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璧有玷，无须隐讳。政治道德上的这种卑污，是任何理由都不能原谅的。
人不爱惜羽毛，自会辱及后世。
中国人都是无神论者，不相信有最终裁判，不相信有拔舌地狱，不相信有阎罗判官，更不管他娘的身后名声。难道，如此就可以在生前放手作恶了么？
中国的哲学，固然有五花八门的原则，但有一条历史定律百试不爽，永远有效。那就是——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张居正的误区，足以让后世人审慎思之。
当然，有一个悖论也在这里。就张居正的个案来说，如果他当初珍视操守，赞同高拱，对冯保的擅权和李贵妃的越位持抗争态度的话，其结局，也将与高拱一样“被风吹雨打去”。因而，就不再会有此后“万历新政”的辉煌与施展他个人治国方略的机会。
那样的话，大明帝国与后代史家是否会感到深深的遗憾？
卑鄙，当它成了成功的通行证之后，选择还是不选择？这个命题，充满了历史的迷思。
十、天上掉下来一个“王大臣”
【欲扫天下先扫庭院】
从那无上荣光的平台上走下来，张居正并没有骄狂不可一世。正如他在隆庆五年担任会试主考时说的那样，一流人才必须“严乎内外，审于施应，既不沾沾以自喜，亦不汲汲以从时”（《辛未会试程策》）。干大事，就要有干大事的头脑。他从这一刻起，每走一步，都是精心所为。
有很多的事，他要一件件先理清好。理清完了屁股底下的事，才能安安稳稳去阔清天下。
首先一件事是“正名”。张居正费尽心机夺来首辅位子，就是要干事的。要想干事的话，“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孔子的话，有用的不多，最有用的可能就是这句。
在平台召见的时候，张居正于感激涕零中也没忘申明要“遵守祖制”，这就是在做“正名”的工作。什么叫“祖制”？在当时条件下，就是高举朱元璋的旗帜。
朱老皇帝在没当皇帝的时候，把人间的苦都吃遍了。为了避免儿孙再吃二遍苦，他制定了一整套国家制度，应该说，绝大部分还是有利于朱家江山永固的。但是将近200年下来，这套“洪武祖制”几乎被他的后代扔了个精光。尤其正德、嘉靖两朝，皇帝为所欲为、宠信佞臣，制度毁坏得也就相当彻底。国号虽然还叫“明”，跟朱老皇帝的那个“大明”已是相去万里了。朱老皇帝那会儿，贪污60两银子以上就要杀头剥皮，到嘉靖年间，凡有能耐的，哪个不捞他个200万两？
张居正要扫清天下的颓糜之风，就必须改革现行的做法。但如果他提出要创新制，全体官僚可能都要蹦起来跟他作对。他就是有天大的能耐，也免不了到头来做个王安石第二。
因此他只说恢复祖制。
恢复祖制，听起来没有那么刺耳，官僚集团暂时不会视他为异端。但是，只要改革动起来，不可能不砍到官僚集团的肉。当官僚们群起反扑时，“恢复祖制”就成为道义上的挡箭牌。贪官污吏们的那些道理，拿不到桌面上来，所以无法在道义上压倒他。
这就是“朱元璋旗帜”的妙用。
第二件事，是要好好培养小皇帝，在培养的过程中，还要让小皇帝不知不觉把绝大部分皇权让渡给他张居正。要改革，仅有相权是远远不够用的。若想压服百官，你必须百分之百代表皇帝。明代的皇权与相权，实际一直在互相制约和争斗，甚至许多言官就是靠这种争斗来吃饭的。张居正不想把自己的才智都花到与皇帝斗其乐无穷上。因此他在平台上向皇帝提出的一个要求，就是“宫府一体”。什么是“一体”？说白了，就是你得听我的。
万历年间的沈德符说：“柄国者，非藉手宫掖，安能久擅大权哉？”他说的是首辅必须借助宫内来强化自己的权力。张居正则做得更彻底，他要把皇帝的权力全拿过来。
上天也非常照顾他，让他摊上了个娃娃皇帝。娃娃不会做皇帝，自然就要由他首辅来担任“帝师”。在张居正担任老师的过程中，君臣之间的权力转移就在不知不觉中完成了。皇帝本人也不觉得有什么怪异，反而认为自己遇到了一个无所不能的大忠臣。
当然，张居正培养小皇帝，也不全是为了功利目的，他认为这是国家的根本大事。如果小皇帝缺乏教养，成了个武宗那样的混混儿，恐怕大明又不得安宁了。
张居正一点一点地教育万历怎么当皇帝。
第一就是要视朝，去开朝会。也就是“有事启奏，无事退朝”那种碰头会。在过去，明朝的皇帝不上朝、不见群臣，几乎成了遗传病。“君臣不相接久矣”，小人进谗言、使诡计，也就“始得行乎其间”。可以说，后来大明亡也就亡在了这个病根上。道理很简单，皇帝常和大臣接触，对于外廷才有所了解，才不至于造成宦官势力借皇权压倒外廷的局面。外廷不受气了，才能好好地管理国家。
君臣要想常见面，就要坚持早朝制度。明代上朝的时间很早，在每天天亮之前。皇帝和大臣都要起五更爬半夜的，极为辛苦。正德皇帝（武宗）和嘉靖皇帝就是因为吃不了苦，才怠工的。张居正在这上面做了折衷，说皇帝是小孩子，就不必天天早朝了。每一旬只要三、六、九日上朝，其余日子就不上了。
万历没费事就同意了。他小时候聪明懂事，知道这是坚持“朱元璋旗帜”的基本要求，从此一直坚持了15年。这样，就使外廷和皇帝始终有一个沟通机会。宦官的作用，在万历初年被大大削弱了。
万历小皇帝视朝，这在当时是一件振奋人心的事。明代正德、嘉靖、隆庆三朝，没有一个皇帝是正经上班的。现在可算有个有模有样的皇帝了，虽然刚脱了开裆裤。小万历对各种奏疏都看得很仔细，有前后矛盾的、格式不统一的，都能看出来，亲自予以批驳。他亲笔拟的批复，文字上有理有据、温文尔雅。不像他的一些老祖宗，动不动批个什么“拖出去着狗吃了”、“先打了再问”之类的流氓语言。
他处理事务，颇近情理。先帝的遗孀恭妃派人把宫中的金壶偷偷拿回家去，被守门太监举报。万历批示道：“她家贫，赐给她一百金。但先帝赐她的器具，则不能拿出去。”又有文华殿角门的础柱突现“天下太平”四个字，擦都擦不掉。内阁认为是祥瑞，请他去看。万历去看了看，一脸的不高兴：“假的！”智力比他祖父不知高了多少倍。
就连当时的朝鲜使臣，也在情报里告诉他们的皇上：“天朝民情欣甚，都认为皇上年虽幼冲，决非隆庆之比。”
小皇帝有励精图治的苗头，张居正就抓紧了教育。万历对他也是事事依赖，开口闭口“元辅张先生”。好一对融洽的师生！
这一年，时近年关的时候，张居正在给皇帝讲课后趁机提出，服丧还没期满，春节就免了宴会为好，宫里的元宵灯会也别办了。
万历点头称是：“烟火昨天我就下了指示，不要办了。”
张居正又说：“这不光是尽孝道，也是节财俭用，乃皇帝之美德也。”
结果这一年春节宴会停办，节约银两七百余。
到第二年，万历实在是想看灯会，就试探道：“元夕螯山烟火是不是祖制啊？”
张居正知道他的鬼心眼，便正色道：“嘉靖中偶然有，但那是为了敬神，不是为了娱乐。隆庆以来，年年举办，靡费无益。现在咱们新政应当节省。”
冯保见小皇帝心切，就提议等以后手头不紧了，偶尔办一次也无妨。万历很高兴，接着话头说：“就看一次吧。”张居正决不让步：“搞一次就要十万金！天下民力枯竭，财政部计无所出。还是省省吧。”
万历听了，马上回心转意：“朕极知民穷，如先生言。”（见《明神宗实录》）
——读史至此，草民不禁泫然欲泣。十一岁的小孩子皇帝，尚知体恤民穷，而况成人乎!天理良心，安在哉，安在哉！
万历的素质强过乃祖乃父，张居正自信孺子可教，所以第二件大事就是要叫他好好读书。
本来，大明祖制中包含有皇帝的培训方式，分两种——经筵和日讲。经筵是短训班，分春秋两季各三个月，每旬逢二的日子开讲。场面比较隆重，由勋臣和大学士主持，六部九卿、翰林、祭酒担当主讲，科道官员等也来陪读。讲完了课，大伙还可享用一顿丰盛的宴席（吃不完要打包回家），所以叫“经筵”。日讲是常课，随时举行，由大学士和讲读官主讲，君臣可以讨论，实际上成了小型碰头会。
到武宗时候，这些全都被废弃。连着几位皇帝都懒得读书。张居正现在决心要把这恶习扭过来。他定了一个课程表（《日讲仪注》），规定小皇帝除了上朝之外，其余每天上午都要来听课，除非大寒大暑或者风雨，全年一天不停。而且说干就干，八月份就开日讲，到第二年元年新春正式开经筵。
这年底，张居正让讲读官弄了一本图文本的《帝鉴图说》，是讲历代帝王“善可为法者八十一事”、“恶可为戒者三十六事”，呈给万历做课外读物（此书现在市场上还有刊行的）。万历看到有图，大喜，连忙翻开来看。他也真够聪明，不等张居正解说，自己就能讲出里面十之四五的内容。此后，这本看图说话就放在了万历的座右，每天日讲完毕，就由张居正解说，每天如此。
小皇帝上课，张居正不仅经常到场，还亲自担任主讲。他重点让万历学的，是《大学》和《尚书》里的“尧典”、“舜典”，还有《资治通鉴》。这是要把小皇帝往圣人方向培养了。君臣这么一开课就是10年，大家都很投入，经常“谈经终日竟忘疲”（张居正诗）。
小家伙天资聪颖，触类旁通。看到《帝鉴图说》上说宋仁宗不喜欢珠宝，他就脱口而出：“国之所宝，在于贤臣。珠玉之类，宝之何益！”这认识水平比他爹可是强了一百倍。张居正连忙跟进，进行荣辱教育：“明君就是要贵五谷而贱金玉。金玉虽贵，但饥不可食，寒不可衣，区区一点点为价却不低，徒费民财，不适于用。《书经》上说‘不作无益害有益，不贵异物贱用物’，就是这个意思。”
万历马上想了起来：“是啊，这宫里的阿姨们就是好化妆。朕在年节时赏她们东西，常常要节省一点，她们的话就多，什么‘能用爷爷你多少啊？’朕就说了：‘你们可知道，如今国库里还有多少啊！’”
张居正不由感慨万端：“皇上，您只要能这么想，就是国家的至福啦！”
说完这事情，万历又提起，刚才讲官还讲了秦始皇销毁民间兵器的事。他问：“这始皇帝好像很笨啊。木棍就不能伤人了吗，销毁兵器有什么用呀？”
张居正答道：“治理国家，只有在对百姓施恩德和廉政上下功夫，才能凝聚民心。天下要是有什么乱子，往往出在你防范的重点之外。这大秦帝国，就是几个小兵倡乱，豪杰并起，才亡的。所以最重要的是‘人和’啊。”
万历听到这里，不觉肃然！
张居正施行的帝王教育，抓住了一个根本，就是要让万历明白：你们朱家凭什么拥有天下？
印尼民间哲学有曰：“河里的青蛙，是从哪里来？”
搞不懂这个，迟早会把江山断送掉。
这方面最好的教材，莫如本朝朱老皇帝的作为。张居正建议万历读一读朱老皇帝自己写的《皇陵碑》。这是一篇歌谣体的自传，是明朝人忆苦思甜的最佳读本。万历看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对张老师说：“先生给的《皇陵碑》，朕览之数遍，不胜感痛！”
张居正便启发他说：“自古以来的圣人，没有一个像咱们圣祖吃那么多苦的。那时候他四处盲流，甚至到了无以糊口的地步。老爷子、老太太去世，竟然买不起棺材。这是上天要圣祖拯救苍生，才让他如此备尝艰辛的。圣祖自淮右起义，动机就是为了救民啊！登了大宝以后，他把所有缴获来的珍奇异宝都毁掉，穿的依然是旧衣服。三十年克勤克俭如一日，到了成仙的那一年，还要召集农村基层的老农与“粮长”，问他们民间疾苦。你知道这是为什么？这就是只有以‘天心’为自己的心，才能创造宏图大业，传到皇上您这儿。”
万历心服口服：“朕不敢不效仿祖宗，全赖先生辅导。”
张居正又拿隆庆做比照。他说，先帝喜欢做新袍子，穿一次就扔。“所费甚巨，皆取之于民。皇上能节约一件，则民间就会有数十人能穿上像样的衣服。皇上如果随便做一件豪华衣服，民间就会有数十人为之受冻。您不能不念及于此。”
这个说法，虽然是对自己的老爹有非议，万历还是“深以为然”。
万历完全为张居正的博大精深所折服，对张居正执弟子礼，毕恭毕敬。张居正偶尔肚子疼，万历也要亲手调一碗辣汤奉上。张居正患病在家，万历就会马上派太医院御医前去诊断，又亲自包了一包药，派太监送去，守着张居正服下然后回来复命。
万历后期曾任大学士的于慎行回忆说：“盛暑讲课时，皇上要先站到张相公站的地方，试一试温度凉热。冬天讲课时，皇上要给张相公在地上铺一块毯子，怕相公的腿着凉。”
君臣若此，同心谋国，实为古今所未有！
这一和谐关系，基本贯穿整个“万历新政”时期。从这个时候看，万历完全有可能成为一个“中兴之主”。至于张居正死后，万历突然恩断义绝、而且完全背弃了早期努力的原因在哪里？倒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朱东润先生强调张居正对万历的教育失之过苛，造成了小孩子的逆反心理。而黄仁宇先生则以为，是万历在张居正死后发现了张并不是道德完人，由于失望而心生怨恨。这两种说法，影响甚广，几成定论。
说起张居正的身后事，现在人人都在嚼这两块馍。
但我个人认为，这两种说法都夸大了心理感受的作用。倒是韦庆远先生在这方面的观点更接近事实。他认为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万历在大婚以后（万历六年）道德大滑坡，与张居正的期望形成尖锐矛盾。二是，成年之后的万历，在由谁来掌握最高权力的问题上与张居正发生了冲突。
这个说法，才有可能是问题的实质。这里暂且按下不说。
如果万历后来没有受身边无赖宦官的影响，而是一直求上进。那么，张居正“致君尧舜上”的理想很可能就得以实现。
那么，晚明的历史，将因此而截然不同。
可惜。历史的走向，往往是越走越糟。这就是中国哲学的“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定律，没什么道理可讲。期盼百年，场场落空！也许生为明朝人，这本身就是个大不幸。
张居正在隆庆末年需要摆平的第二件事，是处理好与李贵妃的关系。
李贵妃起自民间，从小生活在京郊宛平，父亲李清是个泥瓦匠，十分热爱劳动。一直到隆庆二年，李贵妃封了皇妃，老人家才收起了瓦刀灰桶（闺女有话了：你还缺那俩钱儿吗？）。嘉、隆两帝的没出息，让她深感痛心，所以决心把孩子培养成合格帝王。
万历读书有时侯偷懒，她就喝令罚跪。且下令不许30岁以下的宫女在小皇帝身边伺候，以免坏小子过早做“坏事”。每次讲课完毕，她都要令万历把内容复述一遍，“以验其记否”。每逢上朝，到了五更时她就走进万历寝室，喊一声：“帝起！”然后让宫女扶起小皇帝，亲手打水给小家伙洗脸，再把他扶上小轿送走。
——身为“九五之尊”的皇帝，被老妈如此的管教与约束，据说是史上罕有。
任命张居正为首辅主持朝政，就是出于她的决断。张居正的严谨内敛，也恰好符合李贵妃心目中的“帝师”标准。
张居正当然知道这里面的利害。目前皇权的最核心部分，就控制在这个27岁的单身女人手里。小皇帝，不过是她授权的二级管理者。
中国哲学讲究“擒贼先擒王”，张居正在协调与皇权的关系上，就牢牢地擒住了这个王。
出身微寒与孤儿寡母的境遇，使得李贵妃的心理极其敏感，生怕宫内外有人瞧不起她。张居正便适时为她解除了后顾之忧。
在张居正执政之初，恰好遇到两宫尊号的问题。按照大明祖制，新皇帝出炉后，先帝正室还在的，皇后要被尊为太后。新皇帝的生母如果是妃子，就只能尊为皇太妃，等级上要低了许多。到了弘治朝（孝宗），皇帝生母也可以称太后了，但只能是“秃头太后”，“太后”两字前面不能加徽号。而嫡母太后的前面，则尊加两个字的徽号，以示等级差别。
张居正摸透了李贵妃意欲出头的心理，他提议，陈皇后与李贵妃不仅可以同升太后，而且都可加徽号。
这当然是违背祖制的，但他料定李贵妃不可能推辞，便将此事做为结好宫闱的重要步骤，极力促成。
他吩咐礼部：“既同为太后，多二字何妨。”如此，把一个可能会引起轩然大波的举措，轻松带过。吏部侍郎王希烈立即照办，于是“两宫并尊”（《国榷》）。陈皇后称“仁圣太后”，李贵妃称“慈圣太后”。后来沈德符论及此事，说张居正这样做，是“内谄慈圣，以为固权也”（《万历野获编》）。
在今人看来，两个字也许一钱不值。但在古代礼法等级社会，名号却是性命攸关。甚至迄今余韵尚在，否则流行词汇中何来“正厅级待遇”、“国家一级作家”之类的说法？我们也未必就能笑古人愚执。
两个字换来了李太后对张居正执政的无条件支持。在当时，挟高拱被强力驱逐的威势，这个违制的动作竟没有遇到什么抵抗。称得上是明朝一次成功的“别针换别墅”的案例。
李太后终于正了名，在地位上与陈太后平起平坐，再不必像过去那样，每日向皇后请安了。其心情之惬意，可以想象。
投桃抱李，她对自己娘家的人也就比较约束，不让他们给外廷的工作添乱。娘家人或子弟如有请求加官进爵的，她就让他们把过去用的瓦刀拿来。然后问，这是什么？答曰：瓦刀。李太后就会训斥：“当日你们就靠这个过活，今日已经大富大贵了，还嫌不足么？”对亲属的廉政教育十分到位。
此后，李太后的父亲瓦匠李伟跟着鸡犬升天，直升“武清伯”。他曾经提出请拨公款给自己造府第、建生茔（活人建墓），张居正都很痛快就给了方便。但是这位前瓦匠贪心不足，串通内库官员，在承揽京营军士冬衣制作中偷工减料，衣服糟得不能穿，引起了军士哗乱。司法部门不好追究，张居正就将此事先巧妙地推到李太后面前，叫人拿了渔网似的破军衣给太后看。李太后顿感大丢颜面，传谕内阁依法处置，决不要袒护。
张居正在处理这件事时，颇费了一番心计。他革退内库官30余人，重新发放合格军衣，平息了事件。然后，又巧为武清伯开脱，说责任其实不在李伟，让李伟接受了一通皇帝的训斥完事。再借此称赞太后“至公无私，中外臣民莫不仰诵”（《万历起居注》）。此举既制伏了李国老，又给足了李太后面子。
张居正上台，需要处理好的第三件事是，与太监领袖冯保的关系。冯保这人，招权纳贿，名誉不甚好。《明史》本传没给他下什么好评语，说他“性贪”、“横肆”、“黠猾”。
这一点，要从两方面看。在我们的印象中，宦官不坏的好像很少（蔡伦、郑和是特例），似乎良知道德都随着那玩意儿一起给阉掉了。但是，史书一般都是朝官写的，因此就不免有偏激之处。历代宦官为祸，是朝官的恶梦，大臣们甚至在正式行文中对宦官都没有什么好称呼，比如“宦竖”、“大珰（帽子上的装饰）”、“权阉”、“中涓”之类。在史书中，修史的官员对前朝的宦官当然不会留情面，于是就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定型的印象。其实在宦官中，正派、老成、甚至才华横溢的，也大有人在。
冯保跟前朝后代的一些“权阉”比起来，还算是比较本份的。只要不得罪他，为人也还平和、谨慎，不大有太过格的事。
张居正对冯保在李太后面前的得宠，决不像高拱那样看不得，而是相当尊重。严守“井水不犯河水”规则，不去抢占不属于自己的地盘。但是对冯保这个人，又没有敬而远之，那样的话就可惜了。他看出了冯保是联结皇权与相权的关节点，决不可忽视。对冯保，张居正以结好的方式进行了不露痕迹的驾驭，借用冯保之力，来加强自己的权势。所谓冯保的权力，说到底也就是李太后的权力。正是这条管道，源源不断地给张居正送来了强大的权力资源。
张居正心中有数：有了这个本钱，再放开手整顿朝政，才没有后顾之忧，才能有雷霆万钧之力。
当初李贵妃“矫诏”让冯保同受顾命，张居正也有参与其事的很大嫌疑。如果是的话，那就是他进行了一笔相当成功的政治投资。
在整个万历新政时期，冯保做得非常知趣。也许是在与高拱火拼的过程中，尝到了外廷的厉害，也看到了张居正的超凡能量，所以他对张居正始终尊重并全力支持，决不干涉外廷事务。
张居正就是这样子，把一个历来骚扰外廷的恶势力，变成了一个支持他改革弊政的良性势力。
两人互为利用，相得益彰。
无怪后来有人评论说：冯保依仗执政，言路方面就不用担心，可以在宫中适当来点儿猫腻。而张居正依仗中官，则保持了太后的恩宠长期不衰（见蒋棻《明史纪事》）。
这就是中国哲学的“狼狈为奸”，现在一般都被阐述成“双赢”。
张居正平时在和万历对话时，凡是讲到为君之道，冯保总是不失时机地添油加醋：“张公是忠臣，是先帝特别托付来辅佐皇上的，所以你要听仔细了。”
而张居正也利用冯保对整个宦官系统进行约束和钳制，以至在后来新政展开时，中官无一人敢于阻挠者。
张居正对冯的表现相当满意，说他“未尝内出一旨，外干一事”。冯保对付高拱的那套办法，从来没对张居正使用过。
后来，有一次冯保的侄子、都督冯邦宁（名不副实）在闹市酗酒，欺凌百姓，恰遇张居正的亲随姚旷。姚旷劝他不要胡闹，冯邦宁不听，反而扯坏了姚旷的腰带。张居正遂写了个条子给冯保，让冯保自去处理。结果冯保果然大怒，打了侄子40大板，夺去他冠服，一年内不许参与重大活动（停职反省）。像这样能严厉约束其家属的大宦官，在史上也是不多见的。
这就是张居正的魅力所在吧。
于慎行高度赞美这一合作关系，说“自是宫府一体，其心若兰矣”。
皇上、太后、大太监，全部搞掂。
大明中晚期的一辆规格最高的“三套车”，就这么在历史的冰河上跑开了！
对上的问题解决了，余下的就是对下的问题了。张居正骤登高位，手握大权，并不等于万事皆备，他还有一个收拢人心、建立公信力的问题，
横在他前面的，并不是坦途，而是沟壑纵横。
首先是高拱的被驱逐，百官中多有不服气者。凭什么让他滚蛋，你坐庄？这情绪必须压制下去。张居正坐在文渊阁中，只觉得脚下随时有火山要爆发，“日夕兢业”，不敢大意。他对自己联冯驱高的猫腻，做了大量的撇清，反复向人解释，自己对高拱被逐曾经“冒死为之营诉”。这当然是欲盖弥彰，但总比不盖好。
其次是资历问题。张居正虽然浸淫官场25年，但与前几任首辅比起来，资历尚浅，如何才能让人乐于效力？这就不是说说就能办到的了。纵观历史，凡能够领袖百官者，基本都有长期身居高位的资历，早就拉起了自己的一套人马来。当年老严嵩做了7年的礼部尚书，又做了6年大学士，才升任首辅。徐阶做了3年礼部尚书，后又做了10年大学士，才扶正的。这资历，张居正根本没法比，他虽然也做过6年大学士，但入阁前只有礼部侍郎的虚衔，从来没担任过院部堂官，是由翰林院直升上来的。
用官场流行语来说，这是“下面没人”。
平时倒是没甚问题，下面的可以不算人。但到了当首辅的时候，你指挥不动，才能感觉到，下面的小萝卜头不仅是人，而且还很难摆弄。
张居正只有采取清理的办法，打一批，拉一批，目标控制得很精准。
高拱是个很干练的吏部尚书，任职三年，基本队伍已经建得差不多了。因此，他走后给张居正留下的，是一个需要认真对付的文官队伍。
官员里永远有靠上蹿下跳进谗言吃饭的家伙，其哲学概念就是“做糖不甜做醋酸”，也就是建设性的事情做不来，毁人的事很拿手。高拱的门生韩楫就是一个。基本可以证明，高、张交恶，韩楫没少“做醋”。
对这类人，张居正称之为“害政者”。
“害政者”总是笑脸朝着有权势的人，屁股朝着没权势的人。所以高拱看到的都是可爱的笑脸，而张居正恰恰有幸看到了许多屁股。
现在你们要换成笑脸也来不及了！
他说：“二三子以言乱政，实朝廷纪纲所系，所谓‘芝兰当道，不得不锄’者。”我就是要拔了你们这些仙人掌！
但这样的人毕竟只是一部分，还有一些让张居正看不顺眼的，不过仅仅就是“站错队了”罢了。
那没有办法，玉石俱焚吧！
他刚一执政，就开始清理门户，隆庆六年六月，对南北两京四品以上官员进行考察。七月，对所有京官进行考察。这就是威力很大的“京察”。因为锁定了目标，就不是泛泛地开大尾巴会、表言不由衷的态。两次大扫除，共斥退吏部员外郎穆文熙等30余人，并将吏科都给事中韩楫等50余人调离京城。之后，从庶吉士中补充了一些人进来，重建了言官队伍。
后来又贬斥了一批尚书、巡抚级别的高官。
这可以说是一次很彻底的大清洗，时人说：“一榜所黜皆高党！”（《国朝征献录》）
这一通扫荡很解决问题。那时候的官员，看问题也比较科学，降就降了，打起背包就走。一个庞大的文官体系，有升有降才是正常的。只有在不断代谢的东西，才是活的。只升不降、连平级调动都要大惊小怪的官员体制，怎么可能是个活物？不过百足之虫罢了。
干掉了一批，就要选拔上来一批，而且不能不像样子，总要和“高党”比一比。安排内阁与各部首长，也是一门艺术。如何医治政变留下的创伤，只有把有声望的人安排上来。
内阁里，高仪死了，张居正不能“独相”。因此张居正选了礼部尚书吕调阳。吕调阳是个忠厚长者，张居正选他入阁是动了点儿脑筋的。这个平台上，不能允许有潜在的对手，哪怕他现在还很弱小。夏言、严嵩、徐阶、高拱都各自有教训。张居正把别人拱翻，现在就要防止悲剧在自己身上发生。这便是中国的“州官”定律。
吏部尚书由当时资望最高的杨博担任，礼部尚书空缺由陆树声补上；兵部调来抗倭名将谭纶；户部用了王国光；刑部用了王之诰；工部朱衡与左都御史葛礼光留任。这些人，都是素有清望的大臣。其中王之诰是张居正的亲家，但从不依附张，颇得舆论欣赏。
明代的六部堂官，虽然并不由首辅来选，但在当时情势下，张居正多有策划是无疑的。
这样一套班子，可谓声威赫赫，基本可以服众。
此次清洗，力度之大，远超过严嵩、高拱刚上台时进行的清洗。有人形象地说，是“扬人如掖，摧人如掷，天下从风而靡”。好家伙，提拔人就像往上拽，贬斥人就像往外扔。
这次清洗，既是对将来万历新政革除弊政打下基础，另一方面，也是张居正为建立自己的权力体系而采取的措置。
他在《陈六事疏》中，曾经反对新官一上任就撤换干部，但他自己也未能免俗。这是因为，中国哲学里“老鸦站在猪身上”定律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就在他环视海内，觉得乾坤初定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事变从天而降！
事发突然，且极其吊诡，险些毁了他一世英名。
【凌晨刺客直奔皇帝而来】
这是一件注定要考验人性底限的事件，倏忽而来，令人惊愕。
张居正经过半年才稳定下来的局面，陡起轩然大波，以至令他取舍难定，犹疑再三。这在他一生的行事中为仅见。
往前一步是什么？
他也有惶然的时候。
事发万历元年（1573）正月十九日。凌晨的夜幕中，万历皇帝被他妈叫醒，乘坐软轿出乾清宫上朝。轿子刚出乾清门，从西阶上猛然下来一个人，身穿太监服装，慌慌张张直奔轿前。守门兵卒见势不对，立刻虎狼般扑上前，三下五除二擒住。
皇帝队列连忙停下。一片鼓噪中，兵卒立刻对该恐怖嫌疑分子实施搜身。结果搜出绑在腋下的刀、剑各一把。
宫禁之中，竟混进了刺客！
此人虽然下巴上没胡须，穿的也是太监衣服，但面孔陌生，没人认识他。
大胆！随值的太监与众兵卒心有余悸，喝问该嫌疑人：“叫什么？哪来的？”
该犯略迟疑，立刻有无数拳脚伺候。最后他吐出两句话：“小的我叫王大臣……家住南直隶常州府武进县。”
此外，打死再没有二话了。
皇帝重新启轿上朝去了，事情交给冯保处理。
话是再问不出什么了。冯保照直汇报上去，万历亲笔批了个旨：“王大臣拿送东厂究问，此外再派当差的校尉去着实缉访了以后，来回话。”
让东厂这帮恶狗来治他！
警卫森严的皇宫如何混进了外人？其实这事也不算蹊跷。高墙虽然跳不进去，但门是可以混进去的。
按照《明会典》，文武百官进宫办事，须出示“门籍”，也就是腰牌，上面注明姓名、籍贯、官职。这是皇宫的特别通行证。进宫时交给卫兵，出来时取走。太监也有这东西。
既然有通行证，就有可能假冒或转借。一些想混进紫禁城的人，自然会有办法。有的人借了太监亲戚的衣服，早上混进去，晚上再出来，居然也没事。
皇宫里有近万间房子，哪里有那么多人来看守，于是有那胆大的，晚上在里边找个偏僻地方过夜，第二天再混出去，亦无不可。
天下事就这么无奇不有。那么，这些人混进皇宫来打算干嘛呢？
所幸，他们绝大多数都没有什么政治目的。有的，就是想开开眼界，回去好在被窝里跟老婆吹吹牛。还有的，想进来发点儿小财，顺手偷个金碟子金碗什么的。
《明实录》里记录了不少这样的稀奇事。对这些人，一般处理得都比较宽大。皇帝也理解：老百姓么，就这素质。轻的打一顿屁股就放人，情节严重的则发配充军，没有一个是判死罪的。
王大臣就是这么一个不守本分的人，异想天开跑进了大明朝的心脏。他被带到东厂以后，给特务们一顿暴打，马上就招了。
他说：“我本名叫王章龙，是从戚继光戚总兵那里来。”
难道是戚继光派来的刺客？
难以置信！
张居正听到冯保那边传来的消息，不禁惊出一身冷汗！戚继光是军中要人，手握重兵，是他张居正安放在边境的一颗重要棋子。这消息要是走露出去，于自己极为不利，而且容易在戚继光那里激成意外之变。
他连忙叮嘱冯保：事关重大，不能再让那家伙乱咬了。
其实，这王大臣与戚继光一点瓜葛也没有。他本是常州的一个无业游民，跑到戚继光的兵营前想要投军，人家没收。他没办法，只好流落在北京。后来给一个太监当了杂役，干了时间不长，就偷了主人的衣服穿上，偷偷混进了宫。
他深更半夜揣着利器潜入皇宫，目的何在？有关的史料上均不载。估计连他自己都没想明白，就闯了进来。十九日天快亮的时候，刚好碰见万历皇帝上朝的队伍，这王大臣生平没见过这等威仪，给吓得不轻，想找个地方躲一躲，结果反而惊了圣驾。
冯保接到张居正的建议后，觉得有道理，但他由此产生了一个念头：牵连戚总兵当然是不妥，但是可以让这家伙去咬别人。
谁？头一个就是那不识相的高阁老！
高拱虽然下了台，但余党尚在，他本人也有可能东山再起，这一风险必须连根拔除。
如何才能消除隐患？惟有把人搞死！
中国哲学说，无毒不丈夫。我虽然已经不是丈夫，但毒却是一点不能少的。
王大臣，你就是上天送来的一柄利器！
冯保想好了主意，就再次提审王大臣。他屏退左右，关上门窗，低声对王大臣说；戚总兵的事，不能再胡说了，要说就说是前司礼监陈洪公公主使，受高阁老之命前来谋刺皇上。你小子只要照这个路子招认，保你高官得做，富贵一生。否则，活活打死！
这王大臣本来脑子就不大够用，哪里禁得住这样哄，居然就答应了。
冯保大喜，决心把这事情办成铁案。他叫来心腹亲随辛儒，赏了20两银子，让他去东厂监狱，和王大臣同吃同住，一句一句教王大臣假口供。
果然，再次过堂的时候，王大臣有了新的供述：“是高阁老的家奴李宝、高本、高来三人与我同谋的。”
冯保心里一声冷笑：世界上的事哪有真的？谁在台上谁就是爷，这就是真的！
他立即差遣东厂校尉（缇骑）四名，飞马驰往河南新郑县，对前首辅高拱实施监视居住。
四位缇骑马不停蹄赶到新郑，先去了县衙。这东厂校尉是什么身份？那是连锦衣卫官员见了都要敬礼的。知县见了，惟有毕恭毕敬。缇骑吩咐，此行是为监视高阁老而来。那县官忙不叠派了一干衙役、捕快、牢头，把高府围了个水泄不通。一只鸟儿也别想飞出来！
却说高拱府里远远望见衙门的人出动，都心知不好，仆役丫鬟一哄而散。高拱本人则以为这是皇上要治他死罪了，一声叹息，便找出绳子来要上吊。家人连忙死死把他抱住。高拱无奈，只好硬起头皮，出来问几位校尉大人：“你们想要干什么？”
四位缇骑见了高阁老，倒也十分有礼貌，答曰：“我们可不是来逮您的，是怕此事惊吓了您老人家，特意前来保护的。”
高拱明白了暂时尚无性命之忧，才稍安下心来。
中国的“虎落平阳被犬欺”定律，古今皆同。堂堂朝廷重臣，就这样被一个只会玩猫腻的“宦竖”搞得死去活来。真是天理何在！可叹，如今太监虽是绝迹了，但“有卵的太监”似乎还未繁衍到尽头。
这件案子来得如此扑朔迷离，当时舆论认为其中甚有不可解之处。王大臣不过一盲流分子，私穿太监服装混进大内已属离奇，却又身怀利器，究竟意欲何为？《万历起居注》和《万历以来首辅传》都认为所谓“搜出刀剑”云云，系冯保事后栽赃。这也可以聊备一说。
事态仍在扩大。三天后，也就是正月二十二日，张居正上奏，正式代表内阁就此事表态。他说：“发生这样的事，臣等不胜惊惧震骇。经研究，臣等认为，宫廷之内侍卫严谨，若非熟门熟路的人，岂能如此顺利地接近圣驾？王大臣的这个行为，显然蓄谋已久。中间又必有主使勾引之人，请下旨责令刑侦衙门进行缉访，务得下落，杜绝祸本。”
这个奏本，据当今有关学者推测，显然是冯保已就构陷高拱的意图与张居正通了气，张居正不仅同意，而且予以配合，先以奏疏方式大造舆论。
皇帝哪里知道这些“潜规则”，既然大内都能混进外人，当然要查，于是立即批复；“卿等说得是，照办。当天守门的太监和卫兵也要拿下拷问。”
张居正的题奏一上，邸报传出四方，朝野立刻轰动。关注此事的官民人等都已看出，现任首辅要兴大狱了，矛头所指，正是前任首辅高拱！当下京城里人心惶惶，上至堂官，下至小民，无不惊骇万分。不知又有多少人头要落地，不知高阁老如何能逃过这一劫？
然而，冯保在高层斗争的台面上，毕竟是初出茅庐，这个案子的情节之离奇，办案的手段之荒诞，岂能堵塞天下人之口？
人心，就在此时显示了它的力量。
科道官员首先表示了不平，纷纷打算上疏指出其漏洞，但顾忌张居正的权势，一时还不敢冒然。刑科给事中聚在办公室里议论，群情激昂：“此事关我刑科，其无一言，遂使国家有此一事，吾辈何以见人！”于是当即草拟一疏，建议皇上将此案从东厂提出，移交法司（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会审，以求公正。为取得张居正的谅解，他们专程到朝房去面见张居正，陈述理由。
张居正不为所动，告诉他们：此时已成定案，无法更改，你们也不要上疏了。科道官员哪里能服，连续五天到张府求见，张居正躲得踪影全无。从朝至暮，只有一群官员在张家苦等。
御史钟继英等得不耐烦，自己独衔上了一本，暗示此案大有蹊跷，涉嫌陷害。张居正接到通政司转来的奏本，大怒，票拟“令回话”。你什么意思，给我讲清楚！
此时，张居正素所倚重的吏部尚书杨博，也持反对意见。他劝告张居正说：“事大，迫之恐起大狱！高公虽粗暴，天日在上，他万不能做出这种事来。若一意追究，必惹事端，且大臣人人自危，似乎不可！”
都察院留任的左都御史葛守礼，对老长官高拱心有念念，索性将东厂办案的内情透露了出去。消息不胫而走，百官更是激愤。
太仆（马政官员）李幼滋是张居正的老乡（湖广应城人），见舆论太过强烈，就抱病前往张府，问张居正：“张公为什么要干这种事？”
张居正说：“怎的说是我干的？”
李幼滋说：“大内拿下了嫌疑分子，张公就下令追究主使之人。现在东厂说主使人即是高老。高老如有不测，万代恶名都要归到您的身上，您怎么能解脱！”
在道义上，张居正已毫无退路，只有坚不承认：“我正为此事烦恼，几欲愁死，你怎么还说是我主谋？”
舆论反弹竟如此强烈，这是张居正事先所不曾料到的，不禁大为沮丧。据说，此间他曾一度去午门关圣庙抽签，以维持心理平衡。
那几日，张居正终日踌躇，绕室徘徊。这件事情，究竟做还是不做？令他着实难下决断！
张居正把事情做到这一步，草民我认为，此乃他一生之中的唯一败笔。此事逆人心而动，且漏洞百出，罗织构陷的企图太过明显。而权谋之事，无论如何也不能做到“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既然路人都知道了，还要坚持不动摇，岂非花岗岩式的思维?
