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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三八式:步枪、干部、中社部

作者:郝在今 当前章节:2327 字 更新时间:2026-6-4 19:26

遗失的毛泽东讲话(1)

中共情报保卫系统的创始人周恩来这样评价保卫工作的重要:“国家安危公安系于一半。”

毛泽东题词:“保卫工作十分重要,必须尽力加强之。”

可是,尽管中共领袖十分重视保卫工作,我们却很难在他们的文稿中找到有关保卫工作

的专题文章。难道毛泽东从未专题写作或谈论保卫工作?

196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直接找到汕头地委书记邹瑜,询问一份毛泽东讲话记录的下落。说起这份记录的丢失,邹瑜真是万分遗憾。那可是毛泽东一生之中,惟一的一次长篇专论保卫工作!

那是1939年9月3日,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召开边区保卫工作人员大会,主持人周兴特地请毛泽东到会讲话。

毛泽东这天兴致勃勃,一进周兴的窑洞就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前两天,德国把欧洲的侵略战火烧到波兰。毛泽东认为,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端。战事的扩大,必将推动世界反法西斯战线的形成,有利于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

在保安处小礼堂,毛泽东详细讲述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形势。保安处的干部大多工作在偏僻的农村地区,能够听到毛泽东的讲演十分入神。会场有个长方桌,毛泽东坐在一端讲话,保安处文书科长邹优瑜就在旁边记录。

毛泽东讲演中关于保卫工作的主题是:“一般工作的战略策略与特殊工作的战略策略的关系”。毛泽东说,做特殊工作的人,必须懂得一般工作的战略策略;不懂一般工作的战略策略,就不懂一般规律,就会成为盲目的技术工作者,就不能把握政治方向,不能运用党的策略同敌人斗争。不懂特殊工作的战略策略,就是空头政治家,不能做好本身的工作。因此,一个合格的优秀的保卫工作者,必须懂得一般工作的战略策略,同时精通特殊工作的战略策略。

显然,毛泽东将他正在研究总结的哲学思想运用于对保卫工作的认识。而他辩证地阐述保卫工作在全局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有明确的针对性。既批评了将保卫工作简单化、神秘化的做法,也强调了保卫工作的特殊性与重要性。

毛泽东一气讲了两个多小时,全场鸦雀无声。

毛泽东讲话后,中社部部长康生发言:刚才毛泽东同志的讲话指示目前抗战的新阶段及由此而产生的紧急任务,这是大会一切工作的指南,是我们决定反日隐蔽战争的战略战术的主要基础。

周兴十分重视毛泽东的这次讲话,因为这是毛泽东少有的一次系统论述保卫工作。周兴当即指示,把这份重要讲话的记录存档。解放战争时期,保安处转移,大量档案被销毁,少量档案被敌人挖走,这份记录稿至今没有找到。能够看到的,却是康生的一次例行发言。①

尽管我们没能看到这次讲话的原始记录,但是,邹瑜等人的回忆,还有此后中社部发出的文件,却可以使得我们看到:毛泽东正在对中共的保卫工作实行路线调整!1935年的遵义会议纠正军事路线的左倾错误,1938年的六届六中会议纠正政治路线的右倾错误,毛泽东正在逐步调整全党各方面工作的路线。

情报、保卫工作,其重要性不言自明——“刀把子”啊!枪杆子固然重要,可那还是用于对外作战。这刀把子,却是负有巩卫内部的使命。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刀把子里面有领导权!古今中外,无论帝王还是领袖,最高领导都要紧紧把刀把子握在自己的手中。

国民党那边,无论中统还是军统,凡是特务组织,都直接向蒋介石负责,其他任何人不容置喙。

共产党这边,情报、保卫工作的最高领导是谁呢?

实行党的集体领导还是个人专断独行,这个区别极大。

苏联向来实行个人负责制度,苏联的保卫部门更是独立系统,垂直领导。各级保卫部门都由上级保卫部门领导,最高的保卫部门则由斯大林个人领导。向苏联学习,中共的保卫工作起初也采用独立系统,垂直领导体制。苏区流行“三驾马车”之说,在一个单位,党的书记、军事或行政首长、保卫局长或特派员,三人平起平坐。特殊情况下,一个单位的保卫局特派员可以不经军政首长批准而直接下令逮捕人犯。在更为特殊的情况下,特派员甚至可以逮捕同级首长!肃反时期,保卫工作的权力更是膨胀到惊人的程度。刀把子已经不听主人的指挥,甚至砍伤主人的手!

一旦脱离党的领导,就会犯下严重错误。痛定思痛,到达延安的中共中央开始吸取肃反的教训。毛泽东在党内确立领导地位之后,开始改变领导体制,其中也包括保卫工作的领导体制。

毛泽东向来主张实行党的集体领导。1927年7月,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部队实行“三湾改编”,首创在军队中建立党的组织,班有小组,连有支部,营团建立党委。党的前敌委员会是统一领导军队与地方工作的领导核心。1929年,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肯定毛泽东的经验,这种制度被写入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会议决议(古田会议决议)。

1931年王明占据中央领导地位以后,却严厉指责“红军中亦以党包办一切”。要求“把在红军中超过政治委员政治部职权的各级党的委员会取消”,“彻底实行政治委员制度”。1933年颁布的《红军暂行法规》规定:“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这意味,同级军事首长、同级政治机关乃至同级党委,都要最后服从政治委员一人。这种“政治一长制”,把最高权力集中到个人手中,一旦遇到一个素质很差的领导,或是最高领导出现严重失误,就会导致无法制止的错误倾向。湘鄂西苏区、鄂豫皖苏区的肃反大批杀害自己同志,甚至杀害高级领导干部,就与这种个人集权制度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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