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修女们的合作下，我们建立了隔离护理制度。在这样的非洲边远地区是谈不上空调设 施和防毒面罩的。谈到空调就是打开窗户，而在习惯于举行仪式时佩戴各种面具的国土上， 戴上防毒面罩无异于把自己标明是恶魔，那将导致难以想象的恶果。即使是爱尔兰修女也难 以理解我们的建议。她们被痢疾、濒临死亡的婴儿、伤寒和贫血病等搞得疲惫不堪，认为拉 沙热病不过如此。我们说，情况不是她们想象的那样。医院收容的成年病人中30％患的是 拉沙热病，而那是死亡的主要原因。此外，潘古玛医院曾流行过这种病，导致若干员工死 亡。但是人们是善忘的，何况很多员工已经调离。现在这里没有可能为拉沙热病患者开辟专 门的病房，只能把他们放在大病房中，同时又要保证其他病人和医护人员的安全。做法很简 单：在拉沙热病患者和其他病人之间设置一个装有轮子的布制屏风，它可以随意推动。这种 屏风当然不能阻挡病毒，但至少可以提醒病人和医护人员这种病是具传染性的，跨过屏风 后，要小心。
我们还进一步在每个拉沙热病患者的床头摆上一张小桌，上面放上外科手术用的口罩， 几副干净的橡胶或聚乙稀基手套以及一些漂白溶液。漂白液是用来消毒手套和口罩的，从本 地市场只能买到家用漂白粉和其他极少物品。我们把漂白粉稀释成10％的溶腋，成为绝妙 的消毒剂。手套在漂白液中浸泡过后，放到太阳光下晒干后再用。在这种医院中，豪华的一 次性的手套是谈不上的，但劳动力很便宜。可以雇一个人专门洗手套。手套可以反复使用8 至10次，到破损为止。只要看到晾衣绳上的无数副手套，就能辨认出我们项目的所在地。 多年来，在许多不同的情况下，我们都安全地采用了这种简易作法。它后来被写进世界卫生 组织的建议书。对于非洲的病毒性出血症，后来甚至对人体免疫系统不全症，都适用。
潘古玛医院的病房宽敞，光线充足，而塞格布韦马的较老的尼克松纪念医院则显得阴 森，令人感到压抑。照明差、墙壁清一色的暗灰，厕所抽水不好，经常缺水。粪尿的臭气充 斥整个医院。和潘古玛医院一样，病房按性别和内、外科划分，还有一个妇产科和一个小儿 科病房。尽管没有专家，这也算得上是本地区的最重要的医疗单位，它为方圆20英里的所 有村落服务。像潘古玛的医院一样，尼克松纪念医院的男女病房都有一小问隔离病房与之相 连，为的是安放传染病人。然而由于传染病人大多，一间小房间放不下，因而简单的隔离手 段再一次被采用。
我们的项目不只限于监测拉沙热病的疫情和采取预防措施。我们还试图消除病毒的来 原：老鼠。为此我们募集了一支老鼠巡查队。除了约翰?坎迪外，还有一位哺乳动物学者约 翰?克雷布斯（John Krebs）。他来自美国，享有美国卫生研究所（NIH）的奖学金，在亚 当?谢林顿（Adam Sherrington）的手下工作。据说亚当的妻子几年前和一个嘻皮士私奔 了，也许是由于这个原因，他很不喜欢约翰。约翰是个叭叭叫的嘻皮士，秃顶，满脸大胡 须。他好冒险，急于发现鲜为人知的各种鼠类的秘密。他平日在地里辛勤劳动，然后跑到森 林里呆上几天捕捉老鼠，测试它们是否带有病毒。约翰全然接受当地的文化和习俗，特别喜 欢吃本地的食品，配上辣椒。捕捉了一天老鼠之后，晚餐他多半是吃米饭、棕榈油、花生米 和鱼沙司。加上本地的红辣椒。尽管菜里已经放了不少红辣椒，他还嫌不够，边吃菜还要边 嚼辣椒。约翰是个放任不羁的家伙，总是在不知不党的情况下冒犯了亚当。但是他的工作对 于了解鼠类的活动，特别是在判断鼠类与人类的接触方式上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的研究 使我们对拉沙病毒在本地居民中的扩散情况有了较清晰的了解。他变得如此知名，以至后来 被人们称作“老鼠博士”。
然而不论约翰取得什么成就，他总不能让亚当——他的上司，相信他的数据的真实性。 亚当对约翰的仇视与日俱增。他每天都写备忘录，指责约翰无能和不诚实。由于我与约翰成 天共事，我知道这些指责全然站不住脚。实际上，我了解约翰对于数字的准确性的要求远比 任何人都要严格。我一直未能了解亚当的问题出在哪里，后来我才知道他自己的研究成果一 直没能发表。我终于懂得了亚当之所以极端仇视约翰的原因，这可以理解，但是不能原谅， 毕竟，人类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
老鼠巡查队除了内部问题要处理外，还得尊重当地的刁俗。每次安放捕鼠器前，我们都 得和村民商量，讲明我们的动机。做说客的任务往往落在约翰的头上，他则往往带上另一个 约翰——约翰?坎迪作帮手。后者有能力说服当地居民：也许捕捉老鼠的人是有点神经病， 但是应该欢迎他们这样。
通过这次调查要弄清三件事：村里哪种鼠类最多，每户有少老鼠，有多少老鼠携带拉沙 病毒。巡查队把村子里的房屋逐个编号，然后绘制了一份详图。约翰根据图上的标志，选择 某些农户作抽样调查。进行调查的当日．巡查队乘坐一辆显眼的黄色捕鼠车。车身上画着拉 沙标志。即一个拉沙病毒圆圈中间有只老鼠，还有一张微缩的非洲地图。后来方圆多少里的 居民都认识了这个标志。多少年后，我们途经这些村落时，人们还会唱着“拉沙不是好东 西”的歌。调子是我们的公众教育小组组员从塞拉利昂排行前十名的流行歌曲中选来的。
捕鼠队进村后就在村边设营，营区包括一辆卡车和两顶帐蓬。一顶帐蓬住人，另一顶放 置捕捉来的老鼠。然后组员就进入选定的住户中去放置捕鼠器。捕鼠器有两种：一种是会杀 死老鼠的，另一种是捉活的，以便作试验。根据房间多少放置捕鼠器，一般是每户放十个捕 鼠器。第二天早上，组员去收回。把被杀死的老鼠数字记录下来，尸体放入袋中焚化。存活 的老鼠则经过一种巧妙的制作方法被回收。当打开捕鼠器的开关时，老鼠以为可以逃跑了， 实则是钻进了一个塑料袋中，袋中放置了浸有麻醉剂的棉花。我们对昏睡过去的老鼠逐个抽 血以便检验拉沙病毒并测定是否存在抗体。老鼠的类别确定后就杀死并作解剖，器官保留下 来以备分离病毒用。通过试验取得的信息全部输入电脑。
要了解老鼠是如何传播病毒的，需要进行另一项研究，要在曾患拉沙热病的住户中捕捉 老鼠并与没患病的住户中的老鼠作比较。我们还想了解的是捕捉老鼠之后，新的疫情是否减 弱了。这项专门研究由迪克?金利赛德（Dick Keenleyside）负责。迪克是个英国医生，在 “疾病控制中心”工作。他是个能干的研究人员，只有一个弱点，即极端害怕会得上拉沙 病。每天晚上回到实验室，他都会嚷嚷嗓子痛。这种恐惧也不是完全没道理。毕竟，他每天 都与捕鼠队紧密合作。但是，恐怖症对于不论是捕鼠人或是病毒追猎者都是很不利的。他乘 坐伦敦班机飞回美国时还真遇到一次可怕的经历。
在飞机上，他无意中和人谈起他曾在塞拉利昂参与一起拉沙热病研究项目。显然他错找 了一个谈话对象。一进海关，他就被一些警惕性高、紧张过度的英国移民官员盘问并决定要 把他送去科佩特?伍德（C0ppett's Wood）医院检疫。位处伦敦北部的这所古老的热病医 院有一具塑料制成的隔离器，凡是被认为患有外来的传染病病人要放入隔离器中进行隔离。 这是一个巨大的塑料袋，不透气，可以罩在床上。对于迪克来说，这种隔离器没有必要，因 为拉沙热病毒如同大多数其他出血热病一样并不通过空气传染。然而英国人费了大力，化了 很多钱安装上这样一个隔离器，他们急于要使用它。一些来自非洲的乘客，到达伦敦时，只 要有点头痛脑热，都会遭到这样的待遇。
迪克强烈抗议并要求移民官员与“疾病控制中心”取得联系，他说他根本没病。然而就 是搬出“人身保护令”来也没用。“人身保护令”是12世纪的一种文件，它和大宪章一样 可以保护公民不受国王或其代理人的随意拘捕。那是英国神圣的立法之一，但它对于英国的 检疫官员显然无效。直到“疾病控制中心”检验处的代表来到，说明他对英国没有危险，英 国的俭疫官员才被说服，把迪克放行。迪克还算是幸运的。在病毒面前非洲人的表现不是唯 一的迷信和“不可理喻”。
我们的问题不只来自拉沙病毒。无论我们到哪里，我们的生活和工作都会遇到政局的干 扰。塞拉利昂的政治动荡大多起源于两大种族之间长期存在的宿怨。一是生活在东部和南部 的门德族（Mende），一是北部和西部的腾内族（Temne）。两个主要政党都以这两个部族 作为权力基础，因而表面上看来是政治纷争，实际上往往是种族冲突。据说，1976年底到 1977年初之间曾举行过一次自由选举，但全民大会党（All Peop1e's Congress）（腾内族的 党）的领袖赛厄卡?史蒂文斯（Siaka Stevens）操纵选举，自称是胜利者，然后把在位的总 统赶下台。这就导致全国各地发生了一系列的冲突，有些地方甚至形成阵地战。有些冲突发 生在东方省的首府凯内马和南方省首府博城。
凯内马当时有人口25000人，一次战役下来死去12人。凯内马位于门德部族地区，在 东方省施行的一次宵禁大大影响了我们的工作。下午6时就不允许出入城，显然，宵禁只能 引起人们，特别是忠于反对党的省份对腾内族统治下的政府的仇视，而对我们来说则造成很 大困难。实行宵禁时，我们的项目才刚起步，宵禁持续了四、五个月。那时省里的人还不太 认识我们，我们经常会在临时设置的检查站前被一些穿制服的人拦住。他们有的是军人，有 的是准军队人员，有的什么也不是。常＃会碰到一个全副武装但又满口酒臭的士兵，他对司 机勒索钱财比对法律或政治问题要感兴趣得多。当地的法律与秩序已不复存在，任何持枪的 人都乘机为个人捞取好处。
宵禁意味着不论我去尼克松或是潘古玛医院，都得在下午六时前赶回凯内马。由于两个 医院都在25英里以外，而往往到最后一刻我才办完事．从而下得不在满路废物，坑坑洼洼 的道路上飞快开车回家。即便这样不远的路程，汽车也得1至2小时。我们时常担心有个喝 了过多棕榈酒的士兵会朝我们开枪。幸好我们的员工还没遭到过袭击，仅有几个人被拘留 过，而他们并没有什么过错，借口一些无足称道的小事，甚或没有任何理由也可以逮捕你。 也许是把你错认为别人了，也许是因为你挡了路而怒气冲冲，总之，在什么情况下都有遭逮 捕的可能。每当此时，我们就得寻找适当人士出面请求释放他们。
政治僵局最后总算解决，那是腾内与凯内马的两股势力在博城的一场激烈战斗之后，通 过协商解决的。那场战斗中有300人死亡，多数是门德族人。由于总统来自与腾内族结盟的 一个少数民族，两名副总统就由一名腾内族和一名门德族人充任。达成协议后。宵禁就取消 了。然而政治危机的结束并不等于路障就不存在了。实际上，路障在我们的项目执行过程始 终是个麻烦。你永远无法知道路障会在哪里出现，它已经成为地方习俗的一部分，随时随地 可见。某个地方指挥官可以下令设置一个，某个人的心血来潮也可以设置一个，他不认为需 要征求任何人的同意。设立路障已经成为一项全民运动、老少皆精干此行。你常会遇见几个 小流氓围着一个所谓路障，其实那只不过是在马路中心挖掘的一个窟窿，挖出来的土堆在两 旁，你一停下来，孩子们就会跑到车前来要钱，说是去修路。塞拉利昂就是这样教育他们的 年轻人。
关于灵魂和离心机
在我们弄清这些村子里到底有多少人患有拉沙热之前，我们必须有一个确切的人口统计 数字。在估计某一特定人口中到底有多少人受到感染时，你得知道一开始有多少人。这样我 们才能进行调查研究，发现谁最容易受到感染和为什么会受到感染。通常，只要通过查询全 国人口普查资料你就可以得到这一信息。但在塞拉利昂东部，将近20年前英国人还在那里 时曾进行过人口普查，以后就没有进行了，所以我们必须进行自己的调查。这意味着在我们 选定的村子里得挨家挨户进行调查，以确定有多少人口，他们的年龄和性别。大多数房子都 有三、四间房，泥墙泥地，马口铁屋顶，这种屋顶取代了传统的、用芦苇或棕榈叶做的屋 顶。波纹状金属是白人留给非洲的许多令人怀疑的礼物之一。可是，随着经济情况的恶化， 非洲农民甚至连波纹马口铁也买不起了。所以，现在你看传统的茅草屋顶又回来了。
我们曾想过，在每一个房子里我们一定会看到许多人，但没有想到会有那么多。在正在 开采的钻石矿附近的村子里，一个房子里竟挤满40至50人。能挤得下这么多人的唯一原因 是矿工们轮流上班。一班人在矿上工作时，另一些人就回来睡觉，挤得满满的。矿工们大约 每12小时换一次班，而房子则一天24小时都睡着有人。这与大多数收成仅够自己食用的农 民的生活安排很不一样。这些农民是白天在地里劳动，房子空着，毫不奇怪，就受拉沙热感 染的比例来说，由于起居工作方式不同，其结果也不一样。在这些矿工居住的村子里，我们 看到有些是感染率最高的之一。
到底有多高？那很难说。对这些矿工们往的村子进行调查简直是一场恶梦。每当一位矿 工离开这里回到自己的村子时，他所经历的严酷现实粉碎了他想突然致富的梦想。然后又有 一个抱着自己新的梦想的人取代了他。在我们的有些调查中，我们会发现一个村子的人口在 几周内增加一倍或减少一半。当塞格布韦马附近一个小村子里发现了几个大的钻石矿时，原 来的2500人一夜之间增加了一倍。矿工们都拼命想成为第一个发现更多钻石矿的人，因此 他们向松土层挖掘得非常快，结果一个矿井突然倒塌了。也许有15人或20人丧生，确切的 死亡人数不详，因为从未找到过所有人的尸体，此外，由于大多数矿工都是非法移民，没有 家属询问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事故发生后，村子又为之一空。人们认为这是邪恶的魔力 笼罩了这个村子。
调查拉沙热的发病率是一回事，但对已经染上了这种病的人又怎么办呢？这是我们每天 都碰到的问题。当我们登记一个个病人时，他们都恳求我们结予帮助。由于我们几乎无能为 力，因此越来越感到沮丧。
就在这时．我们碰见了来自塞格布韦马的一位受人爱戴的教师约翰?卡马拉（John Kamqra）。我们看护他，给予他通常的治疗：吃药退烧，给他输液以防止脱水。他疼得非 常厉害，不能咽东西，找不到一个令他感到舒适一些的睡觉姿式，也无法人睡。这一景象简 直难以令入置信。病人的脸肿了起来，由于体液从受到损坏的血管流进了脸与脖子的软组织 （水肿），因此他的面孔几乎都认不出来了。当他还能够回答问题时，往往也不切题。我们 知道他已经得了脑病，意味着他的脑子正受到感染。我们现在知道这是一个可怕的症兆，预 示肯定会发生抽搐，然后死去。可是，当时我们对这一症状的必然严重性还摸不太准。
在他整个患病期间，他的妻子一直在他身旁。虽然我们不能肯定她自己是否也受到了感 染，但我们一定要她像我们的工作人员一样，穿件罩衣，戴上手套。自然，她心烦意乱。我 们试图让她放心，但我们无法使她安静下来，因为她看见了她丈夫脸上的表情，她知道什么 事情正在发生。她看见了他眼中的恐惧。她恳求我们帮忙，做点什么都行。据我们所知，可 能只有一种有效的治疗方法，也许它对约翰?卡马拉能起作用。
为了进行血浆治疗，我在“疾病控制中心”搜罗了一些大的离心机，并且不厌其烦地先 把它们运到了塞拉利昂，然后沿着很长一段高低不平的道路运到了内地。血浆疗法是从拉沙 热病愈者身上采血，将红血球分离出来，然唇将它们送回献血者的体内。然后我们把含有抗 体的血浆收集起来，将它注入拉沙热急性病患者的静脉里。采用这种免疫血清疗法是因为血 浆疗法对另一种病毒性出血热一乙乙种来自南美的朱宁（Junin）病患者治疗有效。现在只 在呵恨庭发现了朱宁病毒，也是由老鼠传染的。这种病的死亡率高，并且与拉沙热非常相 似，最重要的是，朱宁是一种砂粒病毒，这意味着它与拉沙病毒是近亲。我们想，如果这种 疗法能对朱宁病毒有效，那么，对拉沙热也该能起作用了。
可是，在分离血浆时，我们碰到了一个难题。我们有离心机，但当我门试验这些机器 时，我们发现电线装得不对。我踢了自已一脚。离开亚特兰大之前，我没有时间险查那些线 路一乙为什么会这样？——自那以后我还设有抽出时间来做这件事。现在在塞拉利昂，我到 哪里去找一个懂得分离血浆离心机的人，更不用说找一个会修理它的人了。我设想到我们在 医院进行检查的第一个月就会碰到如此多的病人。我们仅想先试一试看，却没想到一下子全 卷进去了。
所以，我发现自己的处境非常尴尬：没有血浆，没有为我们病人进行治疗的药物。难道 我只有束手无策地站在那里，眼看着约翰?卡马拉死去吗？
这个人的悲剧激励我要采取行动。如果我要起点作用，我不仅得做点什么事，而且在做 这些事时得与病人有更多的接触。我在凯内马设立这一项目的原因，是因为它正好位于两个 大医院的当中，与来自弗里敦的公路相通，而不是因为我想那里会有很多拉沙热病患者。所 以我得想法使潘古玛和尼克松两所医院的实验室也用作医治拉沙热的实验室。这样，我就有 把握至少能在现场进行一些基本的实验室工作。但是，在我对潘古玛或尼克松医院能做点什 么之前，我得先使这些离心机启动起来才行。
我拆开离心机进行检查，立即发现当工人将离心机改装成220伏特时，他忘了在线路里 放进定时器。这种机器的设计是不开动定时器，它就不旋转。要改变这一状况，我只得对离 心机进行拆修，使主要线路通过定时器，然后进入发动饥。我花了一天时间才找出它的问 题，然后又花了一天将机器修好。那里没有电工可寻，我就是电工。
下一个难题是将这两台老式过时的但现在很起作用的离心讥运到这两所医院去。每一台 重约600磅，在凯内马我们没有能够运载它们的车辆。此外，它们是有冷藏设备的离心机， 所以，我们得肯定，压缩机要尽量固定在下面，以防止它们与冷却盘管相连接的铜管被压 破。如果管子破了，碳氟化合物就会漏出来，这不仅会污染大气，而且会使冷却设备失去功 能。所以我们到处寻找交通工具。后来找到了两部很结实的卡车可以把我们宝贵的物资运上 搓板似的道路。费了很大劲以后，我们总算把离心机搬上了卡车。然后我们用绳子将它们绑 牢，尽量将压缩机固定好，开车将它们运往潘古玛和尼克松医院。希望能够成功。
终于，我们将机器运到了目的地，但我们的问题仍没有完。我们安装在潘古玛医院的离 心机运转很好，但是在尼克松医院的那一台不能制冷。这是我最害怕的事情。在塞格布韦马 周围没有可以信赖的制冷方面的技术人员，即使有，他们对离心机制冷也无经验。
我只得再动动脑筋。在我离开“疾病控制中心”时，乙位制冷专家曾教过我如何修理冰 箱和如何再向里面装满冷却剂。我希望这一程序能与修理离心机的制冷器相似。我又拆开了 离心机，发现压缩机的铜管在进入冷却盘管的地方折断了。我只有把它割断，使它再次成为 凸缘形，将它放在盘管中恰当的位置。然后我得用钩钩住我们在实验室使用的真空泵，用它 将压缩机里的空气排除，造成真空。几小时后，我使机器里的压力降得很低，以便将盛冷却 剂的容器连起来，重新向盘管充电。一切似乎都正常，但真正的考验是要看温度能否降得很 低，使离心机能冷却下来。我等待着。当我看见缸里面形成了一层霜时，我高兴极了。现在 我可以开始了。下一个问题是：血浆能行吗？
即使我使离心机运转起来，我还要克服其他一些困难。我们还需要一条供应线和通讯设 备。我们没有可以工作的电话系统，电气系统也很不稳寇，所以我们不得不依赖一台备用发 动机，如果我们需要电，我们就发电。如果我们要通讯，我们就用曲柄启动我们的单旁带无 线电设备。医院的发动机每天早上只能向潘古玛和塞格布韦马医院的实验室供应几小时的 电。供电是有限的，手术室要优先，所以实验室往往得不到最起码的电力供应。而且，发动 机还容易出故障，零件也不易找到。我到处想方设法，最后总算凑够了钱为我们的每一个实 验室购置了一台当地可以买到的本田小发动机。有自己的电力了！真是大棒了。
要建立一条供应线则更加困难。通常，我们依靠弗里敦美国大使馆的帮助，能便捷地运 送“疾病控制中心”的供应品和器材。并保证它能通过海关，安全地运到内地。最重要的物 品是用于诊断拉沙热的试剂。就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真的碰到了困难。“疾病控制中心”的首 批物资是通过泛美航空公司经塞内加尔的达喀尔运来的。但它们在达喀尔附近消失了。真见 鬼！虽然这是我们唯一一次丢失的物资，但它给了我们一个教训。我们需要一条更加可靠的 运输线，特别是如果我们要检查病毒的话。我们与荷兰航空公司进行了联系，它每星期四晚 上都有班机飞到隆吉（1oingi）机场。机场就在弗里敦的海岸上游，位于红树科沼泽地中间 的空地，在弗里敦港湾的对面。荷兰航空公司同意直接从亚特兰大经阿姆斯特丹（它们之间 每天有航班）将物资运来，然后经过同一航线从弗里敦将我们在这里做好的样品运回亚特兰 大。我们无法在当地将病毒分离出来。这一程序需要组织培养，而这又要有无菌的工作条 件。在敞开的工作台上用病毒处理临床抽样是一回事，但在组织培养时使其形成高浓度则完 全是另一回事。总之，这种病毒是第四级病毒，只有在适宜的实验室里才能安全处理。只有 在疾病控制中心才能处理。
在研究病毒时，最后的化验或试验都是分离病毒。化验不仅告诉你在血液或组织的样品 里是否有病毒，而且还能告诉你有多少病毒。如果我们要绘制和记录疾病的传播，然后对它 进行治疗，我们必须要分离病毒，并且不仅是对每个病人的一次抽样，而是对他的几次抽样 进行病毒分离。事情还要更加复杂。我们不能就在一般的冰箱里将抽样冷冻起来，用一般的 冰袋将它们运走。如果要保存好抽样，将它一直送到亚特兰大，我们需要干冰。在凯内马根 本没有干冰，即使在费里敦也没有。最近的来源是象牙海岸的阿比让。我们设法与阿比让的 美国大使馆建立了联系，它也试图帮助我们摆脱困境。但是他们送来的头两盒干冰，到达时 却是空的。干冰已全部挥发了，剩下的只有一点二氧化碳。显然，阿比让这条路线行不通。
所以我们又找到效率总是很高的荷兰航空公司里的荷兰朋友，他们告诉我们，如果我们 事先预订好，他们可以每星期四傍晚从阿姆斯特丹将干冰送来。这就使我们有时间包装好抽 样，当飞机第二天早晨返回隆吉时，就能把抽样运回亚特兰大（途经阿姆斯特丹和芝加 哥），剩下的工作就是要想出一个办法，在使馆的帮助下，使包裹内装物在融化之前经过渡 船运到弗里敦，再送回去。我们得确保我们能按时到达弗里敦，这样我们就不会误了飞机。 因此我们毒星期四晚上总是非常忙乱。最后，我们在大使馆的地下室里放了一些大冰箱。在 这里，我们可以储存我们宝贵的抽样。使人放心的是冰箱已和大使馆的大发电机连接起来 了。用这种方法储存拉沙病毒似乎没有使我们国务院的朋友感到担心。星期五下午，当荷兰 航空公司的班机带着我们的盒子起飞后，我们都精疲力竭地瘫倒在非洲大陆最美丽之一的弗 里敦海滩上。
没有美国国务院的斡旋，我们的许多工作都做不成。我至少与四大洲15个国家的美国 大使馆和领事馆里有过工作关系，我总能指望得到他们的合作。记得有一次，一位比利时朋 友陪我去金沙萨的美国大使馆兑现支票，他很惊奇我竟然能办成这种事。他说他从他的使馆 无论如何也得不到这种服务。
无论我们作出多少努力，无论我们最后克服了多少困难，但对约翰?卡马拉来说，效率 仍不够快。他的高烧和全身剧烈疼痛有增无减。我们仍抱着希望一一这希望来自我们对拉沙 热的一点点了解。但到了他得病的第8天，他一度明亮和锐利的眼睛变得迟钝了，（在我看 来）充满了无可奈何的神情。当我靠近一点再看时，可以看见他眼白里有火焰似的红点。
现在他的眼睛出血。
约翰的妻子再也受不了了，她不时站起来，但几分钟后又跑回去握着他的手，试图缓解 他的痛苦。
到了他得病的第9天，约翰?卡马拉时而有些迷惑，时而神志失常。虽然我们对这种疾 病没有很多经验，但恐怕许多人都过不了这一关。我们得承认我们正在失去他，他的妻子似 乎也有与我们相同的预感。她开始变得令人惊奇地安静，因为她已接受了不可避免的事实。 在医学上，这是令所有医生感到卑微的一刻。它提醒我们：众神也是虚弱的。
约翰完全陷入了昏迷。当病毒宣布战胜了他的脑子时，一系列的发作摧毁了他的身体。 然后他陷入完全休克，已测不到血压。他的心肺衰竭了。
为了证明他给人们留下的精神财富，塞格布韦马所有的人都出来哀悼他一一他们非常尊 敬的老师和行为的榜样。他们想要知道，这是什么世道，竟要夺走这样一位好人。带看两个 要抚养的孩子，他的妻子一个人如何过下去？谁来照料他年迈的双亲？谁来教育他的学生？ 准给予他们劝告和帮助他们为自己的国家创建未来？我的四周，沉寂是唯一的回答。
魔弹
争取从亚特兰大获得物资和器材的持续斗争开始得到了回报，我有理由相信会继续不断 地得到试剂供应。现在我们更加接近我们的目标，向病人提供免疫血清治疗。头一项工作是 开始对潘古玛或塞格布韦马医院里曾经患过拉沙热但后来幸存下来的病人进行调查，他们现 在对拉沙病毒应该有高的抗体滴定量。我们对含有最高抗体滴定量的病人最有兴趣，因为我 们认为他们的血浆会是最有效的。我们也得找到一些完全康复的人，因为他们能捐献血浆， 而不会损害他们的健康。自然，我们还得希望他们的血液里没有拉沙病毒在活动。为了确保 血浆是安全的，我们力图只挑选那些至少已病愈三个或四个月的人。我们担心的不仅仅是拉 沙病毒。我们也通过血液检查乙型肝炎——一种致命的肝炎，它是通过血清传播的。
那是20世纪70年代未，我们对人类免疫缺损病毒或艾滋病还毫无所知，我们也不知道 除了乙型肝炎外还有其它的病毒也可通过血液传播。那时我们对内型肝炎也一无所知。如果 我们知道的活，就不会如此热心地采取这种方法利用病人的血浆。我们感到幸慰的是，后 来，80年代未，我们去塞拉利昂开始搜寻人类免疫缺损病毒感染时，除了弗里敦的两名妓 女和几名从苏联回来的留学生外，我们没有发现其他病患者。可能当时艾滋病正从中非传入 塞拉利昂。可以有足够的理由得出结论说，70年代在东部省没有什么或者根本没有人类免 疫缺损病毒感染。现在情况不同了，如果血清疗法带有风险，那么，拉沙热病也一样。在我 们工作的第一个月内，我们看到约翰?卡马拉和其他八位病人死去。我们得设法做点什么 事。
从逻辑上说，收集血浆是一件可怕的事情。首先，我们得找到可能捐献血浆的人，这不 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他们已回到他们自己的村庄。如果他们是流动的钻石工人，我们可能 永远找不到他们。一旦我们发现了我们正要找的人，并说服他愿意献血浆，那么，我们得提 供交通工具和当天的食物。为了增加吸引力，我们还给予他们两周的铁质补给品和一袋两磅 重的大米。每一次献血，其全过程往往要占用现场工作组一整天的时间。不久我们就认识 到，这样一项计划可能需要很多钱。
甚至向可能的献血者解释什么叫献血，为什么我们需要血，都得采用一些策略。这整个 概念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教育水平和经历，以至他们不知道怎样理解它。大多数病患者都是不 识字的村民，他们对医药的了解，仅限于巫医给予他们的药粉和药水。如果它们无效，就会 到一个有白人医生的医院，得到白入医生的魔法，而不是巫医的魔法。我们得想出一些比较 简单的解释——另一个文化障碍：不管你去非洲什么地方，人们心理都相信本地的医药和魔 法。很多人相信血里有魔力，可以用来对付他们。有个时期谣传“白人喝血”甚至吃人肉， 还有谣传说我们一定在制造魔水去打败我们的敌人。要么是我们幸运，要么就是我们的人会 说话，尽管非常困难，我们成功他说服厂大约一半以前的病患者同意参加献血。
一旦我们从血液里分离出血浆，我们将包装好的红血球再输回献血者体内。由于他们对 我们抽出的血和输回的血看不出有什么不同，真正令人惊奇的事情发生了。现在他们往往完 全相信我们招募他们是为了某种巫术。我们不能肯定这是加深了他们的怀疑，说我们用不祥 的符咒欺骗他们，还是高超的魔力赢得了他们的尊敬。也许两者都有一点。
不仅仅是因为得到血浆的费用高，从而对我们集体财力的要求如此之多。整个过程还需 要大量的时间。我们得白手起家。塞拉利昂没有血库，等于零。血是按需要提供的。通常来 自一位家庭成员或者一位朋友，即使这样也不是免费的。因此，我们创建的血浆制度怎样才 能扎根，特别是当时没有支付血浆费用的明显资金来源？少数病人得到昂贵的治疗，而多数 病人却无法得到治疗，这不是我们的目的。最好是：治疗必须实际、合理和便宜。的确，那 时我们还不知道怎洋才能广泛地利用血浆。不管最后它以什么形式用于输注。但这是我们所 有的一切。于是我们继续努力，决心要找出有效的药物。
我们所需要的是一种简单的药物——治疗拉沙热的青霉素。但是能安全用于抗病毒的药 物的确非常少。大多数抗病毒的复合物毒性都很大，最有害的是在杀死病毒的同时也杀死了 宿主细胞。此外，治疗必须便宜、安全和方便病人。还有，这种药物在长时间内应当非常稳 定，这样才可以把它带到边远地区，在不大理想的条件下储存起来，直到应用。我们追求的 是一种神奇的药，差一点都不行。
后来，卡尔?约翰逊写来一封信，卡尔善于给我发短电报和写短信，其中一两句话就可 能改变我的生活。先是埃波拉，现在是这个。
卡尔在信中提到犹他洲立大学研制成功了一种较新的药物，叫做病毒哇（ribavirin）。 它对治疗某些核糖核酸病毒（NNAViruses）有一定疗效。拉沙病毒是一种核糖核酸病毒。 如果脱氧核糖核酸（DNA）是生命的蓝图，是使细胞变成眼睛、手或新芽的茎和叶子的遗 传物质，那么，核糖核酸就是信使，将信息从基因传到核糖体—一一种圆的微粒，它是一种 蛋自质工厂，生产生命所需要的各种抗体、激素和酶。可是，许多病毒不把核糖核酸当作信 使，而是当作它们自己的遗传物质。在这方面，病毒是独特的有机体。人们对病毒哇如此有 兴趣、对它寄以如此厚望的原因是，它似乎能干扰病毒用自己遗传性的核糖核酸制造蛋白 质。
沙粒病毒是核糖核酸病毒，拉沙病毒也是一种沙粒病毒，病毒哇能抗拉沙病毒吗？
卡尔告诉我，他已经在组织培养方面试验抗拉沙病毒的药物，并告诉我，彼得?贾尔林 （Peter Jahrling）也在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进行类似的试验。彼得用拉沙病毒感染 猴子，然后用病毒哇治疗它们。这个药的实验数据，包括对人体上的实验数据表明它安全可 靠，因为已经成功地利用它医好婴儿得的急性病毒性肺炎。但是，它最大的优点是易于生 产，将来可能便宜，在室内温度下能保持稳定——也许塞拉利昂的室内温度不行，但我们可 以将它放在冰箱里。
这可能是我的魔弹。我很兴奋，但我知道我们还需要等待实验室关于拉沙病毒的实验结 果出来后才能考虑我们自己的治疗计划，这倒不是我们想浪费时间，坐等彼得的猴子进展如 何。我们还须得到塞拉利昂和美国管理局有关使用药物和血浆的许可。这需要时间，所以我 们得立即行动。
第一步是要准备一个书面议定书，对治疗试验作出详细说明。在亚特兰大，卡尔和他的 妻子帕特里夏?韦布（PatriciaWebb）——“疾病控制中心”的特别病原体流行病学家—— 分担这一工作。这份议定书还要得到塞拉利昂国家伦理委员会、“疾病控制中心”的人类课 题审查委员会（HRSC）以及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FDA）的批准。这不是一件不关紧要 的事情。议定书里全面、详细地写上了这一项目的科学根据，还要写明将如何进行这一研 究。议定书里还对病人的知情同意书作了确切的说明。绝对不能拿人做实验。麻烦就出在这 里，只有当病人完全了解他所同意的是什么内容，他才会答应签知情同意书。和我们打交道 的大部分病人都是文盲，完全没有受过教育，而且木多数人只能说一种当地部族的语言。不 管怎么说，他们当中有一半人怀疑我们可能在玩弄巫术，虽然他们非常有礼貌，嘴里不会这 样说。对这样一些人，向他们解释一个复杂的医疗程序只有翻译成门德语后才可以。但门德 语这类部族语言没有词来表达“临床试验”或“逆转反应”这些概念。所以，我们怎样才能 恰当地告诉他们我们想要告诉他们的是什么？
我们使一些概念简单化，即使不能准确地将意思译成他们的当地语言，也可以使用一些 多少能将意思传达过去的字眼。简言之，我们需要这个有希望的课题来确定病毒哇是一种新 药，虽然对拉沙热尚未试用过，至少我们可以向他们保证，对人体使用这种药物已证明是安 全的。我们也将告诉他们，没有办法治疗拉沙热，这仅仅是试图找出一个治疗方法。我们不 能对任何事作出保证。要解释这一切，我们得依靠我们译员的技巧。由于大多数病人甚至不 会签名，我们能尽力做到的是请他们在知情同意书的下面按一个大拇指印或画一个“调”， 表明已向他们念过知情同意书，他们对我们所做的事情有一些了解，并且同意让我们试一 试。
与人类课题审查委员会相比，塞拉利昂国家伦理委员会对我们设想的办理知情同意的手 续没有什么大的意见。毕竟塞拉利昂人对他们的国家是了解的，知道什么事情做得到，什么 事情做不到。他们也知道拉沙热病患者的迫切需求。可是，如果我首先提到塞拉利昂国家伦 理委员会是由当时塞拉利昂卫生部的主要官员马塞拉?戴维斯（MarCella Davis）博士创 建的，对于这一高度合作可能会有更好的理解。后来当他的继任者贝尔蒙特?威廉斯 （Belmont Williams）主持这个委员会时，这一议定书最后得到了批准。“疾病控制中 心”的人类课题审查委员会要求当地的一个伦理委员会对此给予批准，尽管在塞拉利昂没有 这种委员会。幸好，贝尔蒙特?威廉斯是开明的，办事很有条理。她是一位克里奥人 （krio）——奴隶的后代，这些奴隶从美国逃出来后先打算在新斯科舍（Nova scotia）定 居，但发现那里对非洲后裔来说太冷了。于是最后回到了塞拉利昂，定居弗里敦。他们是这 个国家最有文化、最先进的一群人，他们的混杂语经过百年左右的发展，后来成了该国的通 用语。威廉斯博士曾在布里斯托尔（Brisiol）学医，那是英格兰西部一所非常好的医科学 校。她不仅能干，办事效率高，也很支持我们的项目。在我们的请求下，她召集了一群受人 尊敬的医生，任命他们为国家伦理委员会的成员。她发给了他们我们的议定书，并请他们发 表意见。虽然有几个人提了问题，他们对议定书没有大的异议。
可是，在这个国家受到过任何科学训练的人太少了，这增加了我们的负担，也增加了人 类课题审查委员会的负担。我们得确保我们的做法不仅正确，而且不会利用未受过教育的人 来谋私，不得使他们有任何不信任感，怀疑我们试图利用他们。在医学研究中，特别是在发 展中国家的医学研究中，下述问题仍然存在，或者更加使人感到烦恼：你怎样才能充分告诉 教育水平很低的人们有关某一研究的目的和存在的风险，这事不好办。
国家伦理委员会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想获得知情同意书的方案是唯一可行的。 可是，人类课题审查委员会不能同意让未受过教育的人接受临床试验。该委员会的成员都没 有在像塞拉利昂这样偏远的地方工作过，他们仅模模糊糊地知道它在什么地方。他们自己的 无知束缚了他们自己，因为他们试图以管理得很好的美国医院的经验为先例来对事物进行判 断。人体免疫缺损病毒研究也不时碰到问题，特别是在非洲和亚洲。例如，在那里，本地的 医生经常不告诉病人他们已受到了艾滋病或人体兔疫缺损病毒的感染，理由是，病人都负担 不起任何治疗费用，并且，如果病情传开后，他的家人很可能会抛弃他。
最后，我们终于得到了人类课题审查委员会的批准。接着我们还得与美国食品与药物管 理局进行交涉。由于试着用病毒哇治疗拉沙热是一件新鲜事物，我们需要管理局颁发研究中 的新药许可证。我们估计没有什么困难就能得到这一许可证，因为口服的病毒哇已在广泛试 验，为研究它对其它疾病的效果而进行的一些人体试验已证明它是安全的。我们宁愿依靠医 药公司所汇编的现有资料而下愿进行我们自己很费时间、很花钱的试验。美国食品与药物管 理局仅负责批准药品在美国的使用，而且在世界其他许多地方实际上也起着同样作用。许多 自己没有这类机构或自己没有足够专门技术的国家，它们也依靠食品与药物管理局所提出的 建议和作出的决定。
到了1978年11月，我们手头已有了必需的许可证和令人满意的实验室数据（卡尔的组 织培养，彼得的猴子或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的试验），表明病毒哩对拉沙病毒可能有效， 没有什么毒性或根本就没有毒副作用。我们也有了随时可以使用的血浆。这时，我们已经工 作了18个月，对拉沙热有了一些基本了解。我们知道在这个地区，在所有住院的病人中， 患拉沙热的大约占10％至15％，总的说来，医院里这个病的死亡率徘徊在16％左右。我们 也能更好地预测谁可能活下去，谁会死去。在接纳的病人中，肝酶（AST）高的，其危险比 肝酶低的更大。
于是我们开始工作了，我们的第一项工作是要建立一个制度，按照我们议定书里规定的 标准，决定谁将接受口服病毒哇，谁将接受血浆治疗。肝酶超过某一危险标准的病人——在 我们最初的研究中认为这表明其后果不佳，将接受这种或那种治疗。我们已决定，鉴于拉沙 热如此可怕，因此只要我们能提供任何一点帮助，就不能扔下病人不管。这时，我们还不清 楚哪种治疗效果更好，或其中的任何一种治疗是否有效。通常临床试验要求有一个用作对照 实验比较标准的“对照组”——给病人服用一种无效对照剂（即一种溶液，它看起来像药 物，其实不过是糖水）——目的是要“瞒过”研究人员，这样就不会因他们的热情或偏见而 影响病人或实验效果。对照组提供了中性指数，可用其测定真正药物的效果。问题是在对照 试验中，一半的病人都未经对照试验。至于拉沙热病人，我们知道许多未经治疗的病人都会 死去。因为实验室的数据看起来很有希望，我们的委员会决定在我们的实验里不利用未经过 治疗的病人。因此，我们决定将我们对新病人治疗效果与以前未经治疗的病人的情况作一比 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