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特务 特科 特区

斯诺采访“中共的特务头子”(2)

毛泽东率领红军在井冈山建立根据地，红一军团攻占吉安，成立江西省苏维埃政府。1930年，周兴被调到省肃反委员会任秘书，就在毛主席的身边开始了自己的保卫生涯。

不幸的是，周兴也在李韶九直接领导下工作。身兼红一方面军与江西省肃反委员会主席的李韶九在肃反中大开杀戒，秘书周兴只得唯命是听，抄抄写写。李韶九心怀叵测，许多好干部被他打成反革命处决，其中包括周兴的亲弟弟。最后省保卫局就剩局长李韶九和秘书周兴两个人了，正当李韶九准备对周兴下手时，中央纠正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罪行累累的李韶九受到严厉处分，接任局长的吴德峰认为周兴不过是执行者，将其留任。后来，中央领导博古到了苏区，指示将周兴调出保卫局，给予留党察看处分。省保卫局党的分总支讨论，书记李克农等不同意给周兴处分，上报国家保卫局党总支，局长邓发等也同意分总支意见。由于始终处于组织处理过程，结论就没有对周兴个人讲。然而，在苏区肃反搞扩大化，却成为许多干部对周兴的重要印象。周兴原名刘维新，参加革命改了个“周兴”，保卫干部与唐朝酷吏同名，不免有人讥讽。外来干部秦平与周兴是忘年交，冒昧相问：为什么起了个酷吏的名字？周兴叹气：凑巧……

周兴自己深深痛悔肃反的教训，总是在档案中填写：“在苏区肃反后受过留党察看半年的处分”，工作中也不时以自己的教训提醒青年同志。直到文化大革命，造反派追查周兴历史，才发现这个处分从未实施。听来令人感叹，到底是共产党员，居然主动承担并未受过的处分！

党性端正的周兴继续受到组织信任，先后担任保卫局秘书长、侦察部长、执行部长等职，长征时任红一军团保卫局副局长、国家政治保卫局特派员、红军干部团特派员。红军干部团的指战员都是准备提拔的班排长与连营以上干部，各级干部都是低职高配，任职特派员的周兴相当于师级干部。红军时期的特派员级别很高，与军政首长平级，职责是警卫首长、审查干部、抓捕逃兵、侦察敌情。周兴在干部团积极协助陈赓团长、宋任穷政委工作，无论行军打仗还是休整训练，总是及时调查掌握部队和社会的政治情况。汪东兴当时任干部团三连指导员，保卫工作做得细致周到，引起周兴重视。强渡金沙江时，三连处于重要作战位置，周兴特地到现场检查，布置控制对岸敌人的火力点。①

遵义会议期间，周兴负责外围警卫工作，率领警卫连在距会场一公里的红土坡三次打垮土匪武装，捕获两个国民党特务，受到军委周恩来副主席的表扬。艰难困苦的长征，周兴与战友们同生死共患难。二营特派员肖赤脚腕负伤掉队,待到收容队发现已经奄奄一息。周兴立即派人到军委纵队找来中央首长的用药,终于挽救了肖赤的生命。过草地时，周兴身患肺病昏迷不醒，宋任穷特意安排用担架抬着周兴行军。行军艰苦，周兴病情越来越重，大口大口吐血，医生说再行军会有生命危险，劝他留下养病。周兴却说：“我是红军的人，离开红军就结束了政治生命，活着还有什么用？”周兴带病坚持长征，病情稍好就拄着棍子徒步行军，终于平安到达陕北。在新成立的西北保卫局中，周兴任侦察部长，不久，局长王首道另有重任，中央决定由周兴任代局长，很快又是局长。此时，中央特科已经停止活动，西北保卫局就是中共的最高情报保卫机构。这样，手握重权的周兴，就不可避免地引起各方注目。

1936年7月，美国记者爱德华?斯诺到陕北保安采访中共情况。作为一个以客观公正为职业道德的记者，虽然国民党把共产党涂抹得青面獠牙，斯诺却要眼见为实。好不容易潜入陕甘宁边区，当然不会放过共产党的“特务”。所以，在采访毛泽东等中共领袖的同时，斯诺盯上了保卫局局长周兴。

斯诺之行，大概是中共首次接受外国记者采访。1936年10月9日周兴与斯诺的交谈，大概就是中共保卫史上的第一次“外事”活动了。斯诺提了六个问题：

1.人民犯了哪些法，保卫局才能逮捕他和惩治他？什么情况才能判处死刑？

2.保卫局是否逮捕、审判和惩治政治犯？或送给人民法庭？什么时候是“紧急的司法处理”？

3.你控制的警察力量有多少？

4.现行的保卫政策和以往（在江西）的保卫政策有哪些不同？

5.在陕西，除了你处以外，是否还有一套“习惯的”警察制度？

6.苏维埃政府在对待政治犯上和国民党有什么不同？

周兴提纲挈领地介绍了现在保卫局的任务同江西时有了什么不同：“国家保卫局的任务是保卫革命成果。反革命分子在红军到达后并不会停止他们的活动，为了反对他们，保卫局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帮助，并以教育的方法来改变那些还不是在死心塌地的从事反革命活动的那些人的头脑。”“保卫局并不是那么可怕，它只不过是保卫苏维埃权力，现在是保护扩大统一战线。”“在江西时反革命的定义是非常严厉的，现在是统一战线时期，就没有那么严厉。在江西时，没有人说合作来反对帝国主义，现在不同了（现在可以说合作抗日）。在江西时，谁不同意我们就会被认为是反革命分子，他的财产就被充公，要是他反对我们，他就会被剥夺一切权利，虽则他还没有直接采取行动来反对我们。”“在江西，我们的政策是直接保护人口中主要那部分积极参与和支持革命的人的利益，而现在，我们承认人民中间一些新的范畴,这部分人一方面反对日本，另一方面也不同情共产党。这些人，只要他们不企图通过暴力来推翻苏维埃政权，他们不应受到逮捕、惩治或虐待。我们正在教育他们,和他们开展思想斗争，只不过不用暴力和镇压的手段就是了。其次我们也没有没收他们的土地，而是让他们自行耕作。最后,我们还在政策上给予他们适当的政治照顾。”“总而言之，保卫局现在不但在保卫革命胜利的成果，而且还在保卫统一战线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