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庆又示意，冯保便朗诵了一遍遗嘱。共两道，一道是给太子的，还有一道，是给顾命大臣的。
给太子的遗嘱，有这样的话：“你要依三辅，并司礼监辅导，进学修德，用贤使能，毋事怠荒，保守帝业。”
给大臣的则说：“东宫（太子）幼小，朕今方付之卿等三臣，同司礼监协心辅佐，遵守祖制，保固皇图。”
读毕，床前哀声大起。高拱流泪奏道：“东宫虽幼，祖宗法度有在，臣等竭尽忠力辅佐。东宫若有什么障碍，臣不惜死也要排除。望皇上勿以后事为忧……”他且奏且哭，泣不成声。勉强说完，便放声号啕，引得一旁的皇后、贵妃也失声痛哭。
冯保见不是事，使个眼色，两名小太监慌忙扶起高阁老，示意退出。三位大臣遂蹒跚出宫，一路哀哭。
隆庆又熬了一晚。第二天，五月二十六日，崩于乾清宫，当政仅6年。
此后又是丧事、下葬和劝进新皇等一系列程式，到六月初十，皇太子登基，宣布第二年为万历元年。大明第十三个皇帝隆重登场，他，就是明神宗。
在聒耳的蝉声中，京城的老槐树幽香隐隐。天地又是一新，众臣的命运又要有一番很不同的沉浮了。
皇帝死了，全国上下最最悲哀的，莫过于高阁老。隆庆与他，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一对模范君臣了。其关系，早已经超越了君臣，而成为生死之交。感物思人，高拱在文渊阁想起不久前隆庆驾临时的情景，悲不自胜。于哭天抢地中，连声叹道：“十岁的太子，如何治天下啊！”
高老自是肺腑之声，可是当时在场的人听了，却不禁面面相觑！
巨大的悲哀简直要压倒了高拱。先帝新丧，主少国疑，整个帝国的担子就压在了他一人身上。
回想起，二月新雪初晴的一天，隆庆召高拱等一行在文华殿议事。皇上死死拉住高拱的衣服，顿足叹息：“怎奈太子小哩！”
又回想起，那天是皇帝为太监的事而郁闷，拉着高拱的手，一路无言。从金水桥走入皇极门，一直走下台阶，坐下喝茶，仍拉住高拱的手。眼望前方良久，才说：“我心稍宁！”
还是那天，君臣俩一直走到乾清宫皇帝的寝殿，隆庆坐下，面露眷恋之情，刚说了几句话，就潸然泪下。此时张居正等人已跟着进来跪下请安，高拱一只手仍被隆庆拉住，无法抽身，只得跟着鞠躬，面对阁僚的跪拜不免大窘。隆庆发觉了，才松了手，高拱连忙跪下，行礼如仪……
往事历历，如在目前。可是，隆庆已经永远地走了。他一走，宫内立刻有了乱象。
先是遗诏里居然会出现“司礼监协心辅佐”的说法，将国事托付给太监，历朝绝未有过。以至外廷一片议论纷纷。
第二怪是，托孤时，由冯保宣读在一张白纸揭帖上写的《遗诏》，那时司礼监掌印太监还是孟冲。一个时辰后，便有新的遗诏传出，命罢斥孟冲，以冯保代之。原来《遗诏》中的“司礼监”竟是为冯保而预留。顾命时笼统地说“司礼监”，悲哀中无人注意，大局已定后，马上就变成了冯保。这不是阴谋是什么？
高拱听到这个任免令后，恍然大悟，又中了张居正和冯保的招了。脱口而出道：“宦官安得受顾命！”
无论是当时人，还是后来明清两代的史家，对顾命时宣读的两份《遗诏》都甚为怀疑，一般都认为是冯保矫诏，假传了圣旨。《明穆宗实录》和《明通鉴》干脆删去“司礼监”一句，《明史纪事本末》则直接说就是冯保矫诏。
冯保现在升了司礼监掌印太监，仍然提督东厂，权力之大，简直惊人了。
地平线在一瞬之间倾斜了过来。
高拱面临的，是一批可怕的对手。就算顾命时的两份《遗诏》并不是冯保篡改的，那么隆庆死后的任免令，肯定是矫诏无疑。死人不可能发号施令。那么，能把这样一份明明白白的矫诏在群臣中堂而皇之地公布，冯保一个人是做不到的。在冯的背后，是另一个新生力量——李贵妃。
当人们醒悟过来时木已成舟！
而能够把这一切安排得天衣无缝的人——不用想了，唯有张居正！
冯保、李贵妃、张居正，一个新时代的三巨头脱颖而出了。
昔日不可一世的高阁老，其横扫千军的能量随着隆庆的升天，已经丧失了绝大部分。
固执的老头儿现在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是顾命大臣，我要按既定方针办。先帝以国家托付我，我就不能眼看着人亡政息。
这位直筒子脾气的老相公不知道，忠心是做给活人看的，人既然死了，这件华丽的衣服也就不需要再穿了。一切就剩下赤裸裸的两个字——利益。
他目前还没能意识到的、一个很难逾越的巅峰，已经横亘在他面前了。这就是以往默默无闻于深宫的李贵妃。
在李贵妃这一面，也有着同样的忧虑，那就是“主少国疑”。新皇帝万历，她的儿子，只是个娃娃。就在这年的三月，太子刚刚“出阁就学”。隆庆为他选择了高仪、张四维、许国等14位大臣做讲读，俱是一时名臣。
太子虽小，但聪明知礼。一日，在宫内御道上恰遇高拱等阁臣匆匆出来，他先就彬彬有礼地问候：“先生良苦从政！”众阁臣连忙谢道：“愿殿下勤学。”太子天真地说：“是哩，刚读完《三字经》。”稍顿，又叮嘱道，“先生们先歇歇吧。”一副纯然可爱的样子。
又一日，隆庆兴起，在宫中纵马奔驰，太子见了，连忙劝阻：“父皇，您是天下之主，一个人这么跑，就不怕摔了？”隆庆勒住马缰，久久抚摸其头，大为感动。
太子对嫡母陈皇后亦非常亲近，皇后考问他功课，都能对答如流。因为有了这个小家伙，两宫之间竟毫无芥蒂，宛若一体。
李贵妃出身于顺天府（北直隶）郭县一个平民家庭，她是个典型的“嫁得好”的女人。年幼时，家里为避战乱移居京城。不久，被选入裕王府做宫女，伺候裕王。嘉靖四十二年生了小王子，这是裕王吃了窝边草的结晶。母以子贵，裕王一登大位，就封她做了贵妃。明代的妃共有9级，贵妃仅次于皇后。这个女人就此成为离皇权最近的人之一。
她其实也很可怜，年轻时虽然是亲王老婆，但嘉靖有不认儿孙的怪癖，因此她的孩子生下来好长时间连名字都没有（皇孙须由皇帝赐名），小孩的身份也不能确定。嘉隆两朝，皇帝都不大像样子，朝政多事，她为此压抑得很。特别是隆庆的生活作风不好，那就更无处诉苦了。
孤儿寡母在一夜之间接管了国家最高权力，李贵妃恐怕是忧惧多于高兴。她怕的就是有人侵害他儿子的权限，“惟恐外廷之擅”。也就是怕被蒙，怕大权旁落，怕受欺负。
她贵为天子之母，到底还是小户人家出来的，面临大变局，不免忐忑不安。急需有一个既忠心又能办事的人，作为她和外廷之间通气的管道，同时兼她的意图执行人。
她抓住的这个人，就是冯保。冯保伺候了他们母子俩很长时间，深得信任。
所以，她才毅然决然把冯保破格提拔起来，“同受顾命”，赋予他极高的权力。
她要借此镇住群臣。
外廷却想不到这么多，只觉得祖宗之法怎么就给颠覆了？对于宫内作出的这个决定，都“闻之甚骇”，纷纷说道，阉人怎么能参与顾命？若要顾命的话，也得是皇帝亲口说，冯保他自己拟诏怎么能行？
情与法，在此短兵相接。
高拱，这位百官之领袖该怎么来接招呢？
我们来替他参谋一下局面。对垒的两方，首先挑起争端的，应该说是李贵妃与冯保一方。
坐中军大帐的，是李贵妃。在她一生中，再没有其他任何时刻，需要她像今天这样来干预朝政。她固然是皇帝的生母，但和平常人家一样，仅仅是“庶母”。在她上面，有名正言顺的皇后，永远在名义上压她一头。而在实际上，也存在着压她一头的可能性。甚至，还有更可怕的后果，那就是皇后可以利用某种机缘，一刀切断她与儿子在政治上的纽带，使皇帝的权力完全与她无关。
因此她要奋起，要保持住与血缘一样重要的政治血脉。冯保就是她选择的主将与先锋官，而若想让冯保卖命，只需给这个内廷二把手一个他梦寐以求的东西，就成了。那东西给谁都是给。对贵妃来说，先帝死了，换一个自己熟悉的人做总管家，且能大力维护自己在后宫的至尊地位，又何乐而不为？
此时皇帝还小，远谈不上亲政，皇权实际上是落在了寡妇手里。中国古代的帝国制度上，永远会有这么一个漏洞，任何英明的皇帝也没办法纠正。寡妇太后没有执政经验，担心势力单薄，就会引入外戚干政。限制了外戚之后，起用宦官，又引起宦官干政。为了打压宦官，又导致权臣跋扈，严重的还要篡位，总之是乱糟糟——没有谁能管得好你们皇家的事。
陈皇后由于性格的关系，没有野心。这倒减少了问题的复杂性。这个倍受先帝冷落的皇后，今后有一个情同姐妹的贵妃罩着她，不给她难堪。她也就心满意足了。这决定了她基本成了贵妃的同盟军，对贵妃的崛起予以默认。
至于上窜下跳的冯保，严格来说，只是个小角色。他虽然也有欲望，但这个欲望是在与贵妃的欲望方向一致以后，才能实现。而且，他升掌印太监是依例早该实行的，即使在此期间跃升，也并不为过。
他们各自都有可以让人理解的动机。
这一伙，唯一公然违规的地方在于，将太监列入了顾命行列。
这一点，高拱后来咬定是出于冯保擅自“矫诏”。私怨蒙住了他的理性。这诏不仅是李贵妃参与“矫”的，而且隆庆肯定是同意了的。可以仔细看看托孤那天的全过程。有据可查，让冯保参与顾命，隆庆完全知道，甚至可能就是隆庆的意志。动机何在？是为了将来制约高拱？是为了让内廷在他死后由强人来治理，以免发生混乱？还是什么？不得而知。
原因，亦是千古迷团。
但，要注意，即使宫内的一伙违背了祖制，也只是间接在向外廷挑战，而并不等于直接宣战。由高拱主持外廷的格局，他们这一方大概在目前还没有胆量来试图改变。大行皇帝（死了的皇帝）尸骨未寒，《遗诏》言犹在耳，他们有所顾忌。
此时张居正的态度，实际上很暧昧。他并不是后宫这一营垒里的一员。他所做的，无非是给冯保一个大大的支持，务必不要使冯保倒台。因为冯保确实可以在内廷对高拱进行制约，起码在奏疏上，就可以扣住不发还内阁票拟，给你捣捣乱。如此，就能减轻高拱对他张居正的压力，使得这个郁闷次辅的生存环境宽松一些。
“三巨头”也好，“铁三角”也好，他们的勾结，是因各自的利益找到了一个交汇点。而并不是信念的一致。
高拱如果看清了这一点，就不应该对“违背祖制”有过激的反应。道理在于，一，大明是人家的大明，不管隆庆如何托孤，你也成不了人家的一家人。人家想干什么，只要不直接触犯你的利益，不妨可以装一装近视。
二是，如果你让了这一步，那么对方在道义上就有亏。中国哲学曰：“做贼心虚”。他们就有可能对你也做一些让步，使你有意外所得。
其三，是不应该对冯保的蹿升太过意气用事。局势今非昔比，决战不一定有决胜的把握了。你不妨就让他跳，他陡然蹿红，难免要乖张。也许不用你出手，自然有看不过的替你收拾他。
其四，中国哲学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隆庆死了，但隆庆时代的文官体系毫发无损。你高拱领袖外廷，如果在小皇帝的治下继续兢兢业业，不出什么毛病，李贵妃立足未稳，想无端就干掉一个首辅兼首席顾命大臣，基本是不可能的。她犯不着去冒这个天下之大不韪。
他们这一伙，走了一步违规的棋，只要你不逼他们，接下来自然会相安无事。
这时候，高阁老最正确的战法，就是不战。尤其要避免决战。
如果万一有别的人要收拾冯保，你就可以出来摆平了。这样，政治得分就有可能最多，首辅的地位也就江山永固了。
但是，中国哲学又说了：“既生瑜，何生亮。”在咱们的河南，偏就出了这么一个死倔死倔的高老头。
忠君，忧国，恪守礼法，嫉恶如仇。孔孟在他那儿，是一字不能改的真经。他决不低头，他不会审时度势，他也不想装聋作哑。
你说他器量狭小？娘的，没屌的家伙都和我堂堂首辅平起平坐了，还要我讲器量？真是中国哲学里讲的“只许那什么什么、不许那什么什么”了！无耻，无耻之尤啊！
拂去利益之争的表面，说到底，他还是有血性的。
高老，中国哲学说：“勿以成败论英雄。”有无数的人，知道你是好人。人与禽兽，相差几希？会识文断字？会张口说话？不！就是这么一点点血性！
此时的高拱，既看到了潜在的危机，也不免失之轻敌。对新崛起的掌印太监冯保，他根本没放在眼里。嘉隆两朝多少元老都被他赶下了擂台，一个名不正言不顺的太监，又有多少战斗力？但是冯保的突然冒出，又使高拱看到了中官勾结后妃、压制外廷的迹象，这是动摇国本的勾当啊！多少历史惨剧，就由此而发生。风起青萍，不得不出手了！
宦官，宦官又是什么东西？
英宗时的王振、武宗时的刘瑾，为害之烈，至今士人思之胆寒！
高拱检点了一下自己的阵营，六科十三道的言官、六部九卿的大老，都还能用命。号令一发，狂澜涌起，不怕你个小小的冯保淹不死！
他先向两位阁僚做了工作，但遗憾，都未能有如愿的效果。
高仪本是由高拱引进的，原想他应乐于从命，但尽管高拱慷慨陈词，高仪却只是态度模糊。老家伙老了，不愿多事。仅是对高拱说：“公说的对，自是大丈夫事！但祸福难料，我不敢赞同，也不敢劝阻。”
高拱又忽发奇想，想争取张居正加入。毕竟是士林中人，对他晓以“君国大义”，不可能不起效果。张居正此时正奉命在天寿山考察大行皇帝的葬地。为了表示诚意，高拱特派心腹韩楫前去与张居正通报，相约“建不世功，与公共之”。张居正很难想象高拱竟会幼稚到这种程度，他不好有别的表示，只说：“此功何止是百世啊！”
韩楫走后，在暑天野外奔走了几日的张居正，头痛欲裂。高、冯斗法，他本可以坐收渔人之利。但是，高拱如果胜了，自己的状况不会更好，反而有可能更糟。去年的下半年，高拱曾风闻，张居正收了徐阶家人贿赂的三万两银，所以才为徐阶百般回护。怪不得！高老头忍不住，当面讥讽了张居正。
这真是无妄之灾！张居正急的指天发誓，“辞甚苦”（估计是“我受贿我就是王八”之类）。高拱才觉得过意不去，略作道歉而作罢。
两人裂隙，严格说就从此事而来。张居正万分愤慨：堂堂大国首辅，竟疑神疑鬼到这种程度，又如何共襄大业？他和冯保的走近，也就是自此时起。
在官场中一贯“粗直无修饰”的高老，就是这样痛失同盟军的。
对张居正来说，假如冯保能在这一回合里取胜，情况就将大为不同。起码高拱的力量会受到有力压制，为他张居正腾出一个大大的空间来。而做进一步设想，假如高拱就此翻车，那么外廷的事情，冯保和李贵妃是不能直接来操作的，必须要有一个素有人望的大臣顶上。
这个人，非他张居正莫属。
因此，高拱的所谓“百世大业”，他张居正怎么能搀和？张居正清楚，高老的攻势一旦发动，就将是惊涛骇浪般凶猛。他必须马上通知冯保，不能坐以待毙。
京城与昌平的大道上，快马疾如流星。
冯保知道这消息后，自会有他的一番布置。
烟尘滚滚里，阴谋与阳谋交错而行。大国庙堂上，不知又将有怎样的酣斗？
【平台上只有他和小皇帝】
大幕拉开，几乎是刻不容缓。
新的一场争斗，一开始就具有高拱本人的那种急迫性。六月初十，小皇帝经过了一系列劝进、辞让的狗屁礼仪后，坐上了皇位。当天，高拱的第一封奏疏就到了，是《特陈紧切事宜以仰裨新政事》。
高拱不愧是老手，这道疏内有大玄机。表面上，是建议小皇帝如何处理政务的。共五条，不胜其烦地讲了上朝该如何，见了群臣应说什么，奏章是如何一个处理程序，等等。关键是三点：一、要求“一切奏章俱发内阁拟票”；二、如果有不经过票拟就“内批”了的，我们必须向皇帝问明白才执行。最后一点，一切奏本都应发下，如果有不发的，那么原奏事者就要面请皇帝发表一个明确态度。
奏疏的总字数不多，含义深矣！
冯保的能耐，不过就是扣住奏疏不发，或者自行拟旨（甩开内阁，造成既成事实），以此来干预朝政。这个“陈五事疏”，就是要给冯保戴上笼套。你必须把所有的奏疏发给内阁拟票，那么内阁的意见成为皇帝的意见，内阁就有了最高行政权。你要是不让我们拟，自己就批了的，我们则要向皇帝要个说法：为什么要这么批？你要是扣住不发，那么奏事人有权当面问皇上是怎么回事。
我要让你成为一个废物。
奏疏是由三阁老联名上奏的，高拱拉了两个不大牢靠的“同盟军”助威，外人看了，还是有一定声势的。而且，三阁老的意见，没有人敢于无视。
通篇又都是尽心辅佐之意，一句没提冯保。你只要发内阁票拟，我就拟“照准”，然后以皇帝名义发布全国。看你冯保今后还怎么跳？
只要这个奏疏一通过，就会有言官一拥而上弹劾冯保，内阁自然票拟“同意”。届时，请冯公公体面下台。
高拱的棋，精确到了最后一步。
高拱的奏疏一上，高仪就告病，请假在家休息。真病假病不知道，估计是连累带吓的，身体真的有了点儿问题。
张居正在天寿山考察皇陵用地中了暑，回来也歇下了，没来上班。
朝中是高拱与冯保在单挑。
那冯保早有思想准备。论权术他也是九段高手，收到奏疏后，偏就是不发给内阁，自己替小皇帝批了六个字：“知道了，遵祖制。”高老，你自己理解去吧。
这样一来，高拱的奏疏内容是什么，公众不知道。皇帝接不接受这些建议，没态度。
一比一平。
高拱打堂堂之阵打惯了，见了这招还真是一惊！随即，第二手跟上，又上了一奏，敦请把前一奏赶紧发下票拟，不能不明不白的。
新政刚刚开始，司礼监不能老扣三阁臣的奏疏。一次行，两次三次，闹到小皇帝那儿说理，冯保就会吃亏。小皇帝并不知道这里面的猫腻，要是问冯保一句：“谁让你这么干的？”那就吃不了得兜着走。
冯保被逼得没退路了，只好在六月十三，也就是4天后将“陈五事疏”发下。高拱大喜：阉人，你没办法了吧？立刻援笔拟了“俱依议行”，全都按你们说的办！
大局定矣！
高拱大袖一挥，言官立即出动造势。第一波，以工科给事中程文为首，上疏弹劾冯保“四逆六罪三大奸”，皆是滔天之罪。
比如，进淫诲之器、邪燥之药以损圣体，害死了先帝；比如，矫诏爬上掌印太监位置，居心叵测；比如，将隆庆《遗诏》以邸报形式公布天下，欺骗舆论；比如，新皇帝登极，冯保立于皇帝身边，竟敢受文武百官朝拜，大逆不道；等等，哪一条都够凌迟的。
紧接着，吏科都给事中雒遵、礼科给事中陆树德等先后跟进，一责冯保僭越受百官朝拜，二责冯保升官遗诏为何在先帝弥留之后传出？三责原司礼监掌印太监孟冲并未免职，为何就有冯保突然任职？组织任免令何在？他们坚决要求，将冯保交付法司究罪，以正刑典！
果是来势汹汹啊！
弹劾奏疏雪片般集中到通政司，再转到司礼监批红，冯保任是见过再大场面，也吓得腿软。如果全部压下，百官不忿，要求面奏皇上，他一只好虎怎么能架得住一群狼啊！
冯保的额头开始冒汗了：玩大了，这回真的玩大了！
这高老头，毒，毒啊！他晕头晕脑，连忙叫来亲信徐爵：“快，快去问张相公。怎么办，怎么办哪！”
胜败荣辱，间不容发。政治就是一场押上了全部身家性命的赌博。
可以感受到泰山将倾，可以看得见风云变色。以权术起家的人，即使坐到了巨头的位置，在这轮盘将停时也不禁股栗！
薄暮时分徐爵匆匆来到了张府，汗流浃背，口不能言。冯公公还能不能有救？
张居正不慌，一如往常吩咐用好酒好菜招待。众言官的奏章，高拱为防止冯保留中不发，早叫人抄成揭帖遍发京城各衙门，舆论为止轰动。张居正业已详知。
家人掌了灯。烛光里的张居正很难看清是什么表情。他默思良久。
徐爵哪里还有心思大嚼，只巴巴地望着这位冷面相公。
白日里看揭帖时，给事中程文的奏疏上，有一句话深深刺痛了张居正：“如有巧进邪说，曲为保救者，亦望圣明察之。”
这是在说谁？高阁老，可惜你一肚子的才智，都用到了这种地方！大明江山，流遍了郊原血，方才底定，何其不易！要保住这大厦不倾，难道就凭这鸡鸣狗盗、吠声吠影的伎俩么？
什么“巧进”？什么“邪说”？蓄势多时，一日俱发，这不是在朝堂上公然上演泼皮闹剧么？
突然，张居正凑进徐爵，拉住他衣袖：“回去，秉告冯公公，让他赶快去找两宫（后与妃）说清楚。”
徐爵不懂这样子如何就能救命，但他深信张相公力能回天，于是拜过，起身就走。
六月十四这天，黑云继续压城。冯保仍是吃不住劲，动用了特权，连夜开了紫禁城的东华门，让徐爵和张居正的亲信姚旷往返传话。
一来二去，冯公公终于抓住了要领。六月十五日，紧急面奏小皇帝、贵妃和陈皇后，将高拱曾在内阁说过的一句话“十岁太子如何治天下”，篡改为“十岁的孩子如何做天子”，恶告了一状。
李贵妃与陈皇后闻言愕然，险些惊倒。就是十岁的小皇帝，也当场失色！
冯保见有了效果，自会添油加醋。他又说，高拱欺负太子年幼，想迎立自己家乡开封的周王为天子，企图以迎立之功谋求封“国公”的爵位！
周王是朱元璋第五子朱橚之后，世代封国就在开封，是朱家皇室里最有出息的一支，诗书传家，多有著述。到万历年，这已是一个三万二千人的大家族了。
这，这不是要天塌地陷！
冯保早已把金银散给两宫左右的太监、宫女，让他们也跟着学舌。两天里，后宫舆论滔滔。
大明，要乱了么？
冯保虽不是大奸大恶，但像他这种近臣，不可能有超群的才干，固宠邀宠多半用的是小人伎俩。主子你越怕什么，我就越给你汇报什么，你越恐惧，你就越信任我。宁信小人，不信君子，又是一般内心自卑的高位者之通病。
他们在莫名的恐惧之下，对假想敌的反弹也会非常激烈。
冯保没有估计错李贵妃，一个深宫的娘娘、小户人家出来的妇道，根本就不知道如何跟大臣打交道。她决不会哪怕随便请一个大臣来问一问情况。因为思想这东西，只能在同一层次的人当中对流。
六月十六日早朝时分，宫中传出话来，说“有旨，召内阁、五府、六部众皆至！”
这是要各部首长都到内廷去听两宫诏书。
情况非同寻常！
就要亮底牌了！
高拱兴奋异常。他以为皇上要下诏开掉冯保了。这个成功，一点儿没出他的算计。隆庆年代的根基，暂时还是牢不可破的。这么多的奏疏上去，这么大的朝政风波，不黑的人也要给描黑了。何况他冯保有短处给外廷捏着。
他想象着等会儿冯保被罢斥的狼狈，心中有按捺不住的豪气。
姜，还是要老的才行吧！
他左右环顾：高仪怕事，在家里养病，那就让他养着吧。
张居正从天寿山回来，就一直患腹疾，呕吐不止，也正在家里歇着。
这个机会，一定要叫他来亲眼目睹。高拱打发人去催，催了几遍，才见张居正来了。
高拱此时已把张视为盟友，朗声说道：“今天的事，肯定是为这两天科道奏本的事。如果皇上和两宫责问什么，我来应对。我当然要以法理为依据，所说的话可能得罪。张公，内阁有你留下，我就是被驱逐也没事。”
张居正本不想来看这一幕，他还不是个幸灾乐祸的人。但高拱派人催了好几次，不来的话，反而是显出有鬼了。此时听见高拱这样说，张居正只好应付：“高公，你这是说到哪里去了！”
一行绯袍玉带的高官，迤逦来到会极门。没见着皇上，也没见有两宫，只见太监王蓁奉圣旨出来。
各部首长一起跪下。只听王蓁高声道：“张先生接旨——”
嗯？
不等众人有思考的余地，王蓁便连珠炮一般念开了圣旨：
皇后懿旨、皇贵妃令旨：说与内阁五府六部诸臣，大行皇帝宾天先一日，召内阁三臣在御榻前，同我母子三人亲受遗嘱曰，东宫年少，赖尔辅导。今大学士高拱揽权擅政，夺朝廷威福自专，通不许皇帝主管，我母子日夕惊惧。现令高拱回籍闲住，不许停留。尔等大臣受国厚恩，如何阿附权臣，蔑视幼主？从今往后洗涤思想，忠心报主，如再有这等的，典刑处之。钦此——！
高拱伏在地上，越听越不对劲，当他明白过来后，不禁“面色如死灰，汗陡下如雨，伏地不能起” （王世贞语）。
晴天霹雳！
这不可能，这怎么可能？乱命，乱命啊！
但是，他已经被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完全击溃了。斗争的结果与他的期望，相距太远。他头脑中只是一片空白。
紫禁城、文渊阁、绯袍玉带……难道，这一切就将永远与他无缘了？
在旁边的张居正连忙将他扶起，又唤了两个小吏来，将老头儿搀扶出宫去。
张居正当日即升为首辅，此后便是他长达十年的“江陵柄政”时期。
今人有曰：此次的首、次辅之争，最为迅捷，胜负立见。大明一朝，此前此后都没再有过。
这一年，是隆庆六年，岁次壬申，因此史称“壬申政变”。此次政变以其短促、绝情、当朝首辅被处理之狼狈而著称。
对于当天张居正是否在现场，后世有不同看法。《明史》及《明史纪事本末》均称在场，而据崇祯年间周圣楷《张居正传》考证，当时张居正仍在天寿山考察，回京时政变已发生。再看张居正本人的奏疏，则含糊了这一点，也似乎并未在场。而在六月十八日亦即两天后，才有太监传他进宫接受新任命的。朱东润先生独取后一说。
但我以为，以张居正在场，更具有历史的真实感。
皇帝发了怒，首辅丢官。这只出头的公鸡一被拔了毛，百官立即噤口。昨日之喧嚣，恍若隔世。倒是张居正接旨后，马上去找了病中的高仪，两人联名上疏，请最高当局收回成命，竭力挽留高拱。
他执笔的这个奏本，倒也直言不讳，说“臣等看高拱历三朝三十余年，小心谨慎，未尝有过。虽其议侃直，外貌威严，而中实过于谨畏”。这是公道话。但没错不等于就不能被罢免，道义何时曾经斗得过权力？
张居正又为“陈五事疏”做了辩护，说是“其意盖欲复祖制”，“意实无他”，并没有什么坏心。而且是“与臣等彼此商量，连名同上，非独拱意也。”
因此，要罢，请把我们两人也一同罢了。他再次提醒皇帝，高拱是元老，“未有显过，遂被罢斥，传之四方，殊骇观听”，与先帝的托付相抵触。
这个挽留奏疏上奏于事发当天，道理说得相当到位。高拱与后世（包括当代）的绝大部分史家都认为，这不过是在演双簧。
上这个奏疏是为避嫌，这是没有问题的。但假戏似乎也不必做得这么真。所以，我就此疏的内容如此尖锐，不由得对张居正究竟参与了多少阴谋，有了一些疑问。
往事不可追了。还是来看政变的结果。
张居正上午上疏，下午得皇帝答复：“卿等不可党护负国！”意思是，你们不要搞小团伙。高拱，绝对是挽留不住了。
第二天，高拱依例前去“辞朝”，交代工作事宜。张居正见了，忙说：“我要为你请求‘驰驿行’。”就是请求享有乘坐公家驿车的特权。
明代高官外出公干，一向有此特权。驿车是大车，中途停歇又有人伺候，自是体面而又舒服。私人只能雇到小车，简陋而颠簸，路途上比较辛苦。别人都还在为政变而惊恐，张居正独独想到了这一点。
高拱毫不领情，一口回绝：“行便行矣，何驰驿为！”少给我来这套！
张居正不由呆住。高拱又讥讽道：“张公大可不必如此，你就不怕再下一道‘党护负国’的圣旨来？”卖友求荣啊，居然和皇上一块儿演起双簧来了！
张居正无法辩解，甚尴尬，只能说：“高公，你还是这个样子！”
高拱辞朝之后，就算正式卸了任。因圣旨有曰“不得停留”。因此早有锦衣卫盯着，立时三刻，马上就得出城回乡。
仓促之间，高拱在路边雇了一辆骡车，回家胡乱装了些细软，载着家人踏上归程。
张居正的提议倒不是多虑，高拱立刻就尝到了世态炎凉。因为首相垮台，大祸临头，家中奴婢因恐惧多半逃散，将值钱的东西也差不多尽行卷走。又有锦衣卫的“缇骑”兵卒跟在车后，一路追逼催赶，把车上的行李包裹也抢夺一空。
出了都门二十多里，全家饥渴交加，才在路边一个野店歇下来，吃了一点东西。
时人叹：“大臣去国，未有狼藉至此者。”（尹守衡《明史窃》）片言获罪，如叱一奴！
宦海若此，生又何益！
不过，尽管中国哲学奉行“狗眼看人低”原则，终有几个忠直之士不怕天威难测，前往宣武门，与高老泣别。
这一日，正是立秋。
一路秋风，千里黄尘。谁人得识君？
清流诗人嵇元甫那时候尚年轻，与高拱交厚，送别高拱后，痛极，赋诗一首——
单车去国路悠悠，绿树蝉鸣又早秋。燕市伤心供帐薄，凤城回首暮云留。徒闻后骑喧乘传，不见群众疏请留。三载布衣门下客，送君垂泪过卢沟！
我没见过五百年的帝皇功业留在了哪里，但只见五百年的布衣友情永为佐证。
高老，有这一掬别泪在此，人生足矣！
却说高拱一家继续前行，来到了良乡真空寺，当地即有亲朋故旧闻讯赶来接风送饭。高拱心稍安。下得车来，随友人步入寺内，就见一小吏手持文书也匆匆跟进。高拱不由一惊：难道皇上又要加罪了？
一问之下，才知这是张居正派来的何文书。何文书把一个驰驿勘合（凭证）交给高拱，说：“这是老爷您的乘车证明。我们张爷早就票拟请旨准许您坐车，证明也早就写好了伺候着，圣旨一下，就给你送来了。”
话说得滴水不漏，在情在理。
高拱仍意气不改，瞟了一眼勘合，冷笑一声：“他怎么知道皇上一定会准？他怎么就知道不会再有‘党护负国’的责备了？他真是想干什么干什么，没有干不成的！”说着，一句河南话就脱口而出，“这不是又做巫婆又做鬼吗？”
吃罢饭，高拱负气，不肯去坐驿车，还想登上骡车。送别的亲友再三相劝，说皇上的恩典不好违背，他这才去坐了官家的车子。
他离开了旋涡的中心，京中仍未平静。
此时正在家养病的另一位顾命大臣高仪，听说政变发生，大惊，但也无法，惟有终日叹息。很快病情加重，呕血三日，于六月二十三日病故。
高仪为人清廉淡泊，家里遭火灾后竟无钱重修，寄居在他人屋舍内。死后，险些因家贫而无法下葬。
时穷节乃见。吏部左侍郎（常务副部长）魏学曾，看不得自己的老师被如此陷害，挺身而出，公然声称：“皇上新继位，为何就驱逐顾命大臣，且诏书出自谁手，不可不明示百官！”他又约诸大臣一起前往张居正家质问。诸大臣不愿去，张居正也以患病避而不见。后来，因这件事魏学曾被降调南京任右都御史，最终，自己辞职了。
还有张四维，当时正在外地公干，闻讯大惊，在返京途中走到北直隶的获鹿，即改道前往邯郸，见到了归家途中的高拱。老同事自是一番欷嘘。后张四维又数次给高拱写信，叮嘱老上级万万谨言慎行。官场险恶，什么事都难料。
他在信中说：“邯郸一别，匆匆若失，今已一月矣。京中人情事态，俨然如隔代，不忍见，不忍言！”他再三告诫高拱，“且闭门谢客，绝口勿言时事，过几月再说，如何？”殷殷之情，流露纸上。
朝中皆狗眼，独有高士鸣。
高拱是个经历过几仆几起的政坛大老，且一贯是有仇必报。朝野间很多人对驱高也甚觉突兀，不平之气弥漫上下。所以像冯保者流，不能不考虑到，万一高老东山再起，自己的脑袋还稳不稳就不一定了。所以这样的局势，对高拱来说，仍是十分险恶。“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这未必仅仅是好友的担忧。
高拱其人，总体上看还是个磊落之士，忠君忧国，大哉其行！尤其是他对于宦官干政的忧虑，有相当惊人的先见之明。这一次的所谓落败，无非是时不利兮，“非战之罪也”。中宫、内廷、以及他的强势同僚，都不耐烦有个跋扈的前朝大老压在他们头上。三方牢固结盟，且机巧百出，实出乎高拱意料。在政争中，他的本来优势已随隆庆而去，却又不能审时度势，仍生活在权力幻觉中，将三方一起得罪。尤其“矫诏”一说，直指李贵妃和小皇帝的权力合法性。结果触动机括，一朝覆亡。
他虽有分化对方的想法，却未能全力以赴，反倒成了泄露机密之举，激成冯保势必对他施以致命反击。
一代权臣，就这样败在了并无大开大阖手段的宦竖手里。
高拱忠而近迂，他不明白：国家者，谁之国家？一家一姓而已！人家自喜小人弄权，人家不怕自坏长城，人家甘受大厦倾倒、子孙授首的后果，与你又有何干？仅逐你出都门自去逍遥，已是很给你面子了！
当然，忠义之士也自有天助。高拱的直道而行，赢得了许多人的尊重；他因尽忠而失势，也引起了许多并未受过他恩惠的人的同情。这是一种道义上的潜在屏障，人心，不完全是可以随意踩踏的。无数并不相识的人，不约而同，起而对高拱进行了有力的保护。
就高拱的结局来说，即使以“狗眼”视之，也还强于夏言、严嵩，以至后来的张居正。
只是高老自己想不开，此番羞辱，终生难以化解，归乡以后一直抑郁难平。《病榻遗言》大抵就是在这种心境下的抒愤之作。
往事越千年。其实“留得清白在人间”远比当日居高位的风光，来得更久远和有价值。高老完全可以瞑目了。
高拱走了，宫中终于获得一片清平。两天后，小皇帝万历单独召见张居正，正式开始了新政治框架的运作。
这就是著名的“平台召见”。
会见地点在乾清宫对面的云台门后方，这地方就叫做“平台”，是皇帝召见大臣的地方。
十九日一早，有太监到张家，宣召入宫。张居正此时中暑未愈，仍在家休息，闻召立刻赶到宫中。这时候，比平常的早朝时间还要早一些。万历小皇帝已坐在平台等候了。
万历让他跪到自己的宝座前，安慰道：“先生为父皇陵寝，辛苦受热了！”稍顿，又说，“但是国家的事太重要，你能否在办公室好好调理，就不要请假了吧。”
张居正连忙叩头承旨（为万岁爷服务！）。
万历想了想，又语重心长地说：“凡事还要先生尽力辅佐。父皇说过，先生是忠臣啊。”
张居正感动得再三叩头，几乎不能仰视，伏在地上说：“臣蒙受先帝厚恩，担任顾命，怎么敢不竭力尽忠？我以为，今天国家的要务，就在于遵守祖制，就不必乱改动了。至于讲学、亲贤、爱民、节用，都是为君之道的首要任务，望圣明的皇上留意。“
万历认真听了，而后说：“先生说的是。”
张居正又说：“现在天气暑热，望皇上在宫中慎起居、节饮食，以保养龙体，万寿无疆。”
万历说：“知道了。（环顾左右）来呀，与先生酒饭吃！”
这次召见，万历还赏赐给张居正白银50两、丝绸衣料面子、里子各4套。明朝皇帝历来较为小气，赏赐一般都是象征性的，甚至很寒酸。这次出手已是很大方了。
这是新皇帝与新首辅的正式接轨。大明帝国的机器，开始重新启动。
谢恩回到内阁后，张居正马上写了一道《谢召见疏》呈上，无非是表示效忠。其中对小皇帝再次提出了一番希望，其中有两条非常重要。一是“亲贤远奸”；这里的“贤”指的是他自己自不必说，“奸”则特有所指，就是那些惯于兴风作浪的言官。二是“宫府一体”；这是他非常重要的执政理念，也就是他希望，目前形成的权力“铁三角”要长期保持默契，不能搞成两张皮，甚或尖锐对立。皇权与内阁行政权，应该互相支持与谅解，而不是互相牵制与抵消。这一点，在他的“江陵柄政”时期，做得相当好。
正是满城尽带黄金甲之时，万历首辅张居正踌躇满志，踏进他独自一人的文渊阁。盼顾之间，觉天高地阔，万里江山都在股掌之中。
这一年，他48岁，距嘉靖二十六年进士得中已有25年。宦海沉浮长安道，真是甘苦自知。
值此秋风浩荡日，将唾壶击缺，于冈上振衣，快哉，快哉！
——人岂能一生无为如蝼蚁！
这真是太神奇了。当历史在一个转弯处时，他突然看到：
“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
纵马驰骋吧，再没有什么障碍可以阻挡你了。
人世的代谢，欲望的交错，把一个千年罕有的机会推到了张居正面前。
其中任何一个因素只要稍微有所不同，“万历新政”就绝对不会以张居正的名义流传后世。
在漫长的官场生涯中，张居正的隐忍谦抑、曲为周旋，今日终于有了回报。中国的地方哲学有曰“仰脸老婆低头汉”，意谓这两者都是不可轻视的角色。男人的隐忍，有时是包藏着致命锋芒的。任何将这种隐忍视为软弱可欺负的人，都将为之付出代价。
张居正一贯的退守姿态，使他能保持冷静，客观判断彼此实力，且有从容心态等待成功一搏的机会。
历来有大成功者，决不会是一个志骄气浮的人。
他终于一跃而上。
但是在这里我要强调，专制皇权下“无权就无法改变世界”的规律，迫使张居正不得不阿附宦官，杂以权术，以此换来施展政治抱负的空间。这一点，是他一生中的一个污点。不仅为当时的清流士人所不齿，也为后世百家所垢病。这是他的名声在此后的四百年中始终不彰的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