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地居民多是游牧部落，他们沿着撒哈拉沙漠的南边，赶着牲畜千里迢迢寻找水源和 牧场。这群可爱的人多数是穆斯林。他们过着艰苦、自律的生活，男人放牧时，其他大部 分劳动由女人承担。她们汲水，舂米。舂米时把六尺长的木杆挥舞过头顶。极有节奏的善 米声音与她们那高条、妩媚的身影颇有韵味。
当地的男人可以娶妻纳妾，但他们到底有多少只羊，穆斯林教有规定他们无权知道， 不然就会给他们恶运。羊群已属于真主阿拉的，只有他才有权知道这一切。这就给马克的 工作带来困难。为了研究，他要搜集资料。必须知道当地牧羊的数量。既然这样做要触犯 当地的习俗，他只好想出另一个可行的办法：数羊粪蛋。每天清晨，他就去羊群过夜的荆 棘丛中，清点新鲜的羊粪蛋。虽然这不是统计羊群数字的最好办法，但在当时的情况下， 他是尽力而为了。
我们到了萨赫勒，就同牧民住在一起。他们热情、慷慨，为我们搭起了两座茅草屋， 这房子与蔓藤凉亭联在一起。可我们宁可在屋外宿营，因为茅草房离鸡棚只有三尺远，一 大清早公鸡喔喔叫，我们无法躲避。当地牧民对此已习以为常。我想唯一解决这个问题办 法就是把鸡杀掉，炖锅鸡汤。
我们很想知道这一地区发病时的情况，如发病时如何进行治疗？但找出答案确实很困 难。我们花了几个星期的时间详细询问当地牧民，他们很友好，也很合作，但我们未能发 现有关“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病例及死亡的任何迹象。
我们在动物身上发现大量“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病毒，但没发现人染上这种疾病。 我对沙特的听众说：“也许在这一地区，病毒有所不同，它只传染动物，对人没有危 害。”或者是牧民对该疾病已经有了抵抗力，或是染上这一疾病的人士部死亡了，我们从 未得到真实的情况。关于病毒的情况这些部落的牧民守口如瓶。我们无法找到任何线索。 “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发现已经半个世纪，但至今它仍然是个谜。
驱车前往麦加前，我先去了利雅得，然后又到了吉达。在吉达，我碰到了麻烦。我单 独前往吉达，直到我登记要住进我事先订好的一家四星级法国饭店时，我才知道有问题， 前台服务员惊恐地看着我。
“对不起，女士，”他问，“你的男伴呢？”我问：“什么男伴？我为什么需要男 伴？”
服务员一脸窘迫，这时我才想到在这个国家，女人不应该一个人出游，一定要有男 伴，更何况，是要单身住进旅馆。我只好请他们把经理叫出来。
经理一出来，就认出了我。他曾是塞拉利昂首都弗里敦市的玛咪约科 ( Mammyyoko ) 饭店的经理。这家饭店也是索菲亚特尔的全球连锁旅馆之一。他十分抱歉他说，他不能冒 险让一个单身女子住进饭店，还说专门负责宗教事务的警察随时会出现，一旦被发现，他 的旅店就要关门停业。
我问“那我该怎么办，我是沙特政府请来的客人！如果我睡在大街上，他们会怎么处 理？”
最终问题还是解决了。他们做了些手脚，更改了许多登记项目，才收容了我。确信不 再节外生枝，我到饭店的咖啡馆去吃午饭。侍者走过来，礼貌地请我移到“家庭房”用 餐。我同样礼貌地告诉他，我没有家人随行，我在这儿觉得很惬意。侍者只好提心吊胆地 给我上菜。显然他是奉命要所有的落座的女客，包括我们西方人都移到“家庭房”，不能 与男客混在一起。我也打消了去游泳轻松一下的念头，那也是“女士止步！”我只好把自 己关在房间里。
第二天，我与我的邀请人，沙特阿拉伯卫生部的几位医生碰头，他们身着白色的、长 长的、飘垂着的长袍，戴着方格头巾，彬彬有礼地询问我的健康状况，一切是否正常，食 宿是否安顿好？
我笑着回答“很好，一切都很好，没有问题。这回我可见了世面。”
“见世面是什么意思？”他们追问。接着又说“你肯定是碰到了麻烦。”
“不，一点没有，”我向他们保证“就是见了世面，仅此而已。”我又重复一遍。过 了一会儿，我又说：“我想现在我可知道黑人在南非是什么滋味了。”
他们终于明白了我的意思，开始笑了。他们知道了发生的事情，有点尴尬。虽然当时 食宿安排令人不愉快，但以后我全部逗留期间一切都很顺利了。我发誓绝不再跨进这个国 家。
鲍勃?方丹和他的同事完成了调查。他们断定“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也许在沙特阿 拉伯一直就存在，只是发病率不高。只有在朝圣者中间这种病毒才得以传播。他们为了满 足祭把的需要，沙特从世界许多国家进口了牲畜。这些国家包括苏丹、伊拉克、也门、伊 朗。上述国家的许多地方都有硬扁虱，也许这也就是“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病毒。从新 西兰进口的羔羊干净，健壮。但问题出在屠宰场的工人身上。屠宰前，他们把所有的羊都 关在一个大的羊圈里呆上几个星期。所以伊拉克羔羊身上的病毒很容易传给新西兰羔羊。 屠宰之前，羔羊可能染上了病毒。
在鲍勃的倡导下，沙特政府想方设法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所有进口牲畜都必需检 疫。这样做的结果是：在朝圣季节“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病毒已不再像过去那样出问题 了。
以后我在巴基斯坦工作时，我告诉当地的男人----当然是穆斯林了——我曾在麦加做 过报告，这使他们大力震惊。一位白人妇女去过麦加！还作报告，简直不可思议。
1986年，为了追踪“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病毒，我和乔去了南非。霍斯特?库斯纳 （Horst Kustner），比勒陀利亚的卫生人口发展部专门负责流行病工作的主任，邀请我 们前去调查该疾病的发病情况。该机构与美国的“疾病控制中心”的职能完全相同，只是 没有“疾病控制中心”丰富的信息资源这一有利条件。霍斯特五十多岁时曾在“疾病控制 中心”工作过，在南非唯一的一个流行病研究部门任主任时，完全是单枪匹马工作。我们 在比勒陀利亚办公室见到他时，他显得很焦虑。“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令南非卫生部门 负责人忧心忡忡。他们认为只有真正了解这种疾病对人体的危害，才能确立一套防疫措 施。听了霍斯特简要介绍情况后，我们决定建立一个“疾病控制研究室。”
“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是一种很难研究的病毒，原因是在地理位置及发病时间上， 病例总是很分散。病毒的实验工作也受到阻碍，其原因是动物染上这种病毒而发病的可能 性几乎是零，不幸的是人类却无法逃脱病毒给他们带来的恶运。
接下来我们去拜访鲍勃?斯旺波尔（Boh Swanepoel），一位老朋友，著名的出血热 病专家。他在约翰内斯堡有一个第四级病毒隔离实验室，这是仅次于美国国内的世界一流 的实验室。我们不仅需要鲍勃的帮助，而且还了解到他上在做这些病例的实验诊断。鲍 勃，这位身材矮小、精力充沛的专门研究动物病毒的专家，几年前离开津巴布韦（当时叫 罗得西亚）前往南非工作。他进入克鲁格公园野生动物保护区，从大量奇特的乌和动物身 上采集血佯，他也因此而出名。调查结果令他吃惊，除了非洲的旋角大羚羊外，所有的动 物都有“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抗体。这一发现确实很了不起。鲍勃研究所获资料不仅使 我们兴奋不已，更重要的是这些资料表明，“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病毒在野生地带广泛 传播。1984年，鲍勃曾在泰格伯格医院（Tygerberg Hospital）调查过受病毒感染而发病 的九例病人，其中两人死亡。他告诉我们，庸情不是很严重的所有病人，都与这些病人及 他们的血液有过直接接触。到此为止，可以证明，在南非出现的所有“克里米亚刚果出血 热”病毒感染都与屠宰牲畜，扁虱叮咬有关。令人吃惊的是，非洲的鸵乌却养得羽毛丰 满。
我们想同鲍勃见面谈谈应该没有问题。准知道与他通话时，他的口气听上去极不情 愿，我们一再坚持，会面的时间才定下来。霍斯特派他的统计专家，安娜密克?米德尔库 普（AnnamikMiddick00）也来参加。我们在鲍勃的办公室等鲍勃时，安娜密克显得局促不 安。鲍勃进来后，一付敌视的样子。后来，我们才知道他与霍斯特已不来往。我感觉他们 之间的矛盾还相当复杂，他们各自为政。
我们的问题，一方面我们的调查需要鲍勃的帮助，因为他能提供一流的实验室设备和 疾病的鉴定，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霍斯特的帮助，他会给我们配备流行病专家协助工作。 我们应流行病研究员的邀请，帮助他们解决问题。我们感觉到双方关系紧张，科学界这类 事情并不稀奇。但这次麻烦的是，双方都是我们的朋友。
我们决定抛开杂念，集中精力解决眼前的问题。我们听从鲍勃的安排。他同我们讲了 心里话，心情好多了。
他告诉我们自1981年他便开始在南非做人体上的“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调查记 录，所有病例都是在他的实验室里诊断出来的。他见到第一个病人的鲜血是从一个12岁 男孩身上抽取的。这个孩子与他的朋友一起去“先锋队”夏令营露营。这些男孩走进灌木 丛中，在大草原的树下露宿了一晚。所有的南非儿童都要参加这些活动，安排这些活动是 为了让他们了解自己的国家。这个男孩从夏令营回来就病倒了，检查发现他头顶上有可疑 的肿块，一定是扁虱咬的。
这个男孩的病情急剧恶化，大出血后死亡。
把病毒从这个男孩的血液中分离出来后，鲍勃带了一条毯子驱车前往夏令营，找到了 男孩宿营地点，把毯子铺在草地上，这是昆虫学家捕捉扁虱的最原始的方法，第二天毯子 上爬满了扁虱。
我们与鲍勃达成协议。我们同安娜密克及霍斯特派来的几位年轻研究员前往金伯利 （Kimberlev），我们采集的样本则送到鲍勃的实验室化验。鲍勃还答应让他在金伯利的 病毒接触者为我们的研究提供资料。而霍斯特仍留在比勒陀利亚。这样一来他们俩就不必 见面。
要采集的样本实在大多了。我们在牧羊场和医院，从六百人身上抽取血样。此外，当 地一位极为能干的兽医从二千只动物身上抽取血清供我们研究。
虽然金伯利以钻石采集闻名，但医院里大多数染上“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的病人都 来自遥远的卡拉哈里沙漠（KalahariDesert）北部牧羊场。去年，金伯利医院有九名患者， 其中一位是牧民，已死亡。前年，有位护士也死于该疾病，这就说明该医院隔离护理方面 还有漏洞。现在我们看到医院非常现代化，管理严格，为“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感染者 设置了专门病房。病人在那里得到很好的看护，许多人都痊愈，这可是件了不起的事情， 因为“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是一种死亡率很高的疾病。
得到医院的支持和合作，我们把医务人员组织起来，分成两组，一组在医院里搞调 查，另一组到36个牧场调查了解“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流行的情况。在一望无边的原 野里，有大片的牧场，有些牧场地广人稀，几乎见不到羊群。在这片荒凉的土地上，宏伟 的景观与单调的生活并存。不是所有人都能在此生存。我发觉当地的祖籍欧洲的白人牧民 极为好客，也十分粗鲁，但有时令人无法理解。一次我们去牧场。一到那儿，就发觉我们 被监视，有两双眼睛在农舍房门后一直窥视着我们。我们走近，才看清是两个男人，当地 牧场主的儿子。从他俩的表情及一举一动，看得出他俩有严重的智能障碍。这就使我们很 快推测这些牧场里，一定有不少的近亲通婚。因为这里的情况是：牧场主白人一家与雇佣 的黑人住在牧场上。牧场与牧场之间距离很远，所以近亲通婚就不足为怪了。然而这些牧 民生活中的甜酸苦辣有谁过问过呢？一位牧场主拿出一个记录雨水情况的本子给我看，上 面记录着过去二十年的降雨量。最后一次降雨是1977年，现在是1987年。整整十年，没 下过一滴雨。
一走进当地白人的房间，就像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外面的荒漠似乎不存在了。起居室 里摆满了安乐椅，上面套着华丽柔软的椅套。屋里还摆放着精巧的咖啡桌。环顾四周，到 处都摆放着黄铜制的装饰物和小玩意儿----这些都是这儿的主人到世界各地旅游带回的纪 念品：一双荷兰木履。上绘有蓝色的风车，微型的埃菲尔铁塔。凡有外人来必定热情招 待。午饭经常是一大锅炖羊肉。这倒让我想起在福克兰群岛上的生活。在那儿，羊肉又称 作三百六十五。因为那里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有羊肉吃。此地也是一样。
我们与外界联系全靠一部老式电话机。拿起电话听筒放在耳边，然后对着电话机上的 讲话筒大声叫喊。乔说这部电话机，使他想起五十年代他的家乡，印地安纳州的乔治镇， 那个只有五百人的小镇。
一位牧民给我们讲了他染上“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的经过。他还记得当时用手打死 了一个扁虱，碰巧他手掌上有一条伤口。三天后，他头痛得很厉害，全身肌肉疼痛，浑身 发冷，只好躺下。他说，他很少因病躺在床上。因为他从未得过病。他不相信“克里米亚 刚果出血热”会把他整垮。躺了几个小时后，他又从床上爬起来，跑到牧场上帮儿子把羊 群赶到一起。就在这时，他鼻子大量出血不止，血小板指数几乎接近零；血液无法凝固。 他马上被送进医院，接受治疗。他算幸运，活了下来。
我们调查结果最终公布于众，结果表明危害人类的“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病毒感染 与牧羊有关。尤其是与当地牧场主接触羊的方式有关。调查结果说明：这就是为什么牧场 主比雇工更易被病毒感染的原因所在。我们在调查结果中还说明，金伯利医院因“克里米 亚刚果出血热”而死亡的病例是异常的。但这并不说明医院里的消毒设备不够完善。实际 上，除了一年前死去的那个护士外，还发现一位实验室的技师带有“克里米亚刚果出血 热”抗体。她在实验室工作，与病毒经常接触，却能安然无恙，确实有些奇特。我们分析 这有两个原因：其一，她在实验室工作时极为小心，在接触血样时总戴手套，没出过任何 意外事故。她从未病倒过，这一点很难解释清楚。这些很可能与她在医院的工作无关，她 被扁虱叮咬过，但无人知晓，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尽管病毒在家畜中广泛传播，人们会经 常接触到扁虱及家畜的血液，但实际上，人感染上病毒的机会还是很少的。
但是人一旦染上了这种病毒，就是致命的。看来我们能做的首要事情是了解我们是否 能使用抗病毒药治疗这种疾病。乔使用雷巴抗病毒素治疗拉沙出血热成功后，我们已准备 把“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作为我们下一个研究目标。但我们发现“克里米亚刚果出血 热”病毒对雷巴抗病毒素极为敏感，我们不清楚在实验室里，它是否能在人体中起作用。 我们不能用动物进行试验，因为这种疾病的症状在动物身上反应不出来。乔和我起草了一 份议定书，内容是在受病毒感染的病人身上进行实验。最终我们得到消息：雷巴抗病毒 素，在接受这种抗病毒药物治疗的病人中取得了很大成功。随后在柏林举行的学术会议 上，鲍勃提出了30位这类病人的有关资料。其中只有1位病人接受这种药物治疗后死 亡，但他死于并发症，与这种急性病毒感染没有直接联系。“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死亡 率至少是百分之三十，在某些发病的情况下还会更高。因此，这些研究的成果象征着医学 研究领域里一个引人注目的进步。研究资料的出版及这种可怕的疾病得以治疗，这一切都 将是鼓舞人心的。
空中教堂
我于八十年代未离了婚。苏珊在我之前也已经离婚。1990年3月，我离开了特殊病原 体部，从此我们比以前更经常相聚，并发现了很多共同之处，尤其在户外活动与音乐方 面。怀俄明州的温德河群山留下了我们和三十孩子滑雪的身影。在科研上，我们已不局限 于病毒性出血热的研究，我迈进人类免疫力不全病毒（HIV）的领域，后来在旨尼亚西部 和其他地方从事该病毒和疟疾的项目研究；苏珊则在细菌疾病部工作，那是我20年前在 “疾病控制中心”从事研究的地方。那里的气氛已经变了，有讽刺意味的是，自从我离开 特殊病原体部以后，我们见面的次数反倒比我们在一起工作时更多了。
日子就这样过了两年。1992年3月，我们打算去科罗拉多的维尔山滑雪。几年前我和 孩子们曾到那里去过，美妙的经历使我们决定再去重游。正是这次旅行使我产生了结婚的 想法。我向苏珊求婚，提议就在维尔山巅举行婚礼。
那得要一座空中教堂，她说。
我打了好些电话询问是否有人在那里举行婚礼。发现这样的婚礼虽不一般，但每年确 有几对情侣在山上举行婚礼。为这些婚礼作证的就是法官巴克?艾伦（Buck Allen）， 多么令人难忘的姓名。他就住在山麓。毫无疑问，也是个滑雪能手。我们从亚特兰大出 发，车子开到了创记录的速度。三个孩子，基特、彼得、安妮和两个朋友轮流开车，一路 不停，终于在24小时后到达维尔山。我的73岁的老母乘机赶来。为了能够到达山顶出席 婚礼，她先坐缆车，然后在滑雪棒的帮助与基特和彼得的鼓励下爬上了200英尺高的小山 鹰巢山。
这是一个灰色圣帕特里克日。巴克?艾伦滑雪上来。我们站在他面前，身后是雄奇的 戈尔山脉。仪式很简短，但很感人。结束后我们下山签署文件并齐聚滑雪小屋用香摈酒来 庆祝。签署了结婚证书后，我们立即投入雪屑飞溅的雪地。在当天山上所有滑雪者中，我 们是唯一外套上别着鲜花的人。
婚姻并不是我们生活的唯一重大变化。因为很快我们便共同在一个从未想过的地方工 作了。现在还是让苏珊来讲这段故事吧。
1991年 9月，乔接到一个意外的电话。电话是巴基斯坦卡立奇市阿格汗大学医学院 （Aga khan University Meticalschool）院长吉姆?巴特利特博士（Dr. Jim Barilett）打来的，还没说几句活，线就断了。过了一会儿，他又打过来。“别担心，” 他说，“这很正常。我们这儿的电话总断线。”
吉姆接着说，乔在“疾病控制中心”研究拉沙热病的同事戴维?弗雷泽向吉姆推荐乔 去卡拉奇工作。两人还没来得及详谈，电话又断了。我听了他门电话中的谈话，马上就 说，“卡拉奇？算了吧。”
我了解亚洲，知道卡拉奇一向以人口众多，环境肮脏、污染严重著称。很少吸引人的 魅力。何况，巴基斯坦是一个严格信奉穆斯林的国家，妇女境遇卑下，我在沙待阿拉伯的 经历已使我对该文化没有好感。乔也和我一样对那座城市不感兴趣。我们把卡拉奇当作一 个玩笑说过就忘了。
但移居海外的确让我们着迷，我们盼着再到第一线去工作，尤其憧憬能够夫妇携手战 斗。如果条件合适，我们甚至想建立自己的科研项目。
后来戴维?弗雷泽从巴黎打来电话。他刚辞去斯猩斯摩学院（Swarthmore College ）院长之职，受聘为阿格汗（Agokhan）的顾问。阿格汗是穆斯林伊斯迈里支派 的领袖，这支教派有数百万信徒遍布世界。戴维负责该组织在穆斯林世界的健康、住宅及 福利工作。在解释了该组织的宗旨之后，他让乔重新考虑工作的事。这次电话没有断线。
阿格汗医学院非常年轻，始建于1983年。阿格汗建立该校的目的是为了用西方的教 学方法与标准培养年轻的巴基斯坦医生。因此这所学校提供的培训水平大大高于这一地区 其他任何学校。弗雷泽与吉姆希望乔担任该校社会卫生科学系主任，给学生讲授流行病学 知识。伊斯迈里在亚洲和东非一些国家建有广泛的医院、诊所、学校和农村发展规划体 系。社会卫生科学系向学生提供去上述地区工作的机会。虽然这些国家的伊斯迈里信徒众 多，但一般人民群众，社区内任何人也都能得到这些医疗和教育、福利等服务。显然，阿 格汗的计划不仅组织有序，而已泽及大众。
至此，我们对卡拉奇产生了强烈的兴趣，至少想去看一看。我们的所见正如事先所 闻，这是一座灼热难堪，尘上飞扬，暴力频繁而又一切乱糟糟的城市，同时又活力无限， 街道上堵塞着人类历史上出现过的各种各样的运输工具，有驴子、骆驼、自行车、手推 车、突突冒烟的三轮拼装车、色彩花哨的货车、摩托车及豪华进口车等等。街巷狭小，于 是动物和车辆常常困在街头达几小时而难行寸步。贫穷无处不在，虽表面不易觉察。街上 常能看到蒙着面纱抱着租来的婴孩的女乞丐。无家可归，在这里并不像在西方国家那样是 个问题。家是最后的安全归宿。如果谁需要有一片栖身之地，总会找到亲戚来收容。作为 巴基斯但的商业中心，卡拉奇是个相当巨富的城市，可是富者极富，贫者赤贫，双双共 存。
尽管我们对卡拉奇并无好感，但阿格汗医学院却是另一回事，对我们是个良好机遇。 我们可以把公共医疗保健的观念传授给这里的师生，他们将会使这个国家的面貌有所改 变，带来良好的影响。和众多新兴大城市一样，卡拉奇的公共卫生问题成堆，政府既无力 进行组织也无能进行人员培训。在这样一个对公共卫生一无所知的国家里，一所私人医学 院要发展公共卫生事业，实在令人鼓舞。
这里潜力无穷。阿格汗医学院的年轻人求知欲强。渴望有所作为。社会卫生科学系着 力发展传染病研究也使我们很感兴趣。如果说卡拉奇在某方面很富有，那无疑就是传染 病。如果乔同意留下工作，他们也为我提供了一份工作，即掌管微生物医学实验室，同时 负责一个分子诊断室，来协助传染病实地考查工作。
经过长时间的深思熟虑，我们决定接受这份工作。1993年6月1日，乔飞往卡拉奇。 两月之后，我同他会合了。就我个人而言，“疾病控制中心”日趋浓烈的政治气氛已使我 厌倦，辞职离去并没有遗憾。
阿格汗医学院看起来橡一座大教堂，由红色大理石盖成，与卡拉奇街景形成显明对 照。我们在安静的住宅区找到一处可爱的居所，使我们能够在其中躲避城区无处不在的嚣 乱，要做的事情很多，时间不容虚掷。虽然霍乱与伤寒正威胁着巴基斯坦人的健康，但我 们很快发现了另一种更危险的疾病正肆意悄无产息地庸卷全国。为了弄清脉络，我们深入 旁遮普邦内地的哈菲扎巴德市（Hafizabad ）往里调查。
一个眼里闪着热情光辉，披着满头金发、身材瘦高的男子，史蒂夫?路比----就像欧 文（Washington lrving）笔下的伊迎博?克兰（lchabod Crane）校长被无头的骑手追 逐那样----被他的助手搀着走在旁遮普邦一个农村小镇狭窄的路上。身后跟着一群杂色人 等，其中有三四个刚从阿格汗大学毕业的学生，还有孩子、山羊、鸡和身穿传统式长袍的 游闲青年，这给当地平淡的生活带来乐趣。
我们继续追踪病毒，这次是肝炎病毒，由路比负责。他是乔新招的助手，来领导社会 卫生科学系的传染病项目研究。巴基斯但没有人懂疫情调查。所以这项工作对史蒂夫很有 吸引力，作为“疾病控制中心”传染病情报所与预防医学所的研究人员，他兴致勃勃地迎 接这个艰巨的挑战。他是和精力充沛能干的妻子珍妮（一位教师）与四个年幼的孩子及一 只高龄的猫一起于1993年 9月到达卡拉奇的。现在，两个月已经过去了，他率领着一支充 满工作热情的队伍深入旁遮普邦追踪病毒，连观光都顾不上。
史蒂夫不仅是领导，还是向导。为了不迷路，他手绘了一张大型地图，并标有记号， 是张绝无仅有的地图。外出调查时，他专走有牛粪砌墙（每一块粪砖上都有砌砖人的手 印）的胡同，这些牛粪后来都成了烧饭的好燃料。哈菲扎巴德拥有人口12万，位于农业区 中心，从莫卧儿（ Mogul）王国古城拉合尔（Lahore）驱车前去得三小时。哈菲扎巴德有 人得了黄疽，这是肝炎的病征，但我们到那并非只为这一种病毒。肝炎按字母排列，有好 几种。黄疽是肝炎的一种症候，即患者的眼睛和皮肤变黄，恶心并虚弱。多数患者同时染 有A型与E型肝炎病毒。在巴基斯坦这样卫生状况落后的国家，发现A型与E型肝炎是不足为 奇的。以哈菲扎巴德为例，整座城市唯一的排水系统是露天水沟。垃圾从各家汇集到水沟 里，然后缓慢地流进溪流，一堆堆腐烂的垃圾满沟都是。
但卫生设施的严重匾乏，不足以解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肝炎患者。弄清缘由的唯一 方法就是调查，收集血样和化验，但困难重重。巴基斯坦自1981年以来就没有做过任何人 口普查。
我们手中的很多数据都是过时的。于是我们决定用自己的方式进行可靠取样。路比计 划每27个区中选户进行。如果你对特寇入群或区域得出结论需要某种方式进行随机取样。 毕竟实际不可能对一个城市的每个人进行抽血化验，然后判断病毒是否在传播。那将会花 去大量人力物力。因此采用某种计算方法对人群进行随机取样然后推衍到整个人群，这同 总统选举或电视收视率调查的原则一样。
但说起来总比做起来简单。当我们走进哈菲扎巴德市的曲折拐弯的胡同时．很准确定 哪一所房子是路比在地图上标示的。我们只能根据出发点来确定自己大体位于哪一个交叉 口。既然是随机调查，我们选定每个区的第一户。这时传染病学家不可缺少的东西就派上 了用场------一个空可乐瓶子。
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找到空可乐瓶子。我门来自亚特兰大可口可乐之乡，当然忘不了 它。一位当地医生负责拿着它，他人为这是一项殊荣。他把可乐瓶子放在地上旋转。瓶于 停下来后，瓶口所指的那户就是我们的样本户。我们就这样找到了方向。
现在我和路比该休息了，轮到巴基斯坦学生上场了，因为我和路比不懂当地居民讲 的乌尔都语或旁遮普语，传染病调查成功的松密在于突破闭门关。一旦你迈进了他们的 门，调查就成功了一半，然后你抓住机会详细解释调查目的，最终让他们同意抽血。要想 一步步成功。则需要感召力，耐心及如簧的巧舌。好在我们的已基斯但同事都有很好素 质，而当地居民亦很配合。他们知道很多人染上了黄疽病，自己也有可能染上。一些人要 我们给治疗。当我们解释说打算找到传染原从而预防时，他们就更欢迎我们了。有时好意 难却，我们就不得不晚点收工。当地没有旅馆，所有调查人员必须走一个小时的路到达邻 近的大城----古吉兰瓦拉（Gujranwala），住进旅馆。沿途公路狭窄并穿过一片稻田，随 时可能被迎面而来的车子相撞。让人胆战心惊。
经过三个星期的入户调查，我们访谈了320 人，多数进行了采血。我们发现有黄疽病 症的患秆多数染上了E 型肝炎，这是一种通过粪便和炊食传播的病毒。当地被污染的饮水 可能是使其广泛传播的原因。这要到血液化验结果出来才能知道。
无论结果如何，我们都警告当地居民注意饮食卫生，防止传染，建议他们喝净水、吃 煮熟的食物。渐渐地，我们的宣传深入人心，他们盛情邀请我们去家中作客，准备丰盛的 肉饭，新鲜的水果和醇美的奶茶款待我们。尽管我们对饮食传染肝病的危险性一清二楚， 并尽量回到旅馆才吃东西，但为了不拂主人的美意，只好又吃又喝，然后等着黄疽的出 现。幸运的是我们都保住了自己的肝脏。
直到我们在计算机前分析了收集来的数据并得到了实验室化验报告后，才着实大吃一 惊。多达百分之七的居民染有肝炎，且不是E型肝炎。E型肝炎患者痊愈并不困难，而这 种肝炎病毒像艾滋病病毒一样通过血液传染，毫无迹象地吞噬生命，破坏重要细胞。艾滋 病毒最终损坏人体免疫系统；而这种病毒在长达十数年的潜伏期内会缓慢而痛苦地摧毁患 者的肝脏，腹部肿胀，大量吐血，最终死于肝功能衰竭或肝癌。这就是C型肝炎病毒。
我们不知如何是好。在美国，患这种病的不到千分之一，而这里高达百分之七。换一 个说法，如果一百个献血者，就有七人的血液中会有这种致命的病毒。为什么会有这么高 的感染率呢？我们想也许像艾滋病毒那样通过共用针头注射而传染。吸毒者中常发现这种 病，原因就在此。但在哈菲扎巴德，根本没有人吸毒。
尽管C型肝炎病毒不像艾滋病毒那样容易通过性接触传染，但不能排除这种可能。然 而在这样一个社会规范严格的传统的农村里，几乎没有娼妓与同性恋，何况有些患者是穆 斯林家庭妇女和孩童。为了弄清原因，我们不得不入户进行深入访谈。这涉及人们的私生 活。一些巴基斯坦朋友劝我们还是算了吧，不要违犯社会禁忌。但我们只能这样做。史蒂 夫说：“试试吧，这没有什么损失。”
于是我们重返哈菲扎巴德。带着很多涉及隐私的问题，担心被拒之门外。然而让我们 惊异而又不胜感激的是我们的担心是多余的，尽管人们局促不安甚至稍显愤怒，但对我们 的问题仍坦率回答，配合得很默契，因为他们知道我们是在帮助他们。
当我们把血样送往当地医院实验室分离，准备运回卡拉奇时，我们找到了揭示传染途 径的第一条线索。这是一个比其他落后地区还算干净的实验室，但装备可怜，只有一台陈 旧的离心机，一架古老的显微镜，几块玻璃片和一个插着几个破裂试管的支架。此外还有 三个针头和三个注射针管，这就是实验室的全部装备。门外至少有六个人正等着抽血。
我们继续调查。尽管当地居民生活贫困，但并不缺少医疗人员，其中一些还是正规医 生。而有些人只是在门口挂个牌子便开始行医，病人不断上门。似乎行医只需要一块木牌 和一罐油漆。另外，正规医生还必须和传统回医竞争。这些回教医生只知道发给护身符和 药水。病人得了小病就找他们，如果得了大病身体虚弱，才想到找医生。他们深信要想恢 复体力，就得找医生打上一针，无论什么针，当然能够打点滴再好不过了。结果多数针都 是维生素，有的根本就是糖水。而医生也乐意让病人打针，不管需要与否，因为可以赚 钱。
诊所里不难找到针头和针管，但令人吃惊的是数量极少，与全城注射人数不成比例。 而这些针头和针管都是塑料制成的一次性用的产品，不能重复使用，更难进行消毒，因为 针管上的刻度会在高温下消失，无法标示剂量。这样，它们在温水里洗一下就算消毒了。
至于消毒设备和液体，我们只在一家医院找到一台电子消毒器，但那座房子根本没 电。显而易见，是大量一次性注射器未经消毒就重复使用，造成C型肝炎广泛传播。
我们继续数据分析，并找到一个相互关系，即染有C型肝炎的患者经常找医生打针。 但注射并非唯一传染途径，输血也造成传染。尽管C型肝炎检测剂于1992年就出来了， 但一剂要花15美元，远比艾滋病病毒试剂贵，所以没人进行检测，也没医院提供检测。 一家美国公司独享该试剂的专利权，所以价码任意抬高。当我们向厂方代表反映此事时， 他只是抱歉地送给我们几剂。如此而已。
作为传染病学家，我们能做什么来制止这险恶的传染病呢？我们可以查出它的传染范 围和传播方式，也可以在医学期刊上公布调查结果。然而当时全世界都在关注爱滋病，C 型肝炎的传播被忽视了。
哈菲扎巴德是个特例吗？还是全已基斯但到处隐藏着这种疾病的传播？为了搞清C型 肝炎的分布范围，史蒂夫率领阿格汗大学医学院的学生奔赴距卡拉奇20里处的村庄德尔 穆汗默德（Dur Mohammed （Joih）调查。这个村跟千万个遍布巴基斯但的村庄一样普 通，但自豪的是它有一个诊所，一个家庭计划生育中心，另外还有两个学校，一个公立， 一个私立。学童们要学习英语、乌尔都语、信德语及惮路支语。当有人来访时，社区工作 人员骄傲地展示各种小册于，以显示当地居民生活的改善。可以说这个村庄没有完全被忽 视，也没有忽视村民的教育。
离开诊所，史蒂夫开始入户访谈。如果村民曾在医院“打一针强壮身体”，史蒂夫就 抽取血佯。绝大多数被调查者曾去过医院，有的还每周定期去，一些病人只发烧、背痛、 痉挛或腹泻，根本下需要打一针，血样调查结果简直让人头晕：百分之八十二的病人曾到 医院“打一针。”
当晚，我和乔正在看CNN新闻，电话铃响了。我们最好的学生之一阿米尔?贾汗 （Aamir Javed Khan）从德尔穆汗默德村打来电话，电话里声音沮丧。
“我和沙普尔在一起”他说。沙普尔米尔扎（ShaperMirza）是实验室能干的技术员。 “我们有麻烦了。”
“什么麻烦？”我问。
“沙普尔刚化验完采集的血样，百分之六十呈阳性。是不是有错误？”
百分之六十？令人无法相信。十个人里竟有六个被感染？我叫沙普尔听电话，想搞清 是否操作上有错误。
“你充分清洗珠串了吗？控制全都准确吗？”
“是的，”她答道，“每份都做了控制，为了万无一失，我还额外检验了汗米尔的血， 他的就呈阴性。”
“读数是多少？”我问。
“读数很高，每一个都很高。”她说。
我们满腹疑团地上了床。第二天我们决定重新检验。结果没有错，仍是百分之六十。 我们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现实：在这个巴基斯坦小村庄里，随意抽样的病人绝大多数染上 了C 型肝炎，而唯一可能的感染途径是开业医生，他们平均一个针头要注射三个患者，有 的甚至次数更多，每次均未经消毒。这真是一个恶梦。
当我们拿其他传染病学者所做的类似调查进行比较后，发现德尔穆汗默德村和哈菲扎 巴德市一阵不是什么特例，只要我们到各个公立医院病房转一圈，就会发现许多肝病患者 都遭受着 C型肝炎的痛苦折磨。我们对此已有所认识，现在终于弄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了。 它和非洲的埃波拉病毒和拉沙病毒的肆虐一样没什么区别。医生或是为造福病人，或是贪 图钱财，在恶劣的条件下根本不考虑起码的卫生安全，滥用医疗器具，造成瘟疫传播。与 埃波拉病毒和拉沙病毒不同的是，C 型肝炎病毒会像艾滋病病毒一样静静地潜伏在病人身 上达数年之久，然后致命地发作。然而我们访谈的医生极少知道他们重复使用针头的危害 是多么严重。甚至有些医生不相信或不在乎这种可怕的后果。
------ 因陋就简，这一基本路线仍然统治着这个贫困世界。
感染了的外科医生
1995年12月的一天晚上，我们在奎达（Quetta）的塞雷纳饭店（Serena Hotel）优 雅的大厅内一张桌子前围坐聊天。我和莱斯利?霍维茨（Leslie Horvitz），还有两位 年轻的外科医生杰米尔汗（JamiI Khan）和沙菲克?雷曼（Shafiz Rehman），乔因患 流感，发高烧，在旅馆中自己房里躺着休息。杰米尔汗和沙菲克都住在奎达行医。奎达是 巴基斯坦北方惮路支省的主要城市，临近阿富汗和伊朗边界。惮路支省主活贫困，人烟稀 少，我们来此是为了了解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的。这两位外科医生很熟悉这种病，他们险 些死于该病，是我帮助他们死里逃生的。
30多岁的杰米尔汗有着一张友善的圆脸和一双聪慧的眼睛，他用大陆特别的带韵律的 英语平静而清晰地向我们讲述整个故事。
“那是去年12月5日的事。我正坐在房间里，突然接到巴基斯坦电台附近一家医院 打来的急诊电话，说一个病人严重腹痛并吐血，让我赶快过去。等我到了医院，检查了病 人，不得不请来肠胃科的医生会诊，他说得照胃镜才能查出吐血原因。
第二天下午，才给病人照了胃镜。因为上午我们都忙于正常值班工作。晚上我在门诊 坐班。他们通知我去给病人手术，因为他们诊断那病人是胃溃疡吐血。
“晚上11点，手术开始了。由于害怕病人大出血，所以我们准备了五六个单位的血 浆。沙菲克医生作我的手术助手。其他还有手术室工作人员。”
这时，沙菲克医生不安地在椅于上移动了一下身子。他比杰米尔汗年轻几岁，身材高 大，英俊滞洒。杰米尔汗继续说道：“当我一打开他的肚皮，就发现腔内所有内脏都在渗 血，尽管我采用了透热疗法等种种手段，还是无法止血。我们猜想病人也许服用了某种止 痛药，严重腐蚀了胃壁，因为血不停地渗出，不可能是胃溃疡。”
我毫不吃惊，因为在塞拉利昂，在拉瓦尔品第，在南非，在迪拜，以及中国都听说过 这样的事情。最近在扎伊尔的基奎特（Kikwit）就有外科医生因手术而被感染，也是出血 不止，得的是埃波拉病。而杰米尔汗所说的病人患的则不是埃波拉，尽管症状很像。他接 着说道：“为了止血，我们不得不摘除他的胃。当我试着将胃取出时，不小心碰破了脆弱 的脾脏，只好也将它摘除。它已经肿了，肝脏也肿了，呈暗红色，失去了正常肝脏的亮红 光泽。整个手术花了两个半钟头，真是场艰难的战斗，沙菲克被沾满病人鲜血的针头扎破 了手指，我的手套也多次弄破。终于在凌晨两点钟，我们把病人推回了病房，离开了医 院。
第二天一早，我去看望病人。他神志清醒并能讲话，但血压仍很低。等我下午三点再 去看他时，他的哥哥说他已经死了，年仅四十六七岁，锡比（Sibi）人。
“我仔细回想整个手术。有件事情提醒了我，当麻醉师把导管插入病人鼻腔时，鼻子 开始出血，麻醉师无法止血，只好堵住鼻子。当时他说这到底是什么病，怎么鼻于出血会 止不住，而且还发烧。他也害怕了，认为病人出血不止一定有什么问题。此外，病人还发 烧。”
听到这里，我感到不寒而栗。一切都吻合了。这是一种流行于惮路支的严重的病毒出 血热病，症状为高烧，出血不止，血压过低，肝脾肿大，吐血并伴有腹痛。病人通常被误 诊为急性肠胃病，然后推进手术室，折腾得到处是血，到处是病毒。
这时，杰米尔汗转向沙菲克说：“术后第五天，星期五的上午，沙菲克太太打电话告 诉我他发高烧，头痛并已全身酸痛，让我过去看一下。见到他后，我开玩笑说，怎么了， 是不是得了疟疾或类似疟疾的病？我陪了他两三个小时，他的几个亲戚也来探望他，而他 则遍身疼痛得直流眼泪。
他不时向我诉苦，而我直嘲笑他。他说这不是发烧痛，而是死亡阵痛，我快死了。他 很喜欢吃一种美味甜肉，说临死前最后的愿望就是吃上一口，并让他兄弟去集市买一点。
说到这，两人忍不住笑了。
沙菲克找了一个奎达医学院的医药教授来诊断，而我则回到医院工作。第二天，这个 教授对我说沙菲克整夜发烧并全身疼痛，可能得了伤寒。他给他服了阿莫西亚。但紧接着 沙菲克又开始下痢，只好打点滴补充水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