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特务 特科 特区

苏区肃反(2)

遍及全党的肃反，显然同当时中共中央的左倾领导相关。肃反期间，中共中央的领导先后是李立三、王明，整个路线越来越左，肃反左倾并不奇怪。

也有国际背景。

中国大革命失败后，托洛茨基联合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批评斯大林指导错误，斯大林在多数人的支持下反击了托洛茨基。庆祝十月革命节的游行中，拥护托洛茨基的人呼喊反对斯大林的口号，其中，就有一些中山大学的中国留学生。苏共随即开始进行反“托派”斗争，将中国留学生中的托派遣送回国。回国后的托派学生形成了一些中国的托派小团体，又逐渐围绕在被撤销党内职务的陈独秀周围，1929年间成立“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选举陈独秀为书记。

此时的苏联，形成了一种新的看法：党内的反对派能够动摇革命队伍内部的信念，因而比敌人更危险。反托派斗争迅速升级，开除党籍，驱逐出境，肉体消灭，比对敌斗争还狠。作为共产国际一个支部的中国党，也有一句流行语言：“对于革命队伍内部的动摇思想，必须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谈到党内斗争，毛泽东曾经提出“五不怕”——不怕受批判，不怕受处分，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不怕杀头。年轻的时候，作者以为这是故作惊人之语。成年之后才知道，这“五不怕”个个针对肃反中曾经出现的真实！

残酷的真实表明：生活不是乌托邦，没有错误的革命并不存在。

现实的真实又表明：不能在泼洗澡水的时候泼掉孩子，错误的革命也是革命而不是反革命。

回顾历史错误，与其追究个人责任，不如探讨主观客观条件。历史上确实存在着激烈而残酷的生死斗争，新生的共产党确实面对强大而残忍的敌人。没有这些极其不利的客观条件，谁也不会想到采用肃反这种激烈措施。但是，把错误归于客观条件，又能得到什么收益呢？还是应从肃反的主体找教训。

发生在中国的苏区肃反，同中共中央以至共产国际的左倾领导直接相关。领导苏区肃反的中共干部和保卫系统，还是相当幼稚，尚无对付内部奸细的经验。

可是，这个如此幼稚的政党，居然还能从如此惨重的挫折中缓过来！错杀那么多自己人，队伍依然不散。对错误不满的人，依然相信这支队伍能够自己纠正自己的错误。即使是被害的人，也依然坚信整肃自己是出于革命的目的。那种认为中共只是一个恐怖团体的看法，难以解释这个实力弱小的团体怎能最终赢得中国大多数人民的拥护。那种认为中共领袖玩弄个人权谋的看法，也难以解释毛泽东在失去权力之后还能被重新拥戴。

我们现在对于历史错误的回顾与总结，尽管也有难处，毕竟相对轻松。事后诸葛亮嘛！当年，中共中央对于肃反错误的纠正与总结，却要艰难许多。

周恩来在1931年进入中央苏区，很快发现肃反搞大了。一直领导中共情报保卫工作的周恩来，相对熟悉敌情，相对熟悉国际情况，果断抑制中央苏区的肃反。参与江西苏区肃反的毛泽东，本来就反对中央领导的左倾，也看到江西苏区这里的肃反也有左倾问题。但是，在中央领导继续走向左倾的条件下，在共产国际继续要求清党的条件下，中共不可能完全制止肃反的错误，更不可能对肃反做出整体性总结。长征途中，中共中央于1935年1月召开转变路线的遵义会议。重新调整的中央领导集体，对于以往的左倾错误有所认识；刚刚进入核心地位的毛泽东，对于教条主义更是深恶痛绝。虽然遵义会议的结论还停留在军事方面，尚未对政治错误作出整体总结，但是，新的领导集体对于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已有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