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告诉他说：“我在非洲有一定经验，我有兴趣在发展中国家工作。能不能请您给我一 些指示和建议，在我选读基础医学期间应选读哪些学科可以用得上我的经验?"
“你何不跟我的老朋友汤姆?韦勒（T0M Wel1er）学上一年呢？他在波士顿公共卫生 学院（The Schoo1 of Public Health），正在做你感兴趣的那一类工作。”
我便飞往波士顿，拜访托马斯?韦勒博士。他很友好，如果还略微有点保留的活。虽然 早已进入中年，他脸上仍带着一点稚气。他是哈佛公共卫生学院热带医学系系主任，是享有 国际声誉的病毒学家，曾因分离出流行性脊髓灰质炎病毒而获得诺贝尔奖金。虽然从来没有 在公共卫生学院收过一个单纯学医的学生，他还是愿意给我一个机会。我毫不犹豫地转到波 士顿公共卫生学院三年级学习。
韦勒教授长期以来就很赞赏“疾病控制中心”在公共卫生和流行病学方面的专业化成 就。事实上，我的五个同班同学已经在为该机构工作了。韦勒教授建议我也考虑参加这个 “疾病控制中心”。我回到杜克继续上高年级的课程。当快要开始做实习医生时，我向“疾 病控制中心”提出了申请。萨姆?凯茨已经培养了我对儿科医学的兴趣，于是我就到费城儿 童医院在C?埃弗里特?库普（Dr，C. Everett Koop）医生指导下做小儿科实习医士。库普 医生满脸络腮胡子，仪表堂堂，就像一位学识渊博的犹太教教士。他是个极好的老师、杰出 的外科医生，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对待他的病人父母的方式。他的绝大多数外科病案是很小 的儿童，其中许多孩子受着严重的痛苦，通常是先天带来的缺陷。他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本领 能够向病儿父母直接明了他说清病儿病情的性质。他让病儿父母理解病情的危险性。他一方 面从不过分乐观，同时也尽可能现实地让病儿父母抱有希望。他同他的病人的家属建立的友 好关系对我是很大启发。
儿科比其他任何临床学科更为重视预防和公共卫生。试想免疫法对儿童生命的重要性。 我在儿科方面所受的训练，远非走了弯路，而是为自己今后参与公共卫生事业多推进了一 步。1973年我完成了做儿科实习医生的任务之后，下一步就开始了在“疾病控制中心”的 生涯。
1973年7月，我来到“疾病控制中心”在亚特兰大的总部，正好赶上为流行病情报所 （EIS一Epidemic Intelligence Service）来的官员开办课程。我替补即将离职的官员戴 维?弗雷泽（David Fraser）。后者要回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去完 成传染病学专业研究生的学习。我被指派在细菌疾病部特殊病原体分部（The Special Pathogens Branch of the Division of Bacterial Diseases），并参加为流行病情报所的官员开设 的课程学习。这一重要的先期学习预定时间一个月。但是我在这课程中学了还不到一星期。 当我正在听讲时，特殊病原体分部主任罗杰?费尔德曼（R0ger Feldman）走来把我找出。 他身材高大，说话带着隆隆的嗓音，是个难以忽视的人物。他拍拍我肩膀，说：“我要派你 去亚利桑那州的帕克尔（Parker）地方一个印第安人居留地。有报告说他们那里发生了流行 性咽炎。那可能是链球菌疾病，但我们还不能肯定。”
“我什么时候走？”我问道，试着压住内心的兴奋：竟这么快就有了去现场的机会，即 使那不过是咽炎而已。
“你得今天下午就动身，”罗杰说。
那差不多已是早上十点钟了。
每年总有一两个学员从这班里拉出来接受这类委派，因为出现紧急情况，需要有一位调 查人员——任何调查人员——立即赶赴现场。如果你还没有经验的话，可以在现场学到。
我兴高采烈，简直难以相信这样好运。我遇到的第一个流行病听起来似乎是难以相信 的。仲夏期间流行的咽炎！人们告诉我的一切，就是那些病人参加了美国独立纪念日的野餐 会。在我职业预备训练的现阶段，我甚至不知道由食物感染而患咽炎的可能。
我发现在流行病情报所的永恒传统里，你必须要做到的第一件事就是能迅速成为专家。 你必须尽量找到有关这一问题的所有资料，在赶往疫情爆发现场的途中阅读。当然，还必须 请教真正的专家。无论什么佯的鲜为人知的疫病，在“疾病控制中心”通常总会有人知道， 尽管主要是要靠自己。你需要有发现情报并吸收消化情报的本能，又还必须知道怎样聪明地 使用这些情报。虽然指导你的专家过去已经做过这些了，知道其中绝大部分奥妙。但是每一 种流行病都各有不同、各有自身的特性，还得靠自己去解决问题。不仅如此，更要从中学到 一些新的东西。
一旦你收集到你需要的、能使你成为专家的资料，下一步就是尽力收集调查中需用的用 具：拭子、玻璃瓶、注射器、收集链球菌培养组织用的硅冻胶，等等。仓促中你所能做的就 是要记着多带几双干净短袜和内衣。
切莫忘带EPI1证（1号疫情报告）就赶赴疫情现场。这是委任你前往疫情现场的证 书，它确证有关的州或地方医疗机构要求“疾病控制中心”给予支援。作为联邦政府的机 构，“疾病控制中心”必须得到州政府允许才能在该州境内进行调查工作。EPII证书还详 细载明持证人抵达目的地后需要联系的州政府医疗部门的具体人员。你一到目的地后，必须 首先同在亚特兰大的“疾病控制中心”建立通讯联系，以便有人全天候地在那里回答你的问 题、帮助你作出决定。这种训练基本上是在工作中学习，有极富经验的支援和监督为后盾。
作为未经训练的流行病情报所的官员，你总是怀疑自己能否胜任。你脑子里经常想着： 我能找出这一疾病的根源吗？我怎样才能制止这次流行病呢？我要不要设法找到正确资料从 而能够鉴定它并予以解决？我能得到与我共事的州政府和地方人士的合作吗？
亚利桑那州政府卫生部的一位代表在菲尼克斯（Phoenix）市会见了我，他对我说他将 陪同我去帕克尔，那里离菲尼克斯市一百多英里，距加利福尼亚州边界不远。他将提供他可 能给我的任何帮助。帕克尔是个小市镇，地位很重要，是附近好几处印第安人居留地的商业 中心。我抵达的那天夜间便会见了居留地一家小诊所的医生。他提供了他能提出的一切情 况。他讲述得很直截了当。这次流行病是从7月4日美国独立纪念日大型野餐会引起的。自 然，野餐会上有大量美食和啤酒。几天以后许多——不是所有——与会者都病倒了，严重的 链球菌咽炎感染。这位医生已经看了许多这些病人，那些病人的共同点是参加了那次野餐 会。我的任务便是要找出为什么参加了一次野餐会便会有这么多人遇上这种风险，然后决定 怎佯制止这类病案继续发生。从理论上讲，似乎很简单，但是做起来呢？
很快就会知道。
来时在飞机上我读了一些杂志文章，其中有一篇关于流行病爆发的报道，使我想到眼下 的这次流行病。大约十年前，几个人吃了沾染过某种链球菌菌株的食物，患了咽炎。这种细 菌是咽炎最常见的病因。这种感染之所以变得如此严重，是因为一些个人，尤其是儿童，常 常继续发展成严重的并发症。人们已经知道链球菌能引起风湿性心脏病、肾衰、严重皮肤病 和关节炎。虽然这些并发症很少同流行病联在一起报道，其可能性是令人担忧的。我得要快 快行动。
调查一次疫病的爆发，很像调查一个犯罪案件。它包括侦察、随着预感走，仔细搜寻证 据。然而，在流行病学领域内，罪犯是病菌。找出病菌？然后弄清它是怎样进入其人类宿主 的，病菌的动因？为了繁殖更多的病菌，我这么猜想。
但是你要对付的不只是病菌。你必须处理人，尤其是病人。这要求付出一定努力，向他 们说明你正在做些什么，说服他们与你配合。幸好，在帕克尔，这不成问题。这里，人们鲜 明地关心这次疫病的流行，最关心的则是那些负责组织野餐会的个人。这是我第一次在本地 美国人的居留地内，它成了我的重要学习经验。为了打听出信息，需要通过一些权威老人。 我确保不会冒犯任何领袖和长者。我很幸运在非洲的农村时就已经知道了这一重要性。
我决定这次调查应按常规进行，即按照所谓“病案控制研究”制订的办法进行。这是一 种科学的方法，流行病学家用来发现感染者和未感染者之间的最重大差异。如果能够确定这 些差异，特别是食物引起的病菌感染，你通常就接近于精确地找出发病的原因或传染的途径 了。于是我就把参加过野餐会的人分为两组：“病例组”（得了咽炎的人）和“控制组” （没有得咽炎的人）。
好了，现在我已有了对象，我就得想好问他们些什么。我准备好一份问卷调查表，表的 措辞注意使被调查者在回答是或不是时明确地回答出问题。基本上我是要找出线索。那些问 题都有一定的内在逻辑，其中有些是明显的：您参加了野餐会吗？您吃了这样菜、那样菜或 别的什么菜吗？您喝了这种或那种饮料吗？
调查者提出问题要非常注意方式，使人一看就明白，从而作出准确答复。调查中很容易 导致错误结论，就像我在亚利桑州那次做过的那样。人们容易忘记，或者可能作出虚假回 答，说出他们认为是调查者想要得到的答复。他们以为有些事情要告诉医生，有些事情医生 并不想要知道。于此同时，我还得取样。这必须得到我的对象的同意，因此我经常费尽力气 进行劝说。眼下这场流行病，需用的检查材料是拭子。我做好这些检体之后，放进特殊的运 输袋内，里面还放进硅冻胶。硅冻胶能使那些细菌存活到运抵“疫病控制中心”实验室之 后。检体将摊放在盛有细菌培养基冻胶（内含丰富养料）的待制盘子里。如果检体里确有链 球菌，它们便会在培养基内长成一堆一堆灰色的圆圆的微生物，四周布满了透明的乳晕。接 着进行的检验结果便会准确他说出我们处理的是哪种链球菌了。
我开始一家一家地访问，跟人谈话，在调查表上做记录，并把拭子枯在他们的喉部。我 毫无困难地证实那次野餐会是这次流行病爆发的一个共同的因素。我的病案控制研究还使我 拣起了另一极为重要的线索。所有那些染病的人在野餐会上都吃过一道特殊的菜：土豆沙 拉。
现在我必须找到那土豆沙拉，——如果还有剩余的话。
我挨家挨户地询问，终于找到有人从野餐会上带回的剩余土豆沙拉。下个问题便是：谁 持有那些土豆沙拉？这又需要调查，一一提出惊人的私人间题。接着我必须申请允许我搜查 人家的电冰箱和冷藏库。我终于在该居留地社区中心的一个冷藏库里找到了野餐会上的好几 种菜肴。作为样品，我小心地把这些珍贵的证据包装起来迅速送回“疾病控制中心”，看中 心的实验室能不能从中培养出那罪恶的链球菌来。
在帕克尔逗留一周后，我回到亚特兰大准备开始下一步的调查，那将在实验室里进行。 在个人电脑问世以前，那时候要获得那些问卷调查表和其他调查谱询的统计结果，我必须把 全部资料都输进统计机上用的穿孔卡片。“疾病控制中心”的六层楼上有一台IBM（国际 商用机器公司）的机器，叫做打孔卡分类机。它只就是／不是的回答进行系统运作，根据卡 片上的打孔将卡片分类。虽然该机运作很快，却必须经过繁复运作才能得到一个答案。如果 回答是“是”，便在卡片上打一个孔，如果回答是“不是”，便不在卡片上打孔。“是”的 卡片将分成一堆，“不是”的卡片另放一堆。如果有好几个层次要分类，那么决定一个回答 的进度就更慢。譬如，我要找出同吃过土豆沙拉的男人相比，是不是吃过土豆沙拉的妇女全 部病了，我就得把所有吃过土豆沙拉的人的卡片分出来，然后再把所有男人和妇女的卡片分 出来。接着我还得把吃过土豆沙拉得了病的妇女的卡片分出来，结果卡片撒满了一地，这全 部过程很令人腻味。现在，我们只需将信息直接输进电脑，再输进几条指令，几秒钟内就得 出了答案。
实验室的结论出来了：土豆沙拉里隐藏着罪犯。显然，那些土豆沙拉做好后就盛在大的 容器里放进电冰箱，冰箱里冷气透进容器需要一定的时间，因而那些上豆沙拉放进冰箱后几 小时内还是温热的——正是细菌污染最好的生存之地。看来当时搅拌沙拉的人已经感染了链 球菌，由于他没有认真注意食物卫生，链球菌便进入了沙拉。那些细菌正高兴能呆在容器的 湿热的中心，即使是在冰箱里，因为稍过些时候就能在它宿主的咽喉后面栖息了。
我们写了一份报告，二号疫情报告，给帕克尔的卫生当局，提出初步建议：除去那些冷 冻的土豆沙拉、让每一个可能喉部隐伏有链株菌的个人适当地注射青霉素。这些措施便够 了，疫情流行制止了，没再发生。我又回到EIS（流行病情报所）开办的学习班上学习。但 是，却是帕克尔那地方爆发的流行病为我培训流行病学的科学方法提供了最实用的基础。不 久我又来到尼日利亚寻找老鼠，向苏丹农村的村民调查有关拉沙热的病况。我还向病人询问 来自巴基斯但的普通医生给他们打针的情况。无论后来面对什么样的局面，我所掌握的基本 方法就是我在西南地区一个小市镇上追踪土豆沙拉时学到的那些。
苦难的儿童
圣保罗的埃米丽奥?里巴斯医院（Sao Paulo's Enlilio Reba Hospital）里拥挤着一千多个 病人，而医院却只有不到五百张病床。那一千多病人，有的躺在走廊里，有的直挺挺地躺在 地扳上的垫子上。凡能找到的每一个角落和隙缝都挤满了病人。他们都是脑膜炎双球菌病患 者。有些病房只收住病儿。
走进那些病房，你看啦，再看啦，希望你看到的不是真实。但是这都是真实的。这里的 孩子们，有的断手、断臂或断腿，有的甚至连鼻子耳朵也没有了。都是脑膜炎双球菌病给造 成的。
脑膜炎是脊髓四周液体受细菌感染。这种细菌名叫脑膜炎双球菌，因而这种疾病就叫双 球菌脑膜炎。它的症状包括头疼、发热、恶心、呕吐。病情严重时会引起惊厥，尤其儿童病 重时容易出现。有时还会导致昏迷。由于血流中也带有病菌，还会产生晕厥和出血。脑膜炎 之所以能使患者失去某些肢体，是因为这些病菌能引起血的凝块堵塞血管，使血流不能通达 四肢。感染了的身体部分变得发黑而坏疽。虽然这种可怕的情况只在大约百分之十的脑膜炎 患者身上出现——在美国，由于某种原因，这是很罕见的并发症——而在巴西这样的国家来 说，其儿童受感染的数字则仍然是相当大的。整形外科的物理治疗师都在极力想法来帮助他 们。
这种肢体组织坏死，发作起来惊人地迅速。起初皮肤上出现斑点，接着皮肤就开始变黑 并脱落——掉下一根手指或脚趾，甚至鼻子或耳垂，很像严重的冻伤造成的。
与此同时，还有许多别的儿童因肾功能衰竭而处在死亡的危险中。肾功能衰竭是脑膜炎 的另一并发症。只有一个办法可救这群孩子。这是一种叫做腹膜透析的方法。我生平还没有 见过这么多孩子接受这种类型的透析。当肾脏不能进行其正常功能排除血清中的杂质和多余 的水份时，腹膜透析可以给予帮助。做法是将管子插进覆在肠子整个表面上的腹膜，通过管 子将液体注入。腹膜是可渗透的，它可让注入的液体和其他物质通过。注入腹膜的液体主要 是清洗血流中的毒素，通过插入的管子排出体外。显而易见，这液体需要经常补充和换新。 由于这样做起来很麻烦，所以腹膜透析只能做上几天，希望在此期间能让肾脏获得足够的时 间恢复功能。假如腹膜透析连续使用较长时间的管子，而不换新的，便有造成感染的高度危 险。
双球菌脑膜炎这种细菌是小而圆的微生物，经用格拉姆氏染色法（Gram's Stain）处理 后置于精巧的显微镜下便呈现红色。这些微小的红色球菌通常都成双地出现，故而定名为双 球菌（Dlpcocci or double cocci）。脑膜炎双球菌有好几种不同的类型，最重要的是A型、B 型和C型。这次在巴西爆发的是A型，这是一种呼吸的疾病，意思是细菌是通过空气传播 的。它容易从一个人传给另一个人，由鼻子的分泌物或口中飞沫传染。脑膜炎之所以能如此 凶恶，是因为如有一人得了这种病，就有十个人带菌，不过暂时还没病倒。因此，任何时候 一种传染病，像现在这次爆发的，人多的地方，密切的接触，最易于迅速传染，即使在很健 康的个人中也在所难免。
正如十四世纪欧洲流行黑死病期间出现的情况一样，许多巴西非常有钱的人都干脆逃往 国外，等疫病停息后才回来。没有钱逃往国外的人则躲在自己家里，并拒绝让他们的孩子上 学。这次流行的传染病进一步加深了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嫌隙，大部分是因为富人们认为这次 灾难是低层阶级引起的。惊慌中，富人解雇了他们家的佣人而不是将佣人留在家中。富人们 以为采取了这一步就会减少他们被传染的危险。巴西贫困的人民大众因此更穷了。因此，无 论怎样，穷人总是流行病的主要受难者。
正是那场空前的脑膜炎的流行，我于1974年来到了圣?保罗。对于流行疫病我已并不 陌生了，我在流行病情报所已经两年了，不过还从没遇到过这么大的疫情。我接受的特定任 务是同泛美卫生组织（PAHO）以及巴西政府一起工作，估定疫情在各大城市流行的范围并 协助制订控制疫情的策略。在圣保罗，病案数字估计有两万。我到达那里时，有报告说里约 热内卢（Riode Jarieiro），贝洛奥里藏特（Belo Horizonte），以及巴西利亚（Brasilia）都出 现了疫情。巴西全国的疫情病案数字估计超过12万。不仅大城市流行，甚至人口不太密集 的社区、医院和诊所也都挤满了患者。毫不奇怪，每一个感到轻微头痛和发烧的人都跑到医 生那里去，生怕自己已落进了脑膜炎的魔爪。医生和药剂师们在过多病人的压力下，工作更 加艰难了。
巴西的情况助长了疫情的传播。病菌在人口过剩、极度贫困的环境中繁殖。这里的贫困 跟我在扎伊尔见到的完全不同。在非洲，至少还总是有点生存所必需的经济在运行：防止长 期干旱，人们通常总能种点粮食足可温饱。我从来没见过任何像圣?保罗这里的情况。这里 的贫困，超乎想像，像瘟疫一样任意肆疟，把整个里约和圣?保罗地区变成了骇人的贫民 窟，暴力与致命的病原体的肥沃的滋生地。人们告诉我：圣?保罗的贫民区，通称 favelas，座落在该市周围的斜坡上，每年以五十万人的速度增长着。贫民窟的居民大部分来 自农村，那里已无法为生，被城市里的工作机会引诱而来。随着已西人口的迅速爆炸，导致 了寻求职业和资财的剧烈竞争。在里约，以及较小程度上在贝洛奥里藏特、贝伦 （Belem），圣萨尔瓦多（Sam Salvador），和福特莱萨（Fortaleza），都有与此相同的景 况。事实上，全世界都以空前的速度在向城市化发展。在那些贫民窟里，空间极为有限，人 们到处打桩圈地，为自己找一片存身之处。典型的贫民窟里，其住处是白铁皮，粗麻布和纸 板用铁丝绑在一块搭起来的棚舍组成的大杂院。到处见到的是衣衫破烂、混身泥垢、长满了 疥疮和其他寄生菌的儿童在污泥里玩耍。人们家与家的界限无法分清，根本就没有个人空间 这回事。对于这些城市贫民，个人隐私是超乎想像的。室内地是泥土的，全部家具只是三两 张床垫、几张垮坏了的椅子，可能有一块破烂了的地毯或一张破旧的木床。大家挤在一起睡 觉。自然，卫生设施实际上不存在，一旦下雨，那些贫民窟便都成了污泥的海洋，臭水和污 物散发着难闻的气味。
那可怕的流行病跟泛美卫生组织官员们的低效率也有关系。他们对于怎样处理紧急情况 很少注意，更缺乏动力。在那些日子里，泛美卫生组织的官员们来自其他拉丁美洲国家，他 们只讲西班牙语，从未学过巴西人的母语葡萄牙语。这样一来他们同巴西人的关系便不那么 融洽，从而严重地影响了泛美卫生组织处理疫情的能力，他们常常发现自己被切断在决策过 程之外。（我们只能希望这现象现在已经消除。）由于我不想自己也靠边站，所以我尽可能 快地学习葡萄牙语。假如我想要做成任何一件事，我必须想到怎样同泛美卫生组织维持良好 关系，同时跟巴西人结成真正的联盟。
在这样的形势下，还有一线光明的希望。脑膜炎双球菌是对青霉素高度敏感的少数几种 细菌之一。青霉素是价廉而又有效的抗菌素。问题在于，感染初期，很难肯定谁感染了脑膜 炎双球菌，谁没有感染。如果谁得了，发作得快，就得赶紧治疗。那些日子里，巴西举国惊 慌，无论害了什么病，都怀疑可能是脑膜炎。
在贝洛奥里藏特，米纳斯吉拉斯（Minas Gernis）州的首府，我同该州卫生实验室合 作，协助培养诊治流行脑膜炎的技能。做这工作，志气、耐性和良好意图是重要的，但是随 机应变的能力更为重要。当我们把一些不同类型的实验室合并在一起之后，却还缺少一个细 菌培养器，那是培养细菌的一件关键性设备。一位名叫乔治?戈尔曼（George Gorman） 的“疫病控制中心”的技术员在一个旧木柜里装上一个灯泡和一支温度汁，就成了可代用的 细菌培养器。假定这个细菌培养器是我们的暖房的活，我们还需要“花盆”来培养从可疑病 人那里采来的细菌。我们就用插蜡烛的瓶子来代用。蜡烛燃尽了氧气，瓶子里满是二氧化 碳。脑膜炎双球菌就渴求这样的环境。它们一得到这样的环境就很快繁殖。把这些繁殖出来 的群体，用格拉姆氏染色法加以处理，放在显微镜下，如果确是脑膜炎双球菌，就会现出典 型的红色双球菌来。
我们很幸运，因为有一种流行脑膜炎的疫苗问世了。那是六十年代未洛克菲勒大学 （Rockeffeller Universitv）的埃米尔?戈茨利克（Emil Gotschlich）发现的，是一种醋类疫 苗，对预防A型和C型脑膜炎双球菌很有效。这种多酪疫苗是脑膜炎双球菌多糖外衣的分 子做成。人类免疫系统对这种糖外衣的反应，就像对脑膜炎双球菌一样。这样产生的反应， 对日后有人如真的碰上脑膜炎双球菌时，就能保证免疫。碰巧，巴西这次流行的脑膜炎正好 主要是A型的双球菌，其余一部分是C型的，这种疫苗对它们很可能是有效的。
巴西政府大力推行了一次注射疫苗运动，取得完全的胜利。在那疫病流行的两年里，卫 生局为六七千万巴西人民（相当于1974年总人口的百分之七十）成功地注射了疫苗。那么 多的生命得到挽救，那么多的儿童免于破相或残废，举国为之欢腾。只遗憾注射疫苗运动开 始得还不够早。当运动开始时，已经有五千到一万人死于流行性脑膜炎了。
1976年正当我将结束在巴西的工作之前，忽然接到“疾病控制中心”的顾问比尔?费 奥基（Bill Feoge）打来的长途电话。比尔后来成了本机构的主管。他身材细瘦高大，对自 己的工作抱着一种救世的热情。他的奉献精神和诚实直率的品质，对于从事公共卫生工作的 人（包括我在内）来说，他是个好导师，而对某些官僚政客来说，则对他深怀戒备。他在电 话中告诉我说“疾病控制中心”有兴趣在塞拉利昂（Sierra 1eone）建立一个野外工作站来 研究二种新的疫病。我特别注意听他的话。
“我知道你已有在非洲工作的经验，”他说，“我想知道你愿不愿考虑担任在西非研究 一种新疾病的科研项目负责人。”
我问他那疾病的名称。
“叫作拉沙热（Lassa fever）”
我的新上司卡尔?约翰逊（Karl Johnson），原来是“疾病控制中心”里“特殊病原 体”小组组长，官职很小，若干年后我自己也担任了这个职位时，我的同僚，灵长目的兽医 博比?布朗（Bobby Brown）在最好的声望地位下宣称他是个黑猩猩。我见到卡尔时，他刚 从巴拿马回来。他在那边隶属于中美研究分部。他已经花了很多时间追踪一种叫做玛丘波 （Machupo）的新的砂状病毒。一般是老鼠身上携带着这种病毒，对人类造成毁灭性的出血 热病。后来搞清楚了，拉沙热的病因原来是一种砂状病毒。这时卡尔已是四十八岁的人了。 他风度翩翩，如果举止还略微有些古怪的话。身高近六英尺，乱蓬蓬的黑发中已带有不少灰 色，修饰得很古怪的满脸胡须，使他看上去不像是个头脑冷静的科学家，倒更像主张以游击 战略推进革命的拉丁美洲革命家格瓦拉的样子。我相信他很喜欢一个革命者的形象，而不是 一个医学研究者，他的穿着也很随便，特别喜欢中美洲的刺绣衬衣，带低口袋的。尽管说话 柔和，带一种有意宽舒的气派，实际上他是充满紧张活力的人。他一支接着一支地吸烟。 （在那些日子里，许多流行病学家都爱好吸烟。）我跟他处熟了以后，发现他喜欢社交集 会，喜欢跟朋友彻夜长谈，边聊边喝酒，不知不觉间一大瓶波旁威士忌就下肚了。他的热 情、才智和迷人的健力使他的许多崇拜者为之倾倒。
不久，卡尔就发现我对病毒一无所知。可是我熟悉非洲，我熟悉实验室工作——我还熟 悉电脑。这些都为卡尔所赏识。人们都已经很清楚，电脑是分析流行病和实验室数据资料越 来越有价值的工具。1976年3月底，我和卡尔登上了飞往塞拉利昂的飞机。
塞拉利昂位于几内亚和利比亚之间，面积大约相当于美国的南卡罗来纳州那么大，人口 接近三百万。这个国度过去几乎完全被原始热带雨林覆盖，但我现在看到的绝大部分却是非 原始的丛林。滥砍与烧林农耕使那些林木荡然，这片土地变成了地球上最贫困的国家之一。 塞拉利昂十一个主要部族共同使用一种叫做“克利奥”（Krio）的佛兰卡语（Lingua Franca），在首都弗里敦（Freetown）和本国许多其他地方到处都听到人们讲这种语言。这 种“克利奥”语是塞拉利昂独特的洋径滨英语，很类似上、下西非海岸许多前英国殖民地人 民讲的那种洋径滨英语，非常接近南加罗来纳州海岸附近一个小岛上逃去的奴隶后裔们讲的 那种话语。“克里奥”是很有趣却又很古怪的语言，大量借用法语和葡萄牙语，以及其他几 种非洲语言和当地方言，结果形成一种特别表达方式的混杂语言，例如，“How dego一 de9？”，相当于英文的“How are you doing／（你好吗？）；又如，你想说什么事情 发生了，或者你有什么东西，你就用der这个字来表示。如果你没有该东西，你就用“No der”这个短语表示，譬如，说“Cold beer，no der’，这话的意思是说冷冻机里没有煤油 了，你将就点喝温啤酒吧。
回想许多讲这种语言的人的态度，可见“克里奥”语现在完全存在。如果你想要说过去 或将来要发生的什么事情，你必须想出精巧的动词结构。人们着重的是今天发生的事。但 是，如果他们对生活的态度是为了今天而活着，那未，塞拉利昂的人也得要考虑明朝死亡的 前景——拉沙热的威胁。它是本国特有的地方病。你可以毫不错误他说，塞拉利昂是拉沙热 的故乡，尽管拉沙热这名字是从尼日利亚的小市镇拉沙（Lassa）得来的，因为该病毒首先 在拉沙分离出来。该病的典型症状是病人发热、头疼、咽喉剧疼、呕吐、下痢、浑身奇痛、 休克和出血最后导致病人死亡。拉沙热病是玻利维亚出血热的近亲，卡尔在南美一直追踪 它。这次传染此病的罪魁——病毒的贮藏所——是一种非洲鼠：Mastomys natalensis。
要使工作适合于我们。这不成问题。当我们被介绍给塞拉利昂的卫生部长时，他提出的 第一个问题是：CDC是什么？是不是殖民地发展公司（The Colonial Development Company）的缩写？
不是一个良好的开始。
我们向他说明了我们的目的之后，这位部长又问我们CDC每年预算经费有多少。
“大约一亿两千万美元，”卡尔回答说。
他大张了嘴，不能相信。塞拉利昂全国年度财政预算也没这么多。他靠在坐位上仔细打 量着我俩。他决定跟这样有钱的单位合作搞项目是很划算的。
对我们来说，很幸运的是我们在美国大使馆遇到的官员都知道“疾病控制中心”是什么 机构。美国人要制止拉沙热。和平队中的一些志愿人员在塞拉利昂和相邻的利比亚已经染患 了这种疫病。没有人死亡，有一人永远丧失了听力。我们现在的工作是寻找设立工作站的最 佳地方。大使馆给我们提供了一辆汽车，我们驱车来到距弗里敦160英里以外的博城（The townof BO）。视察了那里的医院之后，我们继续驱车往北来到潘古玛（Panguma）镇。 1972年间，“疾病控制中心”曾派过一个小组来到这里对拉沙热进行了大量研究，小组成 员包括汤姆?莫纳什（Tom Monath），肯特?坎贝尔（Kent Campbell），和戴维?弗雷泽 （David Fraser）。潘古玛位于雨林覆盖的群山中一座雄伟的山峰脚下，是一个很小的寂静 的市镇，约有三千居民。这里的医院是爱尔兰的修女们主办的。她们的良好医术和奉献精神 博得人们称道。这医院情况也比我们在博城见到的那所荒凉的医院要好得多，病床较好（都 有很厚的床垫），也都敞亮。修女们正期待我们的到来。她们多少有点小心谨慎，因为她们 已经知道她们的医院四年前就已被记入拉沙热病研究年刊里了，她们对她们的医院在公众心 目中与这种疾病永远联系在一起这一点并不特别热衷，但她们对我们还是十分亲切友好，款 待我们吃了一顿丰盛的午餐，有大米饭，本地产的蔬菜，我们挑选的牧场养的雏鸡，以及牛 肉和山羊肉。而最好的部分则是我们喜爱的星牌啤酒。
“Cold beer，deh．”不但有冷藏啤酒，而且还很凉。我能看出修女们知道怎样生活。 午餐席上，修女们向我们讲述了开办这所医院她们所要应付的各种问题。她们需要洁净的 水。可以想像那是多么难得。她们每天24小时都需要电.那还用说可能。她们到哪里去找到 受过培训的人员？这些对我们都不新鲜了。你在非洲农村，所到之处，都是这些问题。
关于拉沙热怎么样？我们终于提问了。
是的，修女们承认，拉沙热病例继续发生，实际上是经常性的了。
卡尔和我又赶往一个名叫塞格布韦玛（Segbwema）的小镇，位于潘古玛东南约二十五 英里。1952年的科学文献中第一次描述的拉沙热（当时尚未命名）就发生在这里。我们在 当地医院中见到的情况，令我们确信拉沙热一直没有离开过塞格布韦玛。
离开塞格布韦玛后，卡尔和我作出结论，认为我们的最佳战略就是在凯内马 （Kenema）东北的一个村庄里设立一个中心手术室。凯内马是省会，可以保证我们实验室 有足够的用电，同时距离潘古玛和塞格布韦玛两处都不远，易于做病人的工作。我们第一步 便是回亚特兰大，取得对此计划的支持。接着我独自返回凯内马，处理许眄多多后勤工作： 住在何处？如何得到应有的设备，找到能帮助我工作的人员？我们在潘古玛和塞格布韦玛已 确实找到眄多病人，我们将怎样找到有效的疗法呢？
为此计划项目准备了一个月之后，我刚要安定下来正式投入工作，便接到卡尔发来的一 份电报，内容是关于一种比拉沙热更令人注目、更为致命的疾病的新闻。
扬布库（Yambuku）的一位护士之死
扬布库，一个可能在全世界引起恐怖的名字。接到卡尔的电报之前，我从来没有听说过 它，卡尔在电报里描述说，一种不明的出血热病在扎伊尔爆发了，已经有几个人死亡，新的 病案正在继续出现。因为卡尔此时仍在亚特兰大，对他多少有些不利，他只能猜测那是一种 什么病：“可能是拉沙热、或黄热病，或克里米亚冈果热（crimean Congo），或者也可能 是玛尔伯格病毒（Marburg）。
不管是哪种病，有一点很清楚：它传染迅速，致人死命。患者鼻子、牙龈出血，有时身 体其他部位大量出血。严重下痢，使病人脱水，皮肤干薄如纸，眼眶下陷。大多数染患者数 日内便死亡。一切治疗方法都试过，全无效。各种抗生素，都无济于事。维生素也不起作 用。用输液的办法来补充患者体内的水分流失，也无效，这种疾病使患者血管内膜渗透，输 入体内的液体实际上在体内就把病人淹死了。还有很多病人住在很难通往的偏远地区，根本 不可能得到治疗。
我为拉沙热特地赶来塞拉利昂。拉沙热是一种病毒性出血热，1969年首次在尼日利亚 被鉴定。后来传播到利比亚，接着又传到塞拉利昂。在西非以外则从未发现过。譬如，在扎 伊尔，它可以产生像卡尔描述过的那些症状：发烧、出血、浮肿、休克和痉挛等。另一种比 较明显的可能是玛尔伯格病毒。玛尔伯格病毒也叫绿猴病（Green Monkey Disease），其特 征是高烧、出疹、吐血、严重下痢。它得名的由来是它在德国的玛尔伯格（后来属南斯拉夫 的贝尔格莱德（Be1grade），使好几位实验室工作人员丧失了生命。在电子显微镜下，玛尔 伯格病毒一点也不像其他人类或动物的病毒。人类的病毒通常是小而圆，或显椭圆形的微生 物，而玛尔伯格病毒则是长长的蛇形，带着奇怪的环圈和卷曲。由于它的外形如此恃异，有 些人便推测说它是外星球上来的。31位感染病人中，有7位已经死亡。
不过，到现在为止，玛尔伯格仅仅在1967年发生过一次，已经快十年了。后来就消失 了。出现得神秘，消失得也神秘。据信，该疾病起源于从乌干达进口的绿色猴子，凡感染此 病的患者都直接接触过那些猴子的血液和组织。后来“疾病控制中心”的一位研究人员曾到 乌干达去调查，要找出这种病毒的可能来源，以及是否确实是猴子传播的。那次调查未能得 出任何确定性的结论。
玛尔伯格病毒和拉沙热两者的死亡率都很高，但仍不及这次在扎伊尔爆发的那么高，通 常只有大约15一30％的染患者死亡。现在，在扬布库出现的不明病毒仍然有可能是玛尔伯 格病毒。但是，假定它根本不是玛尔伯格或其他卡尔提到的任何病毒，假定这是全世界从来 没有经历过的一种疾病。
那未，怎么办？
卡尔在电报中写道：“如果我们被授权前去调查，你愿意参加吗？”
我非常乐意，别无他求了，我在扎伊尔教过书。我在听起来很像扬布库的一些村庄里度 过好些年。我懂法文（此地人广泛使用法语）和几种地方方言，我从来没做过这样陌生、对 之一无所知的工作。迄今我的经验主要在于细菌学性的疾病如链球菌炭疽病、麻风病和脑膜 炎。只是最近才参与出血热的调查。幸运的是时间问题在塞拉利昂并不那么紧迫。拉沙热在 那里总是有的。如果对扎伊尔的探索开始进行的话，我可以暂停眼下工作站的工作。
目前，无事可做，唯有等待。扎伊尔政府尚需研究一番才能决定是否准许我们此行。这 是很平常的。各国政府很少迅速承认其国内人民陷于政府无能控制的疫病危害之中。一旦承 认，便会使其国内旅游业蒙受严重损害，经常陷入混乱。只是，以扎伊尔的情况来说，国民 经济由于政府推行私人工业国有化的误导，业已调敝不堪。至于旅游业，扎伊尔没有什么可 以损失的，几乎没有什么旅游者前来旅游观光了。旅游者对贫困的人民，破烂的道路，和商 店空空的货架，一般都不感兴趣。叛变士兵杀害学校教师和其他受过教育的国民、以及传教 士等档的故事也已不能吸引旅游者。扎伊尔现在是和平安静了，但却是死者和正在死亡中的 人们的和平安静罢了。
卡尔许诺让我及时了解扬布库的最新情况。与此同时，假定扎伊尔政府最终同意我们前 去调查，我便离开塞拉利昂前往那里继续我做的准备工作。现场调查是一种即时的随机应变 的事。像碰上在非洲心脏地区出现奇特疫情这样的情况，肯定可以得到无限的基金来源。美 国人民夜里不能入睡，担心他们是否将被拉沙热的噩耗惊起。向“疾病控制中心”这样的机 构提供基金，往往直接与某种特殊疾病在美国人口中引起惊恐的程度成正比。疫情出现的地 方愈靠近美国本土，你就越发可以相信美国国会将拨款去进行调查。当埃波拉病毒对弗吉尼 亚州的费尔法克斯县形成威胁时，国会就真的拨款了。就我们眼下要去调查的病毒来说，那 还是遥远将来的事。
在缺乏足够基金的情况下，我启程往塞拉利昂之前，卡尔和我构建了一个第四级病毒 “现场隔离室”（轻便的实验室）。我们设计的这个实验室是一个密闭的小屋，能够在里面 处理易传染的物质而没有感染的危险。它只是一个小间，四壁开了孔口，里面放有黑色乳胶 大手套，可以伸进双手和两臂。虽不能确切地称这是高科技，然而跟我们一起工作的那位工 程师确实做得非常精巧。实验室就架在一张4X8的胶合板上，这块胶合板的作用是支承每 个棱角上的钢杆。实验室置于塑料气囊内，一拉就折叠起来，易于搬运。塑料气囊跟外面鼓 风机装在一起，鼓风机将气囊内空气抽出，囊内呈负压状态，这样就确保即使塑料气囊出现 漏蹿，传染性物质也不会泄漏出来。囊内抽出的空气经过高效粒子过滤器过滤，可以滤出像 病毒一样小的粒子。麻烦在于那些手套用起来很不称手。后来我们认识到最大的危险并非通 过空气意外地将那些病毒吸人体内，而是由于手指被污染过的针头或其他锋利的器械刺破所 致。又过了一些时候，我们明白了真正危险所在，就改为在敞开的工作台上处理从塞拉利昂 拉沙热患者身上取来的样品，这样就能比较容易地保护我们的双手。然而，直到这时，我们 还不清楚我们将要处理的是什么类型的病毒，它是怎样传染的。真正的可能是空气传播的细 菌。
10月19日，当我仍在做前往扎伊尔的准备工作时，“疾病控制中心”的卡尔?约翰逊 （Karl Johnson）和帕特里夏?韦布（Patricia Webb），在英国波登当（Porton Down）的厄 尼?鲍恩（Erie Bowen）以及在安特卫普（Antwerp）的斯蒂芬?帕廷（stefan pattyn）和吉 多?格朗（Guido Vander Grocn）都从死在扬布库的一个病人的血液中成功地分离出了一种 病毒。他们说，这种没有命名的病毒，跟玛尔伯格病毒外观很相似，细丝状的曲屈成奇怪的 环圈，但是对玛尔伯格病毒的诊断试剂却无反应，它似乎应是玛尔伯格的亲属，但是却更加 致命。比玛尔伯格更加致命，几乎比人类所知的任何其他感染都更加致命，来自扎伊尔的这 种病毒在实验室内裂破组织培养细胞，增长速度惊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