向屋里张望。他们看见了就让我进去。
“罗塞尔将军刚从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给弗雷德打来电话”。乔说。“彼得说 他在雷斯顿一个实验室的一些病猴身上发现了看来很像埃波拉或玛尔伯格的病毒，就在华 盛顿附近。”
我很了解彼得?贾林。他花了很长时间在迪特里克堡的第四级病毒实验室研究拉沙热 病毒和埃波拉病毒。但是，华盛顿反而有埃波拉病毒？它又出现了？
“他一定是看花了眼”，我说。我开始思考。这也并非不可能，以我们对玛尔伯格病 毒一无所知来说。假如它以前出现过一次，就有可能再次出现。弗雷德是个了不起的人， 他用一种肯定的语气，转述着拉塞尔将军在电话里对他说的活，显然，他们是在培养死猴 身上的细胞组织时发现了大量的丝状病毒。
“猴子是从哪里来的？”我问道。我等待他说出乌干达这个地方，从那里进口的猴带 有玛尔伯格病毒。
“菲律宾”，弗雷德答道。
“菲律宾？”
“可是”，我说，“带有这种病毒的猴子都是来自非洲，菲律宾不应出现猿出血 热。”
弗雷德和乔都表示同意，他们也一直为此表示疑惑。不过，我们都知道彼得的能力， 我们应重视他的活。假如他说他在菲律宾的猴子身上发现了丝状病毒，可能他确实看到 了。另外，他还告诉弗雷德他证实猴子务身上带有猿出血热病毒。这样看来，那死猴是受 到了两种病毒的合并感染引出的血热病毒和丝状病毒，都应只存在于非洲和印度。
那些猴子当时正在华盛顿的郊区。
第二天弗雷德和乔到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去会见军队和地方的有关人员。当他 们回到“疾病控制中心”后，他们坐下来研究“疾病控制中心”的对策。乔决定由史蒂 芬?奥斯特洛夫陪同回雷斯顿，去进行调查，并准备应付可能出现的人受病毒感染的情 况。当乔决定了他下一步怎么办时，他转向我说：“苏，我们不知道这些猴子是在哪里被 感染的。我们需要一个计划以便追索它们的来路并找出它们与非洲接触的任何线索。”
事情趋向复杂比了，我想。我们开始给熟悉的人打电话，也许他们了解一些世界各 地猴子的运输情况。这些人包括世界卫生组织的吉姆?米根，（Jim Meegan），在马尼 拉开展由“疾病控制中心”举办的实地流行病学训练规划的马克?怀特（MarkWhite）， 还有德国和苏联的科研人员。也许他们能证实死猴是从他们国家出口的传言。马克对我们 尤为重要，因为受感染的猴来自菲律宾。乔说服他尽可能调查在马尼拉的猴子实验室，看 看能否了解到一些有关猴子和饲养员的情况。有幸的是马克的流行病学专家组里有几个兽 医，这正是他们喜欢干的工作，不幸的是当时菲律宾正处于困难时期，叛乱者在许多农村 地区打仗，使得马克旅途艰难。
我也和荷兰航空公司派驻纽约的货运部经理广泛交谈。他给了我很大帮助。原来猴子 是1989年10月从马尼拉运来的。随着线索的展开，我们发现在马尼拉有四个猴子贸易 商，这只病猴来自四个贸易商之一。它们被装在荷兰航空公司正常飞行的飞机货仓里运进 来，还在阿姆斯特丹机场开办的一家动物旅馆过了一夜。另一种我们无法肯定的说法是一 些被运到美国的猴子在飞行途中周围环境过热，这些都是指同一批动物吗？事实证明，它 们是从另一条航线被运进来的，温度过热不会给带有丝状病毒的猴子不良影响。在正常情 况下，约有百分之五进口的猴子会在飞行途中死亡或到达后不久死亡，这是旅途中劳累造 成的。可我们现在说的是百分之二十到五十的死亡率。另一件麻烦事是我们发现运往雷斯 顿的动物还在纽约的肯尼迪机场另一个动物旅馆呆过一夜。现在纽约和华盛顿郊区都被牵 扯进来了。
在门厅里，我偶然遇到一位在军事方面很有经验的同事。他已听说了我遇到的情况。
“我得提醒你，苏”，他说。
是什么呢，我想，于是我说：“你想说什么？”
“记住我的话，这次流行将改变你们分部的整个特点。等事情结束后，一切都变样 了。”
我不能想象怎么会这样，为什么这次流行会与我以往调查的如此不同，我来不及多 想，就投入了工作。我给在马里兰迪特里克堡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的彼得打通了电 话。
“苏，这里发疯了”，他说，“我们被病猴搞得不知所措，我从没有见过这种情 形”。
他尽量把那里的情况都告诉了我，向我提供了一些有关猴子来源的线索。他说兽医们 自己在对付猴子，他很高兴他不再为他们负什么责任。我们同意保持联系。
关于与非洲的关系，我肯定病毒与非洲有关系，可怎么去寻找呢，乔和我讨论了几种 方案，不久我们就决定下来我该做什么。
“你最好搞一份去阿姆斯特丹的邀请”，乔说，“需要有人去那里，看看在运输中猴 子是否出过什么事。”
这项任务意味着要打长长的、难办的横越大西洋的电话，这与特殊的政治问题有关。 我们立即提出有关权限的问题。荷兰政府对带有埃波拉病毒的猴子经过他们飞机场的可能 大为震惊，我设法与日内瓦国际卫生组织的吉姆?米根联系上。吉姆是军队的一名病毒学 专家，当时以世界卫生组织的出血热专家身份工作，而他还是个学院病毒学专家，主修树 木病毒的实验室诊断。树木病毒主要是由蚊子传播的，大多数树木病毒最多达到2～3 级，他没有和这种猴子身上病原体带有的致命病毒打过交道。不过，他说他要去阿姆斯特 丹调查，并带一名兽医同去。他给我的印象是他认为这是他自己独占的地盘，即使他没有 关于埃波拉感染方面的经验。从我们成为帮助国际卫生组织工作的参考实验室的那天起， 事情就发生了变化。我们仍使用原来的名称，但政治是首要的。
问题更多了，当我打电话给阿姆斯特丹的卫生官员时他们告诉我，他们赞同我们需要 了解病毒是哪来的，但他们威胁我说“疾病控制中心”可能不受荷兰欢迎。我们把这消息 告诉了弗雷德，他让我们与著名的荷兰病毒学家，同时也是鹿特丹热带医学研究所的布因 斯马教授（Professor l3ruinsma）联系。他恰好也是弗雷德的同事。我一跟他联系上，立 刻就知道我有了一个盟友，他是个快乐的、坚定的有学识的人。
“别在意那些官员说些什么”他告诉我，“到阿姆斯特丹来，我去接你，我们来看看 发生了什么。他们不过是普通的地方政客。”
他接着说在海牙的卫生官员已召集会议讨论这次疫情。会议就定在第二天，这是我去 的好机会。要不是有布因斯马教授的鼓励，我还在为处境担忧呢。我觉得我需要一份官方 邀请。我告诉乔和弗雷德荷兰卫生部特意告诉我不要去，可他们对我下一步要做的事毫不 动摇。
“无论如何要去，”弗雷德说。
这是我们通常在不寻常的情况下才会做的事。我以为，对这事件只能这样处理，不论 我们是处理爱达荷的肝炎疫情，还是内布拉斯加州的食物中毒事件，在“疾病控制中心” 以外的地方调查，总是要接到地方部门的邀请。当国外发生疫情时，更是如此。另外，这 也是约定俗成的。而且，弗雷德是我的上司，他刚给我直接下了命令。从技术方面考虑， 我是有邀请的，虽然仅是布因斯马教授的私人邀请。我记起荷兰航空公司驻纽约的代表向 我保证阿姆斯特丹斯希普霍尔机场（SchiphoI Air［）0rt）的航班会全力合作。看来，我 别无选择，只有去碰碰运气。
我当晚乘机飞往阿姆斯特丹。我旁边的座位是空的，飞机已经起飞。太棒了，我想， 我有更宽敝的地方舒服一下。说不定我能睡一会儿，然后精力充沛地面对明天非常困难的 早晨。
可安全带刚系好，一个肥胖的中年男人从过道走过来坐在我身边。
“我跟你一起去”，他说，“我是检疫部的查克?麦坎斯（Chuck McCance ）。”
检疫部在“疾病控制中心”的另外一座楼里办公，我们走路都碰不上，这是怎么了？
事实上，查克是个令人愉快的伙伴，他同样对工作十分胜任，而且相当有经验。我会 从他的支持和建议中受益。他决定陪我去阿姆斯待丹，这表明检疫部多么重视这事。查克 所在的分部在“疾病控制中心”是很独特的，因为它享有官方行政权，而进口猴子是他们 工作的很大一部分。即使如此，我仍强调荷兰的官员多么难对付。他对不顾一切地命令我 前往大吃一惊。他以为我接到了邀请。事实上他也没有接到邀请，除了空跑一趟以外，到 了阿姆斯特丹我们会没什么事可做。
正如布因斯马教授答应的那样，他在我们着陆时正在那里等我。教授身材短小，衣冠 楚楚，大约50多岁。他给我们的感觉我们是受欢迎的。但他没有时间寒暄。从机场到海 牙开车要一个小时，我们得抓紧赶路。在路上，他告诉我，我们的处境算不上特殊。他 说，从传统上看，欧洲人讨厌前殖民地的人告诉他们该做什么。
“但是探讨埃波拉是否真的从机场入境比荷兰政治重要得多。”他说。
一到海牙，教授就把我们引进一座旧的政府建筑。电梯把我门送到七层，我不知道当 时的感觉是紧张还是旅途劳顿，布因斯马教授把我们护送到一个很小的屋于里，中间两张 桌子几乎占去了全部空间，早有几个人围坐在桌边，我只认识国际卫生组织的吉姆?米 很。但有一点很明显，屋里只有我一人有埃波拉病毒方面的直接经验。我心里十分清楚： 我很紧张。
我惊奇的是。屋里的气氛似乎很友好，他们甚至请我介绍一下埃波拉，等我说完 了．我感到我的所为是受欢迎的。查克在一旁仔细观察，沉默不语。大约一个小时以后， 会议快结束了。此时，似乎事情的发展比我期望的要好得多。我们甚至得到许可，检查运 猴子的设备。然而，会议结束时，一位年长的政府官员绕过桌于，走到我面前用别人听不 到的低档的声音说：“我告诉你。我们不需要你来。”
“对不起”，我说，“通常我是决不会这佯做的，可我是受命而来，别无办法。”
除此之外．我能说什么呢？
那位官员面色阴沉地点点头。
“我没让你离开会场，因为你是位夫人”他说，“告诉你的上司不许再这样子。”
查克就坐在我后边，肯定也听到了这话，因他的身分，他没动声色。
尽管牵扯到敏感问题，我们得到了需要的东西，第二天，我们去察看了斯希普霍尔 机场贵区动物旅馆关猴子的屋子。这是一个很大的，通风的，吊架式建筑，是为各种动物 设计的从家养的宠物和外国野兽，还有专门关赛马的地区，两个小房间装猴、鸟和其他小 的外国动物。令人愉快的设施给我震动很大。看上去管理是有效的。确实，它可以与大飞 机场的登机室相比而且这里还不拥挤。
我们了解到有时候鸟和猴子被放在一起。从细菌学角度说。这会引起一些有趣的可 能。我们看到的会不会是一种鸟的病毒、这可不是大牵强的说法。何时我们想埃波拉可能 不是一种植物病毒，主要因为只有那些不大像埃波拉的病毒才是某些植物病毒。
旅馆经理向我们保证最终死在雷斯顿的猴子只在那里呆了几个小时。他们交给我们 检查的记录说明动物在那里停留不超过六小时。在那样短的时间里。雷斯顿的猴子可能与 来自非洲的动物接触吗？从记录中我们所能辨认的可能与非洲动物接触的是两只灵长类动 物，一只佛佛和一只鼻子上长黑点的猴子。它们从加纳来，要运到墨西哥城一家私人动物 园去。这方面有问题吗？我们无从知晓。经理告诉我们非洲的猴和亚洲的猴都用同样的水 瓶。这不足以证明一种病毒就是这佯传给猴子的，同时传播两种病毒就更不可能了。虽然 不是个好主意，我们还是告诉经理这样有可能传染疾病，我们的观点似乎对他产生了影 响，他赶忙向我们保证以后他一定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他立刻指示工作人员提供新的瓶 子，并采取消毒措施。
那天半夜，我被电话铃声吵醒，是乔从亚特兰大打来的。消息很坏。
“我们得到消息，一艘开往得克萨斯州运输猴子的船，正在从坦桑尼亚的阿鲁沙到阿 姆斯特丹的路上，”他说：“据传说，阿鲁沙关猴子的地方有许多猴子死了。”
他给我讲了空运中的详细情况，动物已经被带上天空，乘荷兰航空公司班机去斯希普 霍尔机场。我看了一下手表，早上二点钟。我把闹钟上到六点三十分。我给动物接收部门 打电话提醒他们。
“我们会在动物到达时认真检查的。”他们告诉我。
不论传言的背后有多少真实性。后来发现那些猴子是健康的，被允许继续运往德克萨 斯州。对此我们并不满意。我们还需要得到保证那些猴子是安全的。我给乔打电话。告诉 他运猴子的飞机已经起飞。我们决定安排对猴子的接待。“疾病控制中心”我们实验室动 物资源主任和灵长类动物医疗方面主要兽医，博比?布朗（Bobbv Brown）准备飞到他 家所在的州去迎接这些猴子。
乔知道要查出猴子身上的丝状病毒是否来自非洲，或者同一个家族却来自亚洲，这是 至关重要的。我报告中说，一些从加纳运往墨西哥城私人动物园的猴子，作为首批雷斯顿 的货物，曾被安排在同一房间里，这点引起了乔的好奇心，他设法搞到了那位在墨西哥动 物园的接收人的名字，并和他通了话，从他那生疏的西班牙语交谈中，乔确认当猴子到达 动物园时情况良好，而且至今很健康。但乔并没有就此停止。他需要一份猴子的血清样品 以检测埃波拉病毒感染的情况。于是他和一位“疾病控制中心”的朋友乔治?贝尔 （George Baer），一位终生与兔子打交道的兽医联系上了。乔治认识或几乎全认识墨西 哥的头面人物。正是通过他的帮助乔得到了大拂拂和那只鼻于上长着黑点的猴子的血清， 它们都对埃波拉病毒和埃波拉病毒非洲病毒株的抗体呈阳性反映。就我们来说已经排除了 非洲病毒被牵连的最后可能性。他此时相信。我们的对手是一种新的亚洲病毒。
尽管墨西哥的动物已检查过了，我们仍不知道德克萨斯州的货物是否安全，所以， 博比?布朗决定回到他家的那个州仔细检查一下从阿鲁沙来的猴子。他联系得很顺利。拥 有猴子的兽医是一位老朋友。于是他和博比合作。给所有的动物认真体检后，他们没有发 现与当前非洲丝状病毒感染有关的疾病的证据。他们确实发现一些动物已有了抗体，但 是，对这些动物进行的活体检查，足以说明我们有可能得到检测病毒的最好的血清。博比 甚至把抗体呈阳性的猴子带回了亚特兰大，我们在“疾病控制中心”喂养了它们很长一段 时间用以观察他们是否会发病，或具有持久潜伏性埃波拉病毒感染的证据。什么也没有发 生。又是一种误导。最终，我们得到了一只健康猴，它带有埃波拉病毒抗体，但它对其他 猴子或管理人员的健康不构成威胁。这可是个重要的信息，因为雷斯顿事件发生以后，我 们不断接到焦虑的兽医们打来的电话，报告他们那里有对抗体呈阳性反应的猴子。那些动 物对他们很有价值，也很重要，他们不想有无谓的损失。每个人都愿避免雷斯顿猴子恐慌 的再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