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从明争到暗斗

“围剿”变“封锁”

中共中央加强警卫是有道理的。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天真地相信盟友，曾经吃过国民党的大亏。国民党方面，蒋介石其人，在对待共产党方面，从来没有幼稚过。

西安事变之后达成国共合作，表面上看，共产党取得合法地位，生存环境比较安全了。实际上，共产党的处境仍有潜在之危机。蒋介石虽然履行西安事变中的抗日承诺，同时却扣押张学良，逼迫杨虎城出国，并将二人所部调出陕西。西北地盘上好不容易形成的三足并立

局面，如今只剩红军独立支撑。蒋介石又派亲信大将蒋鼎文任国民党中央军委西安行营主任，不久，西安行营改称天水行营，但仍驻扎西安。天水行营创立“党政军特联会报”，作为最高领导决策机构，统一领导陕甘宁边区周围的国民党党政军群组织，对延安形成四面包围。

举国团结抗战，国民党不好动手开打内战，对付共产党的策略，就从“围剿”调整为“封锁”。

国民党中统局的主要任务就是对付共产党，徐恩曾写道：“在抗战以前，共产党的任何最高机密，我们都清清楚楚，甚至连莫斯科给它的机密命令，也常常到了我们手里，在我们的档案中，曾保存着共产党历届中央委员会的全部会议记录，这些都是我们从共产党中央机关中搜获得来……”徐恩曾认为：“所以要获得共产党的最高机密，只有仍照过去的办法，设法渗透到它的‘中央机关’中去，可是那时的共产党中央，远在延安，接触较难……”①

天水行营的“党政军特联会报”，秘密制定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计划，经蒋介石批准密令执行。这个计划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教、宣传、民运、特务”等八方面，其周密程度不亚于对日作战。综其要者，有三个主要措施：构筑碉堡群形成四面包围的军事封锁线；设置盘查站卡住出入交通要道；任用特务实施秘密渗透。

军事封锁的重任由胡宗南担任。胡宗南是蒋介石的黄埔学生，在各派军阀的角力之中一直忠于蒋介石，先后任老蒋起家部队第一师师长、第一军军长，可谓嫡系大将。抗战爆发，胡宗南率部参加上海、河南战役，旋即奉命调回陕西休整。将主力之中的主力放在后方，蒋介石自有打算。1931年日军侵占东三省，蒋介石命令北方的张学良不抵抗，自己却在南方发动一次次对苏区的围剿。蒋介石的战略始终是“攘外必先安内”。常人对此不解，还是胡宗南说得透：“抗日战争即使失败亡于日本，还有复国的可能；若因抗战而使共产党的力量扩大到动摇国本，则将永无翻身之日。为长治久安之计，必须加强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削弱并压缩共产党势力，俾在有利时机一举而歼灭之。”

不过，面对大举入侵的日军，却要调兵封锁共产党，总是显得师出无名。国民党军令部长找出一段历史，想当年，元军正面攻击宋军受阻，忽必烈率军迂回西南，而后南北夹击灭亡宋朝。蒋介石找到借口，硬说日军可能从绥远侵入陕甘，切断河西走廊的中苏联系，而后进入四川，威胁国民政府的陪都重庆。这样，蒋介石用兵西北就有了冠冕堂皇的理由。国民党大量向西北增兵，还任命胡宗南兼任两个战区职务，以陕西、河南、山西第一战区副司令与甘肃、青海、宁夏、绥远第八战区代司令身份，协调指挥25个军50万兵力，俨然而为“西北王”。

西北王胡宗南深得君心。以少数部队扼守潼关一线阻止日军入陕，却以大部兵力对付共产党。国民党部队沿着边区边境修筑碉堡，北接长城，东到黄河，从西绕南形成一圈封闭的封锁线。每道封锁线都由一个接一个的碉堡群组成，每个碉堡群又由相互通联的子母堡组成，碉堡之间由战沟相连。重点地域更是层层设防，5道封锁线形成纵深百里的封锁地域。延安正南的洛川至中部县（现黄陵县），仅仅80里的第一道封锁线，就有碉堡518座！

陕甘宁边区四面被围：西北的宁夏有马鸿逵、马鸿宾部队。北面的绥南、陕北、晋西北有邓宝珊、高双成、马占山部队。东、南、西则是胡宗南部队主力，从东部的黄河西岸向西，沿陕西秋林、洛川、耀县、甘肃的宁县、西峰等地，囊括边区南面，又向北进入宁夏固原包抄边区西面，直接西北的马家军。

此时，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三个师先后开赴抗日前线，留在边区的只有少量后方留守部队。物理学判定：水位越高，势能越大。军事学也认为：兵力差距太大，容易导致均势失衡，实力畸强的一方难以遏制进攻欲望。这样看，延安还是始终处于危险之中。

所幸，大敌当前，国共双方都把抗日当作主要任务，边区内外尚能维持和平局面。延安与西安之间，还时常往来邮电、商旅、公事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