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反间谍与反间计

反反间谍

连续用上两个“反”字，这种绕口令式的专业术语，仍然不足以描绘间谍战争的复杂程度。

1938年底，李启明到绥德从事外勤工作，在国民党驻军中发展了鲁南，鲁南又在专署发展龚震，在保安团发展崔际胜，从而形成一个情报网。这个情报网提供了国民党绥德专员何绍南反共活动和贪污赈款的内情，使得这个“磨擦专员”名誉扫地，悄悄逃出绥德。

从敌人内部拉出特情，利用情报取得斗争胜利，这已经是一次成功的谍报斗争。但是，边保并未就此停步。

1940年绥德解放，鲁南情报组并未暴露身份，崔际胜随同何绍南残部撤往榆林，鲁南和龚震则被八路军俘虏。边保精心设计，以遣送俘虏的方式，又将鲁南和龚震派往国统区。

让敌方带着间谍走。

鲁南情报组继续在敌方内部活动。3月，鲁南到绥远，打人国民党第一游击军张砺生部任一总队特务营书记，发展营副王致祥和军官张永昌。10月，鲁南发觉一总队司令冀聘之对自己有所怀疑，就把崔际胜派到伊克昭盟札萨旗保安队落脚，自己和龚震回延安汇报。当年冬天，李启明又派鲁南回绥远工作。鲁南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结识国民党神木县书记长，以此跳板转入马占山的骑兵五师。鲁南与此前潜伏在伊克昭盟的巴克昌合作，收集绥远蒙政会与国民党蒙旗党部的情报。1941年夏天，鲁南又打入伊克昭盟首府东胜任贸易管理局秘书，又任用龚震当办事员，让崔际胜当听差。这个重新聚拢的情报组，又获得国民党在蒙旗地区的情报和军统东胜稽查所的电报密码。

顺势派遣间谍进入敌方内部，长期发挥作用。延安的派遣工作颇有长远眼光。

为了发展情报关系，善于交往的龚震在东胜积极活动，办了一个小型俱乐部，这就引起军统怀疑，一个从绥德逃来的国民党军官又认出鲁南，导致两人被捕。军统突击审问，龚震承认是延安的情报人员，鲁南只承认自己是共产党的情报关系。在此期间，鲁南设法向延安捎信，说自己“生了一场病”。

李启明一段时间没有得到鲁南的消息，正在担心是否出了问题，接到这个生病的信息，当即明白这是暗示鲁南已经被捕。

军统相当重视手中的共产党间谍，又企图逆用鲁南打入共产党情报机关。军统继续羁押鲁南，同时要他推荐一个交通回绥德联络，鲁南就推荐了崔际胜。军统十分得意，这是创造了一个巧妙的反间谍案例啊！

崔际胜到了边区的米脂，却将鲁南密信交给边保，证实鲁南已经被捕。

间谍被捕，常规的做法是立即中断联系。但是，李启明却另有打算。

建立鲁南这个内线力量，李启明做过发现、考察、培养的完整工作。鲁南原名赵锡鸿，曾用名赵学民、赵伯之，本是山东新泰人，1937年七七事变后随同国民党部队撤出山东，一直寻求抗日。1939年，鲁南只身来到延安要求参加革命，由于没有介绍信被交际处拒绝。于是，鲁南转到绥德，在国民党保安司令部当了上尉书记。在绥德，鲁南又主动找共产党驻军司令陈奇涵要求工作。经过李启明的考察，鲁南被发展为边保的情报关系。鲁南在绥德发展的情报网，确实做出重要成绩。被捕后及时通报组织也证明鲁南仍然忠于我方。

李启明决定，利用敌人对鲁南的逆用，再做一次回击。于是，李启明也回了一封密信，装作不知鲁南已经被捕，继续给他布置任务。

复信到了绥远，军统果然中计，非但释放鲁南，而且让他在东胜三青团做秘书。这样，鲁南又能继续为边保提供情报。

国民党的反间谍措施，又被共产党的反反间谍措施击破。能够在十分复杂的斗争中看准实情，把握进程，延安的谍报思维相当清晰。

1942年春，担任八战区缉私处长的军统头子马汉三，又调鲁南和龚震到绥远国民党省府所在地陕坝，策划派遣鲁南到延安工作。此时，李启明也通知鲁南回延安参加整风。国共两方的情报上级都要求鲁南到延安，鲁南当然乐得从命。到了延安，鲁南立即向组织上汇报自己在绥远被国特突击的全部情况。此时，鲁南还不是共产党员。

已经被敌方逮捕的间谍，居然得以安全返回，如此用谍也够巧妙。

整风审干后，鲁南又被派往绥远，打入国民党“党政军特联会报”任秘书，掌握绥远地区的情报，在解放战争中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

安全返回并不满足，还要再次出击！延安的情报野心真是够大。①

从敌方阵营之中发展情报力量，使用情报力量开展斗争取得胜利；情报员被破获之后，又能借敌方逆用之机继续潜伏；在适当时机策动敌方派遣，安全调回情报员；又在重要关头再派情报员重新打入敌方，长期发挥情报作用。

鲁南情报组的完整案例表明，延安的反间谍工作已经达到相当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