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特务 特科 特区

特区

“经济特区”，这个诞生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的词汇，如今在中国已是人人皆知。想当年，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扇“特区”之窗率先开启，引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门轰然敞开。可是，有多少人知道，这个词汇却是来源于三十年代末，远离东南沿海的大西北！

1979年4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长习仲勋向邓小平汇报：省委打算发挥广东濒临港澳的优势，在香港对面的深圳、澳门对面的珠海，建立出口加工区…

…

邓小平望望习仲勋，脱口而出：“可以划出一块地方，叫做特区。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要你们自己搞，杀出一条血路来！”广东只是试探能否搞出口加工，没想到邓小平却要搞“特区”，而且说得那样严重——“杀出血路！”

邓小平望着现在的习仲勋，大概是想起了过去的习仲勋。过去习仲勋曾是陕甘宁的领导干部，过去的陕甘宁曾经叫做“特区”，过去的“特区”真是从血泊中生长！

西安事变之后，中国的时局出现转折。蒋介石接受联共抗日主张，国民党的剿匪司令部撤销了，西北出现和平局面。1937年1月，中共中央开进延安，2月,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中央，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还主动建议：取消两种政权对立的局面，把苏维埃工农民主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

一个国家之中，可以有不同的区域？遵义会议之后中共中央更换为毛泽东领导，果然思路大变，果然开拓创新。不再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表明统一于中央政权；称为“特区政府”，表明同其他国民党统治区仍有不同；接受国民党中央政府的领导，同时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这就是“特区”政府之“特”。

延安，国共合作的“特区”。

深圳，改革开放的“特区”。

数千里距离，四十载时差，能够将延安特区与深圳特区串连起来，可见邓小平的联想与创造能力。

历史证明：两个特区的开创，都标志中国共产党的重大政策转变。两个特区的发展，都带来中国革命与建设的非凡成功。

1937年2月的特区政府，首府设在延安。林伯渠担任主席，张国焘代主席。张国焘提出，既然接受中央政府领导，保卫局就应该取消。周兴力争：无论机构怎么变，保卫工作不能取消！于是，决定把保卫局置于保安司令部之下，改称特区保安司令部保安处，对外不过是保安司令部下属的一个处。下面各分区、各县还是叫保卫局，名头比上级还大。特区政府“特殊”，情报保卫战线更是“特殊”，刀把子始终掌握在共产党手里！

当年9月，“特区”更名改制为“边区”，管辖范围包括八路军的征募区，经国民政府行政院正式通过有26个县，13万平方公里，200万人。

保安处编制为陕甘宁边区保安处。无论对外级别高低，对内始终为情报保卫工作领导机关。周兴任处长、杜理卿任副处长，下设：秘书李启明，一科（情报科）布鲁科长，二科（侦察科）谢滋群科长，三科（刑事科）赵苍璧科长，四科(预审科)谭政文科长，五科（机关保卫科）陈复生科长，六科（治安科）刘护平科长兼任延安市公安局长，红军工作科副科长王太和，总务科长惠锡礼，保卫营营长胡友才。

在全国抗战的新形势下，共产党的主要任务转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但是，依然不能放松对于国民党的警惕。尽管陕北这里已经休战，河西走廊那边，国民党却没有丝毫放松对红军西路军的围剿。保安处立即部署延安周边防卫，在延安四面的七里铺、延川永坪、延水关、富县茶坊设立检查站，从国民党区来往延安的人员必须持有保安处颁发的护照。保安处还在市里建立邮电检查站，就驻扎在国民党控制的邮电局里面。保安处直属的保卫营，更是特别加强中央机关驻地的警卫。①

1937年7月7日晚，卢沟桥事变突然爆发，中国军队首次还击日本侵略军。第二天，中共中央率先向全国通电，要求“全民族实行抗战”！7月14日，毛泽东、朱德下令红军“十天准备完毕，待命抗日”。

延安，由此成为中共中央领导对日作战的指挥部。

红军在1934年开始长征时，北上抗日还是一句口号。1935年落脚陕北，首先是因为惟有这里才有自己人的地盘，其次也考虑陕北接近蒙古边境，可以打通与苏联的联络。时势造地势，这陕北，如今还真的成为出击日寇的最佳阵地！延安的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之后，直接出击敌后，在山西、河北、山东等地建立根据地。待得抗日战争胜利收复失地之日，远在西南的国民党鞭长莫及，共产党就顺手抢得北方大量地盘。

不过，这延安虽属形胜之地，却也并非王道乐土。多年的战乱已使周边地区治安混乱。共产党要想在延安扎根，还得扎扎实实地治理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