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夫和我在一个巨大的猴室里工作。戴维和我得到资助购置了一台实验所需的血液学 （血液分析）仪器。真的，我们的工作带有高度的即兴意味：乔夫和我学着每件事都亲自动 手。
我于1982年来到波登?当。不久即同乔夫一起从事埃波拉病毒方面的工作。因为实验 有时要求我们连续工作六小时，我很幸运能有他在我身旁。猴子抓住我手套的那天，我们两 人正在进行一系列复杂的试验，目的是要在我们以前发现的病毒损害血小板和内皮细胞的现 象的基础上找出医治埃波拉病毒的办法，我们的想法是如果能够医治猴子身上的疾病，那么 我们也可以将结果应用到人类感染此病的患者。我当时又重新采用扎伊尔的埃波拉病毒菌 株，因为这种病毒实际上能在所有感染它的猴子身上引发致命的疾病。这种病毒就是那种在 1976年袭击扬布库并夺去三百条人命的病毒。死亡率高达90％。乔夫就是感染这种病毒而 又侥幸活下来的。
虽然我们不愿这样利用猴子做试验，但这是获得所需的、有关这种病的情况的唯一途 径。事实上，今天所掌握的关于埃波拉疾病的过程的知识大部分得自乔夫和我在波登当工作 时进行猴子实验所得的结果。
我们决定从那只撕破我手套的猴子身上取血液样品；无论如何，应当进行一次血液试 验。当我们检验血清看是否有病毒时，发现它含有四级埃波拉病毒。这相当于每一毫升血液 中含有一千个病毒粒子。病毒的数量是很大的。
现在我必须要等待五天，即病毒的潜伏期。这意味着五天的镜中自我观察，看是否出现 表明病情的皮疹；五天中不断地吞咽，看喉咙是否疼痛发炎；五天中一直怀疑太阳穴的一次 迟钝的跳动是否意味着头痛的开始。这些都是埃波拉症的初期症状。然而，我更多地是愤怒 甚于害怕。乔夫和我都不认为我真的感染了。尽管如此，却难以原谅我的大意。我怎么也不 该让我的手放在能被猴子抓到的地方。同时，我也知道这并非全是我的过错。问题主要在于 实验室本身的设计。实验室主要是为了检测可能对生物战争有用的空降药剂而建造的，我们 不需戴上生物面具。包裹在这一种东西里，你满脸大汗，呼吸困难。更槽的是，它使你无法 说话。譬如你不能和同事交流，告诉他，“注意，我要给这只猴子的手臂上打一针，请你务 必把手拿开。”更有甚者，面具是如此沉重，以至一天戴下来，你的脖子疼得要命。我能理 解为什么乔1979年在苏丹工作时不用面具。从化妆的角度看，面具对脸也是一个灾难，因 为皮肤要经常同一个不透气的密封垫磨擦，并且，由于有两个眼罩，你完全看不见周围的事 物，除非你转过身子，否则你只能凭感觉来发现身旁和身后的事物，比如一个手里拿着一支 受感染的针头的人，或一只想要抓你的猴子。
但是除了手套，这副面具是我们所能得到的唯一真正的保护。手套一直延伸到袖口，可 是缺乏同袖子连接的密封口。这样皮肤就暴露在外。手套也非常不方便，太过笨重，不适用 于对动物和样本作细致的操作。实际上它们不过是一般的黄色洗涤用手套而已，至于对身体 的其余部分则没有任何保护。进入实验室前，你必须把衣服脱光然后穿上实际就像是剧场擦 洗工作穿的工作服。因为他们以为假设只有男人在实验室工作，因此所有这种工作服要比我 的身材大到四个尺码。这些工作服统统必须适合厄尼?鲍恩的身材。我必须把它围着腰部裹 上两圈。不只一次在工作时衣服要从身上滑下来。但是，因为尺寸不合身而滑下衣服，是我 最不屑于关心的事。
这一切最后归结为一点，即整个系统从建立时起就是不安全的。之所以没有发生更多的 事故，那是由于研究人员具有高，水平的技能。要是没有乔夫的耐心和技能以及我自己想要 弄清病毒感染机理的强烈愿望的话，我不敢肯定我能经受住这一切。
倒计时开始了。不管我对事件的客观估计如何，我仍注视着日子，注视着我自己。每 天，我从温布尔顿的家驱车七十英里由M3号汽车道来到波登当。我有充分时间思考。五 天……四天……是不是在我手臂上开始长出皮疹了，或是原来就有的污点？是因为干躁的缘 故所以喉咙有点疼痛，或是真的得了什么病？是否需要多几个小时的睡眠？脑后的刺痛莫非 就是头痛的开始？幻想成了我自己最大的敌人。我必须小心地分清真正发生的事情和驱之不 去的恐慌在我头脑里造成的幻觉。三天……二天……。
我集中注意力于工作和我必须在家里完成的任务。我估计着，我觉得我会没事的。在此 整个期间，乔夫保持着一贯高兴的态度。不再提起这件事。我们一如既往地同猴子们一起工 作就像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
只剩一天了。
那天晚上我上床后下定决心要马上人睡。我仍然感觉良好，但我不能肯定。几小时以 后，我才迷迷糊糊地睡着。第二天清晨，我从床上起来走进浴室，我犹豫了一会儿，然后开 灯照镜子。什么事也没有。没有皮疹，也没有头疼或发烧，也没有喉咙疼。我脱离危险了。
但我仍然感到愤怒，不再针对我自己，而是针对波登当的整个体系，是它把每一个工作 人员置于危险之中。然而直到1984年的后期，我有机会在和它相似的“疾病控制中心”工 作了三个月之后，才意识到波登当的条件是何等悲惨。当我看到一个有套间的实验室是什么 样子，它的保护设施那么好，在那里工作是何等舒适时，我对我所经受过的一切更加感到震 惊。因此，1984年，当我从“疾病控制中心”回来后，我要求见波登当的主任。他是一位 中年科学家，态度十分生硬。他没有同第4级病毒打交道的经历，也不想从事这方面的工 作。当然，他对我所说的不感兴趣。我还是告诉了他：他的体系不安全。
他脸色铁青，我怎么敢顶撞他呢？他从未见过如此“不礼貌”的人。
这位主任对我的谈话反应十分无礼。而更令人惊讶的是，他和那位安全官员在我们进行 病毒工作的整个期间从未进入过实验室内部。对于我们究竟在于什么一无所知，一点也不关 心我们面临的问题。我从未见他们戴过覆盖整个面部的呼吸器。他接着说我向专家挑战是不 “恰当”的，即使这些专家所做的工作大部分是在二战期间进行的。他还说，美国人在管理 实验室方面没有什么足以教导英国人的。后来，他的一位“专家”访问“疾病控制中心”时 还告诉乔说我是一个惹是生非的人。
“好极了，”乔答道。“这种人是能把事情办成的人。如能够的话，我愿意把她留在我 这里。”
即使在我同乔夫一起进行的实验结束以后，我仍继续为建造一所合适的第4级病毒实验 室（带有套间设备）而努力。戴维?辛普森放下了出血热病毒研究，转到贝尔法斯特皇后大 学（Queen's University of Belfast）任微生物学系主任。我寄希望于一所正在伦敦北部科林代 尔（Colindele）建造的中央公共卫生实验室，希望它将能满足我们的部分要求，并在适当时 期将有空间和财力来建造一座带套间的实验室。但是我对这两方面的打算都失望了。新实验 室按照一排小间的形式来安排，是一种“双层壳体”体系。实验室墙壁构成一层不透气的外 壳，而内壳则包括一个相互连接的小间的密闭体系，它类似“疾病控制中心”早就如释重负 地放弃了的那种体系。在这种实验室里，需要将双手插入一系列小洞口内的手套里进行工 作。虽然这种布置将我们从必须使用覆盖整个脸部的呼吸器的状态中解脱出来，我们仍然必 须戴手套。这种手套又大又笨，实际上使我们无法进行任何科学工作。花了那么多经费和进 行了那么复杂的工程，科林代尔的新实验室结果不过是一系列非常昂贵的，连接在一起的大 柜子。它没有运作就过时了。负责设计的人们少有在第4级病毒设施中工作过的经验，他们 被安全的需要所迷惑，既看不到真正的危险，同时也使重大的研究工作难以取得成就。
因为科林代尔是我在英国所能期望的最佳去处，于是我提出辞职于1985年到那里去工 作。我劝说公共卫生实验室服务部买了一台伽玛射线辐照器用来使病毒失去活性。但我能做 的也仅止于此。到了1985年底，乔向我建议，到目前我已经在“疾病控制中心”工作了三 个月，又在塞拉利昂工作了三个月。我正在写论文准备发表，我是否愿意在“疾病控制中 心”担任职务。他认为，鉴于我在非常局限的条件下工作，特别是在受。约束的环境中工 作，我在英国不可能取得重大进展。他请我到他在亚特兰大的实验室去设立一个病理生理学 研究项目，从事病毒性出血热症机理的研究。他同时还提出让我在一个野外现场研究项目工 作，特别在塞拉利昂。我们在英国是没有这类项目的。
那是艰难的选择。一是因为尽管有那么多问题，我仍然有同事们的支持，他们理解我的 工作，并试着帮助我创造条件。二是由于戴维?辛普森离去，在英国再没有另外一个人具有 足以领导英国出血性热病研究的医学和科学方面的经验。我同那些曾经帮助我在英国有所建 树的人们商量。令我惊讶的是他们的意见完全一致。他们告诉我，假使我拒绝这次机会那将 是我的大错，并提醒我，如果我留下来，我将继续面对更多的挫折和无穷无尽的障碍。我认 识到他们是对的。我下定了决心。1986年1月4日我启程奔赴亚特兰大。
病毒蔓延可以防止
正当苏在波登当（Porfon Down）与埃波拉病毒斗争时，我开始对人体免疫缺损病毒／ 艾滋病毒（HIV／AIDS）发生兴趣。1983年初，安特卫普的一位同事——简?德斯迈特 （Jan Desmyter）告诉我，他曾看到一群来自扎伊尔的病人患了一种类似爱滋病的疾病。 1983年3月，他和其他在比利时的同事曾治疗过30多个患这类疾病的人。这是一个给人深 刻印象的数字。虽然比利时在20多年前已经放弃了对扎伊尔的控制，但两国之间仍保持着 密切的关氛，任何扎伊尔人如果真的得了重病，只要负担得起治疗费，总要想方设法到比利 时去医治。我曾在扎伊尔呆过，知道只有远远低于该国人口百分之一的人能负担这种医疗所 需的旅费。因此很清楚，在扎伊尔一定还有很多患艾滋病的人。
感觉到可能有一场瘟疫正在酝酿中，我曾和“疾病控制中心”的艾滋病研究小组领导人 吉姆?柯沦（Jim Curran）对这种情况进行过讨论。他也认为在扎伊尔一定还有非常多尚 未发现的艾滋病患者。他同意应当对简所作的报告继续采取行动，并向我保证“疾病控制中 心”将给予支持。于是，1983年7月，我给美国驻金沙萨大使馆发了一个电报，该电报转 给了住美国商务处的科学参赞塞斯?温已克（Seth Winnick），我请他与卫生部首席顾问 卡利萨?鲁蒂（Kolisa Rufi）联系。利用大使馆作中间人，我可以使鲁蒂了解在比利时发 生的最新情况。然后，我请他考虑能否由政府批准让我们到扎伊尔去进行一次调查，9月 份，我们获得了他的同意。
1983年艾滋病病毒尚未分离出来，因此我们没有任何特殊的试验来证明一名患者真正 得了艾滋病。我们仅有的是艰巨的，高度技术性的T4／T8比例试验，它测量感染免疫系统 中T细胞的损失一一能揭示艾滋病感染的一种症状。事实上，那时我们甚至不能确定艾滋 病是一种病毒性感染，而没有病毒也就无所谓抗体试验。对于T4／T8试验，我必须找一位 技师，不仅能做这种复杂的试验，而且也能将所需的材料运到非洲，并在那里跟在“疾病控 制中心”试验室一样，进行试验。我挑选了希拉?米契尔，她已和我一同在试验室工作了两 年。虽然这可能是她第一次非洲之行，我感到她是最能胜任这项艰巨任务的人。我很高兴他 说我作了正确选择。她不仅为我做了极为出色的工作，后来又继续发展了一项独特的职业， 为发展中国家建立检验人体免疫缺损病毒的实验室机构。
在我们准备出发去扎伊尔的前十天，我接到以前在细菌疾病部特殊病原体分部的领导约 翰?贝内特（John Bennet）的电话。他现在是传染病中心的副主任。约翰告诉我，除了我 的小组以外，还有另外一个由美国卫生研究所（NIH）的汤姆?奎因（Tom 0uinn）率领的 艾滋病考察组已进入扎伊尔。他的助手是一位年轻的昆虫学家兼流行病学家名叫费雷德?费 因素德（Fred FeinsOd）。费雷德正在埃及从事裂谷（Rift Vallev）热病毒的研究。另有一位 助手是来自安特卫普的利奥波德亲王热带医学（Prince leopold Institute of Tropical medicine） 研究所的彼得?派奥特（Peter Piot）。虽然我从未见过汤姆，但我和彼得很熟，1976年曾 一同在扎伊尔考察埃波拉病毒。他是流行病学家。他聪明地拒绝乘坐由两名喝醉酒的飞行员 驾驶的倒霉的直升机。我曾和那两名驾驶员的棺材及他们悲痛的家属同机飞回金沙萨。这些 事是无法忘怀的。
约翰为我们所有的人一起工作做出了很好的范例。我把我的计划告诉汤姆时，他也同意 把“疾病控制中心”和“全国卫生研究所”双方的力量合并起来，互为补充。也许我们“疾 病控制中心“的最大有利条件是得到扎伊尔卫生部的正式邀请而汤姆则没有。另一方面，汤 姆掌握了一批用于T4／T8试验的试剂，这点比“疾病控制中心”优越，同时彼得已和扎伊 尔的医院建立了个人接触，而别人都没有。我们决定去扎伊尔前，所有人员在安特卫普“利 奥波德亲王热带医学研究所”集合。我期望和彼得及汤姆认真讨论工作方针，但是未能实 现。
还有几个人参加这项活动。除彼得和汤姆外，美国全国变态反应与传染病研究所 （NIAID）主任狄克?克劳斯（DickKrause），利奥波德亲王研究所主任卢克?凡?艾克曼 （1uc Van Eyckmens），以及来自约翰?霍布金斯（Johns H0pkins）医学院的一位流行病 学家，他也是全美卫生研究所的成员。这些人不和我们一同去扎伊尔，但是组织似乎有些庞 大。我可以理解克劳斯和艾克曼为何能在这里，因为他们的组织向汤姆和彼得提供了基金。 但其他人呢？我猜想这种集会的规模是另一种迹象，表明科学界开始对艾滋病高度发生兴趣 ——这种兴趣既是幸事又是祸害。说是幸事，是因为大量的有价值的科学试验得以进行；说 是祸害，则是因为它会引起某些争权的矛盾斗争，以及随之而来的争吵和嫉妒。那位来自约 翰?霍布金斯医学院的流行病学家的作用是不清楚的。当他发表了有关如何选择对照控制组 的完全无用的迂腐的演讲后，他的作用显得更小了。我想我又回到流行病情报所开办的流行 病学初级班来了。然而会议的其它方面证明是更有价值的。至少当我们分开时，大家都感到 能够在一起工作到今日仍是朋友，这一点足以证明当时的判断是正确的。
第二天我们一同乘萨贝纳（Sabena）航空公司的班机飞往金沙萨。我们组又吸收了两位 新成员：一位是来自安特卫普的试验室技术员，另一位是亨利?台尔曼（Henri Thaelman），他是利奥波德亲王研究所的临床医生。组里唯一未和我们同行的是希拉?米切 尔，她直接从美国飞抵金沙萨与我们会合。在她的行李中有力我们项目建立T4／T8比例试 验用的工具。比利时人曾安排我们住在福美特罗，那正是我们在埃波拉病毒爆发时期曾经住 过的机构。7年中该地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但彼得和我个人有些不安；它令人想起过去的死 者。显然，中非及其与病毒的关系总有点特殊之处，这次将面临什么，且拭目以待。
为解除旅途中的疲劳，我们很早入睡。第二天早上我们计划去会见美国大使馆的科学参 赞塞思?温尼克（Seih Winnick）。他出奇地年轻，约30岁出头，留着修剪得很好的小胡 子，还有一头蓬乱的棕红色头发。他的主要职务完全和科学无关——他实际的工作是在扎伊 尔收集有关商业活动的情况——“科学参赞”只是他一长串头衔中的一个。塞思承认他来没 有认为要做任何与科学有关的工作，现在他意识到这种情况将要有变化了。他为我们安排下 午会见卡利萨?鲁蒂，为第二天他自己会见卫生部长铺路。作为一个初学者，他做得很好。
我和卡利萨曾在日内瓦和内罗毕的世界卫生组织会议上见过面。他穿着大多数扎伊尔官 员在工作日所穿的陆地旅行套服接见了我们。西方的习俗在此间上层社会的时尚中占统治地 位，但也存在一些有趣的与之背离的情况。如总统下令：正式服装中取消领带和短袖上衣。 这是在一个热带国家里的一项有重大意义的动议。还有基督教的教名，也通过总统命令，在 几年前禁止使用，以鼓励使用传统的非洲人名字。
卡利萨显然不知道我们访问的含义。他表现了高度合作的态度，并向我们保证，不管明 早会议上部长可能会对我们说什么，政府将允许我们进行第一阶段的艾滋病研究，在扎伊 尔，你不可能猜测政府将作如何反应，那里总是有社会政治危机在酝酿之中。最近一次是经 济的。我们到达时，正好扎伊尔国家货币制单位——扎伊尔市发生戏剧性贬值。在我们到达 的前一天，扎市对美元的比例从原先的5：1暴跌到30：1。贬值带来的第一个问题是由于 扎市最大的面值是一元扎伊尔市，所以，人们如要去商店，就不得不带着装满现款的提包和 箱子。在金沙萨的第二天晚上，我们必须把公文包塞满半元面值和一元面值的扎伊尔钞票， 以便在一家希腊餐馆吃饭。我们感到就像黑手党党徒在进行分赃，但结果是不管我们有多少 钱，只能点那么有限的几道菜。由于通货膨胀并缺少外汇，菜单上很多菜是不供应的。此 外，某些商品买下到，因为用来运输这些商品的燃料价格急剧上涨。我们感到极为不便，但 是在这种情况下，真正受害的总是穷人。扎伊尔大多数人民是靠吃木薯为生，那是一种主要 成份为淀粉的、很容易生长的薯类作物，看上去像带树皮的大甘薯，但非洲的木薯都含有有 毒的生物碱，要溶解这种毒素，必须把它在流动的水中浸泡两天。在这过程中，由于吸收了 大量水份，使木薯的重量大增，——因此，运输费用要贵得多。由于货币贬值和燃料价格猛 涨，木薯的运输价格高得使人不敢购买。因此城市贫民陷入饥饿状态。
在希腊餐馆用餐时，我开始进一步询问汤姆和彼得有关艾滋病在美国的危险因素情况。 我们对于这种传染病的研究还处于旱期阶段，对它们的情况所知不多。他们极为高兴地告诉 了我。当他们谈到有关日金山浴室中的事以及关于大量同性恋者和几百个毫不相识的伴侣发 生性关系的嗜好时，我不知道想什么好。我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事情，而且不只是我一个人 如此。我从眼角望出去，可以看到邻桌的每一个人似乎都在认真地倾听着每一句话，这不仅 是因为汤姆和彼得极为生动的描述。倘若你是专门研究通过性传播的疾病（STDS）的，你 必然会听到一些惊人的信息。
在我的经历中，没有同70年代同性恋者生活有关的部分。即使我有在扎伊尔的经历— —那里的性习俗实行的完全是一夫多妻制，是西方所厌恶的，也使我对像彼得和汤姆在吃肉 未烧前片和填满葡萄叶馅以后所提供的那信息感到意外。因为在扎伊尔的性行为和汤姆及彼 得所描述的旧金山的情况是那样不同，我很难相信这种病竟在两地以同样方式传播。确实， 扎伊尔大多数病人去比利时求治艾滋病的都是男性，他们似乎是异性恋者。我还怀疑这种病 是否专门为男性所感染。我猜想这仅仅是经济因素造成的，因为男人控制了大部分金钱，他 们可以随心所欲地一路旅行到比利时并能担负医疗费用。
第二天我们在卫生部长奇巴苏博士（Dr. Tshibasu）的办公室集合。他高大强壮，头发 灰白。他说着流利法语，态度和蔼可亲，表现出一种老于世故的风度。我十分了解扎伊尔的 政治形势，知道他一定是蒙博托亲自挑选的人。他在位已六个多月，这样长的任期在蒙博托 政权下是不寻常的长了。一般他讲，那些官员们任期都不到一年，这期间他们有足够时间在 被解雇或必须回到国会之前中饱他们的私囊，而在国会里则较难（但并非不可能）致富。因 此我估计奇巴苏博士即将结束他的部长生涯了。如果他处于失去官位的险境，我的朋友卡里 萨?鲁蒂也会如此。这意味着我们只有极少时间根据所发现情况来进行初步研究和制订未来 行动的议程。
会见是从一个非常有趣的情调开始的。奇巴苏博士有些生硬但不失热诚地向我们致意。 他并不掩饰他的怀疑态度。他告诉我们他要处理的问题已经超越他的能力，如疟疾、营养不 良、痢疾、结核病、嗜睡病、天花等。他用漂亮的法语说：“不要期望你们所感兴趣的问题 能引起我们的兴趣或支持。我们甚至不能对付我刚刚讲过的那些问题。“我马上看出艾滋病 对他是一个未知数，对于这种病将对他的国家和人民构成怎样的威协，他心中无数。
因此，我开始告诉他有关这种病的情况。我告诉他，他的几位有钱的同胞患有艾滋病， 目前正在比利时的医院里淹淹一息；其中包括一位陆军上校、一位银行家和一位本地大酿酒 厂的副总经理。部长开始表现出一些兴趣，但我们还不能说服他重新考虑他的立场。那要等 到将来我们收集到一些令人吃惊的情况之后。
嗣后几年，在其它国家中也听到官员们同样的论点。对一些人特别是当权者，很难让他 们理解艾滋病的冲击力，直到这种病已横扫他们的国家时。几年后在巴基斯但，我敦促一些 卫生部官员到一个艾滋病感染的非洲城市去亲自看看，要是他们对一种传染病不采取措施， 将会发生怎样的后果。至少奇巴苏博士很明智地允许我们进行初步阶段的调查。他正像卡利 萨所预计的那样做了。
我们首先的任务是在金沙萨找一处能够建立一个实验室的场所。它必须让我们能够方便 地得到清净的水和充足的电力。我们也必须决定为我们的研究将去考察哪几家医院。该城两 家主要医院是玛玛?那模医院（纪念蒙博托母亲的），和地处郊区的大学医院（University Hospital）。大学医院主要为比较富有的人服务，而玛玛?那模医院则是为金沙萨绝大多数 穷人服务的。在发生埃波拉瘟疫时，我的朋友比尔?克洛斯（Bill C1ose）正在该院任院 长。比尔已于1977年离开扎伊尔并和他的可爱的妻子定居在美国怀俄明州的大派尼（Big Piney）城。他现在是一名家庭医生，并已是社区人们崇拜的对象。
玛玛?那模医院是一所散乱的医院。它是殖民时代设计的典型医院。病房宽大，高高的 马口铁天花板因锈蚀而变得不牢固了。水泥地板带着无数受苦人的污迹而发暗。空气流通就 靠老式头顶扇和没有玻璃的窗。每间病房大约有30张金属床，基本都住满了病人。床垫是 用棉花或草做的，被单很难得到。伙食由病人家属提供。由于医务人员短缺，家属还要担负 更多的护理。浴室很少，而且难得用上。发出难闻的臭气朝你扑面而来，并尾随你直至你离 开。病房普遍地塞满了受重病折磨的人。他们之中有黄疽病、肿涨病、极度瘦弱症、昏迷症 和呕吐症。许多人还得了痢疾。带着伤口进了玛玛?那模医院的患者，他们的伤面上有痴皮 并已化浓，散发着可怕的臭气。他们无穷无尽地来到医院。整个阴湿的走廊里都回荡着尖叫 和呻吟的声音。这就是世界上穷苦人面临的疾病和死亡。
我们就是在地狱般的环境中寻找艾滋病的病人。我们从疾病所表现出来的症状和T4／ T8比例来评定病人是否患了艾滋病。人体免疫缺损病毒（HIV）有选择地杀死T4淋巴体细 胞而剩下T8细胞。T4淋巴体细胞是人体杀死入侵的微生物的机制的关键细胞。如果T4细 胞对比T8细胞相对减少，我们便知道病人要患艾滋病或已经患了艾滋病。由于我们知道只 有艾滋病才能这样，因此，T4／T8比例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诊断试验。为了进行T4／T8试 验，希拉开始在大学医院建立试验室。玛玛?那模医院的试验室设施条件不足。
我们的办法很简单，连续三个星期，我们按计划调查了玛玛?那摸和大学医院的男、女 病房。每当接收一位新病人时，我们将对他或她进行检查并作了病历，然后抽血佯，以便作 T4／T8的试验。同时我们对已发现的病人进行检查以便了解他们的病情。我们立即被所看 到的情况所震惊。倒不是因为有很多类似艾滋病的病人，那已经够糟的了，而是摆在我们面 前的病人总是疾病的晚期。这就是我们所知道的美国和欧洲的艾滋病病例和1983年在金沙 萨所看到的情况之间的主要区别。这里的病人都因未得到及时医疗而感染，其症状都是晚期 的，真惨。例如，有人整个一只脚肿到正常尺寸的三倍，因为被黄色霉菌所感染。在西方， 会对这样的感染迅速进行消毒处理，而在这里，病人等待着直到病情进一步发展到更严重的 阶段。在任何情况下，有效的抗菌药在像扎伊尔这样的国家是负担不起的。艾滋病患者每日 服用一片抗菌药目前是15美元，这是金沙萨人两周的工资，而他还必须有固定的工作。患 有艾滋病的人没有希望得到这种治疗。
在和卫生部长会见后的那一天，我们首先去玛玛?那模医院参观。他们让我去找病房主 任贝拉?卡皮塔医生。我向一位护士询问：“我是“疫病控制中心”的麦克科密克医生，我 带了一组人员来帮助研究艾滋病问题，我能和这里的卡皮塔医生见面吗？但得到的回答却是 卡皮塔医生不在。在这里，主管人员总是离开工作岗位去办自己的私事，这也是一桩常见的 事情，这意味着，每件事都将花极长时间才能办成。我从经验中了解到像这类事情，没有上 级同意，其他工作人员是不愿去插手的。如果领导不在，你就运气不好。
但是事实是卡皮塔医生第二天来了。昨天他是去看望他生病的父亲去了，住在不太远的 村庄里。卡皮塔大夫是在比利时受过训的心脏病学家。他常常去看望他的父亲并为其父治疗 充血性心脏衰弱，没有任何人可以治疗这种病。事实上，我了解了他以后，我认识到以前对 他的看法是极其错误的。卡皮塔医生原来是个圣人。有一次我随他去当地邮局时，有一个小 女孩走来向我们乞讨，卡皮塔显然感到很惭愧，眼泪流了下来。他说：“以前不总是这样 的，现在情况不同了，生活更为困难，现在我们的孩子被迫去乞讨。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卡皮塔医生是一个矮瘦的人，脑袋大而圆，目光尖锐。他极为聪明，渴望同我们合作， 特别是在我们来到之前，他早就敏锐地意识到在他的病房中有艾滋病病例。他欢迎我们能够 给他任何援助，但他同样也为我们提供很多帮助，因此我推荐他为我们小组的成员，我们需 要一个像卡皮塔这样的扎伊尔的同事。他有人道主义精神，深刻理解我们来是为了帮助扎伊 尔苦难的人民的。
正当我们在玛玛?那模和大学医院病房真正开始工作时，我们组减少了一个人。汤 姆?奎恩被召参加在丹麦举行的会议，在我们完成调查工作前不能再回到扎伊尔。（然而在 以后的几年中他仍是组里重要的成员）。因此，组里只有我，彼得，亨利?台尔曼和费雷 德?费恩索德。希拉负责试验室工作。我们的调查工作是紧张的。每天我们必须对病人进行 体检并收集样本，在下午前将材料送到试验室。我们能给希拉的时间越多越好，她的试验程 序需几个小时。我们用一个临时装配的设备将细胞和样本置于合理的条件下加以冷冻和保存 以备将来使用。这套装置包括一个液体氮气罐，一般温度是 -200C（-328F）。但是如果将 细胞直接放进这样温度的液化氮中，他们冷冻得太快，会膨涨并爆裂开来——这将使我们不 能用冷冻的方法达到保存的目的。因此我们将装细胞的小瓶侵入一种特殊介质中，然后装进 厚纸袋中慢慢地不是浸人液化氮而是浸入它的蒸汽，真的温度是 -80C（-112F），蒸气要暖 和的多。这就像我们跳进游泳池之前先把脚弄湿一样。但是液氮蒸气要远远比这个来得更 冷。倘若把脚浸入氮气中就会冻坏。我们将细胞暴露在液氮蒸气中几小时直到它们缓慢地、 均匀地冻结。程序是费时的，我们很少在晚上八九点钟前完成。试验室的工作既费时又乏 味，但希拉都承担了下来。虽然她对研究T4／T8细胞有相当技能，但每天晚上要坐在显微 镜下两三个小时，使她的眼睛和背部受到伤害。我们所做的工作是一项艰苦的工作——精 密、细致的工作，但也是艰苦的。
在我们调查的第五天，一位20岁的妇女昏迷不醒地被送进卡皮塔医生的医务室。她的 家属告诉我们她已病了几个月，发高烧，体重明显减轻并剧烈咳嗽。他们说过去两周里，这 些症状继续发展，她开始感到剧烈的头痛并昏昏欲睡。当他们实在不能把她唤醒时，才决定 送到玛玛?那模医院。就这样我们和那玛（Yema）相逢了。
城里的“自由妇女”
九年前，当那玛全家从卡南加（Kanange）迁往金沙萨时，他们很自然地被吸引到这 “城里”来。（卡南加有一百多万人口，有着世界上最大的无电城市的不光彩的名声）。 “城里”位于金沙萨的中心，是个破乱不堪的贫民窟。由木材、水泥、泥上、铁皮和破纸板 搭成的一排排房屋组成。实际上，任何材料都行，只要能挡雨、防止害虫和侵犯者，以及恶 鬼。这里是金沙萨的一部分，有很多小商店，人们可以买到便宜的中国或泰国制造的玩具， 可以修理汽车和自行车。或用废轮胎修补鞋跟。“城里”是没钱人定居的地方。他们相信一 旦找到工作便可以迁到好一点的地方去住，但是这种美梦很少成真。
在“城里”，妇女挣钱的办法之一是出卖自己。所谓的“femmeslibres”（“自由妇 女”）并非必须是未婚女子，更常见的是寡妇、离了婚的、分居的，或者索性就是被抛弃的 妇女。她们没有其它的供养来源，亟需金钱来养活自己和孩子们。说她们是“自由”的，是 从这样的意义来说的，就是她们可以提供随意的“性”来换取金钱或礼物，而不是职业意义 上的“妓女”。这种区别很重要，“职业的”是指经常的工作，而“自由妇女”只是偶而为 之。由于人口增长，经济衰落，城里的情况日益恶化，“自由妇女”现象越来越普遍。这只 是又一个例子，说明妇女低下的社会地位加剧了对健康的危害。
那玛是七个孩子中的老二，虽然她的父亲是文盲，却在啤酒厂找到一份扛啤酒箱的工 作。步行或乘公共汽车上工，每天来回要几小时。有时他几天不回家，结果那玛的母亲只好 担负起养活她自己和一家的重任，尽管她竭尽一个母亲所能做到的一切，但常常入不敷出， 她的微薄工资无济于事。她被生活的重担压垮了，以至不能照顾到所有的孩子，当然不能指 望他们能够上学。而且也没有足够数量的学校能容纳那么多需要入学的儿童。因此，不可避 免地他们在很小的年纪就要懂得怎样靠自己挣钱糊口。那玛仿效“城里”其他年轻的、处于 青春期的女孩那样，起初偶而和当地男人发生性关系去赚钱。在扎伊尔农村，这种行为是不 允许的，而在此地，则或许是缺乏教养而被容忍。当她20岁时，她已经两次堕胎。1982年 末和1983年初，她的体重开始下降，同时经期不正常，最后在1983年5月完全停经。由于 体重下降，她日益感到疲乏。她常常打寒战，食欲下降，并有干咳。由于无力工作，她完全 依赖家庭过活。由于无钱请医生，那玛得不到医治。迟至9月，当她的母亲不再能叫醒她 时，在绝望中，家里人才把她送到玛玛那模医院。
那玛是我们所看到的第一个当时认为有不寻常艾滋病症状的病例。我们一位同事，在金 沙萨工作的比利时医生奈斯特博士（Dr. Nyst）称，他曾遇到过类似的病例。他告诉我们， 去年以来，得囊球菌脑膜炎的病人不断增加。那玛可能也感染了这种脑膜炎，这是一种在正 常人中很少发现、由酵母状微生物侵入脑部所致的疾病，有时发生在免疫系统被放射和化学 疗法所抑止的晚期癌症病人身上。
奈斯特医生给那玛进行了脊椎抽液并将脊髓液体样本送到试验室。在显微镜下，在黑色 印度墨水的背景下显现出成百上千个圆形半透明的微生物——一个明显的标志，证明那玛确 实患了囊球菌脑膜炎。这种微生物从字义上说就是糖衣裹着的霉菌，它生长在病人的脊髓 中。对我们来说，最大的问题是我们没有必需的药品来医治这种病，在任何情况下，在扎伊 尔，没有人能买得起这种药品。注射剂的毒性很高，而片剂则一片药就需十五美元以上。我 们无能为力地看着那玛走向死亡。
从外表看，由于她陷入长期的昏迷状态而似乎死得安详。然而，这是假象。事实是，在 她体内进行着一场猛烈的战斗。那是在糖衣包裹的囊球菌和希拉测量的少数幸存的T4细胞 ——她的消耗殆尽的免疫细胞——之间的斗争。
这种酵母完全不同于普通的烤面包用的酵母，或者假酵母，即一种引起常见的皮肤和粘 膜的真菌感染的酵母。囊球菌自然滋生的地方是在土壤，在鸟粪，特别是鸽粪中繁殖。我们 能为那玛做的事那么少，我们对她的照顾甚至还不及医院的工友所做的事情有意义。至少， 事后他们可以打扫干净，得到完成一件工作后的满足感。而我们则只能站在一旁，眼睁睁地 看着我们所受过的一切高深的训练毫无用武之地。
那玛的家属对那玛的死，比我们想像的更为淡漠。我有一种感觉，就是因为她们很久以 前就明白她注定要死，她们根本无能为力，或许只是抱着一线希望能够出现奇迹，才求助于 玛玛那模医院。我们提不出任何帮助。
在三周考察中，我们发现那玛是几个类似情况中唯一的一个病例，而脑膜炎只是该病的 一种症状。我们看到，病人症状的范围之大是惊人的，像扎伊尔这样贫穷的国家，艾滋病患 者根据权利期望得到的那种医药方面的帮助是享受不起的，这些穷苦的人们得病后直到病情 发展到十分危险的地步，才来到公立医院。这些是我们眼前发生的人间悲剧，有些人嘴和舌 头剧痛，以至不能进食。那些能吃几口食物的人则会突然得急性腹痛，吐出大量腹液。他们 的皮肤出现大面积的皮疹。在他们身体的内部和外部都出现大面积的感染的真菌团块。即使 感染不包含贪婪的酵母细胞，还会有其它寄生虫准备吞噬活人的脑子。该有一个患者明白他 们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或为什么会发生？而我们呢？我们能够做的只是在恐怖中注视。我们 作为医生的作用降为顾虑重重的观察者和文件的精确的记录者。我们希望，倘若我们能够理 解所观察到的过程，那么，或许有朝一日有人会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工作之余的交谈是我们从每天的痛苦中发泄感情的唯一方式。我们的朋友——性传播疾 病专家们继续为我们讲述在西方和HIV （人类免疫缺损病毒）有关的、过度的和希奇古 怪的性习俗。而我们这些具有广泛旅行经验的人，如果说不是很老于世故的人，则以讲述有 关烹任非洲独有的美味佳肴的故事来回报他们。向他们生动地描绘餐前的小吃，如生白蚁， 大的含汁的飞蚁和油炸毛虫（当然只限于某些品种）。我们甚至更进一大步，组织了一次包 括这些地方菜的宴会。但当他们真正面对这些真实的东西时，这些新手们却畏缩不前了。我 想，这类非洲佳肴要出现在西方高级餐馆的菜单上之前，恐怕仍有一段路要走。
我们在调查中有两点重要发现。一是我们记录了更多的妇女患艾滋病的病例，它们要远 远多于美国或欧洲，在那里，男性同性恋者得病的数字与此是不相称的。另一是我们开始发 现，性伴侣的多少和传染率之间有直接的相互关系。这个发现和医生们在艾滋病早期流行时 在旧金山看到的男性同性恋者的情况相似。当我们承认这种疾病是由于性传染而扩散时，令 我们惊讶的是，在扎伊尔，这种病几乎全由正常的异性性交的扩散。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同 性传染。我们的调查所揭示的只不过是金沙萨男人的传染比例相对少些。看来同样的情况出 现在非洲大部分地区。当然，在扎伊尔还没有像在西方国家那样成立有组织的，或公开的同 性恋团体。另一方面，对比西方国家，异性接触在非洲是常见的，并相对地不受社会约束， 至少对男人是这样。
我们在金沙萨的发现得到整个在非洲进行的类似调查所得结果的支持，特别是在卢旺 达。现在世界必须面临一个令人不安和吃惊的现实。我们对我们发现的结果进行思考，并加 以仔细讨论。有一切理由相信，在金沙萨发现了异性传染的艾滋病，那么就完全有可能在世 界上其他地方发现它。直到这个时候，特别在美国，艾滋病几乎完全只和同性恋者、吸毒者 以及其他边缘地区的人群有关。它被认为不会影响到“主流”人群。
1984年，我们的调查和一个由范?德?皮尔（Van der Peer）率领的比利时调查组在卢 旺达出版了我们所作的结论。它登载在美国历史悠久的医学杂志《刺胳针》上。这篇文章将 改变人们对艾滋病的看法。回顾非洲情况之后，我们提出一个问题：“下一个10年中，西 方国家艾滋病的情况会不会也是这样的呢？”
当时对有些人来说，这样一个问题的本身就是侮辱性的。但是今天我们知道，对西方许 多国家而言，回答是：“对的”。1996年，艾滋病是年龄在25至40岁的妇女中主要的死 亡原因。
我给“疾病控制中心”主任的报告中，认为艾滋病是扎伊尔的地方性流行病，70年代 中期以来可能便已存在。我的结论是，根据医生曾经遇到很多未能确诊的体重下降和痢疾病 例，结果患者无例外地在10年以后死亡。虽然他们把这种病归因于结核病，但是回想起 来，死因或许和艾滋病有关。在报告中最为引起争论的部分里，我把这种疾病在扎伊尔的特 征说成是由异性接触传播。并且还说，没有证据说明同性性关系或吸毒在传播上起任何重要 作用。我建议“疾病控制中心”和扎伊尔卫生部进行长期合作，在该国建立监测系统。最 后，我向世界卫生组织呼吁在金沙萨或邻近的刚果希拉柴维尔就这个问题召开一次研究会。 这些建议后来都被采纳了。
11月8日，我回到亚特兰大并立即向我的主任加里?诺布尔（Gary Noble）及传染病 中心主任沃尔特?多德尔（Wa1ierDowdle）作了报告。听我说完后，他们两人都同意我应 会见“疾病控制中心”主任比尔?福奇（BiII F0ege）。就在这一年，福奇博士作为该机 构的领导人，已经宣布离任。他的继任人詹姆斯?悔森（James Mason）恰好那天来访问 “疾病控制中心”，所以也被请参加会议。此外，人体免疫缺损病毒艾滋病（HIV／ AIDS）分部主任吉姆?古伦（Jim Curran）和“病毒性疾病”分部主任费雷德?墨菲 （Fred Murphy）也参加了会议。运气使那些和“疾病控制中心”有联系的、研究艾滋病 的主要角色在同一地点和时间相聚一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