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从阿姆斯特丹返回美国时，经过纽约。查克已直接回到“疾病控制中心”。当我 到达时，史蒂夫?奥斯特洛夫来接我。他是从雷斯顿赶来调查JFK机场动物旅馆情况的。 等我提取了行李，我们一起去了那家旅馆。它是由旨在保护动物的美国社团开办的，由一 位30多岁，身材高大，长着黑头发的妇女管理。显然，当谈论起动物时，她显得很宽 厚。实际上，这家旅馆充其量只具备饲养动物的基本条件，从面积、清洁和效率上讲，远 不能与阿姆斯特丹的相比，好几只猴子被塞进一个小房间，有的还因缺少房间不得不放在 门厅里。任何猴子一旦被发现情况不妙就把它从宠子里放出来，由工作人员用手喂食并加 以护理。
史蒂夫和我兴奋极了。
假如有一条从非洲到美国本上居民的埃波拉感染途径，就应该是这里。我们询问经理 在猴子和雇员身上是否出现过埃波拉病毒那样疾病的可能性时，我们的担心被证实了。
她不仅知道这样一个病例，她还告诉我，两年前她本人就染上了一种急性热病，听起 来很可疑是出血热。虽然她已恢复健康，我们还急着检查了她的血液。结果她身上带有少 量埃波拉病毒抗体，但是我们不能肯定这到底意味什么。跟踪抽样显示抗体滴定率没有变 化，这表明不论她的情况怎样，都与近来发生的埃波拉感染无关。也许她被感染过，也许 这是假阳性。
等我回到亚特兰大，我发现检疫部已采取了行动控制猴子进口，以限制那些残忍地对 待猴子，在运输和关养时使它们处于拥挤状态的走私者，他们非法将猴子当作宠物出售。
最终，在1990年3月检疫部终于通过了关于不仅在菲律宾，而且是全世界暂时禁止 进口猴子的决定。这引起了愤怒的科学家们极力抗议。我们不知道科学家是多么地依赖这 些野生的猴子。让我们惊呀不已的是每年美国要进口2万多只猴子，其中有1600只是来 自亚洲的弥猴，与在雷斯顿死亡的猴子属付一种类。这些猴子主要用于医学研究，有些则 用于测检药物的安全性。我们对大量的进口和实验用途深感恐惧。这是一宗大买卖，还有 黑社会在插手，它涉及的范围之广，利润之大，是我们从未料到的。因此我们是为限制和 进一步规范猴子贸易做了点事。
但是，禁令生效之前还有一段时间，猴子仍在被进口，有些无疑是患病的。这一点需 要紧急地通知兽医和研究人员。乔，史蒂夫和我一起制定管理可能带有出血热病毒进口猴 的预防措施，忙得不可开交。我们有一些先例可作借鉴。1967年玛尔伯格流行后，检疫部 有规定，要求猴子被放出来以前须关养30天。但这些规定并不完全。在检疫中，总有几 只死亡。埃波拉疫情的传播有可能被误诊或漏查。结果，一些被感染的但无症状的猴子在 强制性等待期间被放出去，我们仔细地讨论了如何保证最近进口的猴子身上的埃波拉病毒 不被漏查。
更糟糕的事发生了。最近进口的猴子中又有了类似埃波拉病毒的疫情出现，这次是发 生在宾西法尼亚州另外一家公司购买的进口猴中间，和雷斯顿的猴一样也来自菲律宾，是 穿越太平洋由海上运来的，与非洲没有牵涉。现在我们知道这些病毒是新的，来自亚洲与 亚洲有关，与埃波拉不同。但越来越清楚的是人没有患病，我们不知道的是，人是否会进 一步被感染。1990年1月，事情更加糟糕。令人惊讶的是海斯顿实验室为弥补它的损失又 开始进口猴子了，供货者仍然是马尼拉原来向他们提供猴子的公司。这批猴子也开始死 亡，它们同样是被感染了新丝状病毒。
这真难以置信。
病毒仍潜伏在他们实验室里？还是他们每次进口的都是新感染的猴子？很可能是后一 种。
似乎这还不够糟糕。2月初我们从德克萨斯得到消息，说那里发生了一种疑似致命的 疾病，并迅速在进口的猴子中蔓延。我给德克萨斯州的实验室打电话，那里的史蒂夫?皮 尔逊（StevePearson）毫不奇怪，他是我们“疾病控制中心”兽医主任博比?布朗的另一 位同事。
史蒂夫不仅是一位技术高明的兽医，还有一个清醒的头脑。在电话里就可以听出他对 损失了宝贵动物十分忧伤。他真关心它们，并准备尽可能多地挽救他的猴子。我们的调查 相当深入，有充分理由肯定没有人染上这种病。如果这是扎伊尔的埃波拉，我们相信到这 时候早该有一大批人被感染甚至死亡了。我向史蒂夫建议我们要弄清病毒是怎样被传播 的。否则，我们没有控制它的希望。他很愿意合作。他冒着生命危险亲自做全部活检。我 们谈了一会儿，我向他讲了他面临的特殊危险以及如何采取预防措施最大程度地降低这些 危险。
我意识到他需要一位助手。为此我们从“疾病传染中心”派一位叫做佩吉?蒂普尔 （PeflgyTipple）的流行病学专家到德克萨斯去帮助该州的流行病学家凯特?享德里克斯 （KateHendrichs）。佩吉喜欢动物，自己拥有一匹马。热衷于收集资料。
不过在这一案例中是凯特收集了大部分的资料。她很年轻，有些易于冲动，充满奔放 的热情，是个纯粹的研究人员。她同史蒂夫?皮尔逊紧密合作，能把将要死去的猴子的情 况串起来，这使我们对于为什么这些流行病会发生这个问题，有了更好的洞察力。
这项调查被简化到一定程度，因为凯特和史蒂夫只调查亚洲的埃波拉病毒，而不是埃 波拉和雷斯顿发生的猿出血热的混合调查。大部分实验室，包括德克萨斯州的那个实验 室，在猴子刚刚到达时为它们做结核菌素皮肤实验。结核病是笼养猴的主要问题，尤其是 刚来的猴子，试验时把一种小剂量的试剂注射到猴子眼睛周围柔软的折皱里，如果动物被 结核菌有效地感染了，被注射的地方就肿起。瓶装的试剂有几种剂量。从理论上讲，细细 的注射器可容纳几种剂量。由于针管中的死角，一次只能抽取七次注射的量。这个试验中 的细节竟然是解开这组猴受感染的迷底的钥匙。
凯特仔细检查了猴宠的设计，特别留意被感染的猴子。然后她和史蒂夫以及他的工作 人员重新检查了一遍工作程序。是这样的，他们说他们一直是按照同样的程序给猴子做检 查的。她要求他们给她重新演示一遍。确实，工作人员按照一个专门的程序从一个笼子到 一个笼子地检查。宠子分上下两层，凯特按照他们给猴子注射肺结核试剂的顺序清点猴 子。一有情况异常，她就去查询记录猴子死亡的资料。她数得十分仔细。每数到第八只猴 子都看到它情况良好，没有得病的迹象。事实上，只有第二只至第七只猴子生病。原因很 清楚。那些第一只和第八只幸运的猴子是用干净的注射器注射的。
这是任何一位研究员所能收集到的最好的证据。它说明德克萨斯的丝状病毒，诸如玛 尔伯格，埃波拉甚至拉沙，都有可能通过使用过的注射针头传播。凯特的发现提供了病毒 传播的最好的解释。如果细菌是空气中产生的，那么第一和第八只猴子会像其他的不幸的 同伴那样早就被传染了。后来凯特在波士顿的美国热带医学与卫生学会上公布了这些资 料。
动物管理员感染了
雷斯顿的五名动物管理员主要负责照料近来进口的猴子，他们要做的一件工作是把猴 子从运输用的板条箱里放出来。这个活相当简单，用橇棍把箱子打开，被弄断的廉价木片 在通风条件很差的房子里散落得到处都是。箱子里那些可怜的，满身泥污，吓坏了的动物 只好被抓出来送进一个标准的不锈钢笼子里。我们希望抓动物的人能戴着厚手套，这是个 很脏乱的活儿。板条箱里关着一百多只吓坏了的猴子。它们被关了40个小时，甚至更长 的时间，箱子里到处是结成块的动物粪便。那些箱子像我们在“疾病控制中心”使用的一 样，装有把手使管理员不直接接触猴子就能控制它们，至少是在猴子被麻醉以后再接触 它。当用双手握两个拉手时，这样可能使笼子里的猴子身体后仰。不幸的是，一旦猴子悟 出了那机械的道理——这不需要很长时间——它就会把手脚抵在宠子前方板条上以支撑后 仰，你拉它推，常常是猴子取胜。唯一打败猴子的办法是也使用双脚。我们在“疾病控制 中心”干这活时都穿上太空服。有时我也坐在地板上采取与猴子同样的位置，把我那双大 号的橡胶靴顶在板箱的木条上起杠杆作用。
由于在“疾病控制中心”第四级病毒实验室里我们总能收到别人扔下的猴子，我们成 了一些身材较大和年龄较长的动物的主人。经我们手检测四十磅重的猿是常有的事。你得 彬彬有礼地对待这些动物。永远避免眼光的接触，大多数的猴子认为这是威胁。动物要被 注射轻微的麻醉剂，以便安全地把它们从宠子中移出进行检查和必要的血样采集。我们恪 守的常规要求是永远给一只猴使用一支新的针头。另一条规定是涉及猴子的程序必须有两 人参加。实际上我们是三十人一起干。
那就是我们“疾病控制中心”的工作情况。在许多商业性养猴实验室，管理员乐于表 现强悍而且不戴手套。许多笼子缺少拉手，所以抓猴子的唯一办法就是打开宠子的门，大 战一番，野蛮对野蛮。有时一个笼子里装两只猴子，这样捉起来就更加危险。有些管理员 被猴子抓住，并抓破皮肤或咬伤，于是他们就染上了一种叫做“猴日病毒”的病，这种病 毒不会使猴子病得很厉害，实际上这是一种痢疹病毒，在猴子身上最多引起疽疹，唇疽 疹。可是，在人身上会引起像狂犬病般的疾病，通常是致命的。由于很少发生，人们几乎 已经忘记猴日病毒会使人患病，而大多数猴子管理人员认为这早已成为过去。20世纪80 年代在佛罗里达州番萨科拉附近的一个实验室里曾经有过一位猴子管理员死于猴日病毒。 后来，调查者在这位死者的办公室里发现他桌上有一本教科书，该书敞开的一页上描述了 猴日病毒感染人后的一些症状。可是这位管理员没有向任何人透露过他的担心，连对他的 妻子也没说。
1990年1月的一个早上，史蒂夫?奥斯特洛夫来到我办公室。他告诉我一位雷斯顿的动 物管理员在切开一个受感染而死亡的猴子的肝脏时割伤了自己。史蒂夫对此表现出令人吃 惊地不大在意。乔正在俄国参加一个出血热会议，我无法与他联系。我给彼得?贾林打电 话。请他主持那里的局势。
实际上，情况不妙。贾林已经准备好了电子显微镜并检查了肝脏，肝脏上全是丝状病 毒。警报拉响了。就是它。出了这种事，准是埃波拉。
我毫不犹豫地决定认真对待此事。我给佩格?蒂普尔（ Pegtinple）打了电话，她最 近才被派住雷斯顿以减轻史蒂夫?奥斯特洛夫的工作压力，接管调查与感染的猴子有接触 的人的工作。她已经给管理员做了检查，总的来说，他情况还不错。她说话时一点也不着 急。那管理员是中年人，肥胖，患有严重的糖尿病。
我告诉她每小时给他做一次检查，但不要无必要地限制他的活动。
“只是不要离开他，直到他渡过潜伏期”。我说，“从现在起大约一周的时间。”
挂上电话以后，我又与彼得联系。我们一致认为跟踪病人最好的办法是每天采集血 样。
第二天，乔从俄国返回。
“干得好”，他听完我告诉他我做了哪些工作后，他说。“这样做是对的，”他接着 说，“就这样，如果出现任何像从非洲来的埃波拉病毒那样的情况，那入就很可能要病得 很厉害以致死亡。”
佩格在以后的10天里尽可能靠近那人身旁正常地给他做检查，量体温。我们观望， 等待。彼得继续采集血样，事情发生后的第三天，我打电话给他，询问有什么变化。果然 有变化。
“找到了，”他说。
最近的伊利莎试验（Elisa iest）显示血佯对丝状病毒抗体呈阳性。他已从血样中培 养出了病毒，这一点也无疑问，那位动物管理员被感染了。
可是，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那人没有表现出任何症状，不发烧，没有咽痛，只是轻微头痛，甚至他的糖尿病也得 到控制。
我们同时也观察了另外4名参加新猴运输的动物管理员。我们幸好手头有血样，那是 1989年11月第一批猴生病时从管理员身上采集的。其中三份表明血清转化成一种新的病 毒，这意味着当我们首次为他们检测时，他们对埃波拉不产生抗体。但现在他们的血清回 应强烈。也就是说五个人中有四个感染上了埃波拉病毒，而他们五人都与猴子有过密切接 触。
他们一个也没病倒，这是一种新的埃波拉病毒。但是，是让我们摆脱困境的病毒。而 且只是这次。前面还有麻烦，乔是有第一手经验的人，让他来说吧。
当动物管理员割伤了自己以后，他没有患病。我很清楚这种病毒对人致病很慢。我 想，这是个好消息。可是，事实上，我对形势的这一估计并没有使很多人高兴，其中也包 括我在“疾病控制中心”的一些同事。
我没有考虑到的是人们从他们原来的立场上退下来是多么的困难。我的结论是，不论 什么原因，这不是人的病原体的观点，让某些人接受是困难的。关于这一点，我在“疾病 控制中心”参加了一些不太令人愉快的讨论。
有一次闹得满城风雨。在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的C．J．彼得斯用非常强硬的 口气在电话中盘问我为什么把第一批受感染的动物管理员送往一般医院而不是放到军方的 隔离病房。这并不是说我的决定没有给我带来一些不安。但凭经验和公开的资料我相信把 出血热病人隔离在这种病房是根本没有道理的。据我看，这样做更多的是出于恐惧。我们 已经看到可怜的珍妮?桑德斯是如何受到英国政府的对待的。我没有必要让我的同胞受同 样的煎熬。确实，我将近15年的经验和其他人的经验表明良好的基本隔离护理不会使医 务人员受到异常的风险，能使病人得到最好的护理。病人需要在一个配备有丰富经验的三 级护理小组的医院里。这是唯一保证理想治疗的途径。此外，如我指出的那样，现有的 “疾病控制中心”制定的对出血热病人管理的措施相当明确。既然这些都是建立在广泛的 经验和仔细参照公开的资料基础之上的，我看不出为什么要背弃它们。
然而，对于在高度的一触即发的气氛笼罩下的雷斯顿，把被感染的管理员放进第四级 病毒病房，其压力是巨大的。即使病人真的病了，我仍坚持同样的立场。
确实，我们只能得到这样的宽慰，即雷斯顿病毒对人是不致病的，它不会使人生病， 但是，从别的地方进口的猴子身上出现的另外的菌株总是威胁，甚至对人类是有害的。我 想知道对动物感染我能做些什么。很显然，我们需要进行有条理的资料收集及进行流行病 学分析。但是负责猴子的小组是由兽医病理学家组成的，在流行病方法学方面没有专门知 识。我建议史蒂夫?奥斯特洛夫去帮助这些兽医，用他流行病学方面的专业知识指导他们 的工作。我甚至建议派他的专家助理到军队去。但遭到了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的拒 绝。只能寄希望于最终被公开的资料能说明病毒是如何在雷斯顿实验室传播的。在没有更 有力的反证的情况下，我们现在只有认为病毒是由感染了的针头传播的，或者是由在猴子 身上使用的其他仪器造成的，就像在德克萨斯发生的事件那样。
我们对埃波拉病毒雷斯顿菌株的无知也包括对雷斯顿死猴的真正原因的无知。有些证 据表明它们的死因可能是猿出血热合并感染。也可能是猿出血热合并埃波拉病毒在猴子身 上引起的比任何单一的病毒更加致命的疾病。苏和她的小组在我们实验室后来做的实验肯 定他说明埃波拉病毒的亚洲病毒株远不如它的非洲亲属那样致命，调查人员更慎重的反映 能使人们更好地理解这次得病过程的实质。可是埃波拉病毒，无论它是原发病毒或是菌 株，连适度的反应也没有引起过。
我对苏说：“假如它根本不像扎伊尔的埃波拉病毒，到这时候我们也该弄明白了。亚 洲的丝状病毒对人类不构成威胁。”
这远不能使我的上司消除疑虑，我的估计似乎只能引起失望，甚至气愤。我请苏把雷 斯顿的最终结果讲给大家。
1990年 3月，在动物管理员使自己感染上病毒但又未能致病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乔和 弗雷德因雷斯顿调查的几件事而有所争执。乔原来计划4月下旬离开，这一下他3月底就离 开了特殊病原体部去了人类兔疫不全病毒艾滋病部。接着就一连搞了好几年的艾滋病研究 工作。在此期间，他还热爱他曾为之付出多年心血的出血热病研究工作。现在又需要与艾 滋病作斗争，因为它在夺去更多人的生命，尤其是在非洲。1989年 7月，艾滋病环球研究 规划的负责人乔纳森?曼和乔订了一份胁议，让乔到日内瓦去，他们计划检测人类免疫不 全病毒，艾滋病药物疗法和感染的机会。他们选择的研究地点主要在发展中国家，乔在那 里的经验会特别有价值。世界卫生组织和“疾病控制中心”的人类免疫不全病毒----艾滋 病研究部已经在1989年夏季起草了复杂的文件，那是在第一批雷斯顿猴从菲律宾运出之前。
新闻界猜测乔离开“疾病控制中心”的原因是雷斯顿疫情的争论，完全是夸张的，但 是，乔也不必那么仓促地或激烈地离开特殊病原体部。“疾病控制中心”让乔在出血热这 方面的专业知识流失是对该部门领导工作的严重控告。几年后卡尔?约翰逊也离开了“疾 病控制中心”，这样损失就更加严重。
对我来说，这也是我个人的损失。多年来我从事出血热研究工作，乔一直是我的良友 和导师，他一走，我只能孤军作战。
猴子远征
1990年3月下旬。所有的文件都已准备好了，乔已调往人类免疫不全病毒----艾滋病 部。根据安排，乔要在5月份搬到日内瓦与乔纳森?曼会合，我继续与他保持联系，听取 他的意见，在“疾病控制中心”没有别人真正懂得出血热这个领域。虽然我们的技术人员 都很胜任，但病毒性疾病部的主任是新来的，他的工作还有个不利条件，他没有医学和流 行病学的背景，为此他把一个临时负责人提升为分部负责人，而此人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出 血热，也从没涉足第四级病毒。
有许多工作要做，我全力投入。雷斯顿疫情产生了大量的血样，大多数是猴子血清。 似乎每一个有猴子的人或用猴做实验的人都担忧埃波拉感染。我们不知道身边有那么多的 猴子，我们停止了在全美国的猴子实验室进行血清调查。通常血清调查是为了评估特定感 染的流行，以便说明人群中有多少被感染。这一次，就是调查猴群中的感染情况。我们试 图用这种办法确定有多少猴子带有埃波拉病毒抗体，这标志着已有多少猴子受到感染。这 样我们便能确定它是不是普通病毒。
可是我们遇到了技术上的障碍，我们使用的抗体检测剂是1976年疫情出现时为埃波 拉设计的，这在疫情爆发时很有效，因为当时在新近受感染的个体上做试验，个体在病后 的抗体水平很高。不幸的是，因为没有发生最近感染，而且也没有明显的埃波拉病史，同 样的试验对从较大群体（人或猴）采集的样品反映结果不甚明确。卡尔?约翰逊给从中美 洲来桑布拉斯的印第安人（San B1as Lndians）做了试验，试图评估最初的实验。他发 现有百分之二对埃波拉病毒产生抗体，后来，其他研究人员检测了在阿拉斯加的美国土著 人的血清，也发现了同等比率的阳性。但是这些结果意味着什么，难以肯定，没有人真正 知道该拿它们怎么办。
缺乏特性是埃波拉病毒的一个特点。玛尔伯格病毒对研究人员来说似乎不存在同样的 问题。最接近这个答案的人是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的汤姆?蔡斯克（Tom Kzaisek），他以伊利莎（11isa）测试体系为依据做了一个相当复杂的试验，也是对免疫 萤光测试法的改进。1990年4月，我曾建议那位临时的分部负责人应当把汤姆的试验介绍 给“疾病控制中心”，因为那位负责人当时负责进行血清生物试验，但是没有被采纳。
我们用其他试验方法做实验。像用来检查艾滋病的西方墨点法，但都毫无进展。结 果，我们忽然发现我们只顾忙于研究猴的血清，却还没有用良好的界定和评估系统来检测 它们。而且检测过程是令人难以相信的重复的枯燥乏味的工作。要得到可信的结果，需要 许多经验和耐心，这还是仅就实验而言。在我们研究猴的这些人中，丘卡。佩雷斯花了很 多时间做试验。在我们收到的几百份猴子血样中约有百分之十显出对埃波拉病毒抗原有反 映，尽管反映不很强烈。
为了弄清楚这些低水平反映的意义，我们决定更仔细地观察这些血清的来源。它们大 部分都是弥猴，和雷斯顿的猴是同族。大多数来自菲律宾或印度尼西亚。可是亚洲到处有 弥猴。它们常在荒野出没，可以在旅游地区经常看到它们的身影，它们大胆地向游人要食 物。有时它们很迷人，可它们也会发脾气，大肆破坏。
那种神秘的新丝状病毒（不仅是它的抗体），只在马尼拉单独关养和用运输工具运载 的猴身上出现。为什么从其他地区来的健康的猴子却产生了对病毒的抗体呢？这大令人不 解了。
我仔细检查资料看看大多数受感染的猴是从那里来的。结果令人吃惊。原来抗体阳性 的最高比率不是发生在菲律宾来的猴子身上，它们来自印度尼西亚。
我与一位印度尼西亚的年长的病毒学专家进行联系，我是在泰国研究登革热时认识他 的。我和他讨论了印度尼西亚人与雅加达美国大使馆官员接触的情况，另外，我还有幸与 在印度尼西亚首都的美国海军病毒学部门合作。野猴出口是印度尼西亚经济的主要来源。 政府的关注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得到正式邀请去印度尼西亚，看是否能找到丝状病毒的来 源。
1990年5月，我和史蒂夫?奥斯特洛夫同去印度尼西亚。这时，史蒂夫刚三十几岁， 在“疾病控制中心”已经很有成绩。他的大量工作是和细菌性疾病部的腹泻病分部在一 起，尽管他对病毒有保留意见。他说他不相信它们，因为他不能看到它们。史蒂夫是个好 搭档。他很精明。他很快就学会了足够的印度尼西亚语，这样他就可以辨认有用的流行病 学标记。例如，他能通过简单方便的方法认出门上的记号。说出这是一家卖猴肉餐馆，在 亚洲和非洲一样，人们认为猴肉很好吃。
我们在雅加达受到了英国海军部门的病毒学家杰里?詹宁斯（Jeny Jennings）的接 待。杰里身材高大，讨人喜欢，在爪哇从事流行病登革热病毒感染的研究。海军安排我们 住在一家漂亮的旅馆里，不过我们没有时间在房间里享受。雅加达的交通问题使美国的交 通相形见绌。我们不得不在早上六点就离开旅馆并保证下午四点钟以前赶回去。才能有车 可乘。实验室的工作时间也是依此而制定的。
与杰里合作，我们开始对雅加达四所养猴机构的猴子调查。据说大部分猴子来自苏门 达腊岛，岛在爪哇主岛的北边，也就是雅加达所在的位置。表面上看，我们检查的猴子都 很健康而且得到很好的照料。不过我们还是找到一处疏漏。那里的人告诉我们，当管理员 发现一只病猴，就把它与其他病猴混放在一个大笼子里。当然，这些猴子得的可能是极不 相同的病。这些大笼能放20到30只猴子，我们认为这不是个好主意。很可能一只受感染 的猴子把病毒传给其他所有的猴子，尤其是在它们已经被疾病弄得十分虚弱的情况下（雷 斯顿的猴子就是这样同时患上了猿出血热和埃波拉的吗？我们不知道）。猴子是很珍贵 的，不能轻易损失，所以一旦笼子里的猴子熬过了疾病，便与健康猴一起被运走。可这幸 存的猴子也许仍可传染，因此便有机会感染同运的整批的猴子。
我们仍然不明白印度尼西亚是否还有带类似埃波拉病毒的猴子。我们猜想这样的疾病 会和我们在雷斯顿看到的一样。由于雷斯顿的猴子已经感染了猿出血热，我们不能完全肯 定我们将要找的是什么病毒，我们只知道那里有些猴子对埃波拉病毒呈阳性反映，这表明 那些猴子可能已接触过丝状病毒。可是在雅加达，我们只看到了健康的猴子。如果我们要 找到答案，我们就要追踪到猴子的栖息地，也就是我们要去一趟苏门答腊。
在雅加答的海军实验室，我们对养猴实验室和实验用血清进行了为期一周的检查。我 们已准备好出发远征。那天晚上我们登上下去苏门达腊的渡船，在黑暗中经过克拉卡托 （Krakatoa）保留地。我们从港口开车去捕傍市（ Bambung）住进了一家旅馆。从那里可 以俯瞰海湾。那里的景色真美，不过我们还是没有时间坐下来欣赏。我们很快吃了早饭就 去找当地卫生部门以便了解捕榜猴子实验室的情况并且最终找到猴子从哪里来的。我们有 两个紧要间题，森林里的猴子中有死于疑似埃波拉病毒感染的吗？抓猴子的人受感染了 吗？
捕榜卫生部门的官员给我们派了一名向导，指引进山的道路。经过短暂的休息以后， 我们沿着一条车辆拥挤不堪的狭窄的小路向丛林进发。经过的地方主要是丛林和棕榈树。 一路上我们不时地停下来向人们打听是否听说过有关猴子的特别有趣的故事。雅加达的人 已经告诉我们有关捕猴者的事。显然他们属于爪哇的一个单独的部落。我们不大能从他们 那里打听到很多消息，因为提供信息的人说那个部落的人守口如瓶。他们具有特殊的魔力 可以和猴子交流。据传说到了晚上，他们会到猴子睡觉的树旁和它们谈话。用只有猴子懂 得的魔语交谈，告诉猴子放弃在树顶栖身，然后捕猴人就会在树下张开一张网，然后离 开，到了早上，那些猴子大概是按照魔法暗示的去做，从它们呆的树上爬下来。可是却发 现被网子罩住了。听起来很有趣，不过我们想很可能捕猴人是用食物把猴子引下来的。
这次丛林之行是我记得的最长最辛苦的一次。头一天晚上，一夜没合眼，必须在找到 我们的第一个目的地一一猴子的营地之前，在可怕的路上跋涉24小时。捕猴人睡在用圆 木，竹子和香蕉叶搭的小棚里，小棚用桩架托在地面上。他们很高兴带我们看他们新捕到 的猴子，它们蜡缩在竹笼里。在它们中间有一只母猴和她的孩子。母猴对偎依在胸前的小 猴流露的温柔和善感动着我们。我们后来听说那小猴在去捕傍的路上死了。只有最强壮的 猴子才能在去往雅加达到达太平洋彼岸城市的旅途中存活下来。
整个猴子贸易使我气愤，我不愿看到猴处于这样的悲惨境地。每当我见到这些动物， 我感到我懂得了贩卖奴隶是怎么一回事了。
在史蒂夫带着一名翻译和捕猴者谈话时，杰里和我采集他们的血样。他们告诉我们， 假如我们确实要找到主要捕猴者居住的地方，我们还得向北走。要在土路上走很长一段 路，还要穿过一大片甘蔗地。
４小时以后，我们来到了宿营地，这里紧靠着岛上一个捕猴者的住地。当我们来到营 地时，捕猴者们突然出现在我们身边。他们人数不多。当时是黑天，我们只能看见被我们 照明灯照着的脸。这真是一片超现实主义的景象，一幅卡拉瓦基奥（Caravaggio）的画， 捕猴人看到我们时又奇怪又吃惊，但最终他们还是很合作的，尽管我们曾听说他们守口如 瓶。
我们把遇到第一批捕猴人时做的工作又重复了一遍，尽量做得好，因为唯一的照明是 我们卡车上的顶灯。我们又提起了有关猴子的事情。他们是否知道有猴子生病或者死亡？ 是否发现过死猴？是否知道什么人死于发高烧和出血？一次又一次的回答都是“不”。等 我们问完问题后，他们又隐没在夜色中，就像他们突然出现的那样。我们好像在梦境中。
在现有的时间里，我们没有什么还要了解的了。唯一的事是开车返回旅馆。我们于清 晨大约四点赶了回去，睡了几个小时的觉。醒来之后，我适应了一会光线，看到我头天穿 的一件我非常喜欢的爪哇特有的腊染的衣服，那是我很久以前在泰国买的，在我多次非洲 旅行中穿了好几年。在苏门达腊丛林中穿了24小时之后，这件裙子已破烂不堪了。我把 它扔进了垃圾桶。
第二天，我们回到雅加达，开始化验从神奇的捕猴人身上采集的血清。血样全部呈阴 性。连一个最低级的可疑的阳性都没有。尽管形势紧急，资金有限，样品很少，我们尽力 做着工作。我们没有发现可能来自野猴的出血热对印度尼西亚人构成显著的威胁。如果野 猴被任何像埃波拉病毒的东西感染，在捕猴者和运输者身上则并未发现它们。这些人最直 接地与猴子接触过。最重要的是，我们在猴子身上没有找到丝状病毒样的东西。
我们的结论使印度尼西亚政府相当高兴。我们的结论是猴子身上出现的对埃波拉病毒 的低水平的抗体反映，不会对人类有任何危险，对印度尼西亚的猴子也是如此。
回到亚特兰大后，我仍然有两个严重的科学问题没有得到解答。其一是应找出新的亚 洲丝状病毒是否具有真正致病的可能，其二是必须立即确定在工作中接触带有埃波拉抗体 的猴子是否安全。一旦病猴康复了是否会摆脱这种病毒？病毒是否可能持续感染？显然， 这是兽医、动物管理员和研究人员对于新的丝状病毒的担忧。我提出第二个问题是因为很 多兽医在他们发现猴子带有埃波拉抗体时向我询问我们制定的防预措施。这是基于恐惧的 正常反应，这样会毁了猴子。我一遍遍地回答一位兽医提出来的问题。他说：“我真的要 把我的猴子弄死吗？它们都是很好的动物，我们正在进行一次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昂贵 的医学试验。”我们总是建议他们别管猴子，继续做实验，如果它们不生病就不用担心。 如果猴子是健康的，即使有了抗体也不一定会出现感染或构成感染威胁。
我们需要一个明确的，公开的资料。我去找我们的小组和博比。布朗。他是一个身材 魁语的人。喜欢系条纹领带和穿压花的皮靴，是选派演员部门的人眼中最完美的得克萨斯 人。为给他找一件大号的太空服我们很费了一番周折。我建议用亚洲的弥猴和一些非洲的 绿猴做一次实验。与弥猴相同，非洲绿猴数量很多，被当作宠物，也是比较好的动物。我 们检测了32只猴，其中有16只非洲猴，16只亚洲猴，都带有非洲、亚洲两种病毒。我们 使用的亚洲病毒来自雷斯顿，经过彼得?贾林的提纯处理。所以我们都相信病毒不含德出 血热病毒（我们自己做了实验证实这一点）。实验结果正如我门所料，非洲病毒几乎对所 有的猴子都是致命的。另一方面，亚洲病毒当然可以使猴子致病，但与前者相比，死猴的 数量就少得多，而且，亚洲病毒发病慢，来势缓和。大多数被亚洲菌株感染的猴子大约一 个月以后都恢复了健康。而且，与亚洲猴相比，非洲猴对亚洲病毒抵抗力更强，几乎全部 绿猴都存活了下来。
现在似乎有理由认为猿出血热应对雷斯顿猴子的死亡更多地负责，而不单是丝状病 毒。也可能是两种感染一起造成了更严重的疾病和更多的死亡。现在我们可以肯定他说猴 子身上的亚洲丝状病毒比非洲的要和缓，而且这种病毒不存在于急性感染后康复了的猴子 身上。我们还可以向公众保证亚洲病毒不会引起人类患病。我们花了近两年的时间观察存 活下来的猴子，对它们进行了消耗性试验、观察是否能在这些猴子身上找到任何病毒的痕 迹。我们什么也没找到。尽管猴子体内继续存在很高水平的抗体，它们对其他动物和它们 的管理员不造成危险。
最后还有一件事需要解决，我们不知道是否能够制出埃波拉疫苗。
如果我们想制成一种安全的埃波拉病毒，我们需要知道被活性丝状病毒感染后，是否 可以防止个受二次感染。如果我们不能保护使用这一方法的人，我们投入全部工作用来培 养一种遗传工程的疫苗就将是无意义的。埃波拉病毒似乎在存活者中不能产生中性抗体， 这种抗体是能够防止埃波拉病毒感染新的细胞的。
我忽然想到雷斯顿丝状病毒?可能被用作猴子身上埃波拉病毒的试验性活疫苗。从理 论上看，很有可能性。但在实践上，依据我们有限的知识，用这种方法培养疫苗简直就是 冒险。
作为实验，我先行一步，检测了两只感染了雷斯顿丝状病毒的猴子，用以观察它们与 病毒的接触是否同样能保护它们不受致命的扎伊尔埃波拉病毒的感染。我给了两只猴相当 大的剂量，大过自然感染中应有的剂量。
结果很复杂：一只猴子完全没有感染甚至没有发烧，而第二只死于埃波拉。回想起 来，这次实验确实取得了一些从来没有过的结果：首先对一只被注射了致命剂量的扎伊尔 埃波拉病毒的猴起到了保护作用。后来我放弃了对猴子的研究。我大爱它们了，不忍心伤 害它们。
当我们结束这一工作的时候，另一种病毒正在等待着我们。这是我们以前研究的一 种，它比埃波拉更独特。现在它该更多地揭示它自己了。我们就要进一步与克里米亚的刚 果出血热打交道了。
沙漠热
在沙特阿拉伯、麦加圣地及附近的吉达发生了数起“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病例。这 引起了沙特政府的警觉。在这个国家里无人了解这种疾病及治疗方法。鲍勃?方丹 （BobFontaine），是主持“疾病控制中心”沙特地区流行病学培训项目的流行病专家，他 建议沙特政府邀请我去当顾问。
这事正好发生在每年一度麦加朝圣临近之际，世界各地穆斯林朝圣者纷纷前往麦加。 除了朝圣的传统习俗之外．朝圣者还要奉献牲畜，供当地的穷人分食。每年来麦加的朝圣 者有两百万，因此需要屠宰大量牲畜。鲍勃已先追踪查出病毒来源于屠宰场。所有的发病 人都接触过新鲜的羊肉。大多数患者是屠宰场的工人。沙特当地的阿拉伯人看不起这种低 贱的工作，只好留给周边国家的外来劳力去承担。这些粗旷、能干的屠宰工有个坏习惯， 当双手忙着干活时，他们就把带血的屠刀含在嘴里。
我们面临一种可怕的前景：大规模的疾病爆发与朝圣有关。鲍勃与他的同事制定了控 制的措施。
我被邀请到麦加演讲“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我不清楚我会受到什么待遇，其实我 不必担心，与会者对此十分关注，他们知道麦加和吉达都有这类病例，急于了解更多有关 这种毁灭性病毒的情况。我先给他们讲了发生在迪拜（Dubai）一所医院里的一例“克里 米亚刚果出血热”。迪拜是波斯湾的一个盛产石油的酋长国（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酋长国 之一），沙特阿拉伯的邻国，一位大量出血、陷入休克的病人，被送进急诊室，外科医生 们竭尽全力抢救他，在必要时还用了人工呼吸，但最终未能挽救他的生命。几天后，急诊 室的医生们到了，同时还出现了休克和大量出血症状，他们最终被病魔夺去了生命。
我望着面前无数张面孔，接着讲述了另一个类似的另一例，这个病例发生在巴基斯 坦。
“1976年在巴基斯坦的拉瓦尔品第地区，一个牧人被迭进医院。当时他吐血。外科医 生不知道他得了什么病，给他进行了手术，但没能救活他的生命”，几天后那位外科医生 自己也死了。
这时我注意到大厅后排有一阵骚动，一个男人站起身，说：“我认识那位医生，这事 太可怕了，当时我们所有的入都感到作常震惊。”
接着是一片寂静，我等了片刻想知道这位男子是否还有话要说，他没再说什么。
我继续讲，这种病毒最初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苏联人发现的。事情的经过是：一群 苏联士兵被派往克里米亚半岛上一个被战争破坏的农村里，帮助收割，不久，许多士兵染 上了奇怪的疾病，这种疾病的特征是出血和休克，死亡率高得惊人。这种病毒跨越里海传 播到保加利亚。实际上这种病毒的入侵在保加利亚已经成为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迫使保 加利亚人生产疫苗与之抗衡。这种疫苗是从接受过活性病毒感染的老鼠脑子里提取的，而 病毒本身因加入福尔马林（甲醛水溶液）而停止活动。我是在塞萨洛尼基（Thessaloniki） 的一个饭店房间里看到这种疫苗的。这个城市位于保加利亚边界的南边，接近希腊。我同 许多国际知名的病毒专家在一起，把一位资深的保加利亚病毒学家团团围住，他手里举着 一个玻璃瓶，“这就是疫苗！”他自豪地宣布，仿佛见到这玻璃瓶就可以让我们相信疫苗 的功效。
他声称所有派驻前线的士兵全部都接种这种疫苗，没有一人再染上这种疾病，但他没 有向我们透露有关疫苗的进一步详情。另外，保加利亚是个共产主义政权的国家，所以我 们虽然重视他们所说的疫苗情况，但总的说来对此还有所怀疑。
后来这种疾病再度被发现。这次是绕了半个地球来到了中国的遥远地区，喜马拉雅山 北边的新疆。由于地理上的原因，“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被中国人称为“新疆热病”。 塔克拉玛干沙漠和戈壁滩都在新疆境内，该地区气候恶劣，沿丝绸之路的古贸易城镇的遗 迹就隐藏在这片荒芜的废墟里。汤姆?莫纳思（Tom Monath），研究黄热病的专家，也 来自“疾病控制中心”，他讲述的在中国经历的那件事与我在塞萨洛尼基的经历摹本相 同。当他问起“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这一疾病时，一位官员给他看了一小瓶装有同样用 福尔马林抑制活动的疫苗，并详细解释它的功效，只是从未说明它的作用如何，疫苗是用 什么制成的。尽管我们满腹狐疑，但我们都一定还记得“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是一种急 性病。也许能用一种简单的疫苗来预防，也许中国及保加利亚专家已经在继续研究探索。 实际上，中国和前苏联一直对出血热疾病的研究很感兴趣，据我们所知，苏联军队确定了 一个巨大的实验规划来调查这些疾病。
1956年，这种病毒最终从一个垂死的男孩身上分离出来。这个男孩当时在非洲的刚 果，因此就采用刚果作为病毒名字的一部分。这种病毒是巴尼亚病毒中的一种，由扁虱携 带、传播，这些病毒可以通过许多牲畜传播，尤其是绵羊和山羊。“克里米亚刚果出血 热”主要是由硬扁虱传播，硬扁虱在于燥、炎热的地区繁殖很快，人感染病毒是通过以下 途径，即：硬扁虱的叮咬、接触感染了病毒的动物的鲜血、或接触病毒感染了的病人的鲜 血和肌肉。
我先给沙特的与会者讲了“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病”的历史，接着又给他们讲述我们 早期在非洲进行的有关“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病”的调查。1986年，在南非，乔和我调查 在卡拉哈里北部半沙漠地区突发的一连串起因不明的出血热病。据我们了解，其中许多病 例与遥远的牧羊场有关，1989年，我们俩又到塞内加尔调查“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病”。 我们参加这次调查，起因是一位名叫马克?威尔逊（Mark Wilson）的研究者在弗罗的偏 远的萨赫勒地区研究当地的动物和昆虫。在调查的过程中，他发现动物，主要是羊染上 “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病”病毒的比率高得惊人。人染上这种病毒的比率是否也同样如 此？这情况还很难弄清楚。萨赫勒是一个沙漠地带，寸草不生。这片荒野上没有医院、医 生、诊所、商店和交通工具，只有沙漠、荆棘、时隐时现的水坑。游牧人的牲畜聚集在水 坑周围，发出轻轻的叫声。此地汪沙扑面，衣服、眼睛、鼻予、嘴里，都吹进了沙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