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乏透了，倒头就入睡。
但是没睡多久。
不断的吱吱声和瑟瑟响声把我从梦中惊酬。发生了什么事？在一片漆黑中，我努力睁开 眼睛，发现我周围有一群老鼠在面粉和土豆中乱窜，我想只要我不干预他们，他们也就不会 打搅我，因此重新倒头睡下，但再也没能睡稳。第二大早晨，我有礼貌地向神父们提出，他 们家里可能有老鼠，但他们毫不在意，我也就没再往下说。他们也许把老鼠当成另一种蛋白 质的来源了。在非洲，很多人吃老鼠，甚至把老鼠当成美食。
早餐吃的是咖啡和带霉味的面包，餐桌上我向神父们提出我来多鲁马时一路上提出的问 题：他们是否听说过埃波拉疫情。他们说没有，在多鲁马没有。那么在苏丹，越过边界几英 里的地方有没有呢？没有，他们没听说过。有一位神父说：“你是否去恩扎拉（Nzara）亲 自看看那里的情况。”
“我当然想去，但是没有签证，我不知该怎么办？”
“哦，这没问题”，一位神父说，“我们可以找这里的一位大首领，他可以安排一切， 而且他很可能派他的一名“说话人”陪你去。“说话人”是对法律专家、翻译和村里有文比 的人的一种古怪统称。
果然如此。那天，我们在附近几个村子里转悠找到一个大首领，他同意提供一名“说话 人”陪我们穿越国界。正如神父们所预料的，他还主动为我们用扎伊尔地方和苏丹南方广泛 通用的赞德语（Zande）写了一封信，请求有关当局允许我们越过边境。为了使信显得正式 些大首领还盖了私人印章。当天晚上回到传教士的住所后，我试着用无线电给我们在金沙萨 的人报个信，告诉他们我第二天就要越过苏丹边界了。虽然至今我还没能找到埃波拉病毒的 踪迹，但情况将会改善。
废弃的医院
离开多鲁马时，我已经上路7天了。现在我至少有了个比较好的伙伴。这个“说话人” 是个和蔼的年轻人、教师，懂点法语和当地的语言：林加拉语（Lingala）和赞德语。他还 熟悉我们要去的地方的情况。
去苏丹的所谓公路实际上只是一条小道。很少看见轮胎的痕迹，说明很少车辆行经此 地。当我们到达边界，那里寂无人烟。让我们知道这里就是边界的标志是架在两支树叉上的 一根本棍挡在路中央。显然，官并不在于阻挡人们入境，我们把木棍抬起，就进入了苏丹国 境。走了几英里，我们见到一辆抛锚的卡车。坐在路旁的一个人告诉我们说，车轴坏了，车 主到金沙萨去换新的去了。金沙萨距此抄近道也有一千多英里，走公路要远得多。他受雇看 守这车辆已经5个星期，显然没多大希望再看见车主回来了。然而他并不在乎，他就住在附 近，好歹那也算是份工作，此外，他又有什么事好干呢？
我们自认为进入苏丹境内，走了约10英里之后，碰上了正式的关卡。那不过是个小小 的军营，有着一位指挥官和几个士兵。一个留着胡须的壮实男于走出来接着我们。他似乎对 我们的装束感到惊讶。可能是很少有人从这方向进入边境，因而任何活动都会使他觉得出乎 意外。我想，现在就要看大首领的信是否能起作用了。最坏的可能也不过是要我们打道回 去。但是那么一来我就再也不能在我所知曾发生过埃波拉疫情的地方进行调查了。
士兵们好奇地看着我们，指挥官伸出手来，我说明身份，把信递给他。他看了看信，上 面的印章似乎给了他深刻的印象，于是他抬头对我说：“欢迎到苏丹来。请跟我们一起用点 茶。”
我们为他的友善答复而十分高兴，随着他进入军营。其实那不过是几间铁皮搭的建筑。 军营里的气氛显得懒散和无所事事，好像这里从来没发生过什么事情。指挥官让一名士兵倒 来几杯温热的茶。
“你到苏丹来作什么？”指挥官问。
我告诉他我们听说这里曾发生过一种疫情，发高烧并出血。我立刻看出他知道我说的 事。 “哦，是的，你说的是在恩扎拉发生的病，现在这种病正在区首府马里迪（Maridi） 爆发。”他接着补充说，这种病在恩扎拉爆发几周之后，又来袭击马里迪了。我知道这种瘟 疫曾蔓延到马里迪，但不知道它仍在这里流行。
指挥官转眼注视着我说：“但是我还是不明白你为什么要到恩扎拉去？
我解释说，“我是医生，我有责任要找出疫情的根源。”
看上去他从来没听说过这样的事。
他说，“恩扎拉已不再需要医生，你想来拯救的人都已经死了。”
恩扎拉是个约有3000居民的小镇，镇里有一家棉纺厂，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几十年前英 国统治时期。居民大多住在郊外的住宅区。棉纺厂是恩扎拉的主要收入来源。据我所知，它 是埃波拉疫病的来源。
当我到达恩扎拉时，不知道会遇到些什么。表面上看来没什么异常现象。居民们各安本 业，没有惊惶失措的迹象。但当“说话人”向一个人打听医院在哪里时，我发现那人的表情 有明显的变化，脸突然阴沉厂来，作了一个占怪的手势，向“说话人”嘟嗓了几句，连忙走 开了。
“他告诉你医院怎么走吗？”我问“说话人”。
“告诉了，就在街那边。但是他说我们不应该到那里去，那里是个坏去处，而且那里也 没有人。”
“他说为什么了吗”我问。
“我问了，但他不愿告诉我。”
我并不害怕，只是好奇，我让司机把我们送到医院。司机没说什么，但我看得出他很不 乐意去，他不愿意靠近医院。医院是一所简陋的一层砖房，褐色的墙壁已经剥落。里面阴森 森的。我试着打开门，门没有上锁。进去后，见到一个黑乎乎的门厅通向一间空荡档的房 间，空气中有股酸味，是干涸了的血液和排泄物的混合味。那是医院唯一的病房，因此它必 然是男、女病人兼容的。病床只不过是支撑在铁架上的一些断裂的弹簧。毫无疑问，病人 （如果以前有过病人的话）得自备褥垫。我大声喊有人吗，听到的只是我自己声音的回响。
正当我准备离去的时候，听到了脚步声。我见到一个面带笑容、体格健壮的人朝我走 来。他的白色工作服上满是污渍。
“我是穆罕默德（Mohammed）医生”，他宣称。
我作了自我介绍后，间他医院里的人呢。“他们都跑了。病人、护士、都跑了。”
“但你留了下来？”
“我是医生，我能上哪儿去？”
“为什么人们都要跑走呢？”
“他们看到这里发生的一切。死了这么多人，死得这么快。他们认为自己也会死，就跑 走了。我不能责怪他们。”
我像是在同一个准备与自己的船只共存亡的船长说话。
虽然我没到过苏丹。但我了解那里困扰人的政治情况，知道这位医生的处境多么艰难。 这位医生，就像苏丹大多数的医生一样是穆斯林，来自苏丹北部，而他的病人则是基督教徒 和泛灵论者。苏丹南北两部分的种族和宗教的敌对势力之间爆发的内战，至今未曾停息。医 生和他的病人之间个可能有多少感情可言，造成医院空无一人的瘟疫对此也无所帮助。
穆罕默德医生接着说，“共有13人患上这种从未见过的病。“7人死了。我什么忙也 帮不上。”他的声音显得既气恼又惶恐。我问现在是否还有人发病。他说没有了，瘟疫在5 周前已经结束。“哦，马里迪现在还有问题，政府实行了封锁。那里已经停止贸易，禁止人 出入。”（后来我得知，由于封锁，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个调查小组也未能进入马里迪，他们 只能呆在南方的省府朱巴（Juba）。
“这种病有些什么症状？”我问。
“病人不能吞咽，周身疼痛，眼里血管破裂，牙床出血，发高烧。”
“你能告诉我你见到患这种病的第一个病人的情况吗？
穆罕默德医生说那是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在棉纺厂做工。住在郊外的居住区。他人 院时的症状是：高烧、头疼、嗓子疼、肚子疼、腹泻、便血。6天后就死了。我觉得听上去 像是苏丹的第一例埃波拉病毒患者。
我离开之前，穆罕默德医生又说：“有件事我忘记告诉你了。我曾把一名病人送往马里 迪。那里的医院条件比较好。”
他一定看出我表情上的变化。
“怎么回事？有什么不对吗？”
“没事。”我说。
我不愿意使他感到更加沮丧。但他把病人送往马里迪，那就意味着把瘟疫传播到了那个 城市。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假如瘟疫没有传播到马里迪，恩扎拉的疫情就永远不会让外界知 道。当病毒从地球的一端袭击了某一土著人群时，只有当这种病毒影响了更多的人——导致 有钱人或外国人特别是美国人的死亡，才会引起注意。假如白肤色的西方人没有病倒或死亡 的话，在恩扎拉或其他地方经常发生的疫病是不会引起注意的。
我在恩扎拉访问过的人尽管对会否再发生瘟疫有某种担心，但并没流露出恐惧的神色。 也许由于最后一个病例已经过去一个多月，他们认为最糟糕的时期已经过去。我怎么能肯定 那就真的是埃波拉病例呢？我缺少生物分析来作出确切的判断。我需要化学试验和我的轻便 实验室。我连医院病例都没有，有的只是墓碑和人们的口头介绍。就当前来讲这些也是需要 的。
按照非洲医院的习惯，这第一个病例病人患病期间，是由病人亲属照管的。他死后，很 快他的兄弟也发病了。兄弟比较幸运，活了下来。奇怪的是，第一例病人的妻子更加幸运， 她根本没得病，后来的血清检查证实她完全没受感染。
和医生谈话之后，我去拜访那位寡妇。她现在和她娘家的双亲及两个孩子住在一起。她 才十八九岁，最多不过20出头，由于服丧的缘故，她剃了光头。我和她在一起的时候，她 的表情呆滞。非洲是个古怪的地方，当一个人死去或即将死去时，亲友聚集在房门外号陶大 哭，捶胸顿足。有些社团里，亲人们还用灰烬涂抹皮肤，以示哀伤，这种仪式可以连续进行 十多个小时。对西方人来说，这种表现方式未免过于戏剧比，不够真实。但是，它是非洲文 化的一部分，决非做作。而一旦服丧期过去，人们就十分冷静，这和西方的行为形成强烈对 比。可能是这种礼节提供一种抒发机会，让人们排除忧伤后能继续活下去。
我是想从那名寡妇和别人了解传染病的来源。然而这位寡妇神经紧张，对采访很不习 惯。此外还有一个不利因素，在这个社会里妻子一般不了解丈夫在家庭之外的活动。我很想 知道此人生病前如何打发时间，以便了解病毒感染的来源。他有没有被昆虫叮咬过，曾否打 过针，是否吃过污染了的食物，有没有打过什么？在这种情况下，了解这些几乎是不可能 的，但我多少得到一些关于病毒传播途径的证据。医院是可能的传染途径之一，针头的重复 使用，缺少隔离措施，其他病人和病人亲属部可能被传染上。然而不久我就了解到有种风俗 习惯给人们造成可怕的风险。遵照这里的文化，人们在埋葬尸体之前要亲自处理遗体以表示 对死者的至爱亲情。亲人一般要到棺材前来吻死尸，人们认为尸体是要做到绝对清洁的，他 们先是要把遗体充分洗净，把残留体内的粪便等秽物全部冲洗出来。由于埃波拉病人的粪便 不可避免地会带血，这就只能把病毒传染给亲人。日后我了解到这就是马里迪有这么多人患 上埃波拉病的原因。
当前我唯一能做的事就是在住宅区转悠，寻找能向我提供有关疫情信息的人。除了第一 例病人以外，还有没有其他病人来自同一病源。我访问了4个病人的家属，他们都与第一例 病人有过些接触，但他们的描述没能给我什么确切的答案。于是我的目光转向棉纺厂，它会 不会是埃波拉病毒从其自然界宿主进入人体的第一个地方？
尽管棉纺厂的经理很愿意帮忙，但他没能使我进一步了解病毒的可能来源和棉纺厂在疾 病传播中可能起的作用。一个很引人兴趣的事实是：棉纺厂的产品是经由朱巴通过尼罗河运 往喀土穆的。没有通过扎伊尔出口货物，也没路可通。经理甚至对我这样提问也感到惊奇。 他笑着回答说，不可能把任何货物通过扎伊尔运往市场，他已经多年没有在扎伊尔出售他的 产品了。我于是去棉纺厂进行考察。
棉纺厂在恩扎拉镇的边缘，是几间砖制和木制的房子。厂房周围有一圈生锈的铁篱笆， 土地上原来可能栽种过花草树木。现在是荒草一片。那是五六十年前殖民时代的典型建筑 物，现在大部份窗户上已经没有玻璃，有的则糊上破纸或钉上木条，所剩无几的玻璃窗肮脏 不堪。厂一房里光线很差，大部分灯泡不亮，有的房间根本没灯泡。天花板很高，那是殖民 时代建筑物的标志，挂着的吊扇看起来大多已不能运转。（厂内的两个景象令人吃惊：一是 古老的纺织机的隆隆轰响和转动，机器橡是来自工业博物馆的陈列物；另一是空气中的古怪 气味，一种棉花纤维、灰尘和噪音的混杂体。这种气味令人无法描述，那是一种我似曾记 得，但是一时叫不出名来的气味。我仔细观察这所房子。当我的目光转向高高的天花板时， 我立刻知道那种气味的来源了。悬吊着的天花板多处已经褪变为灰色甚至黑色，有些地方已 经完全腐朽。这种变色，这种味道一一我忽然想起来了。
蝙蝠。
正如同热带非洲的大多数建筑物一样，天花板成了蝙蝠窝。入夜，这些夜间生活的动物 就从房顶倾巢而出，尖叫着去捕捉昆虫、瓜果为食。一到早晨，它们再飞回来头脚倒悬地美 美睡上一天。是它们排泄的粪便使天花板变色。天花板腐朽后，蝙蝠的粪便滴落到厂房的地 板上，与棉布和尘埃结合后产生出那种阿摩尼亚味道，我在非洲住了很久，知道蝙蝠对人类 无害。我们常在夜间爬到房顶上去捕捉它们。我们戴上垒球手套以免伤害它们，然后把它们 放掉。这里的人们对蝙蝠习以为常，工厂工人对它们毫不介意。然而对我来说，我不能不怀 疑蝙蝠在埃波拉病毒的传播上也起了一定作用。
与死人同机
蝙蝠的排泄物会否是埃波拉病毒的载体呢？如果是，病毒又怎么在蝙蝠体内生存呢？那 就得假定病毒相对说来对蝙蝠无害，而对于人类和其他灵长类动物则是致命的。这并不是不 可能，因为我们现在知道不同病毒有不同的适应性。但是要证实蝙蝠要对苏丹或任何其它地 方的埃波拉病毒负责就困难了。我们没听说过蝙蝠与扎伊尔的埃波拉病患者接触的报导，但 由于非洲到处都是蝙蝠，这也不能说明什么。
猜想棉纺厂是恩扎拉瘟疫的传染源并不能说明它一定就是。要解开这个谜，必须进行广 泛的调查以证实蝙幅是否载有病毒。我当时不可能大量取样测试蝙蝠是否广泛受病毒感染以 致传播该种疾病，或者是它们没受过感染。几天后到达的世界卫生组织苏丹小组收集了几只 骗幅，然而样本不够，他们不仅没能分离出埃波拉病毒，也未能说明任何一只蝙蝠与过去曾 发生过的瘟疫有关。由于人类很少从自然载体中传染上疫病，所以不论病毒来自什么动物载 体，病例也不会很多。1978年，卡尔?约翰逊一行对非洲的丛林野兽进行广泛搜寻以发现 埃波拉病毒的载体时，曾对各种蝙蝠及其他兽类作过试验。后来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 （United States Army Medical Research Institute of Infectious Diseases，USAMRIID）的吉 恩?约翰逊（Gene Johnson）又曾对一可疑的蝙蝠洞穴进行过一次彻底的闪电式调查，他掌 握的原材料比我们多得多，但也毫无成果。
瘟疫能否从苏丹进入扎伊尔，对此我是有怀疑的。假若病毒是由蝙蝠携带的，那绝不会 只是一只蝙蝠而已，如我在此之前说过的那样，人类的交往也不像是传播的渠道。谁会千里 迢迢地从恩扎拉到扬布库去呢，他在几乎无路可走的漫长道路上跋涉又为了什么呢？那里没 有生意可作。恩扎拉棉纺厂生产的棉纱和布是通过朱巴运往喀士穆或是内罗毕的。无法从扎 伊尔出口，扎伊尔也没人会买。
离开恩扎拉之前，我写了封信给唐?弗朗西斯（Don Francis），他后来成为畅销书《乐 队继续演奏》（And the BandP1av 0n）的已故作者兰迪?希尔茨（Randy Shiltz）关于 人类免疫系统不全的主要顾问。唐是我的一个朋友，他曾参与在苏丹境内的一次天花疫病调 查。通过无线电波传播我得知他现在参加了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个小组，现在仍滞留古巴。我 相信，迟早有一天他会来恩扎拉，也愿意知道这里发生的一切。信中我提到埃波拉的第一个 病例。告知他死者的埋葬地点。我也详细地告诉了他瘟疫的发生情况以及如何去寻找医生和 存活者。应该说这是我带着十分满意心情写下的一封信，因为它说明我是进入恩扎拉的第一 个调查人。后来他告诉我说，他看到那封信时既惊讶又高兴。
在恩扎拉呆了三天之后，我决定离开。虽然调查很有趣，但是再呆下去我也不可能找到 苏丹和扬布库两次瘟疫爆发之间的联系。我唯一可做的是收集样品和捕捉一些可能携带病毒 的动物，但是我没有条件也没有仪器来进行如此规模的调查，因此我决定回扎伊尔的扬布库 去，然后再北上，去中非共和国。
由于我曾成功地进入苏丹、我想也许我也可能进入另一国境。但当我抵达离边界约15 英里处，发现有一棵横躺着的大树挡住去路，既无法绕着它走，又无法截断它过去。没人知 道为什么要砍倒那棵树，但它倒在那里已经好几个月了。就算是大树被搬走也没用。人们告 诉我说还得渡过一条河。那么说得要条渡船。问题是没有渡船。
于是我掉过头来往回走，到别处去寻找埃波拉病毒。大雨下个不停。红泥浆路越来越泞 滑，走起来十分危险。但是司机满不在乎，途中我们捎带上的一个乘便车的人也如此。车子 不断地打滑我越来越胆战心惊。在非洲，于弹和病毒是我甘冒的两种风险，然而车祸呢？！ 我不断要求司机开慢些，每次他都口中咕喀着表示同意，但仍然照开不误。一路上他都没有 尊重我的意愿，显然现在他也无意改变他的习惯。经过一个名叫比利（Bili）的小镇之后， 他突然一个急转弯，速度之快使整个车子打滑起来，橡个陀螺那样打转转。窗上显出各种色 彩：绿色的树、棕黄色的泥巴，红色的粘上，就好像快放的影片一般。后座中50加仑的柴 油桶疯狂地碰撞着，没捆住的东西四处飞舞，我摸索着想抓住什么东西，而吉普车继续飞速 前进，一会左、一会右地激烈摆动，最后终于翻倒在路旁。
当我睁开眼时，我看到的是天空。我发现我栽倒在司机身上，耳中满是震耳欲聋的叫喊 声，那是出自搭便车的人之口。
我被震得四肢麻木，但幸好并没受伤，我艰难地爬出车外。几乎站不住脚。司机则花了 更大的劲才勉强站起来。最糟的要算那个搭车人了。他痛苦地嚎叫着：“我的脖子断 了！”。但是即便我还处于头晕目眩的状态，我也看得出他是夸大其词。脖子断了的人，一 般是叫不出来的。我试着搬动一下他的四肢，还好，四肢能动弹，但他实在痛得够呛。我把 他放倒，给他作检查，看他的神经是否严重受伤。看来他是肌肉痉孪很可能是由于受到剧烈 震动所致。他自以为是快要死了，陷于歇斯底里的状态。我再三劝慰都没用。然而假如我们 不能开车上路，也无法送他上医院。附近的居民跑过来看发生了什么事。在他们的帮助下， 我们把吉普车翻转过来。现在我有可能对它作一次检查。车子损坏得还不算太严重，车头有 一部分凹陷进去，两块车窗被甩了出去，但并没破碎，我再转向搭车人，他仍在嚎叫不止。 我想我得想办法把他的脖颈固定住，然后再找个地方让他躺平休息。但在目前状况下，我没 法搬动他。由于他并未丧失知觉，我认为他的伤势不至于太严重，也可能是碰伤了脊髓。我 翻了翻我随身带的医药箱，你猜怎的，居然还有安定针剂。我给他打了一针。他逐渐缓解下 来并睡着了。这时我就用衬衫垫着碎布给他做了一个颈箍。我把颈箍给他拴在脖子上，固定 在手臂下，这样我们就能把他搬上吉普车的后座。后来我们得知这个人的近亲就住在离此 20英里远的地方，幸而吉普车还能勉强开动，总算运气，终于把此人送到了那里。接着又 用了将近两天的时间修理车子。
后来我们到达一个名为阿布蒙博兹（Abumombozi）的小镇，位于扬布库疫区中心以北 80英里处。传说扎伊尔的疫病第一例病人、一位小学教师，就曾乘车通过这里北上，因此 我很想知道这里是否也有瘟疫的迹象。有位医生告诉我，他没听说附近曾发生瘟疫，但他不 时见过带有伤寒症状的病人。他见到的真是伤寒病人吗？扬布库的医生在未能对病情作出确 切诊断之前也常说病人患的是伤寒。医生是否把两种疾病混淆了呢？我无法得知，因为现在 没有病例，而过去的病人又没有留下化验结果。
当我到达扬布库后，我们的小组还在村里作调查，询问村民，采取血样，以便了解有多 少人受到感染。我的同事们当然十分想知道我曾否发现扬布库和恩扎拉两处瘟疫之间的联 系，我只能使他们失望了。“从一处到另一处需要穿过4个不同的部落地区，而且人们也没 有任何理由要到另一处去。”我这样告诉他们。他们对我的说法抱有怀疑。两个地方同时发 生瘟疫，不能不使人们怀疑两者之间有联系，但我对自己的调查结果深信无疑。三年之后才 证实我的看法是对的。
旅途的下一站是本巴（Bumba）。我们在当地的天空教布道处过夜，打算搭乘第二天的 军用机回金沙萨。上午十点左右，我赶到机场，原只说按计划有飞机到，并没说明一定有。 因此当我到达机场看到有架飞机停在那里，还真有点惊讶。更使我惊奇的是看到有群人围在 飞机周围。大多数是妇女，脸上涂沫着白灰，悲伤地大哭大叫，捶胸顿足。好橡机舱尾部发 生了什么灾祸，是什么灾祸说不准。走近些时，我看见有人把几个木箱抬进机舱。天啊！我 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是些棺材！我得与飞机上满载的死人一同飞回金沙萨。
我问旁边的一个人，那些人是埃波拉病人吗？
“他们是飞行员，先生，”他回答说，“他们开的直升飞机从天上掉下来了。”这人看 着我，似乎在考虑要不要把真象更多地告诉我。“天气很坏”，他好像认为这点解释不够， 又接着说：“飞机没有油了。”
“谢谢你”，我说，并准备走开。
但这人又加上一句：“他们喝酒了，喝得大醉。”
后来我听说，我的一个同事彼得皮奥特（Peier Piot），扬布库小组的成员，本来打算乘 那架出事的飞机回金沙萨的。当他看出这些飞行员的醉态，就明智地没上飞机，我们同在扎 尔伊作过关于爱滋病的调查，相处很好，他现在是联合国艾滋病项目的负责人。我猜想他会 常常想起那桩事件的。
找到飞机残骸和那几具尸体，曾花了几天时间，因此尸体已经腐朽发臭了。机舱内的恶 臭可怕之至，我当然愿意与另一伙人同行，但我又有什么办法。我从哭喊着、脸上涂着白粉 的妇女中间穿过，走上飞机。在空中要呆整整两个小时，无法摆脱令人作呕的恶臭，怎么受 得了，然而也只能如此。我系好安全带，坐在死人堆中。
几个星期之后，另一批物品被运往金沙萨，转运亚特兰大。这批物品实际是从扬布库及 其附近居民中采集的600瓶血清一一送往疾病控制中心实验室去作埃波拉病毒抗体化验的。 我们无从了解的是这些小瓶装着一个和埃波拉病毒无关的秘密。它和其它几千种样品一起， 像是神话故事中的恶魔一样，被紧锁在“疾病控制中心”的一个冰箱内。十年过后，我们才 掌握了打开这把锁的知识，然而一一切都太晚了。
了解拉沙病毒
在贫穷的塞拉里昂共和国，约翰?卡马拉（John Kamara）是少有的特权者。他今年 三十来岁，毕业于该国最古老、最知名的福拉?贝（Forali Bay）大学。毕业后他回到他的 老家边远又贫困的东方省塞格布韦马，在圣灵（Ho1v Ghost）学校当一名历史与法语教 员。他受到学生的尊敬，学生把他当成楷模。塞格布韦马只有很少的知识分子，像他那样的 人不多。人们有事都来找他商量。他不只是老师，更是他们的朋友。他能帮助学生解开法语 动词中的奥秘也能和他们一起踢场足球。
他体格壮健，很少生病，因此当他在1977年2月中旬的一个晚上半夜醒来感到有点不 舒服时，还感到奇怪。他的皮肤摸上去有点发烫，头有点疼。他的肌肉即使在一场紧张的足 球赛之后也没这样痛过。当然，他刚从附近的一个村探亲回来，那里的路很难走，而且天气 酷热，尘土飞扬。所以他认为是由于旅途劳累而引起的不适，于是翻过身来试图重新入睡。
第二天早上他感到更加不舒服。头痛得厉害，肌肉也更加酸痛，并且肯定发烧了，但这 不是什么新鲜事。约翰生长的地方，疟疾多得是，因此他认为他是得了疟疾了。在塞格布韦 马和非洲其他许多地方，人们一旦发烧、头痛、肌肉酸痛，往往都被诊断为患了疟疾。成人 也如此，尽管他们一生中饱受携带疟疾菌的蚊子的叮咬应该具备了某种免疫力。约翰给校方 写了个便条请假，说明自己病了，然后吃了几片阿司匹林和4片氯奎宁（这是当时治疗疟疾 的标准方法），就上床睡觉了。下午，他觉得好了些，但他发现肌肉酸痛转到后背底下，而 且嗓子开始疼痛。
当天晚上，情况更糟了。体温上升，嗓子痛加剧，肌肉疼痛也更厉害。他开始觉得他患 的可能不是疟疾而是其他的病。第二天，他的体温持续上升，疼痛也加剧，他于是去塞格布 韦马的尼克松纪念医院就诊。为他接诊的伊莎贝尔?金医生（1sabeile King）立刻知道了 他患的是什么病。
拉沙热！
1976年11月，对扎伊尔的埃波拉病毒的调查结束之后，我回到我刚在塞拉利昂凯内马 建立的项目现场去完成我的未竟工作，我的主要任务是制定一个研究拉沙热病的长期规划。 两项主要未完成的工作正待我来做：一是找个住处，二是搞起一个像样的实验室。政府拨给 我的那所房子，得花些工夫才能把它改装成一个可用的实验室。首先我得装上发电设备，房 顶漏雨，得好好油漆一番，还得取回我在亚待兰大买的设备。设备已经到达塞拉里昂，存放 在港口的仓库里，但愿它完好无损。在塞拉里昂，除了我之外，没有别人知道怎样摆弄它。 但是在非洲，特别是在塞拉利昂这样贫穷的国家，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什么东西都可以被 “回收”，做法千奇百怪。例如，放置在路旁的一辆报废汽车，顷刻之间就会像动物园中的 野兽尸体一样，被吞噬一空。因此我必须到港口去指导把设备安全地装上卡车，以免设备受 损或是被“遗忘”在仓库里。
我到达港口后，沿着一条弯曲小道南行，找到货运经理，他向我担保说设备完整无损， 但不允许我亲自去作检查。两天后我收到仓库的紧急通知，说我租用的卡车后门不够大，盛 仪器的木箱放不进去，因此我还得再找一辆后门开得大些的卡车来搬运这批仪器，任务是完 成了，代价是我几晚未能成眠。
有了这批仪器，我得通上电源。我在扎伊尔教书时，有摆弄电线的经验，但是我现在没 有时间，只能雇用当地的一名电工。我想我在旁边监督着他干活，一定能保证他把活干好。 当他说他已经干完活时，我对插座和缆线检查了一番，似乎没什么问题。关键的时刻到了， 电源是否接通了呢？我把一个110伏特的显微镜插上电源，可我却立刻遭受到110伏特的电 击，肯定电源接错了。我又把小点的仪器插上电源，结果是一样。肯定这是根本性的装接错 误。电工忙着向我保证说一切都是按我指点的那样做的，那么我的手指怎么会遭电击，又那 么疼痛？
我怀疑是地线有问题。我打开保险盒，看见里面的地线都没有接上，原来是电工把零线 和火线接好了，但是地线却绕成一团，没把线头接上。他把我当成地板了。我耐心向他解释 地线是干什么的，怎么个安装法。他听到后就照办了。我不知道凯内马其他的建筑情况会是 怎样。管它呢，幸好现在我可以坐在我的实验室的椅子上操作仪器而不会遭受电击了。
要使我的实验室运作，得找些人来工作。我需要四个方面的人选。鉴于我们的工作条 件，我不能只要求专业水平，还得对拉沙病毒免疫。我们的研究对象是一种生活在灌木丛中 中等个头的鼠类，大小在一般老鼠和美国的家鼠之间。它们是拉沙病毒的载体，在胚胎期间 就受到病毒感染。它们自己不发病，但是尿液中分泌病毒。病毒在老鼠体内不断繁殖，然而 却躲过了它的免疫系统，也许是让免疫系统误认它是老鼠本身而不是病毒了。疾病的持久性 使病毒得以在病人体内不为断繁殖。病毒就是如此残暴和聪明，如人体免疫系统缺损病毒就 会使无数人终身为它们服务，而我们至今对它仍缺少了解，既不能医治，也不能预防。
当时，从患过病的人身上取得的抗体是对付疾病的最好方法。抗体不能防止人们再次感 染疾病，但至少可以使人们再次患病时，病情不会过于严重。不管怎样，我得尽量防止我的 工作人员染上瘟疫。要和分泌大量病毒的老鼠打交道，那是桩十分危险的工作。我对这事有 点担心，但是也没必要过分忧虑，因为不难找到有拉沙病毒抗体的人。主要问题在于要找到 既有抗体而又能胜任此项工作的人。塞拉利昂东方省没有几个人上过一两年学，应征者中最 高水平的只上过高中，粗通文化和一般计算。在这里除了通过人事关系而获得少数几个政府 职位外，可干的工作就是农业，谁有必要为此而上学呢，因此，我能找到的应征者极为有 限。我也需要会说本地方言门德语（Mende）和较通用的克里奥语的人。最后我还需要掌握 基本医学知识的人。很快，我发现很难找到这样的人。实际上，要为这项工作找到训练有素 的医生的努力早就失败了，这不足为奇，塞拉利昂没有医科学校。本地的医生来自两条系 统，或在西方或在苏联受过训练的。在西方上过学的，回来后一般在弗里敦找到较好的岗 位，或是为政府工作，这样可以得到政治上的好处，可观的年金，下午和晚上还能在私人场 所兼职。他们很少到农村来。
从苏联受训的人口国后则大多到政府医疗系统工作并立即被派往农村。从理论上说，在 苏联受过训的医生在派往农村前要先在费里敦实习，而实际上，这种所谓实习只不过是从几 乎不合格的医生中把最不合格的淘汰出去而已。地方医院中充斥着这种不合格的医生，他们 大多是莫斯科卢蒙巴友谊大学（Patrice lumumba Friendship Uuiversity）的毕业生。该学校的 课程表中政治理论课要比解剖学来得多。许多在苏联受训的医生比屠夫强不了多少。他们在 毫无戒备的当地居民身上随心所欲地胡乱操作着。过不了多久，连最无知的村民都懂得对政 府医院要退避三舍。
不幸的是，村民常常是无处求援。垂危的病人要乘一种蓝色的小卡车在破烂不堪的道路 上颠簸几英里去找一家比较好的教会医院。这种卡车是作为万能车辆行驶的，通常挤满人和 货物，牲畜也像沙丁鱼似地挤在一起，粪便四流。挤不进车厢的乘客就爬在车顶或悬挂在车 箱两旁和尾部，真是生死攸关。
尽管没有合适的医生，我却获得许多应征者。用凯内马的标准来衡量，我快成为大雇主 了。卫生部向我推荐了几名候选人。我面谈的第一批人竟都是卫生部某个人的亲戚，根本不 符合条件。我很快发现我必须接受他们推荐的任何人，这些人被录用后得付钱给他们的推荐 人。我需要卫生部的合作，否则我没法实行我的方案。因此，我的处境相当微妙。
于是我采取超额雇用人员的办法，录取了包括卫生部推荐的人和真正符合条件的人。我 告诉大家我现在只是试用，之后要根据他们的表现择优录用。这种作法，不管最后谁被录 用，大家都不丢脸。落榜的人只好责怪自己不够条件。
于是我在凯内马开始培训新雇员。训练开始，我让他们实际操作并接受书面考试以了解 他们的水平，最后我留下了一批我认为可以培训成为合格技术人员的年轻人。大多数高中毕 业，没多少工作经验。这也不错，他们还没来得及养成不良的工作习惯。我从最基本的要求 作起，告诉他们必须每天准时上班，在实验室里，我告诉他们要完成哪几件事：不幸的是， 那时，这些简单的要求对塞拉利昂的许多资深的政府雇员来说也是新鲜事。
录用和培训雇员是桩艰苦差事，但是高兴的是我找到几个很不错的人，其中有些人和我 们共事了13年以上。特别运气的是我们找到约翰?坎迪（John Kande）。坎迪个子不高， 稍胖，随着年龄的增长和他对棕榈酒嗜好的发展，他变得愈来愈胖。圆圆的脸上留着小胡 子，黑眼珠上老戴着一副墨镜。他性格开朗，颇受妇女喜爱。
棕榈酒是非洲名酒，由棕榈树液发酵而成。制酒工人用一条细竹圈把自己缚住，光脚爬 上棕搁树顶，把树液吸人葫芦瓢内（这样做是有一定危险的）。树液呈白色，甘醇可口，多 饮能够醉人。
坎迪能说好几种方言，他对林巴语（Limba）的掌握尤其使他备受欢迎。林巴语是制酒 工人的语言，坎迪能说这种方言，使我们这支队伍每天晚餐时都能喝到新鲜的棕榈酒。棕榈 酒最讲究新鲜，怎样才算新鲜呢？晚上喝的酒必须是当天早上采集的。一整天的发酵时间最 合适，到第二天喝就成汽油味了。
坎迪还有本事与当地的头头及其他主要人物交往，而使这些人了解我们项目的重要性是 十分必要的。有些人可能轻易地得到棕榈酒，有些人擅于获得头头们的欢心，坎迪则兼而有 之。他性格中的唯一缺点是，在整天工作和整晚喝酒之后容易与人打架。不时的，坎迪会因 酗酒和行为不检点而被关进监狱。这时他交友的才干就起作用了。他会把村里的头头或长者 请来，他们立刻就会想办法把他保释出狱。负责拉沙热病项目的官员常常为此奔走。
与拉沙热病项目打了多年交道之后，坎迪成了一名动物专家。他开办了一个老鼠繁殖 厂，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大量样品。他的成就的顶峰是在1989年为要拍摄记录片的一支摄 影队架设了一个“摄影棚”。要想在鼠穴中拍摄老鼠是很困难的，于是他挑选了几只不带病 毒的老鼠，给它们注射了微量麻醉剂，然后放进他的“摄影棚”里。老鼠的表现十分精彩， 摄影队拍出了一些漂亮的镜头。但坎迪对其中几只老鼠麻醉过量，以至当它们在我们为加强 戏剧效果而特地布置的一些残余食品中间跌跌憧撞地爬过时，就像真喝过棕榈酒一样，竟从 桌上一头栽下来，还得把它们检回桌上去。
雇用工作人员之后，我当然得给他们找住处。这是个问题，因为对外来者存在各种偏 见。这里没有房子出租，因为习惯上不允许陌生人寄宿过夜，更不要说长期居住了。凡不在 本村出生的人都算是外来者。村民对陌生人怀有疑惧，怕他们会带来不祥。他们认为一个人 若不是存有某种不良动机，怎么会离开自己的家呢？当然这是发生在农村居民大量流入城市 之前。近来，随着劳工的转移和贸易进入非洲的边远地区，人们对陌生人的态度大大改观 了。
然而，1976年，凯内马北部的钻石矿区是个例外。那里有许多陌生人，他们是来寻找 世界上最优质的钻石的。钻石是塞拉利昂仅有的少数资源之一。钻石矿多属国有，然而这一 行业也吸引了许多想发财致富的人。不仅是塞拉利昂，四面八方都有人来。一夜之间，所有 的村庄都沸腾开来，只是由于听说某某人走过树丛时找到一颗钻石……于是整个丛林的树木 就会被砍光，剩下来的只是大坑和红土堆。人们裹着缠腰布，站在齐腰深的泥水中，大汗淋 漓地掘着，筛着，做着发财梦。有些人发财了，但更多的钻石落入黎巴嫩人手中，他们控制 着该地区的贸易，抢购钻石，大量的宝贵钻石都被走私出去了。
这些村落转眼间繁荣起来，也瞬即衰败下去。只要听说另一个村子发现了钻石，居民会 一跑而空。人口的突然转移给我们对拉沙病毒传播情况的调查带来很大困难。这种淘金热差 不多就像当年加利福尼亚和阿拉斯加发现金矿时的情况。幸而我们面对的居民并非一味单指 望靠钻石致富，他们是只要能摆脱赤贫状态就行。一点钱就能起作用。它奇迹般地改变了村 民拒绝出租房屋给陌生人的偏见。一说出我们愿付房租时，要多少房间都能做到。
当我的雇员们一切准备停当时，我打算正式开始对拉沙热病毒的监视规划。当时是 1977年2月初，我从扎伊尔回来整4个月。我的工作人员受训两个月之后，现在要动真格 的了——要对付真正的拉沙热病毒患者。
病人是不缺的，周围有许多拉沙热病毒患者。
我事先想到我们的工作会相当繁忙，但没料到会忙到现在这种程度。第一个月我们就见 到近30个病人。当时我并不知道，不久得知一、二月旱季是拉沙热病盛行的高峰季节。30 个病人中后来死了9个，这对我的新雇员来说，是一次艰难的、但十分有效的受教育机会。
我们的计划有二：一是测试我们新安装好的实验室能否正常运行。二是我们的数据收集 系统是否有效。我选择了我和卡尔?约翰逊一起参观过的两所医院：塞格布韦马的尼克松纪 念医院和潘古玛的教会医院，以这两所医院的拉沙热病患者作为检查对象。这两所都是教会 医院，也是当地最好的医院，又都位于拉沙热病高发区。我们想更好地了拉沙热病的不同症 状。我们的员工已经接受过要对病人的病史作详细了解的训练，我告诉他们要记录头痛、肌 肉痛、嗓子痛等各种症状。一定要保证医生为病人量体温、检查眼球、牙床是否血，尿中是 否有蛋白质或带血。工作人员把血样带回我的新油漆过的、接通了电源的实验室，我用从 “疾病控制中心”带来的试剂测试血样中是否存有抗体。我们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同一过程， 用离心器把黄色血清分离，然后混入试剂，放在显微镜下观察。
阳性反应、阳性反应、阳性反应！
我们好像中了头彩似的。每个员工都听从指挥。他们想干好工作不仅是意识到这项研究 计划和自己的前途有关，而且对工作本身也产生了兴趣。再则，他们理解到自己是在于一桩 有意义的工作。当我们深入发掘与拉沙热病有关的事物时，我们接触到一个又一个的悲惨故 事。失去母亲、失去父亲、失去儿女，我们要干的事大多了。
潘古玛医院的大多数病人来自钻石矿区，医院里的修女和员工是有奉献精神的，但是， 对付拉沙热病，仅有奉献精神是不够的。他们把传染性病人和非传染性病人放在同一病房。 废弃针头到处乱扔，医院里找不到消毒剂，没有人戴手套，即便在处理感染了的样品时也如 此。所有病房都住上了拉沙热病患者。我们向医院员工建议，为了增加病人信心，他们如果 再配备些漂白剂就更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