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当时还没人知道它，这种病毒已向南方扎伊尔的首都进军了。比利时一位修女的血 液中带有这种病毒。曾经在扬布库一家医院工作的迈里安（Myriam）修女住入金沙萨的恩 加利马医院（Ngaliema Hospital），看护她的是一位名叫马英嘉（Mayinga）的护士，非洲 人。不久，马英嘉也开始出现了早期症状：发烧、头疼、精神欠爽。她曾经看见过这种疾 病，又听说过内地有关该病的可怕故事，她惊恐万状，这是我们大家都能理解的。她心神错 乱，惶惶不安，在金沙萨市内到处乱走，寻找医生，又到急诊室去求医，却不敢面对可怕的 现实，只盼望医生告诉她没事，不过是疟疾，别担心。由于她出入于候诊室和门诊部，她就 冒着将此病毒传染给周围人们的危险。对此她很少懂得。身上的症候使她坐卧不安。她的情 况越来越糟。
人们不知道她首先注意到的是什么，头疼？发烧？吞咽越来越困难？咽候后部剧烈疼 痛？她被这一现实吓坏了，继续对自己否认得了这种病毒，但是又拼命地寻求得到确证，一 个普通的解释。疟疾，一定是疟疾。人们总是害疟疾的。渐渐就痊愈了。
可是马英嘉得的并不是疟疾。
终于，她不能再走动了，住进恩加利马医院。她正是在这所医院里染上了这种病毒的。 住院以后，她马上就成了医院工作忙乱的中心。医生们赶忙为她注入从得过玛尔伯格病、康 复后病人身上取来的血浆，抱着一线希望，但愿能有一点疗效。凡在医院或市内任何地方与 她接触过的人一律隔离起来。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从她血液中分离出的病毒后来竟成了她对人 类的遗赠。我们后来对此前所不明的病毒及其对人体影响的一切实际知识，都来源于她的血 液。10月19日那天，当科学家们在亚特兰大和欧洲鉴定出这种病毒时，我正走出我在塞拉 利昂乡间的往处，看见一辆货车停在附近，司机向我走来，问我知不知道约瑟夫?麦克科密 克医生。我说我就是。
他递给我一封美国大使馆的信，说：“这是给你的。”正是我一直盼待的信息：WHO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世界卫生组织）已得到扎伊尔政府准许去进行调查。给我 的指令是立即前往金沙萨。我请司机把我给大使馆的回信带去，要求帮助安排一张机票。惊 险的经历就要开始了。
卡尔，当然比我先走一步。他同“疾病控制中心”新近聘请的流行病学家乔尔?布雷门 （Joel Breman）一起已经到了扎伊尔了。他们在亚特兰大飞往金沙萨的班机上遇到一位后 来在调查中起了重要作用的人：比尔?克洛斯（Bill Close），他是扎伊尔的，也可能是全 非洲的，最大一所公立医院院长玛玛?那摸（Mama yemo）医院的院长，身高大约五英尺 半，脑袋又大又圆，身躯比较肥胖，精力旺盛，是个理想主义者，又富人道主义精神。我第 一次遇见他时，他不停地抽烟。工作认真，从不懈怠。他讲法语像巴黎人，在某些场合他的 用词带有一种急躁而又尖酸的语气，他是个空想家，60年代早期，扎伊尔独立之后不久掀 起的道德振兴运动鼓舞他来到扎伊尔。很少有人会把自己的家庭迁人并定居于一个战争中的 第三世界国家。比尔不像绝大多数其他人那样。在他看来，扎伊尔正是空前的大好时机去实 现他的理想，做一些令人鼓舞的事。直到今天他还是抱着这样的信念和目标生活着工作着。 比尔的激昂愿望是到一个战区中心地带旅行，看看自己能提供哪些帮助。当时矿藏丰富的加 丹加省已经是个战区中心地了。他不卷人战事中的任何一边。这对于他是个精明的决策。他 只对医疗受伤人员发生兴趣。在危险面前，比尔无畏地继续为病者和伤员做手术，有时在枪 口下替士兵动手术，一般说来，我想他可能获得了比预期要多得多的兴奋和激励。那场冲突 的确使他有机会遇到一位后来成为有用的朋友的人，就是雄心勃勃的蒙博托?塞思?塞科 （Mobutu hse Seko）上校。蒙博托后来掌握了扎伊尔政权（迄今仍掌握着），起初是精明 地、后来又结合残忍与贪婪来统治这个国家。然而后来事件证明，与蒙博托的结识不仅对比 尔有利，世界卫生组织也获益良多。卡尔和乔尔认识到他们要把工作做好，有比尔的帮助情 况就好得多。在那个文犊主义严重，任何事都难很快办成——或根本办不成——的国家，只 要蒙博托一句后马上就成了，如果不顺从他的心意，就要付出巨大代价。
到了金沙萨后，卡尔率领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些成员留了下来，由乔尔带一个先遣小组前 往北方几百英里以外的扬布库地区。长时间高速飞行后的疲劳尚未恢复，乔尔同他的从法国 和扎伊尔来的同事们便立即登上另一架航机飞往内地去了。
他们一去就没有音信了，跟他们的一切联系全断了。
就在这时候，正当卡尔即将在金沙萨进行业务活动时，消息传来，说马英嘉已经死了。 现在，无可讳言：那无名的疾病已经来到。很少人相信马英嘉只是唯一的一个遭难者。
所有这些，我全然不知，还在努力想法要从塞拉利昂前往金沙萨。这并不是简单容易办 到的事。我冒险乘坐一架塞拉利昂的航机，避免坐那颠簸难受的八小时旅程的汽车，来到弗 里敦。接着的问题是弗里敦还有没有飞机可乘。往来非洲，向最好的情况说，也是一种碰运 气的游戏，航班时间没有保证，常有意外情况。现在，我们如要从非洲这一国家到非洲另一 国家，我们常常先绕道飞回欧洲，然后再从欧洲飞往，既方便，又舒服，且安全。我那次之 行，则无此条件，时间太紧了。非洲客机的时间表，出名的不可靠。尼日利尼和加纳的两条 航线被公认为非洲最可靠的了，也只是在适合他们的时候起飞，极少注意按时间表行事。在 某机场肮脏的候机室里等上一整天，是稀松平常的事。使事情变得更复杂的是很少几个非洲 国家跟塞拉利昂建立了外交关系，这就使获得必需的签证绝无可能。
即使直飞金沙萨的航班没有问题，我中途还得先在象牙海岸的阿比让（Abidjan），然 后在喀麦隆（Cameroon）的杜阿拉（Douala）两地逗留。我没有这两个国家的签证。此 外，还得在上述某一地方寻找过夜的住处，要当心我的轻便实验室的安全。这要靠我的机智 以及海关官员的高兴。
阿比让的海关官员奇怪地看了我一眼。到象牙海岸来有什么事？他问我。我试着说明： 我只需为我自己和我的实验室找一个地方过夜。他又间：那么为什么没有签证呢？我编了一 个表面上说得通的故事，告诉他在弗里敦无法搞到签证，因为象牙海岸在那里没有大使馆。 我接着说明扎伊尔爆发了疫病，需要我马上到那里。这难道不好理解吗。原来他要小费，故 意刁难。这是个原则问题。我不打算给他小费，尽管他的要求是在他的合法权利范围之内。 我怀疑象牙海岸是否有人指望能这样通过美国移民局官员的检查。作为美国政府的官员，我 从未想过采取贿赂这样容易而且惯例的办法来解决问题。我想这里是非洲，如果我不断地磨 他，终归能使他让步，至少可以让我有张床过夜。最后他不再坚持了，但并不完全情愿。
“把你的护照交给我保管，”他坚决要求。
我不愿交出我的护照。美国护照是有价值的商品，非常值钱，如果交出了，那就做了一 件极愚蠢的事。于是我拿出世界卫生组织发的疫菌往射黄卡代替护照递给了他。他仔细看了 会儿，似乎考虑怎样处理它，最后拿定主意，认为这卡看起来真是正式官方的了，并且知道 我在西非进一步旅行还会需要它，就耸耸肩、挥手让我过关了。
在喀麦隆我不得不重复了在阿比让经历的那一套。等我终于到达扎伊尔的首都时，已是 10月23日了。那里的机场，跟我年轻时记忆的完全一样：贪污盛行，喧闹混乱，旅客像逃 亡者似地在装备良好、训练很差的士兵造成的黑暗恐怖气氛中移动。虽然我没有到扎伊尔来 的签证，但有一份世界卫生组织邀请我参加这里疫情调查的证明文件。但那不关紧要，我一 说明此行的目的，便毫无阻拦。机场里人人都熟悉这里爆发的疫情，马英嘉之死人人更加知 道。他们都不愿在办理手续上纠缠。唯一的障碍在于我带着轻便实验室通过海关。
海关官员见到我携带的东西，便对我说道：“Qu，est一ce一que vous pouvez faire pour moi aujourd'hui？”（“今天能替我做点什么吗？”）
他的暗示非常明白。我对他说，我的实验室对他没有用处，如果他要保存它过夜，等我 从世界卫生组织找一位代表来取出它时，他的饭碗就要丢掉了。他有点垂头丧气，可是他知 道他今天要特别发财的好梦和两杯特好的Simba啤酒全完了。只得放弃。
从海关出来，困乏，等待。卡尔派小组里的一个人来接我。我一坐进车内，他便说道， “坏消息。”
“疫情已在这里传播开来了，人们陷于一片惊慌，恩加利马医院已成了隔离医院。”接 着他转过身来朝我惨然一笑。“欢迎您来到金沙萨，麦克科密克博士。”
战斗开始
通过了海关，三十分钟后我乘车穿过金沙萨拥挤的街道。自上次离开以来，此地竟破落 到这等模样，使我惊愕不已。我没有发现明显的恐慌迹象，但是我确信我身边走过的每一个 人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他们也许还不知道马英嘉这个名字，但他们一定全都听说过有关“扬 布库一位护士”死亡的传说，它一定令人毛骨惊然。因为如果他们相信实际上市内任何人都 能被愈染，那就会自然地怀疑每一个外来的陌生人有罪，直到这陌生人被证明为无辜。麻烦 的是无法证明某人无辜。今天金沙萨有一个人死于这种病毒，而明天死的人数可能是十五到 二十。没有人能搞清任何事，人人害怕。
世界卫生组织的小组人员住在比利时政府派住金沙萨的合作代表团的驻地，名叫福梅特 罗（Fometro），也即热带医学研究所（Fonds Medical Tropical）的所在地。这地方有点像宾 馆、仓库、汽车停车场之类的，也是合作代表团的医学研究项目规划中心所在地，玛玛那模 医院便是该中心经办的。迄今，玛玛那模医院没有检验出这种新病毒的任何病例。比尔?克 洛斯及其全体医务人员并未冒险一试，这所医院有两千张病床，有两千病人住院，每天还有 一百个婴儿在这里出生，万一有这种病毒感染爆发，对这里便是极大灾难。比尔组织了一个 隔离体系，旨在确保任何感染疫病的人都能收容。凡新住院病人都要经过仔细甄别，检查有 无这种疾病的任何症状，一经发现，便立即转移到一个特殊病房，以便进一步仔细监护检 查。
玛玛那模医院迄未检验确认出这种病毒的案例，恩格利马医院则不能这么说。一个病人 感染了，另一个病人死了，于是隔离格外严密。有一个病房，叫做“1号病楼”，被指定为 病人隔离区，但是，医院内部行动并不禁止；第二个病房，“5号病楼”，划为接触过病毒 患者的本院医护人员隔离专用。不下37人被官员们验明曾接触过马英嘉。一位名叫玛格丽 塔?艾萨克森（Margarita lsaacson）的南非医生负责隔离检疫工作。她是个身材不高，精力 充沛的妇女，戴着大眼镜，遮住了半个脸。据说她曾经是一名以色列伞兵，善于发号施令并 要求绝对遵从。她在高度负责的气氛中进行了检查。医院里的恐慌气氛是明显的。病人的眼 神中就带着问题：你有吗？我有吗？我已经快要死了吗？
在这样环境下，意志坚强的艾萨克森医生做出了非凡的工作，控制了恐慌。在像金沙萨 那样的城市里，要做成任何一件事都是很困难的。要保持隔离，自然是很可怕的事。除严格 注视被隔离起来的病人之外．她还要保证病人有吃的，让他们的家人知道他们的状况。使艾 萨克森医生显得更突出的是她决心确保那些家属不得进入隔离区。这在非洲是前所未有的。 病人住进医院后，其家属实际都随病人一起住进医院。住院病人毕竟不能依靠医院供给饮 食。通常连基本的看护也指望不上。这一切都习惯地落在家属身上。因此，艾萨克森医生禁 止家属探视是空前的举措。
每天早晨，家属们总是等候在医院人口处外面，直到某位负责人出来，于是就询问了： 医院为什么不让他们探视住院的亲属、谁管病人有足够的东西吃？如果万一病人情况恶化， 没有亲人在旁慰藉，后果怎么办？艾萨克森医生亲自会见那些家属，她向他们恳切说明她非 常同情，“但是我无能为力，在不再存在感染危险之前，你们决不能见他们，难道你们也要 染上这病吗？”
不，他们并不要。问题似乎解决了，似乎达成一定的理解。但是第二天那些家属又来 了，还是那些老间题。艾萨克森医生再一次跟他们谈话，让他们知道决不能去见住院的亲 人。隔离是绝对的。
我抵达金沙萨还不到24小时，就奉命出席世界卫生组织小组成员和扎伊尔政府卫生部 官员们的会议。卫生部的那些官员全部听卡尔指挥。卡尔领导全体，指挥有方。他在传染病 学方面的造诣比小组中任何人都高。他在拉丁美洲领导进行的流行病调查的经验使他对外国 文化特别敏感。如果没有这样的敏感性，他就不可能那么和谐协调地安排处理在扬布库爆发 的那场疫情。
卡尔虽是大家公认的领导，但小组会议通常总由卫生部长恩格韦特?基克赫拉博士 （Dr. Ngwete Kikhela）主持。基克赫拉博士身材矮小，圆脸孔，善于辞令，曾在比利时和 加拿大留学，攻读公共卫生学。他也能说一点英语，但还不能跟外国同事用英语自由交谈， 每当谈到传染疫病或处理复杂的疫情爆发时，他就完全不知所云。虽然热心合作，他显然是 期望世界卫生组织派来的这个小组帮助找出解决他国内危机的办法。这毕竟也是我们份内的 工作。
但是小组其他成员，特别是那些比利时人。经常闹些争权的角逐。他们虽是前殖民统治 者，自以为一乙也许是正确的一乙对扎伊尔的政治和文化比我们这些人知道得多。因而自封 为扎伊尔的保护人。问题是他们根本没有能力来指挥这样的调查工作。于是他们就变而发泄 他们的不满，对他们不同意的决定，就跟他们的德国甚至少数美国同事在背地里滴哺咕咕。 无论怎样那病毒并未潜藏、不露声色、让我们有时问去解决我们之间的细微分歧。我们毕竟 处于战斗状态中，要消化吸收能够获得的每一则信息，来了解内地发生的情况。我们知道这 种病毒的新病案仍在继续出现。但是次数多少？多少人已经隔离？是否已采取了一切必要的 防止疫情传播的措施？
我们还有另一问题需要解决：乔尔?布雷曼率领的前往疫情现场的先遣小组出了什么事 了？按理说，他们早已该来到扬布库了，他们到达金沙萨几小时后就被送上飞机前来此地 了。我们很担心他们。那地区什么事都可能发生。我们所知道的一切就是：离开金沙萨后， 该小组飞进本巴（Bumba），扬布库南边大约八十英里的一个港市。但那是五天以前。迄今 没有他们的信息。考虑了一下，我党得可能有一个相对简单的解决办法。根据我在扎伊尔的 经验，跟这个国家的任何人接触，最好的办法是通过传教士。传教士们在非洲有他们自己经 营的高效率的“丛林电讯”，在扎伊尔也不例外。在金沙萨调查了一下，我获悉北美教会组 织在离扬布库不太远的地方设立了一个野外工作站，他们有一台无线电用来跟金沙萨的同事 每天联系。第二天早晨我便来到金沙萨教会组织的办公室，守在无线电旁等待扬布库方面来 话。跟那边的传教士一接上话，我就向对方说明我们遇到的问题，询问传教士中能否派人搜 寻乔尔?布雷曼和他的小组其他人员，或者把他们找到无线电前来，如果办不到这些，能否 查出乔尔?布雷曼那些人出了什么事了？
对方向我保证，当晚一定有人用无线电给我回话。
12个小时后，我回到传教士组织中心。有了好消息。已经找到乔尔一行人了。每个人 都很好。乔尔明晨将亲自来话。那时，我对乔尔还不太了解，后来彼此都很熟悉。乔尔身高 六英尺以上，讲话嗓音甜美，典型的男中音，使你联想到广播电台的深夜节目播音员。为人 老实，不搞圆滑作风。他渴望的莫过于攻克咄咄逼人的威胁性的挑战，所以他放弃在密执安 州任公共卫生官员的职应来参与这偏远贫困地区的调查。他的法语讲得很流利，尽管明显地 拖着腔。他曾在前法属西非多年，试图制止天花流行。他对非洲文化有很好的理解：当我们 终于能够直接通话时，乔尔向我讲述了他的小组离开金沙萨以后的遭遇。
“扎伊尔空军把我们甩下了——真是这样”，他说，这事是到达本巴之后。“飞机在机 场跑道上降落后，驾驶员不肯关机，一个像自行车打气筒的东西就能使它伸高四十英尺。此 外，天线顶端还装了两条电线，可接收微弱的无线电信号。无线电本身插入吉普车的电池。 它运作了，真叫我高兴。至少，我在金沙萨试用它时，它确实运作了。我到达目地后：—— 无论是哪里，它能否同样很好地运作，就难预料了。
当我们做好准备，即将离开金沙萨的前两天，消息传来，扬布库的疫情已显得减弱了， 但是没有人能肯定危险是否已经过去。就我们所知，这种疾病可能仍在丛林中蔓延。这个消 息使得我们更有必要在疫情传播的踪迹没有消失或在农村广为传播发展到不可收拾之前，尽 快在金沙萨再有一个调查小组。
终于，出发北行的日子到了。那是10月30日，正是我到达金沙萨一周之后。一大早， 三个小组的成员一一扬布库小组和另两个人数较少，一个由西蒙带领，一个由我带领的小组 ——都来到了恩吉利（N’djili）军用机场，等在那里看着机场工作人员将三辆吉普车，四 十桶内燃机燃料，几箱军用品粮食和其他所需物资装上C一130飞机。我看着看着，突然 一种熟悉的不安的思绪——焦急与兴奋的期待相交织——涌上心头。在这以前，我从来没有 做过现在这样的事。很难料前景如何。不能等待，就要启程了。
不幸，我们却必须等待。
我们坐到飞机一侧折迭式小座位上后，满怀信心地等着飞机马上起飞。毫无动静。
引擎没有发动。机身纹丝未动。我们又等待了好久。还是没有动静。终于，耽搁的原因 清楚了。外边柏油路上，空军司令员正在同本机飞行员谈话，必须等他的上级朋友——也 许，他打开C一130的后门，叫我们带着自己的东西赶快离开，我们一走下飞机，他们马 上就飞走了。”
他们在前往扬布库的途中，乔尔继续说，遇到村庄便停下来询问有没有人病了。虽然他 们沿途没有发现新的病例，但是村民们却显然知道疫情的危险。人们纷纷跑来，挤在他们车 子周围，被这种疾病吓呆了。许多村庄自己搞起了隔离检疫。陌生人不得进村，本村居民出 外时间长了，回来后也要检查有无疾病症状。过去多年防治天花的经验，村民懂得了这种强 制检疫的必要。
乔尔一行人抵达扬布库以后，发现那里已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医院里的人已经逃空了， 医务人员中不少人已死于这种病毒。自以为接触过这种病的扎伊尔人全都跑回自己村里去 了。留下来的人在恐惧中等待着弄清自己是否受了感染。比尔?克洛思在他后来写的小说 《埃波拉》中对这番情景作了很好的描述。虽然是小说，它对扬布库那场疫情爆发的记叙， 事实上是对1976年那地方发生的一切事件的最佳研究与最准确的记叙。乔尔告诉我，他怀 疑扬布库医院不但远非病人的庇护所，实际上还助长了这种疫病的传播。灭菌技术——尤其 是反复使用同一皮下注射的针头一一无疑是传染的主要媒介之一。“我们仍听到新的病例发 生，”乔尔说，“问题在于我们不能断定它们肯定就是这一特殊的病毒。由于医院倒闭了， 人们不再来扬布库了。他们躲在他们的村子里，因此对形势很难作到全面的了解。”
结束这次通话时，我对乔尔说我们将同扎伊尔军方联系，试图请他们派机到本巴去把他 们接回来。但是，想找人飞往本巴，可不容易。就扎伊尔军方官员来说，以为这种病毒是空 气传播的，他们只要在本巴吸口气，就得死亡。更糟的是我无法使他们确信乔尔一行人中没 有一个人受感染。于是我们就转向比尔求援。
虽然我刚认识比尔不久，我却很信任他，我觉得在组织管理方面他是一个天才，否则怎 么说明他主办玛玛那摸医院的功效呢？在一个到处贪污腐化的国家里，他拒绝容忍懒散与低 效率的作风。此外，他还是个乐观主义者。当初激励他首先志愿到血腥的叛乱中心行医的理 想主义热情，至今仍在。如果换了别人，在如此紧张和挫折下碑就会放弃努力了，所以，当 比尔会见蒙博托后回来告诉我们说将派一架飞机去接回我们的调查人员时，我并不惊讶。即 使如此，驾驶员飞抵本巴时仍拒绝走出飞机，布雷曼一行人登上飞机后，飞行人员坚持要他 们尽可能地离座舱远些。
我到达金沙萨的第四天，就传来更多的坏消息。这次，不是金沙萨，也不是扬布库来的 消息。这种病毒在扬布库爆发之前就已明显地冲击了苏丹南方地区，在扬布库东北大约五百 英里。那里爆发的疫情跟导致扬布库数人死亡的疫情完全一样。这两个疫情是亲属关系吗？ 由于苏丹爆发的疫情早于扎伊尔的疫情，我们的结论只能是：如果两者有关联的活，那未， 这种传染一定起源于苏丹。如果那样，它一定经由西南，越过边界，沿着利文斯顿博 （Dr.Livingstone）于18世纪70年代勘探出来、至今很少变动的那条路线进入扎伊尔的。 应当有人去那边（尽可能接近苏丹边界）看看这两种疫情之间是否存在联系。接着我又想： 我何不亲自去一趟呢？
卡尔不反对我的决定，小组其他人也不反对。可能是因为没有别人愿去。我要去旅行的 那地力跟地球表面任何偏远地方一样偏远。在那地区之外很少有儿个人能想得出那里会有些 什么。我找到一份米什林绘制出版的该地区地图（Michelin map）带在身边，估计会有帮 助。后来我认以到那一定是卓越的乐观主义者绘制的。这份地图更多的是凭信心而不是依照 制图法绘制的。地图上写的建议并不令入鼓舞：“凡是没有清楚路线的地方，向导和导航器 材是必要的。单车走这条路最不明智。”这说的很好。接着是这样引人兴趣的话：“本图中 描绘的国际边界不能认作可靠。”作为有声誉的地图制作人，写出这样的话，无疑是承认绘 制的不幸失败。
我正在边界勘探时，小组大部分人员部集中在扬布库，研究后来的病例。如果一切顺 利，调查人员也可能会成功地限制传染的扩大。与此同时，世界卫生组织小组另一成员，比 利时嗜眠病专家西蒙?纽文霍夫博士（Dr. Sinlon Van Nieuwenhove）也计划沿豪特扎伊尔省 （tlie Prorince of Haute Zaire）境内更靠南边的一条路线出发，去那些有铁路等公共运输服务 较好的地区。在那里，埃波拉病毒可能传播得更快。但是该病毒将遇到很大阻碍。第一，要 到达那地区，就必须先通过我现在正要去的那个偏远地区；第二，铁路的速度跟蜗牛爬行一 样缓慢。它的出名的迟缓简直成了传奇。有一次我们托铁路上运送一桶柴油补充我们的燃料 供应，竟始终没有送到。
我们出发往北方进军的日子越来越近，福梅特罗天天开会，情况越来越紧急。一大堆困 难亟待克服。如何捕捉那些可能变为传播病毒的动物和小虫？对扬布库爆发的疫情究竟应该 如何调查？现场实验室应采用何种工作方法？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总在我们脑子里素回着： 如果我们小组中有人染上了这种病毒，那该怎么办？
日子在紧张地准备生活用品和必需的装备中消磨了。我们需要小玻璃瓶、注射器、橡胶 手套，和其他用品；还需要吉普车和燃料。北方会没有燃料，我们必须带足自己需用的燃 料。经济上，扎伊尔已陷于困境。过去，她是比利时的殖民地，称为比利时刚果。自1960 年赢得独立以来，一直努力争取自力更生。到了1976年情况变得更糟，主要原因是三年前 政府将私人企业全部没收，改为国营，以致整个国家经济趋于崩溃。像大部分非洲农村一 样，内地没有电，1976年间实际上连最基本的生活用品，如蜡烛，也买不到。情况如此之 凄惨，农村很多地方连啤酒也没有。啤酒成了非洲经济盛衰的晴雨表。啤酒没有了，表明国 家经济景况一蹑到底。
金沙萨的情况略微好些。但我们仍难找到我们需要的供应物品。比尔和他的玛玛那模医 院的同事一一夫妇俩人，原来是英国军队里的兽医——很有办法，帮助我们买到了所需的一 切。另外，美国大使馆又提供我们真空罐装军用口粮。那些罐头必须用钥匙才能打开，实际 上是过时的物资了。我得到的一份，其上标注的日期是1945年或更早一些。我想，也许 1945年是制造军用口粮最好的一年吧。
我们另一主要关切的问题是在我们小组成员之间建立某些联系的方法，以免重蹈乔 尔?布雷曼的覆辙。传教士组织中心再一次帮了大忙。金沙萨的比利时天空教传教士有一种 专门联络的装置愿意供我使用。那是一台只用一个单边带的收发机，只需一节12瓦的电池 就可操作，天线就装在我的吉普车后面，用
们是亲戚一一到来跟我同乘这趟飞机，飞机才能起飞。他还坚持让我们替他带些供应物 资一一他要发给本巴的。没有人会反对。这类事情已经成了惯例了。在扎伊尔，任何人手里 掌点权，干这种勾当，极少感到内疚的。如果手里有权不利用，就等于失去了权力一样。
我们终于起飞了，两小时后便到达本巴。飞机在红土跑道上刚停稳，人群便跑了出来察 看发生了什么事。大多是儿童。他们大张着嘴看着飞机上卸下的物资，这在本巴是罕见的。 一架运输机的到来，确是一件大事。
我们飞行的第二站是基桑加尼（Kisangani）。到达时已是下午很晚了。这个城市离赤 道很近，刚下午六点，夜幕就降临了。这意味着时间很短了，只能卸下两辆吉普车和那些物 资，还得要找过夜的地方。当地天主教会提供给我一个住处。我一走进里面，看见一张长方 形大照片，照片中人物是以前在该教会工作过的传教士们。他们都是十年前被扎伊尔的叛变 士兵杀害的。这张照片提醒人们：使这一地区变成这么危险的不仅是疾病。
这种病毒不能长期无名，给它命名的荣誉落在了卡尔身上。尽管扬布库似乎可以为名， 卡尔不以为它是个响亮的名字，也许他不想给这个小镇再增添任何污名了。他研究了一地区 的地图，注意到杨布库附近有一条河流，于是便决定以该河的名字命名这种新病毒一一埃波 拉（Ebola）。
追踪埃波拉病毒
当我发现基桑加尼没有人对疫情有所了解时，决定独自一人去伊西罗（Isiro）。伊西罗 是基桑加尼和苏丹边境之间最大的一个市镇，位于基桑加尼东北120英里处。与我作伴的只 有司机。但当我了解到司机的品格与脾气后，我真宁愿一个人上路。他寡言少语，近乎是个 哑吧。他的沉默还带点挑衅性，好像老在做给我看他给我开车是倒了大霉。此外还很快就看 出他也不是个精明的司机。他总是参加汽车大赛一样，在泥泞的道路上开得飞快。我一直担 心怕出车祸。当我指责他，甚或只是稍作提醒时，他都会瞪着眼睛看我，好橡说：我开我的 车，关你啥事。问题是除了他，没其他人选。他20来岁，在扎伊尔南部的一个牧师家里长 大，后来移居国外。队里把他派给我，说他熟悉当地的地形和风土人情，可以信得过，对此 我不无怀疑。意识到米什林的地图全然不管用，我只好听天由命。但愿我能顺利结束旅程， 一路平安。那时正值雨季，因此沿途情况比通常时候还要糟。雨水把泥土变成红色的泥浆， 司机一不小心就会陷入沼泽。这里的土地主要是红土，一种含有铁矿砂的粘土，呈铁锈色。 这些红土路，湿的时候，滑得像结了冰的湖面，车轮胎又带上了泥，行进十分困难。我们最 多也只能维持10至15英里的时速。和本地区其它道路相比，去伊西罗的路还算是条主要的 高速公路，至少，地图上有明确的标志，而且路上还有轮胎驶过的痕迹。热带草原上浓密覆 盖着的像草香蒲，在持久不散的薄雾笼罩下，像是处于睫陇的梦境。猴子、羚羊、拂拂一听 到我们车子到来的声音立即四处逃散，消失在烟雾中。野兽的叫声从远处传来，鸟群倏而从 天而降，倏而又飞回灰色的天空。于是，大地变得万籁俱静。很长一段时间，只听见汽车的 引擎声和不断敲打着汽车顶篷的雨点声。
这里几乎没有医疗设备，也没有多少医生，人们最多只能寄希望于药剂师为他们提供一 些简单的药品。我想，如果要了解当地有无疫情发生，药剂师恐怕是最佳人选。但是我和村 里的头头、教师以及凡能给我提供任何信息的人都谈了话，尽管人们一般都乐于帮助，但我 还是没能了解到这里曾发生过什么事情的真实情况。我必须通过当地翻译，因此始终存在着 在翻译过程中有一些重要事情被漏掉的可能。还有另外一种更大的可能：和我打交道的是些 文盲，这些人容易认为外国人是有特殊本事的，我不能肯定他告诉我的是事实真象还是只说 些他们认为我爱听的话。
“你知道有人发过烧并出血了吗？”我问。
“哦，有过，确实有过，”他们说。
但他们很快就补充说，最近没发生过那样的事。而且，我当然也无法肯定他们向我描述 的那种病就是埃波拉病。非洲蔓延着多种疾病，人们不断地患病、死亡，包括年轻人、健康 人在内。即便是训练有素的医生，在这种原始条件下，要对某种病作出诊断都有困难，更不 用说给予有效的治疗了。我专心致志地向人们了解关于埃波拉病的情况，以至到了当天下午 很晚时候才想起自从离开基桑加尼之后我们什么东西也未曾吃过。也许这就是我的司机不时 地把阴森的目光投向我的缘故。当我提议在下个农村集市下车买点吃食时，我看到司机一天 来第一次表现出难得的热情。
然而在我们到达的第二个村庄，找不到食物。那儿根本没有集市，商店的柜台又是空 的。不管去哪里，情况都一样。我对本地区的艰苦情况思想上是有准备的，但没想到竟如此 之糟。显然人们是种什么吃什么，没有多余的东西出售。在此之前，我还没有想到要动用军 用罐头。这种已存放30年之久的食物要是已经变质不能食用，那就可能意味着所有的罐头 都报废了，那么我们该吃些什么呢？！
我们把车停在路旁，但没下车。雨越下越大，从窗玻璃望出去，什么也看不见。我拿出 两听罐头，司机带着满脸的怀疑神色注视着我打开罐头。“能吃”，我这么说时，连自己都 没有信心。我把鸡罐头留下，把火鸡罐头递给他。我的罐头里还有奶酪、花生米和汤。我咬 了一口奶酪，仔细地嚼了嚼。不错，还真的不错！我又尝了尝鸡，真的很好吃。我向司机点 了头，他至今还没动他刚打开的罐头。“挺好吃的，吃吧！”他并不相信我的话，试着吃了 一口后，显然同意我的话了。我希望他今后能给予我更大情任。
饮水又是个问题。对于我的困境，《上古水手之歌》（Rimeof the Ancient Mariner）的 叙述者是不会感到生疏的。水是到处部有。雨水不断从天而降，然而无法饮用。不论我们从 乡村的一个水眼．甚至一口井里打上来的水，都是污染了的，我只能用碘片来消毒，水中碘 化物的味道是那么可怕，以至我对该水的安全可饮性不再有任何怀疑。我不相信任何细菌， 经过这种可怕的味道仍能存活下来，还会有力气使我致病。
我们到达伊西罗时，夜幕已经降临。我急于要试一下我的无线电。我拉出天线，把电源 打开，接通电源，转动拨号盘，试图找出一个地方台，但我拨来拨去只听到两个传教士的对 话。孤单档的声音在黑暗中寻求交流。我试着再和别人接通。根本不理采司机对我投来的狐 疑目光。我对着麦克风说：“我是世界卫生组织扎伊尔小组的乔?麦克科密克医生。有准听 出是我吗？”
什么声音也没有。
我调整了一下天线然后再试，仍然没有声音。不管我怎样努力。都没有反应。我曾经为 获得一台无线电而那么高兴，为能够容易地与外界取得联系而信心十足，而现在我真感到我 是完了。没人知道我在哪里，而假如我不能把无线电摆弄好，人门永远也不会知道我在哪 里。那天晚上睡觉时，我几乎陷于绝望，感到无比孤独。我更害怕的是跋涉了几千英里的不 毛之地后，仍找不到疫情的踪影。我知道苏丹确在发生瘟疫，但我没有签证，无法越过边 境。很有可能我的第一次追踪病毒之行落得个空手而返。
第二天一早我进入伊西罗，运气依然很糟。没人知道像埃波拉那样的疾病。只有继续向 北走，向苏丹的边界前进。我们的下一个目的地是一个叫栋占（Dungu）的小镇，离此50 英里。我们走的是一条小路，自从比利时人在1959一1960年撤出后，整个北部地区无人管 理，道路与桥梁失修。我们没碰到其他车辆。正常人谁会到达里来，他们又会往哪里去？
我开始怀疑埃波拉疫情两次发作之间是否有联系。在这种地方，人们若要旅行，只有靠 走路或是骑自行车，他们一天行走的路程有限。扎伊尔和苏丹之间的旅行如此困难，一般人 不可能将瘟疫从一处传带到另一处去。何况埃波拉病毒的潜伏期只有几天，病人不可能在此 期间步行或骑自行车。我的查访结果证实了我的怀疑：没有人听说过这两个国家在此地有交 通或贸易来往。日后呈报程碑，两个发病地区之间通行方便，这纯属无稽之谈。我实际上是 独自一人行进在连接两次病情发作的道上。西蒙走的是南部地区，凡是去那里旅行的人都得 走他探测过的那条路。
我进村后引起的强烈反响说明我低估了此地所处的边远程度。人们无比兴奋，好像我是 从外星来的。小孩们聚集在我的的周围，好象他们中间站的是什么怪物。他们可能从来没见 过白人，我的特殊外表甚至造成恐怖，有些孩子竟然哭了起来，急忙跑开。
怪有趣的，但也令人不安。
人们一旦从开头的惊恐状态中恢复过来，便很愿意和我交谈。但是交流需要时间。在非 洲，特别是在农村，人随便交谈是不合适的，首先双方得先交流两家的健康情况。这样，即 使是问路，也有可能要搭上两个小时，而且，经验说明，不能向你见到的第一个人提问，这 样作对方不接受，你得找管事的人。
快到栋古时，我令司机停车以便再试一次无线电。我还是在为没能接通无线电而烦恼。
“我是世界卫生组织的麦克科密克大夫。有人听见我吗？请通活。”
我等待着，然后又再试一次，这次我好像听到一个声音。我拨弄一下拨号盘。
“我是麦克科密克大夫，能听见我吗？”
“是的，大夫，能听见你。”我听到一个微弱的声音。
我终于与东南方向百英里外的布尼亚（Bunia）的一个传教士通上了话。我请他帮我与 金沙萨的世界卫生组织小组总部联系，让他们知道我迄今所取得的也可以说是未取得的进 展，传教士保证说他会通过教会替我传话。我太高兴了。我与外界的联系并未中断。
在栋古，我们住在当地的教会里。在这种地方总能得到慷慨而热情的招待。客人带来一 种难得的欢娱，至少在饭后是如此。这里用私人发电机发电，而且只是在黄昏后才发动。如 果没有发电机，就只能像鸟儿那样安排作息时间了。晚饭后，人们安歇了，村里一片宁静， 当厨房最后一根柴禾熄灭时，黑暗笼照了大地。在非洲农村夜间的一件乐事是到户外散步， 仰望大空，群星闪烁，美妙万分。一种敬畏心情，油然而生。你会觉得住在村里的非洲人与 宇宙融为一体，这种奇妙的感觉会使生活在贫穷和疾病重压下的人们体会到生命的真谛。
像大多数非洲人一样，天一亮我就起身了。这时正好到栋古周围的村子去转悠，寻找类 似埃波拉的病毒了。再一次，我又空手而归，我没发现在扎伊尔与苏丹南部之间任何商业来 往的迹象。栋古的人们很少去外地旅行，去干什么呢？人们没处去也没事干。
离开栋古后，我向北走到了一个叫阿巴（Aba）的小镇，离苏丹的国界更近些了。但是 不管我们再往哪里走，我们得先乘渡船渡过尤勒河（Ue1e River）。这种渡船是由四只漏水 的独木舟连在一起、上面盖上木板做成的。它看上去那么摇摆不稳，连运载吉普车都有困 难，更何况五吨重的卡车。尽管这渡口位于苏丹和扬布库的主要通道上，显然很少车辆使用 它。因而它也不大可能运送过带有埃波拉病毒的卡车。他们友好地告诉我们，可以把吉普车 平安地运送至对岸，我们对此不无怀疑，但此外也别无他法，只好把它开上木板。这突如其 来的重量使木板剧烈地晃动，然而它居然平稳下来。我和司机都不敢坐在吉普车内，没那个 胆。我们站在独木舟上紧张地看着水手们把那只在重载下晃晃悠悠的破船，半摇半拖地拉上 对岸。与此同时其他水手则忙着用罐头盒把船中的水舀出来。我一直担心船上的人随时有落 水的可能。然而由于某种奇迹，我们终于平安抵达对岸。在非洲我很早就学到了这样的经 验：问题总会解决的，但往往不是按你原来想象的那种办法。
栋古的传教士们告诉我，从陆路去阿巴是很困难的。但是他们错了，不是困难而是根本 不可能。要去阿巴得渡过另一条河，但是找不到渡船。实际上是那里的渡船在不久前的一次 风暴中，由于船缆折断而漂走了。近处没有桥，也许根本就没有桥。因此我们只好继续上 路，来到了多鲁马镇（Doruma），那里已经接近苏丹了。在当地传教的两位意大利神父极 其热情地欢迎我们。他们已经很久没接待过客人，打算好好招待我们一番。我们交谈使用的 是一种法语、意大利语和原始西班牙语并混杂一些英语的古怪语言。
当天晚上，他们请我吃的是典型的本地饭菜，用棕桐油烧的米饭、豆干和鸡蛋。神父们 拿出据说是专门为我们烘制的面包，吃起来既酸又苦，但他们满不在乎。神父们为没有啤酒 而表示抱歉。我们喝的是烧开过的水，因而我幸可免去尝受碘化物的可怕怪味。晚饭结束 时，神父们取出他们储存的一种地方酒。尽管我喝惯了棕榈酒，但这种酒一定是用机油和硫 酸泡制而成的，喝起来就是那股味。当有位神父点燃他的烟斗时，我以为我们都会起火了。
我的头因该种混合制剂变得昏昏欲睡。神父们把我领到睡觉的地方一乙乙间贮藏室，室 内放了一张行军床。床周围放了许多箱发了芽的土豆，几袋面粉和几包麦片。房内散发着这 些食品的强烈味道。偷看了一下，我发现面粉都发霉了，怪不得面包那么难吃：霉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