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延安反特第一案

案件在整风审干之中继续深入

汉中特训班案件为何在1942年5月开始收网，当时的解释是“因时局紧张，为了防止军事情况下，这些分子在内部进行大的破坏”。现在翻阅历史记录，尚未发现国民党在那段时间对边区有大的军事行动。延安当时最忙的事情，却是整风。

1942年2月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在中央宣传部干部会议上作《反对党八股》的报告，这标志着全党普遍整风的开始。同月，中央社会部发出《

为反对国特高级特情突击运动的指示》，史家认为，这标志延安审干运动进入准备阶段。

春节前后，祁三益在延安发现杨超、李春茂等人。

5月2日至23日，毛泽东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

5月1日，李春茂在延安发现赵秀。随后，保安处在延安、绥德、关中逮捕成批特务。

6月18日，中共西北局发出《关于处理边区内部反共特务内线的决定》。

8月3日，中央书记处召集高级干部编组学习。

随后，三八五旅锄奸科逮捕潜伏特务赵秉廉、马鸣（马汝英）。中社部逮捕潜伏在军委二局电台的特务胡士渊、杨子才、夏珍卿。

12月6日，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发出《关于肃清延安“小广播”的通知》，这标志审干运动由准备阶段转入少数单位内部审干阶段。

年底，汉训班在边区的特务大多被捕，案件进行初步总结。

这种时间上的同步，是否表明“戴案”的侦破与延安整风审干有着一定的关系？

如果认为“戴案”的侦破决定了整风审干的发起，那肯定是夸大了这个案件的影响，但是，这个案件的发现，使得中共中央更为重视在整风之中进行审干，却是合乎逻辑的。②

延安整风运动之中，审查干部是个重要内容，一度出现过火的抢救运动。在此期间，汉训班案件的侦破始终在继续发展。一网打尽，常常只是一个比喻用词。实际生活往往是一网打不尽，还要继续撒网捕鱼。侦破汉训班案件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1942年大批捕获特务，只是破案的一个主要标志；此后，各地在整风审干之中，还陆续发现新的特务，有的延伸到解放战争，有的甚至潜藏到建国以后。

陇东始终是斗争的焦点地区。

安塞兵工厂逮捕苟振生时，同案的安永善逃回西安，不久又到陇东的马岭活动，1942年4月被曲子县保安科逮捕。薛守业从汉训班毕业后，回老家合水县潜伏，先后密报情报8次，1943年整风中被陇东保安分处查获。河南人张益昌于1943年潜入庆阳，与吴南山联络后被捕。

中共情报、保卫机关查获的军统西北特侦站特务的数字，多年来未能完全查准。开始是32名,后来又抓了不少，一说47名，一说55名。这是因为，此案之中，曾受汉中特训班训练的有47名，另外还有浙江特训班5名，未受训练2名，训练地不明的1名，如果全算上，则共有55名之多。汉训班特务不止打入陕甘宁边区，还渗入其他根据地，延安结案后曾由王列表将此案通报各地，但也不能作到统计完全。

由于此案的侦破，国民党军统的秘密特务训练显露真相。设在四川重庆的“渝训班”是戴笠直接掌握的大本营，着重训练校级以上的高级特务，毕业生一般担任各地的站长、副站长、组长、副组长。设在甘肃兰州的“兰训班”着重训练尉级军官，毕业生充实各特务组织的骨干队伍。设在贵州息烽的“息训班”着重训练军统内部的警卫人员。最为特殊的就是“汉训班”，着重训练打入共产党根据地的间谍，圈内人称“死间训练班”！

国民党军统的“死间”大量打入边区，不能不引起保卫系统的高度警惕。延安审干中，越来越强调反特锄奸任务。而一些军统特务主动被动的投诚，又使得中共更加强调运用坦白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